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什么是国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之一

却波渔翁

什么是国学———姚奠中、刘庆毓国学对话录之一
2009年06月01日02:45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6-01 02:03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姚奠中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他的弟子刘毓庆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他们因秉承太炎先生的真传，对国学有独到的理解。
他们师生关于国学的对话，对于廓清当前一般人对于国学的误解，加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很好的帮助。故而我们决定将他们的国学对话录整理后陆续发表。
　　——编 者
　　刘：当前学术界与社会上都在“炒国学”，不少大学成立了关于国学的研究机构。《国学论衡》《新国学》《国学丛书》《国学宝典》《国学备览》《国学》《国学驿馆》等刊物、丛书、电子图书、网站相继出现。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国学讲座与国学讲习班，有的地方还专门针对小学生设立了“国学馆”。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国学认识的分歧。请问老师您对“国学”是怎样认识的？
　　姚：我以前常自我介绍“我是搞国学的”，国学是“文史哲不分，以小学为基础”。章太炎先生说：“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说文》《尔雅》就是两部最权威的小学著作。而我在这里强调“文史哲不分”，主要是针对现在的学科分类而言的。因为“分”得太细了，所以我才用“不分”来解释“国学”。当然国学中也有分类，传统分经、史、子、集四部，小学包括在经部里。章太炎先生则将小学独立了出来，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但这只是文献的分类，并不是分科。而文、史、哲则是分科。
　　刘：章太炎先生将小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是非常合理的。我的理解：小学是开启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钥匙，经学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史学是中国人的道德坚持与价值判断，诸子是中国人的治世思想与生存智慧，文学是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人生情怀。这五个部分构成了国学的整体。
　　姚：解放后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不仅是文、史、哲分开了，文、史、哲中又要细分。如“中文”学科里一个古代文学，还有分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段落，每个人只搞一小段，搞“先秦文学”的不懂“唐宋文学”，搞“唐宋文学”的不懂小说戏剧，更不用说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了。在一个语言中，也要分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搞古汉语的人讲不了现代汉语，搞现代汉语的人读不了古文。而现代汉语中又要把语法、修辞、语言学概论分开。这样各自画地为牢，怎么有可能把问题搞通呢？
　　刘：我们现在讲国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学包括了文史哲在内。在学科分类上我是属于文学学科的，我要说搞国学研究，搞历史的人就会不满意，认为：“历史是我们搞的，你搞得了吗？”搞哲学的也会疑问：“你是搞文学的，能懂哲学吗？”虽然他们不说，可是我在好几个场合下却感觉到了他们的那种怀疑。同样一部分搞文学的人也把自己认定在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内，对“国学研究”涉及到文史哲的问题，不敢轻谈。
　　姚：你搞历史，有什么权力限制文学学科的人研究历史？同样搞文学的人，你有什么权力限制历史学科的学者来研究文学？学术本来是应该相通的。《庄子·天下篇》说得很好。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方术之士各执一端，就像是耳目口鼻，虽都有各自的功能，却不能相通。鼻子能嗅到味，却不能嗅到颜色，嘴能尝出酸甜，却不能尝出声音。这样是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的，自然也不能得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庄子说：“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意思是说：“不能兼备，不能周全，只是拘于一隅的人。”把事物割裂开来认识，自然难以获得对事物的真正认识。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虽然有利于一得之见，但对学术整体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科分细了，对于具体问题来说，可以研究得很深、很专，但要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则很困难，因为得出结论是需要全面、需要“通”的。国学则是要反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刘：现在好多学校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多是把文、史、哲三方面的力量组合在一起，挂一个国学的牌子，表示这就是“国学研究中心”了。可是“国学中心”只是形式，是虚的，大家还各搞一套，互不相涉。有人问我：“你们的国学研究院是怎样组合文史哲力量的？”我说：“我们基本上没有组合，就是在原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表示怀疑，说：“那你们的历史、哲学两块由谁来搞？”从问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其实还是那种分科的思维，并不真正理解“国学”。我告诉他们：“我们有章太炎、姚奠中先生的传统，走的是文史哲融通的路，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通文史的路。因此文史哲对垒的现象在我们这里本来就不存在。我们的研究针对的是问题，而不是学科，因此也不必要考虑何为文何为史的问题。”
　　姚：这种“分”的思想，弊端太多了。比如在中文系，古汉语选的古文篇目与古代文学所选的篇目，有好多是重复的。可是上课各自讲各自的，古汉语课讲了，古代文学课又讲，这样又浪费学生的时间，老师们也重复劳动。假如有合的思想，从国学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以前有国文系，其实就相当于国学系，什么课都开，既讲专书，又讲小学及经、史、子、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都很好，国学功底都很扎实。
　　刘：现代这种学科分类，把国学的好多东西都给肢解了。比如国学中有小学、经学、史学、诸子、集部五大块，现在分成了历史系、哲学史、中文系三个系。搞中文的主要搞“集”，搞哲学的只是涉及到了“子”中的一部分，而诸子更多丰富的思想，却无法纳入哲学的概念中去。搞历史的注重研究“史”部的文献。这样国学中最核心的一块———“经”，则被当作边角料从现代学科分类中剔去了。“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离开经，中国文化精神还从何谈起呢？
　　姚：这种分类不仅抛弃了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也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来。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哲学学科，都没有培养出一个像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郭沫若等那样大师级的人物来，什么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因为分科过细、各自画地为牢、学科视野过于狭窄造成的。虽然这样也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但终难成为大家。比如某某教授，他是搞戏曲、词曲的，他还会唱，一上课就给学生来一段，他也培养了几个有点名头的弟子，但其它方面却所知甚少，因此成就很有限。我们以前常说到顾颉刚、鲁迅等人对传统史学及传统文化的冲击，认为他们的破坏力很大。其实破坏也是要有功底的，没有功底就没有能力破坏，他们对于传统的冲击，全赖于他们很好的国学功底，所以他们在破坏中也做出了很大成就。
　　刘：自去年以来，很多单位都请我给他们的职工开关于国学的讲座，而且往往要强调一点：让他们的职工接受一些传统道德的教育。还有党校、培训中心之类的单位，也来邀请开国学讲座，要求是：结合科学发展观来讲。还有不少人问我关于国学的知识，而提到的却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古代启蒙读物。老师刚才又特别强调了国学文史哲不分的性质。由此我对国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学不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价值系统，也是一种治学门径与研究方法。而现在社会上国学热的兴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道德价值上考虑的。
　　姚：“国学”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与价值意义的概念，它是在上一轮的世纪之交提出的，而且是与西学相对立提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的侵略，同时西方文化也开始批量地输入中国。军事与文化的双重侵略，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于是一批志士仁人在与“西学”的对抗中，提出了“国学”。章太炎先生就是代表。他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很显然，他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传统，有这种文化传统，国家即便灭亡了，还有复兴的机会；如果连这个传统也亡了，那国家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其实中国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像元灭宋、清灭明，宋和明两个汉族政权虽然都灭亡了，可是由于这个文化传统存在，汉族在发展中却更加强大了。
　　刘：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国学运动，主要面对的是民族的存亡问题。今天，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族存亡问题已不再作为讨论的主题，人们所关注的则是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人类的存亡问题。目前在人类贪婪的物质利益追求中，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以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就曾担忧地说：“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人类的种种危机，其实最根本的是人心危机、人性危机，用汤因比的话说，就是道德差距。而中国文化所谈的最主要的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人类生存危机面前，中国的学人再一次关注到了“国学”。如果说章太炎先生他们那一代哲人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出“国学”的话，那么当代的一批学人则是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下，发现的“国学”。在国学的倡导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责任感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
　　姚：西方有不少学者在人类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也在开始关注中国文化。
　　刘：看来从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就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意义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原初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僵死的走向死亡的文化，可是到晚年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他改变了看法，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他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出：“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有一番关于21世纪的对话，其中提到：“近代物质文明的危机，本质在于"道德差距"。就是说，"善性"衰退，人类的伦理、道德水准低下。要克服这些，提高人类伦理性，巨大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他的《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中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能，应该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这已导致千百万人付出生命。在1988年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著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序言中说：“北亚古老的神话和圣哲，看来更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我们"地球村"未来的中心。”上一个世纪后期来自西方的声音，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姚：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前几天有人来，说起你办国学大讲堂的事，你在广告牌上写的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到“精神家园”，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守护”两个字显得保守了些，有人提出了意见。
　　刘：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再三琢磨过。我们开办国学大讲堂虽说有更为宏大的目标，但就当下来说，主要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确立东方价值观。”用“守护”两个字，意思是要说明我们原来有精神家园，只是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原来想用“修复”，有观点觉得“修复”不太好，因为修复就意味着破坏了，那么是谁破坏的呢？这样就会牵涉出复杂的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来。因此后来就改成了“守护”。现在看来，用“建设”或许更好些。
