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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病理学史》连载——第十章 20世纪前25年的北美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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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7 11:36:3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原文作者:Esmond R. Long
  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多数名列前茅的医科院校在1900年就已经建校了,并且都设立了病理学系或者病理与细菌学系。已经全面终止与生理学合并的做法,依赖于教授的个人兴趣和特殊能力,将病理学和各种临床专业合并的时代也已经消失。病理学被认为是一门对医学认知和实践都很重要的基础学科,同时,学术机构中有了自己全职工作人员。这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病理学由内科医生教授、教学附属于私人医疗活动和由学生承担全部费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最重要的是,病理学系教师的职责不再只做教学工作。对知识的贡献已成为所有学术任期重要的既定职能。病理学系不再只有一个老师,研究也不再是个人兴趣了,而它实际上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先决条件。此外,通过专业期刊的设立,本世纪初研究成果记录的方法得到很大改善。当时,美国的研究对国外的病理学影响甚微,虽然出现了一些美国课本,德文译本也可以选择,但美国学生最常使用的课本仍然是国外书籍,主要来自德国。
  当时病理学已经不再是病理解剖学的同义语。功能病理学也被看得同等重要,虽然作为常规功能病理学被归到其它部门,主要是临床医学系的教学内容里,但是,它的研究仍然在病理学教研室开展,而且实验病理学研究的规模在稳定地增长。在欧洲盛行很多年的观点是:要了解发病机制,病理学就必须和生理学、生物化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医学生广泛使用的课本来自德国,例如:旧金山的A.W.休利特(A.W.Hewlett,1874-1925)翻译成英文(1905)的,由巡回教师洛维尔·克雷尔(Ludolf Krehl)编著的《病理生理学》(Pathologische Physiologie ),而这本书的原名为:《临床病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linical Pathology)(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klinischen Pathologie 1893)。稍后被西北大学的 贝非得(A. F. Beifeld)翻译为《病症基础》(The Basis of Symptoms),该版本也很受欢迎。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功能受损机制,而且是现在临床病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学院的病理化学教授,美国杰出生物化学家克瑞斯蒂英.赫特(Christian A.Herter, 1865-1910)编写的较早期的书:《临床医学相关化学病理学讲义》(Lectures on Chemical Pathology in its relation to Practical Medicine,1902)专门讨论了功能病理学,当时在病理学界并没有得到重视,该领域在随后的几年里获得很好的发展。
  虽然多数历久不衰的学校在本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但是只有相对少数的美国地区学校有较强病理学专业。这些地区主要包括波士顿(Boston),蒙特利尔(Montreal),纽约(New York),费城(Philadelphia),巴尔的摩(Baltimore),华盛顿(Washington),克利夫兰(Cleveland),安阿堡(Ann Arbor),芝加哥(Chicago),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和旧金山(San Francisco)。任何医科学校也不再忽略病理学,在这些学校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病理学教师,但是由于没有研究成果而未能青史留名。
  波士顿
  在二十世纪,波士顿一直是一个病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西麦·伯特·沃尔巴赫(Simeon Burt Wolbach,1880-1954) 扩大了考茨曼的影响力。 沃尔巴赫曾是考茨曼和马洛里的学生,他接替考茨曼成为哈佛大学“沙特克”病理解剖学荣誉教授(1922)和儿童医院以及彼得·本特·布利格汉姆医院(the Children's and 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s)的首席病理学家。沃尔巴赫在研究落基山斑疹和斑疹伤寒以及立克次体疾病的性质和传播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19)。同样值得关注是他在维生素缺乏症方面的研究(1925),特别是抗坏血酸,以及骨骼疾病细胞间质的相关的缺陷,和神经系统疾病中维生素A缺乏的研究。他与哈维· 库欣(Harvey Cushing)和亨利.克里斯蒂安(Henry Christian)一起提升了彼得·本特·布利格汉姆医院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使该医院与哈佛医学院研究附属儿童医院组成联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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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1:37:08 | 只看该作者
在波士顿市医院,弗兰克·马洛里(Frank B Mallory,1862-1941)受教于齐亚里(Chiari)、齐格勒(Ziegler)和考茨曼,成为美国组织病理学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与国外的拉蒙·卡尔尔(Ramon y Cajal)和德尔里奥·霍尔特加(del Rio Hortega)齐名。马洛里和他的同事,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临床病理实验室主任詹姆斯·荷马·赖特(James Homer Wright)在1897年首次出版了书籍《病理学技术》(the Pathological Technic),这本书很快就被再版,并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成为美国这个领域的标准教材。随后马洛里又出版《病理组织学原理》(1914)(Principles of Pathologic Histology),该书在这个领域长期处于指导地位。这是一本讨论了炎症、变性和肿瘤生长过程的组织学教材,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身体不同器官疾病情况下的组织学改变。马洛里是哈佛的病理学教授,是美国病理学和细菌学家协会(Pathologist Bacteriologists)和美国癌症研究协会(Cancer Research)的领导者,很多美国病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波士顿市医院马洛里病理学研究所的成立使他的名字永远被人们铭记2。
