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大师【中医近现代篇】

却波渔翁

裘沛然著名中医学家裘沛然

作者：包光宇

关键词：裘沛然 中医学家 传略
摘要：本文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我国著名中医学家裘沛然的生平，裘老从事祖国医学研究70年，临床经验极其丰富，尤其治疗疑难杂病，更有独到之处。他除主攻医学外，还精通哲学、史学、文学、化学等科，曾任《辞海》（中医学科）主编等职，其文学造诣亦极高深。裘老立德养心，胸怀洒脱，善于“识度”、“全神”，其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做人之道，令人肃然起敬。
   
    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上海市宁波同乡联谊会）顾问、我国著名中医学家裘沛然先生年近九旬，不仅在医学上造诣高深，而且是一个通晓文史的学者和诗人。他精医工诗，学贯中西而饮誉全国。在学术上远绍《灵》、《素》、仲景之学，深研中医各家学说；在临床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半个多世纪来，医泽广被，治愈了无数患者，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勤奋学习  立志攻医
    裘沛然，原名维龙，浙江慈溪人。1916年1月30日出生于慈溪裘市村。这是一个枕山襟湖的小村，乡俗重读书，裘氏7岁即入学，从此和书本结缘一生。11岁时，他师从“江南名士”施叔范先生，诵读四书五经之外，旁涉历代诗赋。施先生教学很严，使裘老从小就打下扎实基础。数年后，裘老离馆自学，他兴趣广泛，除了继续温习古籍外，对当时的新潮书籍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凡有新书出版，无不饱览穷搜，除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外，他对医学也非常爱好。
    他的叔父裘汝根是广西名医罗哲初的弟子，以针灸善治杂症而驰名浙东。裘老13岁时，在念书之余即跟从叔父学习针灸，侍诊左右，为背诵中医古籍和博览经史文集，午夜一灯，晓窗千字，习以为常。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年裘沛然自忖无挥戈报国之才，便立志攻医济世，于1931年入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深造，师从一代宗师丁济万（前清医擘丁甘仁之长孙），于1934年毕业。当时裘沛然以年少博学，临床和理论兼备而深得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等诸前辈之赞赏，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勤求博采，深谙岐黄之道，融通辨证施治。不久，裘老即独当一面，悬壶沪上，实现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夙愿。
    疑难杂病  得心应手
    裘老学医从医7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治疗疑难杂病，更有其独到之处。他总结撰写的《疑难病症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曾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颁发的一等奖。他治疗疑难杂病，既循法而治，又不拘泥于法。如他治疗哮喘病之属于寒症者，每以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使疾病获得痊愈或缓解。但有一次一哮喘患者，气逆喘促，昼夜不停，痰涎如脓，病已1年余，服用多种中西药均未见效，乃求治于裘老，裘老用黄芩、生地、龙胆草3味药试治，并加大剂量，病人服用2剂后，咳嗽大大减轻，痰涎也消除，又连续服10余剂后恢复健康，病家感激不尽，连连称谢。此病属寒饮，常规疗法应用温药，但裘老投以苦寒药而奏效，实属“法外之法”。裘老认为“医理虽难明，而用法每可变”，只有懂得法无常法和常法非法这个深刻道理，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的真髓。裘老有一次自己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咳嗽昼夜不停，夜不能眠，他自开处方：诃子30g，黄芩30g，龙胆草、甘草各9g，再加乌梅、干姜、细辛3味药，服用后2小时，吐去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当天未进晚餐，夜卧至天明，这昼夜不停的剧咳，竟一吐而愈。后来，他在临床应用上，将此法用于其他类似病症患者，同样获得奇效，对此，他总结道：“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
    他对一些屡服中西药无效的消化性溃疡、心血管疾患、顽固性偏头痛、原因不明的高热、红斑狼疮等比较难治的疾病，自有一套辨治方法，使本来各派医家认为无法医治的疑难疾病，在他收治后，往往会“柳暗花明”，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如2002年有一杨姓病人，持续高热39℃～40℃，9天不退，各种理化检查也不能明确诊断，遍邀西医名家会诊，仍无寸效，时有重要会议开幕在即，病者肩负筹备要职，领导心急如焚，特邀裘老诊治。裘老接收后，处方仅服一剂即热退身凉，翌日就离院投入工作。古书有“覆杯而愈”的记载，洵非虚语。在裘老长期治病经验中，类似上述的案例不少，但他却从不自矜医技高超，却自谓：“我在临床虽治愈一些疾病，这是偶然幸中。”人皆钦其虚怀若谷，裘老乃谓绝非谦词。盖所学愈深，则愈感不足，此为古来学问家达到一定高度时共有的境界，自非一般浅尝辄止者所能知也。
    针对临证中的疑难病，裘老常常以轻剂起沉疴，以“混沌”疗痼疾。他治一痢疾危症，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2旬，危在旦夕。裘老为之处方，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处方好似“杂乱”、“混沌”，然而药后第二天即痢止神清，2剂病痊。
    裘老归纳治疗疑难病症的体会是：“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应巧、关键在博。”可谓真知灼见，字字珠玑。
    诗文史哲  功底深厚
