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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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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却波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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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1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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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2009年07月11日11:47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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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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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季羡林之子季承:父亲今晨突发心脏病后昏迷逝世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吕绍刚)记者今日从北大了解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记者当日上午从北京大学获悉,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责任编辑:姚晓晨
作者:
却波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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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1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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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奖项简介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
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95岁生日采访实录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作者:
却波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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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1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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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季老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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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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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1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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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病房谈和谐
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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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季羡林先生了。前几次在京想去看季老,都不巧因季老治疗需要,谢绝会客,以至未能如愿。近日一到京,先挂电话向季老秘书杨锐女士询问季老身体状况,得知平安后立即要求前往探视。经请示认可,相约周一下午会见。早听李玉洁大姐说,季老住的病房挺难找的,所以那天下午我早早就赶到301医院,果然绕
了不少弯路才进入季老的病房。一进门,就看到季老坐在一张能坐能写的特制座椅上聚神阅读。我在季老对面就坐,眼前的老人,和蔼,安详,气色很好,除牙少了外,跟我以前见到的季老,仿佛没有什么变化。
我先向季老汇报了《季羡林散文精选》(中英文对照本)选编与英译的简况,在旁的杨锐告诉我,英译者提交季老想请教的若干问题,季老均已答复了。对这件小事解决得如此迅速和顺利,我虽只是点头含笑,可心底下实在是既感激又欣慰。
此前季老曾赠我他签名的《病榻杂记》。我告诉他,前一阵媒体上对这本书中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帽子”的评论很多,连台湾的李敖也放言凑热闹。多数评论自然是赞誉有加,但网上也有一些帖子说这是“炒作”。季老听了微笑说:“文人中是有人喜欢‘炒作’,有的还很有一套登龙术。但我一向喜欢讲实话,讲别人,讲自己,都要求实事求是,我的桂冠够多了,还需要‘炒作’吗?请摘那三项桂冠,纯属真挚的心愿。”对季老这项剖白,我愿加个旁证。几年前有人想提名季老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季老谢绝说:“称我作家我会感到脸红,我只能算是‘作家票友’。”李玉洁大姐曾告诉我,季老只承认自己是一名教授,顶多还承认是位翻译家,除此以外的衔头,他都不想沾光。可见,任何怀疑季老请辞桂冠的诚意,都是毫无根据的。
知道季老在《病榻杂记》中,引证了四条理由宣告“我不能封笔”,我就问他最近在写什么。他答在写有关和谐的文章。季老说:“和谐是东方人的思想,西方人的思想不是讲和谐,而是讲弱肉强食,你败我胜。”季老还举例说,两个小孩打架,一个赢了,一个哭了。我们习惯上常觉得哭的那个受了欺侮而安慰他。但在西方人眼里,前一个能赢,表明他有力量,强的就是要赢弱的。东西方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引伸出对现实世界中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季老认为,现在中国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这确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很值得人们深刻领会和思考。
