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候思维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原创首发]

壶中人

证候思维的“是什么”和“为什么”
——辨证论治的证据思考之一
黄开泰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中医科，绵阳621900）
概念以学科理论为依据，来自于具体的实践。分析人们的实践，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客体、理论、思维。客体是思维对象，是自然存在的；理论规范思维活动，是先在过去的；思维是能动的，以客体为基础，受理论的制约。通过思维，理论与客体逻辑地联系起来，或者在物质形态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认知，或者在自然生命的时空联系规律上动态把握，获得与理论相一致的本质认知。
“证”概念是中医辨证论治实践的结果，以病人及其时空环境因素为客体，病机理论为规范，就诊病人的病机性质为结论，证候标识为临床证据。辨证论治思维在病机理论逻辑规范下，通过对就诊病人是什么症状、有什么时空因素、时空条件下的症状是什么病机等一系列的追问思考，形成证明证候病机的临床证据-证候标识，从而作出证候判断。
追问临床病人的证候病机是什么的思维活动，一般要经历密切相关的前后两个阶段。先是“观其脉证”－运用感官技能，根据中医四诊的脉症等理论，确认和收集疾病现象-临床症状群，了解“实际存在”的病人生活工作状况、性格特征、时空人文因素。这是“辨证求机”思维的准备阶段，要求医生抛弃一切主观因素，客观地认识临床，收集就诊病人的疾病现象，不仅要四诊合参，而且需要将季节气候、社会人文等时空情况结合一起，既要保证脉症、体征的客观真实，又要保证临床资料的全面。
在“观其脉症”完成后，就进入“辨症求机”的逻辑论证思维，分析收集到的临床资料，明确其病位、病性、病邪和病种、病形、病势等具体性质，求之，责之，辨真伪，明联系，再经过综合比较，分清轻重缓急、多少微甚，把握病机关键，最终“知犯何逆”，形成证候病机判断。经过这样的“辨症求机”思维后，“观其脉症”所获得的临床资料，便转化为证明证候病机性质的临床证据。辨证论治临床形成证据的逻辑思维，是从疾病现象的临床症状群，到疾病本质的证候病机，不是按照症状标准按图索骥。
辨证论治临床是什么的追问，归结于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性质，临床证据体现为“辨”之后的脉症等，具体的思维活动，以“为什么”的反观追问形成的“阴阳神气”观念和病机理论为逻辑规范，阴阳五行、藏象气血、六淫七情、虚实补泻等等中医概念，在思维中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推论出就诊病人的疾病本质－证候病机。辨证论治思维过程，以中医理论为依据，病机原则为准绳，运用的逻辑运算子，是附着于中医理论观念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具有条理性和关联性。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思维都必须依据学科观念、遵循学科逻辑，否则杂乱无章、流散无穷，毫无意义。我们的思维，在学科观念、逻辑的规范下，沿着既定的轨道运动，通过客体的外在自然客观，逐步走向内在本真。这是运用证据推论判断的思维过程，通过合逻辑的证据链体现出来，既有起点又有终点。
辨证论治思维的核心在“辨症求机”，“辨症求机”目的，在判断就诊病人是什么样的证候病机，以就诊病人的疾病现象及其环境因素等等临床资料为客观基础。就诊病人的疾病现象及其环境因素既是“辨症求机”思维的起点，又是激发中医临床思维的外在动因。
思维的能动性是文明进步的源泉，存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已知的理论，进行客观实践，二是根据实践结果，发展理论。在中医，可以分为理论思维和辨证论治思维。因为中医的自然时空生命属性，自《内经》后，历史上所有理论发展，都建立在辨证论治实践基础上，理论家首先是临床家。但从目的性上看，中医理论思维和辨证论治思维目的不同，存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区别。
是什么是辨证论治思维的目的，在于把握就诊病人疾病的证候病机。“为什么”是对临床医疗、修身养性等实践后的实际结果，进行生命和疗效的反观思维，追问为什么健康长寿、为什么疾病能够痊愈，从而找寻获得生命最佳结果的途径、方法，形成规律性的认知，上升为理论。中医“为什么”的理性思维，以生命存在为内容，联系时空社会环境。
中医在生命事实的基础上思维“为什么”，没有将生命和万事万物分隔开，也不为万事万物所迷惑，把动态变化的万千现象，联系生命，把自然事物的规律，联系生命，生命成为理性认知的归属和出发点。
《内经》作者多次指出，外部世界的阴阳联系变化，不可胜数，如果不以生命为归属，就会流散无穷。明代张景岳认为：“凡人之阴阳，但知以气血、藏腑寒热为言，此特后天有形之阴阳耳！至若先天无形之阴阳，则阳曰元阳，阴曰元阴。元阳者，即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命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生气通天，唯赖乎此。”清代徐灵胎《内经诠释.上古天真论》：“天之阴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人之阴阳，法阴阳以养身，法阴阳以治病。”
学科思维的追问是无限的，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但具体思维的目的是一定的，达到目的，一个实践活动结束，一个具体的思维就完成使命。从思维的无限性来看，不同的思维模式，因为客观性取向区别，无限追问的走向迥然不同。如以物质形态结构为客观性取向，走向“是什么”的无限，是外向物质的无限；如以生命及其与自然环境联系的动态变化为客观性取向，走向“为什么”的无限，是生命延续的无限。
