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之域》提要

河间金栋

第五章 数术观的身体

小结

杜正胜说：“传统医学的经脉理论应在文帝以后才完全确定”，我是同意的。

笼统来说，与脉学发展有关的二种具体的知识，一是医者审视人体多处搏动之部位，由这些局部脉诊延伸形成脉循环的最初路线；另一是泻血、刮除人体体表脓血的技术，由长期（启脉）（借用马王堆脉书的术语）的经验累积，类推伏行体内的脉。在《汉志》中“血脉”与“经络”是相近的概念群。而且，与经验医学并行的数术天学介入医学。天上日月运行的区域、轨道与度数的规律性被发现；脉在人体内的流注，也同样被视为“行有分纪，周有道理”。也就是脉在人体环周运行有一定的区、轨道与节奏。不仅如此，方士以身按验，经历所谓“气行”、“脉行”的所在。最后，脉的数目、循行与脏腑的关系等，以数术为指导逐渐形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经脉体系。作者以为：周秦之时脉的发现以及之后的体系化，是紧随著这一时期天学突破而来的现象。或者说人体这个摹本是用数术语言所撰写。所谓数术程序，也是透过一系列数术的类比想像对近似之物的掌握。

“脉”是什么？如本章所示：⑴脉有流向；⑵脉有能源；⑶脉有动象。这三方面，在《灵枢·经脉》一篇形式上已经表现相当工整的数术格式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学中“象”的概念。《素问·五运行大论》云：

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数”与“象”是古代中国表达经验，观察宇宙与人身的方式。所谓象数之学，“象”、“数”两者往往不可分。以数术为例，卜兆有象，筮有数但亦是对象的模拟与演绎。人的死生、百病有象，当然可以数推、预知。经脉体系最后所呈现的即是可计算的（或可控制的）、合乎天道的形式。

顺道一提的是，针刺疗法与经脉学说有密切关系，今天我们讨论脉的发现与产生，往往太重视针具（如九针）的角色，带有逆溯的误差。针灸疗法“从以经脉为核心变为以腧穴为核心”，无疑与工具进步有关的，但那已是脉学体系化的下一个阶段了。现代针灸教学往往先教学生腧穴（例如最常用的五腧穴），因而把脉与穴的先后关系颠倒，以为脉是腧穴的连线与集合。换言之，脉概念的成立，并不因腧穴有无或发展到一定数量才演变成脉。恰恰相反，针具的进展，导致穴性质与位置的确定，而由脉或“经脉”的概念转为“经穴”合一的概念。

河间金栋

第四章 脉与导引——生命在运动中

小结

周秦之时经验医学的体系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观察人体的眼睛改变了。仪式性的身体论的式微，容服的进退俯仰让位于新的身体观。数术的身体诞生了。

这是中国医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飞跃。《春秋繁露·服制像》：“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苏舆引程子云：“威仪以养其四体，舞蹈以养血脉”，威仪重视人的体貌，强调的是外在的容礼。但逐渐地，贵族养生将其目光由外入内，转移到躯体的脉。养脉不在威仪的范围里，而在数术天学的格局中。

数术的身体观是以气论为基础，数术为模型，靠与之类比来想像人体的构造与机能。这一类知识，今人视为迷信，但脉学产生的背景恰在数术天学空前发达的时代。同样的，本章提到的神仙、房中等导引与脉学理论化的关系，养形之人可以透过导引实践天道的运作。成仙、房术被我们视为荒诞不经，在周秦汉却是与生命之学有关的高科技。真人、神仙是一种养生境界，得之不易。脉的概念在行气、导引等技术中明确化，特别是由血脉逐渐到气脉的概念的过渡；同时，流派不一的方士也因实验不同而各持己说。对方士们来说，经验操作与数术的类比往往并行。在脉学体系化的历程，以数术思维填补已知事物之间的罅隙，有其时代性的贡献。这是脉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方者争鸣的时代。

河间金栋

第三章 医在天官——古典脉学的王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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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最早的文本，出现在籍田礼、音乐与战事等王官的论述，隐含了生命观念的礼仪性格。脉学如果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与政治的意识形态主流（如秦汉十二月令系统）逐渐密合，应该是脉学体系化的大趋势吧。这也是笔者申论“医在天官”的意义所在了。

天官的意义有二：其一指天文星历之官；其一指《周礼·天官》的象天之官。《内经》全书皆泛言天象，也就是天之历数在吾身，人的躯体具有宇宙性格。《内经》理想的人格也表明身体的宇宙性。

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医者是要掌握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在他们的观念里，“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所谓“脉”及其稍后“经络”的概念何尝不是如此。

什么是“脉”？如果说日月星辰的运行有其一定的轨道，河川湖泊的流注也有其可依循的通道，那么，人体内气血的流动不也相同吗？刘完素云：“血之无脉，不得循其经络部分，周流于身，滂[]奔迫，或散或聚；气之无脉，不能行其筋骨脏腑上下，或暴或蹶。”李时珍亦云，脉之循行“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脉恰如舆图的经纬，或似航行的航道。这条运行的线，并不是肉眼完全实测。但古之医者却以为人的体表的脉气可以审视，生命的盛衰也可以从动脉触摸其韵律。脉涩气绝，就是死证、不可治的徵象。换言之，这种目验的特色是重视有诸内必形于外的“象”。活人有经脉，死体无经脉。中国人发现经脉之途，非由气绝的死体剖视而得。