讲到这里,季老随手拿了一张餐巾纸擦脸。顿时,他凝神地对我说:“讲和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季老指着餐巾纸说:“这都是木材做的,现在那么多一次性餐具,还有各式各样包装盒,一年要用掉多少木材啊!我身在这里,但能感受到森林在哭泣。这些年,我们付出的环境代价太大了。”季老不无风趣地批评浪费的包装说:“现在拆开包装,左一层,右一层,要经过‘两公里’才能见到里面的东西,取出小小一点商品后,那么许多大而无当的包装全成垃圾了。”听到季老提起包装盒,不禁使我想起他在新书中《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再论包装》这篇文章里所写的那些警语。季老写到:“人类衣、食、住、行的资料都取之于大自然。但是,……造物是有尽藏的,用之是有竭的。”“如此持续下去,将来人类只能在垃圾堆里讨生活了。”我的思绪还没跳出包装盒之际,季老又接着讲到节约水资源的问题。他说,现在不仅北京缺水,因为江河污染,就连历来多水的南方,好多城市也闹起了水荒。以前我说过,水资源缺乏是世界性问题,如不及早想出对策,将来世界对水的争夺,甚至要超过对石油的争夺。……
这次我本来是前来探视病人的,没想到却聆听到病床上的季老,关于和谐及节俭的一番极有远见的议论。季老在《大自然的报复》一文中写道:“人一生有三大任务,正确处理天人关系;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也就是所谓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问题。”又说:“东方主张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要成为朋友,不要成为敌人。……救之之方并不复杂,无非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同大自然交朋友,不再征服自然。”我在想,所有这些,不正是当前倡导的和谐精神、忧患意识和节俭意识的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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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7月11日 05:4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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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5月23日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1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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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教授倡言“大国学”
发布时间: 2009-04-16 15:42 来源:文摘报
98岁的季羡林教授倡言“大国学”,并非始于今日。5年多来,他虽然一直在病房休养治疗,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
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
季老这些话是完全符合几千年历史事实和文化积累传承规律的真知灼见。后来,我有机会多次当面向季老求教,每一次都能深深感受到季老坦诚的胸襟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季老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我们有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如齐鲁、荆楚、三晋、吴越、巴蜀、燕赵、河陇、青藏、两淮、新疆、草原等;也有多民族文化交融风格鲜明的学问,如敦煌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
因此,季老特别关注国内出土的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指出应该重视这方面研究人才的培养。有一次,在谈及目前我们缺乏满文研究人才时,季老感慨地说:“满文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一种语文,如果失传,那实在说不过去。现在要编《清史》,不会满文,怎么查考满文档案?怎么能编得好?”
季老多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值得引起出版、学术、教育界的关注。
(《光明日报》4.8 柴剑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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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骨铮铮2002
时间:
2009-7-11 17:49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深切悼念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1 17:50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我所接触到的季羡林先生
毕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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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在新著《病榻杂记》中,辞去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他的谦逊、平实精神再次受到广泛的敬仰。说到“国学大师”一事,他写道:“约摸十几二十年前……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季先生说的《人民日报》的记者就是我。这使我想起了由我这篇文章引起的我同季先生的接触。
季先生所说的那次国学讲座,其实我没有在场,但知道这次讲座的盛况。这次讲座的确也是促使我采写《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的一个原因,而我采写这篇报道的起因是北大《国学研究》第一卷的出版。
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在北大临湖轩开出版座谈会。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去采访。座谈会上,季先生及张岱年、邓广铭先生等一批蜚声国内外的学者发表了很多深刻的见解。记得季先生在发言中说:“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他认为会有人反对的。他的发言质朴,见识深远,给我深刻的印象。之后,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采访、写作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全文八千多字,夹叙夹议地详细报道了新时期北大传统文化研究的状况和成果。此文加编者按于1993年8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不少读者赞扬《人民日报》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报道。北大的反响更大。季先生读了之后兴奋地说:“真是《人民日报》为人民!”他当即向学校建议,趁此良机抓紧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院,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研究。
