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曹植说疫气【转辑】

却波渔翁

曹植说疫气（茶亭）

    □郑荣来
　　曹操的儿子曹植，以赋七步诗闻名于世，又以《洛神赋》赢得了独占天下八斗之才的美誉。他的诗和赋，展示了他作为诗人的才智，而他的一篇《说疫气》，则又表现出了他的一种唯物的意识。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曹植以简约的文字，记述了一场严重的疫灾。发生在距今将近1800年的这场大疫，穷苦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无幸免，有的全家死了，有的全族没了。真有“万户萧疏鬼唱歌”之状，惨得很！
    这是怎么造成的？科学极为落后的当时，有人认为是鬼神所为。曹植却说，得这病的，全是以粗布为衣、以野菜当饭、住藤屋草房的人，而住得好吃得好的人，却极少患此病者。换句话说，落后贫穷，卫生条件不好，是易得此疫的社会原因。
    而“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则是造成疫病的病理根据。“阴阳”之说，原是战国时期兴起的哲学思想，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后来被引入医学领域，成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人的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寒症热症的转变，造成阴阳失调，外加寒暑的不正常变化，于是生出疫病。
    由此，曹植对于那种鬼神说嗤之以鼻，嘲笑那种以悬挂符咒来驱赶疫邪的做法，认为这是“愚民”作为，无知而可笑。
    曹植当然不知道有如今天所认识到的病毒，但他的见解无疑还是有价值的。他分析疫情传播的原因的思维，具有唯物社会学的成分；他对疫症的病理的解释，又符合传统中医的基础理论。曹植只活到40岁，写这篇文章时才30多岁。他具有洋溢的诗情，这很不易！他又具有冷静的善于分析的头脑，更是不易！
    我们今天遭遇了非典病疫。无论社会条件还是疫情状况，都与建安时期完全不同。我们的人民的生活远比那时富裕，没有了“被（披）褐茹（吃）藿”、住“荆室蓬户”的人。我们的社会远比那时进步，我们有强有力的组织和管理措施，可以人为地阻遏疫情的传播和蔓延。我们的科学也远比那时发达，能够防止和控制疫情，能够治愈绝大部分患者。而且有全世界的科学家参与科学攻关，我们认识和征服疫病，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曹植《说疫气》给我们的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唯物论。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有它的客观的即物质的原因，也有其主观的即人的自身的原因。明乎此，我们就会有信心，就会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想出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科学举措。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最没有出息的，就是悲观无所作为；最可笑的是相信鬼神一类的歪理邪说和惑众谣言，因为那是倒退了两千年的愚昧！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 教科文卫 2003年05月09日

却波渔翁

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考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10-06 13:36:00 ]    作者：钱超尘    编辑：studa20【摘要】  张仲景于建安二年为王粲诊病，言“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章太炎及郭霭春认为其死于麻风。据有关史料考证，得出以下结论：1.张仲景与王粲于建安二年（197年）相见。2.张仲景于王粲20岁时预断他20年后将死，此事亦见于《太平御览》，其说可信。3.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后人据《甲乙经序》所说“眉落而死”推断死于麻风，与史实不合。   
【关键词】  王粲 张仲景 史料 考证  
    张仲景于建安二年（197年）为王粲诊病。《甲乙经序》云：“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耶?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  
    《甲乙经序》“时年二十余”，南宋程迥于淳熙三年（1176年）所撰《医经正本书》引序无“余”字。孙鼎宜《张仲景传》谓“余”字乃语助词，非“多余”之“余”：“盖余字古多用以足句。如《日出东南隅》诗：一环五百万，两环千万余。其明证也。”则仲景观王粲色候以验病，时当建安二年。王粲时年20岁。  
    《章太炎全集》第八册《论狐惑及疠》云：“此眉落当是今之大麻风，广中是病，多传子孙，少时不觉，及期而作，故仲景能预知之，若梅毒则不得逾二十年而发也。《千金》称大麻风为恶疾大风，云有初得遍体无异，而眉须已落，有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者。其方有石灰酒，主生毛发须眉，去大风，是即仲景用五石意也。”［1］  
    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公元218年记事”栏“王粲病麻风”［2］。“资料来源”栏称见于《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及《甲乙经·序》。而《魏志·王粲传》及《甲乙经序》皆未言王粲患麻风之事。  
    据有关史料，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不甚重也……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3］《昭明文选》卷二十三王粲《赠文叔良一首》李善注：“献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刘表。”［4］献帝初平当公元190～193年。  
    王粲于初平四年（193年）至长安，同年离开长安南赴荆州。此年王粲17岁。  
    王粲远离长安南赴蛮荆依刘表，其时长安扰乱已极，民不聊生。《后汉书·献帝纪》载：“兴平元年（194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5］ 而荆州民稍富足，独为乱世一片绿州。四方贤杰之士，竞往归之。王粲至荆州后，回忆一路所见 ，作《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李善注：此妇人之词也）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6］  
    《后汉书·刘表传》说，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始任荆州刺史，乃招募天下贤良豪杰，设立学校，博求儒术，四方贤良，竞往归之。《刘表传》：“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7］王粲乃依附刘表。观“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语，仲景于此时至荆州。  
    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鼎食殿处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压之，亦可笑。”  
    《后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第五“疫”条：“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注：“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魏陈思王尝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8］  
    《昭明文选》卷四十二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一首》李善注：“《典略》曰：初，徐干、刘桢、应?、阮?、陈琳、王粲等，与吴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吴质书。其文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9］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干、琳、?、桢，二十二年卒。”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死亡甚众，其事亦见《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淳、?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疫，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10］
    王粲于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随从曹操西征张鲁，张鲁及其五子降，同年十二月抵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昭明文选》卷二十七王粲《从军行五首》第一首《从军有苦乐》记述征伐张鲁所获巨大战绩：“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同年冬十一月王粲在谯（今亳州）作《悠悠涉荒路》诗，说：“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田畴。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李善总括王粲《从军行》写作背景道：“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诗五首以美其事。”［11］
    综观王粲于建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随军西征张鲁东征孙权，虽一路劳顿，戎马倥偬，却精力旺盛，无病态。诗以气行，观其诗，可知其人。《三国志·魏书·武帝操》：“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王粲亦随军至居巢。仲宣于去岁年末精神体力均佳，忽于二十二年正月突死，实乃死于大疫。曹植《王仲宣诔》说：“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12］
    本文的结论是：
    一、张仲景与王粲于建安二年（197年）相见。
    二、张仲景于王粲20岁时预断他20年后将死，此事亦见于《太平御览》，其说可信。
    三、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后人据《甲乙经序》所说“眉落而死”推断死于麻风，与史实不合。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卷八·论狐惑及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0.
2 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6.
3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三国志·魏志·王粲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138.
4 王 粲.赠文叔良一首.见：萧统.昭明文选·卷二十三［M］.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11.
5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后汉书·献帝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791.
6 王 粲.七哀诗.见：萧统.昭明文选·卷二十三［M］.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6.
7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后汉书·刘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014.
8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后汉书·五行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827.
9 曹 丕.与吴质书一首.见：萧统.昭明文选·卷四十二［M］.上 海：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魏志·司马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122.
11 王 粲.七哀·悠悠涉荒路.见：萧统.昭明文选·卷二十七［M］.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5
12 曹子建.王仲宣诔一首.见：萧统.昭明文选·卷五十六［M］.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转

却波渔翁

东汉大瘟死人二千万：黄巾军揭竿而起http://book.QQ.com2008年09月11日09:13 　  
  




东汉末年大瘟疫

时间：公元204年至219年

重灾区：中国长江以北

疾病元凶：流行性出血热（疑似）

死亡人数：约2000多万

大瘟疫的历史影响：

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宗教的极度盛行

导致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

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

“医圣”出世

公元3世纪初，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在此时，这里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面对这种凄惨的场景，一代枭雄曹操在路过这里时，不禁伤感地提笔写下了后来流传千古的诗句，其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确，这正是当时东汉王朝现实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繁盛一时的王朝如此衰败呢？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通常会首先想到这一时代所发生的频繁战乱。的确，东汉末年的军阀争战确实造成了对王朝的极大破坏。然而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杀手”——瘟疫，也直接造成了许多地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

王朝末世

公元一世纪初，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自西向东出现了四大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大汉帝国。其中，能够与强大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当推中国的东汉王朝。

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击败了篡位的王莽，重新恢复了刘姓王朝的统治，并建都洛阳。在前期，经过几任皇帝的努力，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但是到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

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朝政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中。到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执掌朝政的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密召凉州大豪强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刘协夜出洛阳城北门外。于是另一位豪强袁绍，起兵诛杀宦官。不久，董卓控制了朝廷，并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为了躲避反对派联盟的进攻，董卓还将首都迁至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

到达长安后，不甘摆布的汉献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与地方势力联络，企图消灭董卓。后来，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经过这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不断发生严重的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钱，长安城中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场景。公元195年，一些大臣又拥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但洛阳宫室在战火中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百官没有住所，只得倚墙壁而居，常常数日吃不到饭，有的官员甚至饿死。第二年，新崛起的另一位军阀曹操又迎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东汉王朝的皇帝已彻底沦为政治傀儡，任人摆布，而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他的儿子建立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还属老百姓。实际上自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同时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

东汉王朝末年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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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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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灾难

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文化方面

如前所述，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影响更深远的是，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遇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社会动乱

东汉末年本来就政治腐败，战事频仍，土地兼并严重，使得民不聊生。在此情形下，灭绝性的瘟疫无疑是雪上加霜，逼使百姓揭竿而起。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当时机成熟后，他们便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从而为以后东汉的衰落，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果然，虽然起义被镇压了，国家却从此天下大乱。因为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地主纷纷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涌现出像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一批地方军阀。随后，这些人又为了吞并对手，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又为以后的三国纷争奠定了基础。

三、对当时局部战争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无疑会对三国时期的军事进程造成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当属著名的赤壁之战。众所周知，当时曹操拥有号称八十多万大军，但却由于瘟疫的影响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即使早曹操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综观整个三国时期，类似的事例并不在少数。看来，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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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国医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医学可谓渊源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年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医圣”出世

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南阳郡涅县（今河南镇平县）人，约公元150——219年。他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术，曾虚心向同郡名医张伯祖学习。经过多年潜心研习，医术大进，名声远扬。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为孝廉，建安年间曾担任长沙太守。

张仲景所处的年代，恰好是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瘟疫流行。在这场瘟疫中，他家族原本有200多人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死于伤寒的达七成。张仲景目睹民间疾苦，立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用自己的医术拯救百姓。为此，他广泛收集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终于写成了16卷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指各种外感热性病）和杂病（指以内科病症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诊断与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原书在当时只有手抄本，经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兵祸战乱，原著已经亡佚，后由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才分别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或称《金匮方》）两书传世。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共10卷。张仲景在书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由于在瘟疫防治方面的贡献，张仲景被尊为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有“医圣”之称，他的医学著作被古今医学界奉为经典。

“元凶”究竟从何而来？

尽管张仲景对当时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有关当时那场瘟疫的疾病元凶，至今尚无定论。实际上，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而至于这场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古代中国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答案。

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早在西汉之前，包括《黄帝内经》、《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种观点：物候变迁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黄帝内经》把一年之中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正常反映，如果“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也明确指出，“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而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将疫情与天体运行导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对上述观点，现代许多研究者也表示认同。因为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末年恰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因此当时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

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所谓流行性出血，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新观点：匈奴人的生物武器？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由此，现代研究者认为，想当年，匈奴人将染上病毒的马匹和牛羊的尸体故意施放给汉军，待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不过在另一方面，匈奴人虽然是“瘟疫”的制造者，但他们本身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有资料表明，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匈奴各个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后来，他们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大部被迫向西迁徙。而随着他们的西迁，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又传播到罗马。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在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这种瘟疫又多次发作，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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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伤寒

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真正的伤寒。伤寒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其主要临床表现是持续高热、腹痛、腹泻或便秘、白细胞减少、肝脾肿大，部分病人会出现玫瑰疹、相对缓脉等。肠出血、肠穿孔是伤寒的主要并发症。伤寒病的病原体是伤寒杆菌，而伤寒病人或带菌者是传染源。主要通过污染水和食物、日常生活接触、苍蝇和蟑螂带菌而传播。此外还有一种与伤寒特征类似的副伤寒，它是由副伤寒杆菌引起的，一般分为甲、乙、丙型三类。伤寒和副伤寒有时统称为伤寒)。

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伤寒杆菌和副伤寒杆菌，均为沙门氏菌属，而沙门氏菌则是地球上最大、传播最广的细菌种群之一，它有1700多种血清类型，也可根据抗原构造分为2000多种类型。该菌属在形态方面都是有鞭毛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生化反应都很相似。沙门氏菌可以控制肠胃运动，存在于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和昆虫等生物体内。由于其多功能性及庞大的寄生动物种类的存在，要根除所有沙门氏菌病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伤寒遍及全球，但热带和温带分布最多。在季节分布上，温暖地区终年发生的同时以夏秋季为高发季节；热带地区则不受季节影响。人群分布上，无性别、年龄、种族的差异，但以儿童最多，青壮年次之。而流行形式上，则多为散发型，若水源污染即导致水源型暴发流行，食物污染即导致食物型暴发流行。因此，环境对于这种疾病的产生、发作和流行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特定环境当中生活着的人所形成的特定行为习惯，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伤寒病发作缓慢，体温呈阶梯式逐渐升高。病人逐渐神志迟钝、表情淡漠、听觉减退。随后便持续高热，并伴有畏寒、头痛、消化紊乱、身体虚弱、食欲减退、腹痛、腹泻或便秘。少数患者中还出现脾、肝脏肿大或皮肤上出现典型的“玫瑰”疹，脉搏相对减缓等。发病后一般会持续3～4周不退。患者死亡率约10%，最高可达40%～50%，2%的痊愈者将终身携带杆菌。伤寒病人和伤寒杆菌携带者，其粪便及尿液中带有大量的伤寒杆菌。伤寒杆菌随粪便和尿液排出体外后，如果污染水、食物和环境，则会通过手、苍蝇、蟑螂等以病从口入方式传染给健康人。因而污染的食物会成为伤寒传播的重要媒介，而被污染的水源则是伤寒传播的又一重要载体。

绝大部分医学家都认为伤寒病存在的历史很久远，早在史前时代的人类群体中就有出现。不过在古代医生们眼里，伤寒泛指非特定的发热症状而与其他古代疾病看起来没有太大区别，而直到中世纪仍缺乏实质性的伤寒暴发报告。

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伤寒杆菌和副伤寒杆菌，均为沙门氏菌属，而沙门氏菌则是地球上最大、传播最广的细菌种群之一。

古代中国与瘟疫

古代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除了东汉末年的这次之外，另外两次分别是公元12—13世纪的大瘟疫以及17世纪中叶的大瘟疫。这后两次大瘟疫，都曾造成了上百万人死亡。特别是在1232年的大瘟疫中，在50天的时间中，开封城竟出现了“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的惊人死亡率。

与同时期的欧洲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在对抗瘟疫方面有着更为科学的举措，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和医学成果。明代时，一位名叫吴有性的医生，写成名著《瘟疫论》，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便是“疠气”。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提出许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对当时防治瘟疫很有效果。

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从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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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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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首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1]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常常与建安七子“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孔融被曹操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广征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与“三曹”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过贡献。王粲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哀思最能表现在作品上，其代表就是“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王粲《七哀诗》吟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在乱世的经历见闻，融入于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七人当中，除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魏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余的五人竟然全部死于这次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却波渔翁

瘟疫通常怎么传染?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http://wenwen.soso.com/z/q63328791.ht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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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书香中文网 更新时间:2007-11-25 8:17:00 本章字数: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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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节录】

