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展的几点想法

老瞧

1。 规范：病症-辩证-治疗-再辩证修正调整，这几方面的操作标准。当然这要比西医复杂的多。但是长期的规范和积累必然能形成一整套体系，届时对人员培养，修订药理，辨明医疗事故，打击伪中医都有很大的好处。
其可能性听听大家的想法
2。加强对中医治疗常见病的宣传，这样能加大普通人群接触中医的机会，这是主战场。
3。中医的辨证可以根据人不起眼的症状作出诊断，决大部分都先于西医的化验和器械检查诊断（个人感觉），可以在身体健康体检方面大有建树，也符合治未病的思想。
4。中医理论中对人的情绪因素考虑的较多，且认为情绪和整体状况会互为影响，
有这么完善的理论，中医应该能在精神卫生领域有所建树。不知现在情况如何。知者请介绍下。

夏红光

有启发，

星河

下面引用由老瞧在 2005/06/17 11:03pm 发表的内容：
中医应该能在精神卫生领域有所建树。不知现在情况如何。知者请介绍下。

精神病医院的治疗手段完全西医化，中医无用武之地。
往往是患者在医院被折腾出更多的征候后，才去寻求中医的治疗。
我接触过许多被西药摧残气血俱衰的病人，基本都呈现严重的低血压症状。

支持！

星河

下面引用由老瞧在 2005/06/17 11:03pm 发表的内容：
加强对中医治疗常见病的宣传，这样能加大普通人群接触中医的机会，这是主战场。

打铁先要自身硬。
现在的临床中医自身素质欠缺，本身就砸了中医的牌子。

老瞧

下面引用由星河在 2005/06/20 06:51am 发表的内容：
精神病医院的治疗手段完全西医化，中医无用武之地。
往往是患者在医院被折腾出更多的征候后，才去寻求中医的治疗。
我接触过许多被西药摧残气血俱衰的病人，基本都呈现严重的低血压症状。

应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西医治精神病同其它病一样，都面临理论上的重大缺陷！！
精神病人的表现也完全复合《内经》中的病机论述，人的精神和脏器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中医应该有独当一面的勇气，我们有如此完善科学的理论，却只能给西医擦屁股
这是中医队伍，也是国人的耻辱！！

zajian

引用老瞧 先生“中医应该有独当一面的勇气，我们有如此完善科学的理论，却只能给西医擦屁股
这是中医队伍，也是国人的耻辱！！”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在此。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百姓永远抬不起头。
   没有真理的国度，民族将会是如何？？？？？

老瞧

刚看到一篇中医治疗精神病的文章，看来这方面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可喜呀！
修复破碎的心灵世界 透视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
作者：阎新华 2004-12-17 9:33:44
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b59740c
原载于科技日报8月11日第四版
□本报记者阎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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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破碎的心灵世界
———透视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奠基者李浩医疗实践
编者按：
作为现代病，精神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到处可见精神残疾者。精神残疾的康复和精神疾病的防治，已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所面临的两大难题。
精神疾病病因不明，治愈率极低，复发率很高，患者需终生服药，苦不堪言。精神医学专家断言：如果能在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面稍有进步，将会革新整个精神病学的内容。
当代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的创建者李浩，探索出“子时诊脉、晨间查舌、详观大便”三位一体诊断方法，发明了特效中药，在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令世人瞩目。
本报记者对“李浩”现象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许多医界权威，特撰此文以解析李浩成功之谜。
研究李浩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的理论架构和医疗实践，不难看出中华医学文化所蕴藏的伟大智慧。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令人叹止。


人的精神活动是脑的功能体现，因此，通常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是将它与人脑联系在一起。精神医学在研究精神异常和精神疾病时，也把重点集中在脑，如脑组织、脑结构和脑内可能参与活动的物质。
不过，最新有关精神疾病的研究成果却撇开了对脑本身的研究，而在人的脏腑功能方面寻找精神疾病的病因。从事这项研究的研究者李浩发现尽管精神病的表现症状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脏腑功能失调有必然的联系。临床治疗实践证明，通过对脏腑功能的调整，精神病是能够治愈的。
事实上，发现脏腑功能与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以及从调整脏腑功能入手来治疗精神病的探索，并不是起源于李浩。中医数千年以来治疗精神病都是根据这一假说一脉相承的。既然如此，李浩的精神病研究又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呢？
准确地讲，李浩的贡献在于他实现了中医数千年的假说。他用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和理论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说在认识上的客观性，从而创建了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