　　姚：精神家园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精神建设与信仰确立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库。它有五千年文明积累的智慧与成果，可以帮助人类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向，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但同时要看到在五千年的长途跋涉中，中国文化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有些腐朽的东西存在。可是现在兴起的国学热中，有人就把传统的一切东西都看成了宝贝，把一些糟粕也翻腾了出来。比如说“二十四孝”，这其中好多是非常荒唐的故事，如“郭巨埋儿”，郭巨把父亲留下的家产分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则独自把老母亲供养起来。因为家境逐渐贫困下来，养活妻儿老母一家人有了困难，便要想着把儿子活埋了，减少一份负担，好来养活老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这不太残忍了吗？再如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王祥为了让继母吃到活鲤鱼，大冬天把衣服开解，卧在冰上，冰融化了，鲤鱼跳了出来。但冰化了，他自己不也掉下去了吗？而且这样他自己不也要冻死了吗？世界上还有这样愚笨的人吗？再怎么说，为了养活老人也不应该以幼小和年轻的生命为代价的。因为这样是不人道的。再如现在过清明节，修复传统节日，这是应该的。可是却要宣传介之推的故事，这就不太合适了。据传说在晋文公重耳流浪国外期间，介之推作为随从立下了汗马功劳。重耳被围绝粮的时候，介之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供重耳吃。晋文公归国后，封赏大功臣，忘了介之推。介之推一气之下，把老母背上入了山隐居起来。晋文公想起了介之推，便立即下令寻找。可是山那么大，到哪里找呢？文公便心生一计，放火烧山。火灭了，却发现介之推与他的母亲相抱而死。这故事同样是荒唐的，介之推能称孝吗？要老娘与自己一同烧死，这是大不孝，有什么值得宣传的？而且“割股奉君”，也是一种愚忠的行为，你大腿上的肉能够几顿吃？晋文公为了找一个人却要烧掉一座山，这是想让人活还是想让人死？像这种故事，本来编撰得就很不高明，不值得一提。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糟粕，从介之推到晋文公，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可是现在却有人当做优秀传统来宏扬，这实在是很不好的。
　　刘：介之推的故事流传很广，《左传》上只是说他“遂隐而死。晋文公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并没有烧山的事。至于清明寒食与介之推的联系，看来是汉朝才出现的传说，显然是附会。汉朝人创造了不少神话，如关于“足下”一词的解释，汉朝人也与介之推附会在了一起。据晋朝嵇含《南方草木状》引按东方朔《琐语》说：介之推逃禄，抱树而死。公抚树哀叹，就用这树做了一双木屐，穿在脚上，每看到木屐，就会悲伤地说：“悲乎足下！”于是后人书信中就常以“足下”尊称对方。这故事实在太滑稽了，有点像乡村野老的杜撰。
　　姚：记得抗战时期，我在安徽第一中学教书，重庆来的督学要来听课。我当时讲的是丘迟《与陈伯之书》，文中有“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教材关于“足下”的注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传说。我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结合麾下、殿下、陛下、阁下、膝下等表示尊称的词语对“足下”做了解释。下课后，督学很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了教室。让这种错误的知识进入教材，误人子弟，其害太大。
　　刘：其实老师所采用的就是一种融贯的办法，文史哲的融通与这有点相似。这就应了您前面所提到的观点：只有“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要“通”就需要事物之间的比较。同样对国学价值的认识，也需要“通”。对东西方文化做全面了解就是“通”。只有在东西贯通中，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比较中，才能体现出国学的价值来。
　　姚：是的。比如中国文化，近百年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就是因为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了这种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但是我们又在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在五千年历史中未曾间断的文化。之所以没有间断，而且始终影响着历史，它顽强的生命来自何方，它对当代人类具有何种意义，这就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再如在中国文化的支配下，两千多年间，东方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发展的。尽管这期间也有战争，但不至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西方文化支配世界只有短短二百多年，却造成了人类对于继续生存的担忧。在这一比较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
　　刘：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因而这一文化的优越性在于它对和平的追求与维护，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存在。尽管这一文化可能会远离现代科技，然而却能获得心灵的踏实与平稳。西方文化主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中，无休止地发展科技与经济，因而这一文化的优势在于极大地解除了人类肉体的重荷，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空前的改善。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危机。早在20世纪初，辜鸿铭在《春秋大义》导言中就说过：“我们要承认：现代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取得成效，是其它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自然物质力量更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中的情欲。……这情欲，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便是人类之生存也将不可能了。”但西方文化恰恰追求的就是情欲的满足，而不是节制情欲。在当前形势下，人类更需要的是中国文化。
　　姚：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强调国学，不能排斥西方文化，更不能一味地否定西方文化，而是要考虑到两种文化如何很好地结合。像20世纪一度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当作了封建文化给予抛弃。人们甚至不能读古书，要读也是偷偷读，被人发现了就会说是封建流毒，就会被烧掉，那显然是不对的。但一味地强调国学，就有可能走向复古。据说现在有人穿起了长袍马褂，其实这也不必要，这只是一种形式，更主要的是要真正认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像你穿中式服，就有人说是在复古。
　　刘：其实我穿中式服，只是感觉穿上舒服，也简便，而且也不难看，并没有复古的意思。比如在一些正式场合，穿西服，就需要打领带，怪难受的。冬天穿上西服，脖子下露出一块，怪冷的。穿中式服就没有这些问题。
　　再如我穿布鞋，感觉不知比皮鞋舒服多少倍。尽管没有皮鞋好看，但我的脚不受罪，不像皮鞋那样不透气。说到这里，让人感到很难受，现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唯汉族没有了。中国传统的服饰只保存在了特殊行业中间，如和尚、道士、练太极拳的、餐饮业服务员等。普通人穿上，人们反而会看成另类。我穿中式服，不知有多少人在评论。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人，穿上了中国服，中国人反而看不惯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反映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崇洋心理的高涨，把中国传统当作了应该被淘汰的东西而被抛弃了。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把西方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也接受了过来，取代了中国本来很优秀的东西。比如现在人见了面就要握手，以表示热情。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礼节，因为很容易传染疾病。特别是夏天，人们汗乎乎地握了手，不由的就想去洗手，可是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意思，很难受。像“非典”期间人们见面就感到很尴尬，要握手不敢握，不握手又觉得不礼貌。中国古代的鞠躬作揖就不存在这问题，而且也很简单。有十个人见面，深深的一躬一揖就解决了问题，不必要一个一个的来。中国传统礼仪其实有好多就很不错。在这方面，韩国与日本比我们保存的好。
　　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五千年智慧、经验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有它种文化缺少的一些素质。像礼仪方面就很特别，因而有了“礼仪之邦”的美名。可是现在几乎丧失殆尽了。有一篇文章说：有一名韩国人到中国学习传统礼仪，结果非常失望，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就远没有韩国人讲究礼貌。但韩国的礼仪却是从中国学习来的。韩国人对传统很重视，像他们朋友相见鞠躬行礼、用太极图做国旗、将端阳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都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这一点他们比我们强。
　　刘：我去年到韩国，感受最深的就是韩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存。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写着大大“孝”字的广告牌；大学的教学楼里，可以看到挂着仁义礼智内容的书法作品；在家里的墙壁上，挂着和亲睦友的条幅。我是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会议上有几位韩国学者穿着韩国的传统服装，还有的戴着传统的乌纱帽。有一位教授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做客。他第一天穿的是韩服，而第二天迎接我们时却穿上了中式服。他笑着对我说：“因为我看见您穿的是中国传统服装，所以今天我要穿传统服装来迎接您。”我很感动。他要我给他留下“墨宝”，我于是写了四句话：“天下礼仪邦，东方君子国。衣冠见古风，容止存王泽。”他很高兴，连口称谢谢。在另一个学者家，我们亲眼看到了他向自己父母行跪拜礼的场景。在那种温情脉脉的礼仪表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和谐的气氛。
　　姚：说到“和谐”，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我看到你在《国学概论讲义》里讲到了这一点，这很对。中国文化因为讲和谐，所以能与不同质的文化和平共处，即所谓“和而不同”，这非常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像西方文化中更多的讲利益竞争，这样就难免要打打杀杀了。人类交通、通讯的发展，使地球变小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碰撞、摩擦也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西方霸权主义者想用拳头解决问题，消灭它种文明，这是很难办到的。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的一份精神资源，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类未来的和平，在人类文化的相互理解、包容中，在世界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中，并不在霸权主义的拳头下。即使人类变成了清一色的西方文化的信徒，也难免个人、集团、国家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诉诸战争。只有和谐、和平才有保证。
　　刘：可以说，世界和平的希望，在于使多种不同质的文化能欢聚一堂。在目前看来，只有中国文化才具有促成世界文化大联合的素质。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就像是水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像是砖瓦，只有用这水泥，才能把这些砖瓦黏合起来，使新的文明大厦拔地而起，创造人类丰富多彩的未来。我们作为中国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者，应该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保护好人类的各种文化资源，为世界不同文化的共生、共存，为人类未来持久的和平、幸福、美满，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姚：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多的人只知道发展经济，只懂得“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只看到了美国因科技、经济强大而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也只知道有了金钱就能改变命运，而却忽略了人文方面的素质培养，忽略了精神的提升。
　　刘：我从老师的身上就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像老师这样道德文章诗书画印，全面都能拿得起来的人，实在太少了。但老师并不是以此牟取银子，而完全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与丰满，追求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是有层次的。人的素质、品位高低，不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体现，而主要在精神表现上。像猴子，在物质生活上由于人的提供，它完全可以达到比一般人生活水平还高的享受，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空空荡荡的，它永远无法获得人的那一份精神愉悦。我们面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可以走进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获得乐趣，可是猴子却不能，它只能看到白纸黑字，甚至不知道那是字。国学中有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陶冶，获得提升，获得无限乐趣。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就是从中获得的人生境界。我看到老师就是这样。

却波渔翁

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史学
2009年07月13日01:1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7-13 00:31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就中华民族而言，一向是注重历史的，中国文献中有那么多以“鉴”命名的史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在欲望的驱动下，人们往往会忘记历史，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7月14日 07:40am 时添加 -=-=-=-=-
