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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学科具有不同观念、和理论及由此决定的逻辑思维。观念决定学科特点，是彼此区别及学科发展的根本。西医以解剖层次结构的形器观作为自己基本观念，中医基本观念则为阴阳整体联系的神气观,这是中西医的本质区别所在，而非解剖结构的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可有人用西医形器观推论中医，导致中医思维逻辑混乱，一些概念跨学科错位。中医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以不破坏生命体及其与存在时空、进化时空阴阳联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为前提，以内涵神气的个体真实性为事实基础，以建立在个体真实基础上的群体真实为理论要求，注重内涵神气的应答适应和自控调节机制，未病强调顺应自然，恬淡虚无，以从其根；已病必须辨证论治，着眼于具体病人自身神气的自我修复和愈病机制，有十全之效。
关键词 解剖形器 阴阳神气 客观存在 思维逻辑 辨证论治 病机/证候病机 个体真实/群体真实
“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它根据已为实践检验过的原理和表达该门科学观念的出发概念和公理去规定概念之间的联系。科学乃是知识经过合乎规律的自然途径产生的有机统一体。自身吸收了以往对象的全部认识史的科学方法就成了科学联结因素。所以，科学成了一种能够自我运动并根据业已获得的新真理再现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科学便成为一种拥有自己的逻辑即应用逻辑的知识综合。” [1]中西医学是在不同文化土壤里，面对同一客体经过不同思维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的学科原理、基本观念和不同的思维逻辑的不同学科，它们最本质和显著的区别不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而在生命体的“神气”与“形器”，即在对人体生命及其疾病的认知上，西医重“形”以解剖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具有显性特点，以实证还原为逻辑特征；中医重“神”以阴阳整体联系为基础形成概念体系，具有非显性特点，以整体恒动为逻辑特征。可“几十年来，我们在西医框架内，寻求中医的实质，从六经、命门、三焦到证本质，孜孜不倦，大有不在‘形器’中找到证明中医科学的证据誓不罢休之势。”[2]现实却是无情的，我们没有看到相应的结果，相反各种否定中医、要用西医的结构组织观念改造中医的论调日渐高涨，使中医思维逻辑混乱、许多概念跨学科错位。
豆长豆杆而结豆，瓜生藤蔓而结瓜。任何学科离开它自己的原理、观念，就失去了自己的思维逻辑，失去了它自己。面对同一客体，在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阴阳神气原理、观念为基础的中医理论体系和以解剖形器的组织结构原理、观念为基础的西医理论体系。《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思维形式彼此相区别不在于一些形式反映一些客体，另一些形式反映另一些客体。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别的方面：同一个客体（或者客体的同一个方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目的反映在不同的形式中；因此每一种形式都在思维向客观真理运动中履行自己的职能。”[1]“同样的事实可以纳入不同的理论，因为人们从不同观念的角度考察这些事实，并从中找到不同的规律性。” [1]在各自不同原理、观念形成的思维逻辑作用下，西医找寻以形态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规律，在有形物器中论无形功能，强调标准的一致性，实证还原的白箱方法是其主要方法，所以它的理论发展需要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将局部形器组织固定化，静态地进行分析认知，临床所有实验室得到的各种影像、分析、化验结果，都是病人在某个时间的反映的固化，获得的结论基本是器官组织的器质性改变。中医主要探求以阴阳整体联系为根本的内涵神气变化规律，从无形的阴阳神气联系运动中思有形物器，强调病机的真实性，所以从“象”循“气”的整体恒动黑箱分析方法是其主要方法，所以它的理论发展以病机的个体真实为临床证据的事实基础，将生命体的疾病放在天地宇宙、社会人事的进化时空中，运动联系地加以认知，临床辨证论治都是三因制宜动态分析决策，获得的结论都是具体病人在时空作用下发生发展而形成的证候病机。然而，有人站在西医“形器”立场，应用西医逻辑责难中医：“几千年所固有的坚如磐石的思维范式下的陷阱，难道不应有所反思吗？这种并非建立在客观存在基础上的理论体系是否可以继续指导医学向前发展呢？” [3] 这种跨学科逻辑错位对中医概念的异化、思维的混乱造成极大危害。
