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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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何足道
      目前学术界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抽象（逻辑）思维，二是形象（直感）思维，三是灵感（顿悟）思维。当代的思维科学，仅对抽象思维有一定的研究，出现了有一定理论和概念体系的逻辑学。它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尚未被认真研究，但它们恰恰是创造性科学的重要思维方式。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而且倾向于整体形象。中医学史上的所谓“上工”或“神医”，则是形象与灵感思维的结合。形象思维的方法在中医学里称为“取类比象”。英国斯巴克斯不久前讲：“这是一种不同于简单科学归纳的思维，而是复杂的、多途径的、多回路的思维。”
      欧阳錡曾论及中医学的理论思维特征。他写道：“……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是把本来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环节隔离开来考察，而是在客观运动各层次上、不同广度和深度上揭示客观形式彼此间的辩证关系。中医对待临床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也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内在联系，研究其转化关系，从而不断地把认识引向深入，揭示各种疾病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正是中医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凌立坤提出并坚持的所谓“反逻辑方法”即“模式思维”说，可以从中医学获得强有力的论据，并可视为是对中医思维方式的很好说明。
      他写道：新发现的方法仍然可以称为“反逻辑方法”。思维科学中有逻辑方法与反逻辑方法的出现。思维中出现了模糊，人们反映这一模糊状况就不单用概念，而且用模型、反映模糊、表现为模式以及模式的变换。这些都说明它比普通逻辑思维前进了一步，而且比辩证思维有新的发展。构成模式思维的方法步骤是：1、根据思维对客观对象的形式的和辩证的反映，加上对未知事物、规律的猜测、假说，通过思维的加工而构成模式；2、通过模型而对客观形象的模拟得到对象整体的模糊认识；3、通过思维的弹动——接近反映对象真实面目或理想面貌的反复优选活动（它内涵实际活动的因素）而认识对象。可见，模型、模拟、模糊、模式，构成模式思维的特点和因素，它是思维指导实践的必经步骤。
      “这一模式思维方法，把它同以往的方法相比，就可以知道，以往人们认识对象采取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人们从静态方面去研究这些形式出现普通逻辑体系，而从动态方面去研究这些形式就出现辩证逻辑体系。那么模式思维则认为，思维的起点不仅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定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对事物求取新知的方法，不仅是推理，而且是模式。它是用一般概念和辩证概念去构成模型综合运用各种判断并模拟反映判断包含不了的东西，甚至反映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此句表述似欠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岂不是纯主观的东西？似宜改为：“无形可征的规律性一类的东西”。“规律性”等虽无形可征但同样是客观存在而非莫须有。——引加）。所以，模拟要比判断的内容丰富、充实。而模式既包括以往推理结论，又有模式事物弹动的特性，使人们得到更多更新的知识（俗语云“举一反三”“见多识广”似乎也是讲这种模式思维——引加）”。
      引按：凌氏的“反逻辑方法”大论正在受到锤锻。从中医特点看来，其表述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中医临床对所谓“柴胡证（少阳证）”的认识，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模式思维。“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即言中医在诊疗中只要见到被诊病人的主症和经验过的柴胡证的必见症之一，即可以认定为此证而与小柴胡汤治疗，并不要求前后两病人的症状及体征乃至体质完全相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其取效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绝少出现无效甚至反效的情况。笔者由于对思维科学领域涉足不深，尽管联系中医临床思维过程操作某种“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但还不敢贸然下结论说：中医的临床思维特征之一就是“反逻辑方法”。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与这种“反逻辑方法”为常规逻辑方法不容一样，中医的相当成功的独特思维方法同样为常规逻辑所不容。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从凌氏大论中获得如下教益和启示：即在常规的经典的逻辑体系之外还另有一个新的天地；截至目前为止的逻辑学的成就还远没有终止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思维规律的认识。
      带着这个观点再来看看李某对于中医运气学说的责难：运气学说“不具备科学理论的严密的逻辑证明，没有借助逻辑证明来说明其真理性，揭示自然界气候变迁及其与人之间的必然的逻辑联系。”
