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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中医理论专项第二届专家组成立
《中医战略》一书内容简介及目录(2009-01-19 12:54:08)标签:贾谦 中医战略 著作 文化 分类:著作:《中医战略》
书 名:中医战略
作 者: 贾谦 等著
出 版 社: 中医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1
字 数: 310000
版 次: 1
页 数: 294
印刷时间: 2007/01/01
开 本:
印 次: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97801744813
包 装: 平装
内容简介
最近,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呼吁“动力推动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这些观点深化出在网络征集废除中医签名的事件,国家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对此给予了正面的批评和回应,指出:“废除中医的观点是没有文化历史常识的表现。”
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争论未必不是好事。当前出现的新的一波废队中医思潮,无疑会给社会对中医和中医发展的关注度带来很大的提升,从而推动中医学的发展。《中医战略——中医传承与发展的认识和思考》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废除中医思潮予以学术层面的回应,并展开理性、理智的讨论。书中许多文章是国家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成果。为本书作序的中医界的泰斗级专家、参与写作的中医同人和科学研究学者在书中的发言都充满了对于国人健康和国家医疗体制、传统医学发展的拳拳之心和殷切之情。
《中医战略》一书的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序五
序六
序七
序八
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为中医呼吁
第一篇 中药现代化反思
中药现代化之我见
中医药——应该重新认识的人类又一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中药系列标准的完善及国际化推进战略
我国中药出口占世界草药市场份额究竟有多少
中药必须与国际接轨吗
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
第二篇 重新确立中医药的战略地位
中医药可以解决非典型肺火
确立中医药战略地位的重要意义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重新确立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
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中长期规划的呼吁书
第三篇 只有医药才能解决13亿中国人健康
中医是理论医学——《初探》序
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疗效与前景
关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问题向卫生部领导的汇报提纲
弘扬中医药应作为国家战略——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
用中医药确保13亿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
第四篇 走出误区,重铸造中华医魂
新时期中医药名厂名药建设战略刍议
中医药国际化的途径——澳大利亚中医药发展引发的思考
走出误区 重铸中华医魂
中医药领域软科学研究的方法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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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战略》书摘(2009-01-19 12:46:09)标签:中医战略 贾谦 文化 分类:著作:《中医战略》
以下来自《中医战略》一书
一、中医药是保存最完整的传统医药学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除中医药之外,还有埃及、罗马、印度医学体系。然而,后三种传统医学已逐步走向衰弱直至消亡,迄今已散失殆尽,往往只有个别处方散存民间。中医药是世界上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
医学体系,而且是有系统理论、丰富实践、浩瀚文献、严密制度的传统医学,因而最有可能迅速国际化。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表明,中国中药资源种类达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11146种,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矿物80种。数千年积累的处方达30万个。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
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也都有应用草药(植物药)的传统。但是,西方草药与中医药大不相同,其主要差别是:①西方草药尚未形成系统理论,多味单方,偶用复方亦无君、臣、佐、使之说;②西方草药系对症用药,无辨证施治理论指导;③西方草药多用于轻浅病症,不用于急重症;④西方草药只限植物药,且仅应用生药,无炮制工艺。因此,西方草药难以形成完整的医药学体系。
二、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对比
近二百年来,西医药为人类医疗保健做出了重大贡献,使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10—20岁。而中医药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也必有其存在的道理。世界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医药是发挥了作用的。与西医药相比,中医药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西医药源于解剖学,以死人为研究对象,了解药品的精确作用,具有微观精确性,却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是临床医学,以活人为研究对象,将人视为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故从整体考虑,从根本上治疗,具有宏观准确性。中医讲“上工治未病”。从人类医疗保健追求的五个层次看,中医药追求的乃是要“曲突徒薪”,以防生病,即追求的是最高层次,即保持健康,不生病。而西医药则是前来“救火”医危病,追求的是其次层次。西医药今天也开始研究“亚健康状态”、“预防医学”,这正是向中医药的靠拢。我们万万不能错误地认为“曲突徒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西医药在细菌性传染病防治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医对许多疑难症、慢性病和老年病方面尤有所长,为西医药所不及。人类寿命要进一步延长10—20年,只能依赖中医药。
