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肿瘤防治：需从多环节切入
基于肿瘤只是种心身相关的慢性病之新共识，围绕着肿瘤防与治，人们的看法越来越有分歧，而且，新的声音越来越盖过传统的认识与对策。一、单一的生物学手段无法解决问题
诚如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原会长徐光炜教授所告示的那样“人们在认真地总结上世纪的经验后，不得不承认在与癌症做斗争的过程中犯了战略性错误。癌症不同于微生物引起的各种传染病，是一多基因改变的疾病，因此就不能采用以治疗为主的医学手段去对待”。
癌症的确是种生物学异常意义上的疾病，但不单纯是通常意义上的生物学疾病---大多数癌症不是单纯外界致病物作用后的结果，而是自体细胞在众多复杂因素作用下，自身繁殖和代谢过程中出了问题，所产生的一种既源于自身组织，又有别于正常组织，且严重威胁自体生命的疾病。
癌症的机理太复杂了，影响癌症发生与发展，以及治疗预后的因素多得不计其数。本书无法就此详作展开。在此，首先重复前已强调过的：大多数癌症是种“心身相关性疾病”。由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主编《心身医学》“心身相关性肿瘤”专章中介绍认为：癌症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因素相关。其中详细论述了情绪与肿瘤、生活事件与肿瘤、人格特征与肿瘤之间的密切关系；阐述了社会心理因素致癌的机制，认为与其他疾病类同，社会心理因素促使肿瘤发生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这三大方面。
不仅如此，人们早就指出，癌症还是种“生活方式病”，70%的恶性肿瘤之发生，与罹患者个体自身生活方式不当有关。
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人文、地理因素等均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及治疗密切相关。只要看一看癌症的区域地理分布差异图即可得知（补图）。癌症高发的分布，有明显的地理区域特征，与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水平之间也呈现出某种非常有趣的关系。此如说，以中国为例，沿海经济高度发展地区的癌症谱，正在快速变化之中，乳腺癌、肠癌、胰腺癌等快速上升，食道癌、阴道癌的发病率明显下降。恰与贫穷地区形成反差。
不仅如此，华人移居美国，曰本人移居夏威夷的第二代人中癌症发病情况变化不明显，第三代人的癌症发生谱则表现出与移居当地人的某种趋共同性。这显然不能单用生物学因素做出解释，它涉及了更为广泛的变化因素，如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非生物因素的影响。
又如，洪昭光教授曾指出：“美国人治癌症，一个一个地治，病人死得快，怎么治呢？小组治疗。癌症病人每个礼拜，7、8个人来一下，座谈，大家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心理什么难受，尽管说出来，互相鼓励鼓励，这么个小组疗法一来，大家心理很好，结果呢，化疗副作用很少，死亡率很低，成活率很高。”这些，单用生物科学是难以作出任何解释的，只能归之为人文关爱、人文沟通因素在起作用。
此外，即便是宗教因素也对癌症患者的治疗与康复起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影响。无论有意无意，宗教让人们看淡死亡，淡化死亡之恐惧。在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此“恐癌情结”尤其甚行，其实是“恐死”心理在作祟。临床上，许多昄依了宗教的患者，与医师的配合更为主动、默契，心态明显趋于稳定，这常常对抗癌治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三驾马车”：肿瘤治疗的新模式
很显然，肿瘤十分复杂的特性，要求我们在防治肿瘤时采取多种多样不同的手段与方法，要求从多个环节切入，只有这样，才能明显提高防治肿瘤的有效性。这就是我们提出“非医学手段”作为肿瘤防治“三驾马车”之一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针对纯生物医学的缺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学者提出了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替旧有模式，以改变传统的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机理，忽略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等要素的影响之弊端。这一呼吁已过去1/4世纪，尽管它早已成为教科书中公认的正确观念，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强大惯性作用，实际操作中，社会、心理要素等还是被医师们有意无意地抛之脑后，不屑一顾。对此，学者们也一再提出了批判性建议。
我们再次提出医学模式问题，只是意在强调：想弄清并解决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首先应该是关心“人”的学问。除决定躯体的生物学因素是医学的核心问题外，与人及其心身相关的诸多问题也都必须有所兼顾。因为这些问题或彰或隐、或大或小地同样干扰着人的心与身，影响着他的生与死。特别是对肿瘤这类异常复杂的疾病，这类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十分强大的，忽略不得的。忽略了这些，人们局限于生物学的许多防治努力将会付之东流。尽管中西医学理论体系差异很大，中医学的许多思想观念与操作实践部分地跳出了纯生物医学的范畴，但本质上说，它们都仍然主要是局限在生物学领域的。仅仅依赖中西医学两套方法，对于防治诸如肿瘤之类复杂性的疾病，欠缺依然很多。一个世纪的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说，强调中医学、西医学与非生物医学手段这“三驾马车”在肿瘤防与治中的共同或协同作用，恰恰是最好贯彻实施“新医学模式”精神的具体体现。对此，我们已经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尝到了甜头，取得了经验和成功。
三、非生物医学手段的重要性
肿瘤防与治的“三驾马车” 中，中西医学均有其重要意义，对此，人们也都有了丰富的经验与体会，并习惯上较易予以肯定。而“非医学手段”在协同中西医学防治肿瘤实践中的意义与作用，人们常常认识不足，甚至每每予以忽略。而在新医学模式和对肿瘤新共识的指导下，长期的临床实践却促使我们深切地意识到：非医学手段，或非生物医学手段、方法的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我们所称的“非医学手段”，其核心就在于“心理的”、“社会的”、“人文的”、“伦理的”、“生活方式的”。一句话，这些，也恰恰是新的医学模式强调所应予以关注的。
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手段去解决，这是不证自明的常识。认识到肿瘤的性质复杂，虽就其核心来说，属于生物学的异常，但干扰和影响因素众多，因此，要卓有成效地预防和治疗肿瘤，促使肿瘤患者更好地康复，就必须针对这些可能的影响或干扰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手段和方法，这就是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核心所在。
20多年前，笔者曾称唯生物医学论的经典西医学是“跛腿”的医学，今天我们依然认为是只懂得手术、化放疗，抑杀癌细胞的现代肿瘤学，仍旧是“跛腿”的医学。因为他忽略了很大一类可能干扰或影响肿瘤的因素的存在。而我们努力就非医学手段在肿瘤防治中的应用作出探索，虽许多探索只能说是肤浅，但毕竟是有益的。“非医学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一定能使关于肿瘤的医学认识与实践不再“跛腿”，不再有战略性缺憾。
——摘自何裕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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