这里的所谓“逻辑”，显然是传统的、经典的、常规的逻辑。如果仅限于此，则李某论断确澡无误，中医的运气学说确实没有也不可能为现有的常规逻辑所证明。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运气学说是科学理论。因为李某所论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常规的逻辑是否已经达到能证明或阐述运气学说科学性的境界？常规逻辑远非万能，更没有穷尽真理。运气学说乃至整个中医理论的所有学说极富奇特性、独创性，几乎全为常规逻辑所不容。它们也许只有待诸来日，依据凌立坤提出的“具有模糊性、偶然性、瞬时性和创新性特征”的反逻辑方法（即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等等）才能加以理解和说明（请特别注意：是“说明”而非“证明”。请千万别忘了，用以证明或判定医学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临床实践）。
      关于思维的特征尤其是医学思维，姜兆候也有深入思考。他指出：形象思维作为与抽象思维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总是普遍地被运用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共同为医学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时形象思维还是取得杰出成就的诱因。
      姜氏指出：形象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思维形式。它是指“用形象来思维”，“用形象来思考”，就是大脑通过大量的个体形象的记忆进行综合地再现。
      形象思维也具有思维共有的特征，即有理性功能和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它不像抽象思维那样通过创造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创造形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创造是通过主客观形象资料的联系对记忆中的各种形象加以比较、概括和综合，通过把分散的感性材料构成一个典型的总体形象来认识事物本质的。
      既然形象思维也是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一种思维方式，那就不只是艺术家和和文学家才特有的思维方法。对探索、认识疾病本质的医学家来说，形象思维也妙用无穷，以至必不可少。
      姜氏正确指出：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中最复杂、易变、多样，而且是有声有色、形象万千的学科。英国学者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很多人发现：把思想具体化，在脑海中构成形象，能激发想象力。古代医学朦胧的、朴素的、闪烁着智慧火花的见解往往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意识糅合在一起，混融于某种形象之中。
      提到“形象”，极易与中医相通。举个常见的例子：一眼看去目黄身黄，一问尿黄，中医即可迅速确诊为“黄疸”，因为此证已在有经验的中医头脑中构成了形象。不若西医同道硬要等到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确诊。其治疗效果又还远不如中医药理想。此化验在中医看来无异于画蛇添足、劳民伤财。
      和形象思维密切相关，宋知行氏深入探讨了中医思维的艺术性特色。宋氏写道：
      意象是一种概括性的形象，而见诸文字，必须使其具有鲜明生动性和直观可感性，然后才能使别人获得印象。于是，一连串的艺术手法（如比喻和夸张之类就是最常见的），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中医学里。另一种情况，如脉象、面诊、指纹、舌诊等，在其动势、图像、形状、色彩等的表述上，与真实情况都有距离，也可以认为是由于对意象进行描绘的结果。
      然而，以语言描述意象，有其短处。那就是语言尚不足以完美表达意象，因而在文字上势难避免模糊和近似。这样，当以文字所描述的意象在重新诱发他人的想象时，又要求他人对于意象的复现作出补充和调整。这时复（发）现的意象与原文的意象未必等同。由此可以说明，学习中医随师诊治的关键，不只是在于获得语言文字上的传授，更需要得到在病机、用药上的“”意象
形成上的一致，而这正是目前我们在培养中医人才上有待加强的方面。
      总之，由于中医之疏于形态解剖、药理机转，致使中医在论说生理、病理和方药作用时，广泛采用对意象的描述。诚然，以艺术方式来表达人们心目中的意象，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但现代科学尽管其主要认识方法是抽象的、逻辑的，仍不乏意象的表达。诸如原子结构的日心模型、有机化合物主体的构型等，就是明显的例子。然而像中医那样运用语言文字描述众多的意象群体，实属惊人。故尔可以认为，这是中医学认识论中的重要艺术方式之一。
      引按：显然，以上正是中医学与众不同之处，神奇之处，玄妙之处，难学之处。因之中医人才也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用一个模子浇铸。聂精保提出：“中医学更像讲求神韵的艺术。”这一新论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宋文提到中医认识论的另一重要艺术方式：典型化。
      例如：脏腑的各具个性，就是极明显的；对六淫性能的归纳，也是很突出的。这都是中医理论中的基本认识。更复杂的典型是，在确定“证”时，一系列的症候与一定的病因、病位、病势、病性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证型，并有相应的治疗方药。《伤寒杂病论》中的汤证，后世各家创立的方证等，在临床上对辨证施治有指导意义，因而流传不衰，应该说是与这些证所具有的典型性有关系。方剂学中的各种成方，方中各药君臣佐使缜密组合，包含着对病因、病机、证候、体征的解决，是临床处方作为借鉴的规范，也是一些典型。这些证型、成方的产生，所经历的认识过程，无可否认，是由于对大量症状和药物的提取和组合，因而当属于典型化的原则和方法的运用。而中医在临证时对大多数病症的辨证，都是以某一典型证型作为准绳来进行的；在处方时也很少单用某一成方，每须根据情况加减化裁（这是由于患者具体证情不肯俯就诊疗规范的缘故——引加）。这类认识和处理方法，与现代医学差距甚大，亦与一般精密科学不同。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医的各家医案中和临床诊治上，都可看到这样的现象，即辨证是相当灵活的。在某个范围里，症状、体征和脉舌可以允许有一个质或量上的参差不齐，但都可辨证为同属一个基本证型，而治用同一基本方剂。有的时候，其证候上的表现甚至可以出现较大的差异。譬如，《伤寒论》对桂枝加附子汤的认证是：“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其证当为卫阳虚弱。在证候表现有所不同时，仍有以此认证的。近代即有这样的医案：一岁半小儿，于伤风汗后，目珠上瞪，四肢抽掣，虽为邪束而痉，却因误汗伤卫，仍以该方主之而愈（《谢映庐医案》）。于此可以看出，症状表现上的变形，不足以妨碍它们属于同一证型。这就启发我们，中医的相当一部分灵变巧思，就来源于这种证的辨认。所以，在证的辨认中的形象思维，乃是中医认识论的艺术的表现。
