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医学人文：精神还是技能”讨论

却波渔翁

“医学人文：精神还是技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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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脑更要用心
　　读完张大庆教授《医学人文：精神还是技能》一文，我立即想起了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说过的一句话：“行医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这项使命要求于你们的，是用心要如同用脑。”精神还是技能？100多年前，大师就已经给出了答案。今年7月12日，适逢威廉·奥斯勒诞辰160周年。重温这充满职业洞察的话语，你会发现大师的智慧穿越了时空：他的领悟对当代医学职业生活依然大有裨益。
　　与医者所掌握的专业技术一样，沟通技能的确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好比“用脑”的那部分。善于用脑，固然能成就一个高水平的、精明强干的、能避免犯规的，甚至还能实现个人和医院利益最大化的“聪明”医生。然而，一味强调“用脑”，正如张大庆教授所言，就会偏离“让医生更加关注患者”的医学人文方向。
　　医学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了最初的辛勤探索，然后才成为科学。古今中外的医学大家，常常在其职业生涯的感悟中谈到“用心”：“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孙思邈）；“神仙手眼，菩萨心肠”（章次公）；“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吴孟超）……既用脑，又用心；有时，“用心”之处要甚于“用脑”。这样的医生，才是今天的患者和社会真正需要的。我认为，在行医过程中是不是“用心”，是检验一位医生人文素养的试金石。
　　那么，该如何理解“用心”二字？医学泰斗吴孟超这样解释：“既然做了医生，就要关心病人，同情病人，一心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医生分内的事。”话虽朴实，却道出了一个真理：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才是医生安身立命之本。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王  蓓

　　精神才是目的
　　为了让医疗过程更加顺畅，我认为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同时还应该关注医患之间的沟通，尽量消除交流障碍，让病人成为医生的好伙伴。
　　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说：“医生有两样东西能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1989年3月在《福冈宣言》中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技能。”所以说，沟通也是一门艺术。作为医生，我们更应该懂得患者求医的心理以及如何安抚他们，因为这些技能关系到能否收集到准确的病史资料、能否了解到病人真实的想法，甚至关系到病人是否遵从医嘱、是否配合诊断和治疗。
　　在临床，成熟而老练的医生往往有一套与病人交流的技巧。一位老医生曾教导我，与患者沟通时，应注意以下细节：本着平等、尊重的原则，千万不可居高临下，尽量使用普通话，音量不高也不低，态度不卑也不亢；避免使用医学术语，不讲刺激挖苦的话，对病人的关心、鼓励更能使双方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倾听病人主诉时，千万不可随意插话，而应双目注视着病人，一边听一边点头……这些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我来说用处很大，不仅让我的诊治更有针对性，也让患者对整个医疗过程比较满意。
　　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医生，应该是一位对病人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人文功底深厚的医生。然而，医生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能培训是手段，精神境界提升是目的。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陈民生