中国的历史走向，就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趋向。历史上对是是非非的判断，所体现的也是价值观问题。
　　在经书中，在诸子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只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东西，而在历史著作中，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件以及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来体现的，因此它更实在，更能把问题说清楚。因此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传承、道德的坚持，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编 者
　　刘：在国学知识系统中，史学是一大块，比重占得很大。“经学”凸显的是精神，而史学则是实体。它像民族的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整容”，使民族群体以及个体从中汲取教训，端正行为，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姚：其实从本质上讲，“经”也是“史”。故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像明朝的王阳明就说过：从“事”的角度说是“史”，从“道”的角度讲就是“经”，“事”也是“道”，“道”也是“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五经》有“记事”和“明道”的双重意义。这一点为后来的史学家继承了，司马迁、班固在这方面都有明确地表述。
　　刘：梁启超说：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史学著作就能占到十之六七。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也说明了中国史学的发达。黑格尔也曾说过：“中国历史学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这个话看来是有根据的。就拿我们的邻居印度来说，他们的文明也很早，甚至早过了我们，可是他们的历史记载却一塌糊涂。连他们一些帝王的统治时间，都记不清楚，有些还得借助中国史书中的记载来确定。比如《西游记》中写到的唐僧取经，关于唐僧取经那个时代的历史，印度文献中就记载得很不像话，许多还要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来解决。因此《大唐西域记》就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的必读书。印度学者想重建印度史，依靠的就是中国人的记载。有一位印度历史学家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对本国历史的记载，还没有中国人顺便记述得丰富。但返回来说，为什么中国人这样重视记载历史呢？
　　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就非常健全，起源也很早。传说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了史官。像造字的仓颉，还有沮诵，都是黄帝的史官。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先民是用结绳的办法或在木头刻道道的办法记事。大事系大结，小事系小结。也有用图画方式记的。有了文字则用文字记录。像《山海经》看来最早是用图画和文字混合记载的，记载者是史官。在中国的姓氏里有“籍”姓、“史”姓，它们的起源就与掌管历史典籍有关。像“籍”姓，他们的先人最早是为晋国掌管典籍的，后来就以籍为姓了。历史的“史”字，在古文字中上面是个“中”，下面是代表左手的“又”，一只手拿着“中”，许慎说：“中”表示中正。史官记载不能徇私，一定要公正，忠于事实，所以上面是“中”。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当年章太炎先生讲过“史”字，他说：“史”上面的“中”，是册子之类的东西。“中”字的这个意思在《周礼》曾几次出现。“中”和“帐”是一声之转，也写作“账”。古代所说的“中”，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账簿”。手持账簿，表示随时记录。这个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名目。上古时代识字的人很少，史官都是当时的大文化人。各个史官的手里都有一笔图籍法典，国家各类性质的图籍法典，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夏朝末年，太史令终古携带着图籍投奔了成汤；商朝末年内史向挚带着图籍投奔了周。这可看出，夏商时期的史官，手里都掌握着图书法典。后来文化下移，史官的这个记事传统也就变成了读书人的一个习惯，被继承了下来。这样中国的史籍自然就要多了。
　　刘：中国的史学典籍超常的丰富，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成了十五类，什么正史、杂史、别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史等等，分类很杂。我觉得从内容、性质上考虑，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国史，如“二十五史”及《通典》《通考》之类，它记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典章制度；二是方史，如地方志之类，它记述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风物及民众生活等；三是野史，它是黑暗中的眼睛，朝野事物都在它的监视之下。这三种历史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对中国历史作了记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史”。“国史”中最重的是“二十五史”，也就是所谓“正史”，因此它记载的最系统、最全面。有人说，中国的“二十五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像梁启超就说得很绝对，说“二十四史”并不是历史，而是二十四姓的家谱，都是帝王作的，没有一部是为国民作的。是死人的纪念碑，对活人没有意义。鲁迅也说过相类似的话，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姚：这样的评价都是有政治原因的。客观来讲，历史记载就应该把那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记录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帝王将相都是对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自然应该用重笔记载了。至于说是“死人的纪念碑，对活人没有意义”，这个理解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古代的史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司过”。历史记载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为了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曾用八个字来概括历史籍典的意义，即：“记事载言，劝善惩恶”。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把历史人物的语言记录下来，目的在于“劝善惩恶”，“劝善”是要激励人们的善行，“惩恶”是要对恶的行为进行口诛笔伐，让后来的人引以为戒。无论“劝善”还是“惩恶”，对于死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而对活着的人，对于未来的人，则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刘：我有一个认识，不知是不是对？史学是国学中的一大块，它在国学这个价值系统中，主要起着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的作用。所谓“价值判断”是因为它是以传统道德为价值核心，对历史上人物和事件进行是非判断的。比如“二十五史”中有政绩的好官被列在了《循吏传》中，残暴的官员被列在了《酷吏传》中，其它像《佞幸传》《奸臣传》《忠义传》《列女传》《孝义传》等等，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分传，这就是一个历史评断。而这种评断又是在坚持道德原则下进行的。这对于未来的历史所起到的劝善惩恶作用，可以使历史在道德精神的坚持下健康发展，因此说是“道德坚持”。关于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的问题，在《春秋》中就开始了。后来的史学著作，其实都是在用不同方式落实经学的思想，特别是《春秋》的精神和思想。中国史学像是中华民族行为的一个监督系统与导航系统，对历史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姚：这样认识是可以的。从古代的史官制度看，史官其实就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执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上古时有左史、右史，他们就是帝王身边的秘书，把帝王的言行要记下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的言行不管好坏，不管对还是错，都要记录下来，这样对帝王自然是一个提醒，帝王在行事中会特别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做出糊涂事来，导致千古骂名。因此史官“君举必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君“慎言行”。这种制度到后来就变成了起居注制度，掌管起居注的官员，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有一个故事：宋太祖有一天散朝后，独自一人坐在便殿，低着脑袋，闷闷不乐。有个大臣问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太祖回答说：“早来指挥错了一件事，史官一定把它记下了。”原来他是担心自己的错误被后人知晓。这反映了史官对皇帝带来的警惕，也说明了史官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
　　刘：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制度。从古书记载上来看，虽然帝王左右的史官好事坏事都要记，但史官的政治作用看来主要还在“司过”上。在《大戴礼记·保傅》中，就谈到太子成人之后，虽然免去严师的呵责，但却有“司过之史”在左右监督他。刘向在《新序》里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叫周舍的人，他想投靠当时势力强大的赵简子，就在赵简子门前站立了三日三夜，赵简子问他有什么事，他的回答是：“我愿意跟从在您的左右，做一名犯颜直谏的跟班，拿着笔，操着牍，把您每天的错误都给记下来。”赵简子听了就把他收留下来。这说明古代的君王普遍有改过的意识，所以才出现了“司过之史”。还有一个记载说，古代宫里有女史之官，如果这些女史光记好事不记坏事、错事，就有被杀头的危险。看来古代史官的“司过”制度还是很严格的。
　　姚：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书中一些关于帝王隐秘之事的记述，并不见得都是虚构，可能很多都是当时史官给记下来的。
　　刘：我曾怀疑《国语·晋语》中“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的记载，出自女史之手。骊姬为了向献公进谗言，陷害太子申生，半夜里哭哭啼啼起来，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言辞，扇动起了献公伤害儿子的心。有人说：“两口子半夜说的话，别人怎么能知道？这分明是虚构。这应该是最早的小说。”但如果从古代的史官制度的角度考虑，事情就好理解了。
　　姚：也不能说没有虚构。因为现在存下的一些史书，并不全出自史官实录，有一部分是根据传闻记述的。“传闻”自然就有些虚夸的因素加入其中了。比如《国语》中“鉏麑触槐”的故事，写到鉏麑在行刺时，从门中看到了赵宣子和衣打盹儿，感到他是一位能为民做主的好人，不应该刺杀。于是叹息，自言自语了一番，随后在两难之中触槐而死。像这就有点虚构了。因为鉏麑说黎明行刺，跟前并没有人，他说那番话，有谁听见了？这有可能是故事传播者的想象之辞，也有可能是作者的虚构。
　　刘：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就总体来说，史官记事还是严肃的。中国史官有一个“据法守职”的传统，这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保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许慎解释“史”字，说上面的“中”是中正的意思，这个解释虽然不正确，但也反映了古人对史的认识。《吕氏春秋·先识》篇称史官为“守法之臣”，《韩诗外传》也说：“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也。”这都反映了史官职责的神圣。
　　姚：据法守职，这是史官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是史家的一种精神。先秦时代，晋国的史官就很出色。像《左传》《国语》先秦两部最重要的史书，《国语》记列国事共21卷，晋国就占了8卷。《左传》中的记事，与晋国有关的文字也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些关于晋国的内容应该都出自晋国史官，只是《国语》《左传》的作者将它编了进去罢了。后来晋国分裂为三家，但重视史学的传统仍然存在，魏襄王墓中大批古史书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晋国太史董狐，就是当时史官的代表，孔子盛称他是“古之良史，书法不隐”。晋灵公因昏庸无道被人所杀，当时的执政大臣赵盾正在逃亡途中，听说灵公被杀了，就马上返了回来。董狐于是在史册上写下了“赵盾弑其君”几个字，并把这个记录公示于朝堂。赵盾感到冤屈，董狐就质问他：“您是执政大臣，逃亡没有逃出国境，返回国后又不讨伐乱贼，这难道还不算是您干的吗!”赵盾无可奈何，只好接受这现实。董狐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这是史官据法守职精神的体现。晋国太史蔡墨说：“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可见他们是有一种以身殉职精神的。
　　刘：史官的以身殉职，看来在先秦时代是比较突出的。《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便把这件事记在了史册上，说：“崔杼弑其君。”这个“弑”字是专用于乱臣贼子以下犯上的，因此崔杼非常恼火，一怒之下杀了太史，毁了记录。结果太史的弟弟又把这件事记下，用的语言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这样连续杀了史官兄弟三人，史官的又一个弟弟继续把“崔杼弑其君”书在史册上。崔杼无奈，只好做罢。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连续被杀，于是拿着竹简前来准备接力。听说已经记下，方才返回。晋董狐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捍卫历史的真实，齐太史兄弟则为捍卫历史的真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方面表示历史的神圣性不可歪曲，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史家的精神。忠实历史是史家的灵魂和品格，一旦失去忠实，笔下的历史便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史官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们在笔下的记载浸入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历史的真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姚：史官的这种精神，不只是表现在春秋时代，后世的史学家也不同程度的继承了这一传统精神。像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等，他们坚持史学家的传统精神，秉笔直书，不为权势所屈，就是很好的榜样。司马迁写《史记》，把刘邦的对头项羽列入《本纪》，等于是与帝王一同看待了。写出刘邦一身的无赖气，写汉武帝荒唐的求仙故事。如果没有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这些内容在《史记》中是不会出现的。班固父子尽管对司马迁有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不虚美，不隐善”的品格。班固著《汉书》也是这样。
