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学者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第九讲 <周易>的成书与性质》说: “语言的比较证明《系辞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说法的可信。这和我们对《周易》本经史迹和先秦两汉其他文献记载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将《周易》本经的成书定在殷末周初,应最为可信。 …… 讨论《周易》的作者问题,第一是要从《周易》本经出发,第二是尊重而又合理地吸收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先秦文献关于周文王与《周易》有密切关系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汉代文献关于文王、周公作《易》的观点是成立的;孔颖达的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说虽为主观,但其‘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其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序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以至最后形成《周易》本经。《周易》形成后,掌于祝卜之手。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不但改编和加工过《周易》的卦爻辞,而且为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易象》一书。《易象》藏于鲁太史之处,既与周公父子的职掌有关,也表明了周公与《周易》本经的特殊关系。 …… 我们认为易源于数占,本为卜筮之流。但发展到《周易》,经过文王、周公父子的创造、改编,《周易》就不仅仅是卜筮之书,而寓有一定的哲理性和社会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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