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本人所作《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的目录、序、跋发上，供交流。

山尔一夫

    以严谨、严肃的态度讨论学术，应称为本论坛参与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很高兴看到学者们就“中西医结合”这个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高见。

山尔一夫

  兹将拙作《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的目录发表，全文另续，敬期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目  录
前  言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第三节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第四节“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第五节“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第六节“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第七节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第八节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第九节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第十节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十一节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简短的结语


-=-=-=-=- 以下内容由 山尔一夫 在 2005年12月06日 11:31pm 时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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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严谨、严肃的态度讨论学术，应称为本论坛参与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很高兴看到学者们就“中西医结合”这个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高见。兹将拙作《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的目录和中文摘要发表，全文另续，敬期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目  录
前  言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第三节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第四节“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第五节“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第六节“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第七节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第八节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第九节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第十节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十一节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简短的结语
                                
                                  中文摘要
   
一、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的局面是中国医学界独具的特点。
   党和国家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1960年已基本定型。毛泽东指示、党报社论、政府文件等，应该成为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基础。我们有充分依据为“中西医结合”下这样一个定义：
   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的过程。
   简言之，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研究过程。明确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哪些工作属于中西医结合，哪些正确的研究结论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与实现最终目标有关的自觉活动，都当视为中西医结合工作。因此“中西医结合”具有比较宽泛的外延：中西医生的团结合作、中西医疗技术的并用、中西药物的配伍、中西医理的互证、中西医学的交融，都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
    二、 “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的开端。建国初期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及1954年以后中西团结合作的真正实现，是中西医结合迈出的第一步。
   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中，“西学中”人员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后来随着中医院校正规教育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学习西医而由中医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人才者逐渐增多。这类人才与“西学中”相比，虽有西医学基础不够坚实的缺陷，但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 中医学方面，却又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确立现代科学方法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关键。关于“现代科学方法”的含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西医结合专家即进行过专门论述。现代科学方法当然包括现代医学方法。一般而言，生命科学不过是物理、化学、数学等非生命科学在生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由于方法论的统一性，现代医学与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高度亲和性，是传统医学所无法比拟的。直接应用现代医学以外的现代科学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在中医药现代研究中不会占有太大的比重。
   在关于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曾经萌生过用传统医学方法研究西医药的思想。例如有人专门围绕着“西药中药化”问题发表论著，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来研究现在使用的西药，使之具有中药的理论、特性和功效内容，从而不仅能为西医使用，也能被中医按中医药理论来使用”。西药具有特定的西医诊断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严格的配伍规律和使用剂量，这些精确的定量参数，是笼统的中药性味归经理论无法概括的。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西药的设想不过是无法操作的空论，有违于科学发展规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统一的新医学”。
    “统一”是“结合”的结果，而“结合”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中医药学的历史过程，决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也不是所有内容的水乳交融，而是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统一于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两种医学的全部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的融会贯通。“统一的新医学”的科学形态必然是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形态，不可能是传统的科学形态，也不可能是传统与现代相混合的科学形态。当然，作为“统一”基础的实验科学决不是停留在目前水平的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对于人类各方面的真理性认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对实验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应当给予充分的评估。
   “新医学”的“新”，不是科学形态的前所未有，而是获得的极为丰富的民族性科学内容为目前西医学所不备，完成科学形态转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又为传统医学所不及。