却波渔翁

天气真的改变了历史？
2008-7-13 6: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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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辉
　　“气候决定论”种种
　　2007年以来，世界各地接连爆发了多场特大天灾，由今年初的中国雪灾、缅甸的风灾，5月至6月的华南雨灾，乃至世界各地的旱灾和洪灾，人命伤亡惨重，这些天气惹的祸还没有包括地震和火山爆发。愈来愈多气象学家倾向于认同，特大天灾的主要成因是“反圣婴”紧接着“圣婴”出现，有末世预言家危言耸听：圣婴与反圣婴持续交替，预示着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即将来临。
　　气候骤变无疑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却不一定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美国女作家劳拉·李（LauraLee）的《天气改变了历史》（B+l,am-eI.t/o0n1t/h2eR3ai4n1：H5o0w6t/h2eW7eat/h2erH5as8C9h2an1g:ed;H5i4s8t/o0ry<）正好让我们思考天气与历史的关系：第一颗原子弹之所以投在广岛，是由于当地晴朗的天气，另一颗原子弹原定投放在小仓市，但当地当日乌云密布，便投在备选的长崎。又比如希特勒重蹈拿破仑覆辙，敌不过莫斯科零下20至3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溃不成军。1800年8月，美国维珍尼亚数千奴隶计划起义，可是一场特大暴风雨导致革命化为泡影；相反，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危机四伏，春旱令食品价格暴涨，一场冰雹彻底砸坏农田，饥民武装起义，为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布莱恩·费根（BrianFa鄄gan）有“考古学作家”之称号，他在《历史上的大暖化：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TAh2eGBreat/W7arm-i4n1g:：C9l,i4m-at/eC9h2an1g:ean1d;t/h2eR3i4s8ean1d;F@al,l,o0fCC9i4vDi4l,i4zEat/i4o0n1s8）一书指出：一千年前的全球大暖化，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图，既让蒙古帝国差点并吞欧洲，也让法国葡萄酒独步全球———文明的去留，就像掷硬币，正反的几率是50：50，一半一半；地球升温期全面翻转人类文明：欧洲步入兴盛期，华北闹出大饥荒、吴哥窟加速覆灭、玛雅文明土崩瓦解……
　　费根还著有《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TAh2eLo0n1g:SFum-鄄m-er：H5o0w6C9l,i4m-at/eC9h2an1g:ed;C9i4vDi4l,i4zEa鄄t/i4o0n1）一书，详述一万五千年前大冰河时代结束，地表温度上升，人类进入漫长的夏天：最大的天灾发生在公元前5600年，当时地中海海面暴涨，大水冲进古黑海盆地，冰床崩解加快了海水上升的速度，洪水泛滥引致北方民族南下到北非和中东，此说亦即“挪亚方舟”的气候背景。
　　美国学者亨廷顿（E.Huntington）上世纪初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考察，其后出版《亚洲的脉膊》（TAh2ePIul,s8eo0fCAJs8i4a）一书，认定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外患、明末战乱和满清入关，莫不关乎满蒙及中亚地区气候转旱。他还著有《文明与气候》（C9i4vDi4l,i4zEat/i4o0n1an1d;C9i4m-at/e），认为人类文明只能在特定气候地区才得以发展。这些都是“气候决定论”（climaticdeterminism）。
　　寒冷期与温暖期
　　也许，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与气候有何关系。先说气候。竺可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有《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将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两者交换出现：第一温暖期：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第二温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的秦汉时期；第三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的隋唐时期；第四温暖期：公元1200年到1300年的宋末、元朝时期。
　　第一个冷期：公元前1100年至前850年的西周前期；第二寒冷期：公元初年到600年的南北朝时期；第三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第四寒冷期：公元1400年明初时期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据此推论，汉代处于第二寒冷期。就从赤壁之战说起吧，《三国志·吴书》有两段说得很清楚：“时刘备为曹公所破……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那是说，曹军败于疫症，时值第二寒冷期的冬季，曹军患了什么疫症，疫症是否跟气候相关，才是这场战争的重点。
　　赤壁之战发生于公元208年，据《后汉书》、《三国志》载，由公元151至280年这一百三十年间，“疫疠”频繁，“疫气”、“暴疾”（周瑜死因）、“疫旱并行”、“疾疫”、“疠气”，俱为当时流行病的不同名称。史家按现代病理学分析，“疫疠”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疟疾或斑疹伤寒，也有可能不限于一种，而是数种交替暴发。
　　曹植《说疫气》对“疫疠”有详尽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殭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认为“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另据《后汉书·卢植传》载，尚书卢植奏曰：“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那是说，疫疠流行，皆因“委骸横尸，不得收葬”，那么，为何“不得收葬”？这跟连场战争有关，魏围江陵，吴伐琼崖、围新城，蜀征南中，战争频繁，正好应合“兵入民出，必生疾病”之说，处处皆是“疫疠之乡”，病死的军民尸横遍野，如何能够收葬？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的寒冷期内战争与疫疠互为因果的局面。
　　地球暖化也一直改变历史，费根在《历史上的大暖化》指出：一千年前的全球大暖化所造成的历史结果俯拾皆是：近东人因而放弃狩猎与畜牧，转而从事农业；黑海出现灾难性洪水，逼迫移民深入欧洲；撒哈拉地区逐渐暖化与干燥，导致牧民沿着尼罗河岸过着冒险的生活；罗马帝国往北延伸到高卢，但是最远只能到达气候仅能维持种植之处；六世纪时，东非的雨季增长让鼠群和黑死病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乃有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中国的大暖化时期又如何？德国气候科学家豪格（GeraldHaug）率领的德、中、美研究小组，以雷州半岛的岩芯进行古气候研究，从而掌握东亚古代冬季季风强度，其中一个结论是：大唐与阿拉伯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Talas），唐军大败，唐帝国开始衰落，其时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唐帝国终于在公元907年灭亡。
　　冷暖论未休
　　古代气候缺乏完整的文献资料，每多述异式的野史或小说家之言，比较可靠的古代气候变化数据，只能追溯至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说，气候与历史的可信研究范围，大概可追溯至残唐时代。由唐末黄巢起义算起，乃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由盛而衰，经历了竺可桢所推论的第三寒冷期、第四温暖期以及第四寒冷期，如此说来，寒冷期及温暖期不一定是战争时期———气候的冷暖与朝代的兴亡无疑是交替出现的史实，既然冷未必衰，暖未必兴，那就要问：史实是否存在必然规律？决定论会否倒果为因？费根认为公元800年至1200年、或公元1000年至1300年，地球曾处于大暖化时刻。这跟竺可桢推断的四个温暖期在时间上有颇大出入；费根另一本著作《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创造历史》（TAh2eLi4t/t/l,eI.cKeAJg:e：H5o0w6C9l,i4m-at/eMNad;eH5i4s8t/o0ry<）指出：从公元1300到1850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角是气候，世界进入了500年的小型冰河期，这说法跟竺可桢的研究结果也有出入，竺氏认为这个历史时段出现了一冷一暖的周期———这就表明一个问题：不同学者对冷暖周期有不同的推论，至今争论未休。
　　以唐代气候为例，竺可桢推论是温暖期，满志敏在《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提出唐代中期以后转冷，还有施雅凤、邹逸麟等指出：唐代长安的梅树、橘树、驯象带有人工保护措施，不能作为暖化的论据，并列举大量唐代气候寒冷的证据。王铮等发表《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提出唐代气候处于混沌阶段（choas），冷暖周期不稳定。
　　不同学者对历史上的气温周期有截然相反的论述，莫衷一是，那么，气候冷暖既然未有一个毫无争议的结论，气候决定历史的种种论说又该以什么作为基准？“气候决定论”会不会只是一种有了结果才配上原因的“取巧之论”？不要忘记，已故的罗伦兹（EdwardLorenz）早就指出：初始输入数值微小的差异，会造成落差巨大的结果，使整个系统失去可预测性，他称之为“蝴蝶效应”，在历史长河里，谁能保证不存在“蝴蝶效应”？处于温暖期或寒冷期的王朝都经历了兴亡的历史阶段，温暖期或寒冷期也只能大体而论，只能概括一个周期的平均气温，当中必然是暖中有冷，冷中有暖，况且一冷一暖的周期长达数百年，甚或横跨几个朝代，其中牵涉的历史空间由南至北，由西而东，气候当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那就不可能一概而论。不同意“气候决定论”，只是由于不同意气候是决定历史的唯一要素，同时也不相信一段历史周期内全球气候可以一概而论，当然也得考虑到气候混沌及“蝴蝶效应”导致天气难以测定。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历史中的气候因素，也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劳拉·李的《天气改变了历史》，费根的《历史上的大暖化》、《小冰河期》、《漫长的夏天》，乃至亨廷顿的《亚洲的脉膊》等强调气候因素的著作———如果因此以为这些论说毫无意义，就不免一如“气候决定论”那么片面化和一律化，见树而不见林。
　　上述著作有一个基本的共通点，就是尝试分析历史中的地理及气候因素，只要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因素，其实也不失为一种阅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法，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历史之镜不止一面，从不同的镜子，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考察不同的历史身影，才可以看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可以更全面地重整历史，总结历史，从中得到更好的借鉴。