网络编辑：  来源： 健康报 发布日期：200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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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重在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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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有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初入医院之门的年轻人，个个都想好好干，当个好医生。最开始，年轻医生的积极性、工作热情等都比较接近，到后来差距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大家都很认同，即医院或科室（学科团队）环境的影响。
　　读《医学名家从医感悟》、《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等书，看央视科教频道“大家”、“人物”等专栏，那些名老医学大家，早年有谁受过专门的医学人文教育？还不都是凭着认真工作、勤奋努力和环境熏陶而终于臻达医者崇高的境界。
　　张大庆教授认为，“熏陶比上课更有潜移默化的效果”。这方面有两个事例值得一提。一是以胡大一教授为首的心血管内科专家团队，近几年来非常注重培养各医院的心血管学科带头人，要求他们高举“公益、规范、预防、创新”四面旗帜，呼吁医学“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三基三严”，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去引领社会变革，引领医学领域的第二次创业时代。此举重在培养学科带头人，让他们去影响、教育和熏染下一代医生。二是山东大学曹永福副教授等人在专项课题研究中指出，由于医院工作繁忙，很难开展系统的医学人文课程。在他们提出的四项举措中，其中就有“隐性课程”这一主张，实质上就是大力营造医院文化氛围，处处体现人文思想，使医生们在良好的人文氛围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潜移默化地接受医学人文教育，提高人文执业能力。
　　熏陶也是一种特殊的培养，有其时空性和规律性，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多宽容、多引导、多鼓励、少指责，德才兼备的好医生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四川省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冯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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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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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叫医生呢？就是因为我们想方设法要把病人医活。但是，医生不是神。医学是个高风险的事情，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事情。不是说你把钱堆上去，病一定就能治好，人一定就能救活。
　　——针对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医患纠纷事件，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表示，希望公众能深入了解医学的局限性。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8月03日 06:34pm 时添加 -=-=-=-=-
让职业精神相伴从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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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和病人不是单纯的医患关系，病人对医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顾  晋
　　美国每年都要评“best doctor”（最佳医生），其中职业精神方面的要求非常重要，有些人甚至把职业精神视为“好医生”的代名词。美国的毕业后教育机构已把职业精神列为毕业后教育的重要内容，加拿大皇家内外科学院等机构也将职业精神确定为“核心竞争力”融入医学院和住院医师的培训中。
　　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尊重病人。多年前，一位眼科医生未经同意从尸体上取下角膜移植给了一位病人。在后来因此事引发的激烈争论中，很多人同情医生，因为他没有拿角膜去谋利，而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为了让病人重见光明。但是，这位医生确实没有遵照伦理原则行事，漠视了医生职业精神中尊重病人的原则。
　　15年前，我还在法国学习。一天要下班了，主治医生让我先别走，说是一会儿还有一个手术。接着，护士推进来一位病人，特别虚弱。我认为他已经不能做手术了，否则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主治医生告诉我，他不是来做手术的，而是来捐器官的。当时，病人及其家属让我非常感动。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时候把器官取走是一件很残忍的事，而他的家人却一直把他送到了手术室。主治医生让我一起参与手术，我当时接受不了：“这不等同于杀人吗？”主治医生说：“不，我们是在救另一些人。”我当时想，这种情况在法国是不是很偶然？但没过几天，科里又让我出去取器官。半个多小时后，我们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出车祸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标牌，上面写着“一旦出意外，我愿意把我的器官捐献出来”。
　　这些事让我明白了裘法祖院士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医生要感谢病人。”医生和病人不是单纯的医患关系，病人对医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有时，我们会在病房看到这样的情景：医生敞着白大衣，嘴里叼根烟，气势汹汹地对病人说：“你，出来。”病人则回答：“大夫，犯人还有个号呢，你得叫我一声。”医患之间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还谈何信任？实际上，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医生能不能得到病人的信任呢？能，只要我们用真心对待病人。
　　当然，利益的驱使、社会的浮躁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医生也是人。有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说：“在上手术台之前，我理了个发，结果发现好点的理发店要价70元，我做一台手术都挣不来这些钱。医改方案说要提高医生的劳动服务价格，我很担心老百姓能不能认可。我现在看专家门诊收费14元，而北京百鸟园看鸟的门票价格是24元。老太太领孙子看鸟一点都不犹豫，但看我的门诊嫌贵。”
　　在我看来，医生的职业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业务能力。医生必须终生学习，并有责任不断更新保证医疗质量所必需的医学知识、临床技巧和团队精神。二是对患者诚实。医生要保证在患者同意治疗之前以及治疗之后将病情完整而诚实地告诉患者，因为病人有权对自己的治疗做出决定。这一点医生做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临床病情千变万化，而病人的性格、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千差万别，医生有可能得不到病人的理解。比如在治疗直肠癌时，术前的放化疗就可能引起并发症，其中瘘的发生率是10%。如果病人有了并发症，我们该怎么和他沟通？在手术前，我们必须诚实地告诉病人瘘的发生率，并向他详细解释症状、后果和补救措施。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实事求是地告诉病人真相，而不是回避问题，更不能出了问题捂着不说。这样做将严重危害患者乃至社会对医生的信任。三是为患者保密。四是不断提高医疗质量。五是通过解决利益冲突来维护信任。六是维护医疗公平。
　　此外，职业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奉献。裘法祖院士曾说：“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一个好的医生就应该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把病人当做自己的亲人。”“做医生难，做好医生很难，永远做好医生就更难。” 裘老虽然不在了，但他代表了中国医生的境界。
　　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韦加宁医生，是手外科领域非常优秀的医生，后来得了胃癌。有一次，我给他会诊。他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但他很乐观，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他的手术病例画下来。即使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完成他的专业论著，吹着口哨写完他最后的著作。
　　生命是最珍贵的，医生应该对生命怀有敬畏，不能轻言放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教授  刘占兵
　　古罗马一位哲学家说：“一个人可以是好医生，也可以是好的统治者，但丢掉了美德，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行医如做人，只有先做好人，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做医生首先要有良心。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参加抗震救灾已是一年前的事了，但还是有些东西我无法忘怀，这就是我对良心的另一种理解。当时，我在灾区抬担架。回来后，有人问我在灾区都干了些什么，我如实相告。对方听说后表示十分惊讶：“一个教授去干民工做的事，太屈才了。”我不这么认为。在灾难面前，我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干力所能及的事，就足够了。
　　其次要善良。如果有病人在我值班的时候不幸去世，我一般都会帮助家属处理尸体：拔掉输液管、擦干净身体、清洁好器官，同时安慰家属，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尽力了。对于这些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这个高年资的医生会主动去做，虽说是出于对病人的尊重，却也换来了病人的理解。当医生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受到过病人的投诉。
　　再次，要尊重自己的尊严，也要尊重别人的尊严。作为医生，我们通过有限的医术帮助病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
　　最后，好医生还要有责任心。
　　生命是最珍贵的。临床医生应该对生命怀有敬畏，不能轻言放弃。我曾经治疗过一位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病人，病人病情严重。手术几小时后，病人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我们找到家属，告诉他们有必要把病人送到重症监护室。然而，由于经济困难，家属表示放弃治疗。考虑到救回病人一命的希望渺茫，有的医生也打起了退堂鼓。但我顶住了压力，反反复复找家属谈，告诉他们病人患的是良性疾病，完全可以治愈。终于，家属同意将病人送进重症监护室，病人最后也得救了。
　　医生的责任心与技术水平息息相关。有位肠梗阻病人住院后，医生检查发现导致肠梗阻的原因不是肿瘤，而是大便。手术时，医生发现没有器质性梗阻，就切了个口把大便取了。但是，病人手术后肠梗阻并没有好转，医生见状继续手术：怀疑梗阻是先天性巨结肠导致的，把结肠切掉一部分，做了个吻合。因为第二次手术时间距第一次很近，病人一般情况很差，已经不适合做第二次吻合手术，应该做个肠窦瘘，以后再设法彻底解决。然而，医生没有这样做。很快，病人的肠子出问题了，只能静脉滴注营养。
　　美国《读者文摘》做过一项调查，题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在调查出来的3项答案里，第一项就是“经过千辛万苦将肿瘤切除的外科医生”。我觉得，做一名外科医生很荣幸，因为我有机会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本报记者杨秋兰  韩  璐
　　通讯员  刘  晨整理