正是在此文中,我首次把曾在北大任过教、兼过职的一批著名学者列为“国学大师”,提到名字的就有29位,其中有季羡林,以及当时还健在的邓广铭、张岱年、周祖谟。我的理由是:这些学者都学贯中西、古今兼通,对中国文化各有创造。这就是季先生头上“国学大师”这顶“桂冠”的来历。在此之前,媒体未见有“国学大师”之称。历史上“大师”曾用来尊称汉朝的经学家如董仲舒、郑玄等,也用以尊称艺术家和高僧,如“戏剧大师”卓别林、梅兰芳等。这样的大师也是很少的。旧清华大学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也未被称为“国学大师”,而是被称为“四大导师”。我至今认为,我把上述学者尊为“大师”的理由是合理的,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我当时没有想到,把季先生尊为“大师”,竟让他感到如此的不悦!我更没有料到,“大师”这个称谓竟从此广泛地用开了,并很快被滥用而“贬值”了。而“国学”这个词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却因媒体对北大国学研究的宣传又重新流行起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座谈会,商讨成立北大国学院事宜。出席的有文科几个系的负责人和季羡林、邓广铭、任继愈、张岱年等十多位教授。我也被邀参加。季先生还是穿着他那身大家熟悉的蓝色旧中山装,总是坐得身板挺直的。会上就成立国学院的经费、人员等事项展开讨论。季先生表示,只要国学院批准成立,经费不是大问题,如学校不能解决,国学院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人员大部分可由各系的人兼职。可以感到,他平淡的话语中,对建立国学院的心情是迫切的。可是座谈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成立北大国学院的事也就一拖就是十来年。座谈之后大家到北大勺园用餐。季先生跟邓广铭、任继愈两先生都是山东人,他们坐在一桌。我也被安排在他们那桌。他们三位对招待贵客的佳肴都不感兴趣,商量说:“还是吃咱们山东人常吃的吧!”于是他们向餐厅要烙饼卷大葱吃。餐厅只得给三位大师烙了大饼、剥了大葱、端来黄酱。
不出季先生所料,果然有人出来反对“国学”研究,扣了很大的帽子。有一家小报也针对我的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北大今天的传统文化研究与当年胡适的“整理国故”一样,是“开历史的倒车”。还说北大宣传国学是为了“拉赞助”等等。这当然引起北大很多教授的愤慨,连一向处世平和的季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国学究竟于他何害?”他慨然问道。北大有关人士跟我联系,探询要不要有所反应。我请示编辑部一位领导。这位领导说,不要因为小报上阿狗阿猫说了什么就去反驳人家。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倒是可以请北大再写篇文章向读者做些解释,最好请季先生写。我给季先生打电话,请他写这篇文章。题目、内容、写多长都由他自己决定。季先生不喜与人争辩,因这次只是讲他自己的看法,他同意写了。
到了1994年1月中旬,我收到了季先生的文章,题为《国学漫谈》,两千来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国学的重大作用,指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他还是一贯的风格,写得如同跟人聊天一般,平和、亲切,没有大话、空话,但又很深刻,包含智慧。全文除了两处我有疑虑之外,其余一字不需改动。一处是季先生引用韩愈的一句话中,有个字很生僻,词典里查不到。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列宁曾引用过的一句欧洲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用以说明国学、传统文化研究必然要继续发展的,就像沙漠中的驼队,不畏艰难,坚定地负重前进。意境是很美的。季先生熟悉欧洲谚语。这个谚语意在形容驼队,而不在狗。狗在欧洲人心中也不是坏东西,而是人类忠实的伙伴。但我还是认为不妥,读者会把注意放在狗身上的。我给季先生打电话,一是请教他所引韩愈文中的那个字,二是跟他商量是否删去那句欧洲谚语。季先生给我讲了韩愈的那个字。至于那个谚语,季先生表示,如会引起争议就删去。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季先生一封信,又告诉我韩愈的那个字是什么字。看来他是又查了《韩昌黎集》的。
季先生这篇《国学漫谈》于1994年2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显著地位发表。季先生声望既高,又很少在报上发表文章,更因见识高深,所以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响应。季先生对国学研究的发展和国学教育的开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此文在客观上也强化了公众对他是“国学大师”的认同。这大概是季先生所没有料到的。
后来,在一些学术活动中我还几次遇到过季先生,但都没有多谈。他还是那身蓝色旧中山装,还是身板坐得挺直。再往后,我就只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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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7月11日 05:5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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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7月18
作者:
却波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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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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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301院方: 季羨林走時很平靜
2009-7-11
【大公網訊】北京三0一醫院院方下午五時許向記者證實:季羨林先生遺體已于中午十一點半由北京大學黨委、其子一行接離醫院,由特制冰柜保存,一切后事安排最晚將由北大治喪委員會于今晚公布。