    裘老临诊之余，除喝茶、吸烟外，别无其他嗜好，但却嗜读成癖，家中藏书数以万计，是出了名的“万卷户”。然而他常说：“万卷书易得，但觉得读书越多，越觉知识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最高明的医术，是防病于未然，因此，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要达到这个境界，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不是几代人的努力就可达到的，我们这些铺路石子能不自奋砥砺，为后人积累点什么吗?”裘老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在诊余之暇，就专心孜孜不倦，挑灯夜战，奋发学习，埋头研读。他还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学习兴趣非常广泛，除主攻医学外，还精于哲学、史学、文学、化学等科，在他万卷藏书中，文史及自然科学的书籍，竟占一半。他强调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医，除认真奠定中医学基础外，还要有中国文化和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方能在实践和思维中融会贯通。裘老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专业外的广博知识。裘老于“文革”前就已参加《辞海》（未定稿）的编写工作，1979至1989年担任《辞海》（中医学科）的主编，1999年起任《辞海》和《大辞海》副主编兼中医学主编，他为这两部代表国家水平的巨著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提升中医药在学术界的地位倾注了半生心血。1999年新版《辞海》问世后，中共中央领导接见了《辞海》主编、副主编，向他们慰问，并合影留念，裘老以副主编身份荣列其中。显示其地位的不凡。这幅珍贵照片，裘老一直悬挂在他1994年修建于市郊一座设施简单的“茅庐’内，这“茅庐”内的几个房间堆放着裘老平时珍藏的大量古今重要书籍，他为抓紧时间，完成《辞海》条目的增补、修订、审定工作，往往要躲进这个“茅庐”，闭门谢客，挑灯夜战。有时工作到次日凌晨2时左右才去入睡，他说：“《辞海》、《大辞海》的出版，是在国际上显示我国文化水平的一个标志。我们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岂可掉以轻心!”有一次，他为了审定两个重要条目，足足用了六天六夜的时间，查阅了许多相关参考书籍，才把文字改定，直改得他心力交瘁。他说：“这是我重任在肩，义不容辞。”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纪事》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在医学学科，裘沛然则是祖国医学的忠实捍卫者。他最不能容忍把中医条目排在西医的后面，沦为附庸。他始终强调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并列的学科，地位是平等的，二者只能走向融合，而不能执其一端，有所偏废。”2003年出版的《大辞海》医药科学卷，在裘老的努力下，终将中国传统医学的编写任务胜利完成。
    1958年以来，裘老所主编和拟定的医学与诗文书籍达36部，寝馈于《辞海》工作逾40年。其主要著作有《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治疗学》、《新编中国针灸学》、《简明中医辞典》、《中国医学大成》、《中国医籍大辞典》、《中医名言词典》、《中国历代名方集成》、《中国中医独特疗法》，还参加编纂《辞海》、《汉英医学大辞典》，审定《中医人物词典》，编审《针灸学辞典》及《腧穴学》、《刺灸法》等工作，撰写论文30余篇。曾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十家期刊优秀论文二等奖。另有力作《裘沛然医案百例》、《剑风楼诗钞》等，他的近年力作《壶天散墨》以议论精辟、内容凝练、文笔优美而受到学术界关注，该书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1988年还荣获上海市优秀书目奖。
    他经常“明窗万卷，午夜一灯”，半个多世纪浸淫岐黄之道，他厚积薄发，对茫茫医籍中长期纠缠不清的概念、术语、辞首钩沉索隐，勘谬正误，对各家学说，他博学、审视、慎思、明辨，为后学者打破了坚冰，开通了航道，其功不可没。而这一切，均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史、哲功底，日积月累的广博修养以及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不然要完成如此丰厚的著述是绝对不可能的。历代中医名家有个良好的传统，勤求博采、精艺能文，这是中国传统医学和文学结合的特有现象，不少名医都兼为诗人，裘老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剑风楼诗文钞》颇得海上文学艺术界的好评，有60余位书法家为裘老的诗濡墨挥毫，《上海盟讯》报发表专文，盛赞其“文笔优美，在中医界堪称一绝。”国画大师陆俨少读裘老1978年春所作《游黄山》一诗，诗曰：“影落清溪照眼明，云峰古木自浑成。老翁跋涉过千里，来听黄山瀑布声。云端谁把两峰安，奇景多从雾里看。天意为防浩气尽，故开磅礴倚高寒。”欣然挥笔为诗配画，须知这位画家从不轻易为他人的诗词配画，可见对裘老的诗评价之高。无怪乎当年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程门雪在赠裘老诗中，由衷地表达出“华年锦瑟须珍摄，我辈于今要此人”的爱才之心。
    裘老在“剑风楼诗稿”小记中说：“夫言为心声，歌哭非偶，纪事揽胜，亦留雪爪。”他的诗不仅情境交融，言之有物，且深寓忧国爱民之情。诗歌赞扬杜甫、陆游、文天祥诸人的作品和节操，尤其推崇孟轲“民贵君轻”的杰出思想，在他诗稿中有一首《读〈孟子〉后作》七律诗：“千秋卓荦孟夫子，粪土君王一布衣。独创以民为贵论，直呵唯利是图非。育才先辨人禽界，止战宜消杀伐机。公使乾坤留正气，七篇照眼尽珠玑。”其社会正义感溢于字里行间。
    裘老早年只身离家赴沪求学，迨年稍长能自立，而父母已经谢世，无由孝敬尽责，每读古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之句，辄悲不自胜，其所作《悼母诗》一首：“一恸柴门逆子来，桐棺已闭万难开。便能鼎祭复何益，偶听乌啼忽自哀。老屋霜风摧大树，殡宫夜雨长新苔。平生淡漠人生死，悲痛今尝第一回。”读后无不令人动容。
    裘老在文学上造诣高深，正如《辞海纪事》所述：“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