    有人将“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但这两个词语表述的必须是同一个概念，必须具有相同的外延和内涵。若将中西医术语混杂的过渡性概念当作“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新理论，而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是目前存在的医学体系之一，必然引起概念的混乱。依照人们的一般理解，中国并存的只是三类学者组成的三支卫生力量，而不是三类学者创立的三种医学。如果新医学果真能够全面综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所有长处而又能摈除其所有短处，那末将来也不可能出现三种医学并存的局面。
四、“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除了“中西医结合”之外，还先后出现过“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等几种不同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中西医交流的指导思想和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政策问题。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近代中医学和中医界因西医传入而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中医学术流派。他们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和维护执业中医的社会地位，主要与“废止中医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国术的中医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汇通派医家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的西医知识远远不是西医学的全貌，尽管当时的西医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他们著作中有关西医的记述，大多支离破碎，舛错百出。十分明显，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西医之说不可能和师传庭训的中医妙术占有同样的比重，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医远没有取得与中医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
    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都认为中西医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最后形成统一的新医学。但他们的立场、研究方法及所要实现的新医学的面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一是站在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发展是主要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这是医史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所以中西医结合史不应该从近代写起。
    五、“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近代 “中医科学化”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倡导“中医科学化”的前提是中医不科学，目的则是把中医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合理的、真理性的体系，以求得到世界的公认，丰富世界医学，并促进世界医学的进步。
    废止中医派代表人物余云岫，不仅指责中医理论“不合科学”，而且把中医临床疗效也说成是“偶合幸中”；而“中医科学化”的代表陆渊雷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经验，却基本上否定了中医学理论，后来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气化”的口号。不难看出，“中医科学化”与“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具有某些一致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中医”思想一度回潮，陆渊雷等也仍然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观点，这对卫生部领导人制定新中国的卫生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是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而那时的“中医科学化”又有了与近代“中医科学化”不同的含义：不再是指中医理论的科学化，而是指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至于中医理论，则没有什么讲求的必要了。
    从1954年批判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开始，逐步确立了中西医并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方针。不仅肯定了中医学的丰富经验，而且还承认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具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并认为这些理论内核可以弥补西医学认识论、方法论的不足，因而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
   “中西医结合”是对“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然而，“中西医结合”为达到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新医学的目标所运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也正是“中医科学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这又表现出“中西医结合”向“中医科学化”的回归。科学史同其他门类的历史一样，总是在辩证的否定中逐步前进的，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六、“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舆论热潮中，由不满于中西医结合现状的一些中医界人士提出的一种依靠自身力量，直接用现代科学改进中医的主张。“中医要现代化，不要西医化”等充满了反对中西医结合情调的呼声，表达了一些人倾力于中医药现代研究的欲望。
   “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现代科学化”，就是将中医学转化为现代科学形态的科学 。然而，“中医现代化”采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不可能不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最终发展成的“世界先进的医学科学”也不可能不包含现代医学的内容。实际上，“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的主体不同：一是中医界，一是中西医结合界。
    如何开展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是中医界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1980年确立的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方针，已经明确了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尽管“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不失为一种卓越的见解，但三支力量毕竟各有主攻方向和首要任务，都不应该尸位素餐而又越俎代庖。中医界应当认识到实验科学向中医药领域进军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注意学习和借鉴必要的西医知识和成熟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而不能坚持什么“纯中医”。但这也只是像中国的西医不应坚持“纯西医”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医界要放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竞相进入实验室去从事属于中西医结合的前沿研究工作。如果中医界都打着“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去做实质上等同于中西医结合的事情，那么中医这支力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失去与另外两支力量并存的可能。
    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是世界任何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无法比拟的，在现代医学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和稳固性，也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绝无仅有的。从整体而言，不仅目前，而且在今后长久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的理论内核对应用中药及中医疗法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片断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所能替代。今人和后人都应该尊重中医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和今后都需要有一批优秀人才完整、系统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沿着传统的轨迹发展中医，而不能把中西医结合当作目前发展中医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