據中新社北京七月十一日電,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院發言人說,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樣的。季老還有二十多天就要九十八歲了,他走的時候很平靜,其子全程陪同。院方只負責季老的治療,相關病情和其他情況必須有北大校方同意他們才能對外公布。醫院將不舉行專門的告別儀式,季老的追悼會將由北京大學統一安排,三0一醫院不會有其他安排。
據悉,已經在三0一醫院住了六年的季老今天上午因心臟病突發辭世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1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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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即时新闻:季羡林今晨去世 本报独访其子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7-11 13:45:33 · 来源: 新京报网
新京报即时报道(记者张弘)记者从季羡林之子季承处获悉,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季承表示,“我每天都去看望父亲,他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脸上笑呵呵的。昨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状况还不错,还坐在床上写毛笔字。今天早上,他突发了心脏病,我很快赶到了医院,当时他已经昏迷,医生没有抢救过来。”季承还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的姐姐已经过世,因此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自己唯一一个亲人。记者从北大获悉,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表示,自己一早已经得知此消息,对季老的去世非常意外,因为前两周的身体情况一直还比较良好,他也未能见到季羡林最后一面,所以心情非常难过和遗憾。 钱文忠还透露,季羡林最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因为儿子一直陪在他身边。
记者从外研社获悉,《季羡林全集》正在出版之中,该社对季老去世表示十分意外和悲痛。
详细报道见7月12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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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7月11日 06:1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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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帖摘选:
网易山东菏泽网友 [longlyboygqt]: 2009-07-11 12:42:54 发表
大师大德存大世
齐鲁乡音恸子逝
百年不出先生后
奈何无料人时史
2009-07-11 12:50:45 新浪天津网友
季老驾鹤,文盟大缺,已为寥寥中之巨憾。学者身份,宗教领域,终非西天灵山坡前。经历浩劫,临断再郁,怎可是顽猴可臆。探索入境,尚远本质,应继巨肩漫漫!季老走好!阿弥陀佛!
网易四川乐山网友[li] : 2009-07-11 12:42:34 发表
这一阵子咋回事,走的都是需要我们仰望的人。
网易河南郑州网友 2009-07-11 12:42:18 发表
我是一名学生,一直以来都十分敬重季老先生,也十分喜爱大师的文章.大师的每一篇散文我都赞赏不已.90后的我们一样尊重和推崇老一辈文学大师的文学创作精神.我们也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学精髓.让社会认可我们,认可我们不是脑残的一代,不是畸形的一代.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1 18:15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我是一个杂家,样样通,样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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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2009-07-11 14:05:08
世上的事,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从春节开始,我受理了一项特殊任务,负责全国重大典型人物黄涛的前期宣传准备工作。黄老今年88岁高龄了,一生从事红色经典的图书编辑工作,关于黄涛的事迹,敬请看本博客博文《惊动中共高层的一部书》。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要经常出入301医院,采访黄老。突然有一
天,黄老的爱人马阿姨对我说:“隔壁住的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得知这个消息,我就在心里盘算着要找机会看看季老先生。可我知道,季老97岁了,他在301医院已经住院五年,他的腿脚非常不便,只能以轮椅代步。五年来,季老的健康和生活牵动着我和许许多多国人的心。在热心的马阿姨的帮助下,季老身边的杨秘书终于答应让我们见面了,要知道,从春节后,季老的病房里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是谢绝一切人员探视的。我们能有这特殊的待遇,真的感谢马阿姨。
签名对97岁的老人来说,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4月5日的下午,我们按照预约的三点准时敲响了季老的病房门。和我同去探望季老的有我们的总编辑郑晖大校,有我们单位的张良村博士,还有刘翎副教授。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病中的季老,我特意和杨秘书进行了交流,得到了一些季老在301医院的近况。
千万不能叫脑袋闲着
杨秘书说:“季老目前病情比较稳定,而且心态非常乐观。”从2003年起,季老开始“三进宫”,有一段时间因为皮肤癌,手上脚上起小水泡,但他却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描写疾病的顽固,说小水泡是“戳穿了一个,站起来两个”。五年来,照先生的话说,虽然身体有了毛病,但脑袋还是“难得糊涂”,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一直是打腹稿。据了解,他的作品《病榻杂记》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住院至今撰写的90多篇文章,计20多万字。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其中季老叙述自己住院情况的内容,更是首次披露。