    立德养心  胸怀洒脱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求生为古今中外人类的普遍愿望。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人的平均寿命也逐步提高，目前社会上八九十岁的人已不少见，但到这个年龄时一般多呈种种衰老征象。裘老已年登耄耋，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晰，步履轻健，并能作一手蝇头小楷，文思敏捷如少年，会客时谈笑风生，竟无半点龙钟之态。亲朋好友羡其老而弥健，度必有养生囊秘之术，多有以此垂询者，裘老在茶烟缭绕的书屋中莞尔而笑，自谓平生不事锻炼，也不喜食药调补，年少时孱弱多病，不知怎的能活到今朝。他在《八十述怀》一诗中写有“春风吹泪梦生烟，已掷浮生八十年”、“老犹不死谁能料，天或假年未许休。”他的这种盎然生气溢于言表。
    裘老具有深邃的养生理论和实践功夫。他认为：养生首先不贪生，要有旷达的思想与淡泊的胸怀，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宋·张载说：“生吾顺事，殁吾归焉。”万物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不用贪恋，也无可逃避。宇宙无穷，天地廖廓，人在其中只占七尺之地，仅度数十寒暑，犹如沧海一粟，即使存活几百年，也不过是电光石火，一瞬即逝。故衣可蔽体，食可果腹，房屋可以遮风雨，短暂人生，能为社会多做些好事，亦已足矣。裘老于1998年把自己数十年精心搜集珍藏的8000卷有关医药专业知识的图书（有的已经绝版）整理出来，无偿捐献给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更好培养新一代中医事业接班人作出自己的贡献；2001年，为支援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其祖父仰山公、父亲汝麟公名义，将平生自己购置和友朋馈赠的图书计10万卷捐赠给家乡慈溪市图书馆，并有诗记其事：“慈水东流德泽深，乱余游子竟浮沉。春晖不尽乌私意，此是区区寸草心。”此举对家乡桑梓兄弟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乌私之情。
    裘老曾替著名画家唐云题牡丹图诗，有“乍看惊富贵，凝视即云烟”句，唐见之狂喜，深钦先生高旷淡泊的襟怀。正因他不贪生，不干禄，一死生而齐得失，故心无外慕，胸怀洒脱，气血调和则疴疾不染。适如《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裘老又认为养生要求识度和守度。人世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最恰当处为“适度”。唐·孙思邈提出“饥中饱，饱中饥”，就是饮食之度。汉·华佗主张“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就是劳逸之度。《内经》述：“起居有常，不竭不妄”，就是房事之度。《论语》载：“唯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饮酒之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悲欢之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精神文明之度。“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养心之度。“度”还可据各自体质、生活习惯、地域及时代条件不同而作适当调整。故识度、守度者，能健康长寿，反之则疾病丛生，难享其天年。
    裘老还提出“全神”对养生有重要意义。凡人之生长、壮老、寿夭及诸多生理活动和情志调控无不依赖于“神”的主宰，“神”是人生命的内核。所谓“全神”，即重视修身养性，澄心息虑，进德行善，使心态保持宁静安乐、至善至美的境地。人如利欲熏心，沦为物质金钱的奴隶，而致穷奢极侈，醉生梦死，“神”乃涣散不全，病邪乘隙侵袭，难免性命之忧。故善“全神”者，必素位以行，知足常乐，居高不骄不贪，居卑不谄不邪，无论顺境逆境，皆能怡然自得，随遇而安，则精气充和而神全。裘老指出，目前科学对人体中许多奥秘还远未弄清，人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防御四大功能，但须在精神完好无损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见到裘老心如明镜而不为物染，瘦似梅花而风骨爽朗，可相信他的养生理论是通过亲身实践验证了的。
    老而弥笃  健康长寿
    裘老为人谦和，虚怀若谷，兢兢业业研究祖国医学达70年。1958年应聘任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及基础部主任。历任国家科委中医组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裘老在中医专业上，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桃李满天下。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裘老博览群书，远绍旁搜，在中医基础、各家学说、经络学、伤寒温病及养生等理论领域颇多建树，曾编著30余种中医药著作，获重大科技成果奖3项，擅治疑难杂症，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今年欣逢裘老90华诞，上海辞书出版社专门为裘老编辑出版了《裘沛然选集》，该书内容分上下两集，上集有三个部分：一为文集、二为医论、三为剑风楼随笔；下集有两个部分：一为医案、二为剑风楼诗集，并还附有《裘沛然先生传略》，全书共60万字。从这套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裘老所著一系列养生、防病治病的中医学专业知识；特别是裘老治疗急性外感热病和疑难杂症的宝贵经验，也可赏读到裘老许多篇充满感情、言简意赅的精湛诗文；同时还可了解到上海诸多中医名家的许多宝贵医疗经验。更感人的是在这本书中看到裘老平易近人、立德养心的做人之道，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衷心祝愿裘老健康长寿!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200011）  包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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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 卫道创新--纪念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辞世十周年