网络编辑：  来源： 健康报 发布日期：2009-07-17

萧铁

道(人文/道德/理论/专业精神)和器(技术/设备/规章制度)是个统一体, 一直以来, 大家都喜欢分主次, 但问题是主和次并不是个常数, 不应泛泛而论. 学术界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没了羞耻心, 其他一切问题都成了次要. 当校长/院士被人揭穿做假竟还可以死赖, 什么医学人文精神的宏论听起来就特别刺耳.

自然奥妙

精神关键是体现尊能用能,技术关键是体现实事求是!

仁海中西医

应该给政府官员上这样的课吧？在广大的人群当中，医生的思想无论到哪个时代，也是中、上等的，因为这是受职业道德所制约的群体。现在医患关系恶劣的原因，主要方面在医生们身上？

自然奥妙

说非点可怕,不如说官员怕死;因为非点,本人专程到北京看了看,北京人带口罩的几乎是官员,公园里老人们唱歌打拳,自在地生存...人不外乎四肢头脑带胸怀,但人分好人坏人...

却波渔翁

医学人文不是“后视镜”，理应烛照前方的路，直面严峻的现实命题，作出与技术探索等量齐观的精神开掘。我们希望更多的临床医学家以“非技术思路”来参与医学人文的建构，使得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都成为塑造公共健康意识、引导公众理解医学的社会教育活动。
甲型H1N1流感的医学人文思考
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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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与瘟疫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博弈的关系。CFP供图