何为客观存在？有形之物、器是客观存在，无形之场、力也是客观存在。医学的客体是具备万物之性的、生存于一定时空却又与进化时空有着密切关系的生命体。这种生命体，不仅具有存在时空的刻痕，而且具有进化时空的烙印；不仅具有生命的统一性，而且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不仅具有可以剖而视之的形态结构组织，而且具有不可分解和不能孤立的生命之核－无法拆零的内涵神气。面对如此复杂的客体，那种认为只从有形可察的方面,应用实验室的解剖等手段认知获得显性直观的东西才是真知,未免狭隘和专横。任何生命，可见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活动是客观存在，不可见的内涵神气（能动地应答适应及进化、自控调节等等）及其与存在环境在进化历程形成的阴阳同一性和整体性也是客观存在。形态相对静止，可以剖而视之；神气恒动不息，不可分解不可孤立。而且，“人为自然立学，人为社会立学，没有人，一切科学都不存在。但人之立学，具有动力学目的论的意义；学之所立，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差别，”[4]任何存在只有与人们意识思维相联系才有意义，离开具体逻辑思维，将外在世界与人的思维分离，这样的存在是无意义存在。在人类文明中，没有离开思维的存在。可是，有人在存在与思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面前，把疾病存在属性单一化，认为：“研究和认识人类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本质的科学理论体系只会有一种模式——医学，而不会有西医和中医之分，即医学模式的唯一性原理。” [5]这里的唯一实质是说医学要唯西医，所以作出“中医的证属于西医的基本病理过程”和“证的诊断和治疗属于病理生理学的诊断和治疗”等判断。[5]然而，“在科学领域，学科的区别不在于客体的不同，在于理论体系、思维形式的不同，中西医的区别亦如此，其不同表现在同一客体用不同方式以不同目的（中医在病机、西医在形态学改变）反映在不同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中，怎么能只在西医的框架内去找寻中医实质而不能反过来？怎么能断言中医的证只有挂在西医枝头上？”[2]可是，有人唯解剖是从，认为：“人体的解剖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决定性基础，如果缺少解剖结构的证明，总会有说不准、说不清、说不透的问题，在有机整体观引导下，中医学理论没有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外科就是由于缺少解剖学的理论支撑而逐渐衰退。……它不是确切的知识结论，没有经过实践的验证和理论上的逻辑论治。” [6]于是乎“有了西医作为技术支持，我们才能明确了解我们治的是什么病，才能进一步确定中医方药的准确疗效，才有利于总结中医学丰富的遗产。在西医辨病的基础上，使我们能够逐步把握某种疾病的证候变化规律，进而去逐步制定中医的疾病诊治规范。” [7]所以，要在以西医为医学唯一的原则下，去寻找中医的现代医学原理。[5]按照上述逻辑，用明明白白的西医去说明“不清不楚”的中医,纯粹是多余，如此找寻出来的“中医原理”和西医没有什么两样。
“从现代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学是一门较为成熟的科学体系，它所具有的理论构架、思维方式、逻辑推演、描述方法、表达符号、数学公式、运算技巧等，均与现代科学体系有所区别。” [8]遗憾的是，我们“中医研究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很多学科都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来研究中医中药，结果呢，一味中药越提越纯，临床应用一看，结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中医现代化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从SARS的爆发和控制过程可以看出，西药所治疗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中药，而且，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SARS面前仍然束手无策，而我们控制SARS所使用的正是被认为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中药汤剂。” [9]活生生的人体乃一小宇宙，在文明面对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还有许许多多的无赖,科学还并非万能的今天,西医的认知离生命真实恐怕有很长很长的距离。对生命体而言，形态结构仅仅是一种显性的存在，是生命的载体，而决定生命和形态功能的却是内涵于显性存在的神气，它无法剖而视之，不仅自身及其与存在时空、进化时空有着不可分离的、阴阳同一性的整体性联系，而且由于具体时空差异每个生命体又反映出自己的特殊性。同样的形态有不同的生命过程，同样的致病条件有不同的发病情况，同样疾病同样治疗有不同的结果。这种客观存在不是解剖可以明白的。将活生生的人体局限在带有明显静态、机械意味的解剖认知，实际上存在某种不真实性。形态结构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西医学，“对人的理解已不再是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活生生的人，对人生命的认识，从此来源于对无生命‘人’的解剖与非人类的动物实验，” [10]内涵神气姑且不论，从生命整体不可分解角度看，西医所谓“科学的实验室中的结论，通常是在人为设定的环境中获得的，是与人的自然、社会、心理环境相割裂的”。[10]因此，西医总是不断发生临床事件，各种标准和证据总是不断否定或修改。