一、两千年前，中医提出脏腑生理功能失调导致精神病假说

中医治疗精神病的实践已有数千年。数千年中，精神病的治疗都是在一个假说所定立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这个假说就是精神疾病产生的原因是脏腑生理功能失调。
让历史回溯至源头，那是发生在黄帝和歧伯之间的一次对话。黄帝问：“精神病人病重时会脱衣狂奔，登高放歌，有时几天不吃饭，也能翻墙上屋。平时正常时没有这些能力，为什么有病了，反倒增加了不少本领？”
歧伯回答：“人体的四肢是显示能量的重要部位，阳气盛、能量大则四肢力过其常，逾垣上屋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至于脱衣狂奔，也是因为体内能量过盛使然。”
黄帝又问：“精神病人不辨亲疏，胡言乱语又是为什么呢？”
歧伯回答：“这也与体内能量过盛有关，病人不吃饭却依然精力旺盛，照样能四处乱跑。”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歧伯的解释并不全面，他只说明了阳性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特征。事实上，阴性症状或处于抑郁状态的精神病患者同样能够出现类似超常的行为特征。
不过，尽管歧伯的回答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他却为中医精神病的治疗建立了一个认识框架，即在人体的生理方面寻求精神病的病因。在《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这一观点表现得更为明确：“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五脏所指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其意即心肝脾肺肾的变化导致喜怒忧思恐这一类精神活动的产生和变化。
歧伯是凭什么确定精神活动与脏腑功能这种生理活动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黄帝内经又是依据什么判定：心肝脾肺肾的变化导致喜怒忧思恐这一类精神活动的变化？因为没有记载，所以不得而知。我们权且将它看成是祖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悟性。这种悟性即使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依然是超乎寻常的。如果我们拿西医的精神医学研究的历史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中医对于精神病的认识几乎是一步到位的。而西医精神医学严格地说是从弗洛伊德开始，分两步走的：首先是从精神活动本身探讨精神异常，其次是从脑的生理来探讨精神活动。弗洛伊德第一次把精神现象纳入医学的研究范围。他试图从纯粹的精神活动本身探索出解释精神异常现象、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尽管弗洛伊德的影响力广度覆盖了全球的精神医学研究，深度超越了精神医学，渗透到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时间长达多半个世纪；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最终还是让位于当今盛行的从物质角度来解决精神疾病的化学分析。
对比西医这一百年的精神医学发展两步走的模式，让研究者们深感迷惑的是，为什么中医在它的发轫时期，没有经历一个纯粹的精神探索阶段，而一步到位，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心灵与肉体之间，心理与生理之间直接建立起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在今天看来对中医精神病的治疗依然具有天条一般至高无上的原则指导意义。
这里的论述可能会染上厚此薄彼，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嫌疑。的确，我们不能回避眼前全然是西医精神医学占主流地位这样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对此，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做出解答：如果中医治疗精神病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在确定了从生理和物质入手解决精神病的原则之后，中医没有像西医那样在临床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在中医精神疾病研究没有获得大量的有力的临床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西医不足半个世纪的药物氯丙嗪、百忧解将中医数千岁白了胡子的黄帝和歧伯逼到了死角。