　　SARS疫情：从公共卫生事件到“社会文化心理事件”，从健康事件到“精神事件”
　　毫无疑问，医学人文必须直面重大疫情。因为医学不能仅仅扮演技术导师的角色，还应该表现出多元关怀。疫情袭来，“我”（个体）的疾病变成了“我们”（群体）的疾病，疾病的社会化特征凸显，带来了热切的社会关注，以及强烈的心理震撼。譬如，在6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中，一方面广大医务人员瞬间动员起来，舍身赴难，冒死迎击病毒；另一方面，对医学人文的精神叩问和价值开掘，将这场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社会文化心理事件”， 将健康事件转变成“精神事件”，给全社会带来了关于全球化以及关于生命、死亡、奉献等多方面的深层思考，并让人们意识到——
　　一、全球化不只限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作为一种代偿，我们还会面对疾病传播的全球化。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必须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遏制疾病的全球化。
　　二、SARS的高病死率引发公众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敏感，带来“生死无常”的叹谓，激发了人们“向死而生”、“珍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哲学思考和价值升华。
　　三、动物病源即对果子狸的追索，增进了人们敬畏自然的生态主义意识。
　　四、高标准与高组织性的防控工作，以及高密度的卫生宣教，增进了公众不良卫生习惯（如随地吐痰）的转变，推动了社会的健康文明。
　　五、北京地坛医院收治了176位病人，其中40%是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的高感染率与高病死率彰显了医学“技术救助”与“道德救赎”的双重价值。
　　六、危害的不确定性是社会恐慌的根源。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SARS疫情历时8个月，总感染人数为8096人，死亡774人，病死率为9.6％。同一时期，中国的交通肇事死亡人数为11万~12万。无论是患病人数，还是死亡人数，绝对值并不大，但引发的社会恐慌却很强烈，原因是人们发现SARS病毒的危害强度、减毒速率与传播规律、疫苗研制周期等方面存在不可确定性。他们能够联想到，最坏的局面就是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死亡人数以千万计。只是，毕竟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陷于“历史常常重演”与“历史无法重演” 的悖论之中。因此，基于科学、技术、历史、社会多因素协同的预测与预警机制是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的重要手段。
　　甲型H1N1流感：不仅要亲临现场，作近距离的考察；还要离开现场，作远距离的思考       时隔6年，又一场伴随着“精神恐惧”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向我们袭来。对此，医学人文能否提供新的精神烛照？尤其是对未来的防控之路，医学人文有何启悟？这是医学人文面临的又一场大考。我们不仅要亲临现场，作近距离的考察；还要离开现场，作远距离的思考。很显然，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危害比人们预料和WHO预警的程度要低，人们普遍有“不过如此”的侥幸心理。后续的第二波疫情还没有形成威胁，那我们绷紧的神经就可以松懈了吗？
　　流感病毒危害的不确定性
　　检视传染病发病史，细菌与病毒都有一个毒力依次递减的趋势（有人称之为“驯化”机制）。为什么呢？客体方面，按照美国病理学家刘易斯的观点，病毒不是天生想来捣乱，只因为它是一个顽童，在复制过程中渴求创新，一不小心就变出新面貌来，而一旦它发现自己在危害人类，就一个跟头翻回来了。主体方面，就是人类的免疫适应能力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只眷顾一个侧面，而忽视了病毒“增毒”的趋势。目前，人们对于第二波疫情的担忧集中在禽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基因片段的融合，以致产生毒力更强的新变种，如同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病毒“顽童”可能继续“创新”，衍生出人类免疫无法识别的新变种。因此，我们对于当下甲型H1N1流感患者症状轻微的乐观应该留有充分的余地。
　　呼吸系统的社会易感性
　　SARS流行期间，有一位无名诗人这样写道：“肺呀！你如此脆弱，你如此坚强。”诚然，肺脏具有生物易感性，因为它没有“肠道屏障”，也没有“血液屏障”，与自然界直接连通。由于人体空气交换的连续性，肺脏是环境依赖性最高的器官。非常状况下的口罩、鼻罩，限制接触的“空间距离屏障”都只是一种补救。问题是，人类进化数万年来逐步形成的与自然环境的“裸”适应为何无法维持？难道我们必须长期佩戴口罩，甚至佩戴防毒面具来生活？也许，真正花气力治理我们日益恶化的环境，改善人类共同的呼吸条件，消除社会易感性的根源，才是上选之策。
　　“老鹰抓小鸡”寓言的破产
　　自从有了抗生素的研发与应用，抗病毒药物的长足进步，人们对于细菌、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惧怕它，似乎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就是“老鹰抓小鸡”的关系。后来，疾病谱的统计也强化了这一观点。但是，艾滋病的流行、难治性结核病的复萌、SARS的突袭、禽流感的泛滥，以及甲型H1N1流感的全球肆虐，使得“老鹰抓小鸡”的寓言破产了。究竟是老鹰老了，还是小鸡长大了？这是需要人类反思的。看来，人类与瘟疫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博弈的关系。
　　病原宿主的“怪异”变迁
　　短短几十年间，艾滋病、埃博拉病毒被人们从非洲丛林里通过野生动物引出来，SARS疫情也可追溯于果子狸这种以野生为主、驯养为辅的动物身上。可是，近年来流行的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却将目标锁定在家畜身上。那么，是什么奇怪的力量让人类与其食物链中的家禽家畜之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对抗呢？从疯牛病的研究资料看，原因在于人类的贪婪：人类为追求高产而对饲料与育种进行过度干预，带来了生物种群的变异。这些问题都是“后甲型H1N1流感时代”需要深刻反思的。
　　适宜处置才是上全之策
　　此次疫情发生在北美地区，恰逢美国金融风暴。出于对经济衰退的顾虑，美洲各国都未表现出雷厉风行的防控姿态。在墨西哥出现大量感染者和死亡人数直线上升后，他们才在国际社会的催促下提高防控标准，疫情一有缓解就即刻降低标准，还对中国等经历过SARS疫情的国家提高防控级别表达“过敏”的抱怨。美国基本上采取放任的姿态，媒体无特别报道，卫生部门也未发布限令，似乎平安无事。美国疫情重却反应平和，中国疫情轻却反应比较强烈。国情不同，适宜处置才是上全之策。
　　总之，医学人文不是“后视镜”，理应烛照前方的路，直面严峻的现实命题，作出与技术探索等量齐观的精神开掘。同时，医学人文对于重大疫情的解读是开放的，不离思辨、反思、追溯的轨道。我们希望更多的临床医学家以“非技术思路”来参与医学人文的建构，使得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都成为塑造公共健康意识、引导公众理解医学的社会教育活动。