季老先生在病榻上依然坚持写作令前去的后生个个敬畏,《病榻杂记》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先生在病榻上写的。在《病房里的日常生活》这一小节中,他如实地写道:“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了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几十年形成的习惯,走到哪里也改不掉。我每天照例四点多起床,起来立即坐下来写东西。在进院初,当手足上的丑类还飞扬跋扈的时候,我也没有停下。我的手没有问题,脑袋没有问题。只要脑袋没问题,文章就能写。”他说,他从来没有把脑袋投闲置散,到了医院,转动的频率似乎更强了。
千万不能封我为大师
季老说:“我是一个杂家,样样通,样样松。”
由于博古今汇东西,才情纵横近一个世纪,季老先生常常被人冠以“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国宝”等称号,但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些灿烂辉煌的帽子,在病榻上,他撰文昭告天下:希望能把“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国宝”这三顶别人加在他脑袋上的桂冠统统摘下来。
说到国学基础,季老说他从小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他从来没想过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季羡林先生在书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他谦称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了。为此,“特昭示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出于对溢美之词的“惧怕”,季老说别人写他的文章他是基本上不读的,现在因长居病房,长昼无聊,除了照样舞文弄墨之外,也常考虑一些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问题,“凭自己那一点自知之明考虑自己学术上有否‘功业’,尽量保持客观态度”。
摘掉三顶“帽子”的季羡林先生戏称自己只是一个“杂家”,“样样通,样样松”。
千万不能不笑对人生
在《病榻杂记》里,季老先生还介绍了自己生病的经过和治病的历程,并讲述了自己在医院的生活。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别人住院都希望借机把身上的各种病都治治好,可他却怕给大夫找麻烦,耽误别人的治疗,干脆接受“教训”,讳疾忌医,争取相安无事。
他写的《三进宫》文中有这样一段:“我已经九十二岁了。全身部件都已老化,这里有点酸,那里有点痛,可以说是正常的。有时候我漫不经心地披露出一点来,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瞒不了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三位主治大夫。有一天,我偶尔谈到,我的牙在口腔内常常咬右边的腮帮子,到了医院以后,并没有专门去治,不知怎样一来,反而好了,不咬了。正如上面所说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知是哪一位大夫听到了‘牙’字,认为我的牙有点问题,立即安排轮椅,把我送到牙科主任大夫的手术室中。那一位女大夫仔仔细细检查了我的牙齿,并立即进行补治……又有一次我谈到便秘和外痔,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一位泌尿科的大夫,给我检查有关的部位。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既感动又不安。从此以后,我学得乖了一点,我决不再说身上这里痛那里酸。大夫和病人从此相安无事。”
病中的季老先生还不乏幽默感,他写了一篇《我的美人观》,来讲述自己如何看待美人。他说:“我认为美人之所以被称为美人,必然有其异于非美人者,但是她们也只具有五官四肢,造物者并没有给她们多添上一官一肢,也没有挪动官肢的位置,只是在原有的排列上卖弄了一点手法,使这个排列显得更匀称更和谐,更能赏心悦目。”
我们在病房仅呆了十多分钟,起身告辞时,我提议大家合个影。季老坐在沙发的中间,我们分开坐在两旁。杨秘书帮我们按快门前,发现大家的表情没有笑脸,便建议大家笑一笑。季老乐了:“你不下命令,我们哪敢笑呢?!”所有的人都笑了。
第二次见季老是4月29日,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从河南专程来看望黄涛。听我说季老和黄老住邻居后,也想去看望季老。早些年,徐洪刚的英雄事迹在全国传颂的时候,曾去北京大学做过报告,季老时任副校长,听过那场报告。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允诺。徐洪刚准备了两本书,想请季老签名,一不留神,季老签错了一个字。但老人很快回过神来,给改过来了。让我们所去的人都很折服。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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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齐鲁之子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
2009-07-11 17:57:45 作者: 来源:大众网综合 【新闻论坛】 我要评论
今晨4时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3岁。8时50分左右,国学大师季羡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8岁。两位山东籍大师相继离去,让整个文化艺术界蒙上浓郁的哀伤。
2006年1月26日,95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今晨4时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3岁。8时50分左右,国学大师季羡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8岁。两位山东籍大师相继离去,让整个文化艺术界蒙上浓郁的哀伤。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等,并当选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他精通12国语言,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终成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相关资讯
▲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深切哀悼季羡林先生。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温家宝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会去看望季羡林先生。每次相见,两位老朋友都能坦诚交换意见,聊得十分愉快。温家宝评价季羡林,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其在牛棚亦不放弃理想。
作者:
再来
时间:
2009-7-11 21:50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临清这个地方是养不少牛X人物,傅斯年先生虽祖籍江西,但是也是喝聊城的水长大的。
聊城惠民地区的人会把临清人称"临清猴", 表示临清人猴精猴精的,我看多半还是出于嫉妒吧!