西药是化学合成药,讲究弄清有效成分的结构,要求纯而又纯,这却往往成为西药毒副作用的原因:食至精则有害,药至精则有毒。20世纪20—60年代,世界上发生多起西药药害事件,如20世纪30年代的磺胺事件,造成成千上万人残废或死亡。在中国,每年因西药药害住院的病人达210万人,因此而死亡者19万人。然而,中药源于自然,多采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药物归经.复方中每味药的作用可能不大,但按中医药理论配伍使用却可以增效减毒。据岳凤先教授统计,1950一1990年,中药毒副反应者仅5000例,由此可见,随着世界范围“回归自然”热的兴起,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必将风靡世界,风靡2l世纪。
西医药讲究群体治疗,只要是同一种病,就用同一种药.而中医是辨证论治,即使是同一种病,也因证而异,即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不同证而用药不同,属个性化诊治。吃饭穿衣尚且要个性化,治病用药岂能干篇一律。
综上所述,中医药与西医药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中医药必将迅速国际化,成为与西医药平起子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又一医疗保健体系。
三、中医药国际化遇到的问题
现在,针灸已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得到承认,合法化了。但针灸仅是中医的一部分。由于林自强等先生10余年的不懈努力,2000年澳大利亚已赋予中医药以合法地位。其他西方国家尚不认可中医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东西方文化差异
中西医分属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理论和思维方法不同,名词术语大不一样,语言难以相通。因此,西方国家不了解、也难以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因而持排斥态度,甚至动不动就查抄中医药。想当年,在美国用针刺治病是要被判刑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目睹了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今天美国各州不是都承认了针灸吗?19世纪,当西方传教士将西药带人中国时,我们同样不理解。到20世纪初以后中国人学习西医者渐多,才慢慢接受了西医药。
2.西方国家的法规
西方国家基本上按其西药有关法规要求传统药物,尤其是对待中药。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西药药害事件,为西药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规范,而且世界上的传统医药也都得按这一个标准办事。前面已说过,中医药与西医药、其他传统医药都不同,西医药与其他传统医药也不同,彼此之间应该“求异存同”。所谓“异”,就是指各种医药的特色,这是真正需要保留的东西。
所有的球类都是球,都是娱乐工具,但我们进行篮球比赛总不能按足球规则来裁判吧。
所有的政策法规都是由人制定的,也都会影响社会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时规定西医药是唯一合法的医药体系。从此,应用中医药一千五百年的日本人民失去了一种医疗选择达一百年之久。20世纪60年代,日本又允许中药存在,但废医存药,水平明显下降,出现了小柴胡汤事件。美国FDA业已认识到中药的安全性,允许中药以“饮食补充剂”名义在美国上市,且规定已在他国以药品名义上市的草药,在美国申请新药注册时,可以考虑免去一些临床前实验。这是一个进步,只是步子小了点。
为使本国人民有更多的医疗选择,并降低医疗费负担,主动考察、了解、学习他国的医学,并从政策法规上予以支持,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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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医药科研方向与方法论的误区——跟着西方跑(2009-01-19 11:45:11)标签:贾谦 中医战略 重振中华医魂 分类:报告:重振中华医魂
四、中医药科研方向与方法论的误区——跟着西方跑
中医药科研误区,大者有二:其一,科研经费基本上给了西医药,而给中医药的经费基本上给了“中西医结合”,纯正的中医药研究基本见不到经费。其二,从方法论而言,全是走的西医药之路,扔掉了中医药的精华。
由于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中医药科研走上了一条西化中医的不归路。有关部门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实质”、“本质”的研究,寻找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搞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钱,“成果”出了一大批,却无法用西医的术语说清中医药的理论,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另外,中医药科研 “人云亦云”,只要外国人提出个什么,马上鹦鹉学舌,什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是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什么中药是多靶点作用等等,丢弃了中医自身固有的特色。诚如陆广莘教授所说,这是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
(一) 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
1979年,中医泰斗吕炳奎在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曾说,卫生科研经费97%都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3%中,97%给了中西医结合,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这是有关部门重西轻中的结果。尽管这是1979年的数据,但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
2004年,国家科技部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拨出5000万元科研经费。卫生部给西医药 4500万元,只给中医药500万。按照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西医并重,何以如此薄待中医药?科技部几经努力,才又给中医药增拨了300万,中医药经费也才占到16%。这仅是主管部门鄙视中医药的一个例子。经费尚未到位,有关部门马上又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研究。这除了说明真正的中医科研很难拿到经费之外,也是有关部门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二) 有限的中医药科研经费都用到了耗子身上
中医是临床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中医药的经验和理论均来自临床实践的总结而非实验室研究。中医从整体看一个人,辨证论治,并不太关心人体局部的理化变化。西医建立在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基础之上,西药建立在化学合成的基础上,因而都是实验室产物。不做实验,西医药就不能发展。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并非西医药的实验室做法就一定科学,中医就必须跟着学。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医就得按自己的规律进行科研,决不能将有限的经费用到实验室,用到耗子身上。
2001-2004年的四年,国家自然基金委面上资助项目中,中医药项目仅分别占生命科学部项目的6.81%、6.83%、7.05%和7.41%;从资助金额说,仅分别占6.89%、6.63%、6.92%和7.34%。
