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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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辅周

　　蒲辅周，现代医学家（1888-1975年）。四川梓潼人。其祖父为医生，辅周初习儒，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改从祖父习医，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后又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著作。医术益精，名噪一时。后迁成都行医，并于1965年参加“同济施医药社”，施医发药济贫，于温病、妇科病证尤有研究。1956年，中医研究院甫成立，即应聘到该院任职，尝任该院副院长之职。曾以其医术挽救甚多温病包括乙型脑炎等传染病患者。对若干内、妇科疑难杂证，亦颇有治验。其治病主张灵活辨证，反对泥古不化。其著作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中医对几种传染病的辨证论治》等多种。尝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蒲辅周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蒲辅周，原名启宇，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６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７岁开始上私塾，１１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１５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３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１８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１９１７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１９２７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１９３３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１９３１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１９３６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１９４０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２００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帖，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１９４５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１９５５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３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１９５６年参加农工民主党。１９６０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１９６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５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９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治学严谨　精益求精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７０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４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３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３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３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材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
　　师古不泥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治病用药注意时令气候影响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１９４５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１９５６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９０％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１９６３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
　　强调治病求本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为标，正气为本。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余卧床不起。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１５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精通医理　临证每有独到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７０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作者：傅芳)
　　简历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２日　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
　　１８９５—１９０２年　读私塾、小学。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　随祖父学医。
　　１９０６—１９５４年　在 四川梓潼和成都开业行医。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年　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医师、内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
　　１９７５年４月　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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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脾胃学研究成绩卓著的中医学家刘炳凡
刘光宪整理
编者按刘炳凡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从１９２６年拜长沙名医柳缙庭为师学习中医始，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已逾７０年。
本文全面介绍了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特色，尤其着重论述了他在长期研究脾胃学中对其从理论到临床应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仅提出了他把握脾胃学应用的四条基本要求，概括了脾胃学应用的四条机理，还论述了脾胃与其他脏腑的全面关系，言简意赅，让人读之即得其要领。刘氏在临证中灵活应用脾胃学理论指导临床，圆机活法，本文总结２８种具体的治法，并多结合实际病例加以分析评述，使人时时拍案叫绝，深受启迪。此外，本文还介绍了刘氏治疗肿瘤、内科疑难急症、老年病等方面的经验和理论认识，均与实际病例紧密结合，介绍的几个典型医案也是如此。可以说，理论和临床的紧密结合是本文最大的特点，相信读者定会从中得到许多的教益。
昔日之成不足以自矜，今日之获不足自限。
———顾炎武治学格言
刘炳凡，１９１０年生于湖南省汨罗市，曾为中共湖南省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第四、五届人大代表，湖南省科委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科研系列高评委员会委员。
现任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理事，湖南分会一、二、三届副理事长，湖南省中西药品高级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导师。
刘氏幼习文史，１９２６年拜长沙名老中医柳缙庭为师，专攻内、妇、儿科。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从事晚期血吸虫病的研究，深入疫区，创“晚期血吸虫病腹水辨证论治”的经验。７０年代从事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总结出中医药对肿瘤辨证论治的规律，创用蛞蝓、鼠妇治疗上腭混合瘤及喉癌的经验。８０年代初任本院硕士研究生班主任，伤寒、内经专业导师，并主持“抗衰延寿”课题的研究。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竹简《养生方》“还精补脑”之秘旨，结合本院名老中医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研究出抗衰老新药“古汉养生精”。
在医疗实践中，刘氏坚持理论与临床结合，提出“中医治病，首先治人”。通过调整机体的功能状态以提高免疫力，发挥自然疗能作用。临床上注重后天之本———脾胃，先天之本———肾，在处理先后关系上尤重调护脾胃，认为“只有资助后天，才能培养先天”。临证处方“时时考虑脾胃是否胜药，胃气一败，百病难治”。对疑难杂证的治疗，注意在健脾助化、益气养阴的基第四卷４００础上配合活血化瘀、通络散结。总结出“归经汤”、“蛭桂散”、“三藤汤”、“三参首乌汤”、“艾附汤”等临床效方。
在教学方面，承担本院硕士生的带教工作，培养的硕士生１１名、继承人２名均成为单位骨干。此外，１９８５年受聘为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湖南分校校长，业余为中医培养人才，使两届四年制１２３４名学员获得毕业证书，补充了基层医疗网络。在教学中提出“教学、临床、科研是有机联系的。脱离临床的教学必然是教条式，苍白无力的，脱离科研的教学必然是辑录式，支离破碎的，教学必须紧扣原文，熔铸实践，联系科研。使学生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训练中寻找规律。”主张“教学相长”，启发学生自学能力。
主要著作有：《脾胃论注释》（执笔卷下，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执笔刘河间、朱丹溪，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主编《湖南省老中医医案选》一、二、三辑（湖南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版），主编高等中医函授教材《中医儿科学》（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编著《脾胃学真诠》（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饮誉国内，传入日本。主要论文有：“行气活血治则基本理论研究”（全国首届中医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选编》１９７９年）、“论治疗肿瘤宜察个体差异、因人以施治的经验”（《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肿瘤专辑》１９９２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共发表论文５０多篇。
自参加工作以来，历年被评为先进，受到多种嘉奖。主要有：１９５３年获湖南省人民政府奖状，１９５６年获湖南省先进卫生工作者奖章，１９５９年获卫生部乙等获，１９７８年所著《脾胃论注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４年参加省组织的劳模观礼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中央领导接见。１９８６年获卫生部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８７年获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１９８９年获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０年被载入《中国人物年鉴》，１９９１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学术精华
一、对脾胃学研究的贡献刘氏对脾胃学的研究，代表作有与李聪甫老先生合著的《脾胃论注释》、《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近年融汇自己临床心得所著的《脾胃论真诠》，有学者评价为“开建国以来研究脾胃学之先河”。现代学者符友丰氏认为他的“脾胃学说经典性研究卓有成效”（均见《中国中医药报》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
（一）提出把握脾胃学应用的四条基本要求刘氏研究脾胃学十分重视临床运用，认为要把握好脾胃应用的基本原则，才能更好运用于临床。对此他提出必须注重的四个方面。
１应重视脾胃的盛衰刘氏素来主张：治病必须治人，注意人的素质，治人必须重视脾胃的盛衰，因为脾胃居人体第四卷４０１之中，主饮食水谷之纳运，是供给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内燃机”，是维护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灵枢•五味篇》云：“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就是这个意思，“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气篇》），“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灵枢•营卫生会篇》），“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素问•玉机真藏论》），均反映了脾胃对人体饮食营养消化吸收敷布的作用，是维护脏腑功能，生成气血、津液的奉身养神的首要因素。故有“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经旨。
刘氏认为：中医所说的脾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功能概念，除了消化系统外，还涉及到许多全身性功能范畴，如调节、代谢、免疫等；脾胃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因为“脾禀气于胃而灌溉四旁”，“人生而有形，先天之精气，唯赖后天水谷之充养，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有“百病不已，宜从中治”之说。
唐•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东垣云：“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唯益脾胃之药为切”。这是治疗内伤杂病的要法，实为金针暗度之名言。
但脾胃各有阴阳，东垣所言，重在健运脾阳多用温燥升提。刘氏认为饮食进入机体，必须经过胃的消磨腐熟，脾的吸收运化，才能发挥营养脏腑、百骸、五官、九窍的作用，所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即是根据此生理特性而确定的治法。胃阴之说虽完善于叶天士，但刘完素已开其先河，如论“土为万物之母，水为万物之源，……地干而无水湿之性，则万物根本不润而枝叶衰矣”，“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脾胃，土湿润而已。”所以刘氏在调整脾胃用药中强调，凡脾胃湿胜者，宜温燥之药以去其湿，脾胃干涸者，宜清润之品以润其燥，语云：“太潦物不生，太旱物亦不生，”除湿润燥，而使土气得其平，此乃用药之关键。
为什么要重视脾胃的盛衰？刘氏认为：一是“土为万物之母；”二是脾胃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是增强脾胃，有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此诚为临床实践有得之言。
２．辨清内伤外感在运用脾胃学中，应注意辨清内伤、外感。刘氏指出：“东垣在实践中，应用《内经》‘阴虚则生内热’的原理，又理解到《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益）之’是温养之温，非温热之温。故发明‘甘温除热法’，创治内伤发热之制剂补中益气汤，并写出《内外伤辨惑论》以严内外之别。但事实上常遇到外感中有内伤，如《伤寒论》：‘伤寒解后，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又内伤中有外感，如《伤寒论》：‘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刘氏所举之例，说明内伤外感，在辨证上可以分析，在处方用药上可以综合。关键在于辨清内伤外感。