作者:
自然奥妙
时间:
2009-7-12 17:38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或许是乐极伤生,平安是福,健康是乐,中医上百岁的我望闻数位,不尊能用能,兴讲能评能的体制,祸国殃民啊......季老一路走好!!!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4 18:18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 风风雨雨一百年
日期:2009-07-13 作者:范昕 来源:文汇报
季羡林先生与爱猫在一起。
2009年7月11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载人生历程,含笑西去。
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称谓,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先生风风雨雨的近百年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透过老人平易近人的絮语,人们仿佛随着他翻阅人生书本中生动的一页页。
——引言
自传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幼无大志,幸运垂青
我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我忘了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大概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题目是汉译英。我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我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缘定清华,多面受益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授课。尽管我对他们心怀感激,但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不能听和说。
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的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的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影响至今。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却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从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
任教北大,治学半生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也都属于鲁迅所言的“勤捉”之类。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而且立竿见影。
(摘自《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絮语
我的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谈往事
我仔细读了读这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后者仿佛记流水账似的,刻板可厌,间有写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却写得丰满,比较生动,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一些将近七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子时写的东西。我当时已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但是,那些东西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在有意无意间有点忸怩作态,有点做作。日记却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有像李越缦写日记时的那些想法。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清华园日记》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蔽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这多一半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不能怨天尤人。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彼此彼此,我并没有多少怨气,也不应该有怨气。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
——《我和北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牛棚杂忆》
谈生活
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九十述怀》
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九十述怀》
谈人生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听说还有人正在写作。至于单篇的文章数量更大。其中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当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别人写的传记和文章,我基本上都不看。我感谢作者,他们都是一片好心。我经常说,我没有那样好,那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在病中》
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九三述怀》
谈治学
被戴上“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在病中》
谈长寿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
——《老年谈老》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长寿之道》
范昕摘编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9 11:46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日记难现全貌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7-19 2:38:41 · 来源: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张弘 实习生张琪)日前,记者在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季羡林、任继愈追思会上了解到,季羡林的日记短期内很难以全貌出版。
追思会上,季羡林的学生、社科院研究员刘建称,“季老大概留下了100万-150万字的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记者从外研社获悉,刚出版的《季羡林全集》仅收录了季羡林早期的《清华园日记》。一知情者称,季羡林不同意收录的后期日记“涉及很多具体的人和事,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出版。”
作者:
却波渔翁
时间:
2009-7-19 11:56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季羡林老先生没说完的话。
直言了,2009-07-14。[原创: 直言了, 2009-07-14 20:11:28]