在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也是以中药或者某法、某理论研究为主,不少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很少。比如2005年资助的173个项目中,某某理论的研究占24%、某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占57%,某某药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它不到1%。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医讲证,西医讲病,占57%的“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根本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没有关系。
由于歧视,中医药研究经费本来就少,有关部门却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上,这类研究与中医药不搭界,成果也不能用于指导临床,属方法论的错误。
(三) 错过了中医临床研究的大好机会
SARS肆虐,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中医上一线。后来,邓铁涛老教授给中央上书,科技部向中央反映,吴仪同志接见,北京中医才得以走上SARS一线。这本来是中医科研从实验室转向临床、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好机会,然而,毕竟上得太晚,而且马上有人高喊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中医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中医早期介入,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并认真总结归纳,很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方法。可惜这一局面并未出现。这就是中医被现代医学禁锢其思维后痛失的自我发展机会。
艾滋病嚷嚷了20多年,除安排了一个中医课题进行研究之外,有关部门并没有敢于让中医直接上一线,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医这一成熟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传染病,导致中医和西医一样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其责任在于我们主管部门缺乏自信心,而且没有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自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的效果极好,而我们的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却不肯相信。
我们希望,领导同志能够深入了解中医,研究中医,带领中医一块上临床,如此,才会增强民族自信心,领导中医再创辉煌。
(四)误以为中医理论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众所周知,西医理论和西药都是实验室产物。而中医是临床医学,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几千年来,随着临床实践范围的扩大以及医疗疗效的提高,中医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发展。然而,然而,采用西方唯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成了今天中医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的科研方向,以为中医理论就是从实验室里产生的,从而导致中医科研严重脱离临床实践。
今天中药的开发几乎完全按西药标准进行,新药开发的动物实验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药研究。新中药只能是中医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处方,而不是耗子实验所能筛选出来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耗子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虚证,可以治疗430多种疾病,不可能用动物实验开发出这类名方成药。
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使绝大多数人认可了其“科学性”,许多人以此为据,无视中、西医学的差异,一切以西方医学科研为标准来要求中医科研。以致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体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肢解中医,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医科研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体系。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医药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疗效普遍认同,广大群众对中医药也有迫切的需求,但中医药介入正规治疗途径仍然困难重重,因为让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事实表明,民间中医往往对艾滋病之类的疑难杂症最有对付手段)拿出严格中西医对照的、以昂贵的理化实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实验数据来,实在是勉为其难。
(五)科研人员被《指南》牵进误区
中医药科研不尽人意,这不能怪这些科研人员,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也愿意下基层,到临床一线去。他们是无奈地被《科研招标指南》牵着鼻子走进误区的。我们曾向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了解情况,他们认为,如果不按《指南》写,如果不去做那些实验室研究,不研究分子、基因组,不按西医药的研究思路写标书,他们就拿不到课题,拿不到经费,不得已而造假。中医科研按照西医思路走,已经成为当今中医科研招标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希望领导在制定招标指南时,能够多听听老中医的意见,能够看到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体系,真正让科研人员按照中医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药研究而不要让他们按西医药的方法去研究中医药。
(六)中医药科研方法论值得反思
