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遗言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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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遗言




李学勤　发布时间： 2009-04-13 08:05　光明日报

　　编者按: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清华简”整理工作，自去年7月份以来，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有序开展，目前已初见成果。由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故本刊自今日起，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给予
关注。欢迎广大读者阅读，同时也期待学者们发表意见。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战国竹简。有关情况,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出的《初识清华简》小文中已经叙述过了。事实上,从7月15日竹简到校时起,清华就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已经知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由于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篇简书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开头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刚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书》里的《无逸》记载周公的话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因此,我们看到这第1支简,便猜测是指文王。后来找出后面的简文有“王若曰:发(武王名)”,设想就证实了。
　　篇文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种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这使我们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近期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有《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论文,论证“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见《黄天树古文字论集》),所以文王提到“阴阳”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
　　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地方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
　　周文王所说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但按《保训》,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有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保训》篇反复强调的。
　　大家都熟悉,《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这与《保训》周文王所说有所不同,不过孔子确实重视中道,其孙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关的话,然后做了专门的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很值得探索研究。
　　谈到这里,自然难免牵涉到宋儒的“道统”论。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开首即讲“道统”,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子说的舜授禹之言,见于东晋以下流传的《尚书·大禹谟》,号称“十六字心传”,阎若璩等已经明辨其伪。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相信会引起各方面的兴趣。《保训》简的图片和释文,不久也会公布,供大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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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训》的性质和结构




赵平安　发布时间： 2009-04-13 08:05　光明日报

　　《保训》的体式与古文《尚书·伊训》相似。先时间,次缘由,然后是训教之言。训教之言采用直接引语,《保训》用“若曰”,《伊训》用“曰”。两种方式均见于今古文《尚书》。我们知道,《伊训》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属于伪古文。它与《保训》如此相像,不会完全没有依据。若参照《伊训》,《保训》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训》
。它极可能是《尚书》的佚篇。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书》,最早的莫过于周武王,这篇《文王之训》,无疑应踞于《周书》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增长。《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体,标题为“训”的仅存一篇,是伪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训”的样本。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介都不过分。这样的东西,《史记·周本纪》何以没有讯息?想来应是汉代已经亡佚,连太史公都不曾见过的缘故。地不爱宝,今日得见,何其有幸!
　　体会周文王的训辞,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病重的父王对太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正反训教的模式,反复叮咛的语气,那种惟恐不及训教的急切心情,反映了文王对太子的忧心和期许。那引经据典的训教方式,特别是对于典故的精心安排,又分明反映出他帝王的胸怀和高超的智慧。整个训辞运用了三个典故,构筑起训辞的基本框架。第一个是“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说从前前夗传宝训,必定把詷传下去。这是文王为自己传宝提供历史依据,提供正当性,显示他是效法先贤所为。詷,《说文》解释说:“共也。《周书》曰:‘在夏后之詷。’”王筠《说文句读》:“詷即同之分别文。”按《尚书·顾命》作“在后之侗”。陆德明《经典释文》:“侗,马本作詷。”陈3《说文引经考证》引王鸣盛云:“夏后之詷,盖谓中国君长之所共尊奉者。”王氏的说法,合乎简文,但不够具体。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命(名)之曰上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詷”的含义。“詷”与“中”相类,都是古代帝王即大位之前必须掌握的东西，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它们的意义与“詷(同)”、“中”的字面密切相关,又超出字面，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和外延都会有新的变化。从简文看,它们既是一种无形的理念,又是一种有形的文献。“前夗”二字,是一个词,从语音考虑,可以看做轩辕的借音。轩从干声,辕从袁声,前系字和干系字,袁系字和夗系字都可以间接通用。把“前夗”释为“轩辕”,音理上是有依据的。轩辕乃黄帝的名号。皇甫谧云:黄帝“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据《世本》、《大戴礼记》和《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黄帝为五帝之首。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第一个帝王,文王训教以黄帝开篇,是非常适宜的。第二个典故是讲舜“救(求)中”和“得中”。“舜亲耕于鬲茅”,“鬲”指“鬲山”,“茅”指“草茅”。郭店简《穷达以时》:“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上博简《子羔》:“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可知鬲茅应指鬲山草茅。当此之时,舜曾惶恐求中,得中之后,“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第三个典故讲上甲微“ 中于河”,又“追中于河”。　　
　　在郭店简《语丛四》和上博简《容成氏》中作偏旁使用,从石声,可读为托。大意是说,上甲微在和有易氏开战时,曾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待打败有易氏,形势缓和之后,又从河伯那里将“中”索回,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用受大命”。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鼓励太子发钦敬勿淫,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最终继承大位。这些都是正面训导。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宿”通“速”,《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无宿诺”就是“无速诺”,没有马上应答。《史记·淮阴侯列传》:“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不宿饱”就是“不速饱”,不能马上吃饱。“羕”通祥,郭店简《老子》甲本:“ (益)生羕。”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王弼本羕均作祥。这句是说,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导致不祥,招来灾祸。是从反面儆诫,故用“曰”另起,有强调意味。此类“曰”字,今古文《尚书》多见,曾运乾《尚书正读》称为“更端之词”。
　　训辞中的三个典故,第一个讲黄帝,第二个讲舜,连带提到尧,第三个讲上甲微。第二个和第三个都与“中”有关,联系紧密,浑然一体,自不待言。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一个讲“詷”,一个讲“中”,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寻。《周易》说:“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与尧舜同属五帝,常连类而及。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和第二两个故事在结构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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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失传两千多年后现身



