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以博大胸怀拥抱世界——悼念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季羡林先生

却波渔翁

以博大胸怀拥抱世界——悼念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季羡林先生
李翔德
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 2009年7月20日


7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逝世。

季羡林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季先生身上的那种睿智、饱经沧桑之后的淡定、亲历战乱后的悲悯，都让人们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为此，我们谨发表李翔德先生写的怀念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以示悼念。

——编 者

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一颗文化巨星陨落了。噩耗传来,倍加悲痛。

人格魅力

今年3月8日,我曾去北京301医院探望先生,并得以聆听他的教诲。3月29日和30日,我又去取回他为我的图文系列所写的题签、题词和序言，想起见到我的那第一句话:“我站不起来!”先生的谦恭使我无地自容。我赶紧走到他桌边——长小桌,握住他早已伸出来的手。他示意让我坐在他的身旁,又连连向我问好,感谢我来探望他。他虽然已98岁,久病住院,但精神很好,腰板直硬,没有一点驼背,思维清晰,甚至还很敏捷。我说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编辑出版的10大卷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并在首卷收入他的照片和他1980年写的自传时,他连连表示感谢。我说我们应当感谢你赐稿。他说:“那个年代,你们敢为我们这些人立传,已很不容易了。学术界刚刚解冻,许多人还未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哩!”我将我的《美的哲学》(上下卷)赠送给他,请他指教。他拿到沉甸甸的这两本书说:“你们搞出版工作的,能写这么多文章,很不容易,不像我们成天埋在书堆里。”又说:“美学,我不懂。不过美学很重要,真善美,社会离不开美,离不开诗,离不开想象力和爱。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现代社会种种弊端开的药方就是诗——想象力——爱。作为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提出的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爱字,爱护自然,才有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他说他在世纪之交,写了不少关于天人合一的文章。我说我都拜读了,还有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论断太超前了。我顿了一下说,你提出到现在已经18年,现在金融危机更被证实了。他说他起先也无把握,不过现在越来越坚信是“东风要压倒西风”……我提出请他为我的图文系列题词作序,并题《美的哲学》《中国美学史话》等书名。他欣然答应了。在我临走时,季老说:“我先看看你的书!”他又一次紧紧握住我的手,并又一次说: “我站不起来!”

季老能接见我,允许我到他病榻前探望,这已是我最大的荣幸,对于题词作序之事,我确实不敢奢望。不料他很快为我的书题了字,题了词,还作了序。他的家人反对他写,他说:“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很不容易,我咋能不写呢 ？”这是他第三次说:“很不容易。”这深深地感动了我,震撼了我,也撞击了我。使我深加敬佩,又深感不安,深感惭愧，“有求必应”——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了。曾有一位掏粪的工友求一位名家题字被拒绝后,找到季老。季老听说他是掏粪工人,便很高兴地为其题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还有一位被拒之门外的人,已经走到大院,即将离去,季先生又打开窗户把他请进来……著名记者唐师曾曾讲过一件趣事:当年一位北大新生,因刚到校园有急事,便把行李交给路边遇到的一位老头看管。等到他办完事,早已日薄西山,他才想起去找行李。他看到那个老头还待在原地,替他看着行李。等到学校开校会时,这位同学才从主席台上发现,那个替他看行李的老头,竟是当年的北大名誉校长季羡林先生。所以他被称为“有求必应”。

曾几何时,称呼季老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者,在各种媒体举目可见。而现在却悄然消失了。为何？因为季老要求摘掉这三顶帽子。

季老1911年8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一个农民家庭,6岁离开父母,在济南靠叔父为生,在济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系,1935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留德十年后,于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自1954年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等。他精通12国语言,熟悉英文、梵文、巴利文、斯拉夫文等,对印度学、佛学等都有深入研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有填补国内外空白的贡献。对中国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的研究,成绩斐然。堪称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佛学家、作家。他学问高深,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对此,我是亲身感受到的。今年4月28日我去美国时,就准备再次去探望季老,却因我老伴重病住院,几乎取消了行程,后虽成行,因晚上到京,次日凌晨即登机起程,未能如愿。5月中旬回国后,因流感已引起人们的恐慌,我也不便在京逗留,又未能看望。回并后,我一直惦念季老,去电询问,听说他不吃不喝,心里更是惴惴不安。而今,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终于不能在他生前再探望一次,怎能不倍加悲痛和悔恨呢!季老:你为何如此去之匆匆呢？

“东西文化风倒运转”论

季老在1991年初即著文大胆提出了东西方文化“风倒运转”的论断,这就是著名的使人耳目一新的“河东河西”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也就是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他在1991年2月所写的《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世纪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不会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是世纪末往往对人类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上一个世纪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对人类文化发展的看法方面,我是颇为同意英国史学家托因比(Toynbee)的观点的。他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找出了20几个文明。他发现,每一个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这样一个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万岁。尽管托因比在论的方面也颇有一些偏颇之处， 但总体来看,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最初是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后又陆续发现,西方的精神文明也有其独到之处。于是激进者高呼 “全盘西化”,保守者则想倒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都不全面,都有所偏激。

原因何在呢？我个人认为,原因就在没能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目光狭隘,认识肤浅,只看到眼前的这几百万平方公里,只想到近代这一百多年。如果把眼光放远,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则所见必是另一番景象。托因比是具有这样眼光的人。他虽然是西方人,但并不迷信西方文明，在他眼中,西方文明也不能千秋万岁。这个文明同世界上其它文明一样,也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当然更不应该认为眼前如日中天的西方花花世界会永远这样繁华昌盛下去。