中医药科研按照西医药方法进行,是方法论出了错误,有必要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刻反思。按现在大部分研究思路,采用线性、还原论为指导思想,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仅适合于西医药这一对抗医学,而不适合于中医这一整体医学。因此,按照西医的方法论进行中医药的科研,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的自主发展,更难谈创新。对中医的阴阳、脏象、经络理论等进行物质基础研究是“机械唯物论”思想作怪。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而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对外开放的巨系统,用线性关系、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研究清楚的,西医的局限性、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西医药必须进行动物实验研究,但用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的疗效及用西医的机制来解释中医疗效,确乎不应该成为中医研究的方法,至少不应成为主要方法。否则,中医中药的优势、特色和学术水平不但得不到继承和发展,反而容易而且已经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貌似严谨科学的外表下,中医药特色和实质已经蜕变和消亡。
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西医讲病,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消灭敌人,讲改变人体局部的理化状态。因此,中医研究要从临床中总结归纳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中药研究则应研究中药的药性,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有可能作为中药的东西的药性,使之成为中药家族的一员。按照岳凤先教授的话说,如此研究,可以将西药研究成中药,甚至那些过时的被淘汰的西药也可以变成中药,因为西药也有性味,只是西医不懂而已,辨证论治即可以避开或减少其毒副作用。
我们应加强中医药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并尽快转变到中医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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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医疗的误区(2009-01-19 11:43:00)标签:贾谦 中医战略 重振中华医魂 分类:报告:重振中华医魂
三、中医医疗的误区
医疗卫生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初级医疗保健,而不是只设法解决极为罕见的所谓“高精尖”的疾病。毛泽东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就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然而,今天广大农村缺医少药,80%农村居民、50%城镇居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我们的医疗走入了误区,一些错误认识更是将中医医疗引入了误区。
(一)中医队伍的严重弱化导致中医临床水平下降
中医队伍严重弱化,不仅数量大大减少,内在质量也明显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医的疗效。人民群众在求医过程中往往遇到的不是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常常遇到假医、劣医、名为专家实为庸医的中医大夫,往往见不到良好疗效,由此而认为“中医治不了病”、“中医治不好病”。这种舆论的形成,极为可怕,将致中医于死地。不是中医治不了病,而是许多病人遇到的“中医”没有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这是我们培养教育的失误。
(二)政策的“双重缺位”整体抑制了中医药疗效
2005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研究报告的基本结论是:“从总体上讲,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是有原因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没有发挥应当发挥的主导作用。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个结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广大群众缺医少药、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的事实说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确实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手段”没有起到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作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医疗资源,中医药在有关部门的政策定位中出现双重缺位,相关政策既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公益事业变成赢利产业;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价格上出现了新的“剪刀差”,从而在整体上人为抑制了中医药疗效的充分发挥。这种“双重缺位”表明:人们在选择发挥中医药疗效的实现路径时走进了双重误区,没有分清楚关于中医药的是是非非。
(三)误以为中药就能够代表中医
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分开管理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其直接原因是将中医混同于西医,将中药误等于西药;其根本原因是认为中医理论不明晰、不科学、不实用,共识性少,只有中药还有一些实际效果,因此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鼓励“废医存药”。“废医存药”必然导致“废医废药”,现在大概有近500种中成药已经无人生产了,一是没有中医会用,二是没有会做的老药工,三是没有道地的原材料了。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是:良医越来越少,劣药越来越多,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不择手段地推销药品引发了严重的“药害”,不仅最终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使砭、针、灸、导引按跷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用武之地,丢掉了中医发展的根本。实际上,中医药讲究即医即药,以医带药,中药是按照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的。以中药代替中医让中医药丢了魂,医药分家是政策上的失误和倒退,是“以药杀人”,其危害之大“猛于虎”,直接割断了中医药应用、发展和创新的血脉,破坏了中医药保障国民健康的根基。
(四)误以为医学就是单纯的治疗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众所周知,中医的一大特色是养生保健,即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重养生保健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病。然而,在全国各级防疫体系种多年来见不到中医的影子,中医是“将卫生工作重点放在治疗上”这一错误的重灾区,不仅在国家的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控制体系中没有中医任何地位,而且使中医自身也染上了舍本逐末、重治疗轻养生的坏毛病。甚至在中医教育中都忽视了上医作用的教育,致使SARS期间,拿出的中药预防处方是仿效西医杀灭病毒思想的处方。然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则用邓老凉茶、气功、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来预防SARS。
