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是中医的延伸，而不足取代中医。

196608

我想持激进保守观点，拼命要割裂中医和西医关系的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试想，假如某一天，中医学院真正全部取消了现代医学课程，那就意味着，中医医生连人体的正常体温多少都缺乏标准；因为没有解剖学的知识，静脉输液、肌肉注射的医嘱都无法完成。国家也只好象台湾香港一样，不给与从业中医师哪怕是应用体温计、听诊器的权利，更不要说心电图、透视了。假如，门急诊来了一个胸前区疼痛的病人，请问中医师如何判断将来的预后；假如又来了一个剧烈头痛的病人，西医应用CT很容易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马上给与制动，中医生仅靠望闻问切能否立即判断，如果放任病人继续活动，导致第二出血并死亡，中医生应否负法律责任，是否因为中医学没有相应的记载而免除法律责任，由病人自行承担选择中医的后果。国家给与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的机会，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学习自由。一些人没有能力学习现代生命科学知识，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重，以自己的好恶和狭隘的小群体利益为标准，并企图应用社会公权力来限制他人探索的自由，其用心和其毒也。

196608

咸丰皇帝避暑热河，突然口不能言，诸医束手，数个时辰暴毙行宫；如果诸君读过清宫医案，可知当时诸医窘相。清朝末年，东北大疫，死人无数，中医医治无效，当时日本人以消除瘟疫为借口，意欲占我东北，清朝官吏无奈，只好派一留学日本的西医参与防疫，平息了事件。
民国初年，中医显然比西医更受欢迎，湖南督军老母病重，延请多位中医医治无效，才请西医颜福庆，诊为大叶性肺炎，经医治，旋愈。遂有湘雅医学院诞生。青史昭昭，诸君可自查。
如果按诸君所言，当时的中医应该比现在的中医更纯粹，水平更高吧。
至于，激进能否修饰保守，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如美国防长拉氏持保守立场，态度就极端激进、有挑衅性。当然，按照某些意识形态的有色眼光，就认为，左的才可能是激进的，保守的一定是平和、中庸的。我个人认为：我们都需要提高现代汉语的水平，诸君以为何如。

196608

Lomond君，一口一个非典型肺炎，我不知这一病名出自中医何典？如果Lomond君果然是中医，冠在西医病名下谈中医治疗，是中西医结合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思想，Lomond君是否是中医的叛徒？
中医的古典以及现代的著作中是不可能将SARS与其它具有发热、咳嗽等急性症状的疾病相鉴别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单纯依靠中医既不可能将SARS鉴别出来，也不可能立即采取后来针对性地公共卫生措施，导致大面流行的事就难以避免了。
这在中国是有惨痛历史的，元末明初，正是中医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山东大疫，人畜具死，几乎断绝人烟。朱元璋的大将常玉春领兵自山东西部一路东行，千余里后，发现只有青州一孤城内还有人烟，为防瘟疫，关闭城门，只需外出，不许入内，才保住了少数人性命。这也是为什么从山西等地大量移民山东的原因，解手的叫法也是这时候开始的。难道当时没有中医吗？我们今天知道当时是什么瘟疫流行吗?最起码，Lomond君知道公元2003年流行的是非典，而不是别的什么病。
至于SARS的治疗问题以及其他病毒感染的治疗问题，我肯定比Lomond君更有发言权，但我不认为这里是讨论的合适场所。