二、两千年后，李浩证实从脏腑生理功能入手能治愈精神病

在中医的老祖宗确立了从脏腑生理功能入手研究治疗精神病的原则下，传统中医学者作过许多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医，谁也不能断言，中医治不好精神病，因为确实有虽然零星但很确凿的成功个案。不过，另一方面，对于中医，谁也不能言之凿凿，声称治疗能像西医那样普遍有效。精神疾病，特别是慢性精神分裂症被公认属于中医的疑难杂症。
长期以来，中医治疗精神病临床实践所呈现出的正是这种不阴不阳状态。它给中华医学的徒子徒孙们出了一个难题，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如果说老祖宗所确定的原则不对，那么为什么按照这种原则治疗可以获得成功？可是，如果说老祖宗所确定的原则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实践中，中医治疗精神病不能获得像西医那样普遍的疗效？老祖宗像一尊慈祥的弥勒佛，不论谁看他，他都是咧着嘴笑，引诱着你去亲近他。
究竟是老祖宗定立的原则有误，还是徒子徒孙们没有得到真传呢？
在众多的中医精神病研究者当中，李浩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答案：老祖宗没有错，是我们后人没有得到真传。
李浩所做出的结论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建立在系统开展的大量临床治疗和成功实践基础之上的。
他分别三次开展大样本的精神病临床观察治疗。第一次是针对各类精神病的，第二次是针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第三次是针对慢性精神分裂症衰退状态开展的特效药物研究。
这三次治疗的难度是依次递增的，首次针对各类精神病开展的治疗研究，随机入组的381例病例，覆盖了精神疾病的各种类型，临床治愈率达到90％以上。第二次针对慢性精神分裂症开展的治疗研究，共有369例病例，通过48个月的临床观察和追访，临床治愈率达到66.12％，基本治愈率达到85.63％。第三次针对慢性精神分裂症衰退状态开展的特效药物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共318例，临床治愈率为69.18％，在长期用抗精神病药无效的情况下，证实其特效药物对淡漠退缩阴性症状为主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显著。
这些治疗效果在精神病临床治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对各类精神病的治疗均有疗效和治愈，首次集中证明了中医治疗精神疾病在临床方面具有普遍疗效；其次，对于慢性精神分裂症临床治愈率达66.12％，创下慢性精神分裂症治愈率的最高纪录，打破了慢性精神分裂症不可治愈的神话；第三，对衰退型慢性精神分裂症不仅有疗效，而且能够治愈，彻底改变了世界精神医学界关于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衰退状态为不可逆转的定论。
李浩的成功实践表明精神病治疗已经在中医方面获得了整体突破，所以这样说，不单是从疗效和治愈率的数字统计方面量的角度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从质的角度来看。在治愈这一点上，治愈在李浩这里不再是病情得到控制的“临床治愈”概念，而是使精神病患者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的“社会痊愈”，也就是说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回归社会。

三、确定脏腑功能异常绕开了精神病患者迷幻的症状

李浩把治疗的成功归功于：从脏腑入手，调整生理功能治疗精神疾病的中医祖训。
精神病的精神活动和行为特征十分复杂，西医以此对精神病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型确定治疗的方法。
李浩认为，以精神病的表现症状来对精神病进行分类不定性的因素太多。精神病的精神活动和行为特征变化异常。面对病人，不同类型的精神病患者有相同的精神活动和行为特征不足为奇，而被认为属同一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其精神活动和行为特征未必就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有的指标性行为表现。诊断的混乱，这给西医精神病治疗带来了空前难度，临床不得不撇开病症，而从实际的有效性为精神病患者选择治疗用药，结果造成诊断和治疗的分离。也就是说，某一特定药物可能对不同病症有效，而被认为专治某种病症的药物可能对某些病人实际无效。
如果精神病的表现症状不能作为治疗的依据，那么精神病的治疗从何处入手呢？
这一点，对李浩并不难，他认为中医的老祖宗们早已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脏腑功能。
绕开精神病患者迷幻的症状，李浩直接针对脏腑功能的变化进行考察。首先是确定精神病患者脏腑功能异常。也就是说面对心肝脾肺肾等五个脏腑系统，检验他们之中哪一个脏腑系统功能出现异常。这里的异常指亢奋或抑制。用中医的术语就是看这些脏腑是热或寒，是有痰还是瘀、积；其次，确定导致脏腑功能异常的物质是毒气，还是毒血、毒液。气、血、液在中医体系中被视为维持生命活动的三种基本物质。这三种物质中的任何一种出现异常都会导致脏腑正常的功能发生变异，脏腑功能的变异反过来会影响到气、血、液物质的产生和运化。
在确定了脏腑功能的异常，并找出了导致功能异常的物质之后，治疗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来说就会变得驾轻就熟。根据中医普遍遵循的辨证施治原则，针对脏腑功能失调，分步开展治疗。首先是排除病理产物。有痰去痰，气郁理气，便结通腑，清热泻火，活血化瘀。排除病理产物意味着将产生毒素的病理物质铲除；其次是调整脏腑间的功能平衡。当病理产物排除之后，精神病人的脏腑功能仍处在一种失衡状态，如果不加以调整，这种失衡状态仍会源源不断地生出新的病理产物。要根除病理产物就必须彻底地改变脏腑心肾不交，肝胃不和，脾肾虚寒，阴阳失衡等一系列失调状态；最后是定位补泻，使正常的生理功能得以巩固。
当脏腑功能恢复了正常，精神疾病也便不治而治。
由于中医和西医是两个系统，两种语言逻辑，因此，对西医来说，这种治疗在理解上可能有一定难度。但是对于中医来说，这套治疗方法并不陌生。几千年来，中医就是这样辨证施治的，总体上李浩的治疗没有跳出老祖宗为中医划定的圈圈。可是既然没有出中医的圈，为什么同样是恪守祖训，李浩成功了，而其他的中医精神病探索者却没有在精神病治疗方面获得如此普遍的疗效？这是不是从反面证明了一种对中医的怀疑：在临床上，中医没有普遍的工程化的可操作性，纯粹是经验的结果，一个大夫一个治疗方案。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在午夜子时最黑暗的时刻，李浩点亮了智慧的灵光