却波渔翁

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作者：ysgzh 提交日期：2007-10-17 8:33:00  | 分类: | 访问量：770
??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
??林富士
??本文主旨在於探讨东汉晚期疾疫流行的情形,及其与当时宗教情势之间的关系.
??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载,中国社会在桓,灵二帝时期(147-189 A.D.)饱受「疾疫」的
??侵害,其后,在献帝期间(189-220 A.D),则似乎只有建安二十二年(217 A.D.)有「大疫」
??发生.然若综合各种不同的史料来看,则一种或多种不知名的「疾疫」(即现代医学所说的
??「流行病」),在东汉王朝最后的三十多年间,仍不断侵袭中国社会,尽管可能只是间歇性的肆虐於某些区域.
??造成东汉晚期疾疫流行的原因已很考定,但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却可加以评估.单以宗
??教而论,巫祝的活跃,若干庙的兴建,厉鬼信仰的炽盛,新兴道教团体的崛起,佛教在中国声
??内的勃兴,其实都和疾疫冲击下,人心格外显得忧惧疾病,多人渴求医护的社会情境有紧密的关系.而巫祝,道山,与僧人,针对当时人的需求,适时提供了心理或生理上的医疗与救护,也使他们各自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因而形成三者鼎足而立的局面.
??当然,单以疾疫流行的社会情境,并不足以解释巫,道,佛三种宗教势力在东汉晚期的发
??展.但是,疾疫流行与宗教情势二者之间在当时的紧密交缠,却也不能忽视.
??壹,引言
??桓帝元嘉元年(151 A.D.)「春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桓帝延熹四年(161 A.D.)「春正月,大疫」.
??桓帝延熹九年(166 A.D.)正月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
??困」.
??灵帝建宁四年(171 A.D.)三月「大疫」.
??灵帝熹平二年(173 A.D.)「春正月,大疫」.
??灵帝光和二年(179 A.D.)「春,大疫」.
??灵帝光和五年(182 A.D.)「 二月,大疫」.
??以上所引的七条史料出自范晔(398-445 A.D.)《后汉书》的及,1
??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却深受近代学者注目.一般来说,学者大多把灵帝中平元年(184 A.D.)
??的「黄巾之乱」视为东汉政治社会史的重要分水岭之一.因为从此之后,一则盗贼蜂起,流民四窜的情形便连年不息,二则刺史与郡守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交相攻战的局势成形.2 而前
??此二,三十年之间频频爆发的疾疫之灾则被认为是「黄巾之乱」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
??「黄巾」的首领张角乃以「大医」自居,并且透过医疗活动传布信仰,吸引徒众.3 因此,对
??於流行於东汉末年的疾疫,我们除了该评估其损伤人口,破坏经济,蹂躏社会的程度之外,也
??应考察其与当时宗教发展之间的关系.
??然而,有关这项课题的研究,大多局限於探索桓,灵二帝时期的疾疫及其与张角「太
??平道」兴起的关联.这种局限主要是受制於史料.因为,从「黄巾之乱」起一直到东汉覆亡为
??止的三十七年间(184-220 A.D.),有关「大疫」的记载,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只有灵帝中
??平二年(185 A.D.)及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217 A.D.)两次,4 而有关宗教的活动更是绝少见於
??「正史」的记载.但是,范晔以及诸家《后汉书》(以今存之内容来看)对於献帝时期疫灾的
??记载可能有所疏漏,因为,献帝时期,东汉都城曾二度搬迁(初平元年自洛阳迁长安,建安元
??年自长安迁许昌),中央政府常处流寓状态,且又失去对各地的控制,原有的「上计」和「监
??察」制度不再能实际运作,宫廷所藏的典册簿籍又频遭战火,因此,史官(或有志写史者)能
??否获得完备的档案和资料以记当时之事甚为可疑.故而,在东汉最后的三十二年间,「疾疫」
??流行旳次数是否仅止於建安二十二年一次,实有待细察.其次,这段时间,其实正是中国宗教
??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端.绵延至今的「天师道」便是在这段期间形成其基本教义和教团组织.
??佛教入华之后,虽於桓,灵二帝之时已有重大发展,但论「造像立寺」之始以及佛法传布对象
??的扩大,或应在献帝之时.即使是古老的巫祝信仰,在这段期间也有了若干新的变化.因此,
??本文旨趣便在综合各种不同性质的史料,重新考察东汉晚期(以献帝时期为主)疾疫流行的情
??形,并且评估其与当时宗教情势之间的关系.而所以以献帝时期为主要的时间断限,一则是受
??限於篇幅,二则是为详人所略而略人所详.然而,历史现象少有骤然起灭,因此文中也将前溯
??桓,灵二帝时事,并约略论及献帝之后的发展.
??贰,释「疾疫」
??在进行考察疾疫流行的情形之前,似须先厘清传统文献常用的「疫」,「疾疠」,
??「疠气」,「疫气」,「疾疫」这些字眼的含意.一般以为,古籍所载的「疫」(疫疠,疾疫等),即今日所谓的「传染病」.5 这个说法虽然大致不差,但是「疫」所指的疾病,似乎并
??不全指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言.如《说文》对「疫」字的解释即为:「民皆疾也.」6 这个定
??义其实较近似现代西方医学所谓的「流行病」(epidemic),即流行於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些
??人群(有时及於整个社群)间的疾病,这包括传染病与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糖尿病,营养
??不良所造成的各类疾病)而言.7 即以张仲景所言,造成其宗族成员大量死亡的「伤寒」而
??言,虽然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是指某种「传染病」,但是根据《伤寒论》本文及传统医书所载,
??似又不然.《伤寒论》即言: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洌,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
??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於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於四时之
??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
??者,寒毒藏於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於温也.是以辛苦
??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
??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
??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以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夫欲候知四时
??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为按斗历占之.8
??此虽区别「伤寒」(按其发病时节又可细分为「伤寒」,「温病」,「热病」三种)与「时行
??疫气」,然其差异仅在一伤於四时正气(正常之气候),另一伤於异常之天候.其以「长幼之
??病,多相似者」定义「时行之疫」,和《说文》颇为类似,盖泛指「流行病」,而不单指传染
??病.隋代巢元方於《诸病源候总论》亦曰:
??伤寒之病,但人有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不染著他人.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
??节,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9
??此即区分「伤寒」为传染性与非传染性二类.其亦云:
??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
??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10
??由此可知,医籍中所谓的「伤寒」,「时气」,「温病」,「热病」,「疫疠」等,往往都是
??某种或某些「流行病」的泛称.而一般典籍有关流行病的用语和概念也和医籍相似,如《周
??礼》云: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11
??郑玄注此云:「疠疾,气不和之疾.」贾公彦则疏曰:「 言疠疾气不和之疾者,疠谓疠疫,人
??君政教失所,则有五行相克,气叙不和,疠疫起,故云气不和之疾.」12 由《周礼》本文及郑
??玄,贾公彦之注疏对「疠」或(「疠疾」,「疠疫」)的解释来看,其意也泛指一般的流行病
??而不特指某种传染性疾病.《字林》释「疫」为「病流行也」,13 大致可视为传统文献所载
??「疫」,「疾疠」,「疠气」,「疫气」,「疾疫」这些字词的基本含意.14
??参,献帝时期疾疫考
??献帝时期的疾疫之灾最为学者所习知者有二:一在建安十三年,另一在建安二十二年.故
??本文拟以此二年为定点,将这段时期疾疫流行的情形分成五段加以探讨:一为建安十三年以前
??(189-207 A.D.);二为建安十三年(208 A.D.);三为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一年(209-216 A.D.);
??四为建安二十二年(217 A.D.);五为建安二十三年至延康元年(218-220 A.D.).
??一,永汉元年至建安十二年 (189-207 A.D.)
??献帝初期的十九年间,疾疫之事,见於文献者有五.第一,张仲景
??载曰: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
??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
??卷.15
??张仲景虽为中国医学史上的名人,但其所引发的争议却也不少,16 这篇「序文」即为其中之
??一.或以为此文全文都不是张仲景所作;或以为前半为仲景之作,后半为晋代王叔和所增;或
??以为全文都出自仲景之手.17 无论如何,本文所引这段文字大多学者都认为是张仲景记实之
??言.依此,则张仲景一族二百余人在建安元年至建安十年间(196-205 A.D.)至少有130人左右
??亡故,而其中约有90人死於「伤寒」.有些学者认为张仲景这裏所说的「伤寒」是指「传染性
??的疾病」.18 无论如何,张仲景的宗族在短短十年之内,约一半人口死於某类疾病应无可疑.
??由此可推知:在196-205 A.D.之间,至少在张仲景的家乡地区,即南阳郡一带(大致为河南与
??湖北交界之地),19 似曾有疾疫流行.
??其次,《三国志》曰: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孙权为将军,桓给事幕府,除余姚长.往过疫疠,榖食荒
??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20
??孙权为将军,其事在建安五年(200 A.D.),21 故知此年(或其后不久),余姚地区应有「疫
??疠」流行.
??第三,干宝《搜神记》载一神异故事云: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於城外,已四十日.娥比舍
??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於棺中言:
??「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武陵太
??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
??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
??儿佗.』娥遂与(李)黑俱归,事状如此.」……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
??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佗:我当从府君出案
??行部,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到期,悉将大小於城
??南待之,须臾果至.……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
??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疠矣.」言讫,竟不得见其形.至来春,武陵果大病,
??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22
??故事内容虽然涉及鬼怪,然其言建安五年( 200 A.D.)春武陵地区「大病」,恐怕不是「志
??怪」的作者所能杜撰.23 因此,这则故事或许正透露出当时武陵地区有疾疫(妖疠)流行之实
??情.
??第四,《三国志》云:
??孙策渡江略地.(王)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保城
??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24
??孙策之击破会稽太守王朗,乃建安元年(196 A.D.)之事.25 裴松之注此事引《献帝春秋》
??曰:
??孙策率军如闽,越讨(王)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为兵所逼,遂诣军降.策令使
??者诘朗曰:「……」.朗称禽获,对使者曰:「朗以琐才,误窃朝私,受爵不让,以遘
??罪网.前见征讨,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须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从者疾患,
??死亡略尽.独与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弃欐就俘,稽颡自首於征役之
??中……」.26
??由文中王朗所言「从者疾患,死亡略尽」,可知当时王朗和其部属从会稽「泛舟浮海,欲走交
??州」,为孙策大军所逼,转而北上时,或曾遭逢疾疫之侵害,地点则可能在会稽沿海一带.
??第五,汉末名士许靖避乱交阯十年之后,曾有一信给曹操,其信言:
??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 会稽,
??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术方命圮族,扇动群逆, 津涂四塞,虽
??悬心北风,欲行靡由.正礼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 兴(王朗)失据,三
??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
??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
??大半.既济南海,与领守儿孝德相见,知足下忠义奋发,整饬元戎,西迎大驾,巡省中
??岳.承此休问,且悲且□,即与袁沛及徐元贤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会苍梧诸县夷,
??越□起,州府倾覆,道路阻绝,元贤被害,老弱并杀.靖寻循渚岸五千余里,复遇疾
??疠,伯母陨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持,前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
??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甚,岂可具陈哉!惧卒颠仆,永为亡虏,忧瘁惨
??惨,忘寝与食.27
??这封信确切的写作年代很难考定.不过,由其信中所提到的流亡历程,仍可推断出概略的时间
??范围.由此信判断,许靖流亡的历程可以分成二截.首先,是在「会稽倾覆,景兴失据」之
??后,和袁沛等人由海路到交州,再转由陆路,经「东瓯,闽,越之国」,至南海.景兴即指王
??朗,其为孙策所破,事在建安元年.故知许靖南下乃建安元年之事.而在流亡的路途上,因
??「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以致「死者大半」.至於许靖等人抵达南海的时间,应
??在同年九月或九月以后,因其信中曾谓「与领守儿孝德相见,知足下……西迎大驾,巡省中岳」,此当指曹操於建安元年九月间迎献帝都许昌之事.28 也因此事,许靖又再尝流离之痛.
??因他们得知消息后,便整装北上,不巧路上碰到夷,越兵起,道路阻绝,其同伴多人遇害.许
??靖乃转而沿「渚岸」而走,却「复遇疾疠,伯母陨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当
??其抵达交阯之时,其亲友,随从「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可见其惨.这段流离的经
??过,究竟同样发生於建安元年或其后,已不可考,然其抵达交阯的时间应在建安三年之前,甚
??或可能是在建安元年岁末.因其信末曾谓「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
??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29 张子云即张津,故知此信应写於张津镇交州之
??时.《三国志》云: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剌史,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 遣零陵
??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30
??文中所述诸事的确切年代虽然不易考定,然刘表死於建安13年(208 A.D.), 故知张津任交州
??剌史的年限不能晚於建安13年.31 这封信的写作也应在建安13年或13年之前,而由信首可以知
??道许靖写这封信时是在他抵达交阯10年后之事,因此,其由南海北上不成,流转至交阯的时
??间,最早不会早於建安元年九月,最晚则不会晚於建安3年.至於其遇「疾疠」之地,或当在交
??州境内.
??由上述资料来看,189-207 A.D.之间,汉帝国境内或许不曾爆发全面性的疫疠流行,
??也非年年有疫,但是在若干地区,如南阳,武陵,会稽,余姚,交州等地,似曾有区域性的疾
??疫之灾.至於流行的时间,较为明确切的有建安元年和建安5年.其他则或发生於建安元年至建
??安3年之间,或发生於建安元年至建安十年间.
??二,建安十三年(208 A.D.)
??建安13年(208 A.D.)疾疫流行之事,可说是因「赤壁之战」而为后人所熟知.学者
??虽对当时流行的究竟是「血吸虫病」或「疟疾」或「斑疹伤寒」有所争论,然对於爆发疾疫流行一事则无异议.32 在没有新资料出现之前,何种疾病之争恐怕不易解决,唯当时疾疫流行波及的范围及时间,似仍可细论.因既有资料显示,该年的疾疫不仅发生於赤壁(今湖北省嘉鱼
??东北,武昌西南)一地,也不仅流行於赤壁之战双方军队接触之际.如《三国志》即云:
??其年(按:指建安13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兵步数十
??万,将士闻之皆恐.……(孙)权遣(周)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
??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33
??依此,则曹操军队在与孙,刘联军接触之前,其内部已有疾疫流行,这也正是周瑜劝孙权联合
??刘备对抗曹操的理由之一,因为他料到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
??病.」34 此外,曹操在其谋臣郭嘉(郭奉孝)死后(按:其死当在建安十二年末或建安十三年
??初),35 曾写信给荀彧表达其追念之意,信中提道: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 疫,常
??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
??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36
??由这封信可以知道,曹操在征荆州之前,其内部对於是否南征意见似乎有些分歧,而反对者的
??理由是「南方有疫」,这或许是因当时南方(荆州一带)已有疫情传出,致使曹操阵营内部对
??於是否挥军南下有所忧惧.倘若当时荆州地区真有疫情存在,而且是某种传染性的疾病,那
??麼,在降服荆州之后不久,曹操的军队恐怕就已遭致感染.无论如何,其爆发大流行,则或在
??与孙刘联军於赤壁对阵交锋之时,如《江表传》即云:
??(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
??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37
??文中所提到的书信,收录於《文选》,其文云:
??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38
??而裴松之论曹操赤壁之役败战的原因时,也说:
??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
??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39
??由此可知,虽不能将曹操败战的原因单纯的归诸於疾疫之兴,但双方交战之时及交战之后,曹
??军之困於疾疫,应属不虚.事实上,即使是自赤壁撤军之后,曹操的军队仍然不能免於疾疫的
??侵害,《三国志》载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之事云:
??(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40
??《三国志》亦云:
??(建安十三年),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
??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
??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
??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
??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41
??这段文字指出曹操於赤壁败战之后,其军中仍有「疫」的情形.而随著曹军之撤离赤壁(当时
??属江夏郡),疾疫似有扩散到其他地方的情形.《三国志》云: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於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
??引归.42
??这段材料可以证明,赤壁战后南郡境内也有疾疫发生.至於其具体地点,则《三国志》有云:
??后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43
??这是巴丘一地(当时属南郡,位处赤壁西南方,今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畔)有疫之证.再者,
??《三国志》曰: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
??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44
??这是赤壁之战的同时或其稍后,发生於合肥一地(当时属扬州九江郡,位处赤壁东北方,今安
??徽省巢湖北边的合肥市)的疾疫.上述各地的疾疫究竟是由赤壁扩散传染而有,或是同时并
??起,已不可考.无论如何,由以上所述可知,建安十三年的疾疫,不仅流行於赤壁一隅,其他
??可考知者尚有南郡境内(尤其是巴丘),合肥等地,至於其流行的时间,也不仅限於曹军与孙
??刘联军交锋於赤壁之时.
??三,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一年(209-216 A.D.)
??有关这八年期间的疾疫记载,首先可见於阮瑀为曹操所作的「与孙权书」,其文云: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 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
??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
??所能败也.…… 闻荆杨诸将并得降者,皆言交州为君所执,豫章距命,不承执事,疫旱
??并行,人兵损减,各求进军,其言云云.孤闻此言,未以为悦.然道路既远,降者难
??信,幸人之灾,君子不为.45
??这应是建安十三年赤壁之役后三年,即建安十六年(211 A.D.)左右所写的信.由信中可知,
??曹操一直认为疾疫才是他当年赤壁之役败战的首因.此外,曹操也由吴的降人得知,当时孙权
??辖管之地,「疫旱并行」.虽然信中也说「降者难信」,然而吴降人之言或许不虚.亦即:在
??建安十四年至建安十六年期间,吴国境内不仅有旱灾,也有疾疫发生.例如:周瑜病后,临死
??前,曾有一信给孙权,其信言:
??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 弭,自
??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
??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46
??周瑜死於建安十五年(210 A.D.),年方三十六岁.47 以三十六岁的盛年,「道遇暴
??疾」,忽然而亡,其所遭遇之疾,或为急性传染病一类的疾病.这和上引信中吴之降人所说的
??「疫旱并行」之事,似可互证.
??其次,《三国志》裴松之注云:
??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184-189 A.D.),白波贼
??起.时先年二十余,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
??扬州取妇.建安初(196 A.D. )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211
??A.D.),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於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
??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
