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

万里朝阳

裘沛然，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内科疑难病的治 疗亦颇具心得。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裘沛然，原名维龙。原籍浙江省慈溪县。1922年至1927年就读于小学和国学专修馆。1928年至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裘汝根学针灸。1930年至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海上诸名家的青睐。
　　1934年至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裘沛然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在教学中，他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曾带领教师们一起创制了“针灸经络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先后获得国家工业二等奖和三等奖。为提高中医教学质量，他还制订了“三基”训练项目，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裘沛然在讲课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则在临床亲自操作向学生示范。他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从事专业和为群众服务的实际锻炼。
　　1980年，裘沛然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径：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袭沛然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对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裘沛然在1979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查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政府献计献策。
　　自1958年以来，裘沛然主持和参加编写的讲义、著作达26种，如主持编写的有：《针灸学概要》、《针灸学讲义》、《经络学说》、《腧穴学》、《刺灸法》、《针灸治疗学》、《针灸学》、《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还参加编纂《辞海》、《汉英医学大辞典》，审定《中医人物词典》，编审《针灸学辞典》，所撰论文30余篇，其中一篇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另一篇获全国十家期刊优秀论文二等奖。他的力作《壶天散墨》一书，议论精辟，文笔优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裘沛然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虽将近望八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沛然能诗善文，1989年除夕之夜，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称医。”寥寥数语，体现了他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
　　中医理论方面的建树
　　裘沛然在学术上远绍旁搜，对灵素仲景之学及历代医学理论的沿革发展研究颇深。在经络的研究、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心得、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撰写了20余部著作。
　　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天士创温病论，他提出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在中医界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沛然经长期研究认为，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中还有许多具体病名、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在《伤寒论》中亦基本论及，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再从实际内容分析，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证候的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温病乃伤寒的一个分支，当然也不例外。仲景《伤寒论》昌明六经分经施治的原理，正是说明经络与脏腑及卫气营血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且六经本是包括三焦，卫气营血的临床表现不能逾越经络脏腑的证治范畴。温病与伤寒分割论者搞乱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的关系，割裂了经络与脏腑之间的多种有机联系，从而破坏了中医学中整体性和辩证性的基本理论”。
　　据此，裘沛然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学说的研究“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这是裘沛然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概括。虽然目前的科学水平无法找到其实质内容，随着科学的发展，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能从实验中寻找到某些有关经络的线索，而经络的传感现象更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实。经络在人体生理情况下担负着转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针灸的循经取穴和药物的归经理论的例子，都说明它在临床应用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裘沛然指出，经络包括“点”、“线”、“面”3个部分。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俞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在人体分部的情况，不仅仅是“线”或“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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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二经病的“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历代医家或从阴阳气血论，或从本经他经论，或从内因外因论，或从经络脏腑论等等。裘沛然认为，历代诸说虽各言之近理，但《内经》中“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脉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由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他分析是动的“动”字，示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它之所以分成两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据此就不难理解它们在内容上既有重复，也有补充。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50年代裘沛然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文章首先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具“络脉”的特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在走向径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名。他归纳奇经有联系、渗灌、统辖、主导诸经的生理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其治疗多不甚深究。裘沛然对此别有心得，认为“中医临床应用的药物与方剂，几乎无不可以治奇经疾患”，针灸治疗亦然，除任督二脉外，其余六脉脉气所发之穴位，均附寄于十二经脉的俞穴，故在治疗配穴上有相通的意义。”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的经脉或脏腑范围，采用能入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运用得当，即可获得佳效”。
　　关于各家学说的研究裘沛然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尤多独到之见。1977年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积其多年研究成果并汇集诸同道之长，编成《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目接受。特别对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见。
　　明代医家张景岳以常用熟地而遭后世不少医家的贬斥。裘沛然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深知景岳有独到之长。仅以金水六君一方为例，他常常用大剂量的熟地、当归配合半夏、获苓、甘草等，治愈了不少用一般常法久而无效的痰涎壅盛、气急胸闷、纳呆苔腻的疑难重证。一破百余年来所谓胸闷纳呆忌用熟地的禁区。他由此感叹医生“可为而不可为”，并服膺“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可贵的名言。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沛然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独到。他归纳其学术特色有6条，即生命延续皆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相火妄动则可致病;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阴精有奉，则阳气始终鼓荡于生命的全过程，故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发生疾病多因正气虚，故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可致气滞，而气火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相附着;刘河间主火而未能深明火的燔灼之源，李东垣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养身之功，张子和主攻，未免忽视正气在治病中的关键作用，朱丹溪吸取了三家之长而补其偏;朱丹溪处方用药一扫宋代刚燥积习，着重补阴和清、泄、利、散及疏调等。
　　裘沛然还对唐代医家孙思邈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他倡言“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并系统研讨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近6000个处方，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给人以很大启示。后世有些医家对孙氏某些处方的“庞杂繁乱”颇有微词。裘沛然通过艰难摸索和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之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晚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而起沉疴、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沛然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并以大量的例证说明治疗温病的表理双解、气营两清、清热解毒、甘寒生津、芳香开窍等治温要法，实胎息于《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温病治疗作了溯流探源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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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生观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他认为养生的根本在于“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沛然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他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天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治疗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过“神”的功能发挥其治疗效应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药虽对症也难以为功。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宁静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保持和达到人原来应享的年寿的关键。
　　裘沛然指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劳而不倦。至于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发贵乎“中节”。所谓“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如七情过度可伤神，神伤则致百病。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内经》提出“生病起于过用”。情志活动、房室劳逸、饮食五味等，均须“动而中节”，不可过用，过用则病。
　　裘沛然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使精气神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并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非常重视养生的地位，曾在报上著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治疗疑难杂症的经验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1987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8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轻剂起沉疴“混沌”疗痼疾“假兼备以辜中，借和平以藏拙”这是清代医家叶天士对当时一些医生临症盲无定识，用药轻淡塞责的针砭之辞。袭沛然认为，叶氏之呵斥，确有必要，但他对上述两句话的含义另有新解。他指出，“兼备”与“和平”本非坏事，病情错综万变，往往虚实互见，寒热夹杂，治疗就应全面权衡，统筹兼顾，处方往往假“兼备”而获奇中，如果真正能用“和平”之品以起深痼则更值得称道。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裘沛然认为，对治疗疑难危重病证来说，使用峻烈之品愈病，已经算是一位不错的医生，但总称不上良工。这是因为峻烈药品多伤元气，病虽得愈，体力暗耗，终究不是理想的治疗方法。如果能用性味平和的王道药物以解决问题，既去邪又不伤正，“平淡之中见神奇”，就比使用峻药疗病高明得多。他曾用玉蝴蝶、冬瓜子两味，轻起某些遍医无效的久咳水肿患者。一位晚期肝癌患者，医院已判定最多只能存活3个月，裘用平和的养正徐图法，培补脾肾，精心施治，竟然存活了10年(后卒于心脏病)。类似这样的验案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弥可珍贵。