在李浩所接纳的病人中，几乎百分之百是已被医院诊断确诊为精神病的。其中有许多也是经过其他中医治疗无效后，几经辗转投医在李浩门下的。
同是中医，面对的又是同一个病人，为什么治疗的结果差异如此之大？其中的原因不在于治疗上有什么绝活，而在于对疾病的诊断是否准确。
精神病患者不仅精神活动和行为表现变化无常，而且其脉象的变化也无定数。有时病人看上去能量过盛，可是其脉象却细弱地接近在正常情况下的濒死状态；有时病人看上去气力衰微，可是其脉象却表现的像是属于能量过盛的状态。面对精神病人无常的脉象，历史上，一些中医名家总结出教训告诫后人，当遇到脉象和精神病人的症状表现不符时，要舍脉从症。在关键时刻，传统中医像西医一样还是将精神症状作为了诊断依据。
脉象是中医诊断最为重要的依据，如果脉象变化无常，不足以作为诊断的依据，而精神病人的症状表现也复杂多变，不足为凭，那么舍脉从症等于是说诊断无以为据。尽管中医还有一些其他的诊断依据，如舌质、粪便等可以作为诊断的参数，但仅凭这些，诊断是避免不了局限性的；更何况，精神病人的舌质和粪便也同脉象一样变幻莫测。
失去了脉象，还有什么能够代替脉象成为精神病诊断的重要依据呢？
脉象在中医精神病的诊断中几乎被废弃了，可是谁能想到正是这个在中医精神病诊断中被废弃的诊断手段恰恰是李浩用来实现其正确诊断的手段。
李浩在对精神病进行治疗探索的初期，经历了与其他探索者同样的困境。他发现精神病人的脉象变化无常，难以把握。苦于没有其他更有利的诊断手段可以利用，他决定对精神病病人的脉象作即时跟踪，看看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
当他对精神病人的脉象作24小时观察和记录时，他意外地发现精神病人的脉象也有“真情流露”的时候。
午夜入睡之后，精神病人的脉象平稳而真实。
最初，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发现此时病人的脉象很特别，与白天活动状态下完全不同。之后，他连续观察，发现同一个病人白天的脉象不管多么易变，到了午夜子时（23时至1时）表现的则都和症状基本一致。
他把这一观察结果扩大到不同病人身上进行观察，发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带有普遍的规律性。他把午夜子时观察到的脉象同病人第二天紊乱的脉象进行对比，并结合病人的舌质、粪便及行为表现在一起进行研究，从中寻找共同的信息指向，然后，以此作为依据，确定辨证施治的方案。结果回报他的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治疗。
从此之后，李浩把子时诊脉确定为其中医精神病诊断的核心。
在对李浩精神病治疗研究课题进行鉴定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中医学者程莘农注意到了“子时”这个特殊的时间。他问：“中医诊脉有凌晨三至五时诊脉一说，子时诊脉一说却是第一次听说，子时正是半夜三更，诊脉对于医生很不方便。子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李浩的回答简洁而明了，“诊脉时间的选择关键看它是否能够反映患者真实的脉象，如果三至五时测得的脉象真实，那么最好是三至五时诊脉。但是对精神病来说，实践证明，只有子时的诊脉才可以获得真实的脉象，可以作为治病的依据。对于精神病来说，子时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除了实践上具有无可争议的确定性外，李浩在理论上也为“子时”找出了依据。中医自成体系，不失为一个完美地花园。“子午流注”理论表明子时正是胆经和肝经行气之时，而肝胆又恰被中医理论对应为主情志疏泄。也就是说肝胆这个脏腑系统，直接影响人的情感和意志这类精神活动。因此，在肝胆行气之时，其表现的生理状态可以集中反映人的精神活动特征。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或许是必然的联系。不管怎样，重要的是李浩确实在午夜子时这一最为黑暗的时刻，为中医精神病诊疗数千年探索的漫漫长夜点亮了智慧的灵光，从而为其中医精神疾患诊断体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五、数千年中医精神疾患研究与近百年西医精神病研究殊途同归