??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
??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
??翳,须去乃出.……后岁余病亡,时年八十九矣.48
??这是汉末典型的乱离故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焦先在建安十六年移居大阳之后,大阳县长给
??他的工作便是埋藏因「疫病」而死的尸体.因此可知在建安十六年,或其后数年之间,大阳地
??区必有疫病流行.
??此外,《三国志》云:
??建安二十年(215 A.D.),从攻合肥,会疾疫,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
??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从(孙)权逍遥津北.49
??这是建安二十年(215 A.D.)合肥一地发生疾疫的记载.
??再者,《三国志》裴松之注曰:
??《魏略》又载扈累及寒贫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190-193 A.D.), 山东人有
??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辅.……初,累年四十余,随正方游学,人谓之得其术.有
??妇,无子.建安十六年(211 A.D.),三辅乱,又随正方南入汉中.汉中坏,正方入
??蜀,累与相失,随徙民诣邺,遭疾疫丧其妇.至黄初元年(220 A.D.),又徙诣洛阳,
??遂不复娶妇.50
??这是另一则流离的故事.由这则故事可以知道,於建安二十年(215 A.D.)或建安二十一年
??(216 A.D.),邺城应有疾疫发生.因文中所言「汉中坏」,当指曹操於建安二十年七月征服
??巴与汉中二地之事.51 不过,张鲁及其余众迟至该年十一月才投降,曹操回师至邺则已是建安
??二十一年春二月之事.52 因此,扈累及其妻之徙邺,当在建安二十年岁末或建安二十一年初,
??而其妻之遇疾疫而亡或应在抵达邺城之后.故知,当时邺城一带曾有疾疫流行.
??由上述可知,从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一年期间,虽无有关全国性的「大疫」的记
??载,然而,无论是孙吴境内,或是曹魏辖内的大阳,合肥,邺城,至少都曾有疾疫流行.
??四,建安二十二年(217 A.D.)
??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载建安二十二年事曰:「是岁大疫.」53 这是献帝时期
??疾疫唯一见载於范晔书者.其疫情之重可由曹操於建安二十三年(218 A.D.)所下的命令得
??知.其令云: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於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 女:女
??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
??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待养
??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54
??这道命令不仅证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确实存在,且说明当时的疫情已影响到经济生产,故有
??「垦田损少」之言,并且造成许多孤寡老弱待养的局面.曹植〈说疫气〉一文,谈及该年疫情
??亦言: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 殪,或
??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
??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
??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55
??由文中所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可知当时疫情之重.至於曹植以社会经济地位的高
??下或生活条件的优劣(衣,食,住之条件)论述当时人感染疫疠机会的不均等,虽然不无道
??理,但是,事实上,当时高官厚禄者染疫而亡者似乎也不在少数,如曹丕於建安二十三年(218
??A.D.)写给其友朝歌令吴质的信中便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56
??曹丕的「亲故」离其疫灾者,怎可能「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呢 而其中所言「徐
??陈应刘」即指文学史上名垂不朽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瑒,和刘桢,这四人皆官
??宦之家,亦难逃其害.此外,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其实也在建安二十二年因「从征吴」,南下
??途中「道病卒」.57 王粲所遭遇者虽然和上述四子不一定为同一波大疫,但其为疾病夺去性命则无可疑.至此,则建安文坛中曹氏父子之外最灿烂的七颗明星乃全告殒灭,而疾疫则扮演了
??致命杀手的角色.
??再者,《三国志》曰:
??建安二十二年,(王朗)与夏侯敦,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
??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58
??《魏书》载王朗临终之言云:
??朗临卒,谓将士曰:「剌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
??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59
??这是建安二十二年发生於居巢的「大疫」(疫疠),其杀伤所及并不分一般军士或将领,其凶猛
??似乎也不逊於上述「徐陈应刘」所遭逢者.
??由上述可知,建安二十二年确有「大疫」流行,然其波及的地理范围究竟多广则不
??详,仅知除一般百姓和士卒之外,尚有多位名人及将领遇害.其杀伤所及,绝非如曹植所言仅
??限於某一特定人群或阶层.
??五,建安二十三年至延康元年(218-220 A.D.)
??在东汉王朝的最后三年期间,疾疫似乎仍肆虐於中国社会.如《三国志》即载曰:
??(建安)二十四年(219 A.D.),……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60
??文中并未明言疫区范围,或指孙吴全境,或指其境内部份地区,也可能仅指荆州境内.
??其次,《魏略》载建安二十五年(220 A.D.)曹操崩於洛阳之情事云:
??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
??变,欲不发丧.(贾)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61
??由此可知建安二十五年洛阳地区曾有疾疠流行.
??此外,《三国志》云: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也.……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
??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
??三千人.及淩统死,复领其兵.是时徵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
??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
??丁夫.……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
??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於死.……」以随陆逊破蜀军於
??宜都,迁偏将军.……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62
??本文所述孙吴境内「疾疠」,「殃疫死丧之灾」流行的年代,因陈寿所记过於疏略,且又有
??误,63 因此不易考定.唯一可确定者为骆统上此疏文时,当在淩统死后,其任「偏将军」之
??前.其迁「偏将军」乃因「随陆逊破蜀军於宜都」,事在建安二十四年(219 A.D.)十一月.64
??可惜淩统的死期不易考定.仅知淩统曾於建安二十年(215 A.D.),在合肥逍遥津北因护卫孙
??权突围身受重伤未死,65 此后,吴国对外的大小战役,便未见淩统列名其间,其本传仅说他
??「病卒,时年四十九」,而未言明年月.66 故其死期仅可断为约在建安二十一年至建安二十四
??年间.而骆统上疏所言的「殃疫死丧之灾」也应发生於这段时间之内.总之,无论南方,北
??方,在这段期间,疾疫之灾并未完全消声匿迹.
??由以上所述可知,范晔《后汉书》所记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一事,绝非献帝时期仅
??有的一次疾疫之灾,其流行的地区也不仅限於某一地.桓,灵二帝期间频年发生的疾疫,在献
??帝在位的三十二年间,似乎仍不断的侵袭中国社会.可惜的是,仅凭现有的材料,我们实在无
??法推断当时所流行的究竟是一种或多种疾病,也无法确知是传染性或非传染性的疾病.67 由於
??这个缘故,我们也很难论断造成这段时期疾疫流行的原因.不过,根据相关的材料以及我们对
??人类疾病史的认识来看,当时的疫灾似乎与气候的变异,68 饥荒,69 战争,70 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71 这些自然与社会情境有著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於其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虽可详加讨论,但因限於篇幅,因此本文仅先析论其与当时宗教发展的关联,其余则另文
??处理.
??肆,宗教与疾疫
??疾病与人类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72 一般来说,疾疫的流行往
??往有利於某些宗教的传布和发展.例如,本文在引言部份便曾指出: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大
??疫应是「太平道」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美国史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也曾指出:
??基督教和佛教所以能在西元最初数世纪间,分别在罗马帝国和中国境内吸引许多信徒,关键就
??在於当时正流行传染病,因为基督教与佛教都能针对当时人所受到的痛苦提出解释,予以慰
??解.73 此外,一些研究近代中国瘟神信仰的学者也认为这种信仰的兴起与传布和当时瘟疫流行
??的社会情境有很大的关系.74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大胆推测:倘若东汉晚期自桓帝起一直到献
??帝时期真有一波波或大或小的疾疫侵袭中国社会,那麼,当时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势必和疾
??病的预防及医疗有密切的关联.以下先述旧有的巫祝信仰,次论新兴的道,佛二教.
??一,巫祝与祠庙
??一般而言,汉人颇信鬼神能使人罹病,因此,病人或病家在寻求医疗救助之时,虽然不见
??得都会「信巫不信医」(太史公语),但是,巫医并用的情形应不少见.75 因此,大疫之时,
??若干巫术性的医疗法和预防措施,如「避疾」 「祷解」 「祝除」 「逐疫」(傩) 「辟
??除」(佩刚卯,系彩丝,悬符籙,挂桃印)等,纷纷出笼,乃是意料中事.76 例如,应劭(大
??约死於 204 A.D.)描述当时的流俗信仰时便曾提到: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
??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又永建中(126-132 A.D.),京师大疫,云厉鬼字
??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
??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77
??这段文字一则提醒我们汉人相信瘟疫流行和「厉鬼」(尤其是兵死之鬼)作祟有所关联,78 二
??则告诉我们这种信仰和习俗与当时的「大疫」,「岁岁有病」的社会情境有关.此外,曹植
??〈说疫气〉一文也说: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此乃阴阳失位,寒
??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79
??因此,在东汉晚期,那些能书符念咒,祈祷解禳的术士,或许会因疾疫流行而有更多活动的机
??会,如《后汉书》〈方术列传〉即言:
??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
??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於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
??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
??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80
??这段文字所记载的或即献帝时事,因《抱朴子》〈内篇 至理〉有言:
??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近世左慈,赵明等,以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81
??依王明校释,引文中提到的赵明其实即《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的赵炳,而左慈即献帝时
??为曹操纲罗於麾下的著名术士之一,故其活动年代应约略一致.82
??无论如何,在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巫祝信仰是若干与疾疫,治病有关的「神祠」之
??繁盛与兴建.即以上引的赵炳为例,这位擅长以「禁架」(「禁咒」)疗病的术士,后来「东
??入章安」,《后汉书》载其抵达章安(属会稽郡)之后事云:
??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人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
??入.83
??百姓为他立祠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则希望赵炳死后能够显灵,一如生前一样医疗众人之疾;二
??则希望赵炳不要成为「作祟」(造成疾疫流行便是方式之一)的「厉鬼」.
??除了主祀赵炳的「赵侯祠」之外,84 当时江南地区所兴起的「厉鬼」信仰,还有其后
??非常兴盛的「蒋侯神」,85 其兴起的年代或即在献帝建安年间,而且立祠的经过也和疾疫的背
??景息息相关.《搜神记》载其事云: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
??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伤击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
??故吏见文於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
??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
??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佑孙氏,宜为我立祠;不
??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
??未之信也.又下巫祝:「吾〔若 〕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
??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
??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
??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86
??文中「吴先主之初」所指的年代可能有二:一为献帝建安十六年(211 A.D.)孙权「徙治秣
??陵」并於次年「改秣陵为建业」之时.另一为孙权於黄龙元年(229 A.D.)称帝并正式奠都於
??建业之时.87 不过,以巫祝宣言「吾将大启佑孙氏」一语来看,其年代似乎是在孙权正式称帝
??之前.此外,据本文第三节考证,曹操於建安十六年致孙权书中曾提到吴国境内「疫旱并
??行」,而黄龙元年前后数年则未见其境内有任何疾疫流行的记载.因此,将这则故事发生的背
??景置於献帝建安十六,或十七年的建业,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蒋子文本质上为一兵死的「厉鬼」,其用以胁迫百姓为其立庙的主要手段则是降下「大疫」使人生病.因此,「蒋子文
??信仰」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巫祝利用当时「大疫」的机会,恐动百姓和朝廷,使之奉祀蒋子
??文,为其立祠.而此一信仰自此后即长久风行於建业及江南地区,历六朝而不衰,其信徒更是
??广及各个社会阶层,上自皇帝,后妃,王公将相,下及庶民百姓,莫不奉祀.值得注意的是,
??这虽然是自先秦以来便流传不绝的「厉鬼」(厉神;瘟神)信仰,但是,利用「败军死将」这
??类的厉鬼,以疾病及其他灾祸相威吓,要求民众祭祀其「神」,并为之建立祠庙,却是汉末六
??朝时期江南地区巫觋信仰的主要特色之一.88 相对於早先巫者活动主要以社祀和山川之祠为基
??盘的情形,这种以奉祀人鬼(尤其是厉鬼)为主而兴起的祠庙,虽然不是史无前例,但其蔚为
??主流却是汉末六朝巫觋信仰的新发展.89
??不过,在东汉晚期声名最著,势力最盛的神祠应该是「城阳景王祠」.应劭《风俗通
??义》〈怪神 城阳景王祠〉载曰:
??朱虚侯刘章,齐悼惠王子,高祖孙也.……尊立文帝,封城阳王,……立二年薨.城阳
??今莒县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郡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
??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
??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守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
??清.陈,曹之后,稍复如故,安有鬼神,能为病者哉？予为营陵令,以为章本封朱虚,并
??食此县,……余郡禁之可也,朱虚与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书曰:「到闻此俗,旧多
??淫祀,糜财妨农,长乱积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许子路之祷,晋悼不解桑
??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我黔黎,渐染迷谬,岂乐也哉？莫之徵耳.今条下
??禁,申约吏民,为陈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遗脱,弥弥不绝,主者髡截,叹
??无及已.城阳景王,县甚尊之,……其歆禋祀,礼亦宜之;於驾乘烹杀,倡优男女杂
??错,是何谓也 ……自今听岁再祀,备物而已,不得杀牛.……」90
??城阳景王之祀起源很早,且和巫者的倡导有关.例如,在王莽天凤年间(14-19 A.D.)起兵反
??叛,来自山东(青,徐二州)一带的「赤眉军」中,便有鼓舞祭祀城阳景王的「齐巫」,刘盆
??子之称帝便与其有关,且当时即有城阳景王能令「笑巫者辄病」的传说.91 而由应劭本文来
??看,城阳景王祠在东汉中晚期的琅琊,青州,勃海一带似乎更为普遍,其祭祀活动也更为繁
??盛,故有「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及「烹杀讴歌,纷籍连日」之语.当时地方官吏对这种
??盛行的「淫祀」敢加以禁绝的只有乐安太守陈蕃,济南相曹操和营陵令应劭.陈蕃初任乐安太
??守应该是在144至146 A.D.之际,92 而其迁任他官则在桓帝延熹二年(159 A.D.)梁冀被诛之
??前.93 至於曹操任济南相,「禁断淫祀」之事,当在灵帝光和末年(184 A.D. )之后.94 应劭
??任营陵令则在他於灵帝中平六年(189 A.D.)任太山太守之前五月.95 由此可知,以城阳景王
??为核心对象的信仰,至迟从144 A.D.起一直到献帝即位前(190 A.D.),在琅琊,青州,渤海,
??济南一带便已传布甚广,信徒甚众.其间,虽经陈蕃,曹操整顿,但二人所辖仅乐安,济南两
??地,在这两地之外, 他们恐怕也无力管束,而且据应劭言,二人离任之后,其旧俗又「稍复如
??故」.应劭虽也曾下令约束其辖内(营陵;营丘)祭祀城阳景王的活动,却也不曾企图完全予
??以禁断,且其在任仅五个月,其命令是否曾被执行,实为可疑.因此,这个以城阳景王为信仰
??中心的「祠庙群」, 在献帝时期似乎仍然屹立不废,这由焦和任青州刺史时的表现也可知其梗
??概.《九州春秋》载曰:
??初平中(190-193 A.D.),焦和为青州刺史.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
??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军逾河而西.……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
??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
??也.……祷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陈於前,巫祝不去於侧;入见其清谈干云,出
??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96
??青州为城阳景王祠遍布之地,焦和既然「巫祝不去於侧」,当不致禁断此一信仰.而且,献帝
??初平三年(192 A.D.),当青州黄巾为曹操所讨击之时,曾移书曹操言: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
??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97
??这封书信指出:黄巾道徒因曹操曾禁断城阳景王祠的信仰而引为同道.由此可知,黄巾的「太
??平道」与「城阳景王祠」应为二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信仰派别,焦和之亲近巫祝而与黄巾攻
??战,似乎与其信仰有所关联.至少,他应当不致於禁绝这个同为巫祝信仰的祠庙群.事实上,
??「城阳景王祠」一直到晋代仍然存而不废,可知其延续之久.98 至於这座神祠的性格,由应劭
??文中所言「安有鬼神,能为病者哉」,「昔仲尼不许子路之祷,晋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
??命,吉凶由人」数语观之,当时人所以崇信城阳景王,似乎和他被认为能使人生病及能愈人之
??病有关.99 总之,在桓,灵及献帝三朝期间,以城阳景王为核心的巫祝信仰能在特定的地域里蓬勃发展,和当时疾疫流行所造成的社会恐慌或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其次,在汝南地区更兴起三处以「治病」神迹为基础的祠庙(或「神域」).应劭
??《风俗通义》〈怪神〉记载「鲍君神」的故事云:
??汝南鮦阳有於田得□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车十余乘经泽中行,望见此□著绳,因持
??去,念其不事,持一鲍鱼置其处.有顷,其主往,不见所得,反见鲍君,泽中非人道
??路,怪其如是,大以为神,转相告语,治病求福,多有效验,因为起祀舍,众巫数十,
??帷帐钟鼓,方数百里皆来祷祀,号鲍君神.其后数年,鲍鱼主来历祠下,寻问其故,
??曰:「此我鱼也,当有何神.」上堂取之,遂从此坏.100
??又记「李君神」的故事云:
??汝南南顿张助,於田中种禾,见李核,意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殖 种,以
??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
??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因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
??百,酒肉滂□.闲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
??因就斮也.101
??又记「石贤士神」曰:
??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田家老母,到市买数斤饵,暑热行疲,顿息
??石人下小瞑,遗一片饵去,忽不自觉.行道人有见者,时客适会,问何因有是饵 客聊
??调之:「石人能治病,愈者来谢之.」转语:「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其腹,亦还
??自摩,他处放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号曰贤士;辎辇毂击,帷帐绛天,
??丝竹之音,闻数十里,尉部常往护视,数年亦自歇,沫复其故矣.102
??上述三则「神话」发生的确切年代虽不可考,但大致应不出桓,灵,献三帝在位期间.因应劭
??之死,或在献帝建安九年(204 A.D.),而其撰述《风俗通义》的年代则应在兴平元年(194
??A.D.)归附袁绍之后,成书则在其於建安元年(196 A.D.)献上《汉仪》之后.103 在序文中,
??应劭交待了撰述此书的目的:
??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
??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於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於义理
??也.104
??由此可知,他撰写此书意在批判当时之「流俗」,书中所引用的事例则大多是他耳闻或目见之
??事.而应劭为汝南南顿人,105 且曾任汝南主簿,106 因此上引三则故事,或许是他任汝南主簿期
??间亲自获知之事.果真如此,则其时代似不会早於桓帝在位(147-167 A.D.)之前.107 不过,
??也有可能是其后应劭在他地为官期间,或撰写《风俗通义》时才由其亲友或乡党告知.至於其
??最晚的时间下限或在献帝兴平元年(194 A.D.)左右.108
??无论如何,细察上述三则故事的内容,可知其立祠或成为众人云集祷祀的场所,虽都
??因以讹传讹而成,所奉祀的对象也只是精怪之流的小神,但众人坚信其能治人之病则为其中关