如20世纪50年代西德生产的“反应停”“特别适合对付妊娠反应”，但却破坏了生命正常延续，“仅在西德就引起近万例畸形胎儿，其它国家也报道了数以千计的病例。”[11]“过去的临床药理实验表明，恩卡尼（Encainiele）和氟卡尼（Flecainide）能降低AMI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1987～1988年，欧美多中心合作进行了著名的‘心律失常抑制剂试验’……结果发现，服药组病死率明显高于安慰剂对照组（分别为4.5％和1.2％）”。[12]有“证据提示雌激素可能对脑细胞有益，从而进一步提示激素可能有避免痴呆的作用。然而一项最近的对照试验有力地表明：无论激素产生什么样的正面作用，使用激素所导致的负面效应都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好处。” [13]等等都说明，从实验室走出来的西医并非是绝对正确而可以唯一的。由于对生命内涵神气及其整体性关系的忽视，对抗性和拆卸式、补充式是西医临床的基本治疗原则，所以用抗生素消灭致病微生物的同时，对生命体内在和外在的生态环境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作用，导致生命体内在的益生菌大量杀灭，原来只是对抗性的消炎灭菌，现在又增加了补充式的服菌，两联、三联、四联，补充的菌种和数量不断增加。
应当承认，西医和中医都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无论什么方法，只要治疗好疾病，有利生命质量提高，都不能排斥。但我们不能在治疗上采用中药和西药，而在理论上却唯西医是从。多少年来，中医界不少人丢弃了中医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也把人看成是由一个个可以分解的部件构成的“机器”，在临床把疾病看成是某个部件的实质性改变，反映在中医刊物中，“××方治××病××例”的僵化模式成为主流（这里的病是西医的病）。有资料显示，在“部分主要学术期刊所载论文”中，“用西医病名诊断而用中医方法进行治疗的文章比例高达82.8％～97.2％，而真正按中医病名进行辨证论治者仅占2.6％～17.2％。” [14]在这样的学术取向引导下，一个具有自身理论原则、概念体系、临床方法，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检验，中华民族付出了生命代价、经历史思维构建起来的中医学，成为了需要另一个医学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保证的可有可无、不清不楚的陷阱，如此下去，中医的消亡，中药蜕变成西药，废医存药就将成为现实。任何学科的存在，以建立在学科观念基础上的逻辑思维为必要条件，用中医的观点看，一切可以感知的东西都是生命的外象，是研究认知内涵神气及其异常规律的资料而已。可在期刊学术导向作用下，中医建立在阴阳神气观基础上的以整体恒动为逻辑特征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日渐淡化、萎缩、否定，中医自己的逻辑在“中医临床”仅仅成了一个需要时候的补充。由于学术主导”××方治××病××例”的模式,冠心病用复方丹参片，感冒服感冒清，咽炎含西瓜霜等等对抗性治疗模式，在许多“中医”头脑中早已固化，为西医的病寻找有效中药或方剂的有效成分泛化为中医现代化研究。这种对抗性治疗思维造成认知疾病用西医理论，治疗疾病用中药制剂，西医病不变则中药不变，不管证候病机是否变化，龙胆泻肝丸一服数月，复方丹参片一服数年，什么“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什么“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什么“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用生命换来的中医真知，被“中医”遗忘，讲求“圆机活法”以证候病机为核心的理法方药丝丝入扣的辨证论治，只不过成了“中医”临床的遮羞布。以病人自身内涵神气所决定的愈病机制为根本着眼点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逻辑，是中医生存之根，辨证论治消亡，就意味着中医的消亡。
“人的形成进化及其疾病的发生演变以形态为基础，但组成人这个形态的‘物质’，离开‘神’，离开对自然（社会）界能动的应答适应，离开各个系统、器官、细胞甚至分子这些有形物质的自然协同，这样的形态，只能是一堆和泥土无异的死肉。任何生物，生命（神）和形态相比较，生命显然比形态重要的多，形态是载体，生命是主导，决定生老病死。形体（物质）可以存在，生命却要消亡。任何医学构成都是人这一生命体异常－疾病的反映和延伸，生命一旦消亡，疾病便不存在。” [2]医学的存在，是因为疾病存在，疾病的发生是因为人活着；医学的目的，在于防治疾病，以人生命的质和量为主要内容的临床疗效具有绝对权威性。然而由于生命体的极端复杂性，内涵神气的非显性，时空阴阳联系的整体性，生命质和量在疾病状态下如何得到保证、得到延续，不是简单地、一时一事的观察可以下结论的。前面所例举的西医临床事件，在临床症状得到改善甚至消失的当时，谁能够否定这些治疗作用？只有时间。反应停消除妊娠反应是真实的，但时间却说明它破坏生命延续；恩卡尼（Encainiele）和氟卡尼（Flecainide）降低AMI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是真实的，但时间却证明它增加了生命的危险性；激素的治疗作用是真实的，但时间却证明它对健康的破坏超过了对健康的维护。可以联想，观察时间的长短，与结论的真实程度密切相关，时间越长真实性越大，反之越小。由于生命内涵神气与现实时空和进化时空的整体性联系，具有非显性特征和不可分解性，任何一种医学、任何一种临床方法对生命的呵护作用，没有历史检验，就将其绝对化、唯一化，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千万不能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否定或忽视经历了数千年历史检验的中医经典理论。