“是什么”的无限，以物的形态为根本，因为物质在微观无限可分，在宏观无边无际，这样的思维难免陷入无止境的无限之中，可能远离人类生命存在的实际需要。“为什么”的无限，以生命联系为根本，无限的联系思维，着眼于生命存在，回归于自然生命，以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为准绳，受生命存在实际需要的约束。因为生命之核的不可分解、不可孤立的特性，“为什么”无论在物质形态的宏观和微观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样的无限，因生命的呼唤而具有相对性，一般不会迷失自己。
地域分东、西，思维模式总体上有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反映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许可以用“是什么”和“为什么”来概括和区别。
西方思维模式习惯于探求外部世界的物质本原，沿着“是什么”的不断追问而逐渐深入，从泰勒斯的“水”、毕达哥拉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等本原自然，到微观世界的分子、原子、粒子、质子越来越精细，宏观世界的地球、太阳、太阳系、银河系越来越广大，形成了以物质之形及其构成为主轴的思维活动路线，但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发现夸克，夸克里面又有些什么，里面的里面还有些什么……，看见了河外星系，河外星系的外边又有什么，外面的外面还有些什么……，虽然彰显了人类的能力，但也反映出人类的轻狂，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天入地，当生活家园千疮百孔、生命形体因为饮食伤害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回头（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签字），任随物欲的张狂抹杀人的自然属性。
因为生命物质化了，“为了增强体质，专家建议多喝牛奶；最新研究发现牛奶中某些激素会增加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专家建议多吃西红柿；为消除西红柿残留农药的危害，专家建议口服阿托品；阿托品有生物碱中毒可能，专家建议用扁豆缓解；为稀释及中和扁豆的毒性，专家建议多喝牛奶……”（转引自《读者》2008年23期17页“言论”）。我们已经陷入了与自然整体生命时空联系相分离的物质怪圈。
西方哲学历史上关注世界本源的追问，“水”、“数”、“火”等等，虽然我们可以赋予它们规则、尺度或理性公式，但如果仅仅时空世界的物质形态和构成，这个世界是不是太过于简单了。哲学语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义”，是“意”，是我们的认知本身，物质的本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实际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物质没有那么至高无上，不给它戴上生命的笼头，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
站在生命立场，在认知世界思维方面，西方哲学远不如中华哲学：从世界本原上，它远不如中华文化的阴阳，阴阳从宇宙的根本上去思考，生命是宇宙“无中生有”-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逐步演化生成，但不把生命分解为物质；从世界关系上，它远不如中华文化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其义不在五种物质的属性，而在世界万物类属联系的动态自稳的复杂关系。阴阳动态，五行联系，衍生万物，此自然世界、社会状态之根本。
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一开始就以生命自然为归属，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提出了阴阳五行，确立了“我”之外的世界的基本位序，肯定了生命存在的核心理念“和”，形成了人类行为、群体行为、个人行为的德行规范，包含了宇宙自然、社会秩序、个体存在等等，因此，既便在以找寻物质本原的西方哲学思维统治我们头脑的时代，它的真理之光仍然不时闪烁。在“是什么”思维主导下的人类行为，已经导致生活家园千疮百孔的情况下，反思中华民族的“为什么”确立的行为道德的生命合理性，是生命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的。
生命存在，是哲学之思的本原所在；理论存在，是学科实践思维的本体存在。生命有形但不等于形，不止于形。哲学与医学的基本任务，具有内在相似性，它把凡是能够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外在地从运动联系的时空整体存在高度，来思考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医学则将这样的思考落实到具体的生命存在，研究生命行为对于生命存在的时空合理性，这就是中华文化理念的核心。
为什么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唱主角？为什么环境问题发端于西方世界，而且伴随经济的发展日益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学生们的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这与思维模式-“是什么”的追问有没有关系？