　　古方治今病推陈出新意裘沛然十分重视古方的继承和发扬，诊务余暇，喜欢研阅方书，揣摩古人的医话医案，从中吸取营养，为现代临床服务。例如，他曾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5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蓝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活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绵数十载的顽疾，得以控制;葶苈大枣泻肺汤专泻肺中痰热，用治心痛的报道极为罕见，他却以此方合桂枝生姜枳实汤，治疗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诊痛止病愈，照常参加工作。
　　裘沛然经常对学生讲，运用古方治今病的关键在于“精熟”两字。学习古方必先领会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会贯通。临床上古方今病能够合拍者并不少见，在应用古方时，有时需把握主症即可以成方加减损益而奏效;有时则用古人原方而建奇功。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达变，而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既不离于法　又不为法拘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沛然经历了众多的各种复杂病证，从而体会到治疗疾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说，也有一定的体验。然而1970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体形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裘沛然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不得已改拟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2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嗽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病家狂欢，他亦惊喜不置。病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手，实属“法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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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处方用药　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的体验，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奇、巧、博”4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他在为心脏病患者治疗时，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一味药不更动，只是在剂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20克以上。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曾屡更医生，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改服仲景原方后，不少病人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
　　立法宜奇。裘沛然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方用河子30克，黄芩30克，龙胆草9克，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　 用药在巧。裘沛然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杼而治愈顽疴宿疾，他对一些屡服中西药无效的支气管哮喘、消化性溃疡、心血管疾患、顽固性偏头痛、原因不明的高热、红斑狼疮、肝脏疾患等比较棘手的病症，别有一套辨治方法，但有时则往往在前医方中更改一二味，或略变动部分药物的剂量，使本来无法医治的疑难病证，进入逐渐转机的坦途。
　　关键在博。裘沛然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一个医生掌握的治病方法越多越好。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气血两虚等皆可致眩，许多与此相应的古方，更是治眩所不废。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而得心应手。
　　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
　　裘沛然十分重视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1958年他刚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即着手教材建设，带头编写针灸教材。在短短4年中，针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6部著作。1960年和1964年，裘沛然两次受命卫生部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中心组成员，1977年又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阅修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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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沛然还为加强中医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训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64年春季，他受上海中医学院委托带领工作小组负责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和基本训练项目两个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拟订了《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对中医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根据其不同性质，分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3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六年制中医专业基本功训练项目》，对中医专业的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列出分段进行训练的计划。“三基”训练的实施，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担任多门课程和各种层次班级的教学工作。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他把握3条：一是首重培养医德;二是以务实的精神研究学问，不尚浮夸;三是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要求学生做到的，裘沛然自己必先身体力行。在多次带领学生下乡中，他总是以身作则，热诚地为农民群众服务，深获乡亲们赞扬和学生的尊敬。
　　可贵的治学精神
　　裘沛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贡献，同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勤奋、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他家中虽藏书万卷，一生浪迹书海，然而他却常说：“读书越多，越觉知识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首先，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在学习与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循名责实”，从不为“名”所惑。比如，历代治《伤寒论》之学者不下数百家，其中不少医家随文解义，陈陈相因，关于伤寒六经概念的认识就十分紊乱，有“六经非经络”、“六经是症候群”、“六经是六病”等等说法。裘沛然对此问题采取循名责实的研究方法。认为“名”可以任意而巧立，“实”不能随心而改变。他指出，六经是否是指经络，其关键要看六经病的实质所指。《伤寒论》中明确记载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灸少阴七壮”等大量论述，如果六经非经络，则少阴不知灸在何处?伤寒病的“传经”如果离开了经络，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变?六经病的临床症候倘若离开经络脏腑则其病理变化无着落处。又如，常用中药升麻，自金元时被张元素说成有“升阳”功效后，大医家李东垣、李时珍越益昌大其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奉其说。裘沛然通过自己长期的临床验证后，大胆地对升麻性能提出了疑义，以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证了升麻是解毒凉血清热之良药。
　　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在他的万卷藏书中，除医学书籍外，文史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竟占1/3以上。裘沛然在医学上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他常常说，各种学问，研究到了高深的境界，往往是相通的。由博返约无疑是治学的一个要领。他认为，即使从临床治疗的具体实践来说，品评医生水平的高低，也应看他对每一种病所掌握的治疗方法之多少。有了“博”才能返“约”，才能在临床时左右逢源。在他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作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200余种治病方法，博采了中医的众多的治疗手段，从而走向由博返约的道路。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比如，“圣散子”是一张著名的古代“家传秘方”，据《苏沈良方》记载，该方能治疗外感一切疾病，可无问伤寒瘟疫，阴症阳症，“其验特异”。苏轼、庞安常等名家曾大力宣扬其方，云其活人无数。而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却说此方“杀人无数”。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裘沛然从该方实际功效的分析对“圣散子”的适应症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进而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宋代社会背景、医界风尚等的研究和考证，发现原因是宋元时代盛行“一方统治诸病”，崇尚“成药万能”。他认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废医存药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在当前“中医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少人纷纷引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新观点、新学说来阐释中医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其中用新奇的词汇以炫耀中医者有之，对中医学蔑视贬低者亦有之。裘沛然认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务实态度。他提出，研究中医学，首先要学好中医理论，并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关键要深入了解中医学的全面内容，而后再用科学手段加以整理和逐步提高。不仅对学习中医理论要务实，临床总结要务实，而实验研究更特别要求务实，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50多年来，裘沛然不仅潜心寝馈于中医学术，而且特别关心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近几年来，他讲演著文，奔走呼吁，积极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与建议。他一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对中医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王庆其)
　　简历
　　1916年1月　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1928—1930 年　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
　　1930—1934年　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1934—1958年　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
　　1958—1977年　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
　　1978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
　　1979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论著
　　1　裘沛然.壶天散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　袭沛然主编.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　裘沛然参与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4　裘沛然参与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5　袭沛然参与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综合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待出版).
　　6　裘沛然主编.上海名医学术精萃.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
　　7　裘沛然主编.新编中国针灸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8　裘沛然主编.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