３．知机审情、多向调节刘氏认为东垣的脾胃学特点是：知机审情，多向调节。如东垣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药８味，当归补血汤药２味，而清暑益气汤药１５味，清燥汤药１８味。后人评其药味多而用量少，组方似乎庞杂，其故何在？刘氏认为：这决不是无师之智，仲景《太阳篇》中的干姜甘草汤、芍药甘草汤，药只２味，而《厥阴篇》中的麻黄升麻汤，药１４味，分五个层次，五个药组，集寒、热、温、凉、升、发、补、泻于一方。刘氏在论治疑难病中，根据其双向性病理反应的性质、部位、层次及趋势的差异，配伍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复方，即姜春华氏之言“病性的多向交叉，用药就得多向调节”。常滋阴、助阳同用，或益气、活血并施，或温补、清泄结合，或升清、降浊并行，以纠正疾病双向性病理反应，使失衡的机体恢复动态平衡。如刘氏治汪某，男，４４岁，患慢性舌炎，反复发作，服药未见疗效。症见舌红如柿，无苔垢，上腭溃疡满布，自诉口鼻经常现火，渴饮温水，盐第四卷４０２汤刺激舌面作痛，因进食困难，头晕失眠，双下肢如踏冷雪中，小便多，脉细。辨证属肾虚火浮，治从补益肾气，引火归元。方用：生地、熟地、怀山、枣皮、丹皮、茯苓、泽泻、菟丝子、牛膝、附片（用此以双足冷感为据）、炙甘草、芡实、金樱。每日１剂，共服２８剂后症状消失。舌质已淡红，薄白润苔满布，进食吞咽无阻。剖析此例，患者肾阴、阳皆亏，理法方药颇费心思，非大剂辛温燥热，或苦寒滋阴方药所宜。刘氏以群队甘温滋润、炉中覆灰、柔剂养阳之法，使“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共同组成阴阳并补、双向调节之剂，不伤脾胃而达到治疗目的。
４．师古不泥、药随病变刘氏非常赞赏“东垣治痞，消食强胃，在他的老师张元素用仲景枳术汤加荷叶烧饭制成枳术丸的基础上，按辨证论治的精神，制出４个子系统枳术丸，既继承又发展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演变为消食助化的‘焦三仙’导开先路。正如朱丹溪云：‘用古方治今病’，主张‘药随病变，病随药愈’。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是前人在医疗实践中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反映。”刘氏在调脾胃、助运化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根据人的素质及病的主要特征，辩证地结合益气活血，养阴温阳。此即先哲所言“小病治气血，大病治阴阳”之义。常用化瘀通络的虫类药，如：水蛭、地龙、蜈蚣、全蝎、僵虫、壁虎、蛞蝓、鼠妇之类；以及藤类药，如：常青藤、鸡矢藤、鸡血藤、夜交藤、银花藤、钩藤、爬壁藤等。因为人的血脉经络是用药的载体，若载体畅通无阻则事半功倍。此外，虽寻常运用之药品，亦于剂量、炮制、气味和合等特别注意（如水蛭气味腥臭易慝胃作恶，即伍以少量肉桂，既芳香制秽，亦以性温中和水蛭的咸寒）。至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有毒之品，则运用更为慎重，若需从权而用，则病退即减，恐其“久而增气”。
（二）概括脾胃学应用的四条机理刘氏认为，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远远超出了西医消化系统病症的范围。这是因为：１脾胃为后天之本，其饮食营养的纳运，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和巩固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２脾胃居五脏之中，脾胃功能障碍可以影响其他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转，而其他脏腑疾病也往往影响脾胃的纳运，所以脾胃在五脏六腑中显得十分重要；３中医对一切病后调整，都着眼于脾胃。“形气不足者调以甘药”，“久病不已，宜从中治”；４口服给药，脾胃为第一关，通过脾胃而达到病所，以发挥疗效，就必须考虑到脾胃能否“胜药”，必须时时维护胃气，胃气一败，百病难治。
基于以上四点，刘氏认为：要从内外环境的变化，针对其有关脾胃“寒热温凉”的病因，所谓“寒热温凉则逆之”，此治病的正治法也；辨析其有关脾胃“升降浮沉”的病机，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此治人的调节法也。所以刘氏强调：不论是正治其寒热温凉，调节其浮沉升降，关键在于重视人体的机能活动，所谓“治病必治人”，治人在于权衡阴阳，注重素质，特别是脾胃盛衰与其思想状态。此脾胃学真谛之所在，亦即治而不治，不治而治的微妙机理所在。
（三）论述脾胃学与其他脏腑的关系由于脾胃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脾胃学适应范围也十分广泛。刘氏认为：可以从脾胃学与脏腑证治的关系予以探讨。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千金要方•脾胃》）。东第四卷４０３垣著《脾胃论》，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系，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刘氏认为：东垣《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所概括的脾胃与心、肺、肝、肾四脏相关的发病机理有指导临床的积极意义。刘氏从实践经验中提出治则２０个字。即：治肺宜温、宣、清、润；治心宜开、通、化、养；治脾宜升、降、健、运；治肝宜疏、达、平、调；治肾宜滋、填、温、纳。
刘氏阐发肺与脾胃关系时指出：肺主气，肺气有赖于脾气散精而脾又需肺气宣发，则水谷精微敷布于全身。若脾失健运，则湿气凝聚化为痰饮，上逆犯肺，以致肺失肃降而咳喘，所以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在治疗上刘氏认为：用药之关键，在于不是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而是重在根本，按标本先后，从健脾助化入手，“执中央以运四旁”，用整体疗法改善局部。
刘氏在阐发心与脾胃的关系时指出：心主血、脾统血，脾气健运，气血生化之源充足，则心血充盈，体健神旺；若脾虚不健，生化之源不足，则心失所养，而呈现心悸、健忘、记忆衰退；或因脾虚不能统血而心无所主，导致血不循经而产生各种出血疾患。更重要的是“心主血脉”。历代医家认为：脉资生于胃，其根在肾，以脉动在于心阳，脉所以动在于肾气，食前脉衰，饭后脉旺，更与胃气有关。
刘氏在阐发脾与胃的关系时指出：叶天士认为纳食主胃，胃宜降则和。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能食不能消，病在疲；能消不能食，病在胃。所以叶氏制养胃汤以补东垣之不逮，对不欲进食的病人要作具体分析，如舌红少苔，口干便结，心烦失眠，属胃阴虚损无疑，用叶氏养胃汤：玉竹、沙参、石斛、麦冬、生地、甘草等加生北山楂，养胃生津，则胃气和，食纳增，卧亦安矣。《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予半夏秫米汤其卧立至，此和中降逆，协调阴阳之效也。又如“脏躁悲伤欲哭”而不得卧，用甘麦大枣汤，甘平以缓中和脾胃，从而达到静脑安神之效。
刘氏对于脾胃与肝之关系认识中，强调“肝主疏泄”，“木喜条达”，“肝病传脾”，这些寓有规律性的东西。如肝硬化腹水，即有腹胀大静脉曲张、淋溲便难、尿黄等见症。肝郁脾虚则纳少运迟，“肝为罢极之本”，则肢瘦乏力。“肝病传脾”虚则能受，实则能传，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因此，用六君子汤以健脾，加丹参、灵脂、蒲黄活血化瘀，楮实子、刘寄奴、隔山消、白芍、?木、半边莲以疏肝利水，麦芽、鸡金以助消化……。以治肝硬化腹水之经验。
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脾得肝之疏泄，则升降协调，运化功能健旺；脾气健运，则水谷精微充足，才能不断输送营养于肝以周全身。刘氏治一小儿，某医院诊断为“好动症”，曾从肝论治而无明显疗效。刘氏察之，患儿面色白，挤眉弄眼，手足乱动，禁不能止，夜卧不安，自汗、盗汗，食欲不振，舌质淡，边有齿印，舌苔薄白，神疲，脉缓。此系脾胃气弱不能滋养肝木，以致肝失所养，治宜健脾培中，养肝熄风，予以六君子汤加白芍、夜交藤、钩藤而愈。刘氏认为，小儿“好动症”，临床多从平肝熄风着手，但要注意，脾胃不能滋养肝木，导致诸风掉眩。虽然“肝为刚脏，治宜柔克”，但“脾主四肢”在于健运，故宜健脾培本，使化源不绝，并结合“静以制动”则善行数变之风不治而自熄。
刘氏在论述肾与脾的关系时指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与肾的关系体现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脾肾如此，诸脏皆然。
刘氏治慢性肾炎水肿，宗“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其制在脾”之旨，常以真武汤加党参、黄芪、苡米、毕澄茄、鸡内金、杜仲、补骨脂、怀山。如腹水盛则重用苍术以助化，全身肿而无汗，则重用苏叶、藿香以开汗窍，即《金匮》所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旨。肿消食增后，以香砂六君补第四卷４０４后天以培养先天，此从治病治人之法也。
总之，刘氏认为脾胃学适应范围十分广泛，这是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内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是“代”的过程；“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这是“谢”的过程；“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可见整个机体的代谢过程，脾胃是关键。东垣云：“人以胃气为本”。善医者只论元气精神。即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二、论治疗肿瘤的四个关系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人们谈虎色变，但实质上并不可怕。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和掌握了防治规律，它也同其他急烈性传染病一样，会被人们征服的。祖国医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征服肿瘤的途径和方法。例如，宋代杨仁斋的《直指方》云：“有癌疮颗颗累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类一舌，毒深穿孔，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令人昏迷，急用地胆为君，佐以白牵牛、滑石、木通，利小便以宣其毒，更服童便灌涤余邪乃可得安也”。刘完素亦用地胆为主“治小肠、膀胱气痛不可忍者”，方名全圣散。从痛不可忍的病情来看，类似泌尿结石或膀胱肿瘤，阻塞和压迫尿路，不通则痛。从证测方，药只四味（地胆、滑石、朱砂、苦杖），具有消肿块，通淋泌的作用，可见完素方有所本。方中主药———地胆，属卵生虫类，活动于土壤或石隙中，长五分至一寸，体黑微碧，尾赤色，有翅不能飞，此药制法与斑蝥同，现在有人用于治恶性肿瘤，已取得疗效。其他虫类药如斑蝥、壁虎、蜣螂、地鳖虫、鼠妇、蛞蝓、蟾蜍、蜈蚣、全蝎、僵蚕、蟾酥、蜂房、蛇蜕等，多用于治疗肿瘤，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亦说：“乳房属阳明所经，乳头厥阴所属……若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思郁怒，昕夕积累，脾气滞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大如茶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凹似岩穴也”。他并用疏肝解郁，活血行经之法治愈其族侄妇的乳癌初起。至于颈项淋巴肿瘤，石疽、噎膈、肠覃、石瘕等等，历代名医医案中治愈者不知凡几，治愈这些病的方法是怎样的？刘氏认为应注意以下４个关系。
（一）注意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个自然界是个整体，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又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这种认识有人把它叫做“整体恒动观”。因而刘氏对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便处处从这一观点出发，并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是祖国医学认识论的精华和防治疾病的指导思想。比如《内经》说：“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又说：“从阳引阴，从阴引阳”；“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治病之道，气内为宝”。这就是说，整体观既要注意形质，更要注重精神，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观点而坚持辩证的神形统一观。刘氏曾治一例脑肿瘤，患者肖某某，男性，４８岁。头部剧痛，眼复视，且具有顽固性呕吐（历时５个月）。西医院作头颅侧位Ｘ线摄片检查（照片号７６３０７号，编号１９９）均确诊为颅底蝶鞍区占位性病变，脑部蝶鞍瘤。认为必须手术治疗，并且告诉患者家属，手术的结果可能是“一死、二残、三苟延”。患者不愿手术而于１９７５年５月来所求治，头痛剧烈时，双手抱住后脑，挺向墙壁，头晕、恶心、呕吐与进食无关，眼睛视向右侧则见物为两，烦躁不眠，大便干结，口干喜饮，舌第四卷４０５质红，苔黄白而干，脉弦劲细数，诊为肝风上冒，肝邪犯胃，治宜平肝降胃，熄风通络：丹参１２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２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２克、生赭石３０克、珍珠母２０克（二味先煎）、广皮５克、竹茹１０克、天葵子１０克、蜈蚣１条、蛇蜕（焙）３克、紫草１０克、牛膝１０克、黄连３克。另用锈铁、灶心土烧红入黄连淬水兑药服。１５剂后，痛缓，呕稀，大便已润。舌质红，黄苔已退，原方去旋、赭、竹茹、黄连，加龟板２４克、鳖甲２０克、茺蔚子１２克、石决明２０克，服３０剂，头痛渐止，呕更轻稀，舌红而干，少津，脉弦带数，原方加减：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０克、丹参１０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２克、甘草５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炙龟板２０克、生牡蛎２０克、紫草１０克、牛膝１０克、桑叶１５克、蛇蜕（焙）３克，五诊用原方加减共服８０剂，５个月后，头痛复视消失，呕吐已止，舌质淡红，苔薄白而润，脉弦不数，以养肝肾药收功。
１９８１年复查，自觉症状完全消失，体重增加，疗效巩固。
又治一例潘某，男，４５岁。患右侧偏头痛，阵发性加剧，头昏眼胀已一年有余，右眼视物模糊，因头晕目眩不能行动，夜晚尤甚。扪及右额颞部冠状缝开裂，１５ｃｍ×５ｃｍ，凹陷０８ｃｍ，裂缝中有肿块，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Ｘ光检查为：“右额颞冠部裂缝新生物”，１９７６年８月来我所就诊。症见头痛剧烈，浅表静脉怒张，眼球突出，视物模糊，头昏失眠，血压偏高，口干、便结，舌质红，苔薄白而干，脉弦带数。此属肝阳上亢，络阻血瘀，治宜平肝潜阳，清润通络。方用三甲复脉汤加减：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５克、丹参１２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龟板２０克、鳖甲１５克、生牡蛎１５克、磁石１２克、朱砂０５克、骨碎补１０克、牛膝１０克、旋复花１０克、红花５克。
服１６剂后，症状明显改善，头痛头昏缓解，视物较前明晰，但大便仍结。原方加生首乌、草决明，服２０剂而大便通畅，头痛止，视力接近正常，冠状裂缝渐缩小，眠食俱佳，舌质淡红而润，脉弦小，因夜尿多，原方去磁石、朱砂、旋复花、红花、生地易熟地，加怀山１２克、山萸１０克。１０剂后，夜尿减少，冠状部裂缝仍明显，再加鹿角霜１０克、核桃肉１５克继服３０剂。３个月后复查，头部裂缝愈合，新生物消失，返回工作岗位，至今疗效巩固。此二例，“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治宜上病下取，从阴引阳，通过整体改善局部，从而取得疗效。
（二）注意机体素质与免疫的关系刘氏刻意探索了《内经》广义的治本思想和《内经》所指出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相互关系。邪是致病因子，正是抗病能力，“扶正祛邪”（养正邪自除），“祛邪扶正”（邪去正自安）无非是要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又从长期医疗实践中体会到“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均属人体生化之源，临床上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慢性疾病，虽然错综复杂，而治疗时必须保护脾胃的健运为第一要图，故前人有“四时百病，胃气为本”的说法，只有资助后天，才能达到培养先天的目的。这样，通过自然调节，使全身的阴阳相对平衡，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例如刘氏曾治一例肺部肿瘤，患者易某某，女，５５岁，１９７３年６月因胸胀，透视发现钙化点，在贵阳职业病防治院照片，右肺门有肿块如核桃大。后去上海肿瘤医院复查，不排除肺癌，登记住院手术，患者不同意，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来所要求中药治疗。症见胸闷气急，胸骨柄后隐痛，咳嗽间见痰红，面黄倦怠，神色沮丧，眠食俱差，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缓无力。此属脾虚气弱，肺失肃降，治宜健脾固本，兼清肺化痰，用参苓白术散加减：条参１５克、怀山１２克、茯苓１０克、苡仁２０克、炙草５克、冬虫草５克、紫参１５克、白芨１０克、白英３０克、冬瓜子１５克、土贝母１０克、蛤粉１２克、田三七３克，每日１剂，服２０剂后，胸闷气急减轻，痰红第四卷４０６未再出现。病者有治愈的信心，眠食转佳。原方坚持继服２０剂，呼吸均匀，胸骨隐痛已止，原方去白英、冬瓜子，加白术１０克、生鸡金５克健脾助化。又３０剂，自觉症状全部消失，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乃去北京首都医院断层照片复查。右肺门前缘可见一圆形致密影边缘不齐，时期较长无明显变化，考虑良性肿块（Ｘ线号：７７８９２７）。继续间服中药观察４年，健康情况无变化。其旅美女儿惊为神奇，去年１２月，一同来所面谢，患者红光满面，疗效巩固。