西方确实十分厉害，曾经独霸世界，中华大地被他们四分五裂，中华民族被他们蹂躏践踏，这其实反应了西方的文化落后，反应了尚未开化的野蛮掠夺。利欲熏心，“物”梗塞在西方大脑里，使他们看不到生命存在的真正需求，看不到生命发展的根本要义，“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因此，工业化的科学技术、生产能力越来越发达，生活家园却越来越糟糕；微观越来越深入，宏观越来越广袤，离生命真实却越来越远。
“证”概念既然发生于中医学，是在中华文化的摇篮里成长形成的，研究理路当然应当遵循东方思维模式，寻求实现最佳生命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的有效途径。我思则我在，但思在我在，无我在，我思何在？中医思维，说明中医存在，没有中医自然时空的生命理论，中医思维怎能存在？
东方思维模式的路标是什么呢？是人，是人的生命存在。个体生命在自然时空的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是思维“为什么”的事实基础，根据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去寻求医疗行为，乃至人类整体行为的最佳方式。沿着“为什么”的追问逆流而上，中医不断反思生命的“实际存在”，不仅把生活家园看成是自然存在，而且把生命形体也看成是自然存在，要求在遵从自然的前提条件下，根据前人“实际存在”的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分析生命自身的具体作为，以获得实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最佳途径。“形与神俱”是最佳生存状态，“尽终其天年”是最佳生命结局，只有具备最佳生存状态，才可能获得最佳生命结局。
中医经过历史的思考，认为实现健康长寿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好生命形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避免外界因素损伤机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防止内在过激情志损伤机体，隋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九气》：“善摄生者，内除喜怒，外避寒暑，故无道夭，遂得长生久视者也。”
二是不破坏生活家园，生活家园外在于生命形体，人们无为才能有为，无为则生活家园得以保持自然状态，生物链、生态环境能够在自我更替中，维持动态平衡，为生命有为-顺应自然、生命活动与外在自然保持同步提供客观的基础。
在“为什么”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医没有将自身的有为，张狂到无所不能的地步，面对自然是顺之应之，面对疾病是因势利导，不仅承认疾病有“难治”、“不治”（多见于《伤寒论》少阴病篇、厥阴病篇，中医发展的临床目的在于不断减少“难治”、“不治”）的客观存在，而且提倡人们行为，维护顺应自然的生命规律。宋代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谓时当温，必将理以凉；时当暑，必将理以冷。凉冷合宜，不可太过，故能扶阴气以养阳气也。时当凉，必得理以温；时当寒，必得理以热。温热合宜，不可太过，故能扶阳气以养阴气也。阴阳俱养，则人气和平。”
在维护生命形体与生活家园方面，衡量人们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中医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而且具有极大的普适性，不仅适宜于未病先防的养生实践，而且适宜于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
《内经》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开篇：“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生命“为什么”如此不同？是生命自身行为的价值取向所然。违背自然规律，放纵、满足自身物质欲望，则“年半百而动作皆衰”；顺应自然规律，克制不当的欲望，则“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内经》作者认为，生命结果取决于人自身的行为，正确的态度，应该在无为中有为，以适应自然、顺应自然为基本准则，而不是改造自然，满足物欲的无度需求。质朴天真的道德是“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的理性基础。
这里，需要对上古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然，有人会以为中医的观点，是今不如昔。“上古”不只是时间概念，只去考证具体的时间段，更主要的是一个德行概念，可以把“上古”看成是“质朴”，与“天真”近义，意在强调人在自然中生存，生命是自然的产物，不能放任自我物欲的无度膨胀，只有在自然无为中，生命才能可持续，才能“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素问.移精变气论》：“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这里，不是要大家回到“居禽兽之间”的蛮荒时代，而是借以说明，因为物质的匮乏，生命的物欲在无意识间，得到制约，形成了一种自然德行，这就是“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所以称之为“恬憺之世”。物质需要发展，但生命历程中获得的自然德行不能抛弃，否则，计较得失，放纵享乐，怎么能不“小病必甚，大病必死”呢。