子时诊脉是李浩在长期研究过程中探索出的可*诊断依据，但这并不是他获得的唯一的诊断依据。在精神病患者的舌象和粪便方面，一般的中医研究者发现其变化无常，同脉象一样不足为据，但是经过长期反复的观察、比较和研究，李浩却发现其中有章可循。他发现精神病人的舌象在早晨从睡眠中醒来时是真实的，可以反映出精神病患者的脏腑功能情况；同样，对于粪便也不能单听精神病人及其家属的主诉，更不能只看粪便的表面，而要看粪便内部的状态，如颜色、粘度、质地和气味等。舌象和粪便成为李浩子时诊脉核心技术的另外两块有力的基石，它们共同支撑起其精神病中医诊断技术体系。
精神病人特有的脉象、舌象和粪便等变化规律的发现和掌握使整个中医在精神疾病的治疗方面获得了突破，他所提供的准确的诊断依据为实现从脏腑功能入手而展开的辨证施治扫清了障碍。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迷茫、困惑之后，黄帝和歧伯埋下的智慧的种子终于结出了硕果。在我们为精神病人破碎的灵魂得以修复而欣慰之时，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进而更加深刻地感悟到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伟大活力。
从脏腑功能入手治疗精神疾病，毋庸回避，在分析医学占主流的现代世界里，会显得有些像打太极拳一样的感觉。精神疾病既然是脑功能的异常表现，中医为什么不能像西医那样将拳头直击异常的大脑，而偏要绕着圈子迂回前进？中医能够为自己成功的治疗实践在理论上找到像分析医学那样更有力更直接的依据吗？
事实上，当我们在检讨中医治疗精神病理论的时候，我们同时发现西方从生化入手的现代精神病研究打得也并不是直拳。西方现代的神经医学的确为其精神疾病的药物治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描述出氯丙嗪可以控制突触下游的突触后神经元的多巴胺受体；同样描述出了锂可以抑制磷酸肌酶的活性；他们还描述了百忧解、郁乐复选择性地抑制5—羟色胺神经递质的失活。不过，这些药物作用于脑的生化基础的描述，并非精神病药物治疗产生的依据和前提，而是在药物治疗首先成为现实之后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西方现代以药物为主的精神医学是在首先获得疗效的临床实践的前提推动下，才在基础研究方面，从神经医学领域获得了有关脑神经细胞的运动状态的客观性描述和解释，而不是直接从对脑开展研究后，根据神经医学提供的基础理论设计出影响脑功能的药物。
在西方精神医学中一个神秘现象一直令西方学者感到迷惑不解，那就是最初几乎所有的精神病用药都源于内科和外科用药，而不是直接针对脑功能发明的。
1954年，利血平被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他能使病人平静，并减轻疑虑症状；然而这种从印度萝芙木植物上提取出来的物质原本是要用来治疗高血压的。
1948年，锂对双向障碍（躁狂症）的疗效已经发现，但是直至1971年，在美国才允许被常规使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锂在以前一直是作为心脏病的治疗用药。
氯丙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经典用药，然而，最初它是作为麻醉剂的。
如果孤立地看待西医精神病药物发明的神秘现象，要找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确实不易。不过，如果将它同中医脏腑学说加以对比，原本神秘的现象透露出了精神疾病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本质特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客观上，数千年的中医精神病研究与近百年的西医精神病研究是殊途同归，它们通过各自的临床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精神现象和脏腑功能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撇开治疗本身，当把目光集中于中药的药理研究，一些证据更直接地表明中药确实对脑和神经功能产生影响，而且其中有规律可循。其一、清热泻下药大黄中有增强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和削弱组织胺等干预神经递质的作用；其二、温阳药附子对垂体——肾上腺皮质激素有兴奋作用，并对神经递质的相互作用和平衡有作用；其三、除痰药清半夏，含氨基酸类成分，药理对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内分泌有影响；其四、补气药人参中含有胆碱和各种氨基酸，药理上对神经、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有一定影响。这只是一些直接的例证，中医药理方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提供大量的例证，它们足以证明中药对脑内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降解有着直接的作用。