　　刘：史官要坚持据法守职、秉笔直书的精神，是需要有勇气的，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姚：在古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皇帝不杀史官。要杀也需要找其它的借口。
　　刘：不过对皇帝来说，要想找大臣的茬儿太容易了。比如三国时候，吴国的皇帝孙晧即位，想为他的父亲孙和作“纪”。在古史中，只有皇帝才作“纪”，普通人只能立“传”。孙和没有即帝位，应当立“传”，不应该作“纪”。如果根据孙晧的要求，就破坏了史家的规矩。因此史学家韦昭就坚持不能作“纪”。结果激怒了孙晧，于是有机会便给他小鞋穿。弄得韦昭想退休都退不了，最终还是找茬儿把他杀掉了。
　　姚：权力干扰历史记载的事是常有的，东魏时候权臣高欢就威胁史官魏收说：“我在后世的名声就掌握在你手里，你不要瞒着我记事。”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意思是：“你要瞎胡记，就小心脑袋。”因此史家要坚持原则，确实有难度，也需要有勇气。
　　刘：所以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也是胜利者写的，都是为胜利者唱赞歌的，真实性靠不住。这种观点在现在很普遍。
　　姚：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他们忽略了古代在制度方面给予史官的保护。像天子不观《起居注》、不看当代史等，都是对史官的保护。这虽然不是形成文字的规定，但已成了一个传统。《起居注》是专记皇帝言行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几次想看，都未能看上。有一次他向褚遂良提出了这个要求，褚遂良的回答是：现在的起居官职，就是古代的左右史，是专门记人君言行的，是善恶必书的，目的是要对人君起到警戒作用。我们没有听说让帝王看的。李世民担心地说：那我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要记吗？遂良说：守道不如守官，我当这个差，怎么敢不记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记载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糟糕，它的真实在史官制度的保护下，一定程度上得以保证。
　　刘：有一定的制度保证，有史官的据法守职的精神，这样才使得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庸君、佞相、权臣一个个被载入史册。像朱元璋，这是明朝的开国之君，在明朝皇帝心目中自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他的那种暴烈行为，他的子孙不可能心甘情愿让留于史册。但是我们从《明史》及明朝人的记载中，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的“空印案”，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一案，有几千人被处死。而党狱株连前后长达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共有四万余人被卷了进去，或被杀或被罚。为朱元璋长期担任文官工作的李善长，因侄儿娶了胡惟庸的姐姐，也受到了株连，在人诬陷之下，被迫自杀，妻儿亲属70余口，惨遭杀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发生的蓝玉一案，株连被处死的也有一两万人。当然《明史》是清人编的，但资料是明代人记下的，要不是明代的史官记录，我们可能对此会一无所知。
　　姚：不过皇帝总是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史官制度与皇权之间的冲突自然会有。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高度膨胀，皇帝不愿意受到制约，就要对史官制度进行改变。因此明朝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设专记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官职。有很多大臣上疏，要求恢复这种古老的传统，但皇帝还是不情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万历时复过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又废除了。清朝康熙时虽恢复了起居注制度，可是又不放心，常生疑虑，只怕有劣迹传于后世，因此对史官不时的采取震慑方式，让他们心生违忌。
　　刘：明清时虽然史官制度受到了冲击，可是另一股保护历史真实性的力量却出现了。这就是野史。明清大量野史的产生，对史官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因为野史是私人秘密记述的，它对官方的记载起着补充和监督的作用。
　　姚：鲁迅就有类似的看法，他曾把正史与野史区别开来，认为正史里不敢说什么，野史敢说话。他曾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果看野史和杂记，就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这些问题确实也存在，不过是有点绝对了。
　　刘：野史记述因为不受限制，所以很自由。确实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把正史中不好记、不敢记的东西记下来。如明焦竑《玉堂丛话》中有一则记载说，有位文士叫唐之淳，他在军中是文书工作，写的一手好文章。朱元璋见了，大为赞赏。正好此时朱元璋写完了分封十王的册文草稿，想让他给润色一下，于是飞骑召他入京。他不知究里，吓得浑身哆嗦。到了京城，路过姑姑家，给姑姑见了面，先是大哭一场，还嘱咐姑姑好好收敛他的尸体。到了东华门，门已经关闭了，又被人用布裹起来，从墙上递了进去。这样折腾了几次，他求生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到了皇帝殿前，才知道是为了修改几篇册文。王圻《稗史汇编》还记朱元璋剥人皮的事。当时的官员上朝，先要给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全家庆幸。像这样的记述，在正史里是找不到的，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行为对当时士大夫造成的心理恐惧。
　　姚：研究明清以来的历史，确实不读野史不行。但野史中巷谈街议的传说太多，毕竟没有正史可信程度高。中国古代的史官在长期的史学活动中，他们也总结出了很好的抗权力干扰的经验。或曲笔达意，或示疑于后人，或转载权贵劣迹于他人之传等等，总之是要最大限度的传出历史的信息。
　　刘：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左传》中把段叔写成一个贪得无厌之徒，似乎他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诗经》中的《大叔于田》，据《诗序》说是写段叔田猎的，但诗中却写出了一位英雄少年的风姿，显然是赞美的。《诗经》与《左传》记载出现了矛盾。细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左传》记载是可疑的。很可能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左传》说：“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这里连用了两个“将”字，一个“闻”字。“将”是表示未然之词，既然事没有发生，怎么能知道段叔不是出去打猎而要偷袭郑国呢？既然是“袭”，当然是秘密行事，庄公怎么知道的？从哪里“闻”来的？这个疑案被细心的清代散文批评家们发现了。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具卒乘”一句下批注说：“诗有两《叔于田》，则此篇自为田猎，未可知。”又于“夫人将启之”一句下批注说：“此二"将"字，明明疑案，连坐姜氏。”又于“可矣”后批注说：“祭仲不闻，子封不闻，偏是公闻。”林云铭《古文析义》也说：“毋论袭郑不袭，有期无期，只消用两个"将"字，一个"闻"字，便把夫人一齐拖入浑水中。”又说：“夫人处深宫严密之地，且当庄公刻刻提防之际，安能与外邑订期，开国门作内应耶？”并于“可矣”下批注说：“他人不闻而公独闻，其为疑案可知。”不难看出，庄公因与弟弟段叔还有母亲有矛盾，便特地设了圈套，立起了假案，置母、弟于死地。在伐段叔之前，庄公就多次与臣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显然庄公是有预谋的。所谓叔段的“不义”，也是他有意制造的。“京叛大叔段”，便是阴谋的完成。郑国的史官，为了避杀身之祸，故意用这种巧妙的方式，似是而非的用词，瞒过庄公，示疑于后人。而诗人则以自己的认识写大叔段。所以写得风姿飒爽，才力过人。并写到了他对“公”之忠诚。
　　姚：这个分析很有趣。史官给历史上留下的疑案是很多的。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这是史官机智的反映，也是史官坚持原则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这样，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历史才能起到“记事载言，劝善惩恶”的作用。
　　刘：人是有记忆的灵物，对于自己的、种族的过去，有一种晓知、把握的欲望。而晓知历史，除了满足精神的需求之外，就是从历史中认识自己，把握并不断调整人类未来的方向。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是后人阅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以历史为鉴，无论个人还是人类，都会少犯错误。
　　姚：历史最主要的作用恐怕就是“龟鉴”。《诗经》中就说夏的灭亡是殷的一面镜子，殷人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把历史作为一面为政的镜子来对待的。元代的苏天爵采宋以前善政嘉言，撰成了《治世龟鉴》一书，也是要人以历史为鉴的。像宋人编《册府元龟》，元人编《言行龟鉴》，以“鉴”为名，都是要突出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镜子，确立人行为规则的。
　　刘：人类总是不断在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有些因为历史过于久远，未能得到详细的记述，但教训却留了下来。比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到了黄帝时就提倡“节用水火材物”的事情，这让人很不好理解。在现代人的想象中，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那时人口稀少，草木昌茂，水源充足，物材富足，怎么会出现“节用水火材物”的概念呢？再结合先秦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昆虫未蛰不火田之类的记载来看，敢肯定地说，人类在远古时代一定因为过度开发，出现过重大的影响人类生存的生态大危机，才使人类记下了这样的教训，要子孙后代记住保护好生态，节用能源。这一教训人类遵循了五千年，到我们的时代被打破了。人类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于是忘记了远古人类的教训，开始对自然宣战，战天斗地，结果在21世纪使人类再一次面临生态危机。大规模的现代建筑，使森林耗竭，土地沙漠化，地球的耕地面积日益缩小。工业与大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地球的严重污染。大量工业废弃物与市民浪费物，不仅污染水源，污染空气，而且也造成了气候的异变。在高消费高生产的热潮中，人类可利用的热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等，都面临着枯竭的危机。生态带来的危机，使明智的科学家发出了“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的忧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灾难！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姚：就中国民族而言，一向是注重历史的。中国文献中有那么多以“鉴”命名的史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在欲望的驱动下，人们往往会忘记历史，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在历史上却一再的重演，原因就在这里。比如中国古代的王朝周期的兴亡变化，后面王朝灭亡的原因往往与前面的王朝非常相似，难道说他们就不能汲取前代的教训吗？理论上能，实际上却很难。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眼前的利益使他们迷失了方向。
　　刘：利益有长远的，有眼前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往往是相矛盾的。当人们过于热衷于“眼前利益”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长远利益”，忘记历史。而历史的一个很大作用，就是要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看到“长远利益”。比如在汉元帝时，有人发明了温室培养蔬菜的技术，冬天可以吃到新鲜蔬菜。皇帝及皇室成员是这项技术成果的享受者。有个叫召信臣的人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理由是，这是非时之物，违背自然规律，吃上未必对人有好处。皇帝听了他的话，便禁止了这项技术的发展。现在科学研究也证明，反季节蔬菜，会导致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再如西汉后期，人们为了发横财，大力开采矿产，铸铜钱。有个叫贡禹的大臣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开采。理由是：地藏空虚，山不能含气出云，会导致水旱之灾害的发生。汉代人这两项明智的举措，使中国民族避免了有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与现代疾病。可是为什么汉代人就意识到的问题，现代人却会忽略呢？为什么现代人不能听听历史的诉说？显然这是因为价值观的大变化，使当代的中国人过于热衷于“眼前利益”，而忘听了历史的声音。
　　姚：你说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问题。中国的历史走向，就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趋向。历史上对是是非非的判断，所体现的也是价值观问题。在经书中，在诸子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只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东西，而在历史著作中，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件以及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来体现的，因此它更实在，更能把问题说清楚。因此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传承、道德的坚持，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刘：历史的“龟鉴”作用，其实就是价值观传承的最好方式。史学可以说是一个是非评价系统。英雄豪杰依赖它得以千古，大奸大恶的人由于它而遗臭万年。孔子作《春秋》，之所以“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春秋》的褒贬，会让这些人恶名昭著，遗羞子孙。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评价系统，所以那些权力拥有者才不敢为所欲为，他们在清醒的状态下，始终会感觉到史官就在身边监督着。同时这个评估体系也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努力奋斗，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目标，以求不朽。在历史的面前，任何人都会作出思考，都会考虑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一个有历史意识的人，决不会苟且自己的行为，而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生与死。死是可怕的，可有的人在死的面前却跳着、笑着，理智的选择死亡。原因很简单，是历史唤起了他们捍卫自己名誉的自觉。屈原恐惧“修名之不立”，在出国求荣与守道自终二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文天祥在死亡面前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想到的是自己在历史中的声誉。而一个丧失了历史意识的人，一个漠视历史存在的人，我们很难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预测的。