另治一例杨某某，男，６５岁。患下唇肿核，初起一粒胡椒大，６个月渐如梅核大，质坚硬，发展迅速，在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切片检查为鳞癌。手术后，历时两个月复发，因白细胞在３５００／立方毫米以下，不能进行化疗。１９７８年６月来所就诊时，唇肿大如覆杯，原切口处翻花如剥开之石榴状，溃烂流水。诉进饮食困难，疼痛牵引到右侧头面部，右颌下淋巴结肿大如豌豆大，口干，大便结，小便黄短，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带数。此属阴伤热炽，毒滞血瘀之候，宜养阴清热解毒，活血通络化瘀：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０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黄精１５克、丹皮１０克、白芍１２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蒲黄１０克、天葵子１０克、土茯苓１２克、甘草５克、蛇蜕（炒）５克、皂角刺炭３克煎服，每日服一剂。外用蛞蝓（鼻涕虫）、鼠妇（地虱婆）等分烘干加冰片少量，共研极细，撒布癌灶溃烂处。初上此药觉痛感加剧，患者坚持，每日涂约４次。内服外涂，服上方２０剂，溃烂面已消平缩小，头痛缓解，进食不感困难，大便通畅，尿转淡黄。坚持原方继续内服外涂，两个月后复诊，癌灶已全部平复，收口生肌，颌下淋巴结肿大也相继消失，口不渴，二便如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而缓，改用六君子汤加沙参、石斛，调理脾胃善后，３个月复查，疗效巩固。
本例证见阴虚火炽，益肾水以资化源，口渴止，二便通调，改健脾胃以增进营养，结合消肿软坚，虫类搜剔，仍然是通过整体疗法以改善局部。
此二例标本兼治而重在治本，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但治脾治肾各有侧重。
（三）辨证论治注意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恒动的整体观和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刘氏曾治几例腹主动脉瘤，治法同中有异。例一，伏某某，男，５４岁，近年来，自觉腹部有一股气向上冲，发作时，心悸头昏，耳鸣，恶心欲呕，颈动脉搏动明显，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诊断为“腹主动脉瘤”。于１９７９年７月来所就诊时，脐上二指处扪及肿块约４ｃｍ×３ｃｍ×１５ｃｍ，搏动应手，身体俯仰受限，纳差，倦怠乏力，形寒便溏，舌质紫，苔润白，舌下静脉曲张，脉弦缓滞涩，此属脾肾阳虚，瘀血阻络。治宜温中助化、活血通络，主以附子理中汤：党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炮姜３克、炙草５克、附片３克、加酒芍１０克、肉桂２克、水蛭５克、地鳖虫１０克、海藻１０克、田三七３克、荜澄茄３克、鸡内金５克。服１４剂，食纳增进，形寒消失，大便成形，冲逆症状减轻，发作已稀，肿块未再增大。原方去附片、炮姜，加丹参、隔山消、瓦楞子（煅红醋淬）。坚持服３个月，肿块逐渐消失，冲逆止而未作，眠食俱佳，复诊，舌质淡红，脉已不涩，体重由５２千克增至５７千克。最近复查疗效巩固。
这种化瘀通络的方法，是通过健脾胃、助消化而达到治疗目的。
例二，卿某某，男，４５岁，患者近年来自觉腹部有股气向上冲，发作欲死，心忡心烦，头晕眼花，颈动脉冲动，恶心作呕，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诊断为“腹主动脉瘤”。于１９８０年２月就诊我所，患者纳差，睡眠不好，口干，便结，舌质暗紫，舌下静脉曲张，脉弦数带涩，证属阴虚阳亢冲气上逆，瘀血阻络，治宜镇冲潜阳，活血通络：丹参１２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５克、赭第四卷４０７石３０克、龙齿１２克、珍珠母２０克、瓦楞子１２克、海藻１０克、水蛭３克、肉桂１克、地鳖虫１０克，服１５剂。
复诊：气上冲胸次数减少，发作时症状减轻。精神稍好，脉仍弦涩。小腹觉隐痛。原方肉桂加至２克，又服１５剂，患者明显好转，气上冲胸渐止。眠食俱佳，大便带结，舌质稍红，苔薄白，脉弦不涩。原方去肉桂１克，加地龙１０克、草决明１２克。服３０剂后，患者来信，病愈，已返工作岗位。
以上二例，都属主动脉瘤。前者偏于脾肾阳虚，形寒消失，即去姜附；后者偏于肝肾阴虚，出现小腹隐痛，即少加肉桂以化寒凝、降冲逆，此病同证异而治法不同，必须注意个体差异。
（四）注意精神因素与自然疗能的关系心理、社会因素对肿瘤病的发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加强祖国医学研究的同时，加强精神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内经》中早已指出：“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真气从之，病安从来”。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产生抗力，与它作斗争。直至战而胜之。”战胜疾病（包括肿瘤），国外学者曾详查了１９００～１９６５年所报道的世界文献，在６５年间有１７６例经病理组织学确诊无疑的许多种类癌瘤得到自然获愈的“脱癌”（本文和三例亦属此类）。因此，刘氏常用毛主席这一教导鼓舞病人斗志。例如老红军王某某，男，６１岁。１９７３年患声音嘶哑，喉部隐痛，吞咽时有异物感，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会诊为喉癌，曾去广州部队医院放疗。因白细胞降低，体力不支，病情未改变。于１９７３年４月回湖南就诊中医。治前检查，披裂水肿，假声带充血，咽后壁滤泡密布，右颈淋巴２ｃｍ×２ｃｍ，右胸闷痛，咽干口燥，眠食俱差，大便干结，小便黄赤，舌质绛红无苔，脉弦细带数。此属肾阴亏损，虚火上炎，治宜滋阴降火，理肺清咽：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０克、生地１５克、丹皮１０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白芍１０克、甘草５克、冬虫草５克、川贝５克、木蝴蝶３克、藏青果（另噙咽），日夜服一剂，“治上焦如羽”，嘱每隔两小时一次，小量呷服。并针对悲观情绪，反复讲解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以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连服４０剂，喉痛减轻，声音渐出，吞咽不困难，情绪乐观，大便已不结，小便淡黄，舌质转淡红而润，仍无苔，脉弦细不数。原方去生地、丹皮，加熟地１５克、怀山１２克、金樱肉１２克，又服３０剂，病情进一步好转，１９７４年７月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复查，喉部基本良好，声带变白，披裂未见异常。根据下肢冷感，便溏，小便夜多，腰酸、膝软等症状，为阴损及阳，治宜柔剂养阳，用金匮肾气丸去桂加牛膝、菟丝。共研细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服３０丸，日夜４次，连服３个月后，下肢冷感等症状消失，语言清亮，吞咽无阻。每年秋冬，仍间服中药，随访８年，疗效巩固。
综上所述，虽举例不同，但整体观、辨证论治、提高免疫力、增强自然疗能是相同的，而且是有内在联系的，治病必须治人，既要针对素质，更要注意精神，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治疗其他疾病如此，治疗肿瘤也不例外。
第四卷４０８临证特色
一、将脾胃学理论灵活应用于临床刘氏认为：脾胃学应用的基本方法，应遵东垣“重视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之则，兼“治病治人”之旨，然后据理以立法，缘法以尽变，以达到治疗之目的。现将刘氏脾胃学应用的基本方法介绍如下：（一）调和营卫法刘氏认为：“脾为之卫”，脾虚时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内经》云：“阴者藏精而起亟，阳者卫外而为固。”脾胃健运，阴裕阳充，则抵抗力自然提高，此法常用于表虚易感者。如刘氏治康某某，女，４０岁，常自汗出，易感冒，怠倦嗜睡，少气懒言，脉缓弱无力，与黄芪建中汤７剂而病解，此东垣五药之一，乃《金匮要略》治“虚劳里急诸不足”者。尤在泾云：“急者缓之必以甘，不足者补之必以温，而充虚塞空则黄芪尤有专长也。”所以固表止汗，可防复感，用之屡验。
（二）和胃疏肝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宜降则和”。刘氏认为：肝胆气郁，多见胃气上逆，故降胃必须平肝。胃寒不和则泛清涎；胃热不和则食入即吐；过饱不和则宜消其食；过饥不和则宜填其空。
和则纳，降则通，肝之疏泄利则气不滞血不瘀，而痛止矣。如治范某某，女，４２岁，患者精神不爽，胃脘刺痛连胁，影响睡眠，恶心欲呕，不思饮食。经某医院用纤维胃镜检查为“慢性浅表性胃炎”，曾用中西药治疗，疗效不明显。察其舌质淡红而边紫暗，苔白薄，其脉弦涩。此乃肝胃不和，肝气横逆犯胃，气滞血瘀而作痛。治宜和胃疏肝，调达气血。方用沙参、茯苓、怀山、炙甘草、法夏、广皮、灵脂、蒲黄、延胡索、白芍、甘松、砂仁。服上方１４剂，胃痛缓解，恶心欲呕消失，食纳增加，拟原方１４剂，服完病愈，未再复发。
刘氏认为：本例患者久病体虚，精神不爽，气郁伤肝，肝气横逆犯胃，气机阻塞瘀滞，胃失和降而痛连脘胁。故治疗用陈夏六君加砂仁，以健脾和胃，用沙参、怀山易参术者，养脾胃之阴也。《别录》云：“沙参疗胃痹心腹痛。”用延胡、白芍、灵脂、蒲黄、甘松，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不治“炎”而炎症自愈。
（三）和胃利胆法胆邪犯胃，则痛呕胆汁，利胆而不和胃降逆，则非其治也。虽然，“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但调其升降者仍在脾胃，故立和胃利胆法。如治谭某某，女，４４岁。患者右上腹、胁下时痛，且向右肩放射，阵发性加剧，反复发作１年余，发时剧痛，呕吐黄水。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胆囊造影检查，发现胆囊肿大为７ｃｍ×４ｃｍ，诊断为胆囊炎，准备手术，患者不愿，于１９８０年５月来院就诊。
初诊时，除上述症状外，并见面色萎黄，纳差，体倦，小便黄，舌苔薄白，质红，脉弦数。此乃肝胆第四卷４０９郁热，气滞血瘀而痛。治宜和胃降逆，疏肝利胆，佐以益气活血，欲降之必先升之。方用四逆散加减：柴胡、白芍、枳实、甘草、太子参、沙参、丹参、女贞子、灵脂、蒲黄、郁金、金钱草，另加火硝（胶囊装吞）、鸡内金、隔山消。复诊：服前方３０剂，右胁胀痛缓解，停药。３个月后复查，胆囊缩小，但仍体倦，舌红，脉弦不数。仍用原方１５剂，以善其后。过１年反映，愈后未复发。
刘氏认为：胆附于肝，肝胆郁热，气滞血行不畅，故右上腹、胁下阵发性剧痛，呕吐黄水，小便黄，脉弦数。方用四逆散、郁金、鸡内金、隔山消疏肝利胆，太子参、沙参、女贞子益气养阴，丹参、灵脂、蒲黄活血化瘀。即《内经》所谓“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也。
（四）养胃宁心法《金匮》曰：“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此多因情志抑郁，心脾受损，脏阴不足而成。宜养胃宁心法，此法常用于脏躁证。如万某，女，３岁。出生３个月后，夜啼，烦躁不安，哭无虚夕，服镇静安眠剂，缓解暂时，不能根治。白天精神不振，食纳一般，口干饮水，大便干结，小便夜多。烦躁啼哭时，手足乱动，汗出气急。经中西医治，已近３岁，无明显疗效，其父母轮流守护，疲惫不堪。因亲友之荐，自贵阳市远道来长沙就诊。细察体型瘦弱，面白无华，头毛作穗状，目有浮光，对周围事物敏感，性情乖戾，哭声尖锐。其父母代诉：近因秋燥，更夜不成眠，口干引饮，尿多便结，舌质红，无苔垢，脉细数，断为脏躁证。拟方：甘草、小麦、大枣、生地、丹参、龙齿、龟板、白蜜（蒸兑）。察其头热而足冷，嘱每晚用艾叶煎汤洗足，头部枕以凉席，即“上清下温”。其药甜，儿不拒，以小量多次喂服。服第１剂后，夜间能入睡两小时，在长沙坚持服１０剂，同时使用清上温下的物理疗法，能入睡４～６小时。复诊：头不热，足不冷，口渴大减而夜尿少，汗出止而大便调。舌质淡红，有薄白苔，脉数稍缓。带药回家，一月后来信，坚持服用上方２０剂（分１个月服完）已眠食正常。１９８８年元月，邮索一方：陈半六君汤加黄芪、丹参、炙远志、枣仁、生地、百合、大枣、麦芽、鸡金。健脾助化，益气养心，１４剂。１９８８年４月来信，服善后方疗效巩固。
刘氏认为：妇女有脏躁证，特别易出现于更年期。此儿出生几个月就患脏躁证，实匪夷所思。有些医家认为“子脏”发躁，推之于婴儿又如何解释？陈修园说：“五脏属阴，不必拘于何脏”，此言甚是。观甘麦大枣汤方后注“亦补脾气”，以脾为生化之源，乃五脏之阴根本所在，可以从中找出答案。
（五）养胃开结法噎乃膈之渐，膈乃噎之终。虽有五膈之名，多属食管痉挛、狭窄、肿块等的临床表现。病位常见于食管的上、中、下段及贲门。症见食不得入或食入反出，伴吐涎沫，大便如羊屎。病因多属忧郁、伤酒、过食咸菜等。病机属“津枯气结”，瘀血阻滞，治此刘氏常用养胃开结法。如：刘某某，男，６４岁，３个月前进食梗阻，厌油，腹部胀痛，逐渐消瘦，只能食少量糖拌稀饭。后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作食道镜检，诊断为“食道中下段癌”，患者拒绝手术，遂来我院求治。就诊时，食之即吐，日进２两流汁，厌油，腹胀，消瘦，口干喜热饮，大便干结，舌淡红，苔润白，脉弦细。此系阴虚气结，顽痰瘀血阻塞食道，结滞不行，治宜养胃开结，软坚化痰。方拟：太子参、沙参、丹参、制首乌、法夏、广皮、壁虎、急性子、蜈蚣、瓦楞子、草决明、肉苁蓉、杵头糠、白蜜（饭上蒸一次）兑服。每服一茶匙，细咽缓吞，１小时进药１次。复诊：服上方１０剂，食道梗阻感明显第四卷４１０减轻，大便亦润通，每日能进流汁５～６两，但食道仍有疼痛感，口干，舌脉同前，仍上方，加重丹参为１５克、水蛭１０克、海藻１０克，继续服１４剂。三诊：患者症状继续减轻，胸部痛感缓解，纳食增进，精神好转，口干减，舌淡白，苔薄白，脉弦缓，以养肝肾之阴之药白芍、女贞子佐之。另用单方鲜菝葜２４０克、猪肉６０克，炖汤服，始终坚持此方，服菝葜共３７斤，食道梗阻感完全消失，饮食如常，病者１年后反映情况良好。刘氏认为：食道中下段癌系中医的膈食证。《医述》引《会心录》云：“愚按膈证病在上焦，其源实在下焦……。而膈证之火，其根实发乎肾，右肾中水亏，不能摄伏阳光。故虚火上浮，火与痰结搏于食道，致使膈塞不通，食不得下。”余按“阴虚气结”瘀血阻滞论治外，单方菝葜味虽甘温，配伍瘦肉炖汤，能消肿软坚，润肠通便，始终坚持服药，与所拟复方相辅相成，济上焦之枯，润肠道之燥，因而收效甚良。加水蛭、海藻者，化瘀软坚以治其局部症结。
（六）清宣温化法刘氏认为：湿热之气触自口鼻，阻塞气分，不饥不食，便尿不爽，亦三焦同病。湿则太阴，热则阳明，湿热郁蒸，常致清窍不灵，发热不退。此湿遏热伏，邪在卫分、气分，治宜清宣温化，化其浊，逐其秽。若湿重于热，肺气失宣，热蒸多汗，头昏头重，胸闷不饥，口渴不饮，便尿不爽，午后发热，状若阴虚。胸闷呕恶，饮食不入者，与三仁汤加减（《温病条辨•上焦篇》）。若热重于湿，神识迷糊，尿短黄赤者，与甘露消毒丹加减（《温热经纬•方论》）。本法曾治一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症见发热（３８９℃），胸背手足紫癜，新旧相同，散在出现，巩膜及皮肤黄染。其夫人代诉：头部眩晕重胀，胸闷不饥，恶心作呕，不能进食已一星期，口苦不欲饮水，出汗见于上身齐颈而还，腹胀肢重，午后发热，傍晚神志昏糊，大便微溏，小便黄短，舌质淡胖，苔黄白相兼而腻，脉濡带数。据脉证分析，属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治宜清宣温化，渗湿除黄，解毒化斑。处方：白参须、苍术、土茯苓、法夏、广皮、藿香、薏苡仁、白豆蔻、杏仁、绵茵陈、苏丹参、牛角片（先煎一小时）、北山楂、鸡内金。服２剂体温下降（３７８℃），呕止进食，服７剂热全退，未再出现新的紫癜，黄疸下降至１０个单位，汗止尿利，腹胀亦消，神志清醒，语言正常。
刘氏认为：本例西医诊断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紫癜”，中医辨证是“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按《温病条辨》辨证为“湿遏热伏”，用清宣温化法，不斤斤于治病的现象———紫癜，而是遵《内经》“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即抓住病的矛盾主要方面———湿温。这就是清代温热学家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
（七）益气宣窍法陈修园说：“上窍开则下窍泄”。刘氏认为：所谓“导水必自高源”，外窍闭则内窍塞，通便必注意皮毛，皮毛为肺之合，肺与大肠相表里，然而，调节升降又在脾胃中气也。如治某女，２１岁，患大小便秘塞不通，胀痛叫号两昼夜，医用硝黄等药，毫不为动，脉右手洪大，左手弦紧，舌上苔薄白而润，此属气闭，而非形结，故脉洪大而不沉实。仲景云：“洪则为气”，又其人不躁渴，舌无厚苔，且左脉弦紧，恶寒发热无汗，知病在太阳不在阳明。治宜散太阳之邪以启皮毛，升提脾肺之气以宣上窍，所谓“欲求南风，先开北牖”之意也。时在夏月，方用香薷１０克、荆芥穗５克、苏叶１６克、广皮５克、黄芪１５克、桔梗５克、葱白１握，煎汤乘热服之；外用葱白１握捣烂炒热布包熨脐，按法行之，一剂即愈。此乃仲师所谓“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第四卷４１１散”是也。