作者：　来源：　时间：2007-02-09

　 　　1995年3月3日，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辞别了他终生热恋、奋力卫护、耕
耘开拓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沃土而鹤归。十年过去了。他那捍卫中医大业的铮铮
傲骨仍历历在目，他那坚定不移地从继承和实践中求发展求创新的治学思想仍发
人深思，他那丰厚的学术成就，给杏林留下了一份珍品而长存。
　　先生在他的学术论文集《医学承启集·自序》中写道：“五十年来，我是努
力沿着‘承启’这个大方向在走的。在‘承’的方面，我非常拥护党所提出的
‘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力争能较好地学习和掌握前人
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中医药系统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启’的方面，我
强调了‘师古而不泥古’，‘古为今用’，要对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和
临床经验不断地进行整理提高；要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以能否提高疗效为中心
进行再实践，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从发展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中医药在
防治疾病方面的新认识、新经验、新规律；并在确具疗效、又能体现中医药优势
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中医药学逐步走向现代化，并弥补现代医
学之不足，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体系，为我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造
福。”这一段自述，不但总结了先生从医的人生轨迹，而且也体现着中医药学在
继承发展创新上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本文从先生毕生实践述其承前启后、卫道创新之路。
　　一、从“病机十九条”的新诠释到“辨证论治新模式”的创建
　　1978年，作为中医的首届研究生，先生要求我们逐篇学习《内经》原著。由
先生和任应秋先生主讲。《至真要大论》由先生主讲。他重点讲授了“病机十九
条”。我想，从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开其端，到当代医家，对“病机十
九条”的解读，古往今来，可谓作尽了文章。基本都是循着或扩大病候，或推演
治疗，或顺文释义这一套路。先生大概也难以脱其窠臼吧？没想到，他根本没有
讲十九条的具体内容，而是单刀直入提出“病机十九条”的基本精神：那就是，
强调分析病机的重要性和提出分析病机的基本方法。如何分析病机？第一，就是
确定病变的所在部位——进行脏腑定位。这就是“……皆属于肝。……皆属于
肾。……皆属于肺。……皆属于脾。……皆属于心”诸条，提出了以五脏确定病
位。第二，就是确定证候的性质——以六气来定性。这就是属热、属风、属火、
属湿、属寒等诸条所提示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提“燥”？十九条属举例性质，可
以提，也可以不提。但是“七篇”中的“阳明所至”，“阳明所胜”等都详述了
“燥”气所伤的证候。所以《内经》并不如后世所说“脱却燥症”。第三，在上
述定位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起主导作用的病理生理变化，这
就是“必先五胜”。例如十九条中，同一个强直抽搐，可以属火、属热，也可以
属风、属湿。这说明相同的临床表现，可以是不同的病机所致；不同的临床表
现，可以是相同的病机所致。要在变化多端的临床表现中，根据其发生发展变化
过程，确定其五脏中的哪一脏腑，六气中的哪一气出现了偏胜在起主导作用，这
就是“必先五胜”。临床上如何“必先五胜”？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如果病变
属于本脏本经本气，这种比较简单，病机就在本脏本经本气。但是，由于五脏相
关，寒热相移，虚实互化，当前的临床表现可以是其他器官对它的影响的结果，
是继发于它脏它经它气。那么，它脏它经它气才是原发，原发才是病机之本。为
了说明这种因果关系，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家里停水了，你上班时忘了关水龙
头。下班回家：啊！门外门里，水流满地。这时你是先扫水，还是先去关水龙头
呢？当然还是先去关水龙头，然后再来扫水。因为水是从家中水龙头流出来的
嘛。关水龙头，这就是找原发因素，治原发因素，找病机之本。水流满地是继
发，是病机之标。‘必先五胜’这一步，是中医病机理论的精华所在。离开了这
一步，就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降低到‘对症处理’的地步。”听后，大家顿
觉别开洞天，豁然开朗。
　　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对经典理论的阐发和继承上，他认为理论研究的终点还是
要落实到指导和运用于临床。有鉴于长期以来对“辨证论治”认识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在新时代，迫切需要形成共识，进行新的规范。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
上，先生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新模式——“辨证论治五步”，并于1979年出版了专
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五步”在汲取“病机十九条”基本精神和前人辨证
论治方法的基础之上，融外感内伤于一体，对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作了程序化
的新设计。“五步”是：第一步，脏腑经络定病位；第二步，以阴阳、表里、气
血、虚实、风、火、湿、燥、寒、毒十四字定病性；第三步，必先五胜，即上述
分析病机之本；第四步，治病求本，即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第五步，治
未病，即在五脏相关理论指导下，通过调节相关的未病脏腑，来协助治疗已病脏
腑，进行整体调控以提高疗效。二十多年来，“五步”经历了临床、教学和科研
课题的具体验证，证实了这一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设计，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