　　姚：一个民族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历史这面镜子，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历史可以唤起我们改革的热情，就像鲁迅说的“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接受教训，少走弯路，免复倒辙。这里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史学发达，不仅仅在于产生了大量历史著作，同时还在于产生了大量史评著作。史评著作中约有两类，一类是历史事件人物或历史著作的批评，另一类是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后者，它更能体现中国史学的水平。在这方面有两部书最具代表性。一部是唐刘知几的《史通》，另一部是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者提出了“六家二体”说，概括了所有的史籍；后者提出了“六经皆史”说，使经史贯通了起来。
　　刘：这两部著作的确很了不得的，刘知几与章学诚其立足之高，见解之深，在历史上是很少的。特别是章学诚，他的著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上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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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国学之根：经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之三
2009年06月22日04:3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6-22 03:39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就中国文化来说，“经”是源，其它的像史、子、集，都是流。打个比喻：“经”像是一棵树的根，“史”是树株，“诗文”是树的花朵，“诸子”是果实。

树株及花、果的精神营养都是由根给提供的，没有了根，整棵树就会枯干。“经”对人民或民族、国家来说，它就是人们要遵循的规则和理论。
　　我们习惯上把经书称作“经典”。中国传统有“六经”，这“六经”也称“六艺”。后来《乐经》失传了，这就成了“五经”。传说“六经”都是由孔子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则认为“经”这个名字，也是孔子定下的。孔子整理这些典籍，并用这些典籍教授学生，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经典文化体系与教育体系，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孔子建立的这个经典文化体系，确保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如果没有孔子，没有孔子建立的这个经典文化体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可能与古巴比伦、埃及是一样的。
　　此次发表的姚奠中先生和刘毓庆先生的国学对话录《国学之根：经学》，就经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探讨，读来颇有益处。
　　——编 者
　　刘：上个世纪，著名的儒学大家马一浮先生曾说过：“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所谓“六艺”，就是“六经”，这其实是把“六经”认作了是中国文化之根了。
　　姚：这个认识是有道理的。就中国文化来说，“经”是源，其它的像史、子、集都是流。打个比喻：“经”像是一棵树的根，“史”是树株，“诗文”是树的花朵，“诸子”是果实。树株及花、果的精神营养都是由根给提供的，没有了根，整棵树就会枯干。为什么叫“经”呢？“经”本来指的是织布机上的纵线，织布时，纵线固定不动，纬线来回往复，这样才能织成布匹，因此“经”有经常、不变的意思。所以《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也。”这意思是说：“经”就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最高学说与理论。这样的学说与理论，对于人生自然是有指导意义的。因而“经”对人民或民族、国家来说，它就是人们要遵循的规则和理论。
　　刘：我们习惯上把经书称作“经典”。“典”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古文字中，“典”字的上半部分是个“册”字，代表的是竹简编成的书册。下面的部分“丌”代表的是几案。简册放在几案上，表示是大的简册，因为大，双手不好端着看，只能放在可搁物的平台上。大简册自然很重要，所以称作“经典”。
　　姚：在没有发明纸张的古代，文字是记录在竹简或木牍上的。当时竹简有大小不同的规格，大的二尺四寸长，每一简写24个或25个字。小的是八寸或六寸长。重要的文献就写在大竹简上，这是当时的大开本，像“经”就是写在长简上的。解释经的文字叫“传”，写在短简上，就是当时的小开本。《说文》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大册”自然就是大开本了。中国传统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也称“六艺”。后来《乐经》失传了，这就成了“五经”。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其它几部书都好说，《礼》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五经”中所收的到底是哪一部呢？宋元人编“四书五经”，收的是《礼记》，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礼记》很杂，成书时间也较晚，有些文章可能是汉代学者的，称经自然不够格。有人认为《礼经》应该指的是《仪礼》，也有人认为指《周礼》，章太炎先生则认为，“六经”并不是指六部书，而是指六类经书，“礼”就是关于礼的一类。这样，自然就没有什么取舍上的矛盾了。传说“六经”都是由孔子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则认为“经”这个名字，也是孔子定下的。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别人没有那么大的权威。孔子整理这些典籍，并用这些典籍教授学生，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经典文化体系与教育体系，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刘：关于这一点，我有个体会。我觉得孔子是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的人，他整理经书，绝不仅仅是为了整理几部古籍，或给学生找几本教材，而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才建立这个经典文化系统的。
　　姚：你说对了。“五经”承载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传承文化”。“五经”代表的是尧舜以来的华夏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到周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礼乐文明”这种高级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的核心价值是道德，核心精神则是和谐。在这种文明的支配下，使周代社会表现了一种盛世的气象。孔子曾赞叹周代的文明制度说：“郁郁乎文哉！”可是这个文化传统到了春秋时代，遇到了断裂的危机。这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华夏集团内部的，在统治集团中为了权力、为了享乐，相互争斗，因此导致了礼乐文明制度的破坏；另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周边的戎狄民族，不断对诸夏进行侵扰，大有以夷代夏之势。这两种力量，内外交加，使华夏民族经过千余年发展才形成的文明成果面临危机。如何使华夏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延续，这便是孔子面临的时代课题。而编定“五经”，建立经典文化体系，就是孔子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回应。“五经”是华夏传统文化的载体，只要“五经”存在，这个文化就会延续。
　　刘：确实是这样。“五经”经典文化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个体系的确立，对中国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大了。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文化能够延续不断的唯有中国，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这个经典文化系统。中华民族历尽劫难，然而没有在劫难中消亡，反更加壮大，就是因为有这个经典文化体系。无论是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还是满洲人，他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这就是前人所说的“能行中国之道者，则能为中国之主”。这里所说的“中国之道”，自然就是中国文化之道，在中国之道的实践中，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化便消失了，作为某些元素融入到了中国文化系统之中。像北魏，像元朝，像清朝，汉族政权虽然灭亡了，可是汉族却没有亡，反而在民族融合中更加强大了。靠什么融合的？就是靠经典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这个经典体系，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从这一点讲，孔子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功臣，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建立了这个经典文化体系，确保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前些天，我从网上和电视上看到有人发表高论说：中国文化的代表是姚明、章子怡，而且还说“姚明、章子怡比孔子伟大”。我想说这话的人一定有他的道理，但也敢肯定，他对中国文化、历史，对孔子太缺少了解了。
　　姚：在古人看来，“五经”是和孔子联系在一起的，“尊经”就必然“尊孔”。历代的统治者要想统治好中国这块土地，就需要“尊经”“尊孔”，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里，有历代王朝竖的碑。“文革”期间，造反派把庙里的碑都给砸了，可是有三通碑还立着，这三通是金、元、清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立的，他们立的碑又大又厚，砸不断，因而保存了下来。为什么他们要把纪念孔子的碑做得那么大、那么厚？要超过任何汉族政权所立的？显然他们是要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大力接受的姿态来，想通过这种举措得到汉族的认可，这也说明了经典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如果没有孔子，没有孔子建立的这个经典文化体系，中国民族的命运可能与古巴比伦、埃及是一样的。
　　刘：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文化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系统，它所承载的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理想追求。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就是靠“经”来构建起来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通过对经书的诠释，建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以解决社会出现的新问题，稳定社会的新秩序。经书的研究，启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汗牛充栋的经学著作，也构成了中国学术与文化的中心。
　　姚：虽说“经”是“恒久之至道”，但经书在历史中则是一个变数。《管子》里提到了“四经”，指的是《诗》《书》《礼》《乐》四部古籍。这四部古籍，在《左传》中也提到了。《荀子》反复提到的是《诗》《书》《礼》《乐》《春秋》五经，《庄子》中提到了六经，比《荀子》多一部《易经》。到汉代，《乐经》失传了，所以所立的只有五经博士。东汉提出了“七经”，五经之外增加了《孝经》《论语》。唐初提出了“九经”，这九经是在原来“五经”的基础上，把《礼》加成了三部，即《周礼》《仪礼》《礼记》所谓的“三礼”；《春秋》也加成了三部，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谓的“春秋三传”。唐后期开成二年(837年)又出现了“十二经”，即在“九经”上加了《论语》《孝经》《尔雅》。宋儒又在“十二经”上加了《孟子》，变成了“十三经”。“经书”越来越多，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经的内涵认识的发展。但“十三经”部头太大了，要想掌握确实有点难，特别是对初学的人，一听“十三经”的名字就给吓住了。到南宋，朱熹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于是删繁就简，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取了出来，与《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编成了“四书”。“四书”再与“五经”相配，便有了“四书五经”之名。在四库全书的分类中，“四书五经”都归到了经部，这也就变成了一个新“经典核心”。
　　刘：“经典”在数量上、组织上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经学的变化，所以宋以后研究“四书”的人就特别多。以前有人把“经学”认作是一个学术问题，认为大量地注释经典的文字，只是表明了学者们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已。
　　其实，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注释经典来体现的。像汉代人主张政治教化，在注释《诗经》时，便把每一篇都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在《诗经》的文本之外，生发出了许多人伦道德方面的大道理。宋朝人讲理学，便在《诗经》中寻找义理。因此一部经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它便具有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多重价值和意义。
