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

曹东义

张功耀的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6738352、电子信箱：caodongyi58@sohu.com
告别文化自卑，正确认识中医1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来医学方向2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3
告别文化自卑，正确认识中医
我们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医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藏，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重要发明。
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取名“满晰驳”，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 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
波克特教授还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他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来医学方向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 他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
其实，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更强大。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否已经“严阵以待”、“我自岿然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中医科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中医理论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是“伟大宝库”、是“祖国医学遗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现代”，而是处于“过去”的、“朴素”、“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难道我们是“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立论根据提出来，就像那打不死的白骨精一样，它会不时变换一种面孔出现在你面前。

曹东义

如何看待中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许多民族精英、智者先贤都在这个问题上，交了不合格的答卷，犯了轻率浅薄的错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病灶的疾病观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现在谈论中医、西医的区别，已经不能仅仅从解剖、器官的水平比较了，因为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更为微观的领域，西医对于疾病的命名依赖于病灶，而病灶的疾病观已经落后了，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病灶能够说明的临床现象、疾病本质、治疗指征太少了，它既不能够说明过去患病细节的复杂因素，也不能决定疾病的未来转归，它只不过是西医医生选择手术、或者是使用西药的“向导”而已。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生物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辨证论治”在没有形成病理病灶之前，就诊断了患者，治愈了患者，难道不优秀吗？人家却说你没有拿到病理证据，不算数，是自我欣赏，是贪天之功。
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曹东义

从忽悠害死浑沌看现代中医研究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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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读吕嘉戈先生《挽救中医》一书，其中收载了已故“中医司令”吕丙奎先生，2002年11月15日的文章《挽救中医，刻不容缓》。吕老说到了忽倏（悠）害死浑沌的故事：“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庄子在《应帝王》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浑沌被忽悠害死的惨状，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且，吕老对于中医深切的殷忧，对于我的影响逐渐加深，使我不揣浅陋，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呈现出来，希望与大家一起分忧。
关于浑沌的说法，自古以来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认为其善良，一认为其不肖。尽管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浑沌有重大缺陷，甚至有严重错误，这一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浑沌的缺点，曾经传得很玄乎，《左传·文公十八（公元前608）年》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也就是浑沌）”。《史记·五帝本纪》也采此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天下谓之浑沌”。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缺点与罪状的真实面目，后人难知其详。再后来，混沌的罪状逐渐被人淡忘了，人们只记住了其“混沌未开”的基本特征。因此，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为《史记》作注的时候，引杜预注：“浑沌，不开通之茂”。
《庄子》所说浑沌的特点逐渐被后代认同，三国之时的曹植《七启》说：“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晋代杜预和唐代张守节注《史记》，就采用了此说，而不再纠缠于浑沌的所谓罪状。
中医学不正是浑沌未开的学术体系吗？它不少的所谓缺陷、错误，也正是自以为是的“忽悠们”加上去的。比如，所谓“四诊客观化研究”，希望用所谓仪器检查的客观数据，取代传统中医的主观观察结果。那么，传统的四诊不是客观的吗？是人们随意捏造的吗？显然不是。只不过不同中医观察的结果不尽一致，有所差别罢了。“有所差别”，不如机器精致，竟然被带上了“不客观”的帽子，中医修炼了几千年的四诊绝技，“旷世武功”就被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忽悠”黄了，许多中医专家早已不望神诊尺了，如今连脉都不摸了，也像西医一样“照单开药”了。西医“科学检查”的精细结果一出，似乎已经“尽见五脏症结”。此窍一开，浑沌的中医四诊技术就废了。
西医的检查数据是最精确的吗？体重按公斤论，身高按厘米说，离着现代物理学的毫微克、基本粒子、纳米，不知要粗糙了多少倍。然而，人们宽容了西医，没有硬让他们扔了秦始皇时代就用的度量衡。化验的白细胞，十个化验员，十个样；机器做十次，十个结果，人们也是宽容的，允许有误差。为什么到了中医这里，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呢？
当中医遇见西医的初期，由于西医解剖的细致正确，有的中医忙于改古人所记脏腑之错，不少人信心为之摇荡；有的中医深自反省，主张“告别阴阳五行老一套”；有的就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中医之发展”。
自从有了西医的病理病灶疾病观，有了西医的病名之后，中医的病名就不说了。中医病之不讲，已有半个世纪。几千年的治病工，已经沦落为只剩下“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的命运也强不了哪里去，也必须接受审视与改造。
辨证理论的萎缩主要体现在，中医的病证必须出现在西医的诊断之后，作为“二级”的参考，“自立”已属困难，“卓然”更加难求。而且，辨证论治“规范化”，用什么进行规范呢？能用“规范的证候”等同于西医的诊断吗？有法律依据吗？规范化搞了许多年，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有约束力吗？在中医临床上，谁在按着搞出来的规范诊治疾病？如果没有人愿意采用这样的规范，这样的规范化还有意义吗？一个西医的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一个证型下面对上一个方剂，虽然防止了“偏倚”，也具有了统计学意义，这种“规范的辨证论治”，是前人赞赏的“治病活法”吗？是真正中医的特色吗？由于我们嫌辨证论治“太随意”，所以要搞规范化，规范化的结果却是去掉辨与论，只要证与治，只要证与方。辨与论本来是运用中医基本理论的过程，简化了这一过程，不仅“闲置”了中医人的大脑，而且长此以往，学术如何振兴？对号入座的规范化，重复出来许多低水平的治疗效果，中医理论的萎缩是难于避免的。
指导思想的异化，严重危害中医学术的进步。比如非典的预防用药，开出来的药方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抗病毒？是提高免疫力？那么你的依据呢？只要背离中医传统的理论开中药，只要应用现代医学的“现代理论”做指导，不但不会增加所开中药方的科学性，而且立即就会招来尴尬，就会立即引来质疑，你有实验依据吗？西医的理论不是不能借鉴，而是不能用来做“事前指导”，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做“事后说明”。也就是说，指导我们行动的思想“只有传统中医理论”，放弃了它，我们将手足无措，就必须走“先实验室后临床”的路子，贯彻到底的话，就会导致禁止中药汤剂的应用。
中医其危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何为苞桑？在于经典与临床，在于在现代背景下的发奋图强。醒来吧，中医！
2006、6、1

