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五行本意，不是用来言生克的——儒家“五行”经义

黄岐建中汤

五行本意，不是用来言生克的——儒家“五行”经义
文充“渊阁”，其言“五行”者多矣。而论者必“爰”引《尚书·洪范》篇以为据者，正所谓“引经据典”也。《洪范》中存有最经典的五行论，殆无异议。据西汉·桓宽《盐铁论》记载，为批驳“文学”论“阴阳五行”之不经，“大夫”即有“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之论，此可以见《尚书》在五行论中的地位，而更可以提示出另一种信息：西汉宣帝时“五行阴阳”经义已为惑乱，而《洪范》经义已鲜有能明者矣！下面是《盐铁论》所记，引如次：
文学曰：“始江都相董生（即董仲舒）推言阴阳，……日者阳，阳道明；月者阴，阴道冥；君尊臣卑之义。故阳光盛于上，众阴之类消于下；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渊。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四时代叙，而人则其功，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犹公卿也，众星犹万民也。列星正则众星齐，常星乱则众星坠矣。”
大夫曰：“文学言刚柔之类，五胜相代生。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四时五行，迭废迭兴…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于巳，何说何言然乎？”（大夫批评说：文学所言者，刚柔之比类耳，非阴阳之正义；五行相代生，更非五行之本旨！欲明“阴阳”经义者当求诸《易》，夫言“五行”之旨者莫长于《书》。今竟惑于邪说，以乱经义，反谓“四时五行，迭废迭兴”，用“五行相代生”之术推衍，说什么“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那么请问：“金生于巳”，明言金生于巳火者也，你又该如何解释？）
文学曰：“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长（言火为金之母，以解释“金生于巳”，但火虽生金，按五行生克论之，火又克金，这就是“以母制子”，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啊。）圣人法之，厌而不阳。诗云：‘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争壤土。牢人之君，灭人之祀，杀人之子，若绝草木，刑者肩靡于道。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是以国家破灭，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大夫曰：（你们说得太没有道理了，“金生于巳”乃四时相代的道理，根本不能用“五行相代生”来解释：）“金生于巳，刑罚小加，故荠麦夏死。易曰：‘履霜，坚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陨零，合冬行诛，万物毕藏。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时而树，虽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谓逆天道。月令：‘凉风至，杀气动，蜻蛚鸣，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蒌，以顺天令。’文学同四时，合阴阳，尚德而除刑。（照你们所说，“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长”，则以兵甲凶而“独”以火母制之——水亦木母而水不制木，金生于巳反必得火制之，故曰“独”以火母制之——刑罚不得用。诸“四时之气”生长杀藏本各以其时治，今若秋冬反尚德而除刑，而金之杀气永无得用之时矣，是为“同四时，和阴阳”，这才是真正的“逆天道”）如此，则鹰隼不鸷，猛兽不攫，秋不搜狝，冬不田狩者也。”
文学曰：“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罪。故使阳居于实而宣德施，阴藏于虚而为阳佐辅。阳刚阴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贱冬而贵春，申阳屈阴。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背阴向阳，前德而后刑也。霜雪晚至，五谷犹成。雹雾夏陨，万物皆伤。由此观之：严刑以治国，犹任秋冬以成谷也。故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而刑审于绳墨之外，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众所周知，“罢黜百家”，正是由董仲舒首次提出而为汉武帝所采用的，目的是加强“思想”统治；而“独尊儒术”也是由这位“江都相董生”提出的，而这被“独尊”的儒术有被改造成什么样子了呢，其之所以被“独尊”又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翻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大概可知，即使只看看他“百年之后”社会上那些视儒术为圣典的“文学”们的这段论述亦可管窥一二。蒋善国先生《尚书综述》说“在唯心的五行学说的体系内，他是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确能名符其实。当然，董生虽为罪魁，却不是祸首，其始作俑者，或为思孟学派乃或有更先于孔子者。