      宋氏最后总结道：中医认识中蕴含的艺术性是多维度的、立体化的。作为实践和经验的医学活动，势必经历了长期的严峻的筛选和淘汰，凡是那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意识，都被无情的剔除出去，缘此之故，才使现在还保存在中医理论和经验中的那些艺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切中”客体。这才是中医认识论中的“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的奥秘所在。
      引按：文中“筛选”显然是指筛去那些被临床实践证明无效的部分。这里只能以临床实践为唯一标准，不能以所谓“精密科学”为标准。若以号称“精密科学”的现代西方医学为标准，就会连那些卓有实效的部分也会全部被筛掉。
      宋氏还专题深入论证了中医学思维的语义型特征。这对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估中医特有的认识方式很有价值。
      宋文作出：中医学思维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具语义型特征（自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以来，思维科学将思维模式分为符号型与语义型两类）。中医药学的语言文字的含义，往往具有多维多元性。这种多维的不确定性，在语意上可以呈现以下的性质：
      多义性。中医经典及著作，被誉为：“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尤其是一系列名言警句，一字一音都可以有多重含义。阴阳精气之类自不待说，五行、标本概念也是够复杂的。
模糊性。不少文字，不确定性很大。其原因在于解释上的或此或彼、亦此亦彼，具有模糊而不清晰的特点。“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前句究竟指几个症几个病，就很含糊；后句“心”又可改作“火”。语意上的模糊，使思路在有所侧重的同时，并不排斥相对立相补充的含义，由此增加中医思维的灵活性。
      秘藏性。许多文句，在其表现字词的后面，经过领会，可以理解其深刻的内在含义。例如，论五色之顺逆：“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历代注家和临床观察可体会，色之顺者多含蓄内在，说明脏气充实；色之逆者为枯槁浮露，反映脏气已败。对经文来说，后面的意义显然是秘藏于文句之中的，而于经文中未见诸字词，需要通过领会、理解，然后才能提炼得到。以经典为学术渊源加以发挥的各种学说，故不乏创见，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经文内在含义的揭示和阐述。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领会和理解典籍文句的多层次的含义，一贯被认为是中医治学的基本方法。存在于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应该说都是相对于表层含义的深层密义，需要通过融会贯通始能有所领悟。对于古籍文句的深入体会，均可因人而异，取决于各人的素养、经验和悟性。这种既从有字处又从无字处着眼的治学方法，从反面证明了中医典籍文句所含有的语义型特性。只要还有中医实践，那么随着临床经验的累积，对典籍文句的歧义还会增多，而这些歧义往往既不能完全证实，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正是语义型思维在验证上无法穷尽的缘故。
      由于中医思维的语义型特征，故而历代前贤反复强调学习中医重在多读善思。罗天益所谓“医之病，病在不思”即是一例。前辈名家往往一面临床实践，一面研读经籍，以求参透和领悟文句中的多义、模糊和秘藏之类的深意。大匠诲人以规矩，而不能使之巧，但若达到灵变、巧思，即臻于化境，善于举一反三，引彼例此，匠心独运了。正因为如此，熟谙古文和哲学对于学习中医是有积极意义的。谚云：“医术一担，儒书一头”；“秀才学医，罩中捉鸡”。此皆可以认为是由于培养了语义型思维从而有利于掌握中医知识。
      宋氏指出：语义型思维还决定了中医史上对经典、方剂等的无数注释、诠解、发微、索隐，以致有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本意。这些文句的一再引申和发挥，已经可以把《内经》原文编出新书，而中医之道可谓尽在其中。这种仍旧使用同样的语言符号，而包含着多层次的认识结构，表明了语义型思维特征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地位。
      论及中医学与悟性思维的关系，宋文写道：语义型思维所包含的多维性、秘藏性等，以悟性思维作为基础。当中医调动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融入到理法知识之中去，新旧经验和意识内外的多种信息处于活跃状态，在心理高能动力作用下，突然融会贯通，使位于心理结构各个部分的体验、积淀重新组合，产生了渐悟和顿悟。语义型思维中的多维多元内容，往往需要借助于这类悟性思维而产生。没有语言的思维（包括潜隐意识和经验积淀等）乃是语义型思维的必要基石。