??键.至於能在短期之内蔚然成风,以「鲍君神」的例子来看,当有巫者乘机推波助澜以鼓动祀
??拜风潮,而疾疫流行的背景则使巫者更容易吸引信徒.总之,无论是这类乍起乍落的精怪小
??祠,还是前述几座绵延久远,香火鼎盛的人鬼厉鬼之祠,从其建立或兴盛的缘由来看,若说东
??汉晚期的人心格外显得畏惧疾病,渴求医疗,似乎并不为过.
??二,道团的崛起
??何谓「道教」？其起源如何？研究中国宗教史的学者对这一类的问题历年来一直争论
??不休.109 无论如何,大多学者似乎都同意:东汉晚期出现的许多「道团」(如「太平道」,
??「五斗米道」),其性格既不同於佛教,也有异於传统的巫祝团体.这些道团所以能顺利崛
??起,和当时因疾疫流行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变动可说息息相关,而其共同的特
??质之一,便是以治疗疾病做为吸引群众,传布信仰的主要手段.若干学者对於这些道团的崛起
??和疾疫流行之间的关联已有所认识,但是,其讨论的焦点往往只集中於灵帝时的「太平道」和
??「五斗米道」,其实,「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发展和传布主要是在献帝时期,而除了
??「五斗米道」之外,当时还有一些较小的道派也以类似的手法崛起,值得一并考论.
??先就「五斗米道」而论,其基本道法在鱼豢的《典略》中有简要的叙述如下:
??熹平中(172-178 A.D.),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178-184 A.D. ),东
??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
??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
??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
??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
??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
??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
??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
??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
??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其地者,不敢不奉.110
??根据这段文字,则「五斗米道」的发展可分二个阶段.前一阶段起源於灵帝光和年间,其领导
??人为张修.后一阶段则是张鲁於献帝时期占据汉中时加以增饰改造而成后来六朝「天师道」的雏形.111 至於其基本的布道方式则和「太平道」相似,亦即以符水,祝祷替人治病,以吸引徒
??众,其与巫祝疗病的主要区别则在於强调「悔过」,「守戒」,「行善」的重要性.这个特
??色,无论是从史籍(《三国志》,《典略》,《华阳国志》等)所载,或从和该道团有密切关
??联的经典(如《老子想尔注》和《太平经》)的内容来看,都可获得印证.112 不过,「五斗米
??道」组织的强化,教义的补充和修正,以及教法之能充分施行於一地,都是在张鲁於献帝之时
??割据汉中,创立其宗教王国之后(大约是从194至215 A.D.)才告完成.113 在建安二十年( 215
??A.D.)之后,张鲁及其家属虽因投降曹操而北迁至邺,张鲁本人也可能在建安二十一年便逝
??世,但其五子皆封侯,其女则嫁曹操之子曹宇(彭祖)为妻,其部众则开始在北方重建组织,
??传布信仰,也因此天师道才得以在黄河流域慢慢传布开来.114 这个道团以疗病为手段,藉疾疫
??流行之机而兴起一事,在道教本身的经典中也有所论述.例如,南朝刘宋时期「三天弟子」徐
??氏所撰的《三天内解经》便云:
??下古僭薄,妖恶转兴,酌祭巫鬼,真伪不分.太上於琅琊以太平道经付干吉,蜀郡李微
??等,使助六天检正邪气.微等复不能使六天气正,反至汉世,群邪滋盛,六天气勃,三
??道交错,疠气纵横,医巫滋彰,……天民夭横,暴死狼籍.……太上以汉顺帝时选择中
??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别真伪,显明上三天之气,以汉安元年(142 A.D.)壬午岁五月
??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即拜张
??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时事,
??平正三天,……到永寿三年(157 A.D.),岁在丁酉,与汉帝朝臣,以白马血为盟,丹
??书铁券为信,与天地水三官太岁将军共约永用三天正法:不得禁固天民,民不得妄淫祀
??他鬼神.……疾病者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仪,章符救疗.久病
??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归首则差.115
??这段文字或有「神话」的成份,但其叙述天师道的起源和道法时著眼於「疠气纵横,医巫滋
??彰」,「天民夭横,暴死狼籍」的社会背景,并强调天师道以「首谢罪过」和「章符」为其主
??要疗病手段,可说和其他材料所载,以及本文研究所得深相符契.
??献帝时期的道团,除了巴,汉及北方的天师道之外,在江南地区,另有于吉(或干
??吉)的道派.西晋虞溥《江表传》云: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
??吴会人多事之.策尝於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
??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
??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
??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
??乞之,策曰:「……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於市.诸事之
??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116
??这则故事的内容是否完全可信,文中的于吉是否和顺帝时献上《太平清领书》的宫崇之师同一人,于吉是否真为「太平道」的创始人,虽然都有争议之处,但是,以于吉传说在六朝典籍,
??道经中记载之多,流传之久来看,约於建安五年(200 A.D.)被孙策所杀的于吉,其人其事应
??该不是纯粹出於虚构.117 倘若上引《江表传》所载大致可信,则于吉於献帝初年在孙吴境内的传教活动可说极为成功,其信徒人数在其生前,死后都极为可观.而其布道方法则是「烧香读
??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孙策母为其说情也说于吉能「助军作福,医护将士」,可知于吉所
??以能吸引众多信徒,其所仗恃的法术之一即其医疗能力.
??于吉之外,当时江南地区又有所谓「李家道」.《抱朴子》〈内篇 道意〉云:
??又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
??限剂,市买所具,务於丰泰,精鲜之物,不得不买,或数十人厨,费亦多矣.复未纯为
??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绝之列.或问李氏之道起於何时.余答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
??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
??后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於是远近
??翕然,谓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於
??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
??导引日月行□而已,……吞气断谷,可得百日以还,亦不堪久,此是其术至浅可知也.……吴曾有大疫,死者过半,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温病,托言入庐斋
??戒,遂死於庐中,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非为真死也.……天下非无仙道
??也,宽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论之者,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不觉
??宽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觉此而悟其滞迷耳.118
??葛洪对「李家道」道法的批评或许是出自伐异之心,但由其叙述仍可想见,这个道派自孙权
??(182-252 A.D.)时起,一直到葛洪(fl. 317-350 A.D.)之时,始终盛行不衰,应当有其引人之
??处,119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宽所以能使公卿以下云集其门,弟子恒近千人,主要关键在於
??他「能祝水治病颇愈」,而吴的「大疫」虽有可能确实使李宽陨命,但其道法已传,大疫流
??行,或许反而使其弟子更有活动的机会,以致能「转相教授,布满江表」.这个道派崛起的时
??间虽然不一定是在献帝期间,但其利用「疗病」的手段,利用「大疫」的社会情境以传教布
??道,和献帝时其他道团如出一辙,故详引葛洪的记载做为说明当时道团活动的例证.
??上述道团的疗病法虽说是以悔过,祝祷,符水为主,但以上引「李家道」的材料来
??看,当时道士似乎也传授其信徒「导引」,「行气」,「吞气」,「断谷」这类的养生术.即
??以《太平经》所载的几种疗病手段来看,事实上也包含了「方药」和「灸刺」的使用,以及
??「服食」(辟谷,食气)和「守一」,「思神」这类养生术的锻鍊.120 到了六朝时期,医药学
??(含养生术)所以会成为道教知识体系的重要内涵,而道教医学能蔚为当时中国医学的主流,
??其根源便在这个时期的发展.121
??除此之外,道教的兴起和疾疫流行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也可从一些神仙故事中获
??得一些讯息.毫无疑问的,一个中国中古时期的道士或道徒,其修炼的最终目的应该就是成为
??神仙.成为一个神仙,除了不死之外,还可拥有凡人所无的种种异能和法术,其中之一便是能
??免於疾病或疫疠的侵害.122 此外,仙人替人治病或使人免遭疫疠的伤害,也常常是神仙故事
??中主要的情节之一.123 仙传中的人物虽然往往介於虚构与实存之间,但仍有若干要角似乎不
??是撰述者凭空捏造而生.其中,被认为系活跃於汉末的若干神仙人物,大多具有神奇的医疗技
??术或辟除疾疫的能力,颇值得注意.
??以《神仙传》的记载来说,大约活跃於东汉桓,灵,献三帝时期的王远(王方平),
??除本身成仙之外,并能令供养他的陈耽一家四十余年「曾无疾病死丧」,此外,并曾传授一张
??「可以禳灾治病」的符给其徒陈尉,而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124 其次,主要
??活跃於献帝时期的董奉,更是以擅於医疗,「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闻名.据云,他曾以「药三丸」救活「得毒病死」的交州刺史士燮,并以神奇的疗法和咒术治愈「疠疾」和「精邪
??所魅」之病.125 再者,献帝时期曹操曾向其请教养生之道的封衡,其行事则为「闻有病死者,
??识与不识,便以腰间竹管药与之,或下针,应手立愈」,又「有二侍者,一负书笈,一携药
??笥」.126 他如《桂阳列仙传》则载有汉末苏耽,仙去之前,因预知「年将大疫,死者略半」,
??故指示其母「穿一井饮水,可得无恙」.127 凡此记载,即使有所虚夸之处,然既能流传一
??时,则至少反映出道徒面对疾病(疾疫)时之恐慌及其渴望医护之热切.而道教之所以创造
??(或记录),并宣扬这种神仙信仰和神奇故事,其著眼似乎不会与当时疾疫流行的社会情境全
??然无涉.
??三,佛教的勃兴
??佛教传入中国究竟始於何时,因传说纷歧,很难确定.截至目前为止,无论是利用史
??籍所载,或是佛教经籍资料,抑或是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似乎都无法提出令令人满意的答案.
??128 不过,东汉末年(桓,灵,献三朝)应可说是佛教入华之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在此
??之前,或有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大月氏王使伊存来华口授《浮屠经》於博士弟子景卢之
??事,但此事似乎不曾在中国社会造成太大影响.129 其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A.D.)遣
??使赴西域之事,虽然不完全是传说或虚构,《四十二章经》也有可能在明帝时译出(至迟也不
??会晚於桓帝之时),而且明帝时有楚王刘英「为浮屠斋戒祭祀」之事,然而,自明帝之后一直
??到桓帝之前,流传於中国社会的佛教经典大概只有《四十二章经》,汉人对佛教的认识,也只
??是视其为诸种鬼神方术之一,当时,佛教在中国境内几乎无任何势力可言.130
??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勃兴,要到汉末桓,灵之时才有踪迹可寻.这可由三事明之.第
??一,桓帝於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事,虽因桓帝个人「好神仙事」所致,但由此可知佛教
??当时在洛阳的声势想必不凡,才能直达政治权力的核心.131 第二,襄楷於桓帝延熹九年(166
??A.D.)上书时杂引《四十二章经》,《老子》及《太平经》以相比附,132 可见当时已有术士留
??心或研读佛经,佛教经典应已逐渐为人所知.第三,外国僧侣陆续来华,大量翻经,并讲授经
??典,传布佛法.其中最有名者为安息人安世高(安清),他於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A.D.)至
??灵帝建宁中(168-171 A.D.)二十余年间,共译出三十余部经,共数百万言(或曰百余万言),并亲自在洛阳讲授佛法,听讲者颇众,且有多位门徒.安世高所译的经典及所传的禅法
??实为汉魏二代最为通行者.133 其次,有安息人安玄於灵帝末至洛阳,与华人严浮调共译《法镜
??经》,严浮调不仅是已知的汉人中最早出家者,其《沙弥十慧章句》更是中国佛教徒著述之
??始.134 再者,有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支谶)於桓帝末游於洛阳,并於灵帝光和,中平之间
??(178-189 A.D.)传译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经,又有《阿
??闍世王》,《宝积》等十部经.此外,有康居人康巨(康臣)於灵帝时出《问地狱事经》,支
??曜译《成具光明三昧经》,支谶再传支越(支谦)续译《首楞严经》,135 这些经典虽然有一部
??份可能到献帝时才问世,但仍可视为灵帝时的翻经事业之一.
??由以上所述可知,汤用彤谓「及至桓灵之世,安清支谶等,相继来华,出经较多,释
??迦之教,乃有所据」,及谓「佛学在我国独立而为道法之一大宗,则在桓灵之世.」136 应是实
??情.不过,当时的译经,传经活动,大致都集中於首都洛阳,且参与者似乎大多为士人阶层.
??然而,到了献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布教活动似乎又有了新的进展.当时,洛阳虽然仍有译经
??活动(如康孟详之译《中本起经》),137 但译经之处已不再限於洛阳,如《般舟三昧经》即成
??於许昌的佛寺.138 此外,佛法的传布对象也有渐形扩大之势.例如《三国志》〈吴书 刘繇
??传〉便载: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
??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
??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於路,经数十
??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139
??这是中国境内「造像立寺」见於记载的首例,其事则大约在陶谦於献帝初平三年(193 A.D.)
??任徐州牧之后,献帝兴平二年(195 A.D.)笮融被杀之前.140 笮融用以吸引群众的方式之一可
??说是以「实利」(免除徭役,布施酒饭)相诱,但是「造像」与「立寺」所产生的吸引力也不
??可忽视,而其使容身寺内之人(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对於传布佛教信仰应有不小的
??助益.然则,当时所传布的佛法又是什麼呢？
??据汤用彤言,汉末至三国之初,流传於中国境内的佛教有二大系统.一为安世高的禅
??学,偏於小乘,其重要典籍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安玄的《法镜经》,及吴初康
??僧会的《六度集经》等.安世高的弟子有临淮人严浮调,南阳人韩林,颍川人皮业,以及会稽
??陈业.名僧康僧会则曾从韩,皮,陈三人问学.二为支娄迦谶的「般若」,乃大乘学,其重要
??典籍有《道行经》,《首楞严经》,以及吴初支谦所译的《大明度无极经》(《道行经》之异译),《维摩诘经》等.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为支亮的弟子,支亮则为支娄迦谶传人.
??此外,献帝时撰《理惑论》的牟子,也属於这个系统.安世高,康僧会一系的学说,主「养生
??成神」,重视禅定,强调神通.支谶,支谦一系,则主「神与道合」,重视智慧(般若),强
??调「如来禅」,而鄙视以「避世安己,持想守一」,「存神道气,养性求升,恶消福盛,思至
??五通,寿命久长」为目的的「外道五通禅」.不过,当汉末之时,实以安世高一脉之学为盛,
??支谶一脉的大乘般若要到晋代才大兴.141
??然则,上述的「佛法」何以能於桓,灵,献三帝时期逐渐传布开来 读佛经,崇信佛
??教者又何以会在这段时期显著增加呢 撇开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不论,纯就当时疾疫
??流行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和当时人身心上的苦痛来看,汉末在华的僧人及传道者事实上掌握了良
??好的契机,一方面以具体的医术,养生术赢得信赖,另一方面则翻译与养生(禅定),医疗,
??神通有关的典籍以教授其信徒,并宣扬佛的智慧,神力,和慈悲,以解释当时人的苦痛由来,
??并提供救赎之道.以下兹据佛典所载,略述其事.
??来华的佛教僧侣精通医术者,代有名家,这类医僧对於佛教的传布应有不小的贡献.
??142 历代「高僧」中,不乏「大显神通」,「以术数弘教」者,而其中常为僧人藉以彰显「神
??通」的方术之一即其医术.143 以安世高为例,他在桓,灵二帝时期所以能吸引众多信徒,便和
??其精通方术有所关联.康僧会(安世高的再传弟子)在其中曾言:
??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摸,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
??□诸术,□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怀二仪之弘仁,愍黎庶之顽暗.先挑其耳,
??却启其目,……徐乃陈演正真之六度,译安般之秘奥.144
??由此可知,安世高来华之初,首先用以吸引徒众的是其方术(医术为其中之一).此外,安世
??高又译出《佛说□女耆域因缘经》.这部经典主要记载神医耆域(或以为即耆婆)的故事.145
??根据这部经典的记载,耆域不仅饱读「本草,药方,经脉诸经」,还拥有一株可用以「从外照
??内,见人腹脏」的「药王树」,而且精通各种神奇医术(尤其是外科手术).然而,该经也指
??出,耆域所能医治的只是人的「外病」,至於「内病」则有赖佛的救护.146 安世高所以会翻译
??这部经典, 一则应该和其本身「洞晓医术」有关,二则可能是为满足当时疾疫大起之际汉人期
??待「神医」救助的心理需求.此后,佛教僧侣所译的医药书冠以耆域(或耆婆,耆□)之名
??者,累代不绝,其源头或许都可溯自安世高之译此经.147 其次,汉末佛法的另一系传人支谦
??(支越),似乎也是素习医术之人.僧佑《出三藏记集》载云:
??(支谦)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其本奉大法,精练经旨.献帝之末,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於吴.148
??所谓「世间艺术,多所综习」或即包括医术在内,他在吴大帝黄龙二年(230 A.D.)与印度僧
??人竺律炎译出《佛医经》(或即《医王经》),149 应非偶然.这部经典主要论述疾病之因,其
??文云: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人得病有十因缘:一者久坐
??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
??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佛言,命未当尽为横尽,有九因缘:一不应饭为饭,
??二为不量饭,三为不习饭,四为不出生,五为止熟,六为不持戒,七为近恶知识,八为
??入里不时不为法行,九为可避不避.150
??文中虽然主要以一般人的饮食,情绪,起居,及其他生活习惯解释病因,但所谓的「九因缘」
??中其实也包含了佛教所强调的道德和行为戒律(尤其是所谓的「五戒」).151 除此之外,安世
??高所译的《道地经》,152 支曜所译的《小道地经》153 中也都有类似的观念.由此可知,当时来
??华僧侣所译介的这类经典,其中虽然不乏实际的医疗知识,但也含藏佛教本身的教义.
??而以世人的恶行来来解释疾病(及其他灾祸)的发生,更是屡屡见於当时的译经.例
??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论述二十种受罪众生的因缘时即归诸前世种种
??罪恶,其中,言癞病病人即云:
??第二复有众生:身体顽痹,眉须堕落,举身洪烂,鸟栖鹿宿,人迹永绝,沾污亲族,人
??不喜见,名之癞病.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坏塔
??寺,……故获斯罪.154
??安世高所译的《分别善恶所起经》也载:
??今见有短命人,若形瘢疮,身体不完,跛蹇秃伛.或盲聋瘖哑,鼻九鼻塞壅,或无手足,
??孔窍不通,皆由故世宿命屠杀射猎,罗网捕鱼,残杀蚊虻,龟鳖蚤虱所致.155
??支谦所译的《佛说阿难四事经》亦言:
??国中多有盗贼,水火,灾异变生,毒气流布,疾病纵横,悉是海中龙神鬼王之所为
??也.……此诸鬼神龙者,皆是世人所为.射猎,屠杀,鱼网,中毒死者,其魂神或堕海
??中为龙,……忿怒宿怨,因作雾露吐恶毒气,雨其国中.其时人民,或中毒者,或但得
??病者,有相涂污者,皆由世人所作不仁,残杀物命,展转相怨.156
??此外,在安世高所译的《佛说鬼问目连经》,157 支谦所译的《佛说孛经抄》158 中也有类似的概念.而除了解释病因之外,佛教僧侣也提供了救护之道.他们大力宣扬佛陀(和菩萨)为「医
??王」(或「大医王」),并谓佛法能疗人间一切病苦.例如,支娄迦谶所译的《佛说纯真陀罗
??所问如来三昧经》即言:
??其闻佛音,莫不得脱,其垢便除.十方诸医不能除人心之垢,佛则是医,所语闻者心垢
??则除,便得安隐.159
??同书又云:
??譬如医王悉愈人病,菩萨持经法,悉愈十方天下人生死老病.160
??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经》亦言:
??(佛)生五道为大医王,以慧以善救众生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161
??类似的概念尚可见於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舟三昧经》.162 同时,他们也告诫佛弟子,一旦有
??病,绝对不可,也不必求诸佛教之外的鬼神或术士,例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阿难问事佛吉凶
??经》即言:
??若有疾病,了不念佛,便呼巫师卜问祠祀,请乞邪神,天神离远不得善护,妖魅日进,
??恶鬼屯门.163
??至於具体的修练,养护之道,当时来华僧侣也有所传授.例如在汉末桓,灵,献三帝
??时期,安世高及其弟子(韩林,皮业,陈慧)所传习的禅法便颇为流行,而其重点便在於讲求
??呼吸吐纳之术,人身生死疾病之因,以及以禅定去除情欲,阴蔽,病厄,而得神通之道.164 其
??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如《安般守意经》便云:
??问佛何以教人数息守意报.有四因缘:一者用不欲痛故,二者用避乱意故,三者用闭因
??缘,不欲与死会故,四者用欲得泥洹道故.165
??另一重要经典《阴持入经》亦云:
??为一切天下人有二病.何等为二 一为痴,二为爱,是二病.故佛现二药.何等为二
??一为止,二为观.166
??所谓「安般」,「守意」,「止观」基本上就是一种呼吸吐纳,冥思观想之法.
??另一方面,当时偏属大乘学一系的传承者虽然不重呼吸吐纳这类的养生之术,可是对
??於医疗之道似乎并不轻视.例如,牟子虽然痛斥辟谷以求成仙的行为,却仍认为人不能无病,
??有病则当用针药,其《理惑论》云:
??问曰:「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针药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进针药
??耶？」牟子曰:「……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请祷.吾见圣人皆有病矣,
??未□其无病也.神农尝草,殆死者数十.黄帝稽首,受针於歧伯.此之三圣,岂当不如今之道士乎 察省斯言,亦足以废矣.」167
??牟子的主张,实符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因为,佛教僧侣虽视佛陀为「医王」(或「大医
??王」),并认为佛法能疗人间一切病苦,但在其传教过程,却往往以实际的医药和护理工作救
??助病患,视医疗他人之疾苦为大功德,并鼓励其信徒医护他人.学者以为这就是大乘佛教在在
??东亚地区得以顺利传布的要因之一.168 例如,支娄迦谶所译的《佛说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
??经》便说:
??常教导一切人,……所行随所乐喜,不失其意,而作医王之德,疗於老病死已.169
??支曜所译的《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亦言:
??若见老羸疾病瘦耄,伤念扶护,至心不饰.170
??即如被认为偏属小乘一脉的安世高,其所译的《处处经》也劝说:
??见人得疾病无瞻视者,当给与供养,令得安隐.171
??安世高又译有《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其书亦云:
??佛告耆域,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七物 一者然火,二者净