gl0101

谢谢分享。

gl0101

中西医融合观你在我的帖子下面能不能用回复不用点评啊？

思考者

他提出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在中医界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沛然经长期研究认为，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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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后代都是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叶天士的崛起，说明了“伤寒”还是不完善的。
古人最擅长的是治“外感疾病”。伤寒偏重于北方寒冷地区的外感疾病，而温病偏重于南方热带地区的外感疾病。
应该承认，叶天士把治疗“外感疾病”的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实，叫什么名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药。
叶天士的用药水平被称为“用药清淡如儿戏”，把古代中医学的水平推到了最高境界。
如果还想继续向前发展，超越他，不借助现代医学科学是不可能的。

溪流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
现代人养生太注重服食什么药物，或应用什么疗法，其实，调神是最重要的。

萧铁

常用中药升麻，自金元时被张元素说成有“升阳”功效后，大医家李东垣、李时珍越益昌大其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奉其说。裘沛然通过自己长期的临床验证后，大胆地对升麻性能提出了疑义，以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证了升麻是解毒凉血清热之良药。

古藉如本经讲升麻主要是解毒，但一般理解似乎毒是热、火的进一步发展，故解毒与清热常连在一起，好像只是程度上的分别，想来凉血也可以是解毒的手段，因此说升麻主要作用是解毒凉血清热，虽然与金元医家“升阳”之说不同，但似仍未出古人认识之外，反倒是金元医家的“升阳”之说属于当时的“创新”，但裘老是不是在否定这“升阳”的性质，这里没有说清楚。


不过，我一直对补中益气汤里为啥用升麻这药不理解，因为熟悉的其他补气方似乎都不用这药。归根结底，似乎还是金元医家没有讲清楚“升阳”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弱弱的想问一问：除了升麻，还有那些药有“升阳”作用？


又，凉血药排首二的是生地和玄参，在现行教科书里，升麻是被归类为解表药中的发散风热药。不知在凉血方面，升麻与生地/玄参比较有什么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