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草药到致命的西药

约伯

西方医学继续固执地否认环境和生活方式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尽管据估计80%以上的癌症是由于环境因素，医学研究仍在倾泻数十亿美元，以寻找治疗癌症及其它疾病的化学的灵丹妙药。现在世界各地日常使用的化学物品约有7万种，而且每年还有约500至1000种新的化学物品投入使用。我们的食物由于杀虫剂和药品而被毒化，我们的水和空气遭受工业污染。还有研究显示，食肉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产业化农场强行给动物喂食化学品和荷尔蒙，而且还因为肉食含有很高比例的蛋白质、细菌、胆固醇和脂肪。至今，医学行业的研究经费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研究如何预防疾病。
之所以对预防与治疗方法的相对重要性有如此大的扭曲，原因之一就是预防不能带来戏剧性的效果。西医是建立在英雄地征服大自然的观念之上的。相信环境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是把主角让给自然去扮演了。承认植物、锻炼、饮食和清洁空气比西医各式各样的药物更有疗效，就会动摇西医赖以建立的基础。

约伯

[这个贴子最后由约伯在 2005/05/23 11:02am 第 2 次编辑]

与早期的草药疗法不同，西医喜欢开发和推销危险性药物；这是信仰机械论的一个直接产物。西医为了开发一种更有效能的药，不用整个的植物，而是把植物最活跃的成分分离出来。然而，一般来说，分离和“提炼”出来的药比原先的植物毒性更大（“制药”一词源于希腊语的“毒药”一词，实非偶然）。很明显，各种不同植物特性的组合能起到互补的功能以保护身体，如果特定的成分被从整个植物中抽取和提炼出来，便失去了这种对身体的保护作用。分割自然的企图风险是很大的。例如，指顶花的叶子用于治疗心脏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是很安全的。“洋地黄”就是从指顶花分离和提炼出来的，现在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标准用药。但问题是，洋地黄不同于指顶花的叶子，它是一种可以致命的药，所以其用药量需要谨慎地加以监控。西药由于试图分离指顶花效能最强的成分，结果是用一种毒性药取代了早期的草药。
现代西方医学的战争模式在其对待非人类动物的方式上产生了最可悲的结果。非人类动物成为西医对自然之战的一个主要的受害群体，是西医战争机器的基本饲料。
可悲的是，当前医学研究资金大多是花在动物研究上。这种研究探究的不是如何使人类获得健康，而是如何让健康的动物生病。日复一日地，动物被切割、灼烧，被喂以毒药、挨饿，被施以电击、毒气，被人为地冻僵——这一切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

约伯

看见了吧，洋人也有明白的！
西医的卫道士们，这戳着肝儿了吧。

约伯

在许多早期社会，人们认为动物保有自然的很多秘密。今天，实验室动物实实在在地被科学的工具所刺透，为的是让现代人理性的头脑能从中发现这些秘密。
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中，人们都给神献上动物牺牲，祈求得到肥沃、丰产和生命的更新。今天，科学告诉我们，“进步”之神同样要动物的牺牲。人们不说研究者在实验室“杀害”动物，而是用“牺牲”一词，这可真是意味深长。在科学祭坛上的动物牺牲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悲剧性的信念：如果一些动物被杀掉，人就能继续活下去。
虽然动物被当作“牺牲”用来做解剖和实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只有在机械论的世界观产生之后，动物实验才成了医学有机的一个部分。根据笛卡尔式的世界观，动物仅仅是一架机器，感觉不到痛苦，所以动物实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很容易就被消解掉了。
随着机械世界观时代的来临，情感、关爱、直觉等被完全从实验室中驱逐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被定为要服从理性的命令，而不是来自心灵的情感。西方医学试图征服的不仅是外部的自然，而也包括内在的人性。对动物的生命医学研究仍在追求这个理想。今天，当医学院学生割开一个实验动物时，他同时也割弃了自己与其它生命形式相联系的感情。他用“理性”心智的力量“征服”了所有爱与怜悯的感情。