易操作性。对辨证论治的研究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
　　二、从对“运气七篇”的全新解读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素问·运气七篇》集中论述了中医气化学说。气化学说是研究自然气候变
化规律与生命活动相应关系的理论。其篇幅约占《素问》全书的三分之一。由于
文字古奥，且广泛涉及古代天文、气象、地理、物候、历法等多学科知识，更加
上后人披挂神秘外衣，历来被视为中医的“天书”，使学者望而却步，或浅尝辄
止。但是其中却蕴涵着中医理论的精华和待发掘的潜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
生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西学中班上开始介绍其中的“五运六气”部分。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文革浩劫中，气化学说首当其冲被封杀。1976年，在全国中医研究班
上，先生再提要讲，由于要求“每讲一段，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一
段，并写出讲稿审查”，再度被封杀。1978年，改革开放的东风终于冲破多年的
尘封，先生开始系统讲授“运气七篇”。1980年，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
对“运气七篇”的系统研究。回顾既往，古人有“注”，今人有“白话解”。但
是上述方法，许多难点、疑点、重点往往被略过，因此仍然还是看不懂，更不要
说指导临床。先生提出了解读方法的要求：一是要让大家看得懂；二是要提炼其
最基本精神和正确评估；三是联系临床运用。为此，先生设计了“讲解”的方
法：在整体上设“总论”全面系统阐述“七篇”的基本内容、核心精神和理论体
系。在“各论”中逐句、逐段进行原文讲解，逐篇加以小结。做到不遗漏、不回
避。对疑点、难点，在比较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认识。四度春秋，夜
以继日，全书终成，凡八十余万言。在鉴定会上，众多中医前辈一致高度评价这
一对经典著作解读的全新方法，誉为是自唐代王冰补注“运气七篇”以来的第一
个全文讲解本。后被授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对我来说，沉潜于
“七篇”之中探赜索隐，聆听先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次学
习机会，给了我一把开启中医理论大门的金钥匙，并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对先
生来说，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也是一次对气化学说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过
程。在解读“七篇”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医理论正是从“气化”的角度，
从人与天地相应、服从同一规律的角度来认识生命过程，认识人体生理、病理、
疾病诊断和治疗、养生、康复规律的。因此，气化学说应该是中医学的理论基
础、渊源，并形成了中医理论的特点。
　　在研读“七篇”中，不难发现，其广博精深的内容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医学理
论体系的构成诸要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开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
系统构建研究。1983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医学模式研讨会”上，先生和我
联名报告了题为《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的论文。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从七个方面加以阐述和构建：一、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整体
恒动观；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气化论；三、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
的认识—— 脏象论；四、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病因的认识——正邪论；五、中医
学对人体疾病病机的认识——求属论；六、中医学在疾病诊断上的特点——辨证
论治；七、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尽管这一工
作，未尽完善，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医学术界首次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各主要组成要
素及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结构所作的一次全面、系统和明确的
表述。与此同时，卫生部在西安召开了“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会议”，
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医工作必须“以中医理论体系为指导，突出中医特色”，
并形成指令性文件。遗憾的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未能明确表述，
从而给执行和落实留下了太多的理解空间和操作的随意性。
　　回忆这几年的工作，苦乐尽在其中。同时也为我们从师生到相知相爱的过
渡，开始搭起那坚实而绚丽的鹊桥。
　　三、源古出新的方氏肝肾系列方
　　在我陪同先生外出讲学时，经常会听到对他的如下介绍：方药中教授是一位
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理论家，又是一位具有高深理论指导的临床家。这并非
过誉之辞。从1940年拜门于著名中医陈逊斋先生（清代名医陈修园之后）之日
起，到他去世前的数月，他从未脱离过临床。临床中又以肝肾病的诊治最为见
长。
　　先生对肝肾病的诊治，从理论到方药均提出了系统认识。特别是他的肝肾系
列方，颇具特色，疗效显著。方氏肝肾系列方多源于古方，但是又都注入了他的
个人经验，源古而出新。肝病系列方的加味一贯煎，源于清代魏玉璜的一贯煎。
加味异功散，源于宋代钱乙的异功散。在养肝健脾的基础上，两方均合进了他的