　　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五经”，所谓“十三经”，其实把早期阐释经典的著作也算在内了。这“五经”就是中国古代人的治国大法、行为纲纪，是一切理论产生的根据。元朝有个叫王恽的人说过：“五经者，圣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系焉。”这代表了古代对五经的认识。中国的古人正是怀着这样的信仰来创造历史的。因此可以说，五经创造了一个民族，也创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刘：对于“五经”，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易》是天地间的大道，《书》是先王行事的记录，《诗》是道德精神支配下的情怀表达，《礼》是人的行为规则，《春秋》是人间是非的价值判断。这五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确立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
　　姚：这样概括当然可以。就具体的说，在“五经”中，最被古人看重的是《周易》，因为古人认为天下的道理，都藏在了六十四卦中，因此注释《周易》的书也最多。为什么叫“周易”，古代的解释很多，大多都是把问题看复杂了。其实很简单，“周”是周朝，“易”是“变易”的意思，就是《周易》中说的“生生之为易”。《周易》中有两个基本的概念，这就是阴阳，阴阳不断转化，相互生成，这就是“易”，即所谓“阴阳相易，转相生也”。《周易》最基础的是八卦。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卦分别象征着八类事物，即：乾为天，坤为地，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巽为风，震为雷。也可象征事物八种基本的性质，如乾象征刚健，坤象征柔顺，震象征活动，巽象征善入，坎象征险陷，离象征依附，艮象征静止，兑象征喜悦等，这基本上把所有的事物的性质都可以概括在内了。这是一个象征系统，它的象征可以说是无限的。如乾可以象征天，也可以象征父亲，还可以象征马、象征君、象征脑袋等等。就在这无限延伸的象征中，便把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容纳在其中了。《周易·系辞》说：《易》能“弥纶天地之道”，这天地之道它并不是用抽象的语言来阐明的，而是用形象来象征的。
　　刘：从古到今对《周易》性质的认识，都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算卦的书，一种认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义理之书。从义理的角度讲，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容易理解的。从算卦占卜角度说，好像就有了许多的神秘色彩，让人难以理解了。
　　姚：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古人占卜主要是“卜疑”。是在一件事情可左可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采取的一定决疑方法。如果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也就不必占卜了。像《左传》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在作战前，是打还是不打，往往要占卜，用这种方式来坚定信心。
　　刘：对《周易》，我曾经用过一段功，当时是觉得《周易》的思维方法以及理论，对我们思考问题很有帮助。我那本小书《泽畔悲吟》，就是在《周易》的影响下对屈原作出的研究。现在再次思考《周易》，感到《周易》的基本思想，可以说几句话概括，即：以修己治人为目的，以“阴阳”“则天”“通变”为理论，以“时中”为核心。不知是否恰当。
　　姚：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修己治人”的内容，《周易》确实很多。《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可以看到无论是“易经”的作者，还是“易传”的作者，都有一种大的胸怀和抱负，是站在天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传说“经”是文王作的，“传”是孔子作的，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章太炎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易经”因为太高深了，人们不好理解，因此开始只把它当作了占卜的书，不知道文王的深心在“修己治人”上。孔子的“易传”，使这一层意思彰显了出来，大大提高了《周易》的价值。在“易传”中，对于“阴阳”“变通”等思想阐发得非常清楚。可以看出，在《周易》的理论中，“阴阳”两个概念是最基础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事物构成的法则，这法则确立了宇宙与人类社会的秩序。圣人效法天地，遵循阴阳这一法则，构建起了人类社会的秩序，规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向。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便是逆天违道。顺天则昌，逆天则亡。由此也就确定了治世的法则。事物是变化的，“穷则变，变则通”，事物只有变通，才能存在；只有变通，才能发展。事物到了极点必然要生变，只有变化才能“趣时”，才能长久。由此也就确定了自然与人类社会变化以及王朝更替的合理性。但无论是阴阳构成，还是变化发展，都有一个应时处中、掌握平衡的问题。在《周易》中多次出现“中正”“时中”之类的词语，这强调的就是一个“中”的问题。“中”是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一个度，是分寸。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个火候，能把握时机、火候——即所谓“时”，掌握好分寸——即所谓“中”，便可以处理得当，少犯错误，清代学者翁方纲曾说：“今日读《易》，惟应玩辞以求圣人教人寡过之旨。”其原因都在这里。
　　刘：谈到《周易》，自然要联想到“阴阳鱼太极图”。这个图最早见于明朝赵撝谦的《六书本义》中，据赵说是青城山一位隐士那里来的，是从伏羲那里传下来的。这个图对于阴阳关系的说明确实非常妙。太极图半黑半白，白代表阳，黑代表阴。白的半边有黑点，黑的一边有白点。代表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与阳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地处于统一体中。因为不同，所以能互动；因为是相互制约的，所以能平衡、和谐；因为是和谐的，所以有极强的运动感。像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使人感受到了它的气韵与生命的律动。假如阴阳发生了冲撞、摩擦，马上就会失去和谐，影响到正常运转。如果双方背离，或一方为另一方所代替，运动便会停止，“太极体”便不复存在。这一图式凝定着先哲们对宇宙本质的认识和体会，也启迪着我们对问题的处理和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思考。人类社会、东方与西方，就像是太极图的阴阳两半，只有和谐相处，互动、互惠，人类才能和平，才能健康发展。任何一种想消灭对方的念头，都是不利于人类进步的。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有人绘的太极图，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像香港凤凰台的徽标——双凤构成的拟似太极图的图案，就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图原本名“天地自然河图”，是顺时针旋转的，这是古人观察自然现象抽象出的图案。在自然界，像植物的藤蔓，像水中的旋涡，还有人制造的螺丝，大都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我们人一般都用右手，如果用右手手指在空中画圈，很自然地也会是顺时针方向转。逆时针旋转的太极图，有背于自然规律，因此是错误的。
　　姚：与《周易》“言理”不同，《尚书》则是“言事”的。所谓“尚书”，就是“上古帝王之遗书”。“尚”字与“上”字相通。从性质来说，《尚书》是上古三代的政治档案，里面有政府会议记录，有讲话，有告示，有高层人物的谈话。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把这些东西都说成是剥削阶级的，认为是反映剥削阶级思想的，是统治者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这些材料真正的阅读对象是帝王，讲的就是帝王治国的方法和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尚书》确立了一个王道政治的典范，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们都是为天下百姓安宁做出巨大贡献的圣人。他们与常人不同的就是道德高尚，心怀天下百姓。在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尺度。比如文王，他常常要顾及到鳏寡贫弱老人的利益，为了替百姓操劳，往往是已经过中午了，还顾不上吃早饭。这样的帝王，怎么能不受民爱戴呢？这些圣王，他们爱民如子，自然百姓也把他们看作“父母”了。因此，尧死后，天下的百姓痛哭流涕，“如丧父母”。像后来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从思想根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尚书》。《尚书》中的有些记载，虽说是后来追忆的，有些是理想化的。但不管怎么，它为帝王树立了表率。并且它还说明了这样的道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是没有私心的，谁有德就扶持谁。怎么知道他有德无德呢？那就要看老百姓的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听老百姓的，老百姓拥戴的就是有德的人。一旦失德，就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失去上天的扶持，像夏桀、商纣那样，很快完蛋。
　　刘：有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这就是“道统”，“中国的道统”。由于西方价值观的入侵和掩盖，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特有的价值观。比如西方人谴责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这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要求中国的。而我们自己则辩解说：“我们有民主，我们有人权。”以此来回应西方的反对声音，却忘记了我们传统有更高于“民主”的政治形态，这就是《尚书》所开始的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这个道与《周易》的天道是完全一致的。以前许多人错误的认为，中国传统是“专制政治”，因此呼吁要用西方的“民主”代替中国的“专制”，“专制”成了对中国传统政治被彻底否定的理由。其实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中国古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专制，形式上是皇帝一人统治着整个国家，实际在皇帝之上还有一个大家要遵守的一种“权力“，这就是“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就是天道。能履行这个道，就是“有道明君”；失去了这个道，就是“无道昏君”。皇帝一旦失去了这个道，就可以人人得而诛之，这就叫“替天行道”，于是汤武革命被这个传统肯定了下来。这个“道”与“民主”的最大区别是，“道”重在“德”，是以和谐为旨归的；“民主”则重在“利”，是以物质利益为目标的。道的出发点是天下，民主的出发点是自己。民主表决一件事情，每一个参加表决者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这样众多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努力，必然会增强一个群体的实力。因此“民主”可增强集团——包括国家、民族的竞争力，但却无法消除国家、民族间因利益竞争而导致的冲突。中国之道虽不利于民族、国家物质竞争力的增强，但却有利于天下和平，因为它讲的不是集团的小利，而是天下的“大利”，而对全天下的人都有好处的莫过于“和平”，这和平只有在“中国之道”中才能获得。对现在的世界来说，还有什么比和平更重要的呢？西方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是西方人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就会像他们一样，与别国争夺利益，就会以强凌人。这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岂不知在历史上，强大的中国从不向别国索取利益，而是利用自己的强大保护弱小邻国，总是厚往薄来。明朝郑和下西洋，耗资巨大，而却不带有任何经济目的。南洋国家纷纷向朝廷进贡当地宝物，皇帝为表示皇家恩德施行赏赐作回礼，赏赐的物品价值却远远超过了所进贡的物品。最后成为国家一项重大的负担。朝廷无奈，只得对他们说皇帝开恩，免于朝贡。如果中国人像西方列强那样，失去道的制约而唯利是图，现在的世界地图无疑是要重绘了。民主自然有它的好处，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监督系统，毛泽东主席提出“民主集中制”，这则是将西方民主与中国之道结合的一种很好的方略。
　　姚：《尚书》第一篇就提出“协和万邦”，这就是唐尧的“治道”，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它不只是对中国，即使对全人类，都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在治国方面，是有一整套的方略的。就“民主”来说，作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补充系统，在周代就存在的。像《诗经》，可以说就是周代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在周代有“采诗”制度，每年在固定的时间内，有专门的人员到各地去采集歌谣，然后把采集来的歌谣集中上报到周王朝中央管理音乐的官员那里，经过乐师的整理，再把它献给天子。目的是通过这些歌声，来了解民情，观察政策的得失，从而及时纠正。另外还有“献诗”的制度,朝廷官员有些什么意见，可以用诗的形式奏给天子。在当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即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样就可做到下情上达，保证政治的开明状态。
　　刘：《周易》讲天道，《尚书》讲政道，这些都是理性的东西。《诗经》则是先民心灵的讴歌，是纯情感的东西。它反映的不只是个人的内心情感，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就是说，从歌声中可以反映出政治的盛衰变化来。太平治世，人的精神是愉快的，歌声也是平和、欢乐的；乱世人心中充满忧愤，歌声表现出的便是怨怒之气；到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人的精神都垮掉了，歌声表示出来的便是提不起精神的靡靡之音了。《诗经》中既有治世之音，也有衰世之音。在古人看来它反映了周王朝由盛到衰的政治变化，这对后世的为政者是有借鉴意义的。
　　姚：不过，把《诗经》作为一部周代兴衰史，这是后人的看法。诗在周代被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政治教化。《诗经》是一部乐歌集，音乐对人的教化、感召作用是很大的。所以《诗序》说诗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刘：这一点很重要。古人说《诗经》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又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以前我对“先王之泽”理解不深，现在明白了，“先王之泽”其实就是先王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判断。百姓由于受到了先王的道德与价值观的教育，尽管身遭衰世，有怨怒之情，而却明白是非，懂得廉耻，在言论与行为上，都能坚守礼义。这样，一部《诗经》便成了“王泽”的反映。王泽尽了，诗也就再不入选了。既然诗是先王道德价值观的反映，自然就有道德教育意义。再加上音乐的感召作用，这意义就更突出了。歌子可引导人心，这是我们现在也可以体会到的。“止乎礼义”这四个字太重要了。社会不能没有礼义。