事之可恶，莫过于有其表而无其心者，“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而用之也”，挂着羊头卖狗肉，禹/儒貌岸然，而骨子里却是儒家的/禹的旧躯壳“鲧”之“汩陈其五行”的那一套，难道这样的重复就不能避免吗（其无后乎）？而孟子终为自作俑者，适以其象仲尼而得用也！“其无后乎？”，亦终作“良愿”而已，而其后竟不绝于世，旧瓶中也就这样装上了新酒。蒋先生说“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两说了”（此正是孔子所担心的“作俑”之基础），“到了战国，五行思想又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五行思想的神秘化，是由子思和孟轲一派儒家开始的。子思和孟轲一派儒家利用“五行”这个名称，提倡唯心主义的神秘哲学”。“战国时，阴阳家邹衍(公元前305年—公元前240年)提倡五德终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可见，据说由孔子所整理的《尚书》，其中的《洪范》借用帝震怒于鲧的名义来批评以土治水的错误，确是有感而发，足以匡正大义：“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说文》“汩，治水也。”又“殬，败也。商书作‘彝伦攸殬’”。鲧“陻洪水”，竟以“土治水”之法陈列五行，帝乃震怒，不与洪范九畴，常伦于是败坏；与鲧相反，禹治水是用疏导为大法，顺水之行，而非以土克之……）
故下文接着说，“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五常之伦因此渐渐得叙其序。可见这个“洪范九畴”是很重要的，但可以看出，它是不主张以土克水的，并有其不同于“土治水（汩）”以“陈其五行”的特殊的“伦”和极重要的“叙”。那么，西汉“大夫”所谓“长于五行”的《尚书》之《洪范》所主张的又是如何一种“五行”体系呢？让我们先看一下经论原文：
初一曰五行……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可以看出，五行之中，“土”居第五位，而“甘”作为“五味之主”（咸苦酸辛只可作调味品，所谓“佐料”、“芍药”）也居第五。另外，在句式文法上，独“土”用“爰”，而其余四者皆言“曰”。论“五行经义”，当就于这无字之处求之，即文中这种对称水火木金而独孤立“土”的“彝伦攸叙/顺序”；“五行经义”，更宜于有字处求之，所可依据者，则有四“曰”一“爰”之文辞。或注《洪范》此文则曰：“爰”亦“曰”也，则“经义”尽失！而此说盖始自有汉。（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谓：“史公‘爰’为‘曰’者，《释诂》云：‘爰，曰也。’马注见《史记集解》”。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今文一作‘土曰稼穑’。《史记》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论衡》引此经曰‘土曰稼穑’，与《史记》同，盖皆欧阳《尚书》。”）“儒术”既被统治者“独尊”，而与政统掺在一起，则“儒术”即不复为“学术”，转而变作为我所用“统治工具”。从“罢黜百家”开始，经过“石渠故事”，以至于“白虎”观会议，儒家正统之作为“学术”的那块“自留地”越来越小，或几乎息矣！继学统于将绝，以匡谬为己任，而直比孔子者，则有汉“时人言，五经无双许叔重”者是矣！神权政治之乱学术者，学术界已有大量专著论述，从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两汉政治》，一直到近期齐鲁书社2001年第1版严正著《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皆可参阅，不赘。
我们还是看一看“学贯五经”的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一书中是如何解释“爰”字的（可参本章之首“龙睛”之所示）：
《说文》“爰 ，引也。从 从亐。”又“ ，物落也，上下相付也。从爪又。”（段玉裁注“以覆手与之，以手受之，象上下相付。”） ，即今“又”字，乃“右手“之象形。“爪”则为“覆手”之象形。
（此段文字，有部分是小篆，请看文前附图）
据此可知，“土爰稼穑”中“爰”字原有“援引”之意，一受一授，而这个“授受”的过程就叫做“爰”。那么，“土”所“援引”的是什么呢，并且还可以用来稼穑？这就是“四时”在天之气。“土”独孤居以为“地”，“四时”则轮流上临以“匹”之，各以其序。春来用稼，秋至因穑，此则“土爰稼穑”之大义。《诗传》云：“种之曰稼，敛之曰穑”。可知“稼穑”绝非一时之事，而“土不主时”者可明。“四时”之中，一次只可能有一者“上临”，而“土”则无时不在位。“土”之于“四时”，正如贵居其中的“奴隶主”之于轮流外应的诸多“奴隶”，或者更贴切一点比喻，正如《左传》中那位贵为人主的“晋侯”之于那些成群的“妻妾”们。《礼》以为“男女授受不亲”，正是从这种“爰”的意义上说的，尽管“候于其外”者多矣，而“贵居其中”的这个“一”也只能一次应对一个。《山海经》“羿射九日”，当为对“十日并出”之否定，而屈原《楚辞·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问的就是这件寓言故事。若果“十日并出”，一个“大地”怎能“受”得了，而民“不堪其苦”必矣。故《山海经·大荒南经》说：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今多理解“方”为“运载”。“方日”即每天运载着“日”行经天上，与下面“载于乌”之说小异大同），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海外东经》又说：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东经》则说：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就用不着奇怪了。这些寓言，所强调的不过《国语·周语上》所载周幽王二年伯阳父也极力强调的“天不失其序”这一“天地之道”而已，“十日”即甲乙之类，必以其序单独来临。
