[转帖]发展民族医药 铸就时代功勋
北京藏医院暨北京民族医院作为唯一一家国家级民族医院，是我国民族医疗服务、民族医药研发、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政策宣传的重要基地和窗口，其建设与发展对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发展民族医药 铸就时代功勋
本报记者 向佳
北京藏医院在高楼林立的朝阳区并不显眼，拐进小关北里大约500米，才能看见这座高5层楼、朴实却独具藏民族文化特色的门诊楼。但是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座成立还不到20年的民族医院，却以其独特的疗法、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患者的口碑，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病人慕名前来。
不到20年的时间里，北京藏医院从刚刚成立之初的几排简易平房，发展到现在医疗功能齐全、学科建设领先、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国家级民族医药科研、教学、医疗为一体的综合医院。前不久，北京藏医院院长黄福开因长期以来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做出贡献，当选为“时代功勋-感动中国十大杰出医院院长”。他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民族医院院长。
打造民族医药窗口
记者见到黄福开时，他刚刚主持完医院的一个行政会议。由于第二天还要跟随政府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因此他有许多工作需要安排。
“这次出访，我们将集中展示我国60年来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的发展成就以及传统医药的优势，接下来还将向周边国家进行推广。”黄福开话匣子一打开就不离民族医药。“即将召开的东盟会议，我们的民族医药也将被加进去！”“民族医药不仅是中国的特色文化，还将发展成为一项特色经济！”
近几年来，随着民族医药地位的不断提升，黄福开也更加忙碌起来。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所北京唯一的民族医院的院长并非来自少数民族地区。黄福开出生在中草药之乡——安徽淮南，自幼深受中医药文化熏陶。1987年，黄福开调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此开始从事临床医学及藏医、民族医药的研究工作。
然而，就是凭借对藏医民族医药研究的沉积和继承民族医药的责任感，黄福开在1990年率先提出在北京创办藏医院。经过两年的调研论证和多方努力，北京藏医院于1992年宣告成立。而现在，北京藏医院并不是藏医一家独秀，而是汇集了全国主要少数民族医药的精华。
据了解，在黄福开的带领下，北京藏医院暨北京民族医院积极开展对优秀民族医药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不仅完成了多个对民族医药文献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还积极对民间有效验方展开抢救性挖掘和整理。每次到民族地区调研，遇到安全有效而且口碑良好的民族医药疗法，黄福开都会组织人员进行认证，通过行业标准认证的，他都会请这些专家到自己的医院开设专科门诊。
目前，北京藏医院开设了蒙、维、壮、傣、彝、土家医、回医等7个民族医药专科门诊，虽然这些民族医药的专科开设时间并不长，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民族医药的文化价值。北京藏医院已经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医药在北京的重要窗口。
“我不是经济学家”
北京藏医院从成立之初的几排简易平房、缺资金、缺人才，发展到现在医疗功能齐全、学科建设领先、初具规模较的现代化国家级民族医院，黄福开可谓功不可没。他在医院经营管理上提出许多独到见解。例如，他在全国民族医院中率先提出民族医院要走专科专病的发展道路，并广泛吸纳专科人才。这种方法很快在全国纷纷效法，对推动全国的专病专科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北京藏医院先后汇聚了来自藏区的许多著名藏医，诊治各种疑难病症100余万人次，总有效率达95%。用藏医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是治疗脑梗塞、脑出血、脑外伤、中风后遗症及功能恢复方面，获得医学界有关专家、广大医生和患者的好评。近年来，医院逐步建立起了“藏医糖尿病重点专科”、“藏医心脑血管病重点专科”、“藏医肝病重点专科”、“藏医糖尿病重点专科”等国家级重点专科，其中部分科室还承担起“藏医医技医法整理与研究”、“民族医药关键技术研究”、“民族医药科技现状调查”等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
很多人常常问起他，是如何对医院进行经营管理的，黄福开说，“我不是经济学家，虽然医院自成立以来就是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伴随医院18年的却是社会责任。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只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中医药事业、发展民族医药事业成果的一个缩影。”
的确，自1995年第二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以来，我国民族医院与民族医专科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有藏、蒙、维、傣、壮、朝、苗、瑶、回、彝等15种民族设有本民族医药的医院；全国民族医医院已由1995年的121所发展到195所。另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2001年开始遴选并重点建设了14个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和19个民族医特色专科(专病)，这些民族医专科(专病)已经成为当地患者诊疗某些疾病的首选。
全国民族医医院的发展体现了国家对于多民族、多文化、多种医疗手段的尊重和保护。
承担使命任重道远
一直在为民族医药事业奔走不息的黄福开，也会偶尔遭到医院一些职工的质疑。“咱们能不能先不管那么多‘事儿’，把医院先搞好？”——面对这样的误解，黄福开说，“北京藏医院是北京唯一的一所民族医院。没有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尊重，对于民族医药的支持，我们医院要想在北京这样一个医疗资源如此丰富的地方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北京民族医院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
目前，北京藏医院提出要集中发挥藏医、蒙医、壮医、维医、土家医、彝医、朝鲜医等多民族医药的优势，大力提高民族医药的临床、科研与教学水平，充分发挥多民族医药文化设在首都重要窗口的作用，努力成为民族团结的典范。
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黄福开也有很多担忧。“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民族医药人才的缺乏，行业的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民族医药千百年来为各民族繁衍生息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民间的方法也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黄福开说，但是由于各种民族医药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其发展和继承的情况也参差不齐。“有一些民族医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有一些民族医药的宝贵方剂、学说濒临失传甚至流失国外”，对此，黄福开带领北京藏医院积极开展对民族医药的抢救整理工作。
据了解，目前他们开展的对名老民族医的抢救工程，已经深入到藏区的基层藏医机构，甚至寺庙及市井，“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很多宝贵经验，我们不能丢！”黄福开动容地说。
2007年，黄福开带领北京藏医院申报的“民族医药关键技术研究”课题首次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2008年，医院正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国家级重点民族医院建设单位”。
这意味着正式更名为北京民族医院之后，他们将为我国民族医药的发展承担更多的使命。
中国中医药报200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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