曾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活动中(是在那里举办的活动,不是联合国总部活动),几次听到该总部搞文字文献的行家说,当今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梵文及梵文文史专家,季羡林老先生是其中之一。且不说别的国家地区,就是曾发明使用梵文的国家地区,遇到相关文史问题,必备指南参考就包括季羡林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季老和他的学术成就在国际社会是如何倍受尊敬。
季羡林老先生留下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财富,也不仅仅是学者人格的精神财富,他的遗产也包括物质金钱财富。然而,您就是当代最大侦探福尔摩斯,也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痕迹能质疑季老先生通过官位或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哪怕是一分钱。他留下的物质金钱财富,来自于社会和历史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市场评价,而不是来自他自己刻意赚钱。
不夸张地说,季羡林老先生的生平,是现代中国学者完美品格的集中体现。
当然,季老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课题,其中之一: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不是遵循“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轮回模式?这是一个“地缘文化”的问题。季老认为,世界文化中心曾是东方、然后是西方、现在正在转回东方。季老这里的东方,其实说的是中国。
然而,从古代到工业革命现代化之前,人类社会并没有一个地缘文化中心、而是多中心的:地中海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玛雅文明。中国属于远东文明。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成为全球全人类的文化中心,主要缘故还不是地缘位置,而是工业革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影响程度。这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法治分权、公民意识;艺术、科学、政治和宗教彼此独立自由发展。西方实现得彻底、影响大,自然,它就成了所谓的世界文化的中心。
进一步说,古希腊古罗马曾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为工业革命现代化奠定基础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基本原则就来自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改造。可是,在全球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希腊和意大利都没有因为地缘轮回而再次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所谓中心是由西欧转向了本来是完全边缘化的美国,美国成了西方世界和当代世界的文化中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曾是最边缘化的美国最彻底地实现了工业革命现代化。
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现代化开始以来的数百年时间里,中国从几个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位置滑到了世界文化的边缘化社会的位置。其主要原因还不是殖民主义统治(美国也曾是殖民地国家),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革命现代化,甚至时常显露出抵制、拒绝和抵抗工业革命现代化。在这种状态下,不要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它能够避免进一步边缘化、能避免被世界历史抛得更远更落后,就不错了。
工业革命现代化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成为不可阻挡的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又想成为世界中心、又抵制成为世界中心的主流因素,而在抵制不了的时候,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从漫长历史的故堆里寻找文化安慰: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曾是多么领先和多么伟大。这种面向过去的安慰感跟西方经常出现的面向未来的危机感形成强烈的历史对比:西方社会遇到历史性的文化冲突的时候,往往是面向未来、看看和说说自己距离理想状态是多么落后和多么可怜。
诚然,西方社会为中国的文化安慰提供了国际条件。1960到1970年代,从美国开始,西方社会普遍兴起了“后现代化”的思潮;1990年代,“后现代化”思想开始在各个领域付诸实际行动。在中国,西方社会的“后现代化”被严重误解了,以为西方在否定工业革命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西方都在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现代化了,那当然,抵制该现代化的中国农业社会就要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了、就要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了。
其实,西方社会的“后现代化”并非是否定工业革命现代化,而是通过反省现代化过程来强化文艺复兴的基本原则,从而完善现代化。譬如,1970年代之后,人权问题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艺复兴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强化实践,其突西方出实例之一,就是个人价值的大大提升、女性和黑人成为国家的领袖人物。再譬如,19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这几年来,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解,突出实例之一,就是教皇和霍金的会见。而这个和解,正是强化文艺复兴的科学与宗教各自独立自由发展的原则。工业革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文艺复兴;无疑,文艺复兴原则的强化必将带来现代化的完善。就是说,“后现代化”并非是否定工业革命现代化,而是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自我完善。
纵横对照,可以明显看到,季羡林老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为一边渴望成为世界中心、一边抵制充当世界中心角色所必有的成分主流的当代中国社会注射了一剂双重功能的安慰剂:中国开放向前看,它是激励鼓舞;中国封闭向后看,它是老本资产。不管怎么看,有一点很清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的立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就世界历史和世界地图看,“东方”包括印度和中国。季老的学术成就之奠基是梵文文史及其轮回思想。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就是:永远告别之前,季羡林老先生没有向我们说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里面的“河东”是否包括印度。
作者:
古水流
时间:
2009-7-19 12:00
标题:
[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C%BE%CF%DB%C1%D6&classid=0&format=&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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