其实,医学的目的是使人健康,而不是给人找病治病。通过食疗、非药物疗法,能够使人健康地活着,就不应该用药。所以,中医从来是给人找健康而不是找病。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西医没有养生保健一说,由于卫生部对中医的偏见,我国卫生事业始终没有发挥中医养生保健的优势,也导致一些人将中医的养生保健与西方新近提出的“亚健康”混为一谈,抹杀了中医的优势与特色。
(五)误以为化验就是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表征疾病的特异指标越来越多,以指标来帮助疾病诊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临床治疗,但是,指标不是万能的,既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足以确诊疾病。只是当今的医学把这些指标当成医学本身,指标滥用已经危及科学的清誉,并成为医院腐败的典型,造成举国痛恨的“看病贵”问题。
西医必须借助化验检查才会诊断疾病,因此其诊断费等于挂号费加上各种化验检查费,往往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事实证明,化验清楚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中医就靠望闻问切即可辨证论治,其诊断费仅仅是那几元挂号费。这说明中医与西医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医望闻问切即可诊断,恰是中医以简御繁的优势,但如此中医养活不了自己,如今的中医院也只好像西医院一样花大力气投资现代化的仪器设备,靠化验检查来支撑其生存,从而弱化了医生“望闻问切”的作用,成为德国波科特教授所说的“假中医”。这种重物轻人的现象不改变,中医医疗就难以走上正轨。中医院大量引进“高级”仪器设备的做法,不仅于中医之诊断治疗无益,而且加重了患者负担。而这一点,正是国家价格政策和价值政策不当造成的,更是误以为望闻问切不科学、误以为化验检查就是科学造成的。因此,中医的“挂号费”应该大大提高,其中90%以上应该予以报销,或国家对中医诊疗予以补贴,务使中医院的收入不低于西医院。
(六)误以为应以西医诊断和疗效标准衡量中医之诊疗
西医对具体的疾病都要建立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多年来,这种标准化模式一直主导着对中医诊断和疗效的评价。但是,由于认识疾病的方式不同,这种模式当然也不符合中医自身的规律。例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西医根本不认识,也检查不出来,而中医可以诊断和治疗。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西医更无法理解。与此相类似,蒲辅周治疗乙脑,周仲瑛、万友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中医治疗AIDS和 SARS,都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有自己确定的疗效,均为西医所不承认。西医总认为,他不理解的就不科学。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当然彼此不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恐怕也没有几个西医懂得,却无人敢说相对论不科学。所以如此,还是心态问题,我们认为,还是缺乏民族自信心,总认为自己民族的东西落后,总想让牧师来管和尚。
中医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标准去模仿西医,或者强制中医建立西医式的标准,其结果,必然是“与国际接轨”,中医诊疗必然在整体上丧失优势和特色,一头陷进洋标准的泥潭而不可自拔,无法推进自己的标准化战略。
七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患者一般三五个月即可停药,成为好的劳动力,健康地活着;我们的权威却硬说中医无效,因为患者体内还有病毒,于是,有关部门也不予以支持。可是,患者服用鸡尾酒疗法的抗病毒药物,毒副反应太大不说,患者难以成为好劳动力,尤其是同样没有杀灭患者体内的病毒:一旦停药就反弹,病毒载量立刻上升。何言中医无效而西医有效?!
自古以来,中医诊断治疗都有自己的标准,惜不为掌握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们所理解。历史上扁鹊诊断齐桓公的例子等足以说明中医有自己的标准。西医的诊断治疗标准不见得“科学”。就我们调研,不少被西医诊断活不了多久的癌症患者,都被像山西运城崔扣狮这样的民间中医治好了。2003年3月,非常负责任的山西肿瘤医院诊断刘贵子先生时说:“最多可再活两个月”,而且认为,“中医根本治不了癌症”, “他运城人就真治好了你的病,你回来砍了我的脑袋。”结果,刘先生好了,早已又回到了董事长的岗位。此非贬低西医,而是要说明,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能用一个的标准衡量另一个!
在中医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问题上,国家应该组织力量加以研究。而且标准的制定原则一定要是“求异存同”,即突出中医药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不能与西医药标准“求同存异”。
(七)大医精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使中医医疗走出误区,促进未来自然、文化、科学、社会和人的一体化建设,既需要现在全方位的政策调整,也需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修养和实践。与古代不同,这种要求并不仅限于对医生,对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也都一样,这实际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具备“大医精诚”的精神。常言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转化人是从感动人开始的,在这一方面,中医给人找健康就显得很高明,能够抓住“一体化”的关键。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信赖,缺乏沟通,心灵上不相应,就难以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也就难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需要制度保障,但根本还是依靠人来实现。
历代大医没有百万富翁,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而是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藏天下于天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所以能够“行不言之教”,散财于民,幸福着患者的幸福。因此,中医医疗的误区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三国时代的董奉为人治病不取报酬,只让患者病愈后栽棵杏树,以利后人,时间一长,这些杏树自然成林。因此,以“杏林”代指中医,不仅说明了医德的重要性,更指明了使中医流芳百世、造福人民的正确道路。可惜的是,原来非常和谐的医患关系已经蜕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公益事业变成了以健康为借口要挟人民的私器。如果说技术观念和技术水平的失误只造成了局部的影响,而道德的沦丧及道德教育的失误是造成医疗失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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