2009年04月27日08:3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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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排列的清华简。
　　清华大学提供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赵婀娜）在25日举行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仪式上，清华大学宣布，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在这批清华简中发现多篇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自秦焚书后失传的《尚书》有望现出庐山真面目。
　　清华简于2008年7月受清华大学校友捐赠，从境外抢救入藏。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2009年3月份起，清华大学启动读释工作。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二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很有哲学意义。这也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
　　李学勤介绍说，最新的一个发现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到，但已基本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的《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李学勤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李学勤表示，尽管对清华简的释读仅进行了1/3，但大致可以确定以下事实：第一，经初步观察，清华简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非文书以及遣策；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朝焚书，《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这与对清华简的古文字学观察相当一致。李学勤强调，清华简将给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带来新的希望，也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影响。

　　延伸阅读
　　《保训》选段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大意解释：这段话说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好。
　　乐诗二首
　　周武王致毕公诗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致毕公诗
　　英英戎服，壮武赳赳，
　　毖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
　　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责任编辑：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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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训》与周文王称王



2009年04月27日13:15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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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虽然是到周武王时才灭掉商朝,完成了建国大业的,但是真正奠定灭商格局的则是武王的父亲文王。史称周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从而确立了对商的优势地位。因此,周文王时的统治对于西周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周人也把其王朝的开端上推到周文王时期。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有关周文王时期的历史记
　　载相当有限,从而限制了学者们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保训》,其内容系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儿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所留下的遗嘱,风格与《尚书》的《顾命》篇相似,为以往学者所未闻见。《保训》篇文字古奥,许多论述不易索解,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研。但就目前已能了解的内容来看,其价值可谓是空前的。简文一开始点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惟王五十年”,这五个字可以对千百年来学者们聚讼不清的有关周文王事迹的争论起到拨云见日之功效,意义非常重大。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能说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关于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汉唐时期学者们对于《诗经·大雅·文王》篇的注疏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足见直至汉代,人们大都相信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是从唐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周文王称王的事实。如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篇中言:“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梁肃在《西伯受命称王议》中也认为所谓周文王称王之说是“反经非圣”的观点;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泰誓论》中更是对此予以极力辩驳,称文王受命称王的看法为“妄说”。受他们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多怀疑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他们或认为《周本纪》的相关记述是“司马迁不达理道之舛”(明代马明衡所著《尚书疑义》卷4),或认为《史记》的相关内容出自刘歆的增窜(清代方苞所著《望溪集》卷一)。至清代梁玉绳则在《史记志疑》中对历代学者指斥此说的情况予以了总结。
　　这些学者之所以要极力否定周文王称王的史实,是因为如果周文王为商纣王之臣,如果他生前真的称王,势必违背了封建社会的正统伦理观念,也无法树立周文王的“至德”形象。到了20世纪初,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卷一)则提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於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并认为“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王国维此说一方面既承认了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加以淡化,可以说是对周文王生前称王说的一种折衷和调和。
　　20世纪七十年代,陕西周原地区出土了众多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时有“周方伯”和“王”的内容。一些学者认为“周方伯”和“王”同指周文王,周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王”指商王,“周方伯”指周文王,并进一步提出周文王并未称王。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
    清华简《保训》中“惟王五十年”的记载,可以为千百年来有关周文王生前是否称王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周文王生前确实已经称王,《史记》等相关文献关于周文王称王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当然,周文王的称王是否如王国维所言只是“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还有待于更多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周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二、提示我们周文王称王的时间可能并非在其晚年。按照古书的记载,周文王原为殷的西伯,由于受到商纣王的猜忌,曾被纣王囚禁于羑里。西伯被释放后,暗中推行仁政。由于西伯使虞、芮之讼得以圆满解决,诸侯皆称西伯为“受命之君”。周文王即是在“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按照传统的说法,西伯受命称王为其在位的第42年。因此西伯称王是在其晚年才有的事情。然而《保训》篇“惟王五十年”的论述却使我们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记载,而这一情况从未见于任何一种传世文献。如果文王真的是在其即位之初就已称王,这将是周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商周时期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印证了周文王的在位年数为五十年。关于周文王在位的时间古籍记载略有不同,《史记·周本纪》言:“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尚书·无逸》亦称文王“享国五十年”,这些文献都认为周文王在位时间为五十年。但是《吕氏春秋》的《制乐》篇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从清华简《保训》篇我们可以知道,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时患了重病,并留下遗嘱,他去世的时间应该就在此后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数应为五十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史记》和《尚书·无逸》篇有关周文王在位时间的记载是正确的。