     在2001年11月25日召开的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前夕，有知名中医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实验方法所不能替代的另一种研究和发展中医的方法，即以临床观察为基础、以心灵“悟性”为特点的积累经验、发现规律、丰富和修正理论的方法。卫生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门应当充分承认这种方法在目前的必要性，在科研立项、经费使用和成果评定等方面给这种方法留下应有的席位，打破人们“唯实验为科研”的观念，以促进中医科研工作的开展、中医力量的壮大和中医事业的更快进步。
    七、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建国初期，中央卫生部受“废止中医派”思想的影响，制定了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和措施，破坏了中西医的团结合作，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使之在1954年开始得到纠正。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和批示，作为制定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思想基础，一直指导着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中医参加医院工作、改进中医进修教育、创建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提倡中医带徒弟等措施，使中医学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中西医团结合作得以真正实现。
    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除确立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原则、推广了中西医综合疗法外，还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和药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大成就。如骨折和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刺麻醉的应用和原理研究、青蒿素的发现和成功提取等，都为世界所瞩目。
    在这一阶段，政策因素对中西医结合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两次高潮，60年代初、70年代末的两个低谷，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八、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初，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
     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相对摆脱了号召的鼓动，由被动的执行政策转变为主动的科学研究。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西医结合开始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实验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理论、方药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被及时引进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上述方面形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第二阶段刚刚开始20年，何时再出现大的转折尚难预知。在这一阶段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虽有大量的结论发表或交流，但像骨折、急腹症、针麻、青蒿素等能够引起世界医学界瞩目的科研成果却屈指可数。中西医结合的任务是发扬中医学，丰富现代医学，所以既不能丰富现代医学内容，又非优于中医学理论的研究结论，至少暂时体现不出科学价值。另应警惕或有“人造”的“成果”混杂其中，“学术腐败”的风习有可能将有名的“学者”熏染得急功近利。
    九、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中西医兼通”并不是指对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全部内容的了如指掌，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但作为中西医结合专门人才，必须对中西两种医学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做到基本掌握和基本理解，并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提高和深化，争取对研究课题所必需的中西医知识达到精通的程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资格，“中西医结合”就只能作为学位和职称的定语仅仅具有概念性的意义。
    自1982年开始，中医学院的西医课时明显减少，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仅足以使学生听听古老而新鲜的中医术语。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主要来源；而在攻读硕士或博士的几年中，一般又不能像当初“西学中”那样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医或西医知识，这就决定了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素质是绝对不容乐观的。
    中西医是能够兼通的，尽管并非人人都可轻易做到。与可以克服的“思维负迁移”现象相比，更应该强调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十、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是正确的，三支力量并存的方针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人们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
   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在中西医兼通方面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常常导致对中医学理论的理解不够深透。
    没有普遍将“丰富现代医学科学”作为近期目标，急于建立中西医结合新理论乃至新医学的方向错误，致使某些研究陷入困境。
    动物试验模型并非都能起到模型的作用，尤其在“证”的动物模型制造和应用方面，严重存在着与中医理论相违背的情形。
    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大都分别从事单项具体研究工作，亟需知识全面、能力出众的人才来进行整体综合和宏观把握。
    科学发展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对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善意批评是有益的。但不该横加指责，俏皮夹杂着讥讽；更不能无视科学发展的规律，予以全盘否定，丧失科学家应有的公允。
    十一、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关于中西医结合是否会促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全部结合，全部消灭”的说法，无异于“杞人”的哀嚎。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着对它的需求。如果在指导中药及所有中医治疗方法的应用方面出现了优于中医学的现代科学新理论，则标志着中医学完成了历史使命。当它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之后便自然地走向消亡。其实即使到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更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民族的习惯和传统必将形成某些牢不可破的积淀，永远伴随着民族的生存，不能奢望在任何方面都能实现全球的统一。“药食同源”是中国药学史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特点表现出典型的民族性。中国人的食谱完全西化是不可想象的，无论现代营养学把人体对营养种类和量的需求研究得多么清楚，也不会完全变为指导中国烹调家操作的唯一原则。中国医药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虽将转化为现代科学服务于人类，但其原始的民族形式不会因此遭到彻底的破坏，它本身的简便易行以及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获得的民族信仰，都应当作为我们思考中医学存亡问题的依据。
    中西医结合工作虽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但在医学发展的历史途程中，不过是刚刚起步，现在还根本无法看到这条道路的尽头。中医学的完整性应该受到医学界的尊重，中医学如何按照传统的轨迹，与中西医结合并肩继续发展，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医学的消亡应该归属于未来学的范畴，不应提前带给人们多余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