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季羡林今晨病逝于北京301医院 享年98岁

却波渔翁

齐鲁之子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
2009-07-11 17:57:45 作者： 来源：大众网综合 【新闻论坛】 我要评论
今晨4时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3岁。8时50分左右，国学大师季羡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8岁。两位山东籍大师相继离去，让整个文化艺术界蒙上浓郁的哀伤。

2006年1月26日，95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今晨4时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3岁。8时50分左右，国学大师季羡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8岁。两位山东籍大师相继离去，让整个文化艺术界蒙上浓郁的哀伤。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等，并当选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他精通12国语言，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终成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相关资讯
    ▲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深切哀悼季羡林先生。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温家宝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会去看望季羡林先生。每次相见，两位老朋友都能坦诚交换意见，聊得十分愉快。温家宝评价季羡林，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其在牛棚亦不放弃理想。

再来

临清这个地方是养不少牛X人物，傅斯年先生虽祖籍江西，但是也是喝聊城的水长大的。
聊城惠民地区的人会把临清人称"临清猴"， 表示临清人猴精猴精的，我看多半还是出于嫉妒吧！

自然奥妙

或许是乐极伤生,平安是福,健康是乐,中医上百岁的我望闻数位,不尊能用能,兴讲能评能的体制,祸国殃民啊......季老一路走好!!!

却波渔翁

季羡林 风风雨雨一百年
日期：2009-07-13 作者：范昕 来源：文汇报


  
季羡林先生与爱猫在一起。   
                  

    2009年7月11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载人生历程，含笑西去。
   
    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称谓，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先生风风雨雨的近百年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透过老人平易近人的絮语，人们仿佛随着他翻阅人生书本中生动的一页页。
   
    ——引言
   
自传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幼无大志，幸运垂青
   
    我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我忘了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大概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题目是汉译英。我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我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缘定清华，多面受益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授课。尽管我对他们心怀感激，但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不能听和说。
   
    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的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的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影响至今。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却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从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
   
任教北大，治学半生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也都属于鲁迅所言的“勤捉”之类。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而且立竿见影。
   
    （摘自《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絮语
   
    我的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谈往事
   
    我仔细读了读这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后者仿佛记流水账似的，刻板可厌，间有写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却写得丰满，比较生动，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一些将近七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子时写的东西。我当时已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但是，那些东西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在有意无意间有点忸怩作态，有点做作。日记却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有像李越缦写日记时的那些想法。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清华园日记》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蔽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这多一半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不能怨天尤人。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彼此彼此，我并没有多少怨气，也不应该有怨气。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
   
    ——《我和北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牛棚杂忆》
   
谈生活
   
    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九十述怀》
   
    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九十述怀》
   
谈人生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听说还有人正在写作。至于单篇的文章数量更大。其中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当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别人写的传记和文章，我基本上都不看。我感谢作者，他们都是一片好心。我经常说，我没有那样好，那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在病中》
   
    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九三述怀》
   
谈治学
   
    被戴上“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在病中》
   
谈长寿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
   
    ——《老年谈老》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长寿之道》
   
    范昕摘编

却波渔翁

季羡林日记难现全貌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7-19 2:38:41 · 来源：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张弘 实习生张琪）日前，记者在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季羡林、任继愈追思会上了解到，季羡林的日记短期内很难以全貌出版。
　　追思会上，季羡林的学生、社科院研究员刘建称，“季老大概留下了100万-150万字的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记者从外研社获悉，刚出版的《季羡林全集》仅收录了季羡林早期的《清华园日记》。一知情者称，季羡林不同意收录的后期日记“涉及很多具体的人和事，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出版。”

却波渔翁

季羡林老先生没说完的话。
直言了，2009-07-14。[原创: 直言了, 2009-07-14 20:11:28]