网络编辑：  来源： 健康报 发布日期：200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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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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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仍有人表示不清楚什么是素质。其实，素质并不那么难以理解。教育界认为人的素质包括身体心理、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能、艺术审美等5个方面。一位伟人说得更为简洁：当你把学过的东西忘掉了，剩下的就是素质。也就是说，忘不掉的才是素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其博客上如此阐述什么是素质。
　　
　　▲法律之上有人性在。对犯人的改造，本身就是一项着眼于人性的事业。哥哥为弟弟捐肾，首先是救人一命之善，然后才是出于亲情的关切。在此，人性的光芒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罪犯而有所减弱。
　　——被关押在监狱的哥哥同意为患有尿毒症的弟弟捐肾，却被狱方以没有法规支持为由拒绝。杨耕身在新京报撰文表示，法律应该为人性开启一道门。
　　
　　▲我们的“侠”道一以贯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在，被历代的人民所喜爱，就是因为其骨子里是伟大的同情，是为贫穷者、无助者呼唤，是向强权抗争，是舍身为广大的贫苦大众谋取福利。这才是武侠最正当的坐标。
　　——针对时下年轻人将武侠等同于精彩打斗的曲解，年逾七旬的旅美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萧逸称，武侠精神从骨子里宣扬的是一种伟大的同情。
　　
　　▲医生这个自古以来救死扶伤的职业，已经被歪曲丑化了。诚然，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对医生品头论足是难免偏激的，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医德的泯灭源于医生对人文素养的疏忽。
　　——医学生王婕敏对网上关于医德的讨论非常不认同，但她认为改变这种局面，医生必须从自身做起。

