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证据的实验和可重复性

壶中人

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实验方法，可重复性的内涵不同，把其它学科的东西作为衡量中医的标准，是逻辑错误。
任何学科主体理论性证据体系的形成，离开实事求是的实验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实验观察时间越长，其结论的客观性会越大，可靠性会越高，越具有真理性。何谓实验？“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活动”。这种操作与活动，可以是显性直观的，有严格的设计、操作程序和必须的实验设备，适用于可以而且能够打开的东西；也可以是隐性内省的，即对现实客观的外在信息进行有目的的逻辑思维，形成某种结论，再经现实客观检验的实验，适用于那些无法而且不能打开的东西。“认识离不开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它的归宿，实践和认识具有直接同一性，缺乏中间环节。”中医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不把人当成孤立的人，不把器官组织当成无生命的实验物，而是将人放在天地宇宙社会自然中、将形器组织看成是与外在自然社会密不可分的具有内涵神气的生命单位，所有的疾病认知及其实践完全从自然出发，又回到自然中检验。中医实验的目的，不是从病像中形成什么形器组织的规范性的东西，而是通过天地宇宙社会自然的联系作用（谨候气宜），获取内在病机（无失病机），认知生命体内涵神气与天地宇宙社会共通性的基本规律，从“象”循“气”而“知病－知死—知生－知病”。知病不是以用病像构成标准为目的，而是应用“道法自然”“取类比象”的同象思维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是“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由“象”求得并抽象出具有共同性的病机。
中医任何新的病机学说，通过历史的临床过程来证实或证伪，不用其它学科的证据、方法来评判。新病机认识的出现，都基于新的临床问题。当新的临床问题发生而应用已知病机辨证论治未能解决时，就会出现新的病机认识，并在临床中应用检验。一个新的病机融入中医理论，成为辨证论治遵循的主体证据，仔细分析需要经历八个阶段：1，发现并提出新问题；2，谨守病机地循证；3，各司其属地求证；4，综合判断形成病机认识；5，应用对应性的治法方药；6，观察论治后的反映；7，抽象上升形成病机学说；8，经他人辨证论治的历史检验来证实或证伪。新的临床问题所导致一个新病机理论实验的完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证实证伪过程，不是哪个人、在人为条件下和一时一地的观察结果能够确定的，没有经历历史检验证实，任何病机理论都不可能被中医理论体系所接纳。
由于时空条件不同和医家认知差异，中医病机理论具有各家学说的多样性。但无论它们有多少不同，只要“无失气宜”“谨守病机”都具有辨症指导作用，重复千百年而不衰。例如，元.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病机学说中的清暑益气汤证病机，作为临床遵循的主体证据，朱进忠先生凭借其对临床病象客观分析，形成具体的客体证据，用清暑益气汤治疗多种疾病都取得满意疗效，仅在《中医临证经验与方法》第二章西医病名病案中，就重复出现于内科、外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不同系统、器官和组织疾病（15个案例）。象这样重复性很高的证候病机，中医病案有大量的记载。因为中医讲求生命体内涵神气在疾病状态下的应答、适应和协调机制的异常，不管是哪科疾病，不管什么器质性改变，只要证候病机相同，相同论治可以取得同样的疗效。事实说明，在临床中形成并经历史检验等实验过程形成的中医病机理论，具有极大的可重复性。不过，任何理论、经验都是过去式，和当前病人的病情存在偏倚，在治疗发生作用前，任何具体的病机判断和论治决策都是假说，故临床每个具体的辨证论治过程，都可以看成是实验过程：从病象出发，结合就诊时病人的现实客观和临床客观，思辨探求内在的证候病机，通过论治后病人的反应，证实其辨证论治的正确或错误。可以看出，中医的实验以“三因制宜、思求辨知、病机准绳”为其内涵特征，辨证论治为其表现形式，疗效反观是证实和证伪的基本手段，生命质和量是唯一的标准。

由于人体生命及其存在，外涉天地宇宙社会人事的整个环境，其联系大多有象无形；内涵五藏神气能动应答适应与自控协调、经络气血应时营运调节，其活力的整体性既不能分解又无法孤立。任何生命个体，都不仅仅是“今天”的人，而且是“昨天”的人；不仅仅具有有形之形器，而且内涵无形之神气；不仅仅是他自己，而且是内外环境各种因素统一性的集合体，文明发展到今天，没有也不具备条件将其纳入实验室在某种人为设计情况下一致化。中医认识到生命及其疾病存在的附加条件是变易的和难以尽数的，其实验形成的主体证据直接来源于临床、效法自然、握根本而不拘泥，从临床到理论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不设置任何人为条件，从理论到临床遵循自然无既定框框，反对机械的对号入座，以认知病机为目的的理论体系经历史检验，表现出来的跨时空重复性，不仅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先进性，而且证明它能够适用于不断出现的新的临床问题。中医证据的可靠性，从理论真实的角度看，它取决于“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客观性；从临床真实的角度看，它取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辨症水平。因为病机是内在的，故辨证论治只有通过循证、求证的辨症才能得到真实的证候病机。如果用标准的概念来规范中医的临床客观证据的话，这种标准就是病机的一致性，离开病机的规范，主体证据不仅可靠性大大降低，而且可重复性极差。
中医临床证据的可靠性在于病象所反映的病机真实性，不在病象本身，虽以病象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但只有明确了病象反映的病机意义才能成为病机的证据。在中医历史上只讲病象形似，不求其病机真实的教训十分惨痛。.经历史的思考，中医建立在以生命为代价基础上的辨证论治临床方法，屏弃了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机械思维方式。由于疾病附加条件不能同一，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临床中医辨症求机思维形成的证候病机结论取决于医生的辨证水平，取决于病象与病机联系真实性的大小，其真实性越大可靠性越高，反之越低。张景岳明确指出：“病机为入道之门，为硅步之法，法有未善，而局人心目，初学得之，多致终身不能超脱，习染既久，流弊日深”。《病机汇论.自序》云：“医治病，不审其机括，犹之儒者，粗识掌故，不知润泽，漫谓古法当行，如介甫之拗执，适足以病民也。”《伤寒论》告诫后人，要“见病知源”，病机真实要“辨”才能得到，所以用“辨某某病脉证”为其篇名，形成了中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的“辨症求机”的逻辑思维。这种真知灼见在以后的历史中并没有完全为人们所认知，只要病象形似不求病机真实的教训反复在临床发生，元代的李东垣，明代的吴又可，清代的吴鞠通等医家都有深刻的感触。喻昌叹曰：“医以心之不明，术之不明，习为格套，牢笼病者。遂至举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狱，遍满铁围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