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llyyjj

千秋雪 发表于 2016-1-18 19:06
融合观先生言重了，我怎么会去“否定人家对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呢？只是感到她说了那么多，没有涉及到 ...

本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学说的内容，不是专门讲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的应用的。千总提到的五行学说“真谛”，应该是哪些内容，希望能赐教。

河间金栋

刘长林说：“阴阳五行学说在其兴起和昌盛的时期，对古代科学认识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不可低估。但是后来，随着人们实践领域的扩大，科学知识的增长，阴阳五行学说的缺点和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对于那些继续将阴阳五行奉为不易之至理的人们的思想，就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束缚作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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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又说：“《内经》把五行这种本来是特殊的功能属性和特殊的关系当作最一般的东西加以使用，就在认识过程中违反了特属与一般的的辩证关系，因而在指导人们以系统整体观点观察问题的同时，势必发生限制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消极作用。它象一个框子一方面妨碍人们根据新的材料概括出更具一般性、更科学的系统原则，另一方面又取消或消弱了对各种具体事物内部结构的特殊规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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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内经》把五时、五方、五气、五材、五色、五脏……等不同事物排列起来，构成世界的五行关系图式。主要是根据经验积累，自发地采用了朴素的统计方法，将那些直观可察的大量重复出现的现象之间的联系观念，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有一点的实用价值，但未能深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体和内在本质，更谈不到把握整个世界而结构。为了构筑理论体系的需要，古代又常常对这些直观联系加以夸大歪曲，甚至主观杜撰，如硬把五畜（鸡、羊、牛、马、彘）、五声（呼、笑、歌、哭、呻）与五行联系起来，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五行体系作为世界的结构图式无疑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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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继续说“同时，《内经》过分夸大了四时对事物的影响，错误地以为万物都以四时为死生之本，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取决于四时的周期循环，从而把事物整体与外界环境的联系统统归结为以四时为中心的各种五行系统之间的固定关系。这带有很大主观臆造性，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一方面把世界的普遍的结构联系固定化、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抹煞了事物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的特殊性，将人抽象化、一般化了。”

“《内经》重视系统整体的动态平衡，注意到事物运动的周期性，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它有时把平衡绝对化，把事物运动的周期性看成原封不动的封闭圆圈，看不到每一次循环都比上一次有了变化，增添了新的内容，甚或进到高一级的程度，不懂得螺旋式上升的道理，和它的阴阳学说一样，明显地具有循环论的倾向。《内经》五行学说的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是自发辩证法和朴素系统论因历史条件局限所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思想发展早期阶段不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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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又说：“《内经》在应用五行学说解决医学问题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把五行当作一般结构模型与实际不符。在研究人体时，《内经》能够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处处应用和遵循五行，如它承认人体有三阴三阳六经，有六腑，还有奇恒之腑，等等，突破了五行的限制。在病的传变上，它也没有完全固守‘脾移寒于肝’，‘肝移寒于心’，‘心移寒于肺’，‘肺移寒于肾’。这里就看不出五行的影响。”

“但是在一些医学问题上，《内经》又受到五行的局限，主观主义地用五行去规范客观事实，颠倒了原则与实际的关系。如有时用五行来说明五脏的特性，用五行生胜解释五脏的生理关系，不仅对于深入探讨五脏之间复杂的具体联系起了阻碍作用，而且矛盾重重，有不少牵强附会。《内经》用五行的固定关系解释病理现象，有时甚至出现笑话，如《素问·阳明脉解》说：‘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特别是《内经》利用五行预后的某些论述，更是荒唐。《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肝见庚辛死，……是谓真脏见皆死。’依据《内经》，甲乙日属木，丙丁日属火，戊己日属土，庚辛日属金，壬癸日属水，所以，五脏病必然因五行相胜的关系，于其所不胜之日加重甚至死亡。这种推算没有科学依据，已经完全把五行当作一个万能万灵的神秘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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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春秋战国之前，所为阴阳，所谓五行，其说甚稀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十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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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杨向奎说：“西汉是阴阳学说极盛的时候。”（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36:42）

“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到了魏晋，玄学起来了，王弼们就对于这些术数公然攻击了。……可见在一种时代意识之下，无论什么人对于它都脱离不了关系。”（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6卷第1期；又见：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0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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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说：“先有原始的阴阳说，后有原始的五行说。原始阴阳说在殷周之际发育而逐渐盛大，接着五行说经邹衍一番附会扩充，与旧有之阴阳合并而成其新的神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燕京大学史学报，1931年第3期）“西汉统一中国，需要维持统一的经学（三纲五常），尤其需要证明匹夫做皇帝是上天所命（五德终始），是孔子所预知（为汉制法）。因此阴阳五行化的经学，成为西汉经学的‘骄子’。”（范文澜历史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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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知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日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498-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