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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西哲学合流
中国的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显著区别之一,是改变了与西方哲学隔绝的状态,开始了中西两大哲学的合流。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分析。
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五四时期在中国得到传播。这是由于在此之前的80年间,中西文化互相激荡,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否则,在西方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被中国人接受的。正如毛泽东在1920年所说,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形成“明了的概念”,是以“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为条件的。(《毛泽东早期文稿》,2版,47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最先在中国得到传播,这并非偶然。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是把西方的进化论改造成中国先进分子的世界观。从康有为、严复到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改造的重要内涵,是把西方的进化学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相沟通。最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上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表征着对作为近代中西哲学合流成果的进化论的继承和发展。李大钊认为,进化论和唯物史观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后者超越前者之处,是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社会、物质、人生”。(《李大钊文集》下册,1版,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陈独秀赞同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骨髓”是“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的观点,指出唯物史观不同于进化论之处,在于主张依据历史的自然进化的法则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独秀文存》,1版,837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显然,他们接受唯物史观,既是以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成果为出发点,又是对这一成果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是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作了科学的总结。中国近代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哲学上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探讨:一是认识和把握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这是历史观的问题;二是研究如何把变革社会的理论付诸实践,这是认识论上的知行观问题。这两个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是由传统哲学的道器之辩和知行之辩演变而来的。道器之辩在近代演变为历史观问题,龚自珍、魏源以至早期改良派,提出“器变道不变”的变易史观,由此发展到进化论历史观,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强调历史进化的循序渐进和“突驾”跃进。魏源以“师夷长技”的新眼光重新讨论知行关系问题,后来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考察了知行关系,或强调知或强调行,他们除了借用传统知行观的思想资料外,还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思想成果。可见,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表现了中西哲学的合流: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学习了西方近代哲学,超越了传统的道器之辩和知行之辩。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概括了辩证唯物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规定,又概括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规定。对于这些思想,可以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看到明确阐发。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阐述了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对知行之辩作了科学的总结,同时它又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得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国情,并把唯物史观提升到以《矛盾论》为代表的一般的辩证发展观,对道器之辩作了科学的总结。
由于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表现了中西哲学的合流,因而,作为对此进行科学总结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无疑表征着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必然趋势,并且是对这一趋势的推进。
从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历史进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认识到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和中国哲学结合而实现其中国化,是以近代中西哲学合流为历史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意义之一,是使中国哲学开始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近代以来最有生命力的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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