约伯

在过去，教会曾声称动物（和妇女）缺乏灵魂，因而对她（它）们的虐待是可以被认可的；相应地，现在的医学研究者试图以非人类动物缺乏“理性”为理由，把用动物做实验说成是合理的。在这里，“理性”同样被吹捧为一种将人类提升到超越自然界的品质。为什么理性是人最重要的特征呢？这一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理性的”解释。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用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的思维方法，倒真会看到人类理性推理的能力是绝无仅有的。当研究者要为动物实验寻找正当理由时，他们会说动物与人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又推理说因为动物与人相似，从而用动物来进行医学实验从科学上说是有效的。但是，尽管动物与人类生命在许多方面相似，如它们也能感觉欢乐、悲伤、寂寞和恐惧，它们的生理机能却明显地跟人类不同。每一物种都有其独特的构造，其生病的机理和对药物的反应也大为不同。“青霉素能杀死豚鼠，而同样的豚鼠吃大量的士的宁却安然无恙——士的宁是对人类最致命的毒药之一，但对猴子却无效。”鸦片“对狗和鸡”都无害，吗啡对人有镇静和麻醉作用，对猫和鼠却是引起它们发狂似地兴奋。萨立多胺虽通过对几个物种的广泛试验“证明”是安全的，后来却发现上万的孕妇服用这种药后导致了胎儿畸形。
实验动物都生活于紧张的、人为制造的条件下。这样，要从对动物的实验推出关于人类真实生活的普遍性结论更得依靠信心了。人并非生活在笼子里或无病菌的环境中，他们的疾病也不是用人为的方式诱发的。有机地产生的癌症或疾病的病变过程与人为地诱发的癌症与疾病大为不同。

约伯

这种错误推论不仅对医学研究有广泛的影响，对用动物试验各种产品也同样有很大影响。大部分动物实验根本说不上有什么高尚的目标，而只是对包括化学品与药物的消费品作例行的检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实验离真实世界的情形更远了。
当然，对新药最终的试验是在人服用之后。这里有一种恶性循环：危险性药物通过动物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于是被投入市场；当人们发现这些药实际上会致病时，科学家为了寻找所谓的治疗法，又把动物作为科学研究的受害者。
有关公司坚持用动物做实验，一个主要原因是动物研究能为他们在法律上提供一种方便的辩解。当药品公司想要推销一种药品时，他们会竭力证明人与非人类动物的相似性；反过来，当药品的副作用出现时，他们马上便会说动物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适用于人。事实上，制造萨立多胺的厂家被判无罪的理由，便是用动物研究来预测一种药对人会有什么效果不是很可靠。
在没有法律限制的地方，制药厂商便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显示出他们所优先考虑的到底是什么。许多化学品和药物在美国受到禁止，却在第三世界大肆推销，因为在第三世界制造商更可以无视药物的灾难性后果。
动物研究和制药工业继续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利益驱动。草药的一个缺点是不能申请专利；相比之下，制药厂配制的药每年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动物实验同样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为研究所、大学、动物饲养场、养动物用设备的制造商及制药公司提供了巨额利润。

约伯

自从西方医学偏离了传统的草药，而偏向对毒性药物的开发后，精确的测量和检验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对草药是无需这么做的。绝大部分草药的效果是温和的，不需要严格的检验。事实上，草药被检验了数千年，从这“检验”中获得的知识通过一个丰富的民间传统代代相传。与草药密切相联的顺势疗法为整体传统的试验提供了一个例子。根据顺势疗法，对疗效最好的试验是医生在自己身上做的试验。
西医喜欢能产生急剧的、看得见的效果的药。由于其机械论和烈性疗法的取向，西医试图用技术对人体进行快速的“修理”以恢复表面的健康。甚至像悲痛、焦虑和沮丧这样的感情问题，现在也被认为可以用化学药物快速地加以“治疗”。这和整体疗法的基本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体疗法采用更深、更持续的疗法。在草药治疗中，最好的草药不是产生即时的、急剧的效果，而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渐地增进健康。