  杰姆·荷马.怀特(Jame Homer Wright,1869-1928) 在血小板、放线菌病、足分支菌病、神经母细胞瘤和浆细胞骨髓瘤的研究方面居功至伟,也因为探索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被广泛应用的血液染色方法而闻名遐迩。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和博物馆技术专家威廉姆斯 H. 沃特斯(William H. Watters,1876-1949), 在1904-1926年期间担任该学院的病理学教授。
  1900-29年期间,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1870-1954)担任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他在动脉硬化方面的研究和法医病理学(参照12章)方面引人注目。
  哈佛大学的比较病理学主任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推进了他在华盛顿动物工业局就开始的动物疾病研究。继续研究感染人和牛的结核杆菌的不同,研究了白喉毒素和抗毒素的作用及其作为免疫剂的联合应用,对布鲁氏菌病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并研究了家畜和鸟类的各种寄生虫病。1915年,他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担任动物病理学系主任,并继续他在比较病理学上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布鲁氏菌病的认识,并且他在动物寄生虫病免疫反应和一般症候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动物寄生虫病免疫反应研究的开拓者3,4。后来泰泽(E.E.Tyzzer,1875- )接替了他哈佛比较病理学教授的职位。泰泽长期从事原生动物疾病、球虫病、接种结节、癌症遗传性、巴尔通氏体和动物血液传染病方面的研究而且很有成就。
  在这段期间,波士顿的内、科的临床医生为病理学进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令人瞩目的临床-病理联合会议 。自从美国第一次以病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以来,这些会议一直是不定时和非正式举行的, 直到哈佛大学医学助理教授理查德·卡博特(Richard C. Cabot,1868-1939)强调,病理学大会应该在教学、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的密切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的这个理想,被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B. Cannon,1871-1945)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在随后的几年里,马萨诸塞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特雷西·巴洛克(Tracy B. Mallory,1896-1951)增加了临床病理学大会讨论的范围和效果,并使其成为实用的临床教学模式。波士顿的另一位对该大会有帮助的内科医生是约瑟夫·帕拉特(Joseph H Pratt,1872-1956)。帕拉特是霍普金斯大学沃尔奇和奥斯勒的学生,他对肺炎、伤寒、贫血和糖尿病病理的认识和理解做出了许多贡献。
  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1869-1939)在神经病理学中的发现对病理学具有特殊意义。库欣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在霍普金斯医院霍尔斯特德的指导下进行外科培训。其间,奥斯勒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伯尔尼,他与外科医生西奥多·科切尔(Theodore Kocher)和生理学家雨果克· 罗内克(Hugo Kronecker)一起工作。在利物浦,他与查尔斯·舍林顿(Charles Sherrington)共同研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大脑和垂体的正常解剖和病理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成为现代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1912年, 他离开霍普金斯,来到哈佛担任外科教授和彼得·本特·布利格汉姆医院的外科主任,并发表了极有影响力的专著《垂体及其疾病》(The Pituitary Body and its Disorders)。二十年后,1932年,就在他从哈佛退休的那一年,他撰写下了“垂体嗜碱性粒细胞腺瘤及其临床表现”的专著,从此,这种病在临床上就被定义为库欣氏病(Cushing's Disease)。在这两本专著出版期间,他还在组织学、病理学和器官手术方面有所建树,对脑肿瘤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珀西瓦·贝利(Percival Bailey,1892-)合作对神经胶质瘤和血管起源的肿瘤进行分类,通过对有意识的患者进行手术,对脑部定位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并成为美国最棒的医学史和哲学学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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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1:37:29 | 只看该作者
 耶鲁大学和新英格兰的其他学校
  在耶鲁大学,原在病理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查尔斯·巴特利特(Charles J Bartlett,1864-1956)在1900年接替摩西·怀特(Moses C. White)的教授职位。巴特利特的兴趣主要在实验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1917年,他离开耶鲁大学,成为康涅狄格州卫生厅实验室(the Laboratories of the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Health)主任。在乔治·布鲁默(George Blumer)担任院长期间,病理学部门进行了重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重要人员之一的米尔顿·温特尼茨(Milton Winternitz,1885-1959)被聘为耶鲁大学病理部门的教授和负责人。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病理学职位由韦尔奇培养的学生担任。温特尼茨将耶鲁病理学水平从一般提高到领先地位。他在病理学许多领域贡献广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流感和战争气体中毒研究, 以及1918-19年爆发的流感的研究。6 特别是他和同事注意到流感病人的肺泡上皮细胞最初的变性、浆液性纤维素和血性渗出物及随后发生的肺泡和细支气管上皮的过度增生,他怀疑这些改变可能与病人后来发生癌症有关。他对流感研究的数据主要是来自于士兵的尸检。通过实验方法研究战争气体的影响。