　　四、有助于我们认识周文王称号中的“文”字为谥号而非生称。关于文王、武王的称谓是生时的美称抑或是死后的谥号,学者们一直有不同意见。如果文王、武王生前已经自称为文王、武王,那么在文王、武王活着的时候应该已经普遍使用这些称谓,但是我们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仅称为“王”的材料,而很难发现他们生前自称为“文王”和“武王”的证据。山西曲沃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的所谓“文王玉环”,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其时代较晚,并非是文王当时所刻(见《华学》第1辑,第71页);至于记载周武王伐商史实的利簋,其制作年代也应在周武王去世之后。清华《保训》篇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保训》篇记载了文王临终前的遗嘱,这已经是有关周文王在世期间史事的最后材料,但是篇中所用的称谓仍是“王”而非“文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周文王生前虽然已经自称为王,但他并没有自称为文王,文王的“文”字为其死后的谥号,其时代应该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后。《礼记·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如果我们把周文王生前自称为王和死后谥号为文王当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区别开来,就可以对这些看似矛盾的文献记述予以合理的解释。因此《保训》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周代谥法的相关内容。 （刘国忠 本文系在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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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让人读起来太激动” 本报记者　丰捷　刊发时间：2009-04-28 07:10:40　光明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
　　◇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在焚书坑儒中亡佚的乐经中的篇目。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
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简上有很多惊人、震撼性的发现,让人读起来太激动!”4月25日,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向记者通报清华简最新重要发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如上感叹。
　　9个月前,李学勤以“这次挖到了个历史学家”形容自己初见清华简时的欣喜,而今,历经两个阶段严密的保护整理工作,清华简进入读释阶段,李学勤先生心中“强烈的震撼感”与日俱增。他说,虽然由于简的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目前还不能全面系统地介绍清华简的内容,“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初步读释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有些可以说是惊人的。”
清华简经历三阶段保护整理
　　清华简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去年7月15日从境外抢救收藏于清华大学。
　　李学勤至今难忘与清华简初次谋面的感觉,一个字:热!“天气热,心情也热。”暑假已经开始,本打算只加以基本维护,等开学再展开工作,没想到竹简经历较长时间流散,有菌害霉变危险,于是,清华迅速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逐支清洗保护。“这是第一阶段工作,直到去年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李学勤说,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国内各单位11位学者专家举行了鉴定会,专家们初步的观察鉴定结论已颇具震撼——“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李学勤特别提到,“简中有《尚书》和编年史书等‘经史’文献,受到普遍重视。”
　　第二阶段始于2008年11月。当月,清华组织专人前往武汉、荆州、长沙、上海等地有关文博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学习兄弟单位在竹简整理保护方面的经验。去年12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清华与中国文物保护协会、荆州市文保中心协办的“出土饱水竹木漆器及简牍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召开。一些专家特别对清华简的进一步保护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此同时,由清华美院专家参与的清华简的摄影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年1月12日这一工作基本完成时,清华简的数量经细致清点,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
　　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华简的精确年代测定。2008年12月,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李学勤称这“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今年3月,读释工作正式启动,清华简保护与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一天看不了多少,战国文字很难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释几年。”为此,李学勤“把能用的时间全用上了”,而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也让这位一生遥望古人的史学大家获得了许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希望”。
清华简呈现惊人发现
　　据了解,继最早整理出的一篇记载过去无人知道的周文王遗言的《保训》后,清华简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是近几天正在读的一个内容。”而这“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4月25日,李学勤向媒体解读了这一既具历史价值、又堪称“文学史上的空前发现”的研究进展。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但基本已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这是在伐商以前,还处于商朝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李学勤特别解释说,关于“西伯戡黎”,《尚书》中曾有记载,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认为这是周文王时候的事,到了宋朝,学者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但始终未得其解。而在清华简上,我们明确读到这件事发生在武王八年。
　　此外,众所周知,“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因为乐经在焚书坑儒中的亡佚而仅剩“五经”。令人欣喜的是,这篇竹简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李学勤说,这极有可能是乐经的篇目。
　　对典礼中所赋的诗,学者们试用今字代替古字,进行了复原。其中,周武王致毕公的诗是这样的: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周公致毕公的诗则是: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还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李学勤再次用“前所未见,令人惊奇”予以评价。他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清华简或将改写历史
　　事实上,早在清理阶段,专家即对清华简的内容做出肯定的判断:这批简是真正的书籍,而非文书;同时,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而最具震撼意义的是,竹简的主要内容经部又以《尚书》为主。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他说,众所周知,《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李学勤说,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他特别强调,“《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能够有幸在清华简中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大学将积极保护好、利用好这批竹简,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整理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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