（八）调中疏导法《灵枢•本输篇》：“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府。”刘氏认为：大便阻塞不通者，古人有开肺气的治法，朱丹溪谓为“肠痹”。叶天士于《临证指南》中立“肠痹”一门，遵丹溪治肠痹，必开肺气，谓表里相应治法。亦《内经》所谓“肺主一身气化”，天气降，斯云雾清，而诸窍皆为通利，但“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又为肺气宣通之必备条件也。如治一肠梗阻，患者腹胀如鼓，大小便俱闭，进食则呕逆而吐出。诊为肠痹，阴阳交阻，气机逆乱。肺与大肠相表里，治宜调中疏导，先启皮气，后通地道。时在夏月，处方：陈香薷１０克、苏叶１５克、藿香１０克、防风１０克、荆芥５克、白蔻４克、法夏６克、广皮６克、厚朴５克、炙甘草４克、蒲公英３０克、砂仁３克、肉苁蓉５克、草决明１５克。当天下午开始服药，初服呕出腐秽的食物残渣，继服一剂，幸纳而未吐，半夜后汗出热退大小便俱通，泻满一瓷盆，患者酣然入睡，取消了手术决定。次日于香砂六君方中用白参１０克善后。
刘氏认为：粘连性肠梗阻，食入即吐，小便不通，大便闭结，属中医“关格”范畴。本例患者，乃阴阳交阻，气机逆乱所致之证，方用陈香薷、苏叶、荆芥、防风开肺气以启皮毛；厚朴、砂仁行气宽中和胃以宣痹；藿香、白蔻芳香化浊；法夏、广皮理气降逆；肉苁蓉、草决明温润肠道而通便；重用蒲公英，既可清热解毒，又可利尿而散交阻之结气；炙甘草调和诸药，所谓“观发知受”，表出则里和。此方寒温并用，“汗腺开则内窍泻”是也。健脾助化善其后者，以防其复发。
（九）养脾宁肺法程杏轩《医案初辑》云：“血证愈后，每多反复者，此由胃膜肺络损伤，须用法补之。订方用白芨、鱼鳔、绵丝、烧炭等分，为丸服之，永不复发。”刘氏对支气管扩张咯血病人，常用此法治愈多例。并认为：本病常因劳累、受寒、情绪激动而诱发，久病成损，不易根治。因经常咯血，血管更加脆弱，须按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卷二，补络补营原理，方能收到未雨绸缪之效。方中怀山、地黄，以养脾胃之阴；白芨、三七，止血化瘀有宁肺之效；鱼鳔甘平，性最胶粘；绵丝血染成炭亦甚凝固，二味补络补营，得生地、三七则不留瘀。此法具止血、消瘀、宁血、补虚之义（见唐容川《血证论》）。杨仁斋《直指方》云：“一切血证，经久不愈，每每以肺胃药收功。”用之得法者，此语屡验不爽。
（十）甘温除热法刘氏认为：“阴虚则生内热”，“阳气者烦劳则张”，此内伤发热之原理。甘温之剂能益脾胃之气，使阳生阴长，相互协调，则“阴平阳秘”而虚热自除。少气懒言，神疲体倦，长期低热，劳累则甚，气虚下陷，倦怠嗜卧者宜补中益气汤；眼睑、唇、舌俱淡，失血后心慌心悸者宜归脾汤；易感冒经常汗出发热者，宜玉屏风散。如治刘某某，男，８岁，因饮食不节，屡伤脾胃，忽感外寒遂发热咳嗽，医者用九味羌活汤，次用柴葛解肌汤，终用钩藤饮之类，其热不但不减，反继而增高，咳喘愈甚，腹胀便溏，肌热灼手，口渴时时饮水而不能多，脉数无力，舌润无苔，眼珠青色，无闪灼意。此证系内伤脾虚发热，断非外感。宜用甘温兼助消化之品，东垣曰：“甘温能除大热”，方用参、芪，于气陷者宜之，此证喘咳气升，黄芪不中与也，尤在泾曰：“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第四卷４１２火自除。”即对此证而言也。宜师之，方用：西党参１２克、白术５克、茯苓１０克、黑干姜３克、炙甘草５克、怀山１５克、麦芽１０克、生北山楂６克、砂仁３克、鸡内金３克。日服１剂。服药后，１剂热定，３剂热退，效不更方，继服１０剂，调理脾胃，兼助消化而痊愈。
刘氏认为：外感发热，“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若内伤发热，多属脾胃虚弱，元气受伤，症见倦怠嗜卧，四肢不收。反复表散，则反而加重病情。东垣有甘温除热法，所谓“劳者温之，损者益之”是也。至于中虚且寒，“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按法用之，效如桴鼓。
（十一）健脾升清法本法常用于糖尿病非胰岛素依赖型。刘氏认为：气阴两虚者不在少数。健脾以益气，所以制其消，养阴以升清，所以治其渴。但使方而不使于方，必须因人制宜。如治陈某某，女，４８岁。患糖尿病３年半，经江西医学院附属一医院住院诊治虽症状改善，但出院后血糖２５９ｍｇ％，尿糖＋＋＋，并有高血压病史，血压２２２～２７８／１２５～１６３ｋＰａ。初诊：“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日渐消瘦，腹胀肠鸣，大便溏稀，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属脾失健运，清不升浊不降，治以健脾和胃，芳香助化，予七味白术散加减：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２０克、粉葛１２克、天花粉１２克、藿香５克、砂仁３克、怀山１８克、芡实１２克、生北山楂１０克、麦芽１０克、鸡内金３克。另木炭浇红淬水煎药。服药１４剂后，血糖１５６ｍｇ％，尿糖微量，腹胀肠鸣、大便溏稀有所改善。但全身骨节疼痛，手足发凉，舌质淡红，苔薄白，脉仍弦细，治法遵上，少佐附片以温经通络：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１５克、附片３克、薏苡仁１５克、蚕砂１２克、鸡血藤１０克、炒桑枝１５克、炙远志３克、枣仁５克、麦芽１０克、鸡内金３克。原方不去天花粉者，上浮之焰，非滋不熄，下积之阴，非暖不消，此花粉、附片同用，而并行不悖也。三诊又继进１４剂，尿糖消失，血糖正常，血压时有增高，口已不渴。仍形寒，四肢末梢冷感，眼底出血，呈飞蚊状，视物模糊，皮肤易出现疮疖，舌质淡红而苔润有白沫，脉弦小，治以健脾、养肝，通络散血之剂：条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土茯苓１５克、炙甘草５克、苍术５克、晚蚕砂１２克、夜明砂６克、蝉衣５克、白芍１２克、附片３克、夜交藤１５克、鸡血藤１０克、杜仲１２克、五加皮５克、炒桑枝１５克，２０剂。服后四肢已温，视力恢复、身痛痊愈，予六君子汤加黄芪、怀山药、生北山楂以善其后。３年复查，疗效巩固。
刘氏云：本例久患糖尿病，中西治疗未获满意疗效，初诊时“三多一少”症状虽然明显，但形寒肢冷，腹胀肠鸣一派脾胃虚弱，运化失司之象，此所谓“始传热中，末传寒中”，根据机能减退情况，予以健脾和胃，芳香助化，更以木炭烧红淬水煎药，使其肠内增加活性炭吸收作用，促使药物直达病所。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主，胃气旺则五脏受荫。故善后六君子汤加黄芪、怀山、生北山楂，仍是健脾胃致津液，以根治其受病之源。
（十二）健脾温肾法本法常用于哮喘，刘氏认为：哮喘为常见病之难治证，前人有发时治肺，平时治肾，治肺宜开，治肾宜纳的经验。哮喘多伴痰咳，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肾为五液之主，痰为病之因，亦为病之果，识病之机，索其病本而治之，则不中不远矣。刘氏用此法治易某某，男，４９岁。
素无哮喘病史，１９９１年７月因感冒诱发哮喘，住院治疗４个月，服消炎抗菌药及麻黄素、氨茶碱及中药苏陈九宝、定喘白果汤，止而复发，上午稍轻，下午加重，晚上更甚。哮喘发作时，语言第四卷４１３不能出声，喉中痰鸣，两肩上抬，汗出形寒。初诊：除上述病症外，食纳甚少，因发作夜剧影响睡眠，口虽干，喜热饮，大便带结而夜尿多，手有冷感，舌质淡红有齿印，苔薄白而润，脉弦小。此属肺气不肃，肾气不纳，脾失健运而升降失调，治宜润肺、健脾、温肾，以复其升降之常。方用：明党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炙远志３克、杏仁１０克、冬花６克、怀山１５克、白芍１２克、附片５克、杜仲１２克、补骨脂３克、肉苁蓉１２克。连服７剂，喘平汗减，四肢转温，眠食安而夜尿减。复诊，察其形虽肥而气不足，哮喘虽平而动则有汗，且易感冒。原方附片减为３克，加北黄芪１５克，继服１４剂，汗止而语言清亮。再拟参须３０克、蛤蚧（酥炙）１对，研细末炼蜜为丸如龙眼核大，每服１丸，日夜４次，以巩固疗效。
刘氏云：本例形肥气弱，外强中干，因连续感冒诱发哮喘，医见其形盛，屡用宣表治肺之剂，致汗多肢冷，而病转增。今改用真武合六君温中以暖下，辅以杏仁、冬花、远志润肺以祛痰，怀山、肉苁蓉、杜仲、补骨脂补肾以纳气，用整体调节以改善局部，不治哮喘而哮喘自平。善后用参须蛤蚧丸者，肺肾同治以固其本也。
（十三）健脾利湿法刘氏认为：脾主湿而恶湿，脾虚气弱则湿聚，凝于内则为痰为饮，泛于外则为肿为胀。痰与水同源而异流，其因虽有内外之不同，而其病机则脾肺肾三脏相关最为密切，故张景岳说：“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所以健脾利湿是治水的主要环节，也是开门洁府的关键所在。本法常用于水肿之证，刘氏认为本病与脾肺肾相关，理脾为正治之法，因脾主运化，重用白术或苍术，“脾土一旺，水有所制……”，故先以六君子加北黄芪、晚蚕砂、苡米、怀山、麦芽、鸡内金健脾益气以安其中土，中土安则水自有出路。而久病伤阴，终以益气养阴，育阴利尿为治，使湿去而阴不伤，邪去而正气复。
（十四）健脾平肝法刘氏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木郁则达之”。然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脾气下陷固病，脾气不运亦病，“当先实脾”，见在机先。肝脾不和，抑郁不舒，郁于上则胸胁隐痛，宜魏氏一贯煎（治在肝胃），郁于下则小腹坠胀，宜逍遥散（治在肝脾），低热不退者，叶天士加桑叶、丹皮。中气虚弱，健运失司，以致水谷不化精微，聚湿生痰，痰浊交阻，引动肝风，则头晕眼花，房屋旋转等症发作。治以健脾助化，平肝熄风，则眩晕停而呕吐自止，善后以六君健脾，天麻以熄风，黄芪以舒肝用，白芍以敛肝体而疗效巩固。
（十五）健脾化痰法丹溪云：“无痰不作眩”。刘氏认为：脾失健运，肝风内动，出现头重头晕目眩欲倒，恶心作呕，类似西医所称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又称内耳眩晕症）。东垣主半夏白术天麻汤：半夏化痰，白术健脾，天麻熄风。风无湿不恋，痰无湿不生，健脾以治痰湿之源，因而这三味是主药。
如治肖某某，女，１７岁，住南县机械厂。１年前开始发作头痛、眩晕，经常昏倒，头晕甚时，伴见呕吐，病情逐渐加重。后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摄片检查（照片号１６５８９０），报告为：“右耳内听道扩大，建议临床进一步检查，疑脑肿瘤”。经西医降颅压治疗，头痛稍减，呕吐止，但反复发作，遂来我院。初诊：头晕，行动失去平衡，常欲仆地，晕甚时不能睁眼，躺倒则舒；纳差，精神疲第四卷４１４乏，眼睑浮肿，口不干，小便多，大便正常，舌质淡红，苔白而腻，脉弦小带滑。此乃脾胃失其健运，肝风挟痰，上扰清窍，致使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治宜健脾化痰，平肝熄风。方拟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明党参１２克、丹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天麻１０克、法夏６克、广皮５克、白芍１２克、珍珠母２０克、钩藤１０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草１０克、代赭石１５克、天葵子１０克。另以锈铁烧红淬水兑药。复诊：服上方１４剂，头痛眩晕减轻，眼睑浮肿已消，步履平衡。但仍纳差，食后腹胀，大便见溏，舌质淡红，苔润白，脉弦小。上方去代赭石、女贞子、旱莲草，加麦芽１０克、荜澄茄５克、砂仁５克、鸡内金５克，继服１４剂，健脾以助化。三诊：眩晕已止，头痛未发，纳食增进，口不干，二便如常，舌脉正常，仍以六君子汤健脾和胃，加白芍、珍珠母，平肝熄风以善其后，１年后反映，疗效巩固。
刘氏认为：本病乃脾虚失其健运，痰浊内生，肝气挟痰上扰清空，致清阳不升，浊气不降，故出现眩晕，经常跌仆、呕吐。治宜六君子汤健脾化痰，珍珠母、白芍、代赭石、锈铁平肝降逆，女贞子、旱莲草养肝肾之阴。用药得当，收效甚速，效不更方，故仍用此方加减善后。
（十六）健脾利水法刘氏曾用此法治疗一例“颅咽管瘤”。刘氏认为：“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素问•五脏生成篇》），又“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素问•通评虚实论》），“上病下取”已有治则。特别是健脾胃以利转输，边补边脱，此不治之治也。如治易某某，女，８岁，住醴陵瓷厂。１９８１年初，开始视力减退，视物模糊，同年８月份突现头痛、剧烈呕吐，经当地中西医结合治疗，呕吐即止。后经广州医学院神经科检查“心电图异常，Ｔ波改变”，又转上海华山医院ＣＴ扫描，诊断为“颅咽管瘤”，建议手术。开颅后，因肿瘤不能摘除，行抽水术，保留金属管于颅内，建议如发现颅压增高，随时来沪行抽水术。家长负担不起，遂来我院中医治疗。初诊：偶发头痛，手术部突出坚硬，心前区疼痛，烦躁不安，叫喊心胸不适，精神疲乏，偶见神志不清，乱摔东西，甚则打其父母。纳差，大便溏，日１～２次，睡眠不好，口不干，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带滑。此系脾失健运，水停心下，水气乘心则见心忡，脑内瘀阻，则神志不清。治宜健脾利水，养心安神，佐以活血化瘀，方拟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减：土茯苓１５克、白术６克、党参６克、炙甘草４克、怀山１５克、丹参１５克、炙远志３克、枣仁１０克、琥珀３克（研冲兑）、白芍１２克、灵脂８克、蒲黄８克、建菖蒲３克、鸡内金３克、麦芽８克。复诊：进上方１０剂，头痛缓解，心痛、心忡、心胸不适等症状明显减轻，神志清楚，纳食增进，但仍烦躁，睡眠不安，脉舌同前，仍以上方加龙齿１５克（先煎）、柏子霜５克镇以安神。三诊：上方再进２０剂，头痛减轻，发作间隙延长，每夜能睡１０小时。但患儿两腿无力，烦躁，腰酸，不愿活动，舌淡红，苔薄白，脉弦小，仍以健脾利水，养心安神佐以强筋壮骨之品，仍上方去琥珀、蒲黄，加杜仲、巴戟天、牛膝，坚持服１个月，小儿腿已有力，诸症消失。为巩固疗效，给以养心安神，调理脾胃而收功。迄今已两年，情况良好，服中药后，未行过抽水术，上海复查，原医者叹为奇迹。刘氏认为本病由脾肾虚弱，水饮内停于心下，则心中抑郁不宁，时而烦躁，时而神志不清，水泛高位，脑内瘀阻，间歇性头痛头昏，治以健脾利水，养心安神，未斤斤于治颅咽管瘤，通过整体疗法，改善了局部病变。
第四卷４１５（十七）健脾解表法刘氏认为：辨病必须辨证，辨证必须了解其人素质，或云“解表无必要健脾”，此乃就一般而言。如病久脾虚，非健脾则无以为发表之地，此仲景用桂枝汤啜热粥即其义也。况屡表而寒不解，屡清而眼尚红，岂不考虑“始传热中，末传寒中”之变乎？龙某某，男，５６岁，住长沙市。据述２个月前往返于滨湖水灾区，患上当时流行的“红眼病”，经西医院眼科治疗，抗病毒、滴眼药，虽获好转，但未根治，近两周以来因劳累受寒，病复发而加重，仍用前法治疗效不明显。因请中医面诊，诉头重恶寒，四肢倦困，两眼结膜暗红成片，翼状胬肉侵及角膜，沙涩难开，无眵泪冷，眼胞不肿不红，口不渴，二便如常，舌质淡红而胖，苔薄白，脉弦小。据脉证分析，此属“寒沙眼”，所谓“眼疾无表不发”是也。方用明党参１２克、苏叶１０克、荆芥穗５克、防风１０克、苍术１０克、藿香６克、晚蚕砂１２克、夜明砂６克、白蔻３克、蒺藜１０克、蝉蜕５克，每日１剂连续５剂。
复诊：身得微汗而全体舒松，头如脱帽，两眼结膜潮红及翼状胬肉已消失９０％。症见舌苔白腻，纳化不佳，易方以六君子汤加苍术、藿香、白蔻、夜明砂、晚蚕砂、鸡金、麦芽，１０剂。眼结膜黑白分明，愈后未复发。
辨病必须辨证，辨证必须了解其人素质，得以审证求因。本例形肥多湿，往来于蒙蒙细雨中，内湿易招外湿，兼之表寒郁遏，邪走空窍，治以辛温解表，淡渗利湿，全身微汗不使如水淋漓，则寒去湿也去，此“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观于此，“火郁则发之”，切不可见热投凉，此案是从整体以改善局部。
（十八）健脾益气法“眼胞下垂”，《诸病源候论》称“睢目”，《目经大成》称为“睑废”。刘氏认为：目为肝窍，目得血而能视，眼胞属脾胃，开合在于气机。患者展眼不开，易于疲劳，以肝为罢极之本，脾为肌肉之主，气至则力张，而开合自如矣。但用药使其由量变到质变，不可邀功旦夕。常用方：党参１８克、白术１０克、土茯苓１２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３０克、当归６克、广皮５克、升麻３克、桔梗５克、苍术１５克、晚蚕砂１２克、水蛭５克、肉桂１克。煎服。每日１剂。本证北黄芪有用至６０克，苍术用至２０克而收效者，此方加减治长沙吴某某、津市钟某某均获捷效。
（十九）益气通络法刘氏认为：“建中央以运四旁”在于气，“培后天以养先天”在于精。中气一壮，百脉贯通，气行则麻木自已，养正则滞着自除，故立益气通络法。刘氏用此法治疗产后面神经麻痹，疗效甚捷。刘氏认为：面神经麻痹属中医“中风”范畴，即《金匮要略》所云：“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之证。曾治１例产后气血两虚、营卫失调者，因出血、流汗过多，腠里空虚，抵抗力弱，风邪乘虚而入，损伤络脉，以致面瘫口歪，眼闭合不全，麻木不仁，口水不收。治宜益气健脾，疏风通络。方用黄芪四君健脾以益其气；归芍、二至养阴以活其血；三五七散（怀山药、枣皮、附片）摄纳肾阳以固其根本；全蝎、蜈蚣疏风通络以治其标。《医学衰中参西录》云：“蜈蚣走窜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外用蓖麻３０克，研细，鳝鱼血调敷患侧面部，服药１４剂，口眼歪斜明显好转，以六第四卷４１６君子汤合三五七散而收功。此诸药相配，以扶正为主，培后天以养先天，所谓“滋苗者必溉其根”是也。
（二十）温阳通痹法刘氏认为“阳虚则生外寒”，寒则凝泣而血行受阻。且“阳气不足则身冷”，形寒麻木即其表现也。脾主四肢，四肢为诸阳之本（末），温其中而阳自通，畅其流则络自活。《内经》云：“冬，善病痹厥”，应参与考虑。刘氏用此法治愈雷诺氏病。胡某某，女，３０岁，四肢末梢如针刺感，晨起发红，旋即发凉，肢端苍白疼痛麻木，手指僵硬，右足比左足为剧，桡动脉扪不到，下冷水受风寒痛更甚，经西医院诊断为“雷诺氏病”，用谷维素、地巴唑、烟酸等治疗已６个月，无进展。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步履困难，用车就诊我院。初诊：面色无华，四肢末端青紫，冷感麻木，血压１３９／８３ｋＰａ。口不渴，因痛晚上睡眠少，食纳可，月经及二便正常，舌质淡紫，苔薄白而润，脉弦细。属脾肾阳虚，气滞血瘀，寒凝络阻。治宜健脾助运以温阳，活血化瘀以通络。处方：北黄芪２０克、白术１０克、当归１０克、白芍１２克、附片５克、炙甘草３克、桂尖５克、鸡血藤１０克、鹿角霜１０克、水蛭３克、地鳖虫１０克、炒桑枝１５克、生姜３片、大枣３枚。服１５剂后，肢端青紫转红活，刺痛麻木均减，能步行五里就诊。复诊：晚上双腿（腓肠部）转筋。原方白芍加至１５克、附片加至９克，加怀山１５克、枣皮６克、杜仲１２克、巴戟天１２克、继服２０剂，病愈而上班工作。１９７３年７月患者又来就诊，自述双大腿在夏天烧灼痛，皮肤表面作麻，肢端仍见青紫厥冷，受凉则烧灼更明显。口微渴，大便干，小便黄，睡眠差，食纳少，舌质红，无苔垢，脉弦小带涩。病人问此病去冬寒，今夏热何故。此因去冬“阳虚则生外寒”，今夏“阴虚则生内热”。病不同，治法当异，此宜滋阴潜阳，活血通络。炙龟板１５克、炙鳖甲１５克、白芍１５克、生地１５克、丹参１２克、制首乌１５克、鸡血藤１０克、牛膝１０克、骨碎补１０克。连服１０剂，双下肢灼热感消退，痛未除，原方加黄芪１２克，防己１０克，再服７剂，良愈。后未复发，随访１０年疗效巩固。
