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学派张从正的攻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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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邪论的代表者为张从正。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约生于公元1156-1228年）睢州考城（河南）人。据元人张颐斋序《儒门事亲》说："近世惟河间刘守真，深得长沙遗意，故能以斯道鸣于大定明昌间，南渡以来，宛丘张子和出焉，探历圣之心，发千载之密，凡所拯疗，如取如携，识者谓长沙河间，复生于斯世矣。"这仅是把张从正比拟于刘完素。《金史·本传》则径称："张从正，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是从正之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观其娴于汗吐下三法，并从六气分证，又倡"三消当从火断"之说，其于河间者实多。他学说的主要内容可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1）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张从正首先认为病邪是由外而内到人体的，或是由体内变化而产生的。病邪留于体内而不去，是一切病之所由。所以他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这个观点是符合祖国医学传统概念的，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起病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不论内因外因，疾病总是由病邪强加于人体而成，不是人体本身应有的变化，张从正这一认识，还是较正确的。疾病既是由病邪强加于人体而成，则治疗疾病便首应攻去病邪。他说："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这是张从正提出攻邪论的主要根据，也是较有说服力的，其理论的根据，亦来源于《素问》。如《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而扬之，因其而减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成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实者写之。"这些都属于不同方式的攻邪方法。病邪攻去，正气自安，亦正如《至真要大论》所说："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因此说，张从正的攻邪论，无论从临床实际讲，或是从传统的治则理论讲，都是具有卓识的。
  （2）攻邪三法     发汗、催吐、泻下，是张从正攻去病邪的三个主要方法。他说："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至其统论诸药，则曰：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殊不言补，乃知圣人只有三法，无第四法也。且予之三法，能兼众法。……"张从正的汗、吐、下三法是极其广泛的，包括方药、针灸、薰洗、按摩、导引等等，从当时来说，充分发挥他所能掌握的各种治疗方法，来与疾病作斗争，借以提高疗效，比起单纯用某一种方法来治疗，总要好得多，这可以说是张从正在临床上的创见。至于他对三法的具体运用，略述如下。
    ①汗法
   张从正在《凡在表者皆可汗式》中指出，风寒暑湿邪气在于皮肤之间而尚未深入者，最迅速有效的治法，就是发汗。《素问》有剌热的方法，开玄府而逐邪气，与发汗的道理并无二致，但不如用药发汗收效更速。发汗的方法有多种，不但辛温可发汗，寒凉亦能发汗，此外还有熏渍、导引等。发汗的方法既多，施用的范围亦较广。对于发汗的具体运用，他认为首要明辨阴阳、表里、虚实。凡表证如麻黄汤类为表实而设，桂枝汤类为虚而设。但汗法的实际施用远不如此。如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不化，若脉见浮大而长，身表微热者，都可用汗法。还可与吐法、下法先后连用，或者吐法和汗法兼用。如破伤风、惊风、狂、酒病、痹症等，都可随证酌情于吐下之后继用汗法，甚至吐汗法并用。至于辛温发汗与辛凉发汗的分辨，张从正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其汗法所用的方药，除辛温剂概用仲景麻桂汤方外，辛凉剂则惯用防风通圣散与双解散。
   ②吐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这基本是指吐法而言。这也说明吐法的运用由来已久。但是正如张从正认为："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悦者多矣。"长期以来，无论病家和医家，对吐法往往都存在这样的顾虑，以致临证中用吐法的向来不多。惟张从正认为："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痰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戏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
从理论上来说，病变在胸膈之，无论其为痰涎、为邪浊、为饮食，用催吐剂因势利导，使之从上而出，最为捷径，即"高者越之"之义，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张从正既理解到上脘之病，可涌而去之的理论，又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如："仲景《伤寒论》中以葱根白豆豉汤以吐头痛，栀子厚朴汤以吐懊  ，瓜蒂散以吐伤寒六七日，因下后腹满无汗而喘者；孙氏《千金方·风论》中散、方往往皆效；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守；《万全方》以郁金散吐头痛眩运，头风恶心，沐浴风；近代《普济方》以吐风散、追风散吐口禁不开，不省人事；……此皆前人所用之药也，皆有效者。"张从正充分接受这些经验，并通过医疗实践的验证，便益信之笃而用之神。他说："余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微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他提醒人们，凡用吐剂，宜先小服，未效，渐加，中病即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此乃良言，当记。
   ③下法
   王太仆释《素问》"土郁夺之"曰："夺谓下之令无雍碍也。"《素问》又说："因其重而减之"，减去其重积，亦具有泻下之义。雍碍既夺，重积得减，则气血流通，而身自健，胜于服补药多多，这是张从正重视下法以强身的理论根据。
    有邪实存在，下之即所以补之，这是具有辨证法的观点。攻下疗法，尤适用于在脾胃方面的病邪，他说："《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雍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杂而不劳者乎！中州土也，兼载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为病。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禀，使陈莝积而不能去也。"脾主运化，胃主消磨，总以通畅为贵，一有积滞，诸症蜂起，惟有攻下而消其积，导其滞，才是根本之图。当然，张从正用攻下法，并不局限于脾胃的积滞，如他认为：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热气不尽者，可下；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此为内实，可下；伤寒发热大汗之后，脉沉实，寒热往来，时时有涎嗽者，可下；目黄九疸食劳，可下；……等等。他也提出了禁下之证，如：如非实证，则不能任意妄攻。如洞泄寒中，伤寒脉浮，表里俱虚，心下虚痞，厥而唇青，手足冷，小儿内泻转生慢惊，小儿两目直视，鱼口出气，以及十二经败证等，均为禁下之例。惟对于"大积大聚，大实大秘，大涸大坚"，下药直是补药。
    总之，张从正对汗吐下三法的灵活运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应用的范围，对祖国医学的"治则"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值得继续予以发扬，特别是吐法，近来医者运用尤少，根据他的经验，往往对顽固性疾患，可一吐而愈，颇值得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