曹东义

张功耀误解了孔子
——评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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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张功耀误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一文之中，已经指出张功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即使生长在文明故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摆脱不掉文化自卑的心理障碍，也一定要死抱着阿Q的灵魂不放，反过来却侮辱前代的科技史研究成果，是“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他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论点，所用的三个例子，也都是对于前人原著的误读、误用。只能证明他自己患有的“恐洋症”，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救药了。“处阴息影”就是他误读误用典故，篡改历史，为自己错误论点张目的典型。“圣教同源”也是他误读误用前人文章造成的。他另一个错误的例子，就是误解孔子。
他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舍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中国古代最推崇的就是“学以致用”，就是张学诚所说的“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史也”，完全不追求闭门造车，出什么理论著作。许多先秦的优秀著作，都没有写作者。2000多年之前，李冰设计的都江堰工程，富含着那么深厚的科技原理，但是，他并没有留下阐述原理的著作。先秦诸子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学说、主张，也就是“立言”不能推行，不能流传后世，不能造福万代，而不担心埋没了自己的著作权。孔子“述而不作”，完全是对于“立言”的慎重，是做学问最为严谨的表现，决不像张功耀教授一样，在网络上，对许多非专业人员，大肆兜售自己的谬说，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无人不知。
孔子没有著作，不是他没有学问，也不是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小。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有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力。他无愧于世界伟人的称号，也决不是张功耀这个“教授”所可以比拟的“游说教师”。
张功耀说：“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比黑格尔知道辩证法的时间并不晚。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就是辩证法，就是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是阐述阴阳之间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矛盾法则。但是，这还不够，世界不仅有对立的双方构成，世界是万物构成的复杂系统。万物之间除了对立、依存、转化之外，还有其他复杂的关系；还有人类生活其间，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了五行学说。
五行之中的金，就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土生金”，金是人类冶炼的结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没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体系，古人很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难道，这不伟大吗？！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他推崇“四元素说”，因为那是外国的。他说：“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四元素”学说，充其量说它可以是分析科学的基因，但它决不是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起点。
张功耀完全不懂中国的优秀文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就难免频频出错，不自省自思，反而到处乱咬，咬了祖先，咬中医。
他请了一个洋大人已经不喜欢了的“分析科学”的旧牌位，高高地供起来，必恭必敬。虽然脱了长袍，换了马甲，我们依然认得你：你就是那个阿Q，你不是张功耀教授！也许，你是张攻咬？
2006、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