工业化走到今天，已经告诉我们，生命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维护自然中才能实现，保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才能健康，过分地掠夺自然，暴沴天物（国外盛行的水果节、吃热狗比赛等等）式娱悦快感，把财富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客观上破坏着生命形体和生活家园。人类现今的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明，无一不是生命存在的结果，生命形体内的微生态体系破坏了，生活家园的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生命就可能丧失健康基础，物质的、非物质的文明发展从何谈起？三聚氰胺、次贷危机等等，使我们看到，生命健康成了工业化追求经济砧板上任人宰割的肉，饮食毒化，精神压力，真气不能从之，藏气无法清净！
因为忽视自然生命“神气”，把人当成金钱名利的附属品，把物质享受当成潇洒的标准，别人开豪车就骂娘，股市有涨跌就心慌，以酒为浆-半斤八两不醉，以妄为常-天天熬夜麻将；因为忽视生命自身的抗病力，病人打个喷嚏就吃药，医生不管寒热虚实，无论外感内伤，忘记了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忘记了因势利导，抗生素、激素加点滴，千人一统，过度医疗，导致我们在病菌、病毒面前，身体不堪一击，只好尾随其后，穷于应付。禽流感的研究尚未完成，猪流感又来了，下一个又是什么？我们能够事先知道，能够事先加以防范吗？
不少幼儿园、小学里的娃娃，生病之后，大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娃娃的生命健康，不是怎样维护娃娃的生命自和力，而是不影响学习，不耽误功课，学照上，培训班照读，把各种各样的治疗都用上，以为在药物的包围下，病就会好。有的娃娃，感冒发高烧，白天上学，晚上医院打吊针，十一二点过后才能休息。当我面对那些反反复复生病不断的少年儿童时，当我看到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医药、保健品广告时，不禁要问，我们的民族怎么了？累啊！苦啊！夸张点讲，东亚病夫，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民族的忧患！
“是什么”催生物质文化，“为什么”形成生命文化，物质文化以“物”为本，生命变成了附属；生命文化以“神”为本，物质为健康服务。追求物质的发展，本身没有问题，生命需要物质的支撑，但我们的经济是为生命存在服务的，而生命的物质需求是有限度的，如果不给物质文化戴上生命文化的笼头，任随物欲张狂，掠夺野性就会吞噬掉生命文化，把经济的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把功名利禄当成个人奋斗的方向。
为了钱，我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了生命，我们就必须检点自己的行为。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是“前四十年拼命挣钱，后四十年拿钱买命”了，生命就挣脱了经济的羁绊，健康就回归了自然。
“是什么”强调有为，干预自然解剖自然，体现出“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为什么”空灵无为，融入自然维护自然，体现出“恬淡虚无”的随遇而安－“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不过，该如何从本质上概括东西方思维模式的目的性，中医的“为什么”追问能不能代表东方思维模式，是哲学家们研究的内容，哲学界的结论才具有权威性。
反思“证”概念研究给中医带来的生存危机，我觉得根源在思维，是我们自己思维的主观性太强了，“物”的“是什么”左右了我们的研究思维，把形态结构当成衡量中医科学性的标准，当成证候本质。进入现代社会，面对西方的盛气凌人态势和实验室方法对物质世界的直白证明，东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自卑感，对遵循自己文化的思维缺乏自信心，对西方文化及其思维顶礼膜拜，受如持虚。
“是什么”会衍生出强盗式的掠夺心态，让原始野性脱离文化改造的笼头，披上一件文明外衣，使弱肉强食成为大家公认的合理行径。中华民族发明火药，制作鞭炮，是生命智慧，西方拿去制造枪炮，是野性张狂。东方在经过西方强权的侵略和掠夺后，对自身文化大肆批判，模仿西方，力图把自己训练成强盗，于是有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打倒孔家店，西方思维模式在东方大地把东方文明扫地出门，一统天下，历史上的日本也因此而成为侵略别国的强盗。
现在，“是什么”的掠夺，转向了自然界，大海里、沙漠中、地壳下、森林里，只要能够发财赚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统统拿来为我所用，鲸鱼之大，微生物之小，都难逃我手。经济是多么实在的东西，国家的发达强盛与落后衰弱，在大多数人那里，一票肯定或否定。如今的教育，让人们从小就接受“是什么”的熏陶，形成了物质实证才是科学的、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中医也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西方思维模式的窠臼，走上了“看得见、模得着、拿得出”的理路。因此，在“证”概念问题上，有必要对思维模式进行一些剖析。当然，用“是什么”和“为什么”来概括东西方思维模式，作为一个临床中医，缺乏必备的学识基础，这样的表达和论述也可能存在问题，但为了分析“证”概念研究方向发生错误的思维根源，这样的探讨可能有所裨益。