网络编辑：  来源： 健康报 发布日期：2009-06-05

却波渔翁

临床医生沟通技巧好、法律上不犯规、情理上不违背伦理，都不能代表医生是真正从患者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人文精神强调心与心的交流，单纯运用沟通技巧堪称“伪善”，并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医学人文：精神还是技能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张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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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人文关怀”、“医学人文”等名词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医学人文学科的兴起，既非文人学士的附庸风雅，也非书斋里的思辨清谈，而是置身于医学技术发展浪潮中的人们，亟须辨清自己前进的方向，设法摆脱缠绕自身困惑的尝试。
　　医学人文精神淡薄有深层次原因
　　国内外医学界对医学人文精神淡薄的深层次原因已有共识，即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上主义”，是导致医学人文传统出现断裂的内在原因。消除疾病而不是治疗病人成为医学的主要目标。于是，医生对患者往往只注意“病”而忘记“人”。因为医生们相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迅速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时间埋头于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与病人交谈。医院的操作程序也很少关注病人的感受。医学已经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甚至患者的知情同意显示出来的也是医生的“技巧”。
　　忽视医学人文课程是导致医学人文精神淡薄的教育方面的原因。在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下，医学教育关注的是不断深入的医学科学和临床课程，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则与医学关系不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医学技术发展引起的一系列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的出现，医学教育中人文学科的价值才再次得到强调。
　　将卫生体制改革简化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是医学人文精神被忽视的体制原因。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适的人类关怀。就医学领域而言，医学的人文精神主要是指让患者得到尊重，让生命得到呵护。具体到医疗卫生体制和相关政策上，医学的人文精神应体现为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平、公正地分配和使用医疗资源。因此，我们强调医学人文应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应关注医疗卫生的制度安排、医务人员的全面培养以及对医疗技术的深层反思。
　　单纯运用沟通技巧堪称“伪善”
　　我国医务界已经意识到医学人文是医务人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并开始加强医学人文的教育和“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从其培训内容看，有肢体语言训练、医患沟通基础理论及评价技术、对患者进行面谈诊断的技能、与患者共同制订治疗计划的技能、在危急情况下进行沟通的技能、向患者通告坏消息的艺术、个人管理技能与团队合作、处理人际冲突、医师社会化技能等。培训通过案例分析、角色互换、观摩学习等开放式学习方式，试图帮助广大医师提高医患沟通技能，掌握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法。应当说，这种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实，“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主要是引进美国推广执业技能的做法。在美国，已有很多医学人文学者认为其“规避风险”的作用太过明显，似乎更倾向于强调“做一个不违规的医生”，而偏离了“让医生更加关注患者”的医学人文核心方向。
　　事实上，医学人文教育分为工具和价值两个层面。工具层面包括现在人们最关注的医患沟通、医学法规和伦理准则。但是，仅停留于工具层面，只关注技能培训是不够的。临床医生沟通技巧好、法律上不犯规、情理上不违背伦理，都不能代表医生是真正从患者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人文精神强调心与心的交流，单纯运用沟通技巧堪称“伪善”，并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对于医学人文教育来说，更需要从价值层面思考，从整体角度去理解生命、理解健康、理解医学，懂得综合考虑病情、风险以及长期的生命质量，真正对患者负责。因此，倡导医学人文精神不只是在沟通技巧的工具层面，还应提升到尊重病人、关爱病人的价值层面。
　　熏陶比上课更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对医生来说，有些问题是必须思考的：为什么要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医生职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选择它就意味着奉献。一名高素质的医生，不但要有高超的医术，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善良正直，富于爱心。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说过，在患者最危急的时刻，医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是每一名医学院校的学生都应当领悟和具备的。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虽然掌握技术层面的内容很重要，但认识到对患者关爱的态度才是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内容。
　　开展医学人文教育，不仅仅是在学生课程表上增添医学伦理课、医学心理课那么简单，还需要从医生队伍、教师队伍的实践做起，并从制度层面予以保障，实现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我认为，强调医学人文教育并不一定要增加人文社科课时，医学人文重在教育而不在教学，熏陶比上课更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在教学工作中，我们强调一种思路，即“不要争夺课时”，“不要认为重视就等于加课”，而是力争把人文情操、人文素养的培养融入整个医学生的教育里面。
　　效果的确如此。当学生们在社会实践时亲临贫困地区做卫生服务社会调查，在了解中国的社会民情、感受老百姓的健康需求之后，他们再次讨论自己的职业设计时，那份从医的责任感比单纯授课、背诵条文要深刻得多。目前，我们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合作，尝试以案例讨论的形式使学生在临床工作中自觉地体会医学的人文价值，比如在器官移植、临终病症处理中，带教老师都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考虑患者的需求和利益，用最适合的方案帮助患者解决问题。
　　医生要能理解病人的文化和语言
　　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图尔明认为，临床知识也是文化知识，医患之间需要共享关于症状的意义、行为和病因学的理解，这在病人与医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对于临床医务人员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掌握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而且还需要他们能理解与之相对应的病人的文化与语言，理解治疗对于病人的价值和意义。更进一步来说，医学人文的目的就是使医务人员更好地了解医学的内涵、思想和观念，看到现代医学面临的挑战，更深入地思考重塑医学目的和价值的正途。若简单地将医学人文归结为执业技能训练，可能是舍本逐末，欲速则不达。

网络编辑：  来源： 健康报 发布日期：2009-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