“疏肝饮”（柴胡、姜黄、郁金、薄荷），并做了药物增损。至于“加味黄精
汤”，则另有一段故事。1952年，先生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心，放弃
了在重庆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西医。行前，一位朋友
说：“我这老胃病总也治不好，肝区还痛。听说北京同仁堂有很多好药，合适的
给我买点儿。”在北医求学的五年中，每月靠四十多元助学金维持一家老小的生
活，手头拮据，时时捉襟见肘。但是受人之托，不能不办，又不好意思收钱。在
同仁堂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适合病人、又便宜的“九转黄精丹”，五十个大蜜
丸一桶，几块钱。后来他回重庆，那位朋友特地来感谢：“这药真好！把我多年
的胃病治好了，肝也不痛了。”这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并开始在方中合入黄精丹
滋养肝胃，颇见功效。后来形成了他的自拟方加味黄精汤及其加味方，用于治疗
慢性肝病肝脾气阴两虚、气滞血瘀者。以后又扩大治疗脂肪肝、早期肝硬化，均
收良效。他的肾病系列方，源于张仲景的“肾气丸”和宋代钱乙的“地黄丸”。
而其中的山药，则改为苍术、白术。每次介绍这些方子，他总要说明这一改动是
源于老师陈逊斋的经验，具有健脾燥湿又不碍胃的优点，从不掠人之美，据为己
有。多年来，不时有人对先生说：某某拿您的方子当自己的方子，某某的文章就
是抄您的文章等等。但是先生从不理会。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无所谓，他
说：“这有什么！方子嘛，不就是为了治病，让人用的嘛！”见我一脸认真，他
反而轻松地拍着我的肩膀风趣地说：“这说明你丈夫的方子好用嘛。你丈夫的文
章写得好啊。”让我轻松对待这些事情。他的方子从不保密，还打印成小册子，
发给病房医生使用。他，就是这样地坦荡和大度。
　　在先生辞世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询问肝肾系列方的
患者来信。这些源古出新的方子仍在广大患者中流传应用。
　　四、逆流中挺身卫五行，科研中为“传统方法”争一席之地
　　文革的逆流浊浪，冲击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医学自然难逃此劫。1975
年，“批林批孔批五行”的风浪，重重地撞击着先生忠诚于中医事业的惓惓之
心：中医数千年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经验，正是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论理方法
进行总结和表述的。“批五行”、“废五行”的最终后果，将是废医存药、医药
俱废啊！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先生奋笔疾书，写成《评五行学说及其对中
医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文。文章从五行学说的产生、发展，特别是在中医学
中的运用和地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文中横眉直斥这次的“批五行”不是一
场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向中医学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宝贵的临床经验的进攻，
企图从此达到废医存药的罪恶目的”。浩然正气，犀利文笔，跃然纸上。发表
后，有的中医前辈书赠“中流砥柱”四字以示敬意，这就是魏龙骧先生。1952
年，正是魏老在卫生部中医处接待了这位决意放弃工资北上“中学西”的年轻中
医。更多的同道则为他捏一把汗，担心先生会为此招来横祸。所幸天助人佑，
1976年那红色的十月结束了十年浩劫，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篇章。
　　为捍卫中医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早在先生从医之初就开始了。1944年的
《目前中医界最大危机》，1945年的《读“张简斋先生论阴阳”一文后之商榷》
等文已初露锋芒。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石家庄开会，一位扶杖的老中医来访，一见
面那人就紧握先生的手激动的说：“我终于见到您了！谢谢您三十年前为我解
困，对我的支持啊。”先生也热情地说：“您就是田成庆老大夫吧。”原来1955
年，田成庆发表了《论中医“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文章而受到攻击，说
“治未病”不过是“中医惯有的吹牛话”，古代中医不可能“有预防为主的进步
思想”。先生为此写了《我对“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认识》，从《内经》、
《难经》有关治未病的认识加以系统论述，支持了田文。
　　1985年，一位知名中医发表了《当今中医必须走向现代化》一文，文中无根
据地攻击当前中医是在作“不求发扬的继承”，中医院校突出中医教学内容是在
搞“纯中医”，要“吐故纳新”等。先生连夜著文，与之论战。文成之后，得到
了许多中医同道的一致支持，这篇文章几乎同时分别在《湖南中医》、《北京中
医》、《吉林中医药》上发表。
　　多年来，一提起中医科研，就是指采用现代医学方法，就是生化指标、动物
实验……。运用现代方法手段进行中医研究工作，先生从未反对。但是不能搞
“惟一”，更不能排斥中医传统方法。为此先生写了《论中医研究工作中的传统
方法研究问题》。文中指出：“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思想，把天、地、人密切结
合起来，以外候为依据，认真观察、分析、总结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变化规律，并
探索其防治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候之所始，道之所生’，这也就是中医药学传
统研究的方法。”并指出，其与现代研究方法各有特色，相辅相成。特别是在现
阶段，在发展中的中国，在基层，对广大中医来说，传统方法更具现实意义和可
行性。多年来，先生的文章，报刊都会欣然接受，这一次却不见下文了。后被告
之，这一提法前所未有，非同一般，需要请示。直到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在威海专门召开了《全国中医药传统科研方法研讨会》。会上先生的观点得到中
医前辈的一致支持和领导认可，这篇文章也终于得以发表。与此同时，先生主持
的科研课题《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衰的诊治经验研究》就采用了以传统方法
