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告张功耀、王澄：卫生部对中医的态度代表人民心声

水禾田

再来一回文化大革命，再出一个独裁者，中医就有救。
历史还有再一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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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可悲，

华南之虎

下面引用由水禾田在 2006/10/12 09:17pm 发表的内容：
再来一回文化大革命，再出一个独裁者，中医就有救。
历史还有再一次大倒退。
无知的可悲，

无知，就象义和团那样作孽。

华南之虎

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
李贞德  |  第4/5页
四、结论：「人药」的性别分析
人体部分入药，自古即然而续有发展。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人部〉，其中录人药通计三十五种，自首至足，包括发髲、乱发、头垢、耳塞、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 小儿胎屎、人尿、溺白(沂土)、秋石、淋石、癖石、 乳汁、妇人月水（附月经衣）、人血、人精、口津唾、齿(沂土)、人汗、眼泪、人气、人魄、 髭须、 阴毛、人骨、天灵盖、 人胞（附胞衣水）、初生脐带、人势、 人胆、人肉、 木乃伊。大致来说，主要为人体自然排出或掉落之物，除人疸之外，并无须开膛破肚者。 然而观诸汉唐之间的医方史传，一则似不以「人药」名之，再则人体部分入药并不限于此。李时珍曰：「神农本草，人物惟发髲一种，所以别人于物也。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 其实《本草经》置「发髲」于「虫兽上品」，陶弘景集注时加乱发、头垢、尿溺和乳汁，但分类则未变，仍在虫兽之列。《千金方》所录人体部分入方合药者虽不少，但其〈序例〉中论用药时，却无人药之部，而兽部中也完全未提及人的部分。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兽禽部卷第十五〉所收和陶弘景注《本草经》者无异。 学者研究唐代以降民间割股疗亲故事，发现心肝脾肺皆在割取治病之列，而主张亲子之间的血气相感观念是运用此类「人药」的基础。
事实上，传统中国以人体部分入药，大凡小儿生病用父母之物，交接之病则以男用女而女用男。 父母治儿者，如小儿客忤，《千金方》以母亲月衣治之（B27），《外台秘要》则烧母衣带三寸，合发灰以乳汁灌之（B43）。《千金方》治少小腹胀满方，「烧父母指甲灰，乳头上，饮之。」 陶弘景曰：「俗中妪母为小儿做鸡子煎，用其父梳头乱发杂鸡子黄熬，良久得汁，与儿服，去痰热，疗百病。」 此种父、母、子之间的亲子感应在救助难产诸方中尤其明显，不论是横生逆产、胞衣不出、或胎死腹中，丈夫的阴毛、尿液、内衣、裤带、指甲，对产妇、胎儿都有疗效和引导作用。 男女互用者，如前引妇人月布可治所交男子卵缩痉挛；《葛氏方》讨论阴阳易病，主张男子病，「取妇人裈亲阴上者，割取烧末，服方寸匕，日三，小便即利，而阴微肿者，此当愈。得童女裈，益良。若女病，亦可用男裈。」（B18）《僧深方》解释阴阳易病，云：「妇人时病毒未除。丈夫因幸之，妇感动气泄，毒即度着丈夫，名阴易病也。丈夫病毒未除，妇人纳之，其毒度着妇人者，名为阳易病也。」并称「阴易病者，妇人阴毛十四枚烧服之。阳易病者，烧丈夫阴毛十四枚服也。」（B23）放在此一脉络来看，房中养生，男女互用，其理益明。然而，以前文指出养阴之家没落不显，而养阳医方一枝独秀的情况看来，男体部分入药固仍维持，女体为药却以全称式的形态推至顶峰。
合药忌见妇人，过去学者以为主要或因月水不洁。然而以医方涉及性别时用字明确看来，妇人和肢体残缺者、身分过渡者并列，可见其全称式地被视为秽污之属。学者讨论明清战争中的阴门阵，分析传统方书对女阴的神奇信仰，包括以之厌炮克敌。而其机制，难以排除女阴所出的月水、恶露。 江绍原甚具创见的论文虽然题为中国人的天癸观，在讨论时却也无法避免涉及女性身体的其它部分。究其原因，正在于传统医方看待女体的禁忌与功效，其实是全称式而非部分式地思考。前已言及，汉唐之间医方对于月水的主要论述方式并非「污秽不洁」，而是将其视为女弱的源头，并藉此介入女性的生殖与身体。以医方忌见条例并不针对月水而是以「忌见妇人」的行文模式看来，对妇人身体的论述，与其说是对天癸观念的延伸，或不如说是对女体作为一种不完美的存在的禁忌。此种禁忌观念固然主要出现在着名医家的著作中，就现实层面而言，恐非一般医者皆能遵行，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思维的背景，却可能影响女性合药行医的正当性。
女性史研究近年来文章备出，但亦颇有偏重。最初，主要集中在婚姻制度、守节再嫁，以及知名女性，如女作家和女主等几个主题。之后，平民妇女之婚育生活和职业营生等议题亦吸引学者注意。晚近，则在性别和身体文化的研究风潮下，日渐趋于探讨传统社会对女性之形象表述。笔者近来研究中古女性的医疗照顾及其形象，先发表一文探讨女性行医，近撰一文论述性别与家庭内的健康照顾，而本文则从医方中的女体观念试析女性在医护文化中的形象。综合言之，汉唐之间女性以医护家人表现其伦理角色与性别特质，却未闻有如男性因孝亲习医以致进入主流医疗体系者； 女性以宗教身份和经验累积进行医疗，在民间虽历久不衰，却或受官方节制、或遭医者批评； 女性以观察和身体接触为其医护特色，但其身体则被医方视为污秽之属；女性疏忽家内照护可能遭受谴责，但医疗论述却限制其参与合药；女性既与奴婢、六畜、不具足人并列污秽之属，其身体部分及所沾染之物却被视为具有医疗功效。汉唐之间女性在医疗论述中的主要形象并非能医良工，但以多御童女为主的房中养生观念，却可说将女体为药推至极致。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出入公私、内外领域，在史传医方中则被划地限制、进退两难。描绘此种差异，除了丰富汉唐之间的女性史图像之外，对今日女性研究之学术走向，乃至今日社会对女体的论述，庶几亦具反省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