肢端青紫症，从形象上反映络阻血瘀，肢端厥冷，但在同一患者身上，因不同时令，出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用健脾助运，温阳通络法而治愈。“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用滋阴潜阳、活血通络法治愈。前后临床表现不同，治法亦因之而异，可见中医治病，是因人、因时、因证制宜的，更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
（二十一）温肾健脾法刘河间治“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双足废而不用，肾脉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不仁（麻木），声音不出者，主地黄饮子”（《宣明论方•喑痱证》），或云“中风既为热甚，治法或用乌附之类热药何也”？刘完素认为：“欲令药气开通经络，使气血宣行而无壅滞也”，“慎不可但以峻热攻痹，反而绝其已衰之阴气也”（《原病式•火气为病•火类》）。刘氏据此用温肾健脾法，曾治疗１例中风后遗症。患者平素有头晕眼花，上重下轻，行步不稳的感觉。于１９８５年夏季，突然卒倒，人事不知，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诊为“脑血栓形成”，邀刘氏往诊。初诊：颜面潮红，昏沉失语，便尿遗失。右侧偏瘫，扪其两足冰冷，知为上盛下虚，此河间所谓“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双足废而不用，肾脉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不仁……声音不出者，主地黄饮子”，宜上病下取法，乃按法加减：制首乌、白芍、丹参、炙远志、建菖蒲、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牛膝、附片、麦芽、鸡内金，锈铁烧红入黄连淬水兑药。外用艾叶、附片煎汤洗足，每晚１次。服药两个月后能下床活动，并第四卷４１７坚持锻炼，逐渐恢复正常，以六君子汤加黄芪、丹参收功。
刘氏认为：此即《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复返则生，不复返则死”之证。双下肢冷，两尺脉空虚，乃肾气厥逆之证。少阴之脉循喉咙夹舌本，“妇人重身，九月而喑”（《素问•奇病论》）乃胎压肾气不至，此证乃肾气上逆，至而壅塞，故麻木短缩而舌喑。地黄饮子为治此证之专方。恐其凝滞，故用首乌代地黄；嫌其酸敛，乃以白芍代山萸；防其滋腻，乃用黄连代麦冬、石斛。肾气一复，即从后天着眼，以脾司运化主四肢也。
（二十二）健脾补督法刘氏认为：人体损伤，轻微者常自然修复，超过了自然疗能的界限，就必须人为地调节、整理、补充。治损的原则莫如《难经》：“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治五脏如此，使全身修复亦莫不皆然。刘氏曾用此法治１例患脊柱骨摔伤者，病已２年，治无进展，颈顶僵硬，头不能竖起，坐倚墙壁，步履困难，需人搀扶，前俯后仰，失去平衡，面色苍白，神态悲观，诉腰脊痛，肢倦麻冷，懒于言动，眠食俱差，大便量少，舌质淡红而润，脉弦小无力。刘氏认为此属“督脉为病，脊强而厥”，损伤奇经，非常法可治，宜健脾胃以资化源，补督脉而营筋骨。给予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鹿筋、怀山、山萸肉、附片、丹参、黄芪、当归、白芍、杜仲、续断、狗脊、麦芽、鸡内金，每日１剂，煎３次，温服。
另用单方猪脊髓、鹿筋、红枣、桂圆蒸汤间服，并嘱其矫正姿势的锻炼，此方加减１０３剂而愈。
刘氏认为脊柱摔伤，原用局部疗法，病无进展反呈肌肉萎缩，患者及父母失掉治愈信心。
因改诊中医用全身疗法，结合血肉有情的食疗，并坚持功能锻炼，给以精神鼓舞，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不到半年达到恢复正常，并已走上工作岗位。
（二十三）健脾温肾变法刘氏认为：脾虚则湿聚，肾虚则水泛。湿聚水泛是相互影响的，故附子理中汤温脾阳以及肾阳，真武汤温肾阳以及脾阳，此脾肾相关之正治法也。其如兼气虚下陷，湿热瘀阻，必须标本兼治，但仍以治本为主，此变法也。刘氏治１例尿毒症患者，神志尚清，语言低微，呼吸急促，面浮肿，色白光白，口呼氨气，食入即吐，口干不欲饮，头晕心悸，大便溏薄，日三次，小便极少，日夜３００～４００毫升，舌质淡胖，苔白腻而滑，脉弦缓。辨为脾肾两虚，脾气不升，浊阴不降，肾机减退则三焦气化失常，治从健脾温肾，益气养阴疏通三焦。方拟补中益气汤加减：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北黄芪、桔梗、法夏、广皮、白芍、白茅根、腊瓜、杜仲、五加皮、女贞子、旱莲草、鸡内金、砂仁。连服上方１３剂，恶心止，大便成形。此方加减服５０余剂后，病已明显好转，仍以六君子汤加黄芪、玉米须善后。
刘氏认为“中气不足，则溲便为之变”。此病与肺、脾、肾三脏相关，其关键在脾。由于久病脾气下陷，清阳不升，故在上见呼吸急促、心慌；浊阴不降，而在下产生小便量少，大便溏薄。其治疗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方中黄芪、桔梗“提其气，气升则水自降，盖气承载其水也”；参、术、苓、草健脾扶中，脾气健运，则浊阴下行；白茅根、苡米利水化湿而不伤阴。如此一升一降，则气化得行，小便自通，湿浊乃化；杜仲、附片、女贞、旱莲，肾阴阳双补，“以平为期”，故病情迅速好转，而以健脾助化收功。
第四卷４１８（二十四）温中回阳法刘氏认为：中宫虚寒，上呕下泻，肢冷嗜卧，渴喜热饮，甚至脱水转筋（目陷声嘶乃脱水之征）。在温中回阳的同时，宜救津液之失。亦有冷积带下，治宜开冰解冻者，乃变回阳为通阳，法变而方不变也。如治１例慢性盆腔炎，患者时腰腹坠胀作痛，肢冷便溏，证属脾肾虚寒，长期吃白胡椒，符合中医远隔脏器的刺激疗法，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王太仆所谓“病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胡椒辛热而散，只能暂开阴结，不能固护元阳，常服反有耗阴损目之嫌，故患者视力模糊。改用附子理中汤以温煦脾肾之阳，善后方用苍术者，雷?云：“苍术治目盲，燥脾去湿宜用”。其实本品敛脾精，止带浊，使水谷之精华上注，故明目。通过整体疗法，改善了局部症状。
（二十五）补气统血法刘氏认为：发斑分虚实二类：实证发病急，伴有高热，多为血热发斑与毒热发斑，宜犀角地黄及化斑汤之类加减；虚证低热或中热，《东医宝鉴》称为“内伤发斑”，如阴虚血热型，宜三甲复脉汤，脾气虚弱型，宜归脾汤补气以统血。如刘氏用此法治１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张某某，男，７个月。低热不退，皮肤（尤以双下肢为甚）有出血点，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血象检查：血色素７５克％，白细胞４０００／ｍｍ３，血小板４万／ｍｍ３。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就诊我院。
初诊：患儿面色苍白，神疲气乏，四肢无力，食减嗜睡，眼睑、唇、舌俱淡，双下肢散布陈旧和新鲜的出血斑点甚多，上部少见，指纹淡滞。此属脾虚气弱，不能统血的虚斑，治宜补气统血。方用归脾汤加减：党参１０克、白术５克、茯苓６克、炙甘草５克、怀山１２克、黄芪１２克、龙眼肉１０克、大枣５枚、鹿角霜５克、当归５克、黄精１０克、鸡血藤５克、砂仁３克、鸡内金３克。复诊：服上方１０剂，食欲增加，面色转红。复查：血小板增至８４万／ｍｍ３，未见新的出血斑点。原方去黄精，加熟地１０克、枸杞６克、制首乌１０克、女贞子１０克、旱莲草６克。三诊：继进１５剂，再查血象：血色素１２克％，白细胞６５００／ｍｍ３，血小板１２５万／ｍｍ３，出血斑点消失，精神活跃，眠食正常。３个月后复查，疗效巩固。刘氏认为：本例在哺乳期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外无热象，内不烦躁，据症征分析自非血热妄行。神疲、嗜睡、唇舌俱淡，证属祖国医学所指的“虚斑”，系脾虚气弱不能统血，血随虚火游行，显于皮肤所致。“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应注意脾为后天之本，用归脾汤加减以补气统血，坚持此方加减２５剂获效。
（二十六）补气升阳法刘氏认为：劳倦伤脾，脾气既弱，则健运之力不行，生化之功能失职，而嗜卧疲乏所由生焉，法当补其脾。脾气既旺，则脏腑清阳之气升举，气虚下陷之疾愈矣。治宜补其中，益其气。此法常用于脘腹胀坠，内脏下垂，疝气脱肛，子宫脱出，久泻久痢，久崩久漏，陷者举之，均宜补中益气汤加减，宜重用黄芪。刘潜江云：“阳得正其治于上，阴自顺其化于下”，邹润安极赏之。刘氏曾治１例久患淋病，体劳即发，过用凉泄渗利之品，遂至缠绵不愈，溺时不痛苦，惟浊汁淋漓，前后二阴坠胀，精神萎靡，头昏眼花，不渴，尿清，脉浮软无力，舌质淡红，苔白润。此系慢性淋病。其治疗与急性淋病不同，宜反其道而行之。方用：北芪头３０克，白蜜３０克（蒸兑）作汤服５剂，二阴坠胀感消失，小便舒畅，淋漓已止。
第四卷４１９刘氏认为：《诸病源候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本例系体劳患者，“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特点是“数起不出，引小腹痛，小便不利，劳倦即发”。医用苦寒泻热，淡渗通淋，热未去而中气已伤，故用《兰台轨范》玉屑散：黄芪以补中升陷，白蜜以滑窍通淋，肾虚是其根本，乃以益肾药收功。
（二十七）益气养阴法刘氏认为：元气郁则易于下陷，津液少则便尿滞涩，此尿路结石形成之机理也。故举陷达表以升其清，则气不郁，养阴利尿以降其浊，则结痛除，与运动以排石，喝水以冲击，理同而法异也。如治安某某，男，４０岁。左侧腰部隐痛已１年余，常稍劳累及受寒则诱发，呈阵发性绞痛，每至难以忍受，辄用杜冷丁以图缓解一时，曾住某部队医院检查诊断为“右侧输尿管中段结石”，治疗月余无变化，就诊我院。初诊：口渴引饮，小便黄赤，剧痛时尿检：红细胞（０～４），血压偏高，肾区叩击痛明显。舌质红，苔薄黄带干，脉弦数。此系阴虚有热，治宜益气养阴、通络化石，方拟：北黄芪１５克、桔梗１５克、条参１５克、沙参１２克、玄参１２克、天花粉１２克、金钱草３０克、六一散１２克、火硝３克（胶囊装吞）、桃胶３０克（如无此品以阿胶１５克代）、鸡内金５克。复诊：服上方７剂，尿量增多，排出如绿豆、芝麻大小之白色结石若干枚，疼痛霍然而解。但患者仍感觉排尿有灼热感，舌淡红，苔薄白，脉弦仍数。上方加海金砂１２克、鸡眼草（人字草）３０克，继续服１４剂，灼热止，腰痛未再发作。后经三次Ｘ线摄片检查，结石已消失。刘氏认为：《诸病源候论》“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沙石，肾虚为热所乘，热则成淋……”。此病例乃阴虚热乘，症见口渴尿赤，舌红苔燥，属气液两虚，在清热利湿的同时，必须兼顾气液，以滋水之化源。火硝“性上升能解散阴中之郁热”，《本草纲目》谓“能化七十二种石”。本病服药前Ｘ光显影见结石如花生米大，而服药后排下石粒仅芝麻大，说明方中火硝确有化石之功，足见前人经验之可贵。
（二十八）益气托毒法陈实功《外科正宗》云“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脉虚病虚，首尾必行补法；表实里实，临时暂用攻方”。刘氏指出内科辨证，外科亦须辨证。清热解毒，多见于始传；益气托毒，多见于末传，可谓点出了此法之真谛。如刘氏用本法治１例乳癌患者，右乳房肿块，疼痛溃烂，五个溃口，化脓流黄水，反复发作不愈，纳食不香，口干不欲饮，大便不爽，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刘氏认为此忧思气结，肝气郁而不舒，热毒内蕴，久而不化，则溃烂流水，治宜养胃疏肝，清血解毒，化瘀通络，托毒外出。方用：生黄芪、金银花、甘草、郁金、白芷、土贝母、土茯苓、法夏、广皮、紫荆皮、赤芍、丹皮丝、瓜络、麦芽，２０剂，并外用九一丹去腐引脓。经本方加减８０余剂，病灶消失。刘氏云：乳癌出于《丹溪心法》，又名石榴翻花发、乳栗，多见于中年妇女，多由情志郁结，肝失条达，胃热壅滞而成。蕴热不化，则渐溃烂，溃如岩穴，形似菜花，时流污水或出血，治此始宜清热凉血。方中黄芪治久败疮，祛腐生新，托毒外出；金银花、甘草、土茯苓清热解毒；赤芍、丹皮清热凉血；终用滋阴养血（久败疮伤阴伤血）。此病妙在外用九一丹。九一丹即：红升丹３克（陈久者良），熟石膏２７克，收口时加珍珠３克，共研极细，过１２０目筛，外用，祛腐生新拔毒外出，故见良效，此为内外兼治而获成功。
第四卷４２０二、治疗内科疑难急症注重整体动态平衡和病机发展趋势刘氏认为治内科急症不难，治疑难急症较难。疑难急症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内科急症，要体现“内外环境恒动的整体观”。在治疗上要突出一个“人”字，即治病必须治人，这样才能挽狂澜于即倒，体现中医治疗内科疑难急症的特色。
１整体认识，注意人体动态平衡对内科疑难急症，中西医各有不同的观点。刘氏认为“内科疑难急症的发生、发展，不是孤立、单一的病因作用于人体的反映，而是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多模式的全部相互作用的集中表现”。鉴于此，刘氏强调：“对内科疑难急症的治疗，不应只见局部而忽视整体，只见现象而不究本质。应从整体认识，注意人体的动态平衡，才能避免治而不治，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
如刘氏治疗“关格”一案，颇有启迪。
谭某某，男，５５岁。阑尾炎切除术后３个月便闭，腹胀，呕吐渐重而住入湖南某医院，会诊诊断为“阑尾炎手术后粘连性肠梗阻”。采取保守疗法１０余天，因大小便不通停止进食，以输液维持，日夜腹胀，用胃管反复抽液，石蜡油灌肠，大便仍不通。医用甘遂粉３克调糊从口腔灌入，少顷即全部吐出，并呕出胆汁。故插着吸管，车载而来求诊。时发热，微恶寒，无汗，口不渴，腹胀，大小便不通，面色萎黄，舌质淡红，苔黄白而腻，脉浮弦滑，诊为“关格”。刘氏认为：此因阴阳交阻，气机逆乱所致。宜治病治人，从整体改善局部。宣肺气、启皮毛、化湿阻、通地道。
处方：西洋参６克、苏叶１５克、藿香１０克、防风１０克、荆芥５克、白蔻仁４克、法夏６克、广皮６克、厚朴５克、炙甘草４克、蒲公英３０克、砂仁３克、肉苁蓉１５克、草决明１５克，４剂。每日１剂，水煎３次，分３次温服。另方：番泻叶１２克、沉香２克、荜澄茄２克。共研细末，胶囊装（每粒含０５克）。第１天３次，每次２粒。第２天３次，每次３粒。服汤药２剂，胶囊１５粒后，大便先行，小便随利，诸证顿除。予以健脾助化之剂善后。
治此例疑难急症，非常法之所宜，故上、下求通而病反剧，此知常而不知变也。刘氏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紧扣治病治人，宣通上下内外，《金匮要略》云“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故以西洋参养阴益气，苏叶宣肺气，荆防启皮毛，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厚朴、砂仁行气宽中，藿香、白蔻芳香化浊，法夏、广皮降逆止呕，以和升降之枢；肉苁蓉、草决明温润肠道；重用蒲公英，既可清热解毒又可利尿而散交阻之结气；炙甘草调和诸药。妙在配以番泻叶、沉香、荜澄茄研末装胶囊内服，既可使药物不刺激胃壁，又可直达病所温通沉痼之积结，诚如刘氏所言：“治急症，特别疑难急症，须从整体认识，若为局部现象所惑，不注意人体的动态平衡，见病治病，必然有失，惟见病而推其所以然，不为现象所惑，则事半而功倍。”２察临界证，掌握病机发展趋势如果说真正的急症应是抢救“三衰”（急性循环功能衰竭、急性呼吸功能衰竭和急性肾功能衰竭），这实际是包括在多发病、常见病的范围之内，按“履霜坚冰至”的道理，绝不可能脱离其它疾病而出现“三衰”。所以刘氏主张中医急症不仅要抢救危重病人，更要研究出退高热、止血、止痛、平喘、解痉、抗惊厥、开闭、救脱等防患于未然的高效手段，从而早期控制“三衰”。故对急症的诊疗，特别是疑难急症的治疗，刘氏的又一个突出的学术观点是“察临界证，掌握病机发展趋势”，这其实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医学思想在急症诊疗中的灵活运用。如晚第四卷４２１期血吸虫病肝硬化腹水，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大呕血是一种紧急证候，但刘氏认为：“如果摸索出大呕血的前沿状态和临界证，采取预防措施，出血是可以避免的。”它的“前沿状态”是什么？刘氏根据自己临床经验总结出：①有一定的信息量，但不足以确诊为何种证，如内在的食道静脉曲张，必然会有外在的腹壁静脉曲张；②若再出现佐证信息，症即形成，如患者近日多吃辛辣刺激之品，或情绪激动或感冒发热；③有病情的动态变化，如胃脘灼热、烦躁不安；④与边缘证有交叉关系，如腹胀更甚，舌下静脉怒张等。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沿预兆。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抓住了肝硬化腹水大呕血的前沿状态，就可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抢救措施。刘氏的经验，是马上采取利尿消胀的“釜底抽薪”措施，则疏导得宜，堤防可固。如已出现脉细数（是血离经而心力弱的反映），其人愠愠欲吐，则食道静脉已经破裂，血液流入胃中，胃满则倾囊而作呕吐，约在５００～１０００毫升左右，因为血在胃中逗留，吐出是黑色凝块。急救时可藉注射葡萄糖的针头抢住输液、输血的血管，避免血出过多。然后采用《本草纲目》飞罗面粉止血原理，用预制的白芨、怀山药、蛤粉炒鱼鳔珠、猪血浸透丝绵炒炭、蒲黄炭、田三七，研极细过１２０目筛，凉开水调如糊状小量呷服（制剂与服法是有效的关键）。在出血刚止时，西医主张禁食，恐食入影响出血点的血痂形成；中医不主张绝对禁食，恐因饥饿感引起胃气上逆而呕吐。刘氏的经验是，安卧、禁食２４小时后，渐进流汁，可收到两全之效。所以刘氏认为防患于未然，捕捉急症苗头，在未形成急症之前，以防微杜渐为上策。没有预见性的处理手段，则会着着被动失败，大出血如此，抢救“三衰”也是如此。这充分反映了刘氏临危制变的特点，这种抢救疑难危急病证的战略思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治疗老年病强调调理阴阳、善护胃气和谨察病机（一）调理阴阳，须察上下虚实，着眼于肾阴肾阳肾为先天之本，与人体生长、发育、衰老有密切关系，故《难经》曰：“人之有尺（肾），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所以“五脏之真，惟肾为根”。老年人的机体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影响，易出现阴阳失调，而呈现上盛下虚，阴虚阳亢之证。治疗宜从调理肾阴肾阳着眼。