“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思维目的，在总体上体现了思维的不同价值，决定了不同的客体内容和逻辑方向。
“是什么”追问“形”的物质结构，可以无穷尽、无边界的发展，可以无止境地诘难，在人类狂妄自大的心态没有自我约束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目空一切，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远离生命本来存在的自然和谐，利益高于一切而丧失人文精神。“是什么”的追问，不可避免地将动态、联系从物中剥离，既便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但在分析实证某物时，必须静态地界定描述，才能实现该物的理性把握，如果联系起来，就可能不确定了，如果动态化，就测不准了。
“为什么” 探究的是人们行为的生命时空合理性，生命既是思维的出发点，即以生命“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为依据，逆向思维之所以如此的行为方式；又是思维的终极目的，即通过自身行为的调节，实现“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
《素问.阴阳离合论》：“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外部世界虽然极其丰富，但“其要一也”。“要”在哪里？“要”在一阴一阳，“要”在生命阴阳，“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只有统一到生命，统一到阴阳的生命存在，才能体现阴阳学说的人文价值，如果不统一到生命阴阳，外部世界不可胜数，阴阳流散无穷，无法把握，既缺乏实践意义，又没有人文价值。从这一点来说，“为什么”的思维是有限的思维，这种有限是以生命为根本的有限，没有脱离人类生命之本的自然存在去认识外部世界、改造外部世界。
不管外部世界多么广大无垠，中华文化都将其统一到生命存在，归结到生命活动，把外部世界当成生命牧场，并推广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规范，道德准绳，顺应自然规律，构建社会关系，并不无穷尽地去追问“形”的物质结构，并不无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满足。《论语.学而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道德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教之言，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等等，都可以看出，以生命为依归的“为什么”思维形成的人们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现在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维护，本质上是人们社会行为、道德规范的生命回归。
“证”概念是辨证论治的产物，研究的思维必须以“阴阳神气”观和病机理论为规范，就诊病人及其时空联系为客体，在“为什么”思维模式指导下，追问就诊病人证候病机的是什么。
辨证论治思维的是什么追问，与“是什么”的思维模式不同，它是运用“为什么”思维形成的证据，来探求就诊病人的疾病本质，形成个体确定的证候判断。临床证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以就诊病人及其时空条件和医生辨证论治思维为本体存在，通过病人自身的症状体征，和与病人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人文因素等等反应出来。
形成于自然时空、社会人文环境的病机理论，是群体抽象的，是理论相关的，对于就诊病人而言，并不都具有因果性，立足现在，运用病机理论，求证就诊病人的病机因果性，思维形成的证候判断才具有真实性。“辨症求机”的是什么的分析，目的在于把握自然时空、社会人文因素疾病意义的因果性，随机求证个体确定的证候病机性质。就诊病人的生命存在、时空联系存在，是客观前提，脱离对就诊病人的“观其脉症”，临床不可能形成证候判断。实验室里只有标本，没有生命，在实验室找寻“证”本质，逻辑基础都错了。
“辨症求机”求证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性质是什么，体现中医从理论走向临床的基本目的，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的是什么的思维，就不能发展“为什么”的病机理论。
“为什么”是中医从临床走向理论必须的思维，是对就诊病人用药后的实际结果的疗效反观－为什么有的仍然能够“形与神俱”而“寿有极时”，为什么有的患病不断，为什么有的不能“十全”，为什么有的用药后反而加快了生命的终结等等的反思。在无数的生命实践基础上积累的“为什么”的疗效反观思维，推动中医理论不断“与时皆行”（与时皆行，见李宗梓《儒门事亲.古今元气不同论》）。“为什么”是数千年的中医理论思维方式，以临床是什么的具体实践为客观基础，使中医有了保持生命时空整体动态联系的理性本质－病机，有了“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等规范临床思维的逻辑原则，有了“勿虚虚，勿实实”的戒律，……，保证中医在临床实践活动中，能够最大限度接近个体生命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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