曾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活动中（是在那里举办的活动，不是联合国总部活动），几次听到该总部搞文字文献的行家说，当今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梵文及梵文文史专家，季羡林老先生是其中之一。且不说别的国家地区，就是曾发明使用梵文的国家地区，遇到相关文史问题，必备指南参考就包括季羡林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季老和他的学术成就在国际社会是如何倍受尊敬。
季羡林老先生留下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财富，也不仅仅是学者人格的精神财富，他的遗产也包括物质金钱财富。然而，您就是当代最大侦探福尔摩斯，也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痕迹能质疑季老先生通过官位或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哪怕是一分钱。他留下的物质金钱财富，来自于社会和历史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市场评价，而不是来自他自己刻意赚钱。
不夸张地说，季羡林老先生的生平，是现代中国学者完美品格的集中体现。
当然，季老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课题，其中之一：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不是遵循“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轮回模式？这是一个“地缘文化”的问题。季老认为，世界文化中心曾是东方、然后是西方、现在正在转回东方。季老这里的东方，其实说的是中国。
然而，从古代到工业革命现代化之前，人类社会并没有一个地缘文化中心、而是多中心的：地中海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玛雅文明。中国属于远东文明。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成为全球全人类的文化中心，主要缘故还不是地缘位置，而是工业革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影响程度。这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法治分权、公民意识；艺术、科学、政治和宗教彼此独立自由发展。西方实现得彻底、影响大，自然，它就成了所谓的世界文化的中心。
进一步说，古希腊古罗马曾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为工业革命现代化奠定基础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基本原则就来自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改造。可是，在全球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希腊和意大利都没有因为地缘轮回而再次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所谓中心是由西欧转向了本来是完全边缘化的美国，美国成了西方世界和当代世界的文化中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曾是最边缘化的美国最彻底地实现了工业革命现代化。
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现代化开始以来的数百年时间里，中国从几个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位置滑到了世界文化的边缘化社会的位置。其主要原因还不是殖民主义统治（美国也曾是殖民地国家），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革命现代化，甚至时常显露出抵制、拒绝和抵抗工业革命现代化。在这种状态下，不要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它能够避免进一步边缘化、能避免被世界历史抛得更远更落后，就不错了。
工业革命现代化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成为不可阻挡的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又想成为世界中心、又抵制成为世界中心的主流因素，而在抵制不了的时候，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从漫长历史的故堆里寻找文化安慰：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曾是多么领先和多么伟大。这种面向过去的安慰感跟西方经常出现的面向未来的危机感形成强烈的历史对比：西方社会遇到历史性的文化冲突的时候，往往是面向未来、看看和说说自己距离理想状态是多么落后和多么可怜。
诚然，西方社会为中国的文化安慰提供了国际条件。1960到1970年代，从美国开始，西方社会普遍兴起了“后现代化”的思潮；1990年代，“后现代化”思想开始在各个领域付诸实际行动。在中国，西方社会的“后现代化”被严重误解了，以为西方在否定工业革命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西方都在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现代化了，那当然，抵制该现代化的中国农业社会就要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了、就要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了。
其实，西方社会的“后现代化”并非是否定工业革命现代化，而是通过反省现代化过程来强化文艺复兴的基本原则，从而完善现代化。譬如，1970年代之后，人权问题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艺复兴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强化实践，其突西方出实例之一，就是个人价值的大大提升、女性和黑人成为国家的领袖人物。再譬如，19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这几年来，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解，突出实例之一，就是教皇和霍金的会见。而这个和解，正是强化文艺复兴的科学与宗教各自独立自由发展的原则。工业革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文艺复兴；无疑，文艺复兴原则的强化必将带来现代化的完善。就是说，“后现代化”并非是否定工业革命现代化，而是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自我完善。
纵横对照，可以明显看到，季羡林老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为一边渴望成为世界中心、一边抵制充当世界中心角色所必有的成分主流的当代中国社会注射了一剂双重功能的安慰剂：中国开放向前看，它是激励鼓舞；中国封闭向后看，它是老本资产。不管怎么看，有一点很清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的立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就世界历史和世界地图看，“东方”包括印度和中国。季老的学术成就之奠基是梵文文史及其轮回思想。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就是：永远告别之前，季羡林老先生没有向我们说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里面的“河东”是否包括印度。

古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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