如果从疗效的角度来考察中医精神病脏腑学说，从调整脏腑平衡入手的精神病治疗这个中医的太极拳的落拳与西医的精神药物治疗的直拳相比显得更为有力。直拳的作用集中在局部，而太极拳的作用则在整体。对于西医的精神药物治疗，《心灵药物》一书的作者斯考特·范杰伯格作了如下悲观地评价：“精神药物面临的问题是，无论是合法还是违禁的，都有副作用。这是因为，它们总是趋向激活太多种类的受体，使脑兴奋或抑制的区域超过预计。改进精神药物的关键在于了解脑每一部分功能的发生机理，同时致力于开发以脑的特定区域的某种受体为唯一目标（靶目标）的药物。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精神药物并不能‘治愈’精神疾病，它们只是让脑的功能行使趋于正常一些，尽管问题的症结仍然存在。”
在对精神病的治疗上，西医和中医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西医把脑从身体的整个系统中割裂开来。在研究精神活动的时候，假定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局部，它基本上不考虑整个机体对脑的影响。在治疗时，只考虑从体外人为地供应和操纵脑内的物质活动。然而，由于无法对脑内功能物质严格定性定量，因此，一方面对大脑的兴奋和抑制的控制总是不能正常；另一方面，由于机体不能源源不断地为递质提供营养因子，药物依赖便由此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需要终生服药的原因。与之相反，中医从身体的脏腑功能入手的精神病治疗，把脑看成是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脑的物质和功能活动依赖于整个机体提供物质和功能的正常。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医的治疗，重点在于实现脏腑功能平衡。机体在功能恢复正常后，其自身便可以源源不断地为脑内递质提供物质供应。无论是性质和数量，这些物质供应都不用依赖于体外，所有的脑的功能活动都全部交给了机体的生命系统。唯其如此，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医何以能治愈精神病人，使之回归社会，更无法理解中医何以使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衰退状态逆转。
在实验室里，李浩研制出了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特效药。利用这种专门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衰退状态的纯中药，对小白鼠做抗抑郁状态模型实验研究。结果证实，这一药物对小白鼠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而对照的具有激活振奋作用的西药抗精神病药物三氟拉嗪则无作用。在另一项对小鼠学习和记忆影响的实验研究中，证明这种药物能明显提高小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而对照药物三氟拉嗪效果不明显。在对该药做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的实验研究中，证明它无任何毒副作用。对这一药物所作的临床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处于7种衰退状态的318例病人，临床痊愈达到220例，显著好转76例，好转20例，无效仅为2例。这种显著的疗效不仅令建立在神经医学基础上的精神病治疗望而兴叹，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李浩所开展的建立在中医脏腑学说之上的精神病探索决非只具有成功个案的价值，而是中医辨证治疗和中华文化特有的整体、系统，有机、运动、平衡的生命哲学的一种普遍规律性的深刻体现。