  金斯福德(H.N.Kingsford,1871-1950)在达特茅斯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长达40年(1901-41)。欧内斯特·哈特(Ernest H. Buttles)在1921-45年期间担任佛蒙特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
  纽约
  在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市,病理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中心是哥伦比亚医学院、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洛克菲勒研究所和与这些机构相关的几家医院。这些学院科研方面的佼佼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鲁登和伍德、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的邓纳姆和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尤文。1909年,普鲁登退休,由麦卡勒姆(W.G.Maccallum)(1874-1944)接替他的职位。麦卡勒姆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霍普金斯大学工作,曾在莱比锡的马尔尚地区学习,并得到在巴尔的摩的韦尔奇,奥斯勒和塞耶的真传。麦卡勒姆的很多重要成果都是在他1909年离开霍普金斯大学之前研究出来的。
  在纽约,麦卡勒姆不仅是病理学教授,同时也是长老会医院(Presbyterian Hospital)病理科主任。该医院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临床实验室的阿尔伯特·兰姆(Albert S.Lamb)、罗素·塞西尔(Russell L.Cecil)和尤金·杜博伊斯),以及外科病理学的威廉·克拉克(William C.Clarke)、艾伦·惠普尔(Allen O.Whipple)和亚瑟·普尔蒂·斯托特(Arthur Purdy Stout)。克拉克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外科病理学部的负责人,惠普尔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而斯托特在癌症领域有杰出贡献。麦卡勒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编写了《病理学教科书》(Textbook of Pathology),这本书成为美国该专业最广泛使用的课本之一。该书于1916年首次印刷,其后再版了6次。
  麦卡勒姆对法医病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参与纽约市尸检所医学检验体系的改进。他于1917年辞去哥伦比亚大学职位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替他的老上司威廉·韦尔奇担任的病理学教授的职位,而威廉·韦尔奇则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建的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的董事。麦卡勒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由罗伯特·拉姆伯特(Robert A.Lambert,1883-1960)接替。但拉姆伯特只在该职位上工作了一年,然后为医学教育而四处游学,该职位后来由哥伦比亚大学前病理学系成员詹姆斯·乔布林(James W. Jobling,1876-)担任,在此之前乔布林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担任部门负责人4年(1914-18)。多年来,乔布林在抗血清、发酵和抗发酵、糙皮病和肿瘤生长领域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实验。他对一种大鼠传染性肿瘤做了大量实验工作,现在将这种肿瘤称为乔布林大鼠肉瘤。
  詹姆斯·尤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普鲁登教授的学生。自1899年以来一直在康奈尔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 他在罗斯福医院实习期间受到德拉菲尔德的指导,对癌症研究有特殊的兴趣;然后在1902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卢米斯实验室的亨廷顿(C. P. Huntington)癌症研究基金会提供了研究设施。在几年之内,他已成为美国癌症研究方面的杰出权威。他说服了纽约纪念医院把一定数量的病床用于癌症研究,因为该医院初衷就是要建成一个癌症医院(1884年)。他自己也成了医院的病理学家,这样他就有机会对不同阶段的癌症病人进行研究,对大量死亡后的各种标本和组织进行检查。他有幸与纽约慈善家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Jersey Douglas)持久密切合作。道格拉斯对癌症问题非常感兴趣,不仅为纪念医院的研究,还为美国镭的生产提供资金。尤文结束在欧洲学习回到美国之后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霍华德.凯利(Howard Kelly)研究团队,促进美国癌症镭射疗法的发展。
  尤文开始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纪念医院的病理学家,后来成为医院医学委员会的主席,尽管患有严重的疾病,工作起来还是不知疲倦,废寝忘食。他根据自己对癌症治疗的经验和广泛知识撰写出了美国经典专业书籍《肿瘤疾病》,1919年第一次出版,后来再版3次。该书成为美国肿瘤学方面的主要教科书,但其影响遍及世界7。1921年他报道了一例不能确定细胞起源的肿瘤,被称为骨内皮细胞瘤,从那时起被称之为“尤文氏瘤”或“尤文氏骨肉瘤”。他在美国病理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美国肿瘤研究协会、美国癌症学会和《癌症研究杂志》的主要创始人。在病理学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颇有建树,包括血液病、白细胞增多症、淋巴体质、疟疾,天花和妊娠中毒症。