人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人。从基因角度看，“一个机体只有一个确定的基因组，但是它们的表达产物蛋白质组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细胞、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生理状况、不同外界环境下都不同”。[15]形态的一致性不能否定生命的多样性，相同器质性改变不能否定疾病的个体差异性。虽然规范和标准是建立在对疾病认知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疾病在时空中是自然的，在现实时空中发生，与进化时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根据人为规定、按照某种标准、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生，一切理论相对临床,不仅存在偏倚,而且远不如临床深刻、丰富和复杂。吴孟超院士等指出：“许多科学家嘲笑讥讽那些无法观察、重复、求证的思想、仪式和过程为迷信或巫术。实际上，即使不同学科和不同科学家，看法亦有不同。比如，可以将各门学科分做如下三个等级或三种类型。第一类，严谨的科学，这就是数学。……第二类，一定条件下的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这些科学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温度、湿度、密度、空气状态等，才能列出等式，一旦这些条件变换，等式就不成立。……第三类，无法确定附加条件，亦无法以等式来表达的科学。这类科学中最典型的就是医学，甚至有人不想把它列为科学。而现代科学已经承认医学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学的特色，临床医学科学只有很少部分不是以‘可能’来阐述的。” [16]疾病有太多的不确定，无法用等号解决临床问题，如果从理论到临床缺乏正确的认知、判断、决策的逻辑思维方法，医源性疾病及临床事件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层出不穷。理论到临床不能用等号联系，治疗疾病不能简单对号，与疾病自然属性和个体差异性越吻合的理论认知和临床方法，越能够接近客观事实，越具有科学性。
“中医是直接从临床中形成、发展的，所有理论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和临床具有极大的一致性，而一切理论都服务于临床，一切临床活动都以病机为中心。” [17]她在不破坏生命体完整性及其存在的客观性的前提下，对人体生命及时空中存在的对生命有影响作用的因素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推演，获取隐藏在生命及其相关时空表象中的真实存在，将其结论再回到实际之中加以检验得到证实，从“象”循“气”而“知病－知死—知生－知病”，知天地社会和人的异常协同规律在机体的反映，以“知病”为起点，又归结到“知病”。临床真实决定理论真实，理论真实由历史检验证明。中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无数次沉重的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使中医把人体内涵神气所具有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控机制对疾病的防御和消除作用，作为自己理论的事实基石，形成了辨证论治的临床方法，突出了神气在人体养生保健和疾病康复上的极端重要性。“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解剖结构不能左右疾病发生，不能决定个体疾病预后，更不能决定生命质与量。只有神气正常，生命应答适应和自控调节机制等等内在生命活力处于“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能够和存在时空保持阴阳同一的协调，生命质和量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未病中医要求修身养性，顺应自然，以从其根；已病强调阴阳神气存亡，看重因势利导，扶正祛邪因证而异。由于中医以病人自身的生命神气状态及其质量为事实基石和临床出发点，从《内经》起就以终点目标为临床疗效衡量的标准，[4]表现为重“神”轻“器”的特点。事实证明，以病人自身神气机制为着眼点的辨证论治，不仅内在脏器的器质性改变可以修复，外在形体的异常变化也可以修复，而且能够预测死生。如蒲辅周论治小儿肺炎用汤剂而愈，[18]朱进忠用内服汤剂而“黑色素瘤”脱落，[19]刘力红师父根据脉象预测死生等等。[20]不以内在神气为根本，不以证候病机为临床疾病的认知目标，虚虚实实，祸不旋踵。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而创立辨证论治；李东垣痛感于不求病机真实，只看病象形似治疗而死者“逾百万之众”的现实，著《内外伤辨惑论》。