      在谈到中医学与认识学说的关系时，宋氏写道：中医的语义型思维有不少需要倚重意象表达和动作表达的地方。观察每个中医学习、运用中医知识的过程，不难发现，无论是望、闻、切、按，还是中药的嗅味知道，都离不开中医个体自身的感受——机动体验，而使有关的思维较依赖于意象表达方式。尤其是切脉这种动作感受，从“指下难明”到真正掌握；辨证用药这种设想思路，从比较茫然到“图像清晰”，都必须经历较长时间的动作和意象表达的锻炼。只有经过大量的重复和累积，才能使与动作、意象直接联系的非语言的思维，储存在脑的不同层次，然后才能有意识内外的思维信息的活跃，从而使渐悟和顿悟成为可能。
      宋氏最后指出：鉴于中医学思维介于文学艺术和科学哲学之间，故非语言型思维（包括感觉－机动和意象、图形等）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比较成熟的证型以外的临床和理论中，“词不达意”“难于言传”等现象将会经常存在。因此无论理论探讨和对疑难病症的诊治都不能期望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关于认识中的模糊性问题，模糊数学家汪培庄说：不能将“模糊”二字看成纯粹消极的贬义词。过分的精确反倒模糊，适当的模糊反而精确。在许多控制过程中，模糊的手段常常可以达到精确的目的。显然，汪论充满了辩证法。
      黄延庭指出：“临床医学的种类繁多，变幻莫测，病人又是具有丰富心理活动的多层次和开放性实体，疾病的很多规律对医生说来还是未知数。临床医生在认识疾病和处理病人时，很难有绝对把握判定决策和预见治疗的结局，也不能对疾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准确无误，因此使用模糊语言是不可避免的。”
      为常规逻辑和以“严格”“确定”标称的精密科学所绝对不相容的某些“悖论”语言，如“死马当活马医”、“治病治不了命”等等，在中医临床上用得很普遍。黄氏指出：“与一般不负责任的诡辩不能等同。”
      刘亚娴具体论及：“模糊性是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医临床思维的模糊性是它的一个重要方法。”“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医的长处。”
      综上所述，现代认识论的新进展，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中医学独特的思维方法做出了日益深刻的发掘。其成果充分说明了中医认识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性与先进性。这一发掘工作远未终结。从已经发掘出的情况看，中医思维过程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上述哪一种方法，倒像是“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意象表达”“模糊性”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的综合，甚至还包括上述方法尚未涉及到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的常识，依据临床的有效性将中医思维方法作为成功的经验对待，而不是莫名其妙地强以西医为标准而加以鄙弃，我们的发掘工作就会卓有成效而且永无止境。
      中医理论与临床思维的特色，忠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它们是常规逻辑和一般思维科学鞭长莫及之处。因此，我们决不能像某些抱有顽固偏见的人那样，把所谓“模糊粗糙的直观性与经验性”作为“中医学思维方式的缺陷”而加以“革除”和“转换”。
     "中医学方法鲜为苏俄所知。但中医学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非常杰出的辩证法，是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运动的、多变的观点从事研究。研究人就是活生生的人，决不以尸体或动物取代，决不凭主观意愿“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人为地“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决不去苦苦“寻找”甚至在实验室精心伪造那在生命活体上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不变量”，决不把统一的生命体和连贯的生命过程人为割裂成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结构与功能，决不强使复杂多变、根本无法精确测定的对象精确化、确定化、定量化。显而易见，中医学方法与孤立、分割、片面、静止、主观的形而上学方法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可惜我们的苏联朋友未能熟悉和掌握这一套方法，否则他们就不会骑墙或反水了。
     " 颇带戏剧性的是，在并不硬性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西方科技界，大约是出于对还原论方法及其弊病理解的更为透彻的缘故，不少有识之士对机械－还原论作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在这一自省和批判过程中终于天才地发现，在具有悠久历史和杰出文化传统的中国这个“学术王国”，的确存在着一种与还原论截然不同的“有机自然观”和方法论——中医学方法。这种方法根本不考虑所谓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以及解剖分析等等还原论的法则，还有与之配套的普通逻辑，完全另搞一套。但在人类这个最高级生物的整体调控和疾病诊治方面，较之还原论更加卓有实效。这种一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方法完完全全把“人”当人看待（不容许当“机器”），是变动不居就变动不居，决不让他静止；是深不可测就深不可测，决不强求“定量”；是模糊不清就模糊不清，决不自欺欺人，搞什么“精确化”。西方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惯常使用的分析－还原方法，在生物学领域是不可行的，它已经走进了方法论的“死巷”；中医学方法足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进入生命科学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