如治刘某某，男。患高血压病，经常头痛、头昏、耳鸣、心烦、失眠，自感上重下轻，腰酸腿软，行步?然，血压波动在２６４～２５／１６３～１５３ｋＰａ之间，服降压药每降而复升，眼底动脉硬化，胆固醇２６０毫克％。面有油光，颞动脉搏动明显，眼结膜微红，大便干结，四五日一行。舌质紫暗、苔薄微黄，脉弦劲有力。此系肝肾阴虚，肝阳上亢所致。治宜滋水涵木，和阳熄风。药用：制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５克、丹皮１０克、泽泻１０克、女贞子３０克、旱莲草１５克、草决明１５克、珍珠母２５克、龟板１５克、鳖甲１５克、桑叶１０克、菊花３克，另以锈铁烧红淬水兑药。
复诊：服上方１５剂后，自觉症状减轻，晚上能入睡４～５个小时，大便已畅，面部油光消失，步行渐稳，但晨起有恶心感，舌质红苔薄白稍腻。原方去生地、草决明，加法夏、广皮各５克。
继服１５剂后，头晕缓解，睡眠转佳，血压稳定在２０８／１２５ｋＰａ。
此例老年高血压病为肾水亏虚，肝阳升逆无制，表现为头晕、耳鸣、心烦、失眠、头重脚轻、第四卷４２２面有油光、腰酸腿软。刘氏予以滋水涵木，养阴和阳，方用六味地黄丸和二至丸加减。本例大便干结，四五日一行，而非峻剂所宜，草决明有大黄通便之功，而无大黄攻伐之弊，不失为老年便秘的一味良药，吴兴叶橘泉常用之。
（二）善护胃气，要在缓补慎攻经云：“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刘氏善察脾胃盛衰，调脾胃虚实，每遇沉疴，权衡在握，常言道“王道无近功，坚持自有益”。
如治韩某某，女，６０岁。患者因持续性脘腹疼痛，恶心欲呕，时吐血，胃镜检查报告为：“慢性浅表性、萎缩性胃炎，胃底糜烂”；Ｘ线检查报告为：“降结肠呈腊肠病变，结肠袋消失，降结肠粘膜显示不清”。现面色白光白，神疲言微，行走困难，恶心呕吐，纳差，腹胀鸣痛，得食则腹胀加剧，舌质淡、苔薄白，脉细涩。此系脾胃素虚，瘀血阻络所致。治宜健脾助运，和胃降逆，化瘀通络，以六君合失笑散加减治之。药用：条参１２克、沙参１０克、丹参１０克、怀山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炙草５克、白芍１０克、灵脂炭１０克、炒蒲黄１０克、煅瓦楞１２克、白芨１０克、谷芽１０克、鸡内金３克。
上方共服４０余剂后，胃脘痛止食欲增加，每天能进食３００克左右，并能稍事家务。仍以上方去失笑散，加二至丸善后。
脾胃在人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老年人更显重要，刘氏临证中十分注意脾胃的调理，认为“元气的盛衰，取之于脾胃的强弱”。本例脾胃素虚，乃至元气不足，然而亦不能见其虚而妄投温补，只宜甘平甘润之品，勿操之过急。方中条参、沙参、谷芽、鸡内金养脾胃之阴以助运；丹参、蒲黄、灵脂、瓦楞子化瘀通络；芍药、甘草解痉止痛；山药、白芨生肌愈合，云苓、法夏、广皮和胃止呕。用药入扣，所以见效甚速。
（三）谨察病机，求病因之所在老年人阴精耗损者居多，所以老年人要慎用温燥。刘氏认为：“老年人常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外越，多呈现上盛下衰之证，此其常也。亦有下实上虚，阴寒偏盛之变证，不可不审”。主张对老年病须谨察病机，求病因之所在而治之。
如治刘某某，男，患小便淋沥，排尿疼痛、坠胀已４年，遇冷后病情加重，小腹部坠胀，小便点滴不出。某医院诊断“前列腺炎”，曾使用消炎药及性激素，致使双乳部增胀。小便化验：红细胞（＋＋＋），白细胞（＋＋），脓细胞（＋＋）。现排尿困难，甚至点滴难出，会阴部坠胀，痛苦不堪。纳差，口苦口干，大便秘结，睡眠不安，舌质淡紫，苔白黄稍腻，脉弦缓。此系阴虚气陷，膀胱气化失司，下焦湿热蕴结所致。宜养阴益气清热利湿。药用：太子参１５克、北黄芪２０克、桔梗５克、制首乌１５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草１５克、苡仁１２克、白茅根１５克、徐长卿５克、赤小豆１０克、甘草５克、蒲黄１０克、荆芥炭５克、广皮５克。
二诊：服上方７剂后，小便量增多，小腹坠胀减轻，口渴亦减，大便通畅，舌质淡紫、苔薄白，脉弦小。上方加八月札１２克，１４剂。
三诊：小便时已不痛，口亦不干，食纳增加。小便化验：红细胞（－），脓细胞（－），白细胞（＋）。舌淡紫、苔白滞滑，脉弦小。予以六君子汤加黄芪１２克、桔梗５克、菟丝子１２克、八月札１２克、徐长卿５克、鸡内金３克、小茴香５克。继服２０剂，以善其后。
第四卷４２３慢性前列腺炎为老年人常见之病，属祖国医学淋闭范畴。刘氏认为：“淋病初起多湿多热，常以通利为主，八正、五苓之属。此例年事已高，病久伤阴耗气，膀胱气化失司，非常法可治，宜补气升阳，养阴清热。”方中太子参、黄芪、桔梗益气升陷，气升水自降，为提壶揭盖之法；苡仁、白茅根、赤小豆清利湿热；女贞子、旱莲草、蒲黄、荆芥炭养阴止血；徐长卿、小茴香化膀胱之气，八月札疏肝益肾，健脾和胃。
名案评析
一、脱发脱眉案骆某某，男，３８岁。患满头油垢奇痒，梳洗则发落纷纷，脂浮水面。病已两年，曾去西医院皮肤科检查，诊为“脂溢性皮炎脱发”，给服胱胺酸，注射维生素Ｂ６效不明显，且眉发俱落，忧心忡忡，以其失眠叨絮，认为忧郁所致，日给氯丙嗪５００ｍｇ，连服３个月，其人消瘦，眉发脱落如故，乃就诊我院，视其面有油光，脱帽发稀疏如绒毛，几乎脱光，眉毛亦脱１／３。精神紧张，类乎神经质，睡眠差，食纳少，二便如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据脉证分析，脑为髓海，发乃血之余，肾不足则髓海空虚，血气虚则发根失养，多脂责湿，奇痒责风，但发非血不荣，风无湿不恋，治宜补肾养血，滋苗者必溉其根，但必须结合渗湿疏风之品，则毛囊不腻而发根植，脉络宣通而风痒除。方用西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土茯苓１５克、炙草５克、黄芪１５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制首乌１５克、黄精１５克、枸杞１２克、菟丝子１２克、蒺藜１０克、桑叶１０克、苍术１０克、晚蚕砂１２克、皂刺炭５克。服１４剂。
外用艾叶３０克，皂角针５克，文合１０克，煎水洗头部（一剂用两个晚上）。
复诊：面有喜色，能入睡，氯丙嗪嘱减１／３。发落虽减，但仍有脂垢，口不渴，二便如常。原方苍术加重至１５克，加荷叶一张，续服２８剂，停氯丙嗪１／２。
三诊：发已驻而不脱，但眉毛仍稀疏，另用皂角刺１０克、生姜１０克熬汁搽之。又按复诊方再服２８剂。氯丙嗪全停。
四诊：发满布，眉毛增生，面色红润，体重增加５千克，惟觉大便干燥，改用归芪六君子汤加制首乌、肉苁容、女贞子、旱莲草、鸡内金善后以巩固疗效。
［评析］脱发的一般治法，以补气养血滋肾为主。然而脾失健运者，服滋腻而腹胀肠鸣，甚至便溏不化，药虽对症而难生效，所以本案在健脾助化的基础上以发挥滋养的作用。但太旱物不生，太潦物亦不生，故复诊时发虽落少，而痒垢未除，即以原方重用苍术，加荷叶，则祛湿去垢之力强，更利用皂刺炭开无孔不入之路，药效既著，患者精神负担一松，故眠食安而事半功倍，本案始终用黄芪者以《本经》主“大风癞疾”；善后方中用鸡内金者，既以助消化，又据《积验良方》的记载：鸡内金能治“鬼剃头”，且其治愈后远期疗效巩固。
第四卷４２４二、癃闭案罗某某，男，６１岁，住湖南电视大学。患者于１９８１年开始，偶因劳累即出现小腹胀满，小便点滴难出，反复发作至１９８８年４月，越发越频，经西医院检查：诊为前列腺肥大，卵磷脂＋＋＋，伴有炎症。消炎后患者不同意手术治疗，乃就诊我院。诉疲乏无力，立则小便胀闭，卧则点滴自流，虽渴不敢饮水，大便亦因之不行，从而不敢多食。且少气懒言，甚以为苦。舌质淡红略胖而润，脉两寸软弱，两尺弦坚，此属气虚下陷，肿块阻塞，导致“膀胱不利为癃”。治宜益气升陷，消肿利尿，处方：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２克、北黄芪３０克、桔梗６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茯苓１２克、炙草５克、腊瓜１２克、菝葜１５克、隔山消１２克、蝼蛄５克（焙）、水蛭３克（生用）、肉桂１克（同煎）、海藻１２克。水煎小量分服。初服尿未通而胀更甚，嘱令以手指探吐取涎，随呕随服本方，几次吐出痰涎宿水后，腹胀减，药亦纳而不吐，尽三剂腹部软而小便利，连续排尿一痰盂，大便亦随排出，其人疲困入睡，醒后信心百倍，日服本方一剂，两星期复诊，尿利胀消，精神复振。原方去蝼蛄、水蛭、肉桂、海藻，加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２克、白茅根１５克，再服１４剂以巩固疗效。
［评析］本症“膀胱不利为癃”是病的现象，前列腺肿块压迫膀胱影响排尿是病的本质。
多见于老年人，常因劳累诱发，劳则气耗故症见神疲力乏，腹部有坠胀感，呈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之规律性，症见于形，治在于气。仿丹溪治妊娠转胞法，益气升陷整体疗法则同，消肿软坚局部疗法则异，但借用前人方法如拆旧料建新屋，不能机械从事。
三、热入血室案杨某，女，１５岁，住长沙市。于１９８８年７月底，因突发高烧至４０℃，开始出现精神紊乱，举动失常，夜间歌唱不停，甩东西，丢物件，因而住入精神病院，诊为精神分裂症，连日静注抗生素，退热后，不食不眠，狂妄如故，住院两月，日给氯丙嗪５００ｍｇ予以控制。出院后又值月经周期，服中药养血安神无效，其父母强持来院就诊。诉鼻衄频作，症见颜面潮红，两目炯炯有神而惊视，已五日夜未曾入睡，乱说乱动，不服制止。诊脉弦劲有力，舌质紫红，舌尖有芒刺，苔黄浊，口干不欲饮，大便结而未行，小便赤涩而短，此热入血室之候。其母反映，前几次月经来潮时量不多，亦出现鼻血而烦躁。刘氏思之，此次则蓄血如狂矣。拟方：犀角５克（现用水牛角５０克代）、生地３０克、赤芍１５克、丹皮１０克、锦纹大黄１０克、牛膝１０克、白茅根３０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草１２克、甘草５克、麦芽１５克、大枣５枚。父母爱女如珠，竟用犀角以牛角相佐，连服五剂（每日一剂），携来复诊，其母云：服药三剂排出凝块如猪肝数枚，即安然入睡，呼之不醒。
服完五剂大便松动，神志清醒，应对正常，诉月经已净。饮食虽进，但有恶心感，舌质已淡红，黄苔已去，脉弦小，易方用温胆汤加明党参、枣仁、麦芽、砂仁、鸡内金，将锈铁一块烧红入川连１克，淬水兑药。和胃降逆，静脑安神以善后。
［评析］本例女孩一直好学苦读，名列前茅，在这次发病之前，常深夜构思，作业紧张，因而一发高烧即神经错乱。出院依靠氯丙嗪维持现状，偶一减药病即加剧。在服中药的过程中，嘱其递减氯丙嗪，服至５剂，西药已全部停服，病情顿挫而无反跳现象，可见“下焦蓄血其人如第四卷４２５狂”按桃仁承气方意而用大黄，索其病根而治，不失为中医特点。尤在于善后方和胃安神，并嘱其劳逸适度以巩固疗效。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检查，治愈半年后未复发。
四、高热吐泻案王某某，女，年４６岁，老干部家属，住财经学院。
患者去张家界旅游，因天热恣饮冷泉水，旋即汗不出而身体不适，急回长沙，当晚恶寒发热，上呕下泻，住入某部队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水入则吐，日泻１０次左右，５天未进饮食，高烧４０６℃，反复输入氨苄青霉素、柴胡注射液及体外补充营养等，体温降而复升，每日下午晚间发热加剧。一星期后体温又升至４０６℃，而神识昏糊，吐泻仍不止。会诊决定施冰罨退热，病家惧，傍晚用车送我院就诊。诊其面色淡黄，而有油光，眼眶微陷，仍饮水即呕，作喷射状，日夜腹泻１０余次，量少肛红，诉头昏脑重，胸闷不饮，粘汗腹胀，小便黄短而臊，体温３９６℃，但两足不热，口虽干不引饮，试与水则随即吐出。腹虽泻而仍膨胀灼热，以手按之则软。舌质淡红苔黄白而腻，脉弦小带数。此属湿遏热伏之上呕下泻，药食不能进，解决入水则吐是关键。用灰面３０克，调入鸡蛋白，用白酒和匀作团，顺手揉胸脯，数十转后，将面团扯碎，中见白色丝状物如羊毛，此清代隋万宁所发明之羊毛疔也。其实因呕吐气逆，胸淋巴总管的淋巴液郁结，所以有胸闷的感觉，频次摩擦，则郁结之淋巴液稀释，挤压出于体表，则液体见空气而氧化成固体，此羊毛痧形成之近人解释也。揉后进药，拟方明党参１５克、苍术１２克、茯苓１２克、炙草３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此吐泻中气受损，扶正以固本；藿香１０克、茵陈２０克、苡仁１５克、杏仁１０克、白蔻５克，此针对湿遏热伏之邪，以寓清宣温化之法；牛角３０克（先煎），锈铁一块烧红入黄连１克同淬水兑服，以降胃平肝，止其呕逆。患者迳回财经学院，当晚以少量多次喂服中药即受而未吐，半夜汗出稠粘，体温渐退，晨起索粥，纳而不吐。连服三剂，汗出不粘手，小便利而腹泻止，热退后未反复。不再住院而疗效巩固。
［评析］此例，湿遏热伏而高烧，受病因素既非雨袭，又非水淋，而是由于恣饮泉水，可见湿遏热伏引起高热因素是多方面的。当然首先考虑的是感冒、感染，如一般抗毒、抗菌解表药治疗，体温降而复升者，就要考虑外因的复杂性和内因的素质不同。本例吐泻由于中虚，高热由于湿热郁遏，法用健脾和胃，以治其本，藿香、茵陈清宣温化以治其标。“食不得入是有火也”，以牛角、黄连、锈铁降胃平肝，与揉胸法协调，此“以正合，以奇胜”，在于临证察机，不为现象所惑。
医论医话
谈养身保健的自我体会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人口老化，这一社会问题，如何从科研的角度提高老年人口的素质，已是当务之急。在８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五个“老有所为”的组织措施和方法，第四卷４２６是符合老年人身心要求而行之卓有成效的。在这方面我谈一谈自我体会：１老有所学要放在首位，因为脑神经是用进废退的，我常观察到一般老干部在离退休前，日常接触事物，动用脑筋而智力倍增，离退休后，闭门谢客，不用或少用脑筋则智力减退而神衰健忘。有鉴于此，我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政、经、文、史、哲日记和教学笔记，累积３００多万言，经常回顾更能帮助记忆。周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至理名言。因为“活”是物质文明，“学”是精神文明，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使我们活得更好，干得更好，所以学是首要的。
２老有所为。纵观历史，老年人是有所作为的，如吕望兴周，廉颇存赵，四皓安刘，马援卫国……左宗棠６４岁抬棺出师，收回了伊犁，保住了新疆，而新中国的元老，更没有离退休的界线，仍然忠诚谋国，再造辉煌。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拿我来说，要继续钻研发展自己的专长，为临床、科研、教学再作贡献，努力完成传帮带的任务。
３老有所养。首先是精神之养，因为老年人的特点，“一旦不如意，容易发脾气”，使周围的子女不敢接近，这样，就影响了物质及精神之养。清代陆润庠写了一个《百字铭》，其中有一句话对老年人很重要，“涵养怒中气，提防顺口言”。唐代的张公百忍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一门和气，五代同堂。现代虽不主张“五代同堂”，而一家之计在于和，仍然是可贵的，这样，才能达到“有酒食，先生馔”，那又何愁于物质之养呢？然而不论自养、他养，自我保健是很重要的，我行之几十年有效的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精神愉快”，最重要的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前人总结一条经验：“欢笑是长寿妙品”。
４老有所乐。“心中要有忘忧草”，她就是我们自己在心中开掘的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乐观、自信和希望。但精神之乐常来自淡泊物质之乐，在于经常培养自己的正当爱好，如吟诗、作画、写字、弹琴、下棋、种花等，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皆有助于精神物质文明之乐。我最喜欢的业余爱好是吟诗、写字、种花，它既可以陶冶性情，又可以增添活力，但“甘脆肥浓是腐肠之药，蛾眉皓齿为伐性之斤”，这是“死于安乐”之乐，是要引以为戒的。
５老有所医。主要是自我保健，有病早治，无病早防，要以预防为主，不抽烟，不喝酒，不仅能缓解高血压、冠心病，而且对各种肿瘤特别是对肝癌、肺癌的发生与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在于调整机能，自我提高免疫力。我坚持的是宋代苏东坡的养身保健经验：“头宜清凉，足宜温暖，导引关节，吐故纳新”。我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一年四季以凉席枕头，每晚以暖水洗足，以太极代导引，以静养功行吐故纳新。更重要的是不轻易服药，小有不适，即以艾条自灸关元、足三里谓之保健点，连年健康检查，体检表上都是（－）号。
今秋去张家界、炎帝陵，同志们都关心我，怕摔跤骨折，我说我有个秘诀不会这样的，宋代的司马温公云：“重足而立，视地而行”，则安然无恙，趁此机会把自我养身保健体会和盘托出，以供同志们参考。
第四卷４２７经验方
一、首乌奇良汤
组成：生首乌１５克、赤芍１２克、丹皮１０克、荆芥穗５克、白蒺藜１２克、蝉衣５克、苡仁１２克、晚蚕砂１２克、土茯苓１５克、藿香６克、苦参１０克。
剂型：汤剂。
用法：每日一剂，先将药物用冷水浸泡半小时，浸透后煎煮三次。第一次煎沸后改文火煎１０分钟；第二次煎沸后改文火煎５分钟；第三次煎沸后改文火煎５分钟。分早、中、晚饭后２０分钟至３０分钟温服，每次服２００毫升。
适应证：湿疹、剥脱性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
注意事项：服药期间，忌酒、鱼虾、笋子、雄鸡等物。若初服此方一、二剂痒更甚，继续坚持服则瘙痒渐止而病愈。
随证加减：皮肤干燥加生地１５克、黄精１５克；舌苔白腻者加白蔻３克、苍术１５克；顽固性瘙痒加皂角刺５克。
验案举例：戴某某，男，３５岁，患湿疹已１０余年，四肢起红色皮疹，下体部尤多，奇痒难忍，搔破后渗水结痂，夜卧加盖被服，瘙痒更甚，虽影响睡眠，但食欲甚旺，舌质带红，舌苔薄白微腻，脉弦稍数。予上方１０剂，嘱忌鱼虾发物，初服２剂，皮肤隐疹发出更多，因交代在先患者不疑，继服８剂，痒疹已消，皮肤开始脱痂，效不更方，再服１５剂，愈后未复发。
二、健脾止咳汤
组成：明党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法半夏５克、广陈皮５克、冬桑叶１０克、光杏仁１０克、川杜仲１０克、补骨脂３克、款冬花５克、怀山药１２克、蝉衣３克、木蝴蝶３克。
功能：健脾化痰，润肺止咳，补肾纳气。
主治：咳嗽经久不愈。
用法：上方用冷水浸泡后煎煮。文火煎煮三次，每次１５０毫升，分三次服用。
方解：《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医方类聚》云：“治嗽正当养脾，以土生金，而肺病自安矣”；周慎斋云：“诸病不愈，宜从中治”；李念莪云：“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
