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挽舟 抛砖引玉——防非典方药之我见

东郭先生

非典时期，笔者根据传染病与流行病学的发病机制、基本特征和临床特点，以及中医病因、病机学，大胆探索，自拟一帖防非典方剂。只因笔者乃为民间一郎中，人微言轻，当提出此论时，他人也许不屑，但只能告诫周边亲朋好友及熟人，结果却一传十，十传百，在本人所处域内掀起一层涟漪。当非典战役末期央视台最后公布出台防非典方药与自拟方相差甚微时，当地民众对笔者才是刮目另看，同时也更激发起笔者对中医药研究的更大兴趣来！
　　以下就当时方药之组成与立法之旨，现重新整理，以供各位同仁参考斧正。
　　方药组成：藿香、防风、薄荷、荆芥、双花、黄芩、苍术、黄芪、桔梗、人参、滑石、沙参、甘草。
　　方义：明末吴有性根据当时病流行的情况，首倡“异气”之说。在《温疫论.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另一种异气所惑。异气，又称“杂气”、“疫气”，他首先肯定了“感受天地之疠气”为温疫病的病因；“邪从口鼻而入”为侵入途径；“无论老少强弱，触之即病”为传染性；“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为传染方式。清代戴天章所著的《广瘟疫论》首先“温疫”改成“瘟疫”，着重指出“辩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辩于见症之始“的观点。以病因、病机之殊，而概“辩气、辩色、辩神、辩舌、辩脉”之理，使医者于瘟疫之初就能与伤寒作出出鉴别诊断，以正其误，提出“毒气与瘟疫相为始终”。而现代流行病学的的大流行所函概的是：指疾病在一定时间内迅速蔓延，发病率超过流行水平，涉及地域广，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越过省界、国界，甚至世界，而形成世界流行，但概而言之，皆属于瘟疫之范畴。而瘟疫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盖皮毛外闭，则邪热内攻，瘟疫之邪由表到里，由腑及脏，但当时对于非典这一时疫，应是以防重于治，拒邪入侵，是按内必攘外，主要的不是驱逐内邪。细思央视台公布的前几帖防非典之方，却恰有仅攘外不固其正之疑。随之而成事倍功半，且有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宝贵的药物资源之训。
　　自拟方是依据九味羌活汤加减化裁而成。原方是按六经而用药，是依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外邪而立方。风为外邪之首，即先用防风、荆芥以祛风；再用薄菏以解风热；金银花以清暑火，以透邪热，使入营之邪透出气分而解；藿香不仅具有辛散在表之风寒，又以其芳香而化在里湿浊，且可辟秽和屮，升清降浊，更配以滑石既有祛湿而不伤阴，生津却不碍湿，则很好地解决了利湿伤阴这一矛盾现象。桔梗宣肺利膈，载药入肺；黄芩苦寒，善能清肺泻火；甘草润燥而和诸药。文献早有记载诸药共奏，有治疗感触山岚瘴气之功。由于原方中的羌活、细辛、白芷、川芎等诸药，虽无麻桂之峻，但总属辛温燥烈之品，而非典猖獗肆虐之时正值盛夏之际，为防诸温药伤津之弊，顾护津液、以沙参易之。
　　另据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传统医学早就提出了“脾统四脏”，两者是相吻合的。换言之，人体脏腑组织功能活动皆赖脾胃之转输水谷精微，脾荣则四赃皆荣，脾衰则四脏俱衰；方中苍术入脾胃，善解湿郁，升则健脾，降则和胃，大气一转，云翳蔽日可豁然开朗。再者，方中加人参，用黄芪，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在这里应从两方面理解和把握其气虚的内涵。首先，本方为防止外来邪毒即恐感非典所设。此瘟疫属实证，虽无虚证的基础病证，但用少量人参、黄芪补其元气，旨在扶正以托邪外出，正如《寓意草》所说：“人受外感之邪，必先汗以驱之。惟元气大旺者，外邪始乘药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固，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入诸药之中少助元气，以为祛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熟不知，仲景乃医门之圣，立法高出千古。其也言，托里之法，盖补中兼发，邪气不至于流连；发中带补，真元不至于耗散。亦即张机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所说：“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也正如前贤所言，正气虚，邪之所凑。纵观全方，旨在湿祛热清，疫毒不得附丽，且又能扶正拒邪，此之谓有制之兵也。
　　防非典一事，虽已时过境迁，但对我仍然记忆忧新，今将旧事重提，旨在逆流挽舟，抛砖引玉。谨以启迪杏林同仁，今后能以科学发展观，为促进我国传统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能够坚持突出中医药的特色，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加大用传统医药对重大疾病和能够立足于中医药防治学整体观、辨证观、防治结合、防重于治，三方面着手，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止研究探索出一条行之效宏的新思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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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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