196608

艾滋病拯救得了中医吗？
·方舟子·
　 　　如果有一位江湖医生，什么病都治不了，却声称有祖传秘方专治新发现的疑难杂症，那么，我想有些头脑的人都会觉得很可疑。这是我最近读了《商务周刊》的封面文章《艾滋病拯救中医》之后的一个联想。
　　虽然在中国相信中医的人还非常多，但是中医却没能拿出什么成效对得起这种信任。搞了几十年的中医现代化，至今只有一种得到国际承认的新药青蒿素算是和中药沾了点边。同仁堂龙胆泄肝丸事件让公众知道了中药并非没有毒副作用，乱服滥用会对身体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一些常见中成药、保健品被揭露出添加了西药成分，实际上是西药在起作用，更使中医的名声大大受损。
　　不久前国内管理部门允许临床试验中药做为治疗艾滋病的辅助药物，能否减轻西医的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这在媒体上被夸大其词地报道成用中药治疗艾滋病。据《商务周刊》的报道说，“一些民间中医和业内人士希望通过在艾滋病治疗实践中的努力，让这个传统行业走出困境。”
　　这样的希望，就像患了绝症的病人乱投医一样，都是把死马当活马医的绝望之举。为中医辩护的人往往声称中医是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依靠长期的经验摸索的确有可能发现某些疾病的某些治疗方法，但是这不适合于像艾滋病、萨斯病这样的新兴传染病，对此，中医的“几千年经验”是毫无用武之地的。我不相信对肆虐了几百几千年的老传染病束手无策的中医，却偏偏能专治新兴传染病。
　　那篇报道通过采访中医和患者，列举了一些中医如何有效地治疗艾滋病、SARS病的例子。对这类中医药如何神奇的报道或广告，读者只要记住现代医学的这条金科玉律即可不受其蛊惑：个案证明不了疗效，患者的证词不能做为疗效的证据。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治好了某种病，并不等于就真的是那个药在起作用，可能是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作用，也可能是误诊。要确定一个药物是否有效，必须经过一定规模的临床试验，必须有吃安慰剂的对照组做对比以排除安慰剂效应（就是说，排除心理暗示的影响），而且必须双盲（在实验过程中医生和患者都不知道患者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只有第三方知道），以排除主观倾向。
　　在那篇报道中，我发现那些提倡中医的人，其言辞充满了自相矛盾。一方面声称中医的精华在于“辨证施治”，对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治法，一方面却要求批准、推广某个特定的中药药方，这是自相矛盾。所谓“辨证施治”，其实不过是在药方无效时的借口而已。
　　一方面声称中医药曾经治愈了SARS病，一方面又承认对此没有系统的统计，这也是自相矛盾。没有系统的统计，何以知道确实有效？
　　在那篇报道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居然拿“英国西医两次会诊宣布刘海若‘脑死亡’，结果最后是中医使刘海若起死回生”这个谣言说事。刘海若脑死亡本来就是媒体的以讹传讹，并非英国医生的诊断。英国医生又不是江湖医生，岂能没有做脑干功能等测试就宣布一个人“脑死亡”？那是中国记者宣布的，不是英国医生宣布的。至于刘海若后来如何起死回生，根据宣武医院王副院长对记者的介绍：“院方在广泛应用现代医学技术的同时，还引入了针灸等中医传统疗法，收效明显。同时，在中西医结合、全方位治疗的过程中，按摩、康复、电刺激等先进治疗方式也为海若最终的苏醒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既然是全方位的中西医结合，究竟中医疗法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可就难说了，从王副院长的措辞看，似乎中医疗法只起辅助作用（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牛黄安宫丸”院方提都没提），怎么在贾谦看来就全成了中医的功劳？
　　贾谦自称是中医信徒，倒也坦率，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把他领导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视为信徒为了自己的信仰根据道听途说搞的研究，与科学无关。

196608

我想再重复一遍，随机法和盲法是数理工具，为了排除误差，更防止造假，不是西医发明的，也不为西医专用，在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都在应用，也不仅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领域也常用随机法和盲法，不能把所用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成为西医，他们没有行医资格。况且，绝大多数西医也不会具备如此雄厚的数学功底，能够创造数学理论。
我想再告诉医林春风君，数学建模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一个医学事件都有随即双盲的条件。对于如何个体化处理特定的病人，还有一种工具叫临床决策分析。但现代医学工作者从来也没有满足现况，医学科学还在不断发展中。
如果医林春风君是医疗工作者，应该知道出院标准是怎么形成的，不会是你我任何人随便说治愈就治愈的，这应该是医学生的问题吧。

196608

稍有医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反应停事件时还没有随机双盲的试验，也没有药物致畸实验。正是这一类惨痛的教训，人们才完善了一系列医学研究的规则。可以说，几乎每一个规则，都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容玷污。
医学所系，性命相托。
当一个具有爱伤观念的人，遇到他人患病时，医生的崇高天职应该促使他采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治病救人。而不是考虑自己的门派，考虑自己小集团的利益。
医之所患，病道少。古人都知道的道理。如果连这些古人做人的基本准则都没有继承，谈何继承传统。

196608

非碘性肺炎就是疠气吗？医林春风君认为是一种新流感病种。看来，你们两者存在争议，到底哪个正确哪？以什么为标准哪？
如果说非碘性肺炎就是疠气，是否有明以前就存在了，是不是疠气潜藏了数百年才又致人发病哪？
非典初发，众说纷纭，后来人门发现冠状病毒是罪魁，即使院士，大家也敢否定。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但，Lomond君说是疠气，医林春风君说是新流感病种，出口皆成标准。我不明白，既然两君这么清楚，应该知道其传染的途径吧，古代肯定没杀果子狸吧？为何没有告诉卫生当局，导致那么多果子狸惨遭非命，至今还是悬案，也让许多美食家没有了口福，情何以堪。钟南山院士新近刚被推举为中华医学会的会长，按诸君学说，应该送上审判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