??水,三者澡豆,四者苏膏,五者淳灰,六者杨枝,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谓除去
??七病 一者四大安隐,二者除风病,三者除湿痹,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热气,六者除垢
??秽,七者身体轻便.是为除去众僧七病.如是供养,便得七福.……佛告耆域,作此洗
??浴众僧开士七福如是,从此因缘,或为人臣,或为帝王,或为日月四天神王,或为帝释
??转轮圣王,或生梵天,受福无量.172
??总之,汉末(桓,灵,献三帝)时人在一波波疾疫的冲击下,身心均需医疗与慰解,而
??无论是译授和医药,禅定,神通有关的经典,或是宣扬佛陀为大医王能疗人间一切病苦,还是
??鼓励以实际的针药医疗,救助病者,当时来华的僧侣所传布与实践的种种佛法,可说正是整个
??社会人心所渴求者.其能渐次吸引众多信徒走上佛陀之道,至六朝时蔚为当时最大的宗教,社
??会势力,可说是肇兴於此.
??伍,结论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知道,在东汉中晚期肆虐於中国社会的疾疫,根据范晔《后汉书》
??的记载,似乎以桓,灵二帝时期最为盛行,其后则只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见於记载.但
??是,根据其他材料,我们发现,献帝时期即使少有全国性的大疫,但是区域性的疾疫之灾仍屡
??屡可见.值得一提的是,文献所载的「疫」,「大疫」,「疾疫」,「疫疠」等,并不仅指传
??染性的疾病,而是「流行病」的泛称,因此,往往很难断定为某种特定的疾病.由於这个缘
??故,我们几乎无法查考造成这一波波疾疫流行的原因.但是,其对东汉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冲击
??却可推想而知.
??姑且不论绵延多年的疾疫对於东汉晚期的政治局势,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乃至思想
??文化造成多大的冲击,单以心理层面而言,疾疫之灾所造成的丧亡带给生者的痛苦和恐惧应当
??极为激烈.例如,建安十四年(209 A.D.)曹操就曾下令言:
??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
??哉 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
??意.173
??其实,痛苦怨旷的不只是百姓之家.在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之后,曹丕於次年致吴质书中便云: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
??可支 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
??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
??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
??保,何图数年之闲,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
??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年行已长大,所怀万
??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恐永不
??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 复有所述造否 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174
??曹丕所以能和吴质「叙心」,乃因二人不仅有过共同欢乐的经验,而且也有共同悲恸的时光,
??当时,其交游圈中,因疫疠亡故多人,所存无几,因此对於这样一个可以「叙心」的朋友更觉
??得可贵. 吴质的答书读来也情切感人,其文云:
??二月八日,庚寅,臣质言: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岁
??不我与.昔侍左右,侧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
??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
??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今质已四十二矣,白
??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生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
??累耳.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不胜慺慺,以来命备悉,故略
??陈至情,质死罪死罪.175
??这封信言昔日之欢,言友人丧亡略尽之痛,言己垂垂老矣及生命将逝之悲,言己欲谨身慎行以免有累「知己」,可谓至情之作.176
??上引曹丕和吴质的这两封信,可说把当时疫疠之后生者的痛切和忧虑描写得最为淋漓
??尽致.但是,在忧惧与伤恸之余,如何在疾疫流行的年代里幸免於难,似乎是当时人最为关切
??的问题.例如,曹丕《典论》即云:
??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
??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
??利,殆至陨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
??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
??事於斯术也,人之逐声,及至於是.177
??郤俭,甘始,左慈都是被曹操网罗於都城的方术之士,178 他们所传授的各种养生之术(辟谷,
??服饵,行气,导引,房中补导)虽然只是早先神仙养生家的旧技,却能激起当时人竞相学习的
??狂热风潮,其中缘由,或许和疾疫流行所带来的死亡阴影有关.
??除了求助於养生,神仙之术外,当时人其实也寻求其他的救助之道,医药便是其中之
??一.例如,张仲景在解释其创作《伤寒卒病论》的动机时便谓: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珍〔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
??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
??生.……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
??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赉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余宗
??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
??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179
??由此可知,在疫疠的侵袭下,「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正是张仲景勤研医药的动力.
??然而,生病时巫医并用(甚至弃医求巫)既是汉人的社会习尚,180 则鬼神之力在疾疫
??流行的时代里成为救助的希望,应是自然之事.而这种社会情境也因此成为各种宗教信仰崛起
??的最佳舞台.由本文的研究来看,佛教来华之后,在东汉晚期,因逢疫疠之灾所造成的痛苦与
??不安正弥漫整个社会,而僧侣又能适时提供疗治身心的佛法,故能勃然而兴.同样的,许多新
??兴的道团也掌握了这个绝佳的契机,以医疗疾病做为吸引群众的手段,并且趁机传布其信仰.
??至於旧有的巫祝信仰,在新兴的佛,道二教竞争之下,仍屹立不摇,但也因应疾疫流行的情势
??做了若干调整.比如,强调其所奉祀神只的治病或造成疫灾的能力,并为之兴建祠庙,便是其
??中较为明显的新面貌.
??总之,影响宗教兴衰与变化的因素极多,本文并不以为单以疾疫流行的社会情境就足以解释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道教的崛起,以及巫祝信仰的发展.但是,疾疫的流行与东汉晚年
??崭新的宗教情势之间的紧密关联,也不能忽视.
??
??后记:本文初稿完於1990年8月12日,原题"Epidemic: A Fact Cannot be Ignored i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Chien-an Period (A.D. 196-220)",系於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的一篇学期报告,蒙余英时师教诲,无限感怀.
??二稿改题「东汉献帝时期的疾疫与社会」,系1992年12月7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讲论会讲稿.发表前后,承评论人柳立言先生和本所邢义田先生,萧璠先生,廖伯源先生,刘淑芬女士,康乐先生,刘增贵先生,王道还先生,李贞德女士,李建民先生,以及Marty Powers先生
??惠赐意见,特此致谢. 三稿改题「东汉献帝时期的疾疫与宗教」,完於1994年10月7日,蒙杜正胜师与蒲慕州先生指正,在此申谢. 四稿改题「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完於1994年10月19日,投稿本刊后,承蒙二位审阅人慷慨赐告资料和宝贵意见,无限感激.
??五稿,完於1995年元月25日.
??
??参考文献
??
??1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7,页296-297,308,317,卷8,页322,
??334,342,346.
??2 有关「黄巾之乱」的史料,详见安作璋,《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2),页336-374.通论性的著作,参见罗秉英,《黄巾起义—历史知识读物》(北京:中华
??书局,1974);福井重雅,《古代中国反乱》(东京:教育社,1982);木村正雄,《中国
??古代农民叛乱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二版).相关的研究书目,参见福井
??重雅,前引书,「参考文献」,页229-239.
??3 参见Werner Eichhorn, "Descrip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Sun En and Earlier Taoist Rebellions,"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2:1 (1954),页 325-352; Paul Michaud, "The Yellow
??Turban," Monumenta Serica, 17 (1958), 页 47-127; Howard S. Levy, "Yellow Turban Religion and
??Rebellion at the End of H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76 (1959),页214-224;秋
??月观□,〈黄巾乱宗教性—太平道教法关连中心—〉,《东洋史研究》,第
??15卷第1期(1956),页43-56;大渊忍尔,《道教史研究》(冈山: 冈山大学共济会,1964),
??页1-63;福井重雅,前引书,页28-46.
??4 范晔,《后汉书》,卷8,页351,卷9,页389.
??5 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五篇,第一章「传染病
??史」,页361-367;余岩,《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台北:自由出版社翻印,1972),页148-
??149;郑曼青,林品石编著,《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页168-
??170;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页43-47.
??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七篇下,页
??355.
??7 详见 Abraham M. Lilienfeld and David E. Lilienfeld, Foundations of Epidemiolog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0).中文译文,参见毛文秉译,《流行病
??学》(台北:茂昌图书有限公司,1982).
??8 张仲景著,成无已注,《注解伤寒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卷2,页37-38.
??9 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台北:宇宙医药出版社,1975 ),卷8,页17.
??10 同上,卷10,页12.
??11 《周礼》(《十三经注疏》三)(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1981),卷5,页4a-4b.
??12 同上.
??13 司马光,《类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5册),卷21,页16a,引.
??14 有关「疫」,「疾疠」,「疠气」,「疫气」,「疾疫」这些字眼的释义,是研究中国疾病
??观念史最基本的工作,应做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不过,本文研究重点并不在此,而且已有若干
??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因此本文不再赘述.然而,细密的分析疫,疠这些字眼,在各种材料
??(如字书,经史,道书,佛经,志怪,小说,医药书等),各个时代,以及各个撰述者笔下的
??各种含义,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初步的研究成果,详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
??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页217-241;李丰茂,
??〈《道藏》所收早期道书的瘟疫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期(1993),页
??417-454;林富士,〈试释睡虎地秦简中的「疠」与「定杀」〉,《史原》,第15期(1986),
??页 5-14;林富士,〈试论《太平经》的疾病观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62本第2分(1993),页225-263.
??15 《注解伤寒论》,页7.
??16 有关张仲景及其著述的材料和近人的考证,详见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二(台北:南
??天书局,1977),页311-390.另见任应秋,〈研究《伤寒论》的流派〉,《张仲景研究》,
??1981年第1期,页3-13.
??17 详见大冢敬节著,何志锋译,《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台北: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出版,
??1972), 〈综说〉,页10-14.
??18 同上,页11.另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页43-47.
??19 张仲景之籍贯究竟是指何地,素有争论,然大多认为应在「南阳」(大致为河南与湖北交界
??之地),有的学者甚至确指今河南省南阳地区邓县粮东公社(东汉时之南阳郡涅阳县)即张仲景的故里.详见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二,页312-326;廖国玉,〈东汉大医家张仲景故里涅阳考〉,《张仲景研究》,1981年第1期,页67-69;李浩澎,〈张仲景里贯考〉,《张仲景研究》,1981年第1期,页69-71;马俊乾等,〈南阳医圣祠新发现晋碑及其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页66-68.
??20 陈寿(233-297 A.D.),《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56,页1312.
??21 同上,卷47,页1116.
??22 干宝撰,胡怀琛标点,《搜神记》(台北:鼎文书局,1980,翻印),卷15,页110-111.
??23 有些学者或以为这类「志怪」故事多涉鬼神诡异之事,故不可信.然而,这类作品实与后代
??纯属想像杜撰的「传奇」,「小说」不同,故《隋书 经籍志》将这类作品划入「史部」,而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更是大量援引「志怪」的材料以考史.有关这项课题的讨论,详见
??Kenneth J. DeWoskin, "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 in Andrew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21-52;逯耀东,,《食货月刊》(复刊),第12卷第4,5期(1982年8月),页14-26.
??24 《三国志》,卷13,页407.
??25 孙策攻取会稽,追击王朗之年代,应在建安元年(196 A.D.),其据有二.第一,《三国
??志》明言:「建安元年,孙策临(会稽)郡,察(贺)齐孝廉.时王朗奔东
??冶」(卷60,页1377);第二,《三国志》云:「兄(孙)策既定诸郡,时
??(孙)权年十五」(卷47,页1115),案:孙权死於吴太元二年(252 A.D.),时年七十一,
??故其十五岁那年应在建安元年(196 A.D.).此外,司马光,《资治通鉴》(台北:乐天书
??局,1980,翻版),亦系此事於建安元年(196 A.D.)八月条下(卷62,页1985-1987),年代
??相符,唯是否确在八月则不可知.
??26 《三国志》,卷13,页407,注文.
??27 同上,卷38,页964-965.
??28 曹操迎献帝至许都的时间,或谓建安元年八月,或谓九月,不易辨明,故本文只约略而言.相关材料详见《资治通鉴》,卷62,页1985;范晔,《后汉书》,卷9,页380;《三国志》,卷1,页13.
??29 《三国志》,卷38,页965.
??30 同上,卷49,页1192.
??31 张津任交州剌史的年代很难考定.据王范於晋太康八年(287 A.D.)所呈上的《交广二州春秋》言,「建安六年(201 A.D.),张津犹为交州牧」(《三国志》,卷36,页1110,裴松之案语),则至迟在建安六年,张津已任交州牧.然而,《晋书 地理志》却言:「建安八年(203 A.D.),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张)津为交州牧」(卷15,页464-465),依此,则张津在建安八年才出任首任的交州牧,在这之前则为交阯剌史.而据上引《三国志》 的记载,则张津系接替朱符出任交州剌史,可知设立交州或应在建安八年之前.总之,上述材料的内容,彼此之间有些牴迕,不易厘清.因此,本文采取刘表死年(建安13年[208 A.D.],事见 《三国志》,卷6,页213)为张津任交州剌史的年代下限.
??32 详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页3-4;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
??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第11卷第2期(1981),页87-88;初德维,〈曹操赤壁兵败与
??血吸虫病无关〉,《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3期(1982),页116;季始荣,〈对「曹操兵
??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的商榷〉,《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3期(1982),页124-125;田树仁,〈也谈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之关系〉,《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3
??期(1982),页126-128;陈胜昆,〈疾病与战争——赤壁之战与传染病〉,收入氏著,《赤壁
??之战与传染病——论中国历史上的疾病》(台北:明文书局,1983),页19-24.
??33 《三国志》,卷54,页1261-1262.
??34 同上,页1262.
??35 同上,卷29,页435.
??36 同上,卷14,页436,裴注引《傅子》.
??37 同上,卷54,页1265,裴注引.
??38 萧统编,李善等注,《增补六臣注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
??公司,翻印,1983),卷42,「阮元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页5a.
??39 《三国志》,卷10,页330,裴注.
??40 同上,卷1,页31.
??41 同上,卷47,页1117-1118.
??42 同上,卷32,页878.
??43 同上,卷14,页435.
??44 同上,页450.
??45 《文选》,卷42,页1a-9b.
??46 《三国志》,卷54,页1271,裴注引《江表传》.
??47 据《资治通鉴》,卷66,页2103,〈考异〉.
??48 《三国志》,卷11,页363-364,裴注.
??49 同上,卷55,页1294-1295.
??50 同上,卷11,页365,裴注.
??51 同上,卷1,页45.
??52 同上,页46-47.
??53 《后汉书》,卷9,页389.
??54 《三国志》,卷1,页51,裴注引《魏书》.
??55 丁晏,《曹集诠评》(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卷9,页65-66 .
??56 《文选》,卷42,页12a-12b.
??57 《三国志》,卷21,页599.
??58 同上,卷15,页468.
??59 同上,裴注引.
??60 同上,卷47,页1120-1121.
??61 同上,卷15,页481-482,裴注引.
??62 同上,卷57,页1334-1336.
??63 陈寿《三国志》本文於史事的记载,语焉不详及误失之处不少,裴注虽多所补正,仍难尽补
??其阙,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虽特立「三国志误处」一条以列出
??其误失(详见卷六,页126-128),却不曾指出本传之误.本传最明显的错误在於记骆统的年
??岁.骆统卒於黄武七年( 228 A.D.),若无误,则死时之年岁应为四十八,而非三十六.因
??传中云「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其时为建安五年(200 A.D.),至 228 A.D.
??亡,应年四十八.又,其本传云:「父(骆)俊,官至陈相,为袁术所害,统母改适,为华歆
??小妻,统时八岁.」(页 1334)此亦不确,因袁术杀骆俊事在建安二年(197 A.D.)(详见
??《三国志》,页1334-1335,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又见《资治通鉴》,卷62,页1999),其
??妻改嫁,最快也该在次年,即建安三年,其时骆统当是十八岁而不是八岁.
??64 《三国志》,卷47,页1121;卷58,页1344-1345.
??65 同上,卷55,页1296-1297.
??66 同上,页1297.此外,唐代许嵩所撰的《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卷一,
??〈太祖上〉,将凌统之死系於建安二十二年条下,又言其死时「年二十九」(页19),与《三
??国志》所载有所出入,不知所据为何.
??67 W. H. McNeill 曾大胆推测:西元最初数世纪(大约是一至四世纪)中国境内所流行的疾疫
??应和同时在罗马帝国境内流行者相同(即天花或麻疹),而中国境内所流行者,应是由外地传
??入(东汉中晚期之时,系由西北陆路传入);详见W.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6),页117-119.日本学者加纳喜光也有类似的说法,详见氏著,《中国医
??学诞生》(1987;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页61-66.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可能,但臆断
??之处太多.
??68 西方学者,如 H. H. Lamb 及 Jean-Noel Biraben 等,曾提出所谓「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的概念,并谓:在1550-1700 A.D. 这段「小冰河期」间,因气候寒冷及变化不定而促
??成当时欧洲社会各种疾病(黑死病,天花,小儿惊风或痉挛……等)之流行.此一理论,深为
??美国学者 Andrew B. Appleby 所质疑.Appleby 认为,气候变异虽可促使某些「微生物」
??(或病原体)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之下,产生突变或大量增殖,以致大规模侵袭人类社群而爆
??发疾疫流行,但是,变乾变冷有时也可抑制或终止某些病原体或病媒(如跳蚤,蚊虫等)的活
??动,故而,小冰河期的气候型态不见得必然会直接导致疾疫流行.然而,「小冰河期」间,疾
??疫流行却又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也不全然否认气候变异确为促使疾疫流行的原因之一,不
??过,他认为其影响是间接的,亦即气候变异所带来的灾害是农作物的欠收,及随之而来的「饥
??荒」(famine).而因「饥荒」所引发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如生活条件变劣,都巿
??贫民窟之出现,移徙等),则往往成为扩散或加重疾病流行的要因.无论如何,上述学者都不
??否认气候变异(尤其是「小冰河期」型态的气候)与疾疫流行的紧密关联.相关的讨论,详见
??Andrew B. Appleby, "Disease, Diet, and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8, no.4
??(Spring, 1978), 页725-735; Andrew B. Appleby, "Epidemics and Famine in the Little Ice Ag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0, no.4 (Spring, 1980), 页643-663.至於献帝时期的