约伯

现代西方医学试图将疾病从未经驯化的自然界隔离出来。研究人员试图在实验室“受控的”环境中复制疾病并创造疗法。但是当医学家在与自然分离的实验室中寻找“奇迹式”的疗法时，自然那治疗的力量依然在我们整个生命历程中显示出来。当我们划伤自己时，血液会自行凝结，随后伤口不用外来的帮助就会痊愈；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能给人以新生的生命力遍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各种不同的整体性或“替代”治疗方法都试图肯定自然的治疗力量，并对之加以利用。在不同的社会中，这种力量有不同的名称。印度称之为“Prana”，中国与日本称之为“气”。我们的医生（physician）一词源于“physis”，其原义既指“自然”，也指这种“生命力”。

约伯

虽然很多人已失去了与这种治疗能力的联系，但非人类动物仍保留着这种能力。动物是能教我们一些知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知识不是在实验室围墙后面强行从它们身体上获取的知识。许多非人类动物在生病时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例如，“野火鸡在雨季会给其幼鸟强制喂食山胡椒（spice bush）叶，消化不良的狗会咀嚼毛线稷草（witch grass）以引起呕吐；熊特别喜欢吃岩莓（rockberry），还会用厥草根来疗伤；狼被毒蛇咬过后会去寻找荨麻叶泽兰（snakeroot）根嚼吃。”“猫和狗在被蛇或昆虫咬过后，会吃某些种草来催泻，并躺在潮湿的泥地里——这样的泥地有不少自然的‘抗生素’。”野生动物生病时会寻求独处和放松。
“动物医学”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研究者在非洲发现的。在某些日子，他观察到有一群黑猩猩走了很远的路，去寻找一种名叫Aspilia pluriseta的灌木。这些黑猩猩仔细地从这些灌木中挑选特定的种的叶子，把它们一片一片地卷进嘴里，最后把它们咽了下去，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后来人们发现，Aspilia pluriseta含有反应性极强的红油（即thiarubin A），能够杀死Candida albicans与Staphylococcus albus这两种细菌。人们又发现，附近一个部落的人用同种的叶子来治疗皮肤上的伤，如刀伤或烧伤，还治胃痛。部落的人用的是跟黑猩猩所用的相同的三种Aspilia灌木，而另有一个种黑猩猩不用，人也不用。
这个部落的人是不是通过观察野生动物学到他们的医疗知识的呢？这很有可能。实际上，一些评论家认为人类最早使用的草药是基于对野生动物的观察。美国印第安人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他们仔细地观察熊吃些什么，不仅是要了解它们吃什么食物，还想了解它们用什么东西做药。

约伯

但动物是如何能区别植物的植株、根部等哪些有益，哪些有害的呢？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也许就是说它们受到本能的指引，或者说它们生来就知道如何区分。人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本能，虽然说到人时我们更喜欢把这种能力称为“直觉”。这些本能（或直觉）不仅引导动物对植物进行区分，而且极有可能也引导人类获得了其最早的治疗方法。爱德华·巴赫（“巴赫花香髓”就是以他命名的）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例子。巴赫深信可以靠直觉的引导发现正确的植物药。这本能或直觉就是我们跟自然界以及跟使我们保持健康的生命活力的联系。西方医学努力要成为一门科学；与这种父权制观念的医学相反，直觉式的医疗模式更像是一种艺术。
不幸的是，这种艺术在现代世界中大部分都已失落了。我们大多数人不仅失去了古代医疗方法的实际知识，也失去了曾引导我们走向健康生活的本能与直觉。我们一般吃的是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里面还含有大量对身体有害的化学品和添加剂。同样，我们往往不去注意那些表明西药很危险的微妙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