为主。这也是国家“七五”攻关中医药课题中惟一一个采用传统科研方法的课
题。先生终于为中医传统科研方法争得了一席之地。
　　回忆起来，先生挺身卫道的事情还很多，他的胆识和论辩才华也广为中医同
道叹服。有一次，我对他说：“人家都说方某人好辩善辩。”他沉思了许久，引
了一句韩愈的话“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又说孟子曾自解：“予岂好辩哉，予
不得已也。”是啊，一个献身中医事业的人，怎能不以卫道为己任？！
　　五、为中医研究生教育奠基铺路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生即从事中医教育工作。1978年，中医开始招收
研究生。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的创建，并进行了一
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性的实践：
　　1.不拘一格选学生。面对中医乏人乏术的严峻局面，先生经常慨叹：“人才
难得啊！不拘一格才能降人才。”在先生的主持下，首先把文革中失去深造机会
长期工作在基层的十几届中医院校优秀毕业生作为主要生源。此外，还破例为传
统师带徒或自学成才的优秀中青年中医敞开了大门。但是都必须具备临床工作三
年以上的条件，并经过严格考试。从一千三百名初试者中选取百名优胜者参加了
复试和口试。由岳美中、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四位亲自主持了口试，其中五
十名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中医研究生。事实证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有着
不同学医经历的学子们各有所长，他们在研究生班的熔炉里都得到了修炼和升
华。
　　2.百家荟萃聘名师。先生一贯奉行学术开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不拘一家之
言，关键是真才实学。他聘请了约百名、几乎囊括了全国一流中医、中西医结合
专家来班讲学，如吴考槃、张赞臣、岳美中、王文鼎、任应秋、董建华、姜春
华、金寿山、邓铁涛、黄星垣等，都在研究生班的五尺讲台上留下了身影。可谓
群贤毕至，名医荟萃。师生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各抒己见，质疑问难，高谈阔
论，意气风发，深夜不散，乐而忘返。当时由于经费限制，先生经常自掏腰包，
设简朴而热诚的“家宴”款待诸贤。而前辈们也都有请必到，把来班讲学作为平
生一大乐事而欣然前往，从不提及报酬。正是这种高水平的教与学，浓厚创新的
学术空气使研究生班很快成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一面旗帜，赢得了“中医之黄
埔”的美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把当时惟一的“中医基础理论”博士授予点授
予了研究生班。先生成为首批博士导师。
　　3.精心设计系列教材。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医籍中精选哪些才能较好体现“系
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呢？先生设计了以研读《内经》、《伤寒
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古典医籍作为主干课程。考虑到中医学
术发展的连续性和学术流派纷呈的特点，开设“中医各家学说研究”的课程。考
虑到吸纳中医新理论、新经验的创新成果，又开设了“系列专题讲座”，从而共
同组成了中医研究生的课程体系。经过26届研究生的实践检验，证明了这一体系
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必要性。
　　4.倡“提要勾玄”教法。先生倡导“自学为主，提要勾玄”的教学方法。即
要求研究生按规定的教学进度进行自学，由教师进行提要勾玄，答疑解惑，作专
题报告，主持课堂讨论等。没有沿袭本科生的以课堂讲授统编教材为主的教学方
法。
　　5.探索培养方式和模式。研究生班采取了集体培养和导师指导相结合的培养
方式，经过基础课的学习，师生之间和对专业都比较了解，然后填报志愿、师生
双向选择来确定导师、从而避免了选专业的盲目性，师生融洽也便于学习和交
流。在培养模式上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有理论、会看病、能研究、会
讲会写”的复合型高级中医人才，认为这样适应性强，符合中国国情。二十多年
过去了，从早期研究生来看，大都“四艺”齐备，因此毕业后，都能根据需求，
分别承担起临床、教学、科研、文献、编辑、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并已成为本
专业的学术带头人、著名专家和各级领导。
　　6.医文融合、理情并茂的讲课风采。先生先后承担了约五十名研究生的导
师，同时还承担着几乎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他讲经典著作，基本都是边背诵边
讲解，不需查看原文。包括最深奥的“运气七篇”，也都能深入浅出、巧用比喻
和联系临床运用，并在讲课中很自然地倾注进他对中医深厚的感情。听过他讲课
的人，无不为他那深邃的说理，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滔滔江河般的气势，以及那
弘道启新的风采所折服和感动。他具有很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如在讲一年四时中
的“秋气”带来的气候、物候特点时顺口背诵起欧阳修的《秋声赋》。一幅雾露
清凉、惨淡凄切、凋零肃杀的秋景秋声呈现眼前。这种医文融合、理情并茂的大
师讲课风采，实在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精彩绝伦的地步。
　　先生在中医研究生培养方面倾注的大量心血，以及诸多的实践与创新，使他
不愧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光阴荏苒，先生长眠于青山已十度春秋。我和学生们手植的棵棵翠柏也已亭
亭入云，环绕在先生墓地的周围。在墓碑上，我写下了如下碑文：
　　创辨证五步，贯古今精华，融内外一系，起沉疴重症，誉重医林。
　　彰大论七篇，究天人之际，探岐黄渊源，成一家之言，功垂医史。
　　育杏林英才，心血铸金针，春风化细雨，硕果遍华夏，一代宗师。
　　卫中医大业，曾愤笔横眉，中流一砥柱，惟笑轻名利，精诚照人。
　　结恩爱夫妻，共著文弘道，两心同一脉，悲一人独去，痛断肝肠。
　　作为对先生人生价值和从医轨迹，或许这只是一笔淡描轻写吧！
　　值此先生辞世十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献上我深深的思念和绵绵无尽的爱与
敬。

