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

黄岐建中汤

证，就是证据的“证”。有了“脉”，就要寻它的“证”，如此，得到了病机，就可以出“治”了——张仲景的所辨析的“病、脉、证并治”！

东方医学

  谢谢各位参与、支持和帮助。迟复，特致歉意。
  我反对第二类研究的一些方式。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因两者都以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等研究为已任，同属医学而具“形似”。中医学与系统科学的结合研究是因为两者具有相似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而“神似”。但两者进行比较时仍然存在有、无、同、异、长、短等问题。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与科学。如果我们不放弃振兴东方文化与科学和我们休戚与共的中医学和任由西方文化与科学自大的话，就必须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并以此作为一切中医研究的出发点，舍此就谈不上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我们如果自惭形秽，自毁根基，不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发展，中医学就不仅仅是自生自灭而是会加速消亡，这是其一。第二是将中医学与系统科学等盲目混同必将再次形成类似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混乱局面，如原型与模型，还原论和系统论的混杂等等，形成很多莫明其妙的无意义的争论，形成很多科研误区。可以说是误人误已而又遗患无穷。第三是在一门科学内如医学或系统科学，有的学科已经形成，有的学科正在形成，有的学科尚待创建，它们之间参差不齐，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东西，就象不能把中医学之心归属于西医学之心。所以我们就不能把中医学的整体论等同或归属于系统科学的系统论；不能把阴阳消息论等同或归属于信息论；也不能把五行调节论等同或归属于控制论等。它们之间 不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上都存在着有、无、同、异、长、短的矛盾。姑且不谈民族文化情结，单就科学态度而言都应坚持自己主张，何况证的态势观等是目前西方科学所涵盖不了的呢？所以中医学的证观应当自立，自我完善，自行其是。而不是去邯郸学步。何况世界上至今仍存在着东西方医学，为何不能存在东西方系统科学呢？！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始终不渝的坚持自己学科的概念和学术的自主发展，而靠在“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旗号下一味引进西方科学概念为能事而消亡中医学于无形之中。当然我们确实会碰到要借用一些学科的概念来表述某种思想时，既要准确的把握其中的度而视为权宜之计，更要创造自己的东西，又尤其是象中医学这样的学科及其境况。这就是我推出证的态势观的原因。如果我们使用熵、无序、状态估计等概念来表述证时就备受掣肘，不但同时受到双方理论体系的限制而难于表达思想，更糟糕的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中医学核心概念会因蜕变而成为附庸，相应的学术体系随之瓦解，并必然导致中医学加速消亡。所以我们就不能顾及冒险犯忌，宁愿成为一个有缺陷的战士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俘虏。这就是真正的中医学人的心态和心愿。

东方医学

    我赞成并实行第三种研究模式。即在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背景下和在中医学术体系发展的“惯性”制导下，进行独立的自主的创造性的研究与发展。这样不但继承和发展了中医学起着强化医学职能作用，更重要的是会以此为契机而振兴了东方文化与科学，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是其一。第二是中医学已发展至一定阶段和规模，几近完善，我们本应按照中医学术发展的自组织动力机制自主发展，给中医学证的研究一个圆满的答案，而不是半途而废去另辟蹊径。第三是虽因我们坚持了科学的独创性本质特征而壮大和发展了东方文化与科学，但也同时弥补了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不足，为此世界文化与科学增光添彩，作出东方人应有的贡献。第四是这样作本身就否定了“科学化”一说，中医现代化也就不再是西方科学的附庸，而中医学的独立自主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化特征和国际化倾向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这既能使东方人扬眉吐气，又打破了西方文化与科学在全世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医学人那种被西方科学收编而消亡和淡出历史舞台的梦魇一样的沮丧心情荡然无存，极大的鼓舞了中医界的士气，为重振中医学雄风而一往无前。

壶中人

如果是“证候”，我想不会那么复杂吧？只要是临床的中医，应该知道什么是“证候”。看看中医历来的病案，能不能规范恐怕也不存在什么问题吧。

东方医学

    壶兄：关于“证候”问题的看法，我赞成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老师的观点，他客观的公正的表述了证候的内涵和来龙去脉，值得推崇。
    关于证的临床问题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医学人士都不能迥避的，我也是一个临床人员，尽管道行还浅，但对于证的理论研究却不能因此而避之，我想也许正是证太复杂或太玄妙了而悬凝几千年而不能解，我辈怎能因个人荣辱而不能以身犯险呢！