  从1898年到1907年,爱德华·K·邓纳姆(1860-1922)是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病理教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欧洲学习时,罗伯特.科赫邀请他参加霍乱的某些研究,从而激发了他对细菌学的兴趣。他开始是病理学、细菌学和卫生学教授,后来(1899)成为专职的病理教授,同时他还兼任其他几个医院的病理医师。他和赫尔曼 M·比格斯(Hermann M. Biggs)是卡内基实验室是学科带头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细菌学,后来理查德M.皮尔斯接替他的病理学教授职位(1908-10)。皮尔斯是美国的马洛里、考茨曼和弗莱克斯纳以及德国莱比锡的马尔尚(Marchand) 的学生和助理。而他的这些老师都分别在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阿尔巴尼医学院任职8。皮尔斯对实验病理学,细菌学、免疫学、肺炎和白喉以及医学和医学教育广泛领域都非常感兴趣。1910年他离开纽约,任宾夕法尼亚的实验医学教授。道格拉斯.西莫斯(Douglas Symmers,1879-1952)在1911年接替皮尔斯在纽约的职位。西莫斯毕业于杰斐逊医学院,早期任教研室的讲师,后来成为纽约医院的病理医生,同时还在康奈尔兼职。他还一直是纽约大学贝佛医学中心的病理学教授,而且他多年里还在贝佛和附属医院担任院长助理或者院长或相关的职务。1929年后,他成为纽约市医院管理部(Department of Hospitals of New York City)实验室的总干事。他活跃于许多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淋巴系统的疾病。他是《齐格勒普通病理学讲义》 (Ziegler’s General Pathology)的最后一个美国编辑(1921)。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纽约大学和贝佛医院医学院的负责人都是病理学家。加拿大出生的亚历山大.弗雷泽(Alexander Fraser, 1869-1939)是达尔豪斯大学的医学毕业生,从1920-34年他担任病理组织学教授,在纽约多所医院担任病理学咨询师。1934年之后几年里,欧文P.格雷夫(Irving P. Graef,1902-   )在西莫斯领导下在贝佛医院纽约大学实验室担任副主任,负责实验室的教学和研究作用。1941年,威廉C.冯 格拉恩(William  C. Von Glahn)承接了西莫斯的职位,成为纽约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的主任和贝佛医院病理科的主任。
  在这期间,纽约的内、外科医生在病理学研究方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曼纽尔.利伯曼(Emanuel Libman,1872-1946)的工作。利伯曼在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工作很久,早期担任助理病理医师。在他同事本杰明·萨克斯(Benjamin Sacks)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将与红斑狼疮有关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疣状心内膜炎的临床和病理学特征联系起来(1923),这就是“利伯曼-萨克斯心内膜炎”(Libman-Sacks disease)的由来。在西奈山医院和其它几个医院作外科医生的利奥.伯格(Leo Buerger,1879-1943)最早清楚地记述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特征。
  这个时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多奇兹(A.R.Dochez,1882-)在猩红热的病因方面研究值当关注的。他先后研究引起急性感染的肺炎球菌和链球菌,并认为链球菌和其毒素引起机体溶血,从而导致了猩红热的临床表现。
  洛克菲勒研究所
  在世纪之交, 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是美国病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当时,美国没有可与巴黎的巴斯德、伦敦的李斯特和柏林的科赫比肩的研究所。幸运的是,一个意外使得美国在这方面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风险探索的机会。在洛克菲勒公共慈善事业的早期,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主要顾问,一位阅读兴趣广泛的牧师弗雷德里克 T·盖茨(Frederick T. Gates)读到了奥斯勒写的医学教科书,这本书中写到美国没有专门从事预防瘫痪和致死疾病的医学研究所,这给盖茨留下深刻印象。这好像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盖茨说服洛克菲勒建立医学研究所,希望有朝一日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取得重要发现。
  盖茨和洛克菲勒在纽约最早的医学顾问是儿科医生L.艾美特.霍尔特(L. Emmett Holt)和化学病理学家克瑞斯蒂茵.赫特(Christian A. Herter)。由于他们在美国医学领域的地位, 这方面的相关事宜,毫无疑问很快就咨询了巴尔第摩的韦尔奇和纽约的普鲁顿。1901年,成立了董事会,韦尔奇担任董事长,普鲁顿担任副董事长。其它成员包括赫特,霍尔特,赫尔曼 M·比格斯,西蒙.弗莱克纳,和西博尔德.史密斯。1901年,该董事会在原班人马不变的情况下被改名为科学董事会。
  在1901年,该研究所成为“专门从事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医学研究”。原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教授西蒙.弗莱克纳(1863-1946)被任命为实验室主任。最初的工作人员除了弗莱克纳之外,还有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S.J.梅尔策(S.J. Meltzer)、病理学家E.L.奥佩(E.L. Opie)和细菌学家英世.野口(Hideyo Noguchi)。从1901-1904年间,该研究所的基金扩大到研究基金、奖学金和助学金。1904年研究所启动了可以称作自己的实验室研究项目,于1906年搬到自己所有的大楼。1910年,研究所的附属医院开始接收病人,由韦尔奇以前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肺炎研究学者的鲁弗斯.科尔(Rufus Cole,1872-   )担任院长。1914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成立了动物病理学部,设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房和其它建筑。西博尔德·史密斯辞去了他在哈佛大学比较病理学教授的职位,来到动物病理学部担任主任。