“土”孤寡以为“地”，“天”无与伦比，而适所以与为“五”。《说文》“ ，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正可以见“地”合“天”以为“五”之意。天有四时，而地惟此一，合以为“五”。诸以“五行轮王”以分四时三百六十五天，而各治“七十二日有奇”者自非是。当以“四时”各主“九十日有奇”者为是。董仲舒亦言“四时”，而以土寄于“季夏”，自地位以提升于天，而“汩陈其五行”，重蹈鲧之覆辙，说什么“土克水”，则必不能得其“彝伦攸叙”！今必效大禹之治水，土位自居，“坤德唯顺”，天下乃治。不唯“水”不可逆，“四时”之在天者皆不可逆！“大夫”所谓“秋始降霜，草木陨零，合冬行诛，万物毕藏。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时而树，虽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谓逆天道。”则德、刑之宜，唯以天时为转移，岂可以私意逆之？是为“土爰稼穑”之本义，以为《尚书·洪范》之经义，而为神话“殛鲧用禹”之大义。（《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至于禹是如何在已经死去了三年的鲧的肚子里孕育的，又是如何得以破腹而出，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这可能实际上是在向后人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亡商之臣箕子向周武王所传授的这种“五行经义”是得之不易的，这远比十月怀胎还要艰辛，而必以鲧之死作为代价者，实寓“脱胎换骨”之意，则新理论也必将旧观念取缔。鲧化黄龙以入于渊而永不复出，则表达了作者欲其“寿终正寝”之意！所谓“良愿”而已。然而，虽曰《尚书》为孔子所定，而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总可以万无一失了吧；世事却常常事与愿违，嗣后即有子思、孟子“汩陈其五行”，次后更有邹衍、董生为之伥，而鲧竟“阴魂不散”，五行终始，循环不已，以至于今，而仍有其必肖者矣。宜其神鲧之有神禹这一不肖子，即宜其人圣之有亚圣以不肖之，不亦宜乎？而一者实为拨乱反正，一者貌似“原始要终”，而必如反反之正，唯如此乃可“足以乱经”矣！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则“甄”士隐之伪善者，实不若“贾”宝玉之不肖者来得率真，而“智叟”之智，又何与于“愚公”之愚？堪哀其成事不足，尤怒其败事有余！据说商纣王“智足以拒谏”，而竟以智失天下，不过还算是“祸止其身”，终不若“谬种流传”以至千载者来得实在。老子曰“正言若反”，则必也善于择听者之耳，合诸信于传道者之口，而“一以贯之”，乃可以为“聖”矣！言曰：交友可不慎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则读书与求师亦必择其善者，自有其所以然之理矣！虽未必“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而凡传道者，必沐浴更衣、斋戒择日者，亦足见“慎传”之意。诸儒经皆有传，而经竟以传而失传，是“学术”既以为“利禄之阶”，则唯“功利”是求，唯“上心”是悦，而“口耳”之间，殆无“一”以贯焉！如是则其传者已失其心之“真”，又何真心“慎”之复有，而又何王口耳之“聖”可言（“王”者，当从“一以贯之”理解，“三”者，天地人）？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则吾宁“无行”而不取悦于二三子者，乃不失我之为丘也！后之儒者或不然，于是乃有非丘者矣。惟荀子独作《非十二子》以是丘，正以其非子思、孟子之非丘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有汉唯许慎能别真珠于鱼目，而犹不敢明传，其作《五经异义》已为众矢之的，怎敢复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自绝于世哉？乃忍辱负重，潜行别出，作《说文解字》以存经义者，实智者之圆通，而独得“地势坤”之大义！“君子以厚德载物”，得时乃行，不亦宜乎！所谓“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囊括无咎，慎不害也”，既无“焚书”之患，更无“坑”身之辱。《易》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可不慎乎？“人法地，地法天”，慎勿与天战！唯法地以顺“行健”之玄天可矣。“阴疑/礙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焉，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则“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者，亦拿鸡子碰碾盘，自为“覆卵”，其“犹未离其类”者只能仍为阴以居里，却又“嫌于无阳”而欲成龙者，是失其大位也，越位而争于不必争之地，必战，而战必自败，亦以其自失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乃自得。”(《管于·心术上》)。老子也说“知其白，守其黑”，亦以“知天”为言；孔子则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亦唯以“知天命”、“顺”天命、“不逾矩”为言。故曰：唯许慎能知“五行经义”，而独得“土爰稼穑”之“五”意。
以上是儒家对于“五行”之曲直从革经历。所以见“五德终始”、“汩陈其五行”之非，而必以四时周天、土唯顺之的“知其白”而“守其黑”者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