东方医学

    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还有几十亿年寿命的话，那么仅有几千年历史的科学还只能是处在一个童年阶段。于是科学的多样性和认识的不统一性那也顺理成章了。就拿波粒二象性来说吧，就那么一个微小世界居然出现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并且都是进入科学殿堂的雅客。可是很多人对中医学却是“刮目”相待，无能如何都要把证从于病。这里的证病是狭义的，即指中西医学诊治疾病的独立单元的证与病。同时的具体的证或病肯定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人体生命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发生了异常状态，或称之为不健康，或谓之发生疾病了。但由于中西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不同，就产生了东西方人类认识史上两种不同的疾病理论模型。中西医学对疾病的获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患者即问诊，二是通过医生的感官来观测，三是通过仪器来延伸医生的感官功能或放大疾病现象。但是西医学偏重于因果关系，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尤其是向微观证据倾斜，而中医学注重这里-现在时机体整体状态。并向宏观证据倾斜。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疾病时，西医学的病关注的是人体在某一时间域内和某一空间域内有内在关联的一个疾理性（因果）事件，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机体这里-现在时正邪抗争的态势。因而病可以采用还原论的方式来进行研究，而对证的囫囵认识就只有走上整体论的道路，正是由于中西医学证病观的不同，我们对构成证病的经验素材称谓也应不同，尽管这些疾病现象我们都可以统称为状态，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只要是属辨病范畴，我们可以把病人口诉提供的疾病依据称为症状，而把医生检测的疾病现象称之为体征，但对于辩证来说却不能采用这样的称谓，我建议继续使用传统的称谓，如候、象等。因为这样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混乱，尤其对于初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科的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同一疾病，同样称谓的症状和体征却忽然从病里冒出个证来确实显得不伦不类，何况证或病对疾病现象的选择也是有所不同的。中西医学并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对待所有疾病现象，这也正说它们的局限和各自在的必然性和作为医学职能的互补性，从更高的角度看是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客观存在性和互补性。

壶中人

下面引用由东方医学在 2004/01/07 03:27pm 发表的内容：
壶兄：关于“证候”问题的看法，我赞成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老师的观点，他客观的公正的表述了证候的内涵和来龙去脉，值得推崇。
    关于证的临床问题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医学人士都不能迥避的，我　...

是的，证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因治而有千差万别，不是单单一个病字可以解决；它的简单性在于每个中医临床，若不弄清你所面对的病人当时的证候病机，你就不能进行论治，说白了它就是论治的靶子。
但是，现在因为许许多多的原因，有人使证候（证）的概念和理论发生了混乱，为否定辨证论治作理论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每个中医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使之更加完善，而使辨证论治发扬光大。

东方医学

    我们这里不必深究文化与科学及背景理论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就我们对任何疾病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时，必然要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并揭示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认识领域。而认识的深化与分化必然导致和原有的理论模型发生矛盾，使得一部分知识融入原有的理论模型，而另一部分知识则需建立新的理论模型来涵盖，于是形成不同的认知体系，知识的范式在这里分道扬镳而各自分立。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病与证的分化就是真实的历史写照。而正是病证这种根本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界面更深刻的揭示了疾病的部分本质而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疾病规律。在这种意义上病证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归属问题。这是人类科学认识中的必然体现。

东方医学

    我们知道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必然产生异常变化即异常状态。如发热、畏寒、咳嗽、脉数等。但我们如何选择这些异常状态，如何认识这些异常状态，如何处理这些异常状态，中西医学的理论规范出现了分歧。当我们把疾病看成是相对健康而言的一种异常生命状态，并把对这些异常状态的同一认识放在刻画机体整体状态的证候空间中来统一把握时，中医学自然的走上了以证为诊治单元的疾病理论模型认识之路。但是当我们把疾病看成是人体发生的一个异常事件，把随之产生的异常状态以因果的方式来联系并以时间和空间为框架来规范这些疾病知识时，中医学和西医学就必然选择病这一理论模型。

东方医学

    我们根据中西医学关于疾病的系统知识和实践操作，以及前面的初步讨论，笔者把证定义为机体（这里一现在时）正邪抗争的态势及其规范化认识。把病定义为肌体在某一时空域内发生有内在因果关系的一个病理事件。证病的分歧和分立在于中西医学对生命的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的立场、观点、方法等迥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