  该研究所早期人员的工作,包括有对肺炎、肺炎球菌、锥虫和螺旋体感染和实验肿瘤的著名研究。科尔研究了肺炎球菌提取物的毒性并制备其抗血清,可以有效地治疗肺炎。同时,多奇兹和他的同事对肺炎球菌进行分类。联合奥斯瓦德.艾利(Oswald T. Avery,1877-1955)一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艾利继续这个研究工作,发现了肺炎球菌和其许多的亚类,以致于肺炎球菌成为当时世界上被研究最完全的微生物。艾利和迈克尔.海德堡(Michael Heidelberger,1888- )对该微生物的可溶性物质进行提取和纯化,建立了可用于细菌学其它研究领域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为认识细菌抗原成分、菌种变异和合理免疫治疗打下了基础。他们为几年之后艾利及其同事采用化学方法诱导肺炎球菌转化铺平了道路。
  在对螺旋体和锥虫的研究方面,野口(1876-1928)开创了用实验动物研究梅毒的方法。他和他的同事通过展示死于一般性麻痹和脊髓痨病人大脑和脊髓的梅毒螺旋体,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该病病因的问题。他将研究螺旋体的技术应用于传染性黄疸的研究。他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1919)开始研究黄热病,然而因为黄热病与一些类型的流行性黄疸的表现相似,他被引向歧途,他错误地将螺旋体,他称为钩端螺旋体与黄热病混淆起来。9
  其它富有成果的研究是韦德汉.普顿.布朗(Wade Hampton Brown)和露易丝.皮尔斯(Louise Pearce,1885-1959)关于体质变化对疾病抵抗力的影响、实验性梅毒、螺旋体在动物体的传播方式,以及采用含砷药物治疗螺旋体病和锥虫病的研究。后期的研究证明,由W.A.雅各布斯(W.A. Jacobs)和迈克尔.海德堡制备的药物对锥虫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布朗和皮尔斯还发现了一种可移植的家兔肿瘤(布-皮二氏瘤),自此之后被广泛用于癌症实验研究。
  1910年,佩顿.劳斯(Peyton Rous,1879-)取得一项重要发现,就是鸡肉瘤样病,该病可以通过病毒级别的过滤剂进行复制,通过一只鸡的肿瘤无菌过滤液传给另一只鸡。当时的许多病理学家将此研究解释为一种新类型的传染性肉芽肿,而后来发现是一种新型的恶性肿瘤。劳斯和詹姆斯B.墨菲(James B. Murphy,1884-1950)通过多种途径对此进行研究,墨菲在胚胎和鸡蛋中对所谓的传染性肉芽肿和其它肿瘤病毒进行培养,使他对淋巴组织在肿瘤扩散的天然抵御作用的研究颇有建树。几年之后(1933),另一位洛克菲勒研究所成员理查德E. 舒普(Richard E. Shope,1901-   )对乳头状瘤在兔子体内生长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取得了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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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1:38:13 | 只看该作者
 在这期间, 奥佩(1873-)对单个核白细胞中的酶进行了初步研究,从胸膜渗出液中的炎症细胞开始。这些研究为后来对细胞溶菌作用的研究奠定基础。
  弗莱克斯纳,洛克菲勒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后来为研究所所长,在纽约脑脊髓膜炎流行期间,对脑膜炎球菌和其抗血清的产生进行了基础研究。他和A.刘易斯(A. Lewis,1879-1929)对脊髓灰质炎的病因和感染方式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首先将该病从人传给猴子, 并在猴子之间系列传染,从而为后来对该病富有成效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该世纪早期,还建立了一些专门针对特定医疗问题的其它研究机构。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病理学研究所是其中之一。该研究所1907年由拉塞尔.塞奇夫人出资建立,与纽约的市医院(City Hospital)和市民之家(City Home)有联系。格雷厄姆·拉斯克(Graham Lusk,1866-1932)和霍斯特.奥特尔(Horst Oertel,1873-1956)是研究所早期的研究项目主任,拉斯克是纽约大学贝佛医院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奥特尔是市医院的病理学家。从一开始,该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项目专注于健康和疾病状态下的代谢。1913年,该研究所合并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成为其附属研究所,由尤金F.杜波依斯(Eugene F. DuBois,1882-1959)任医学主任。他和他的助手在代谢领域开展了长期的和富有成效的系列研究。后来,内科医生D.P.巴尔(D. P. Barr,1889-)接替杜波依斯的职位, 成为研究所的主任。
  纽约州北部
  在这个时期,纽约州北部的奥尔巴尼大学、雪城大学和水牛城大学三所医科学校的员工活跃在病理学领域。1895年在奥尔巴尼,当地慈善家马修.班德(Matthew Bender)提供经费用于实验室研究,特别是组织学、病理学和卫生学。乔治.布鲁默(George Blumer,1872-),曾经是韦尔奇的学生,被邀请担任班德卫生实验室主任和医学院三个学科的兼职教授。他后来(1901)成为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1903年,他离开奥尔巴尼来到旧金山库珀(Cooper)医学院担任病理学教授,然后到加州大学医学系任职。在奥尔巴尼,他从事感染疾病和肿瘤的研究。
  R. M.皮尔斯接任布鲁默在班德实验室和医学院的职位。皮尔斯原来曾在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职,曾经与考茨曼和马洛里合作对白喉作了大量研究,研究过肾脏和肝脏免疫血清细胞溶解作用,他的工作也涉及动脉硬化的实验研究方面。皮尔斯还是纽约州卫生部门病理学和细菌学管理局主任。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去了纽约市,他在奥尔巴尼的职位由托马斯.奥德威(Thomas Ordway,1877-1952)接替。奥德威的一部分研究累及放射性物质对组织的破坏作用、癌症、白血病和肺炎。1921年,原在波士顿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病理科工作后来成为威斯康辛大学病理学助理教授的维克多C·雅各布森(Victor C. Jacobsen,1891-   )成为奥尔巴尼大学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在该学校他也研究放射损伤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黑色素瘤和其它肿瘤。
  在雪城大学,哈尔伯特 S. 斯特因斯兰德(Halbert S. Steensland,1872-1925)是研究造血系统毒性损伤的学者,是病理学、细菌学和临床显微镜学的讲师(1900-08)、大学医院实验室副主任,后来是病理学专职教授直到1924年,他的职位由赫尔曼G.威斯克特因(Herman G. Weiskotten,1884-   )接替。威斯克特因是管理学和医学教育方面做出特殊贡献的许多病理学家之一。