??中国气候类型,也有人认为就是所谓的寒而旱的「小冰河期」,至少是比较乾冷及多变的一段
??时期;详见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页69-
??84;许倬云,孙曼丽,〈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收入严文郁等编著,
??《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1987),页235-256;陈良佐,《从
??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 轻重》著作的年代〉,《新史学》第二卷第一
??期(1991),页1-49.
??69 气候变异,饥荒,与疾疫,在欧洲史上往往同时并存,前二者也往往被认为是导致疾疫流行
??的直接或间接因素;详见 Andrew B. Applyby,前引文,暨 John 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
??eds., Famine, 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 (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1); John D. Post, Food Shortage,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The Mortality Peak in the Early 1740s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 Press, 1985);Robert Dirks,"Famine and Disease," 收载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页157-163.至於有关献帝时期饥荒情形的记载,屡屡可见,此处不具引.
??70 战争与疾疫流行之间的紧密关系,已为中西史家所熟知,在此不细论,可参Friedrich
??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16);W.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页47-49;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
??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1(1993),页67-171.
??71 有关迁徙与人类疾疫的关系的探讨,参见Philip D. Curtin, 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9);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19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页195-216; B. A. Kaplan, "Migration and
??Disease," in C. G. N. Mascie-Taylor and G. W. Lasker, eds., Biological Aspects of Human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页 216-245;W.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页176-207;David E. Stannard, "Disease, Human Migration, and History,"收载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页35-42.至於汉代人口迁徙的情形,详见罗彤华,《汉代的流民问题》(台北:学生书局,1989); James Lee, "Migration and Expansion
??in Chinese History," in William H. McNeill and Ruth S. Adams, eds.,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licie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8),页20-47.
??72 有关这个课题的一般性论述,参见 H. E. Sigerist, Civilization and Disea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5), 页131-147.
??73 详见 W.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页108-109,121.
??74 参见刘枝万,〈台湾之瘟神庙〉,原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22期(1966),
??页53-95,收入氏著,《台湾民间信仰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页225-
??284aul 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 Albany, NY:SUNY Press,1995).
??75 详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页63-67,114-118.
??76 详见林富士,〈试论汉代的巫术医疗法及其观念基础〉,《史原》,第16期(1987),页
??29-53.
??77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台北:明文书局,翻印,1982 ),「佚文」,
??页605.
??78 《淮南子》(四库备要本),卷17,云:「战兵死之鬼憎神巫.」(页6a)东汉
??末高诱注此即言:「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杀之.」其观念和应劭此处所载有互通之
??处.有关瘟疫流行和厉鬼之间的关系,详见林富士,〈试释睡虎地秦简中的「疠」与「定
??杀」〉.另见下文有关蒋子文信仰的讨论.
??79 丁晏,《曹集诠评》,卷10,页66-67.
??80 《后汉书》,卷82,页2741.
??81 葛洪(fl. 317-350 A.D.)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
??卷5,页114.
??82 同上,页120.有关这则故事的时代,宫川尚志认为应订在272-274,然而他也无法合理解释
??赵炳何以会被列入《后汉书》,或何以会被葛洪将之与献帝时期的左慈并提;详见宫川尚志,
??,收入氏著,《中国宗教史研究.第一》(京都:同朋舍,
??1983),页131-140.
??83 《后汉书》,卷82,页2742.
??84 据唐人言,这座祠庙在当地「俗呼为赵侯祠」;见《后汉书》,卷82,页2743,注文.
??85 有关六朝的蒋侯(蒋子文)信仰,详见宫川尚志,《六朝宗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
??1974年,改订版),第七章,〈民间巫祝道祠庙信仰〉,页213-231;梁满仓,, 《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页58-68.
??86 《搜神记》,卷5,页35.
??87 详见宫川尚志,《六朝宗教史》,页213-216.
??88 详见Fu-shih Lin, "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3rd-6th Century A.D.),"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1994), 第三章讨论「祠庙」(shrines)的部份暨第四章讨论「厉鬼」(malicious spirits)信仰的部份.
??89 由《史记 封禅书》,《汉书 郊祀志》,《汉书 地理志》,《续汉书 礼仪志》的记载
??来看,两汉官方祠庙所祀之鬼神,可说是以天神和自然神(尤其是山川之神)为主,人鬼之祀
??则又以古帝王,圣贤,名人,仙人为主,即使是民间所立的人鬼之祠也以祖灵或有功德的官吏
??为要.可以归入「厉鬼」(无后乏祀或冤死强死之鬼)范畴的,似乎只有西汉初年的「杜主」
??(主祀被周宣王所冤杀的杜伯)和「秦中」(主祀被赵高逼迫自杀的秦二世皇帝)以及武帝时
??的「长陵神君」(奉祀因难产而死的长陵女子).而其中和巫祝的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祠庙,也
??是以社和山川之祠居多.然而,从东汉末年起,我们逐渐可以看的一些奉祀厉鬼的祠庙在江南
??地区兴起,而其建立又大多由巫祝所推动,这种现象似乎可说是巫祝信仰的一种变迁.详见上
??引文,另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100-110,192-199.
??90 《风俗通义校注》,卷9,页394-395.
??91 详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158-159.
??92 陈蕃任乐安太守,是因太尉李固表荐之故(见《后汉书》,卷66,页2159),李固任太尉则
??始於冲帝建康元年(144 A.D.)终於质帝太初元年(146 A.D.)(见《后汉书》,卷6,页275,
??282),因此,陈蕃初任乐安太守应该是在144至146 A.D.之际.
??93 同上,卷7,页304-305;卷66,页2160.
??94 见《三国志》,卷1,页3-4;页4,裴注引《魏略》.
??95 详见《风俗通义校注》,页397-398,注25.
??96 《三国志》,卷7,页232,裴注引.
??97 同上,卷1,页10,裴注引《魏书》.
??98 详见《搜神记》,卷7,页60.另参瞿兑之,《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1965年,台一版),甲集中册,页415 .
??99 「仲尼不许子路之祷」指「(孔)子疾病,子路请祷」而为孔子所拒一事;见《论语》(十
??三经注疏本),卷七,,页11b-12a.「晋悼不解桑林之祟」指鲁襄公十年(563
??B.C.)宋平公以「桑林」之乐舞飨晋悼公於楚丘,晋悼公观赏乐舞表演时因受到惊吓以致在返
??国途中病倒於著雍,经由卜问,得知是桑林之神作祟,因此其臣下荀偃等想要奔回宋国请祷於
??桑林之神,但因荀罃的反对而作罢,晋悼公则不祷而愈;见《左传》(十三经注疏本),卷31,页5b-7a.这两则典故都和疾病时请祷於鬼神有关,可知在应劭之时,百姓信奉城阳景王神
??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疗治疾病.
??100 《风俗通义校注》,卷9,页403.
??101 同上,页405.
??102 同上,页406-407.
??103 同上,,页2,注4.
??104 同上,页4.
??105 同上,页1,注3.
??106 详见《三国志》,卷52,页1219,裴注.
??107 其年代最晚似不应晚於灵帝熹平二年(173 A.D.),因该年应劭已在京师为郎官(见《续汉
??书五行志一》,页3346,注引),其后似不可能回任可由郡守直接辟召任用的属吏之职.而由应劭死年(204 A.D.)前推,则其任汝南主簿之时最早也不会早於桓帝在位(147-167 A.D.)之前.
??108 这三则故事发生的年代最晚应不至於晚於应劭动笔撰写《风俗通义》之时,而《风俗通
??义》的撰写年代,据王利器言,应在兴平元年(194 A.D.)左右.这个推断,应当可信,因《风俗通义》所记之事,有明确年代可考者,最晚之事似是灵帝崩后(189 A.D.),董卓握权,天下大乱的情形(约当190-192 A.D. 期间);详见《续汉书五行志一》,页3273,3284,注引.
??109 参见 N. Sivin,"On the Word ';Taoist'; as a Source of Perplex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s, 17:3&4 (1978), 页303-330;酒井忠夫,福井文雅,〈道教何〉,收载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 第一卷 道教何》(东京:平河出版社,1983),页5-29 ;福永光司,〈道教何〉,〈道教〉,收入氏著,《道教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局,1987),页437-471 .
??110 《三国志》,卷8,页264,裴注引.
??111 这段材料的真实性,因与《三国志》〈魏书 张鲁传〉所载「五斗米道」的传承系谱(由
??张陵创教,传其子张衡,张衡再传其子张鲁),以及六朝道教经典自述的道教「历史」不同,
??备受争议,为调和其间矛盾所作的解释也纷纭不一.综合诸家说法,其意见基本上可分成二
??种1)采信裴松之注文之说,认为《典略》所载「张修应是张衡(即张鲁之父),非《典略》
??之失,则传写之误」.基本上,认为五斗米道的领导权始终在张陵,张衡,张鲁一家之中传,纵有张修其人,且奉其道,也只是张鲁家族的同党或徒众.此说大致系信从后期道经之载.(2)基本上,相信《典略》的记载,认为道经所说的传承系谱系出自张鲁或其后人所捏造,以掩盖其袭杀张修,篡夺五斗米道领导权的事实.此说虽不尽否认张陵,张衡之存在,但以为,张鲁之前,五斗米道系在张修控制之下(且认为此人可能即於灵帝中平元年起兵反叛的「巴郡妖巫张修」).详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 1963年增订版),「附录二」,〈天师道与巫觋有关〉,页 260-261;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18-232;吕思勉,《读史札记》(台北:木铎出版社,翻印,1983),〈太平道,五斗米道〉,页776-778;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页8-25;卿希泰,〈有关五斗米道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4辑(1980),页325-336;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页82-86;福井康顺,〈五斗米道〉,收入氏著,《道教基础的研究》(东京:理想社,1952年初版.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1958年再版),页 2-61.
??112 同上.另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香港大学, 1956);林富士,〈试论《太平经》的疾病观念〉.
??113 有关汉中「五斗米道」王国的组织和行事,除史籍所载之外,六朝道经,如《老君音诵诫
??经》,《三天内解经》,《陆先生道门科略》,《玄都律文》,《太真科》等,亦颇载其事.
??详细的析论,参见大渊忍尔,〈后汉五斗米道组织〉,《东方宗教》,第65号(1985),页1-19.
??114 参见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115 《三天内解经》(《正统道藏》,满字号,no. 876),卷上,页4b-6b.
??116 《三国志》,卷46,页1110,裴注引.
??117 参见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的研究》,〈干吉行迹师承〉,页
??62-71;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第一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80),〈于吉和南方道教活动〉,页160-165;前田繁树,〈六朝时代於干吉传变迁〉,《东方宗教》,第65号(1985),页 44-62.
??118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9,页158-159.
??119 参见山田利明,〈李家道周边〉,《东方宗教》,第52号(1978 ),页15-27.
??120 详见林富士,〈试论《太平经》的疾病观念〉,页242-244.
??121 有关六朝道教医学及其与中国传统医学之关系的研究,详见陈寅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1933),页439-466;钟兆鹏,,《世界宗教研究》, 1987:1,页 39-50;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页266-305;吉元昭治著,杨宇译,《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页1-35,201-292.
??122 详见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页123-185;蒲慕州,,《汉学研究》,第8卷第2期(1990),页149-176.
??123 详见蒲慕州,,页161-163.
??124 详见《神仙传》(《增订汉魏丛书本》),卷2,页2b-7a.有关王方平的生平和事迹,详
??见宫川尚志,,页131-136.
??125 详见《神仙传》,卷6,页9b-12b.
??126 同上,卷10,页12a-12b.
??127 详见郦道元著,戴震校,《水经注》(台北:世界书局翻印,1983),卷39,,页485引.此一材料蒙本文审阅人(隐名)赐告,特此致谢.
??128 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1-15.近数十年来,虽有若干汉代佛教文物
??陆续出土,但学者从其中所获得的讯息,实与传统文献所载没有太大差异.详见 E. Zürcher,
??"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n W. L. Idema and E. Zürcher, eds.,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90),页158-182;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86-176.
??12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页47-51.
??130 同上,页16-57.晋代释道安也说:「佛之著教,真人发起,大行於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大正新修大藏经》, 卷55,no. 2145), 卷5,页39 中.
??131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55-56.
??132 同上,页57-61,104-113.
??133 同上,页61-64,96-98.
??134 同上,页64-66.按:安玄於灵帝末至中国或无可疑,但其译出经典之时,及严浮调出家,撰《沙弥十慧章句》之日,或许已在献帝之时.因为,汉末翻译佛经,常历数年或数十年乃成.
??135 同上,页71.
??136 同上,页61,63.
??137 同上,页71.
??138 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7,〈般舟三昧经记〉,页48下.
??139 《三国志》,卷49,页1185.
??140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72.
??141 同上,页138-149.
??142 参见 Paul Demiéville, Buddhism and Healing, trans. by Mark Tatz (1937;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页51-53.
??143 参见陈竺同,〈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暨南学报》,第1卷第1号
??(1936),页59-105;村上嘉实,〈高僧传神异〉,《东方宗教》,第17号(1961 ),页1-17.
??144 《安般守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02),页163中.
??145 参见陈竺同,〈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页 65-75.
??146 详见安世高译,《佛说□女耆域因缘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4,no. 553),页896
??下-902上.《大正新修大藏经》另收有《佛说柰女耆婆经》(卷14,no. 554,页902中-906
??中),二经内容大同小异.
??147 参见陈竺同,〈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页 65-75.
??148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页97中.
??149 参见陈竺同,〈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页67.
??150 竺律炎,支越译,《佛说佛医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7,no. 793),页737上-737中.
??151 同上,页737中-738中.
??152 详见安世高译,《道地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07),页233上-233中.
??153 详见支曜译,《小道地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08),页236下-237上.
??154 安世高译,《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7,no. 724),页451上.
??155 安世高译,《分别善恶所起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7,no. 729),页518上.
??156 支谦译,《佛说阿难四事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4,no. 493),页757中.
??157 详见安世高译,《佛说鬼问目连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7,no. 734),页535中-535下.
??158 详见支谦译,《佛说孛经抄》(《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7,no. 790),页735下.
??159 支娄迦谶译,《佛说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24),页355下.
??160 同上,页358上.又见页359下.
??161 支谦译,《维摩诘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4,no. 474),页519上.
??162 详见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3,no. 418),页916上.
??163 安世高译,《佛说阿难问事佛吉凶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4,no. 492),页753
??上.
??164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95-98,139-144.
??165 安世高译,《大安般守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02),页166上.
??166 安世高译,《阴持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03),页176上.
??167 《弘明集》,卷一,页6中.案:虽说有不少中外学者如(梁启超,法人Henri Maspero,日
??人常盘大定) 曾疑《理惑论》系「东晋刘宋间人所作」,但据其序文考绎,现今大多学者皆谓
??该书应出自东汉末牟子之手无疑,周一良先生甚至考定其成书约当在195-201 A.D 之间;详见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73-80;周一良,〈牟子理感论时代考〉,收入其《魏
??晋南北朝史论集》,页288-303.此外,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有《四十二章经
??与牟子理感论考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一书,收有多篇考辨《理感论》及牟子
??年代的文章,可参看.
??168 参见道端良秀,,原载《宗教研究》一八五号,收入氏著,《中国佛教史全集第三卷: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东京:书苑,1985),页290-318aul Demiéville, Buddhism and Healin; Raoul Birnbaum, The Healing Buddha, revised edition (1979;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89).
??169 支娄迦谶译,《佛说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页348下.
??170 支曜所译的《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5,no. 630),页457中.
??171 安世高译,《处处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7,no. 730),页524中.
??172 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6,no. 701),页802下-803上.
??173 《三国志》,卷1,页32.
??174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二册,《全
??三国文》,卷7,页5b-6b.
??175 同上,卷30,页8a-8b.
??176 曹丕和吴质二人酬答之际,悲恸之外,隐含戒惧和自我惕励之意,据云系与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嗣位之争有关;参见王梦鸥,〈从典论残卷看曹丕嗣位之争〉,收入《传统文学论衡》(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7),页23-25.
??177 《三国志》,卷29,页805,裴注引.
??178 见丁晏,《曹集诠评》,卷9,,页53-56.
??179 《注解伤寒论》,页7.
??180 详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63-67,114-118.