人类历史又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你只要读一读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人关于中国的论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赞美中国、崇拜中国的,事情就一清二楚了。德国伟大诗人兼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同爱克曼谈话时,大大地赞扬了中国小说、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水平。他认为,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不敢说到了21世纪,中国文化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就一定能战胜西方文化。但是西方文化并不能万岁,现在已见端倪。两次世界大战就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脆弱性。现在还是三十年河西,什么时候三十年河东,我不敢确切说，这一定会来则是毫无疑问的。二十一世纪可能就是转折点。

此后不久,季老又在《再谈东方文化》一文中指出: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经常考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初步考虑的结果已经写在《宏观上看中国文化》那篇文章中。我的总看法是,从人类全部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这个想法后来又在几篇短文和几次发言中重申过,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很自信地认为,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就将让位于东方呢？我是从一种比较流行的、基本上为大家接受的看法出发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文化特点是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引自季羡林著:《做人与处世》）

季老提出这一论断后,已经过了18年。这18年来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证实了季老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安然、施乐和世界通用汽车公司等企业不受约束地扩展、弄虚作假、腐败行为的暴光,特别是近在眼前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世界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社会模式的质疑,对中国模式的肯定,都在说明,季老的论断是多么英明。

提倡研究“大国学”

季老提出开展“大国学”的研究。尤其在国内掀起“国学热”之际,他警告人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儒学的圈子内。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冯其庸先生作为首任国学院院长,专程到医院探望季老并交流了对国学的看法,达成共识: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的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在接见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同志时,季老又指出,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中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范围。”

就在2009年春季,已是98岁高龄的季老,同有关媒体和学者谈话时,仍极力提倡“大国学”,并进一步发挥了他关于“大国学”的思想。我虽然同他谈话时间不长,他也不忘“大国学”与东西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主题。

季老认为,今天我们讲国学,不应像过去那样的“尊孔读经”。我们的视野应当更宽广,展现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地域文化,不可忽视。如齐鲁、荆楚、三晋、吴越、巴蜀、燕赵、河陇、青藏、两淮、新疆、北方草原、齐辽等地域文化。与此相应而涌现出的敦煌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既有民族性、地域性,又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不可忽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要重视研究,否则便难以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不懂满文,不便研究清史,又怎样编好《清史》？藏文、藏学也是这样。这不仅涉及研究藏学,也涉及对佛学的研究。出于对“大国学”的关注,就在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请求他为《中国通史》题词时,98岁高龄的季老,欣然命笔题了十个大字:“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以上见2009年4月8日《光明日报》《季羡林再倡“大国学”尊孔读经太狭隘》）

在季老关于“大国学”的论述中,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范围。”这就为他所说的东西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入了新的内容。

爱——医治“现代病”的药方

季老是借郑敏教授的一篇文章(《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辩〉的震动与困惑》)加以发挥的。季老亦认为雪莱的这篇文章很重要,闪耀着“天才的火花”,说“诗人是预言家”这个话是有道理的。这位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以惊人的敏感揭示了西方工业发展带来的恶果。正如郑敏先生所说,雪莱已感受到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社会的心灵危机。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明在强大富裕的路上疾驰,价值观念经受强大的冲击,科技的惊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学黯然失色，为积累财富所需的知识和理性活动为文教界所重视,而诗和想象力由于其无助与直接换取时常上的优势而受到忽视,前者雪莱称之为钻营的本领,诗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的发展。随着高科技在20世纪的发展而产生的 “罪恶”:爱滋病、臭氧层遭破坏、吸毒的蔓延、国际贩毒活动猖狂、黑手党的暴力活动、灭绝种族的纳粹大屠杀、恐怖的夜间失踪，列举这些弊端,他也在一些文章上指出过,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而雪莱不仅敏锐地发现、尖锐地批判了这些“罪恶”或“弊端”,而且为医治这些弊病开出了药方,这就是诗——想象力——爱。诗是神圣的，以克服邪恶。想象力,包括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先验主义以及带有大量非理性（但非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义的成分。雪莱认为这种想象力正是与物质崇拜和金钱专政相对抗的解毒剂。而爱则是连地下凶神也赞赏的治疗人们创伤的灵药。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写道,地下凶神德莫高说,爱拥有医疗功能的翅膀,可以拥抱满目疮痍的世界。总之,以爱来医治人的心灵创伤,以想象力开拓人的高尚,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土地——这就是雪莱医治“现代病”的药方。

季老认为,雪莱的这些观点,我们虽然不见得都能接受,但却对我们很有启发。尤其是这个爱,它把人与大自然连结起来了。他进一步赞扬了郑先生所说的人若要存在下去,就要了解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盲目破坏自然,否则要受到自然的惩罚的观点，认为这些见解同他所写《“天人合一”新解》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季老在《做人与处世》中有七篇文章,谈的都是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主题 “天人合一”。他既是一个以博大胸怀拥抱世界的人,又是一个以满腔热情拥抱宇宙的人。

哲学是诗 理论是散文

我对季老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点, 这就是他的文风。我读他的书和文章,深感其哲学是诗，理论是散文,论据是故事,解读是审美。在他的笔下,思想如金,炉火纯青。他用雪莱的诗,用想象力、诗与爱,解读天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真是太精辟了。他的散文,更堪称文苑奇葩。中国历史上的各大家之精华,都被他兼收并蓄,凝聚为一了。《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素朴,徐（摛）、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豪放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委婉,《儒林外史》的简明都被他吸取融合而成为自己独特的文学或文章的艺术风格。（参见蔡德贵：《季羡林及他的学术贡献》）

总之,读过季老的著作,聆听过他的教诲的人,都会为他那种高踏远引之气,深邃峭拔之思,颖慧奇绝之悟所感动。如今他永远地远去了，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寂。我们将陷入无穷的、永远的思念中。是的,无穷的,永远的……

李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