天之历数在吾身，所以脉学的命名、数目、排列、走向都遵行数术原则。《左传》秦和的“天六地五”的数术说，《周礼》以阴阳五行所建立的生理、病理网络，气血在人体内的变化因此可以经由数术加以推算或预测。医者诊病便顺利而行，从心所欲，一如庄子书所说如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了。

数术之学在现代人看来近似于数学游戏，其内在结构在真实世界并无指涉功能。这些近乎玄学的知识如何应用于关乎人生命安危的方技、医学？

明代医家杨继洲的《针灸大成》论“数”与“法”的关系，他说：“法者，针灸所立之规，而数也者，所以纪其法，以运用于不穷者也。”他又说：“圣人之情，因数以示，而非数之所能拘；因法以显，而非法之所能泥”，“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按医术毕竟是经验之学，“数”的运算的格式虽是固定的，但解释、操作皆运一心之神。杨继洲复举占卜、兵书为例，这些数术之学也是可以变通的。所以，“治法”是随医者而定，不是根据“数”而定；变通是随病家的病症来决定，而不拘泥所谓“法”。医术最精妙的境界，大概就如杨继洲所形容的：“如是虽谓之无法可也，无数可也，无奇、无正亦可也，而有不足以称神医于天下也哉！”

今天的中医扬弃了数术占卜，重新界定脉与经络的定义，或在实验室反复测量脉络实质，这些努力代表的是当代中医与科技的水平，但不是古代的方技之学。

河间金栋

第二章 周秦变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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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际关于生命、医药的知识经历了一次大突破。正如山田庆儿所说：“脉的发现，或说脉这种思想的出现，对中国医学形成的历史来说，可谓是划时代的事件。”笔者不以渐进累积来看这段历史。“脉”概念、术语群的出现，多系并存的脉说彼此争鸣，不同地域的脉学各有特色；而掌握方技知识的不同人群，他们被标示或自称为“方者”、“方士”、“医”、“道人”、“道士”等，身份变动不居。换言之，掌握医药知识者不是固定的某一群人（所谓“医”）。用今天所谓专业“医师（生）”的名词与概念，去解释古代的执技之人并不恰当。

唐人杨上善注解周秦汉医学遗文时，便留意到这一时期医学的繁复多岐，例如关于脉诊寸尺的问题：

人之两手，从关至鱼九分，为寸也；从关至尺一寸，为尺也；尺寸始终一寸九分，为尺寸也。凡按寸口得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气，以知善恶，又按尺部，得知善恶，依此大经，竟无关部。关者，尺寸分处，关自无地。依秦越人，寸口为阳，得地九分，尺部为阴，得地一寸，尺寸始终一寸九分，亦无关地。华佗云：尺寸关三部各有一寸，三部之地合有三寸。未知此言何所依据？王叔和、皇甫谧等各说不同，并有关地，既无依据，不可行用。

上言两手脉诊，杨氏从秦越人遗教以为“关”为尺寸之分界，所以不占人体具体位置。但华佗、王叔和、皇甫谧亦各有所本。唯杨上善不从。

又如十二经脉皆言十二，但也有异说。杨上善云：

十二大经，复有正别。正，谓六阳大经别行，还合府经。别，谓六阴大经别行，合于府经。不还本经，故为别经。足少阴、足厥阴虽称为正，生别经不还本经也，唯此二阴为正，余阴皆别。或以诸阴为正者，黄帝以后撰集之人，以二本莫定，故前后时有称或，有言一曰，皆是不定之说。

可见一直晚至唐代，经脉有正别之分，而且诸说之间“莫定”。杨上善又批评说：“十二经脉正别行处，与十二大经大有不同，学者多不在意，所以诊病生处，不能细知也。”脉行同异，各本不一，杂说旁陈，《史记·扁仓传》、马王堆脉书与绵阳经脉木人模型所见脉说可为力证也。

又如腧穴之说，杨上善云：

黄帝取人身体三百六十五穴，亦法三百六十五日。身体之上，移于分寸，左右各异，取病之输，实亦不少。至于《扁鹊灸经》，取穴及名字，即大有不同。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经》等，所承别本，处所及名，亦皆有异。而除疴遣疾，又复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适病为用，不可全言非也。而并为非者，不知大方之论。所以此之量法，圣人设教有异，未足怪之也。

《扁鹊灸经》、《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经》等各异记载穴的处所、名字都不统一。穴既然不固定，如何串连成一条脉呢？而且各本不同，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直接演进继承的关系。

中国传统脉学肇于周秦时人之创发，汉以下人或著录其遗文，支流余裔，续有补漏增笔之作；我们考求这段历史的发展必须掌握此一时代的精神，切勿用一线相牵的观点将古脉的发展简单化。亦即，将《灵枢·经脉》一篇排在经脉发展谱系的最后阶段，再将相关史料按时间序列联系在一起，建构出一条由简到繁的演变线索。经脉学说的发展确有一演变的过程，我称之为“数术程序”，擘肌分理，必须先从方技的王官源流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