“天有异时，地有异方，象有异端之别，人有禀赋之异”，[2]内涵神气的应答适应和自控调节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清代医家扬栗山“留心此道，年近四旬，乡闱已经七困，肇于乾隆九年甲子，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火毒之证，亦属强弩之末。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多矣，向温补宜重者变而从轻，清泻宜轻者变而从重。迨及甲戌乙亥，所宜重泻者，虽极清极解而亦弗验矣，势必荡涤而元枭之势始杀。致甲申乙酉，荡涤之法向施于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难免者矣”[21]故中医把病机作为自己的基本范畴来认知疾病的内在真实，临床面对具体病人，历来是在通过谨守病机地循证前提下、去各司其属地求证获取证候病机证据，强调三因制宜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用什么标准对号入座，这正是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不断修改什么标准、不断出现这样那样临床问题的原因所在。
中医“遵循由群体真实形成的病机理论，求证个体病况的病机真实，反过来，通过众多个体的病机真实抽象出并在临床进行历史检验形成新的病机理论。……病机的一切理论作为临床普遍东西的反映，不包含对象一切具体的、偶然的、个别的、随机的特征，但它是从历史的、广泛的个别和特殊中抽象出来并且经临床实践检验证实的，又包含了丰富的、特殊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因此，谨守病机循证在把握规律的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一规律所表现的全部个别情况。从一般角度看，谨守病机遵循的病机理论具有极大的重复性，适用于不同时空的临床病人；从个别角度看，刻诊时的病机结论又难以绝对完全等同地再现，不能机械地照搬什么标准。不了解中医理论这种普遍与个别的辩证法，就谈不上循证，更谈不上辨证论治。” [4]中医通过个体真实而抽象出来的群体真实－病机理论，应用于临床，具有跨（西医）不同系统、器官、组织疾病的重复性。如清暑益气汤证病机，从李东垣时代到今天近千年过去了，仍然十分频繁地重复出现于临床，用清暑益气汤获得同样的愈病效果，在《中医临证经验与方法》第二章西医病名病案中，该证候病机就重复出现于内科、外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不同系统、器官和组织疾病，虽然它们的临床表现（包括器质性改变）很不一致，但其内在病机却是相同的，故15个病案朱进忠老先生均采用清暑益气汤治愈。西医临床证据看重统计概率，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注重个体化真实，理论抽象的基础是由建立在个体化真实前提下的群体真实。临床具体，是具体病人的具体疾病，个体化真实是临床疗效的根本，是医学体系的事实基础，任何标准化的东西都是由一定概率的个体真实构成。中医早在《内经》就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和个体差异、社会环境对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三因制宜探求个体疾病内在真实，而这种真实以证候病机表现于临床，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跨时空的重复性，因此，辨证论治既讲求“专病专方”（中医的病），又反对对号入座，理法方药皆以证候病机为对应，证候病机不变论治不变，证候病机变则论治变。由于疾病是发生在具体生命体的疾病，是内在神气与外在环境的整体协调异常的反映，伴随人类进化，中医的重复性并不是用还原直观、机械实证的逻辑思维所能明白的。辨证论治以个体真实性为前提，其疗效可以最大限度接近百分之百，这是“十全为上”的客观基础。遗憾的是，有人在形器组织的桎梏里形成了中医重复性差的谬误结论。
“事实上组成科学的知识总和是通过自然历史途径形成的，它渊源于实践的需要”。[1]可以说，任何医学都是以临床为依归，以临床效用为目的，临床始终居于首要位置，理论不可能独立于临床之外。从认识层面讲，“认识离不开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它的归宿，实践和认识具有直接同一性，缺乏中间环节。”[22]医学实践的最终决定在临床。西医发展到今天的循证医学，才认识到临床证据较之于小白鼠要可靠得多。产生于临床的证据，在事实基础上比实验室可靠得多。中医把内涵神气作为自己的基本观念，一直都是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理论直接产生于临床、检验于临床。以疾病为自己客体的中西医学，证据是临床活动所必须的，按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一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包括器质性改变），这是患病的证据，具有从一般角度区别有病与无病的意义；二是从疾病的外在表现形成判断结论所依赖的理论和经验；三是形成疾病判断结论的证据，这是具有一定病变性质的，支持具体临床判断决策的疾病表现。由于中西医观念的巨大差异性，证据的内涵极不相同，逻辑结论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故有些临床情况，中医认为有病，西医却认为没病；中医认为病位在脾，而西医却认为是肾的器质性改变等等。