故治痰先补脾（脾为生痰之源），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故用六君子汤健脾祛湿，以化其痰。
其中桑叶、杏仁、冬花润肺止咳；久咳伤肾，导致肾气虚弱而出现气促不足以息，故以杜仲、怀山药、补骨脂补肾纳气；木蝴蝶润肺舒肝，蝉衣散风热以宣肺，又可清利咽喉。方中明党参一味，《本草从新》曰：“补肺气，通下行，补气生津，治咳嗽喘逆”。既有清肺化痰之效，又具益气生津之功。诸药配合，共奏健脾、润肺、补肾之效。
第四卷４２８加减运用：咳嗽吐白泡沫痰属外寒夹饮者，加干姜３克，桑叶易苏叶以温肺散寒化饮；阳虚不达四肢而出现脉微肢冷者，加附片３克以温煦肾阳；湿阻脾阳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出现恶心欲吐、胸腹饱胀者，加砂仁３克、白豆蔻３克、鸡内金３克以芳香化湿，和胃降逆；气滞于肠胃而出现脘腹饱胀者，加荜澄茄３克以行气导滞。
注意事项：忌油腻、生冷之物，宜吃清淡食品，勿受风凉。
验案举例：易某某，男，５２岁，干部，住湖南省农经委宿舍。患者因体虚感寒而诱发咳喘，近两年来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不能工作。乃于１９８８年３月住入本院，检查诊断：支气管哮喘。
治经月余，病无变化，邀余会诊。咳嗽吐白粘痰，胸闷气短，阵发性喘急，喉中有痰如水鸡声，每晚发作加剧，头汗出，语不成声，取斜坡式卧位，仍不入睡，因而纳少，神疲力乏。察其舌质淡而胖，有齿痕，苔白滑，脉弦小，并伴有形寒肢冷，气短自汗，腰痛尿清，口干饮热，此属脾肾阳虚，卫外之阳不固。治宜润肺止咳以治其标，健脾制痰，温肾纳气以治其本。处方：明党参１２克、漂白术１０克、白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法半夏５克、广陈皮５克、北黄芪１５克、炙远志３克、白芍药１２克、制附片３克、光杏仁１０克、款冬花５克、怀山药１５克、淡大云１２克、川杜仲１２克、补骨脂３克，水煎服每日１剂，煎３次，分上、下午、晚间呷服以代茶。
连服上方５剂，晚间发作减轻。原方再服５剂，发作次数减少，能安睡。复诊舌淡苔润，脉弦带缓，咳喘虽平，但仍肢冷汗出。原方附片加重至５克，怀山药加至２０克，加山茱萸５克，连服１４剂，汗止肢温，哮喘止而未发，眠食俱佳。带原方去附片、山茱萸１４剂出院。
按：哮喘因素虽多，但成年人因房劳损肾、烟酒伤肺为常见。本例无结核病史，曾嗜烟酒但两年前哮喘初发时已戒绝。接诊时无外感现象，故前医用疏散风寒、消炎定喘之剂，不愈反剧。
先哲王应震云：“见痰休治痰，见咳休止咳”。处方从肺、脾、肾入手，用六君健脾以治生痰之源，杏仁、冬花润肺以治气逆之咳，重在怀山药、淡大云、川杜仲、补骨脂补肾以纳上冲之气。形寒汗出，心悸不宁，则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加黄芪、远志以复心肾阳虚之本。若此治病治人，针对机体的薄弱环节，使正气存内而疗效巩固。
方歌：健脾止咳用六君，桑杏冬花蝉蝶从；杜仲骨脂怀山药，润肺补肾久咳平。
三、归经汤
组成：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北黄芪２０克、当归１０克、大枣５枚、桂圆肉１２克、炙远志３克、枣仁１０克、灵脂炭１０克、蒲黄炭１０克、荆芥炭５克。
功能：益气宁神，化瘀止血。
主治：月经过多，形成崩漏，腹痛有凝块，淋漓不断，或经期延长出现气血两虚症状。
用法：上方用冷水浸泡后煎煮。文火煎煮３次，每次１５０毫升，分３次服用。
方解：脾主统血，脾旺则水谷精微充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即所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脾虚则运化失常，五脏受累，冲任失养，即所谓统摄无权，不能制约经血。故本方用四君（参、术、苓、草）健脾以增化源，脾旺则经行流畅；然有形之血不能自生，须赖阳气之温煦而后才能补给，故以当归补血汤（归、芪）益气生血；气耗津伤，心气受损，故以大枣、桂圆肉、远志、枣仁以养血宁心；高凝出血最忌见血止血，以失笑散（五灵脂、蒲黄）加荆芥，三味炒炭（外焦内黄）活血以止血，即“通因通用”之法。其中五灵脂一味，朱丹溪最为赏识，半炒半生，每服第四卷４２９三钱，水酒调服，名独行丸，治妇人产后“血冲心动”。荆芥一味，华佗取其炒黑名“愈风散”，治产后血晕。清•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载：“本品能助脾消食，通利血脉，治吐衄、肠风、崩中、血痢、产后血晕。”刘氏行医以来，常以之与失笑散合用，取效颇多，故表而出之。
加减运用：心主血脉，出血过多，四肢厥冷，脉微欲绝者，加人参５克、黑附片３克，以防其虚脱；女子以肝为先天，肝主藏血，如郁怒伤肝，情绪易激动，宜加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５克，养血柔肝；如尿频、尿急伴阴虚有热者，去远志、当归，加女贞子１５克、仙鹤草１５克、白茅根１５克，养阴以清热；如少腹胀满，冷痛，舌质淡，苔薄白，脉缓，加炮姜３克、砂仁３克，以温中暖下，助消化。
注意事项：月经期间忌冷饮，注意保温，情绪勿激动。
验案举例：唐某，女，１６岁。患者１５岁月经初潮，量多，色黑成块，淋漓不断，腰腹胀痛。
每次经后面色苍白，神疲力乏，常需用止血针剂止血。平时纳食较差，睡眠尚可，二便正常，舌质淡而润，舌苔薄白，脉弦细涩。此系中气下陷，脾不统血，络虚瘀阻，治宜补气健脾统血，活血化瘀，通络止血，方用归经汤加减：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１５克、当归１０克、熟地炭１２克、灵脂炭１０克、蒲黄炭１０克、荆芥炭５克、枣仁１０克、大枣５枚、桂圆肉１０克、砂仁３克、鸡内金３克。
二诊：服上方２～３剂时，阴道排出紫黑血数块，腰腹痛即渐缓解，仍坚持服完原方７剂，已无瘀块，色转淡红，淋漓已止。嘱其依原方于每次月经期服用３～５剂，３个月后，行经正常，精神正常。
按：脾主统血，脾气充盛则能统摄血液不致妄行。此例因脾虚气弱不能统血，致血下行不止。治以归芪四君健脾统血，四炭活血止血，为治疗崩漏之要药；更配以熟地、大枣以养脾肾，桂圆肉、枣仁以养心血，砂仁、鸡金以助脾之运化。此即所谓辨证用药，存乎一心，非独此也。
方歌：归经汤用四君从，芪归大枣远志行；圆肉枣仁兼三炭，专治妇女血淋崩。

wangmengyin

刘炳凡:学医"五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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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剐研究员刘炳凡
    【作者简介】刘炳凡(19lo～)，湖南汨罗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现任全国血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生班主任。对于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于血吸虫病的中医防治也有一定成绩。著有※晚期血吸虫病辨证分型论治》、《脾胃论注释(卷下)p、《刘完索学说研究》、《朱丹溪学说研究》等。
    我生于汨罗江畔桃花洞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
    父亲是个篾匠，靠着手艺在长沙市勉强营生。我六岁时，随母亲来到长沙，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一把篾刀维持一家生计虽甚觉拈据，但他唯恐后辈又成"睁眼瞎"，就节农缩食供我上学了。我读了四年小学，又念了i年"予曰诗云"，习作木E虽然州下了"甲上"连"甲上"的评语，十四岁时也就不得不操起篾刀跟着父亲去"赚饭"了。
    我不甘心学业的中断，一边做工，一边自修，生活迫使我走上了自学的道路。我恳求父亲买来《康熙字典》，它便成了我无言的老师。我坚持做到四个"一点"：起早一点，睡晚一点，闲谈少扯一点，分心的事少干一点。这样，三年的工余时间，读完了《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纂要》、《古文辞类纂*、《唐涛三百首》、《史记精华》等等，然后走上了岐黄之路。
    从师要讲"诫"
    十六岁了，街坊邻舍有的请我击编编竹器，也有的邀我帮忙做做"文笔功夫"。于是我被闾巷称之为"篾匠秀才"。不少的公公婆婆向我父亲进言道："这伢子做篾匠真可惜了，何不叫他去学门斯文艺呢?"父母要我自已拿主意。思忖再三，我认为至善至乐莫过救人一命，于是表明碌学做医生。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终于咬咬牙说："好，再贴几年本l我去跟你寻个师傅吧!"次日清晨，父亲特意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比较著名的老中医。回来后，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你生错了人家，没有那个命!"原来那位老先生说："穷不学医，富不学道。李东垣跟张元素学医花了一千两银子。你儿子要学嘛，看在街坊面上，师傅钱就算四百块光洋吧f"这对于一个篾匠来说，那是全家不吃不穿也办不到的!。事有凑巧，我母亲患病了，请那位"大郎中"来诊视，用了十几块光洋，病却越来越重。有人说，不如请寄居在静乐庵的柳四公来看看，花两百文的"包封"也请得动的。果真，仅仅花费几百文就药到病除。母亲说："这位先生心地好，本事强，你能拜他为师该多好!"父亲立即托人去求，柳四公哈哈一笑，说："我袖口都开花咧，还带什么徒弟?"反复说明原委后，他问：人沉静吆?好学吆?读了多少书?了解这些以后说："现在还不谈什么师和徒，先把人带来试试，三个月后再定吧!"于是，我解下腰围裙，掸去浑身的竹屑，步入了幽深的静乐庵。
    柳四公名缙庭。只见他端坐在庵堂的太师椅上，虽衣履敝褴，却古貌昂然。他看了看我，又问了几旬为人治学的话，就当即点了几篇"药性"、"汤头"，叫我每天夜里去庵中背诵。
    三个月过去了，点的书都能背能讲了。他才通知我父亲正式"收徒"。父亲问他，究竟要多少师傅钱，他说："立张投师字吧。"
    一张奇特的"投师字"：除了双方和证人的签名及一般套话外，就只写了一个"诚"字。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十分严肃地说道；"今日你拜我为岬，不要你一分师傅钱，只要你一个诚字。"
    仆么就是"诚"呢?他说了三条。这对于今天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而言，大概是不必要了。但就其时其人而言，我认为义正理明、言简意胲，有的仍然有着借鉴的价值。站且录之如下：
    一是对医道要诚：终生只为此业，任凭有何艰难，有何风险，不得见异思迂。
    二是对学问要诚：触疑即询，遇惑即问，不得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三是对师要诚："我乃孤单一人，年老力衰，设若四体不用，需得朝夕服侍；寿尽之后，应妥为安葬，立碑为记。"
    顿时，我们父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学医也就在这一片赤诚中开始T。
    为了照顾我的家庭生计，柳老师让我由天仍然做_T，夜晚去庵里由他考核功课，每隔七、八天，集中疑难问题讲解一次，这大概就是"勤工俭学"吧l三年业余时间，他指点我按部就班地精读了下列书籍；
    第一、方药类
    《雷公药性赋》、《汤头歌诀》、《本草备要》、《医方集解》。
    第二、咏法类(<濒湖脉学》、《脉经》。
    第三、医经类
    《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瞬要略》。
    第四、临证类
    《医宗金鉴》、《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劫幼集成》、a济阴纲目》、《外科正宗》。
    第四年春节，柳老师要父亲给我做了一件长袍，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今年起，跟我去看病。"
    柳老师出门没有车马，看病不要招待，诊费便宜，药费也轻。辨证论治相当准确，处方用药法度甚严。
    可是，豪门大户嫌他人穷药贱，不大请他。因此，我们师徒经常出入在小吴门、流水沟、火西门墙弯子一带穷苦人家。接触的病例很多，病种也很复杂，而且遇到不少大症，险症，这可真是十分宝贵的实践条件。
    在跟师应诊中，柳老师反复强调"一证一得"。有一次，出诊天心阁，患者是一对姐妹，同时患麻疹。
    其蛆发热面红，目赤畏光，苔黄纹紫，疹点己现而色红；其妹面白身冷，微微汗出，偎在母亲怀中，苔白纹青，疹点隐隐可见而色淡红。我当时认为部应透疹，都可给以宣毒发表汤。柳老师却说，前者固可，后者断币可l而改用了挂枝汤，并且再三叮嘱病家，只能煎服一次。走出门米，他说这两个孩子当晚都可以出齐疹子，次【=I果如其青。我对用桂枝汤思而不解。柳老师道："善诊者，先剐阴阳；临证时，须知项逆。慎思之，明辩之，而后方可育立法处方用药。"接着他剖析道：其姐顺证显见，法当辛凉宣透，故崩宣毒发表汤以助之，其疹自透；其妹正气不足，营卫失词，袁邪朱解，疫毒内攻，故用桂枝汤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则阴证见阳，其疹必透，若再服一次，就会助热伤网。
    这样"一证一得"的学与缘，事半功倍，效益明显。
    有时在化险为夷的病例的"思"与"辨"的过程中，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不幸的是，那年冬天柳老师一病不起，我晨昏侍奉，心中惶惑。一天，他脸色蜡黄，喘息不止，断断续续地叮咛着："我不行了，最后教你几句话：要熟读d伤寒论》，掌握散温(麻桂)、造温(姜附)、清温(白虎)、泻温(承气)、保冒气、存津液。1。四字诀。"随着，亲手将他珍藏的书籍以及平时使用的杵钵交给我，并说已经托了另一位老师继续教我，希望学而有成。这位具有真才实学而祁不得志的老中医，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我虔诚地殡葬了他，并年年清明节都去祭扫一次，以不忘为我业医奠基的那个"诚"字。
    求知必讲"勤"
    正在为失去良师而悲伤之际，在落星田开设"红十字医院"的杨春园医师找到了我的家，i兑他是受柳四公的重托而来的，邀我去他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应诊。
    来到门庭若市的小小医院，抬头一看，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疆额，上书"有仲景风"四个大字。原来这里是当时长沙中医界名流聚会之所。进了书房，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满满的书架，我又意识到这里是老师多、病例多、书籍多的求知的好地方。
    跟随杨先生仅仅一年，但这是使我大开眼界的一年。很多前辈，如吴汉仙、曾觉叟等，都是在那里拜识的，很多疑难杂病是在那里见识的，《伤寒广义》、《皇汉医学》、"全国名医验案》、《中国医学大成》等很多医籍是在那里读到的，在当年《卫生报p发表的一些文稿也是在那里撰写的。
    一九三三年，我二十二岁，家里要我单独开业。
    通过伍春辉先生的介绍，我加入了国医公会，获得了处方权，就在东长街的篾店里应诊，自题为"仲山医社"。
    次年七月，滨湖大水，灾民成千上万逃到长沙，聚居在韭菜园、孤儿院一带。饥寒交迫，伤寒，霍乱痢疚蔓延不息，尸暴于道，H不忍晰，哀鸣之声，惨不忍闻，反动政府视而不顾。民众激于义愤，自发纰织娠济。国医公会立即响应，决定派我与另两位医师组成"巡回义诊队"，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连三个月，早出晚归，看病不少，记得每隔两天公会就要进一叠百页一本的"义诊处方笺"来。每天诊务结束之后，就把当天遇到的典型病倒记录下来，并且力求理、法、方、药记载完备。现在有一部分临征笔记就是当时留下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入寇岳阳，长沙一片焦上，迫使我只携带着部分书籍和读书随笔匆匆返回故乡，并在乡里开业。可恨日寇连穷村僻壤也不蔽过，整天狂轰滥炸。只好天天和老老少少一起钻岩洞，在洞里我常找个透光的角落坐下来，边看边写，坚持学习。在家乡四次沦陷期间，我蹲在岩洞里不仅温习了和新读了大黾的医学书籍，而且还涉猎了不少文学书籍，记下了十二万字的读书笔记，写成了《医著菁华》初稿。
    我体会到，求知必须具备"勤"字和"恒"字。求知的途径无非有三条，而这三条途径都要用"勤"字去开辟。
    第一是向书本学。不仅要系统地精读中医经典著作，而且要广泛地阅读各家学说及各地书刊杂志，以便能理清源流，增进新知，了解学术动态。每读一应将要点、疑点、难点简明标记，获得解答即时笔录。
    运用于临床后，有所心得，又随时小结，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步入医林以来，我共写下学习笔记近一百万字，有一部分取自绝版或孤本。凡是已经摘录的资料，能够一翻即得。这样做，就不至于临阵磨枪了。记得逃避日机轰炸时，很多小孩因躲进山洞几个月而致_圾日失明。我一查资料，立即认识到病因是"湿蒙清窍"，就重用"治日盲，燥脾去温宜用"的苍术为主组方，便绝大部分患儿复明。如果平时不积累资料，猝然以杞菊之类投之，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第二是向老I师学。谁是老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仅要向前辈学，也不妨向后辈学，不仅要向同行学，也可以向群众学。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我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以便有师即学，有闻即录，学习"博采众方"的办法，曾积累秘方、验方、偏方、单方十余本，后来编成了《民间单方验方选辑》。有许多经济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方药，确实是医典未载，师道难传的，并且绐人以启迪。
    例如，在搞血防工作时，潮区老太太传授的吊坳黄泥水调湿敷的"泥疗法"，可以速遇小儿高热，到云南参观中草药展览时，我向老专家请教获得五种秘传白药配方受到启发，自制"三藤汤"(常春藤、鸡矢藤、鸡虹藤)对肿瘤之气滞血瘀的疼痛和风湿阻滞的关节剧痛，均能收到良好的止痛效果；从一位老草医那里学来的治白喉的经验中，我推演出用蛞蝓、地虱婆治疗上颚混合瘤及唇癌，不仅使病者免受手术之烦，而且疗救巩固。如果固步自封，而不勤于学爿和采集，又怎能扩大自己所知的领域呢?