六、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横空出世

学术体系是一种生态体系，它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下个性共存的一种动态平衡。医学研究领域，如同在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存在门派之分，学术之争。新的学说的产生往往会对学术生态体系的平衡产生冲击，并引起躁动。
然而，李浩中医精神病研究重大创新成果诞生之后，学术界所做出的反应是惊人的一致：没有怀疑、否定、指责，没有抵触、排斥、压制，有的则是众星捧月，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不仅仅来自中医界，也来自西医界，而且这些声音是发自内心的。
在对李浩成果的鉴定会上，只要一览鉴定委员会的名单，就可见其成果分量之一斑。吕炳奎、董建华、陈学诗、涂通今、汪石坚、程莘农、关幼波、路志正、刘渡舟、焦树德、贺普仁、吉良晨、杨甲三、刘弼臣、王永炎、周正保、王彦恒等近三十名委员，汇集了中医、西医和精神医学界的泰斗级和大师级人物。其中一些专家的发言耐人寻味。
北京安定医院是中国精神疾病权威的专业医院之一，名誉院长陈学诗是精神疾病研究领域的临床科学权威。他在公开发言中这样评价李浩的中医精神疾病的治疗研究：“有效率达到90％以上，效果的确很好。从各界的反映来看，群众的，医界的，国内的，甚至国外的，都有良性反应，证明这种治疗模式是有效的，相当强。”“我解放前就开始从事精神病治疗研究，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西医效果没有这么好。用这种模式有如此好的效果，这就是说明这种模式比单纯用西医的办法效果要好。治疗的成功与否，关键要看疗效。”在李浩开展精神疾病治疗的医院里，没有高墙深院和戒备森严，有的是花园式的庭院，家庭式的病房。陈学诗说：“这也是创新，以前都是封闭式，把病人关起来，甚至锁起来，而在这里病人获得了正常人的平等地位。这种模式代表了国内外现代水平。”
中医名家关幼波说：“李浩的创新，一方面根植于实践，另一方面继承了中医的精髓。自古以来，咱们中医瞧病，不单单是四诊八纲，有生理学，心理学，有社会学和哲学。我认识李浩很早，16年中，我看到他艰苦奋斗献身医学的精神，也看到他把中医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融会贯通，发挥得淋漓尽致。”
吕炳奎是国家卫生部前中医局局长，被现代中医界奉为“中医泰斗”。他一生追求发展中医事业，为此甚至放弃了一些政治上的发展机遇，备受中医界仰慕。吕炳奎从初次了解李浩中医治疗实践开始，便密切关注李浩中医精神病治疗的大胆探索。终于在8年之后，吕炳奎做出了一生中一次重大的决定，将李浩收为弟子。这是在战争年代，他的第一个弟子牺牲后，吕炳奎收的第二个门徒。收徒是中医传统文化中显示一个业界人士学术地位的特殊方式。能够将中医界最受人仰慕的学者的嫡传的殊荣毫不吝惜地赠予李浩，可见吕炳奎对李浩的评价，这其中不仅有专业方面的评价，还有做人方面的评价。收徒典礼隆重而庄严，中医界的掌门人基本都到齐了。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诸国本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前来致辞。他在致辞中说：“名师出高徒，是中医学术史上无数实践证明了的成才之路。吕老的收徒仪式就是我们中医事业欣欣向荣，后继有人的最好证明。”
李浩的成就同样吸引了中国西医精神医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北大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李心天教授的关注。在他与李浩进行了两天的热烈交流之后，这位弗洛伊德的再传弟子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老人主动提出收这位出于他门的后生为门下弟子。
两位老人，一位是中医的泰斗，一位是西医的大师，在众多的晚辈之中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选定了同一个继承者，传承血脉。
他们的选择发人深思！
这一选择，严格地说，已经不仅仅具有个人的意义，她被赋予更为深刻的社会内涵。应该说，这一选择是对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的认同，是对华夏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的选择，是代表现代人类面对精神疾患，神圣的医学为走出困境做出的殊途同归的选择。
吕炳奎收徒典礼上，程莘农赠送的四个字“歧黄薪传”在李浩的心中正在化作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动力。
七、一个美丽世界，一个美丽的心灵
李浩，严格地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利用自己的技术在中国实现修复几千万精神病人破碎心灵的梦想，他希望使全世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摆脱心灵的苦难。他坚信他所构建的中医精神疾患诊疗体系一定会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他设想，未来有一天，他能够在华夏大地上建立起人类精神环境研究院，把中华传统医学的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递到全球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他设想立即实施中医精神康复工程，使所有精神病人都得到文明的治疗，摆脱毒性药物的侵害，为精神病人建立美好的乐园；他设想成立精神援助学校，使学生时代患有精神障碍的孩子们，在保证继续学习的同时，得到心灵的调整和净化；他设想开办中医精神医学院，培养中医精神疾患诊治专业人才，普及中医精神医学知识；他设想开设精神疾患预防网络系统，使所有正常人都远离精神疾患。李浩的心灵世界是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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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小生

是挺有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