在解剖形器观作用下，西医总是企图把生命的内在外在化，要求证据标准的规范化，临床有十分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照本宣科”的意味，冠心病不治心，肾炎不治肾，高血压不降压，就是违背医学原则，所以虽然以血管扩张剂救治充血性心力衰竭合并低血压使病人转危为安，但违背了教科书和专著规定的禁忌症，“讽刺和嘲笑接踵而来”。[23]中医的阴阳神气观决定临床证据关键在于病象与病机联系的真实性，不是直观之形器的异常，也不是书面的各种标准规范的符合度，故形器之心的病变可以治脾治胃如蒲辅周以温脾利湿、和胃涤痰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18]形器之肾的病变,可以治心治肺如朱进忠用疏风解表、清热泻火愈急性肾小球肾炎。[19]器质性改变的直观性是西医认知疾病的最可靠证据，“看得见、摸的着”是金标准的基本特征，而病位在中医仅仅是病机构成要素[17]，它以内涵神气的五藏生命单位为基础，不在形器解剖直观之组织器官。
证候病机是中医临床知病的最终判断结果，由病种、病因、病位、病性、病形、病势等六个要素项构成，是具体疾病在临床的随机性反映[17]，以包含了病病机标识的证候标识为临床证据[4]，其真实性的大小取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辨症认知水平。中医理论修养越好，临床阅历越丰富，逻辑思维越符合阴阳神气观念，证据可靠性越大，越有十全的可能。“在中医看来，人的形成进化是天地自然（社会）作用的结果，疾病的发生演变也是天地自然（社会）在人体作用的反映，天地气交人在其中，天地人事对人体的影响作用既无事先人为的‘框框’，又大多是无形（气）的，离开天地人事，孤立地、纯粹形态地得到的疾病认识，或者按照一定标准‘框框’形成的疾病认识，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疾病本质。” [2]立足临床求病机，既是中医从理论到临床，形成可靠证候病机结论证据的方法，又是从临床到理论，形成新的病机学说的方法。“从《内经》，到《伤寒杂病论》，到《脾胃论》，到《温病条辨》，无一不是通过对药物作用人体后的反映和对一定时空中生命状态的观察（疗效反观），应用‘道法自然’‘取类比象’思维（同象思维）探求病机形成。” [2]形体可以克隆，生命不可重复，历史上凡是有理论建树的中医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临床大家，离开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坐而论道或用西医逻辑得到的东西不是中医真知。
循证医学的兴起，西医也意识到从静态“形器”中形成的标准到临床生命体的具体疾病，偏倚无处不在，所以把满意的终点指标（生命的生存质量，实质由“神气”决定）作为主要观察指标，提倡个人经验与临床外部最佳证据相结合，反对机械地对号入座式的临床医疗活动，要求“将一般性结论应用于具体病人时，应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24]由此可以看出循证医学向辨证论治趋同的势态。“不能否认西医理论在精确性、可预测性上有其绝对优势，而这也恰恰是它的致命弱点。今天人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世界，每一个个体都在这张大网上占据着一个节点，与周围的事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想用过去层层抽剥的分析方式来探究问题，最终只能离真相越来越远。相反，中医药学在日渐纷繁混乱的今天，越发凸现其实效性和可操控性，祖国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自觉运用整体观、系统观总结出一套以实效为归宿的经验总结，它的许多根本点和出发点与现代新兴的理论技术不谋而合。” [25]可有人反而轻视自己，把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当成陷阱，非要在解剖形器中去找寻什么现代医学原理。“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现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说明，西医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形态，而且注意‘神气’心理，认识到解剖形态之外因素对生命体的重要影响，但还不如中医天、地、人、社会四位一体、以‘神’为重的医学观，”[2]它们的根本性差异同样存在。学科属性决定认知逻辑，决定概念对象。遵循解剖组织观念寻求中医实质并将其当成现代化之路，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无可厚非，但将其作为中医自身发展方向，必将导致中医学科独立性的弱化/消失，发展下去就只有按西医生理病理用具有相应药理作用的中药的所谓“中医”了，“辨证论治的医”将在临床消失。然“辨证论治的医”才是中医，现在已经不多了，真正到了那一天，中医自然就消失了。是否只有这样，才能是中医现代化？才能是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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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05-2-12 23: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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