却波渔翁

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中华硕博网 WWW.CHINA-B.C0M   2009年02月24日  点击数：    来源：互联网中华硕博网核心提示: 摘要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聚居稠密的地区，水旱灾难和战争之后也往往伴随着疫病流摘要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聚居稠密的地区，水旱灾难和战争之后也往往伴随着疫病流行；疫病爆发多在冬春季结交替之时。北方军队在南征的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也经常发生疫病流行，疫病流行遏制了北方军队进入长江流域的势头。疫病流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人们已经熟悉到疫病流行的危害，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开始采取诸如抚恤疫病死亡者的家属，医药防治等一系列的救助措施。
关键词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

关于历史上的疫病流行及其危害，学术界曾经作过一些论述，但大多是从宏观上进行的。至于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流行仅仅在有关论著中涉及过，没有专题进行研究。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除曹魏、西晋和北魏北方地区短暂统一外，总的形势是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民族战争加上水旱灾难所引发的疫病流行，使复杂的政治形势风云诡谲、变幻莫测，有的政权就是因疫病流行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灭亡的。
一、疫病流行的大势
魏晋十六国北朝的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因气候突变、水旱灾难导致的疫病流行时有所见；因人口聚居而加剧的疫病流行更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疫情发生，并因此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曹魏控制的黄河流域，经过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农业经济逐步恢复，但疫病流行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建安二十二年冬天，黄河流域疫病肆虐，民众死伤惨重。曹操在次年所下的令中有“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之说，在“军兴于外”的非凡时期，因疫病流行，使“垦田损少”，动摇了曹魏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他表露了“吾甚忧之”的心态。当时，曹丕被立为太子不久，“疫疠大起，时人凋伤”。这场疫病流行夺去了与他私交甚好的文友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等人的生命，遭受好友“一时俱逝”的变故，他感到“痛何可言邪”，甚至发出了“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的慨叹。从这次疫病流行的趋势来看，其影响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普通的民众多有死亡，即使与曹丕交往甚密的社会上层也多染病而死。
曹魏政权建立后，见诸记载的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京师洛阳。曹操死后，因“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黄初四年三月，“是月大疫”。魏明帝青龙二年，“夏四月，大疫”。青龙三年正月，“京都大疫”。因此，《晋书·天文志下》云：青龙二年，“是年夏及冬，大疫。”曹魏时期爆发的这两次疫病流行，史书没有记述其危害程度。到齐王芳正始十年秋天又发生了疫病流行，其中声名显赫的王弼“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可见疫病流行危害之惨烈。
西晋是疫情大爆发时期，危害大、波及地区广的疫病大规模流行。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资治通鉴·晋纪一·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宁元年”条云：“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疫病流行迫使晋武帝在“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这次疫病流行可能也感染了晋武帝，史称“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在疫病被治愈群臣祝寿之际，晋武帝感慨万千，下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这次疫病流行在民间为害甚烈。《晋书·孝友·庾衮传》云：“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如此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恙。”此虽是赞扬庾衮对其弟的友爱，但反映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之长。
晋惠帝以后，疫病流行呈蔓延之势。元康二年“冬十一月，大疫”。元康六年十一月，“关中饥，大疫”。元康七年，“秋七月，雍、梁州疫”。随后又发生了“大旱，陨霜，杀秋稼”的自然灾难。疫病流行和自然灾难的交替影响，使“关中饥，米斛万钱”。《资治通鉴·晋纪四·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七年”条则径云：“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而此时关中地区又兵连祸结，“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在此情况下，朝廷答应人口“诏听相卖鬻”来缓解民间因疫病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到了晋怀帝永嘉年间，疫病流行呈现出大爆发的态势。永嘉初年，“关中饥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永嘉六年，“是岁大疫”。因此，《晋书·食货志》云：“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由此可知，永嘉年间的疫病流行既有旱灾方面的原因，又有战争造成民众大量死亡的因素。
十六国时期疫病流行也不时发生。刘聪末年，荒淫无道，不恤民力，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廷尉陈元达劝谏说：“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大兴土木与疾疫流行相伴，使民众大量死亡。而刘聪仍然一意孤行，结果朝政日乱，再加上“军旅在外，饥疫相仍”，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前赵光初三年，刘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投降石勒。刘曜派遣广平王刘岳为征东大将军，镇守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渑池”。而石勒又派遣石生策应宋始等人，刘岳只得退据陕城。次年，前赵境内发生了“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的疫情。光初五年五月，刘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疠疫甚，议欲班师”。可能是刘曜也感染了疫病，最后派人劝说仇池归附才撤军。前赵的三次疫病流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灭亡。
后赵时期疫病流行仍然非常盛行。东晋大兴四年，祖逖病死，石勒开始进攻东晋，东晋的征北将军祖约退守寿春。适逢“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徽文殿作”。疫病流行遏止了石勒的军事进攻，但石勒仍然派兵驻扎在豫州前线以威胁东晋，“梁郑之间骚然矣”。此次疫病流行也波及到东晋占领的青州。东晋的青州刺史曹嶷据有广固，在石勒大将石虎大军的威胁下，预备逃往海中，“会疾疫甚，计未及就”，结果被消灭。石虎死后，冉闵乘石虎子孙混战之际夺取政权，建立魏。冉闵又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矛盾颇深，“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而此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战争使疫病迅速传染，造成移民的大量死亡，出现了“诸夏纷乱，无复农者”的景象。
北魏时期的疫病流行既有鲜卑族难以适应远征地气候的原因，也有水旱灾难的因素。皇始元年，道武帝亲自率领40余万军队南下讨伐慕容宝，次年八月十五日，进攻常山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人畜共患的疫病流行，使军队遭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在者才十四五”。而“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为了稳定军心，道武帝将疫病流行归于天意，并在袭击中山后撤军。3明元帝泰常八年四月闰月，北魏军队攻占虎牢关后，“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流行病的作祟，迫使明元帝率军退回晋阳。3同年，明元帝派遣刁雍与叔孙建率领5万余人，共同进攻青州。因“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再加上宋少帝派遣檀道济等人所率救兵将至，最后只好撤军。3显然，疫病流行大大降低了北魏军队的战斗力。和平元年六月，文成帝命令诸将讨伐吐<？XML：NAMESPACEPREFIX＝ST2/>谷浑什寅，八月，文成帝到达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获杂畜二十馀万”。3同样是疫病流行迫使北魏军队撤军。到北魏进入中原后，所发生的疫病流行多与水旱灾难有关。献文帝皇兴元年夏天，因为天旱和黄河决口，致使沿黄河27个州郡发生饥荒，不久就发生了“天下大疫”的惨象。及至次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3在宣武帝永平三年，“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从上述两例数字，可知疫病死亡人数之多。
北齐时的疫病同样造成民众大量死亡。齐后主高纬天统元年，“河南大疫”。4武平年间，秦州刺史陆杳被陈朝军队包围百余日，“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人无异心。遇疾卒”。5陆杳有可能是感染疫病而死亡。
综观魏晋十六国北朝的疫病流行，我们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鲜明趋势。其一，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也与疫病流行的特点相吻合，一旦发生疫病，往往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二，疫病流行与天灾人祸密不可分。在水旱灾难之后，或战争之后，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之后的必然结果。其三，疫病的爆发时间有其规律可循，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疫病，但大多集中在冬春季节更替之时。
二、疫病流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南北方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从总的形势来看，北方的封建王朝多处于攻势，这就使北方军队频繁地进军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军队在南征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经常发生疫病流行，构成了这一时期疫病流行的显著特色。
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曹操南进的军队因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疫病流行的事实频频见诸史籍的记载。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操军队赤壁失利后，军人因不适应赤壁一带的气候，“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裴松之认为赤壁之败，“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而与此同时，孙吴的军队又乘机进攻合肥，曹操派遣将军张喜率领千余骑兵和汝南地区的军队前往解围，亦“颇复疾疫”。曹操在次年七月就曾感叹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赤壁之战的失败，使曹操深刻熟悉到疫病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司马朗在临死前对将士说：“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很显然，江淮一带气候不但造成军队内疫病流行，而且还使主将司马朗也染病而死。
到曹魏政权建立以后，长江流域非凡的自然环境依然是曹魏军队向南进攻的障碍。黄初三年二月，夏侯尚与曹真共同进攻江陵，“城未拔，会大疫”，为了避免军队因疫病造成更大的伤亡，魏文帝“诏敕尚引诸军还”。疫病流行迫使曹魏军队不得不撤退。即使到曹魏末年，长江流域的气候环境可能引发的疫病仍然制约着南北统一的步伐。景元四年夏司马昭在向众将士陈述之所以舍弃寿春而讨伐蜀地时，其中就有“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原因。
从上述诸事例可以看出，长江流域非凡的自然环境，使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的魏晋军队很难适应，因气候湿热、水土不服导致的疫病流行，使魏晋军队经常面临着不战而溃的窘境，这也可能是孙吴政权能够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在南下过程中也同样遭受着疫病的威胁。永嘉五年正月，石勒的军队在南进过程中，因“军粮不接，死疫太半”。在这种情况下，他采纳谋士张宾的计谋，焚毁辎重，攻占江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同年十一月，石勒进攻豫州诸郡，临江而还，驻扎于葛陂，预备进攻建康，“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司马睿又汇集江南地区的军队于寿春迎战，非凡是“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最后只得退居河北。咸康元年四月，石虎亲自率领大军进攻历阳，建康震动。晋成帝让王导督领诸军迎敌。石虎又派遣石遇进攻中庐，围攻襄阳，东晋令荆州四周的军队迎击，“遇攻守二旬，军中饥疫而还”。从上述事例来看，十六国少数民族军队在长江流域所遭受的疫病威胁，遏止了其南侵的浪潮，使江南地区的东晋王朝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
北魏时期进攻江南地区的军事行动仍有许多重蹈前朝的覆辙。太武帝正平元年正月，宋魏双方在盱眙展开激战，面对魏军的进攻，宋军拼死反抗，战斗持续了一个月，魏军死伤万人，尸体几乎与城墙平，仍无法攻占，“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断其归路”。6将士大批战死，流行病的威胁使太武帝被迫退兵。这种情况到北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也没有改变。太和十九年三月，孝文帝到达邵阳前线，陆叡上表认为对于隔江的萧齐王朝“可以德招，难以力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3可以看出即使到了北魏末年，疫病流行仍然是南北统一的障碍。
三、对疫病的熟悉及社会救助
疫病流行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探索、熟悉疫病的危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救助染病的人群。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疫病大范围的蔓延。潘岳《关中诗》第15首云：“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绛阳之粟，浮于渭滨。”就是对战争造成疫病流行的描写。
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由此段材料可知，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流行中贫苦人家死亡者较多，而富贵之家相对少，疫情发生的原因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较之于落后的迷信看法前进了一步。
黄初四年，魏文帝派遣大军分三路进攻孙权的濡须、江陵、南渚等地，但因害怕“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所以又下诏撤军，说明当时已经熟悉到疫病的传染性。
晋武帝泰始八年夏，汶山白马族侵掠其他少数民族，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讨伐之。典学从事蜀郡何旅等谏曰：“胡夷相残，固其常性，未为大患。今盛夏出军，水潦将降，必有疾疫，宜须秋、冬图之。”但皇甫晏不听，结果失败。6晋武帝时挚虞被举为贤良，在答对晋武帝的策问时，挚虞曾经说：“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已经熟悉到是阴阳不调导致了疫病的流行。在西晋灭吴前，就有人指出：“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太康元年三月，王濬攻克武昌后，贾充遣使上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出现如此多的反对向孙吴用兵的意见，除了西晋中心政府内部的斗争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熟悉到长江流域是疫病流行的重灾区。前秦苻坚执意南讨，道安在劝谏他的话中有“东南区区，地下气疠”一句，用来描述江南的气候可能导致疫病的流行。苻坚的太子苻宏也以江南地区“土下气疠，不可久留”来劝谏，但没有被采纳。
随着北魏军事力量向南推进，北方农业地区的自然环境对鲜卑族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北方地区连年旱灾，神瑞二年有人建议迁都于邺。崔浩与周澹认为迁都一方面可能暴露鲜卑族人口稀少，另一方面，“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新迁居民不服水土也可能导致大批死亡。故而他建议君民同心克服困难，受到明元帝的赞赏。正因为崔浩对鲜卑族难以适应南方气候有深刻熟悉，所以，宋文帝军队预备北伐时，有人建议派军队挫其锐气。崔浩认为“此不可从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3太和十九年正月，针对孝文帝所确定的是年夏将巡视三齐或者中山的计划，韩显宗上书指出：“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3孝文帝服从了他的意见而不再出游。诸多事例表明人们已经熟悉到长江流域夏季湿热的气候环境易致疫病。
面对疫病流行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政府及社会各阶层都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来救治疫病患者。首先，统治者多次颁布诏令对遭受疫病威胁的民众予以救助。建安十四年秋，曹操下令对遭受疫病死亡的将士家属进行抚恤，“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建安二十四年四月曹操所颁行的令中对于因疫病而死的民众给予更多的优抚，“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较高的待遇了。晋武帝在咸宁二年，对于京城地区所遭受的疫病威胁，“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西晋末年，李矩在任河东太守时，面对“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疠”的局面，“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北魏永平三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县和襄陵县疫病流行，迫使宣武帝在五月“诏以冀定二州旱俭，开仓赈恤”。3除了政府救助外，民间的救助也见诸记载。西晋末年由于战乱，韦泓“亲属遇饥疫并尽”，他后来到洛阳，依托应詹，“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弟兄”。还有用医药救助百姓的。北齐时，赵州人李士谦在灾荒之年全力救助民众，“凶年散<？XML：NAMESPACEPREFIX＝ST2/>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5
人们对疫病流行也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曹魏时期，华佗弟子吴普所述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述了一些可以疗治疫病的药物，如“升麻”，“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温疫瘴邪蛊毒”。7“木香”，“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7“徐长卿”，“主鬼物，百精，蛊毒，疫疾邪恶气，温疟。久服，强悍轻身。”7北魏时期的相关著作中也涉及到疫病的救治药物，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耕田》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无发屋室，……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蟄则死，民必疾疫。”不懂得修建房屋过程中应当注重的事项，就可能引起疫病流行。人们还熟悉到小豆防治疫病的功用。《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验。”这是在饮用水方面防治疫病流行。而且在农历的非凡日子里吞食小豆也可以防治疫病，“<？XML：NAMESPACEPREFIX＝ST1/>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竟年无病；令疫病不相染。”8这些方法极有可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经验总结。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人们已经熟悉到疫病的传染性和疫病爆发的自然原因，即夏季多雨和炎热有可能使人们水土不服而感染疫病。疫病的危害性是惨烈的，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深思考，并采取多种措施来救助疫病患者，还总结出了一些医药救治的办法。
参考文献：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吴普，等．神农本草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8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却波渔翁

再论《伤寒论》是经典广义的外感病学

再论《伤寒论》是经典广义的外感病学
        臧  锦      臧东来        
摘要：《伤寒论》不论从“伤寒”一词看，或从《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伤寒论》本身的内容看，它是经典广义的外感病学，不仅名副其实，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后世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专论寒邪为患的狭义外感病学，此观点是错误的！造成错误观点的原因主要是没有看到“六病”皆对发热而言。
关键词：《伤寒论》 六病  发热 伤寒  外感病学
《伤寒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临床医学专著，一向被誉为祖国医学经典名著，然而后世部分医家认为它是专论寒邪为患的狭义外感病学，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此观点，此观点不能正确继承《伤寒论》的学术思想，甚至影响到对每个条文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有必要与同道商榷予以澄清。
1、“伤寒”一词是对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谓。
《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肘后方》云：“贵胜雅言，总呼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千金方》引《小品》云：“伤寒雅士之辞，天行瘟疫，田舍间号耳”。《外台秘要》引许仁则论天行病云：“此病方家呼为伤寒，而所以为外感病之总称，盖寒为天地杀疠之气亘于四时，而善伤人，非温之行于春，暑之行于夏各旺一时之比，是以凡外邪之伤者尽呼为伤寒。仲景所以命书名只取于此而已”。由上可见“伤寒”一词从先秦至晋唐都是对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谓。
2、《伤寒论》产生的时代对象是严重的流行型热病。
《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一生处于东汉末年，其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正是诸军并起，政治动荡的时代。大乱必伴大疫，据史书记载自建宁四年（公元171年）至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的15年间，常有大疫流行。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说疫气》中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张仲景《伤寒论》自序亦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湖南通志名宦者》载：“张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机精解医药，民赖全活者甚众”。这些史料记载都说明，在仲景时代流行的所谓“伤寒病”应当是多种外感热病，并且大部分是严重的流行病和传染病。
3、“六病”皆对发热而言
“六病”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确定的“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阙阴病”。为弄清“六病”皆对发热而言，还须作如下说明：“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在《素问》热论“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发热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典型的“太阳病”热型；“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同样是在“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发热不恶寒反恶热，不大便胃家实”是“阳明病”热型的特点；“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也是在“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发热“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是“少阳病”热型特点……据此可以看出《素问》热论“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是“六病之为病”的基础证，“六病”提纲只有对发热而言，才具有辩证诊断意义。
《伤寒论》共398条，其中言“六病”之条文占203条，可见“六病”辨证的重要性，我们只有从“病时”和“病位”上认识“六病”的实质，“庶可见病知源”，才能真正做到“若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仲景不仅确立了“六病”的“病时”和“病位”，还确立了狭义的“伤寒、中风、温病、风温、风湿”。从“六病”所描诉疾病的临床表现来看，已经包括了温病“卫气营血”各期所能出现的常见症状。从治疗手段和方法上《伤寒论》不仅有辛温解表、调和营卫、扶正祛邪、温阳救逆，还有辛凉解表，清气法、攻里法、清热解毒法、辛开苦降法、刺期门以泻血热法，其中许多方剂，如：白虎、承气、柴胡、枝子、泻心、陷胸、五苓、猪苓、麻杏石甘、竹叶石膏、复脉、葛根苓连、黄苓汤、黄连阿胶等方都被后世应用于临床治疗温热病，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说明它并不是专论寒邪为患的狭义外感病学，而是经典广义的外感病学。
4，讨论：
  　4．1或许有人问“六病”皆对发热而言，有悖于《伤寒论》“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对此笔者认为当更正一字，即——“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热（‘寒’字当为‘热’字）者，发于阴也……”。这样才符合仲景的一贯思想。其根据如下：
4.1.1《伤寒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外感热病。汉代没有体温计，对“发热”体温的变化需要一个“他觉热”和“自觉热”的辩证。他觉热是病人体温升高，属于“发于阳者”；自觉热是病人体温不高，而自觉“上火”或燥热 ，属于“发于阴者”。外感病若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功能好，其自愈周期是“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是比较符合临床的。若“寒”字不更正为“热”字，此条的“发于阳者”就变成了实证、热证的“阳性病”，而“发于阴者”则变成了虚证、寒证的“阴性病”。“阴性病”六日愈，“阳性病”七日愈。这就违背了“阳病”易治，“阴病”难疗的客观实际。
4.1.2《伤寒论》第十一条“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此条前者言“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后者言“无热恶热者，发于阴也”。前者为他觉热体温高，后者为自觉热体温不高。在《伤寒论》中凡言“身热”、“身大热”、“一身尽热”都是现今的“高烧”；“身有微热”、“身无大热”都是现今的“低烧”。“高烧”、“低烧”都是“病发于阳”的“他觉热”，而体温基本正常的病人言“上火”或燥热都属“病发于阴”的“自觉热”。
4.1.3体温高“发于阳”和体温不高“发于阴”的外感病，有“表证”时，都必须先表后里，“若下之过早”则容易造成“结胸”和“痞”证。故《伤寒论》131条说：“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过早故也”。
4.1.4他觉热“发于阳者”误治后，他觉热消失，身不热而烦者，《伤寒论》称之为“无阳”、“亡阳”、“阳绝于里”、“由阳入阴也”。并分别应用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麻子仁丸等方。这在27条、112条、211条、283条、286条、245条、247条、269条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4．2《伤寒论》书名“伤寒”是广义的，条文中归属的“伤寒”是狭义的。
广义的“伤寒”存在于“六病”之中，存在于狭义的“伤寒、中风、温病……”之中，广义与狭义是辩证的统一。为什么后世部分学者看不到它的广义性，只看到它的狭义性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是宋代以后，某些注解《伤寒论》的医家忽略了对“六病”病名的认识，在《伤寒论》中仲景对病名是有明确界定的，如第二条“名为中风”，第三条“名为伤寒”，第六条“名为温病”……那么“六病”病名是如何确定的？答案是：“六病”病名是由“六病”提纲条文本身的语句结构确定的，即在主语和介宾词组中间用“之”字形成特定的短语，如“太阳之为病”——即“太阳病”。“太阳病”的一般含义是：在“太阳”的时间里出现了发热的疾病，如同时具备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个性则传为典型性太阳证。后世部分医家由于对“六病”病名没有从这个基点去理解，而武断的把“太阳病”解译为足太阳膀胱经，因而就看不到“六病”皆对发热而言的共性，他们只看到条文中的狭义“伤寒”，这样就形成了《伤寒论》是专论寒邪为患的错误观点。

杏林童子

拜读了！
“曹植《说疫气》给我们的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唯物论。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有它的客观的即物质的原因，也有其主观的即人的自身的原因。明乎此，我们就会有信心，就会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想出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科学举措。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