　　姚：说到礼义，在古代对此有专门的记述，这就是“五经”中的《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这“礼仪之邦”的起点，就在周代。关于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有三部书，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三礼”。“礼”是什么呢？礼者履也，就是人所要履行的，其实就是人所要遵守的行为规则。礼给每个人都确定了相应的社会位置，大家都遵守，社会便有了秩序，不会出现混乱。所以《孝经》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周代关于礼的规定有很多，但都有序人伦的意义。像冠礼，它是成年礼，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给一名成年男子加一顶帽子，而在于“正容体”，端正形象，这是礼的开端，是与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的天下秩序相联系的。由这一意义引发，君子正冠，就不是小事了。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卫国内乱时，被人打歪了帽子。在生死之机，还要坚持“君子死，冠不免”的原则，最终“结缨而死”。像婚礼，这是礼的大本，因为“正君臣”是从“正夫妇”开始的。像乡间举行的乡饮酒礼，主要目的是在“明长幼之序”。像丧礼，是要人懂得报恩。
　　刘：很显然，礼是与治国安民联系在一起的。从表面上看，礼只是行为规则，而它的本质则是道德性的。从行为规则这一点讲，它和西方人所说的法有点像，但法只讲遵守，不讲是非，而礼是规矩，是讲是非的。违背了礼并没有刑具来制裁，只是缺了德，要受到社会和良心谴责的。所以古人说：“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的内在精神，在历史中不断流失，到春秋时只有形式部分残存了。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要复兴礼乐，但没有实现。
　　姚：孔子作《春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得兴礼乐的，因此在《春秋》中，他把礼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行为作着评断。可以说《春秋》是孔子以礼来评断的一部“近代史教材”，他在对礼义的坚持中，将是非褒贬蕴藏在了行文之中，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刘：这样看来，“五经”无论是《周易》还是《春秋》，都贯穿着一种道德精神，贯穿着治世理想。其中充溢着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和善性，看不到恶，看不到邪，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却波渔翁

谢谢w君补充！！！

wangmengyin

刘毓庆的著作仅读过其《中华文学五千年》的第一卷《古朴的文学》，觉其文气颇为雄健，其它的著述书店均未见到，有点可惜！
刘毓庆刘毓庆
[编辑本段]山西大学教授
　　山西省洪洞县人,1954年生，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院长。1981年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6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 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先秦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返回山西大学，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长期从事先秦文学、诗经学、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用力甚勤且成果卓著，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民族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主要社会兼职有：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等。著有《古朴的文学》（37万字）、《朦胧的文学》(35万字)、《泽畔悲吟──屈原：历史峡谷的永恒回响》（近10万）、《雅颂新考》(21万字)、《诗经图注》(国风)（约40万）、《诗经图注》(雅颂)（约50万）、《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约35万多字）、《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部分，与人合作，第一作者，110万）《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33万）、《汉字通用声素研究》（与人合著，第二作者，180万）等十余部学术专著。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民族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现为山西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社会兼职有：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等会理事等
　　个人专著：
　　名 称 字 数 出版社 第一作者 发表日期
　　1、《朦胧的文学》 北岳文艺出版社 独著 1991
　　2、《泽畔悲吟》—— 22 北岳文艺出版社 独著 1994
　　屈原历史峡谷中的永恒回响
　　3、《雅颂新考》 21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独著 1996
　　4、《古朴的文学》 37.5 北岳文艺出版社 独著 1998. 2
　　5、《诗经图注》 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著 2000. 8
　　6、《从经学到文学》 20 商务印刷馆 独著 2001. 6
　　7、《诗经百家别解考》 112 山西古籍出版社会性 独著 2001 12
　　8、《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 33 人民出版社 独著 2002 .4
　　9、《历代诗经著述考》 28 9 中华书局 独著 2002.5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10、《汉字通用声素研究》 合著 2001.12
　　11、河汾新论 山西古籍出版社 主编 2003.6
　　论 文
　　2000年发表论文：
　　1、戴君恩的“格法”说与《读风臆评》 中国典籍与文化 独著 2000年2期
　　2、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 独著 2000年3期
　　3、《诗经胡传》略论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独著 2000年3期
　　4、何楷的《诗》学贡献 晋阳学刊 独著 2000年2期
　　5、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山西大学学报 独著 2000年1期
　　2001年发表论文：
　　1、论徐启光《诗》学略论 北方论丛（核心期刊） 独著 2001年2期
　　2、《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 文艺研究（一B） 独著 2001年3期
　　3、锺惺《诗》学略论 山西大学学报（一B） 独著 2001年5期4、从朱熹到徐常吉
　　——《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 西北师大学报 独著 2001年2期
　　2002年发表论文：
　　1、“窈窕”考 中国语文（一A） 独著 2002年2期
　　2、二十世纪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利用 文学评论（一A） 独著 2002年2期
　　3、论汉赋对文学自学进程的意义 中州学刊（核心期刊）独著 2002年3期
　　4、从河洲雎鸠到银河鹊桥 文艺研究 （一A） 独著 2002年3期
　　5、《山鬼》考 山西大学学报 独著 2002年4期
　　6、从经学到文学
　　——论明代“《诗经》学”的历史贡献 文学遗产 独著 2002年5期
　　2003年发表论文：
　　1、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
　　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 民族文学研究 独著 2003年1期
　　2、古代文学的第三重世界 文学评论 独著 2003年3期
　　3、“小姐”考 中国语文 独著 2003年5期
　　4、季本、丰坊与明代《诗》学 中国文学研究 独著 2003年3期
　　5、西周春秋间《诗》之文化角色的变迁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独著 2003年4期
　　2004年发表论文：
　　1、春秋会盟燕享与诗礼风流 晋阳学刊 独著 2004年2期
　　2、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雎鸠喻意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独著 2004年2期
　　3、《诗经》地理生态背景之考察 南京师大学报 独著 2004年2期
　　4、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独著 2004年第4期
　　5、春秋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春秋十家诗学评说 山西师大学报 合著 2004年4期 （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2期）
　　2005年发表论文：
　　1、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文史哲 合著 2005年1期
　　（被《新华文摘》摘引）
　　2、追寻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姚奠中先生访谈录 文艺研究 独著 2005年8期
　　3、《诗经》结集历程之研究 文艺研究 独著 2005年5期
　　4、战国纷乱与《诗经》传本的歧出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合著 2005年3期
　　5、由人学到天学的《诗》学诠释 文学评论 独著 2005年6期
　　获 奖 证 书
　　《从经学到文学》
　　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年6月
　　中国诗经学会第一届诗经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3年8月
　　《诗经图注》
　　第三届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年6月
　　《雅颂新考》
　　山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0年3月
　　《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的考察》
　　山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优秀奖 2000年1月
　　《古朴的文学》
　　第二届山西省古典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1年10月
　　第三届优秀”晋版图书”评奖中荣获优秀图书编辑二等奖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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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文学》刘毓庆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出版，大３２开，４９１页，３５７千字。
　　本书是《中华文学五千年》的第二卷，旨在论述两汉文学的发展。作者认为两汉是一个文化复古的时代，“‘古’是无意识的存在，而‘复古’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在文学的复古中，蕴含着追求理想模式的因素”和朦胧的文学意识。因此命名为《朦胧的文学》。书中将此期文学横向切成四块，分别论述了辞赋、论理散文、史传散文、诗歌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但并不注重表层内容或艺术的介绍分析，而是重在文学的历史变化和所反映的民族心灵的运动。如在论述辞赋发展的过程中，提示了汉代士大夫的心态变化；论述论理散文的发展，提示了汉人的思考及其对于铸塑民族性格的意义；论述诗歌的发展，提示了其所反映的民族生活、心理、观念的变化。在体例上与《古朴的文学》相同（“中华文学五千年”第一卷），可参见此书。
　　目次：
　　导论。
　　辞赋的嬗艳：一、汉赋的兴起（汉赋的特质，渊源与成因，勃兴的机缘）
　　二、司马相如与赋模式之建造（相如与赋之全盛，铺陈模式，颂德模式，讽谏模式，
咏物模式）
　　三、汉赋的模拟与发展（模拟之风的兴起，模拟中发展，新的生机─
─小赋）
　　四、赋的转化与流变（张衡与赋的转化，小赋的兴盛，使命的完成，赋的流变）
　　五、骚赋意识的演变（天才的预感，悲剧意识期，怀旧意识期，隐逸意识期）
　　六、辞赋的旁衍（“七发”之流，没论之流，连珠及颂之流，赋家的文学散文）。
　　“子”“史”散文的重演（上）：
　　一、子学的复活与政论的发达（诸子复活的特征，政论家的崛起，政论文的发展，论说的赋化，政论的端向）
　　二、百家定尊与哲论的复兴（道家的哲论，淮南的哲论，荀门的哲论，董生的哲论）
　　三、神学统治与文风的柔化（萎缩与病变，散文的修养，超越时代──《盐铁论》
　　四、经学内讧与散文的生机（左学与理性，从含蓄到典丽）
　　五、清议与散文的精神分裂（政论的回光，散文的趋向，书信的发达）。
　　“子”“史”散文的重演（下）：
　　一、从经传杂史到传记文学（经传这一瞥传记的氵鉴觞，《史记》的诞生）
　　二、《史记》人物传记的光采（无韵之《离骚》，宏伟的画卷，伟大与丑陋，
形象表现之奇，艺术讽刺之奇）
　　三、史传文学的分裂和消亡（走向纯史学，走向小说领地）。
　　“诗经”的复兴：一、乐府诗的发展与净化（旧诗式的重演，诗式的解放，净化与发展），二、诗体创新与诗歌的进展（四言的衰老，五言的形成，七言的源起，诗歌的进展）。
　　余论。附表：中外文学发展史对照表（公元前２０４─ 公元１９２）。

却波渔翁

开启国学之门的管钥：小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
2009年06月08日12:38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6-08 00:57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

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由文字的形、音、义，便产生了“音韵学”；由文字古今辞义的变化，产生了“训诂学”。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编 者
　　刘：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单位去讲国学。内容是他们定的，可见这单位的领导对国学是很有兴趣的。可是主持人在开场白中介绍国学说：“现在兴起了国学热。大家都知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是以前小学生的读物，这些就是我们的国学。”这个介绍让我吃了一惊。我想这位主持人的认识可能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认识，他们把《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小学生读物当作是国学的代表，虽说是对国学缺乏了解，但也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的启蒙读物在道德精神与知识谱系上的充分肯定。
　　姚：这些读物是古代小孩子识字学习的，也可以姑且称作是“小学”嘛。不过我们所说的“国学以小学为基础”，小学可不是指这些东西，而是指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言文字学”，因为这是古代小学生学习的东西，所以叫“小学”。据古书记载，古代小孩子是八岁上学的，上学后首先学习识字、算数、待人接物的礼节以及洒水、扫地之类的劳动技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识字。因为入学主要是读书，而读书必先识字，识字最好的办法是知道字的来龙去脉，这样便于懂，也便于记。所以《汉书·艺文志》提到了古代小孩子学习“六书”的事。所谓“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古人认为这是上古造字所依据的原则。