  在水牛城大学,赫伯特·威廉姆斯(1866-1938)于1894年成为病理学和细菌学的教授,他是韦尔奇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和医院的学生,在不断增加的经韦尔奇训练的大学教职中又添一位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在约翰内斯·奥斯指导下学习病理学。在该职位他的任职特别长,达40年之久。他是美国实验病理学的先驱,是较早研究胰腺病和脂肪坏死发病机理的学者。他后来因为研究浆细胞和肥大细胞、动物淋巴瘤、旋毛虫病、肾盂炎细菌学和红细胞血清凝集而著名。1920年之后,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生物病理学,特别是哥伦布登录美洲大陆之前梅毒情况的研究。经过深入研究,他认为美国印第安人感染梅毒在白种人到达之前已经有了,在1492年之前,欧洲没有梅毒。伊利诺伊大学的威廉姆斯和罗伊 L.穆迪(Roy L. Moodie, 1880-1934)在当时是美国拔尖的古生物病理学家。穆迪特别因为他对化石动物的研究和他的书《古代疾病》(The Antiquity of Disease)(1923)而著名。
  本杰明.罗曼(Benjamin Roman, 1876-1929)是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安东.厚(Anton Ghon)的学生,他与水牛城大学的威廉姆斯联系紧密,又在水牛城大学总医院任病理学医师,他是将维也纳和布拉格学校所采用的精准病理解剖学方法在美国的医院中应用的先驱。
  罗彻斯特大学医学和牙科学校在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一末期开始组建,1920年奠基,按照亚伯拉罕.弗莱克纳(Abraham Flexner)和其纽约普通教育委员会同事的设想,要建全美一流的大学医学院,成为美国各地学习的样板机构。该规划得到罗彻斯特的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的经济支持。罗彻斯特家族的亨利A.斯特朗(Henry A. Strong)实现了建一所大学医院作为医学中心一部分的愿望。1921年,乔治. H. 惠普尔(1878-   )升职为胡珀基金会懂事长、医学研究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院长,并且担任罗彻斯特的新学院的病理学教授和院长职位。因为没有先例限制,各部门都可以按照理念来建设。10 根据地理位置的安排和部门实际状况,实现了临床和基础学科部门之间所需要的紧密联系。从一开始,病理学系就按照大学科研部门培养研究生的方式训练学生。所以,学生的创造性得到了鼓励。惠普尔和其同事的成就将在后面章节介绍。
  加拿大
  在加拿大,病理学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蒙特利尔,尽管许多其它地区的病理学教学都在发展进程中。曼彻斯特人阿达米(1862-1926)于1892年来到麦吉尔大学,从1894年开始,他在这里担任史达科纳(Strathcona)病理学教授和维多利亚皇家医院首席病理学家,直到他1919年离开成为利物浦大学副校长。他在病理学多领域的研究都很有建树,包括细菌学和下一代病理学医师的培训等。起初,他的炎症专论作为克利福德·阿尔伯特的书《医学新体系》(New System of Medicine,1896)的一部分内容出版,后经过多次修订,成为美国的经典书籍。他的《病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athology)成为二十世纪早期最广泛使用的教科书。该书分上下两卷,第一卷以细胞学、生理学和遗传学基础开始,然后详细地讨论生命的特性,在这方面超过了所有其它的美国教科书。该书还用大篇幅介绍了身体对损伤的特异性反应,包括免疫应答以及炎症现象。阿达米是肿瘤研究学者,提出了他自己对肿瘤的分类方法。第二卷为“病理学各论”(Special Pathology),是他与他的学生和同事艾尔伯特·尼古拉斯(1870-1946)合著的。尼古拉斯是病理学侧重细菌学方面的学者,后来(1914-26)成为达尔豪斯大学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1872-1918)有一段时间在佛蒙特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他与阿达米合作(1912-14)编著了《医学生病理学教材》(A Textbook of Pathology for Students of Medicine)。在阿达米所在病理学系和维多利亚皇家医院活跃的还有查尔斯F.马丁(Charles F. Martin,1868-1953),他在组建美国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协会中贡献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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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1:38:35 | 只看该作者
1919年,霍斯特. 奥特尔(Horst Oertel)接替了阿达米在麦吉尔大学的史达科纳教授的职位。奥特尔出生于德国,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专业,是耶鲁大学和和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临床病理学指导老师,在纽约市医院任病理学医师多年,一度担任纽约市医院附属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 病理研究所所长(1907-13),1914年来到麦吉尔大学担任病理学副教授。奥特尔在病理学不同领域产出颇丰。影响最大的是肝脏和肾脏病理的研究。他因《病理学的历史学、哲学和科学基础概论》(Outlines of Pathology in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Foundations, 1927)而名声鹤起,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本综合性书籍。说明奥特尔在麦吉尔大学教授病理学中,将其当作一个“知识的文化分支”来对待,从而激发医学生认识疾病问题时的广泛哲学视野。
  奥斯.卡克洛兹(1878-1936)是阿达米的优秀学生之一,他在匹兹堡大学担任病理和细菌学教授10年之久,然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国际健康项目病理学教授3年,之后他成为多伦多大学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1923-36)。卡克洛兹因为他对动脉硬化症的研究而著名,这些工作主要在麦吉尔大学后期,在阿达米指导下他担任示教老师和讲师时,以及在匹兹堡大学任职前几年期间完成的。卡克洛兹强调动脉硬化症发病机理中动脉壁的作用,认为动脉壁完好性是抵御动脉压的基础,并追踪观察劳累和感染毒素对其损伤作用。他在动脉梅毒、主动脉瘤和对肝脏和肾脏疾病,以及在巴西期间对黄热病的研究也都做出了贡献。在多伦多他接替了J.J.麦肯齐(J.J. MacKenzie,1865-1922)的职位,后来由曼尼托巴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1885-   )继任。