却波渔翁

[这个贴子最后由却波渔翁在 2008/04/28 07:09pm 第 3 次编辑]


伤寒界一代宗师李培生：博极医源释伤寒 悬壶七十济苍生

医药经济报
记者 魏赟


    李培生：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伤寒学家，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中国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75863c1d544508fe医药经济报
    9d0a54ecb7da8f81医药经济报
    从１９３６年开始，李培生撰写了论文、论著等８０多篇（部），还多次主编《伤寒论》高等院校教材以及函授教材。其中三部伤寒学著作《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是李老全面研究《伤寒论》各家的注疏，结合自己提出的“医理重于文理，文字平正通达”的研究方法，前后历时３０多年完成的力作，这三部伤寒学著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填补了中医学术的一项空白，因而，李培生被誉为伤寒界的一代宗师。
    【大家•印象】
    李培生先生今年已经９２岁了，是国内年龄最大的学术抢救对象之一。他幼承家学，及长悬壶，通习典籍，善为诗文，既博极医源，又能以儒理阐发医学之秘，最终由博返约，终成大器，是为一代儒医之大家。
   
    论学问，在当今中医界，能与李老比肩的人并不多。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教授学富五车，人曰“南有吴考槃，北有任应秋”，但任老也羡慕李老的学问。据说任老有一次途经武汉，专门下车去会见李老，并说出“向往久矣，今幸识韩”的话。
    对这样一位精诚大医，记者是怀着敬畏的心情造访的。去年年底，在武汉见到李老的时候，他正在家休息。虽年近百岁，眼睛有所不便，但是李老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见到有人来访，他坚持出门迎客，起身送客，并且很认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这让作为后辈的记者非常感动。
    在伤寒论的研究上，李老可以说是创造了当代的一个里程碑，在生活中，他也很重视养生的睿智。湖北中医学院的师生经常能够在校园里看见一位耄耋老人，挟杖而行，东校门进，南校门出，每周都会到菜市场一两次，“提篮小买”，十分引人注目。这其实就是李老在做他的养生功课——运动。除此之外，李老还特别爱吃肥肉，他并不赞同别人所谓的“肥肉不利于健康”的说法，反而觉得吃肥肉可以“和气血、润肌肤”，缓解老人因为津液不足引起的便秘，还能够美容。对他来说，吃肥肉就是一种简单的享受。
    【人生画卷】
    １９１４年１月，李培生出生于湖北汉阳县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父亲曾是前清的一位秀才，通晓诗文。受家庭的熏陶，李培生立志行医。父亲是他的第一位师父，在教授他医学典籍的同时，亦旁及各科，这使得李培生有了深厚的儒学修养，也为他以后全面研究伤寒学打下了基础。１５岁时，李培生已经能随父外出应诊。１６岁那年，父亲因病逝世，李培生遂独自悬壶于汉阳县一带，开始了他漫长的医涯。
    李培生认为，要做一名好医生，必须多闻博识、精通医理，但他觉得自己才疏学浅，因而广觅良师。恰好当时的名医恽铁樵在上海开办了一所中医学校，招收函授弟子，李培生得知之后立刻报名学习。恽铁樵有两子因为感染伤寒而殒命，因此拜伤寒名家汪莲石为师，最后成为一代名医。受恽铁樵先生的影响，再加上上世纪３０年代人民生活疾苦，一旦遇上疫病流行，不少人因此丢掉性命，甚至出现尸骨横陈、新坟累旧冢的情形，促使李培生选择了“伤寒”进行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武汉战火纷飞，李培生不得已回乡避难，在汉阳官桥李家集一带行医。有一年冬天，附近福兴杂货店老板的岳父咳喘旧病复发，用方无数，病情仍然反复不定。李培生前去诊治，改前方疏肺化痰之剂为温肾益阳固本之法，用药五剂之后，病人的病情大为好转，杂货店老板大谢不已。不过，李培生却发现，药方对证，病人按理应该痊愈才对，但是病人在稍稍活动后仍然是喘息不已，体力不支，这让他甚感疑惑。正好李家集上的仁育堂药店有一位老中医，行医几十年，虽然名声不旺，不过经验老到。李培生于是持方前去请教，老中医见他虚心谨慎，欣然指点，建议多加一味理气平喘的沉香，李培生听从了他的意见，在方中加入沉香，最终病人痊愈。那时未到而立之年的李培生已经小有名气，但他仍能虚心诚恳地求教于同道，这件事成为当时盛传的一段佳话。
   
    博极医源独重伤寒
    除了广觅良师、虚心求教之外，李培生还博采众长，饱读各家医书。青少年时代的李培生，白天外出应诊，聊以谋生，晚间则挑灯夜读，手不释卷。家中的书读完了，他就借书读，借的书读完了，他就到武昌的湖北省图书馆阅读或抄写。有时候为得到一本重要的书籍，他就写信到上海等地求购，遇到珍善本医书，他总是不惜重金购买。
    李培生认为要有所选择地来读各家书籍，他把医书分为“反复读、重点读、精读”等类。对于《素问》、《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之类的基本书籍，李培生认为是要反复熟读的，即便从医多年仍应不时拿出来再读。明清八大家的临床书籍，理论和临床实践兼而有之，属重点学习的一类。金元四大家的医学著作以及《千金要方》等名著，博大精深，则应该在学好中医基础之后，再反复深入研究。这些书籍，都是李老案上的常备之物，记者在采访时看到，这些厚厚的书籍虽然显得有点破旧，但是一尘不染。
    书虽然读得多，但李培生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地，这一点，从他对伤寒学的研究上就可以看出来。对伤寒学的注疏有数百家，但是李培生认为，清代柯韵伯的心思独高，手眼犹细，其中许多精辟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虽然文字有些偏激、晦涩，文理难明，但是细细研究，又颇有见地，因而李培生选择了柯氏的《伤寒来苏集》进行研究。
    李老坚持“医理重于文理，文字平正通达”的治学思想，力求用平实的语言来解释柯氏伤寒论，对于其中与事实不相符的一些内容，他又能大胆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去改正，最终完成了《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这三部伤寒学著作，也正是这三部著作，助他登上了当代研究《伤寒论》的顶峰。
    李老还多次主编《伤寒论》教材。据说有一次在《伤寒论》教材编写讨论会上，有人问到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中潦水应该如何解释时，李老随即回答，《诗•大雅•洞酌》中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之句，《本草纲目》亦有“降注雨水为之潦，又淫雨为潦”。因此，“潦水”即地面流动的雨水。李老对典籍中的语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对《伤寒论》的解释又有理有据，令在座的同行不得不自叹弗如。
   
    李老常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多读《论语》，因为他认为《论语》中“仁者爱人”的思想，是为医者必不可少的职业素质。其实这种思想，在李老７６载的悬壶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老年轻的时候，在汉阳行医多年，名声日著，院子里经常停满了轿子和黄包车。李老笑着形容是门庭若市，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富甲一方，这一方面与战乱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李老的仁心有关。
    有一年，汉阳一位妇女患上了血崩之证，气血大伤，病症凶险，李培生前去诊治，但是开出处方后，病人却因为家境拮据没钱买药。李培生目睹此状，不仅分文不收，而且倾囊相助，病人一家感激涕零。其实，在李老７０多年的行医生涯中，这样的事又岂止一桩。李老说，他的家训是“简、便、效、廉”，并不追求经济利益，“就算是积善行德吧”。
   
    去年年中，李老曾经不小心摔伤，但在１０月份记者拜访的时候却得知，他已经重上门诊，而且每周３个门诊日并没有因此减少。医院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每天限量挂号１０个，但在早上开始挂号的时候，排队等候的病人往往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因而年逾九旬的李老现在每天接诊的病人还是多达三四十人，有时看完病人就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但李老总是抱着“能多看就多看，病人远道而来很辛苦”的仁心，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现在李老的子孙中，又有６人从事中医，对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李老来说，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了。
   

自然奥妙

济贫育人大师德,心系苍生大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