　　刘：但这一点现在人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些东西，在现在是专家们才懂得的，为什么古代小孩子就要学习呢？他们能懂吗？人们不明白这是因为古今语言变化造成的隔阂。就拿《尚书》来说，这不过是古代的一些政治报告、告示之类的东西，它只能是当时的大白话，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能看懂的。可是在今天读来，却是那样艰涩。
　　姚：正是由于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化，才出现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这样的学问。古代在《四库全书总目》之类的目录学著作中，都把“小学”附在了“经部”后面，就是因为它是读经书的一个基础。要想读懂几千年前的经书，就要学习小学方面的知识，否则就无法入门。其实有些问题说破了很简单，比如读白话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就感到别扭。但如果知道了这些不过是古人说话的一种习惯，就和今天的“啊吗呢吧”之类差不多，只不过是些话助词而已，没有实在意义，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刘：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不识字就不能读懂文献。但文字是由形、音、义三个元素组成的，从字形上讲，古今字形在变化，为了解这种变化，更准确地认识文字，这便产生了“文字学”；从读音上讲，古今语音是有变化的，为了解语音变化所引起的语言词汇的变化，便产生了“音韵学”；从字义上讲，古今辞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用现代的词义去理解古书，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误会，于是便产生了“训诂学”。但是经过了“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学问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被删除了。可是要知道，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姚：你说得很对，“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像清代以前的书，除了一些白话小说和通俗读物外，没有一点小学的基础很难真正读懂。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在给钟正懋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过：“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基。”《说文》是最早的文字学著作，《尔雅》是最早的训诂学著作。在小学中，这两门学问最重要，而文字学尤为重要。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这功劳第一就应该归于汉字。汉字有象形的特点，它不像西方文字那样是表音的，除了音就没有了意义。像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他们虽同属于印欧语系，却因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也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中国，因为有汉字，这却不成问题了。尽管因为方言的原因，广州人说话北京人听不懂，上海人说话四川人像听外语。孟子当时就因为听不懂南方人说什么，就说他们是南蛮之人。可是这并阻挡不住南北文化的交流。像屈原是楚国人，说的一定是楚国方言，要他用他的家乡的音读《离骚》，恐怕像孟子那样的大学者也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但只要写出来，大家一看就都清楚了，因为汉字的意义不只是在读音中，还储存在形象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都会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通过汉字“书同文”的文化整合，才保证了民族的完整性。汉字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的大中华。
　　刘：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中期，有人提出中国文字要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当时在语言学界，有人还提出了汉字的拼音化方案。人们之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最主要的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认为汉字书写不方便，学习起来太困难。如果用拼音文字，只要学会56个字母，就能写成文章，这样就可以速成。可是要知道，常用汉字7000多个，读音只有四百来个，平均每个读音就有十七八个字义。比如一个“施”字，它的同音字就有80多个。假如汉字消灭了，要用一个“shi”的音，表达出这80多个不同的意思来，谈何容易！而且各地方言又如此复杂，要想全国用统一的拼音文字，首先就得消灭方言，这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更何况还有中国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存在，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姚：那样的话，只能是割断历史了。汉字所记载的文化典籍，无论是从历史的久远性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上说，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据有人统计，仅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就有36300册，全书的页数多达230万，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这还只是中国全部文化典籍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国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5000年文明、智慧的结晶。这些东西虽说对于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用处，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看不到有多大意义来，但它却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要想得到快乐和幸福，物质只是一个条件，更多的则在精神方面。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有记忆的，有历史的。一个丧失了记忆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生理上，都必然是不健全的。一个丧失了历史记忆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是空虚的，他们的文化也必然是低俗的，他们的人生境界也必然不会高，只能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伴随着因精神失落而带来的痛苦无目标地生存。
　　刘：当然也有些民族中途改变文字的，如朝鲜、越南，原先都是用汉字的，后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朝鲜语或越语，可用的是汉字，汉字无法准确地记录他们的语言，因此创造了能够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姚：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许多都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像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格律诗、回文诗、辞赋、词曲、对联、书法艺术等等，如果没有了汉字，这些都不会存在。
　　刘：就这一方面说起来，汉字真是其妙无穷的。我从清代人的笔记中看到了一条字谜，谜面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谜底是一个“日”字。“萧萧下”指的“陈”，南朝宋、齐、梁、陈，齐、梁都姓萧，二萧下来是“陈”，繁体作“陳”，“陳”去掉“阝”旁(即所谓“无边”)则为“東”，“東”去“木”(即所谓“落木”)则为“日”。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是绝对猜不出谜底的。像对联艺术，也非常能体现汉字象形独立的优势来。传说乾隆皇帝乔装改扮，与大臣张玉书在酒楼饮酒。席间，他乘着酒兴指着一姓倪的歌姬出上联说：“妙人兒（儿）倪氏少女。”最后两个字“少女”合起来就是第一个字“妙”；“人兒”合起来正好是“倪”字。未等张玉书想出来，歌姬随口答说：“大言者诸（諸）葛一人。”“一人”合起来是“大”字，“言者”合起来是“諸”字。像如此高深的谜语，如此精妙的对联，如此幽默的艺术，恐怕只有在汉字中才能找到。这种艺术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趣。
　　姚：在抗战期间，我在安徵柏蒲办国学讲习会时，当时给学生们讲《说文》，讲到了“冘”字和“霍”字。“冘”由“冂”和“儿”两部分组成，“儿”代表人，“冂”代表远处的郊野，这个字的意思是人在野外行走的样子。“霍”由“雨”“隹”两部分组成，“隹”代表鸟，意思是鸟急飞发出的声音。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话：“野阔冘冘人影缓，林深霍霍鸟飞轻。”把我讲的文字学的知识融到了诗中，感到很有味，也含蓄。汉字创造了中国文化，因此打开中国的大门，也少不了“小学”这把钥匙。像刚才举的学生的诗，如果没有文字学的知识，便理解不深、不透。
　　刘：可以说，汉字中藏着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中都有一个故事。我在国学大讲堂讲小学时，曾举过取、娶、耻、婚等字的例子。“取”字，在现代汉语中是获得、取得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要写作“耳”字边“又”呢？“又”代表右手。在上古时代，人们狩猎或作战时，要把捕获到的野兽或战俘的左耳割下来，以割取耳朵的多少来计功。因此“取”有捕获的意思。从这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古代战争的习俗。农村中大人有时用割耳朵吓唬孩子，显然就是这一习俗在语言上的残存，因为割去耳朵，就意味着做了俘虏，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所以“耻”字半边有“耳”。从前体罚学生，也常采取揪耳朵的办法，在孩子们游戏中也有时用揪耳朵的方式羞辱对方。汉字中有个“聑”字，这就是“妥帖”之“帖”的本字，《说文》说：“聑，安也。”为什么能解释成安呢？因为战争结束，两只耳朵还好端端地长在头上，得以全身而归，表示安然无恙，没有被羞辱。这个意思也是由割左耳朵的战争习俗衍生来的。“取”由捕获的意思，引伸出了获得、收取的意思。“娶妇”原来写作“取妇”，后来因妇是女性，才加“女”字写作了“娶”。但为什么字从“取”呢？从取的“捕获”意义中不难发现，“取妇”与古代抢婚习俗是有关系的，是用暴力来取得妇女的。在《周易》爻辞中就有“匪寇，昏媾”的记载，意思是说：以为遇到了盗寇，结果不是，原来是为婚媾而来的。抢婚往往是在黄昏后视线模糊、认不清对方面孔时进行的，所以称作“昏媾”。由黄昏时抢婚演变为黄昏时举行婚礼，所以叫作“结婚”。“婚”加“女”旁，是为了表示所娶的是女性。我给他们这样讲，发现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了一些普普通通的汉字中所藏着的秘密。可以说每一个汉字中都藏着一份秘密，藏着一个充满趣味的世界。
　　姚：关于汉字，古人有“六书”的理论，其实这是后人对汉字的理论归纳。在这“六书”中，最重要的是象形、形声、会意三种，一般人都看重象形字和会意字，因为这两类字，最容易从形象中把握住它的意思，认为汉字的奥秘就藏在这两类字中。其实最值得研究的是形声字，形声字中的奥秘最多。你前面举到的“娶”“婚”就都是形声字，而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形符上，而在声符上。宋朝有个学者叫王子韶，他提出了“右文说”，谈的就是形声字的声符问题。因为汉字中形声字的偏旁多在文字的左边，声符多在文字的右边，所以称“右文”。他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左边的偏旁部首，只是文字的一个分类，如水部字，“水”都在左边，只是表示与水有关。在右的声符不只是读音，也兼存着字的意义，如“戋”，是小的意思，由“戋”得声的字，便多有小的意思在内。像“浅”，表示水小；“钱”，表示小的金属；“贱”，表示贝小，贝大为贵，小自然就贱了。也就是说，声符是有义的。清代段玉裁也曾提出过“声与义同源”说，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往往声符相同的字，会形成一个意义相似的族群，如“乔”有高的意思，加木为“桥”，指高架于水上的桥梁；加马为“骄”，马高六尺为骄(“骄傲”即自高自大为骄，瞧不起别人为傲)；加人则为“侨”，踩高跷的人为侨人；加车为“轿”，指人高扛于肩上面行的车舆。像“包”字，本意是像未成形的胎儿在娘胎中的形状，引伸有了包裹、鼓起的意思。加艹则为“苞”，指花未开放包裹着的花朵；加衣则为“袍”，指古代包裹在人体外的长衣服；加手则为“抱”，指用手臂抱物于怀，如包裹之状；加水旁则为“泡”，指水中鼓气的水泡；加食旁则为“饱”，吃足了食，肚子鼓起，故叫饱；加肉则为“胞”，指包裹胎儿的胎衣。形声字的数量在汉字中占得比重最大。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一方面的理论，确实等于把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汉字中很多意义之门，都能打开了。　刘：不仅是汉字，在汉语词汇中也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每一个语言细胞中都可以看到。比如“胡乱”这个词，《红楼梦》中说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案”。为什么叫“胡乱”？如果从这两个汉字的本意上看，是很难发现它与现在所谓的任意、没有道理、随便之类意思有何联系的。但如果深入一步，便发现它与胡人有关。据明朝吕毖的《事物初略》说，五胡乱华时，汉族人为了逃避兵灾，凡事都不能认真办，都说“胡乱且罢”，于是胡乱便成了草率办事的代名词了。其实“胡”字系列的词，大都与胡人有关。杜甫《往在》诗说：“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胡人进了西京，到处放火，整个天空一片火光，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胡人入中原，行为暴横，在汉族人看来他们是不讲道理、没有章法的，于是出现了胡来、胡说、胡话、胡扯、胡混、胡作非为、胡思乱想等之类的词。在北方一些农村称男人为“汉家”，比如说“你的汉家”“我的汉家”，又叫男人作“汉子”“男子汉”，显然这种称呼也是来自胡人的。在汉语词汇中，像“胡”“夷”“戎”“蛮”等，一方面指的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另一方面都有“大”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到一段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如果没有小学方面的知识，这些词都是平面的，空荡荡的，而一旦把握了它们的真实含义，这个世界就马上便成立体的、鲜活的了。
　　姚：这类例子很多。比如我们现在常说“受业”“毕业”“肄业”“学业”。为什么叫“受业”？“业”是什么意思？章太炎先生有个解释：业是古代师徒讲习用作誊写的木版。《尔雅》说：“大版谓之业。”《管子》说：“修业不息版。”修业就是修习版上所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