  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的后期,多伦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 G.班廷(Frederick G. Banting,1891-1941)与J.J. 麦克劳德(J.J. R. Macleod,1876-1935)、C.H.拜斯特(C.H. Best,1899-   )和J.B.科利普(J.B. Collip, 1892-   )合作发现胰岛素(1921-22)。这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得益于美国的病理学家已经发现的胰腺与糖尿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
  威廉.博伊德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1915年来到加拿大担任曼尼托巴大学病理学教授和温尼伯总医院病理学医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胆囊、肺癌以及健康与疾病时脑脊液。他因编著了一系列的病理学教科书而著名,他在书中从不同观察视角考虑问题,分别根据医学生、执业医生和外科病理医师的需要对问题进行分门别类讨论。
  在这期间,安大略省除了多伦多大学外还有两个设置有全职病理学教师的机构,也就是金斯顿的皇后大学和加拿大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在皇后大学,从1895-1921年由康奈尔担任病理学教授,1921-1946年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是病理学教授。在西安大略大学,从1912-1929年担任病理学教授的依次是爱德华菲德勒(Edward Fidler)、弗雷德里克W. 卢尼(Frederick W. Luney)和海斯.布拉德(H. Hays Bullard)。
  再向西,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曼尼托巴大学有全职病理学教师职位外,还有埃德蒙顿的阿尔伯塔大学和萨斯卡通市的萨斯喀彻温省立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在阿尔伯塔大学,在阿达米时期毕业于麦吉尔大学、曾一度在蒙特利尔总医院担任病理学家助理的约翰.詹姆斯.奥威尔(John James Ower,1885-1960)从1919-51年担任病理学教授职位,与其它学者一起对结核病进行免疫学研究。在萨斯喀彻温省大学,W.S.林赛(W.S. Lindsay) 在同时期担任病理学教授。
  在说法语的魁北克省,有两个病理学系,一个在蒙特利尔大学,另一个在魁北克市的拉瓦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自1843年成立经过一系列的转型,在世纪之交已经开设普通病理学课程,由塞韦林.拉切贝尔(Severin Lachapelle)授课,拉切贝尔后来成为儿科教授。1910年,他的职位被细菌学家亚瑟.伯尼尔(Arthur Bernier,1873-1928)取代。而尤金.圣.雅克(Eugène St. Jacques,1876-1946)成为病理解剖学教授。1913年,雅克的职位被临床医生尤金.莱特瑞尔(Eugène Latreille, 1879-1928)接替。莱特瑞尔是专职教师,在尸检方面经验丰富,他使病理解剖学成为重要的医学课程。直到1927年斯特拉斯堡的皮埃尔.马森(Pierre Masson)来到这里接替莱特瑞尔的职位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病理学系。
  在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亚瑟. 瓦利(Arthur Vallee, 1882-1939)是病理解剖学教授,积极参与癌症研究。他是大学抗癌中心病理解剖学主任和魁北克的天主(Dieu)酒店实验室主任。
  宾夕法尼亚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育很早就有病理学课程,世纪之交在西蒙.弗莱克纳领导下已经组建了全日制的病理系。1903年在弗莱克纳转任洛克菲勒研究所所长时,原在德克萨斯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1891-1903)的艾伦·史密斯(1863-1926)接受邀请到费城接替弗莱克纳的职位,他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吉特拉斯指导下曾担任系里示教老师。史密斯是热带病研究的学者,在德克萨斯已经做了许多这方面工作,特别是对钩虫病和丝虫病的研究方面,在宾夕法尼亚他继续了他在寄生虫学方面的研究,他积极参与到口变形虫在牙槽脓溢病作用的讨论中。他还参与了西奥多.基特(Theodor Kitt)编著的《比较普通病理学》(Comparative General Pathology)的翻译工作,他自己为美国学生翻译了奥托.冯.菲尔特(Otto von Früth)编著的《代谢的生理学和病理化学问题》(Problems of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emistry of Metabolism)。他的特殊兴趣促成了比较病理学和寄生虫学系的成立,并且由他负责。1926年史密斯去世后,由约瑟夫.麦克法兰(Joseph McFarland,1868-1945)担任了为期一年的病理学代理主任的职务。麦克法兰因细菌学的研究和编著早期的细菌学教科书而著名(1896)。
  1910年,为了纪念内科医生约翰H.马瑟(John H. Musser,1883-1947)而成立了一个研究医学系,这是个新的部门。聘请纽约的皮尔斯担任系主任职务。那一年,A.J.史密斯建立了比较病理学和寄生虫学系,希望芝加哥的霍华德·里基茨担任病理学系主任。然而,里基茨的不幸去世使得这个职位暂时空缺,皮尔斯接管病理学系主任一年(1910-1911)。史密斯于1911年又重新回来担任这个职位,这时候他建议成立的比较病理学系已经发生很大改变,皮尔斯后来1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投身于医学研究系,实际上已经成了实验病理学的分部,研究功能异常。皮尔斯专长于脾脏和造血系统疾病的研究。E.B. 克鲁母哈尔(1882-)是他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搭档,后来成为病理学系的教授和主任。他们与C.F.弗雷泽(C.H. Frazier)一起编著的专论《脾脏与贫血》(The Spleen and Anemia)是这时期该领域的权威著作。1919年皮尔斯离开费城,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教育部主任职位,为国际医学教育和研究做出非凡成就。皮尔斯对病理学最大贡献之一是发起建立美国实验病理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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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1:38:54 | 只看该作者
1923年,尤金L.奥佩来到费城。之前13年里,奥佩曾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任职,在亨利菲普斯结核病研究治疗和预防研究所(Henry Phipp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担任研究负责人。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部门。奥佩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实验病理学教授,后来是实验病理学系的教授和主任。
  在杰斐逊医学院,随着W.M.L.科普林(W.M.L. Coplin)于1922年退休后,病理学系的负责人快速更替。 他们中有两个人值当特别介绍。第一个,布劳曼C.克罗威尔(Browman C. Crowell, 1879-1951),接受过贝尔维尤医院的培训成为热带病学者和研究员,他是菲律宾大学第一个病理学和细菌学的教授,后来担任巴西的奥斯瓦尔德.克鲁兹(Oswald Cruz)研究所病理学主任和南卡罗来纳医学院病理学教授。第二个,巴克斯特 L.克劳福德(Baxter L. Crawford,1886-1940),他的工作主要在细菌学领域。
  在天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家和保健专家艾伯特.罗宾(Albert Robin,1875-1927)从1903-10年担任病理学、细菌学和卫生学教授。有几年(1910-14)格思里.麦康奈尔(Guthrie McConnell,1875-1923)是他的追随者。麦康奈尔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细菌学,后来成为克利夫兰市医院的病理学医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病理学没有负责人,战后由尤金J. 阿斯尼斯(Eugene J. Asnis)担任直到1923年。阿斯尼斯的职位由病理学技术专家约翰I.范兹(John I. Fanz,1891-1935)接替。
  二十世纪初,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病理学由兼职老师担任,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病理学家,包括爱德华T.布鲁恩(Edward T. Bruen)、弗雷德里克·威德曼(Frederick D. Weidman, 1881-1956)和约瑟夫.麦克法兰(Joseph McFarland)。1923年开始病理学系配备了全职老师,由莫德.雅培Maude Aboott担任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
  1903年由慈善家亨利.菲普斯(Henry Phipps)和痨病学家劳伦斯.弗莱克(Lawrence Flick, 1856-1938)在费城建立亨利菲普斯结核病研究治疗和预防研究所,弗莱克担任其最早的医学主任。为了研究和治疗一种病---结核病而建一个研究所的确很独特,尽管结核病是当时最主要的死亡病因。他们的研究范围从结核病发病到结核病所有病理学过程。早期在病理学方面最重要的研究包括:实验室主任保罗A.刘易斯对动物结核病易感性的遗传特性和结核病的免疫学和实验性化疗的研究、研究所临床部主任H.R.M.兰迪斯(H.R.M. Landis, 1872-1937)对肺炎球菌的研究和约瑟夫D.阿伦森(Joseph D. Aronson,1889-1958)对结核病免疫学因素的研究。1923年,原担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和院长的尤金L.奥佩接替了路易斯研究所研究项目主任的职位,开始对结核病的病理学和免疫学以及结核病有关流行病学开展广泛地研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来研究所工作。他们的工作将在后面章节介绍。1910年,菲普斯研究所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部分。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和亨利菲普斯研究所,比较病理学家马奇克 P.罗芙奥(Mazyk P. Ravenel,1946年去世)在结核杆菌和结核病病理解剖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根据他在宾夕法尼亚家畜卫生委员会(1904)作为细菌学家的研究,他反对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因为科赫否认牛类型结核杆菌对人的致病性。罗芙奥和西奥博尔德.史密斯一样,都强调结核病从牛传给人的危险性。
  沃菲尔德 T.朗科普(Warfield T. Longcope, 1877-1953)在学生时期受到韦尔奇和奥斯勒的影响,1901年在宾夕法尼亚医院接替了西蒙.弗莱克纳的职位成为病理学家。从1903-1911年,他是医院艾尔(Ayer)临床实验室主任,在此他训练和激励了许多病理学住院医师,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病理学家和内科医生,特别是G.坎比.罗宾逊(G. Canby Robinson,1903-05)和爱德华B.克鲁母哈尔(1908-09)。保罗A.刘易斯(1911-16)接替了朗科普在艾尔实验室主任的职位。路易斯同时还是亨利菲普斯研究所的主任(1910-23),他积极地献身于结核病的研究。朗科普说服克鲁母哈尔研究希氏束(Bundle of His),从此克鲁母哈尔开启了一个漫长但值当关注的研究征程,研究心脏的功能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克鲁母哈尔后来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系的R.M. 皮尔斯联系紧密,然后(1920-27),他担任费城总医院实验室主任,在这里他接替了原来的实验室主任兰德尔C.罗森伯格(Randle C. Rosenberger,1903-19)职位,同时还兼任杰弗逊医学院预防医学和细菌学系的主任。克鲁母哈尔特别著名的成就包括脾脏、血液生成的周期异常、血液破坏以及心脏病方面的研究。
  在费城动物学协会比较病理学实验室,同时在费城大学医院临床病理学佩珀实验室担任主任和该大学病理学教授的赫伯特.福克斯(Herbert Fox,1880-1942),对费城动物园的动物和鸟类疾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在他所著的《圈养野生动物和鸟类疾病》(Diseases in Captive Wild Animals and Birds 1923)作了详尽的描述并配有大量高质量插图,该书成为美国在该领域的经典书籍。福克斯对动物和鸟类动脉硬化症和动脉炎的研究特别值当关注。在动物园完成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寄生虫学野外研究中,F.D.魏德曼和艾伦P.科森-瓦特(Ellen P. Corson-White)对他的帮助很大。魏德曼在费城大学是皮肤病学研究教授,科森-瓦特是动物园助理病理学家。
  匹兹堡大学是由以前的西部宾夕法尼亚医学院成长起来的,奥斯卡.克洛兹担任病理学主任,他的情况在前面已经介绍,是该新学校的病理学第一个病理学教授(1909-21)。塞缪尔 R. 海所恩 (Samuel R. Haythorn,1880-1949)接替了克洛兹病理学教授的职位。海所恩在波士顿接受过马洛里的训练,是毒理学问题研究学者,特别是对长期连续吸烟对身体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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