    第三是从实践中学。如何辨证，_直u何施治，徒有理论而无实践，那是海市蜃楼，顶霸不顶用。l伽】如，对于子宫功能性出血和某些恶性肿瘤出IIIi曲治疗，医家见仁见智，各有所长，而我采用归脾汤加蒲黄炭、灵脂炭、荆芥炭，临床医岬们重复运用后确酞疗效显著而称赞为"刘氏三炭"。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比较、分析而得到的。
    临证要讲"精"
    临证五十年来，我深深感到，要成为一个知深坦博、得心应手的中医，除了学好四部经皿著作，使学有根底外，还必须在临证中孜救不倦地追求一个"精"字。要精于求理，精于立法，精于组方，精于择药，而其根本是精于辨证。
    任何一个病症的产生，必有其因{任何一个病症产生之后，必具其症。如何在四诊台参中准确地抓住证征，进而无误地审证求因，明阴阳，分表里，别譬热，辩虚实，分清标本，明确诊断，这就是临证的关键。
    怎样透过复杂纷纭的症状来明确诊断呢?个人的心得是：在比较牢固地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可以按如下四个步骤进行t!第一，抓住主诉，联系诸症；
    第二，详询病史，追索病因；
    第三，细探四诊，逐一排疑；
    第四，纵观整体，反复求证。
    也许，这是老生常谈。但这恰恰是晟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最易疏忽，最难精通的基本功。因此，应十分认真的苦练，切忌主观臆断，自以为是。
    有一次，病人以"日目喉疼痛有异物感"的主诉求治。检视前医用药，均系一派寒凉的除热祛风之剂，连投不效。追询病史，便溏、遗精、渴喜热饮而下肢冷。察其碰色无华，脉细，舌淡红，苔薄白，啊峡并不红肿，口流清涎。此乃脾肾两虚，是所谓"不肿不红不壅塞，忌寒总刺忌攻风"的"虚火喉痛"，寒凉之品岂能独擅其功?法当引火归原，补肾益脾。主以八昧桂附丸，重用健中之准IU，加以温脾之自术，连服数剂，诸症悉除。用"八味桂附丸"者，乃"柔剂养阳，炉中复荧"之意}加自术者，乃健脾燥湿而脾肾同治。由此可见，小恙尚须明于辨证，大证、险证更应精于辨证。
    除了辨证求"精"之外，立法、处方、用药等也要求"精"。例如，白术是补脾益气摊湿之品，陈嘉漠却指}I；，占"善闭气而痛症忌投"。多年来，我摸索着当用自术而肓禁忌者，若与陈皮同用则气不滞，若与藿香，白卷为伍则能纠白术之壅，若与丹参归芍相配则大便不闭，若用灵脂、蒲黄相雎则痛症可投。这就打破了『≈术的禁忌框框，使它也"扬长避短"了。
    甚至，在药物的荆型、服法上也要求"精"。例如，治疗口腔恶性肿瘤，我常用蛞蝓(鼻涕虫)、地虱婆(鼠妇)以化毒；治陧主动脉瘤、闭塞性脉管炎，常用水蛭、地鳖虫、蜈蚣等虫类以通络，其疗效虽然满意，但其气昧难闻，患者入口即吐，只要加入一克巴桂同煎，取其芳香以辟秽，即可达到安胃的目的。又如昼日恹恹欲睡、使则烦躁不眠的患者，给归脾汤加熟地，令其上午服第一煎发挥参苠之力以解其困乏，晚上服第二煎显示归地之功以助其睡眠。不探究这种因气味厚薄而制宜的服药方法，就不能获致益气安神各擅其功的疗效。
    为匡勿忘"德"
    为医，不仅要具有精良的技术，而且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这里，只想谈谈个人感受较深的两点：
    第一，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这，既非&#35;)饰之词，更非政治口号，而是必须毕生身体力行的医德。在应诊中，应该要求自己做列：耐心地倾听主诉，详细地询问病史，专心地进行四诊，精心地求出诊断，细心地组方用药，详尽地交代眼药宜忌。更重要的是，无论病人地位之高下，性别之男女，年岁之长幼，外貌之妍媸，家境之寒裕，关系之亲疏等，均一视同仁。否则，不败于医之技，而将败于医之德。
    另一方面，不要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接受病人的礼物。为什么?接受了一次礼物，就暗暗滋生贪婪之心；接受了一个病人的礼物，其他病人也会或出于感激、或出于有所需求，甚或出于迫不得已来投其所好。这样，把救死扶伤的高尚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卑贱的利已行为。所以，医者和病者之问，是千万搞不得"物质刺激"的。去年，我治愈的一位疑难症患者在春节前寄来了一个包裹，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恳求收受礼物的信，我当即原物寄还，并附了一封婉谢的信。今年，一位国外侨胞之子久患精神病，在海外遍冶无效，寄养于长沙，由我治获初验。其父不但写信给我所领导表示感谢，而且致函于我，问需要什么。我复函说："一根灯草也不要!"我相信，凡是立志为病人眼务的同志们，都是不会把医疗技术当作变相的商品的，都会是不以受馈为荣而以受馈为耻的。
    第二，处世持身，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行生嫉妒"这句话，是自私自利看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我们的国家要实现四化，我们的中医事业要发腱，就必须坚决地、彻底地讯除这个i日社会遗留F来的恶习。其宴，嫉妒别人，对己、对国家、对事业均有害无益。韩愈早就指出过："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个人体会到：处世持身，"不性不求，何用不臧"。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格言。
    立业贵在"专"
    解放后，我曾担任过从乡垒地区的中医教学、科研工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临眯中医。我深深地感受到：术贵专攻。
    当然，找服从了党的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在于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专业，努力钻研，坚持不懈。五十年代，刚刚参加革命工作，党派我搞防疫，我即从軎了旧社会遗留下米的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痢疾、乙晌、白喉等)的中医防治研究，总结民间经验写出了各种《防治手册》，因而获得人民政府的奖励。六十年代，党派我担负晚期血吸虫病的治疗研究，我件到湖区，挖掘民间导水验方，用"九头狮子草"及自制的"复方防己黄芪丸"治疗单纯性腹水，用益气、养肝、健脾、利尿的方法治疗复杂性腹水，并且搜集血防战线老中医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将积累九年专题研究之所得写出了《晚期m吸虫病腹水分型辨证论治>)，因之有幸获得了中央卫生部的嘉奖，七十年代初期，党派我研究恶性肿瘤的中医治疗，我从"治病必须治人"悟出"留人治病"的道理，坚持"脾(胃)为后天之木，肾为先天之本"的学术思想与治疗原则，着重探求《内经》广义的治本思想和李东垣的《脾胃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赵养葵的g医贯》，以穷其源而畅其流，用之于临床，从而提高了恶性肿瘤患者的机体免瘦力。例如，有一脑丘巾瘤患者，头剧痛，眼复祝，且其顽固性呕吐。西医确诊后，认为必颓手术切除，并告患者家属，手术的结果可能是"一死二残i苟延"，患者不愿手术而来就诊，我用中药和胃降逆、滋阴养肾、平肝潜阳，坚持服药五个月，现愈已三年，疗效巩固。
    这些经验使我明白：树立热爱中医专业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处于无论如何繁忙的时候，千方百计不要丢掉了这个"专"字；任何妹荣，任何挫折也不要．止自己动摇了这个"专"字。我为了督促自己做到这个"专"字，曾刻了一枚印章盖在自己的书籍上，其辞是；"学问思辨"，目的是笃行不懈。我毫不怀疑t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医者，不管资历如何，条件如何，只要专业、专心，"锲而不舍"。则"金石可镂"。

wangmengyin

李斯炽——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
    李斯炽(1892～1979)，名煐，男，四川省成都市人。1915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现四川大学)理化系，，留校任理化助理。早年师事成都名医董稚庵，尽得其传。30年代初，有感于医道衰微，且慨于国民党政府扼杀中医，遂立志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乃辞去所有教职，一心以医为业。积极参加反对“废止中医提案”的斗争，倡导并组建医药学术团体，创办中医刊物，举办国医学院。曾担任四川医学会主席、四川国医学院教务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宣教部长、成都中医进修学校一、二，三、四班班主任，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中医教研组主任、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国务院任命为成都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副会长、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编委、农工民主党成都市代主任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入选大会主席团。1959年，“因对发扬祖国医学工作积极，成绩卓著”，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1978年，被授予我国第一批中医教授职称。  
    早在1936年，就致力于中医人才培养，联合四川省国医馆和成都中医界同仁，创办了四川国医学院。除主持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编写教材，讲授《内经》《金匮》《中医内科》等课程。他编写的《金匮要略新诠》《内经类要》《中医内科杂病》等教材，善于用现代科学知识诠释中医医理，内容深入浅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四川国医学院不予注册，学生毕业不发给行医执照，他为争取学院的合法地位而四处呼吁，并通过法律途径，据理力争。又因办学经费不能解决，与同遭采取社会筹募、个人捐献、义务上课、借贷典当等办法，将学院一直办到解放前夕，为四川地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医人才。成都中医学院开办时的师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的凌一揆教授等知名中医药专家。解放后，尽管有繁重的行政事务及社会活动，仍坚持为学生讲授《内经》等课程，批改作业，评阅毕业论文。重视中医教材建设，组织本院参加第一版教材编写的教师，反复研究讨论编写提纲及编写方法，并于1960年亲自带队参加全国中医教材审定会，会后指导教材修改工作，为中医教材建设，为我国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30年代起，即悬壶蓉城，诊治疾病，多中肯綮，求治者络绎不绝。他医德高尚，贫者问病，为之尽心教疗，且不取药资，还每周设义诊一天，为贫穷者送医送药。1932年，成都霍乱流行，与医界同仁组成“壬申疫症救护队”，自制药品，深入疫区救治患者。“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闲居于家。时年事已高，仍每日义务为人诊病，门庭若市。此间。在其子协助下，还整理出了生平治验之《医案》。诊病问疾，不拘一家之言，惟取药与病合，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在运用调气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以及运用养阴而不腻之药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有独到之心得。尝治一患者，因冒雨发热，目眩欲吐。前医以病属少阳，投小柴胡汤而病益甚，又以为里有实滞，以大柴胡汤下之，致汗多尿少，神识昏蒙，喉间痰鸣，几致危殆。诊为湿温之病，以黄芩滑石汤加郁金、菖蒲，一服病减，再剂而愈。又治一鼻衄患者，前医投以金匮柏叶汤加童便，致血出不止。诊为阴虚肝旺，血热上溢，仍用柏叶汤去干姜，加生地黄、藕节、艾叶，一剂血止。其治多类此，看似平淡，每多奇中。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曾为毛泽东主席诊治，取得良好效果，成为医界广为流传的佳话。次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再次见到毛主席，被主席誉为“名医”。
    素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潜心于中医理论及临床研究，早年即主张开办中医医院，系统观察临床病例。1957年，主持进行了中医治疗肺脓肿的专题研究，著有“治疗肺脓肿的初步报告”一文，率先在全国报道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这一急重症的疗效，其治法及方药至今仍被广泛采用。1958年，深入成都附近疫区，开展中医药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筛选有效治法及方药，进行分型论治，取得良好效果，著有“中医治疗瘟疫(钩端螺旋体病)的初步报告”一文。在用中医中药治疗急性热病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经验。1961年，开展了水肿病的专题研究，著有“水肿病的分型及治疗”一文。此外，对中风、血管疾病、阿狄森氏综合症等的中医治疗，均有专门的研究和报道。其主要著述尚有：《医学三宇经简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实用内经选释义》《五脏辨证论治歌诀、杂病证治歌诀合编》(成都中医学院，1977)及“《素问玄机原病式》探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9)、“运气学说管窥”(《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6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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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炽，1892-1979，四川成都人，早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理化部，后留校任教，业余从成都名医董稚庵学习中医，1936年与同道创办四川国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首任院长，著名中医临床家，教育家，1958年曾应征治疗到成都主持中央会议的毛泽东主席疾病，取得良效。用药平淡轻灵，和缓平稳，善调气机，对兼夹之疑难杂证如阴虚湿热等证的治疗经验宏富，疗效卓著，享誉巴蜀。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中医内科讲义》问世，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出版之《金匮要略译释》主编李克光教授即是其长子。周凤梧《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张笑平《现代中医各家学说》皆予收录。

-=-=-=-=- 以下内容由 wangmengyin 在 2009年03月17日 11:03am 时添加 -=-=-=-=-
  李斯炽　（1892-1979）成都人。早年于成都府中学堂就读，后又转至成都高等师范理化部。后又受名老中医董稚庵的影响，立志献身中医事业。30年代为反对旧政府消灭中医四处奔走，1936年创建四川医药改进会，并办刊《医学改进》月刊，与同道赖华锋、邓绍先、何伯勋等创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先后任教务长、副院长、院长。1932年，成都流行霍乱，他组织“壬申防疫队”，救治大量濒死病人，驰誉蓉城。1949年后，先后任成都市中医进修班主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受聘到我校参加临床工作。1956年任中医教研室主任，组织同时应聘的几位老中医开设了中医课和中医病床，建立了中药房。在学校推进学习、研究、应用中医中药。1958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后，调任该院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副理事长、成都市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并入选大会主席团，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从医从教六十余年，治学严谨，常说学中医要“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的四不怕；在诊治病中可获得“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能救人于危险之中，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的三能。在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中西结合，扬长避短。对中医经典研究甚深，强调辨证辨病结合，审证精当。临床运用上强调“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在用疏肝治疗各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伤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独到创新之处。1958年给毛主席看病，投两剂药而愈，被誉为“名医”。
　　著有《中医内科杂病研究》、《医学三字经解释》、《“素问玄机原病式”的探讨》（上、下）、《李斯炽医案》等著作和论文30余篇。1959年曾获国家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wangmengyin

李克光　　李克光，男，1922年生，四川省成都市人。1939年高中毕业后，随父李斯炽学医，颇得真传。194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农学院，于1949年悬壶为医，1956年被聘为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教师。1963年调成都中医学院任救，先后任教研室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1987年晋升教授。1985年调任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1987年任该院名誉院长。曾任四川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中医年鉴》编委，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中医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成都市主任委员、四川省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成都市政协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第六、七、八届副主席。1996年任农工民主党第十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七届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政协第七届副主席等职。
　　在四川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工作期间，曾主讲《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内经》《金匮要略》等课程。他积极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参加编写的教材主要有《中医学基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金匮要略选读》(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金匮要略讲义》(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金匮要略教学参考资料》(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金匮要略译释》(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实用中医内科学》(主编之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杜，1985)。1983年在成都接待来访的法国友好城市蒙彼利埃大学代表团，进行学术交流并互赠礼物，他将自己的学术著作赠给法国朋友，法国朋友赠予法国蒙彼利尔大学荣誉奖章一枚。
　　临诊之际，总是全神贯注，力求准确诊察，把握病机，辨证施治，使理法方药一气贯通。丝丝入扣。其配方严谨，用药轻灵，却 常于平淡中见神奇，而起人沉疴。重视顾护胃气，或养阴、或益气、或开胃、或化湿、或抑木扶土、或养心健脾，总将护胃融入主要治法之中，使二者巧妙结合，相得益彰。以善治脾胃病、血症、老年病及疑难怪症闻名蜀中。多次给中央首长治病。
　　作为负责人，完成了国家卫生部古籍整理重点科研顷目《黄帝内经太素校注》。主要论文有《太索杨注研究》等，学术著作还有《李斯炽医案)第一辑、第二辑(主校，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1983)。
　　2005年，中华全国中医会在全国遴选50余位知名中医学者，授予“国医大师”称号。他是四川仅有的两名“国医大师”之一。
　　医业之外，擅诗赋，工奕技。50～60年代，其围棋水平在成都地区业余棋界无出其右者。

wangmengyin

仙风道骨韩百灵
来源：中华养生保健 作者： 2008-10-28
摘要: 当推开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韩百灵先生的家门时，他正在躺椅上闭目养神等待笔者： 韩百灵先生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目光悠远，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也不曾留下太多的痕迹，让人不禁想起仙风道骨的智者。 l 3岁时国难当头，他立下“扶困救危”之志，拜当地名医臧鸿儒学习，18岁再次投师吉林名医王三化研习妇科，随师侍诊。弱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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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推开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韩百灵先生的家门时，他正在躺椅上闭目养神等待笔者：
    韩百灵先生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目光悠远，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也不曾留下太多的痕迹，让人不禁想起仙风道骨的智者。
    年近百岁的韩老神思尚清，眼力仍好，只是耳力不济。
    【一】
    韩老1 9 O 9年生于吉林省的一个普通的农医世家，自幼受父兄影响，酷爱学医。 l 3岁时国难当头，他立下“扶困救危”之志，拜当地名医臧鸿儒学习，18岁再次投师吉林名医王三化研习妇科，随师侍诊。弱冠之年考取中医师资格，随即来到哈尔滨与兄长一道行医，后自设“百灵”诊所。1964年，韩老以名医的身份受邀于黑龙江中医学院，担任讲师和妇儿科主任，并成为“文革”后中医界的第一批教授，遂了他多年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的志愿，并得以全面施展治病救人、教书育人、科研创业的才华。1986年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中医妇科在韩老的带领下，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韩老成为国家首届妇科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其四女儿韩延华作为其学术继承人全面地继承了韩老的学术思想，现韩氏弟子也遍及全国各地。几十年中，韩老集临床、教学、科研为一体，屡创佳绩，实现了他人生由名医到大师的第二次飞跃。上世纪8 0年代是韩老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他创立了“肝肾学说”，发展了“同因异病，异病同治”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百灵妇科”，影响甚远。韩老在建国初期就是黑龙江四大名医，后被尊称八大妇科名家之一。在中医妇科界，同行专家赞之为“妇科泰斗”，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尊韩老为“妇科一代宗师”；在韩老百岁诞辰前夕，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永炎院士贺韩老为“苍生大医，吾辈良师”。
    秦艽鳖甲汤治愈痨瘵病是一则使韩老名噪一时的病例。上世纪3 0年代，韩老在哈尔滨道外行医时，经友人介绍，为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老师～一晚清巡抚曾子固的儿媳治疗痨瘵病，此病又称为肺痨，在女性多导致血枯经闭，是当时较为难治的疾病。曾的儿媳患此病已一年之久，屡次更医，百治不效，奄奄一息，家人已备棺材待殓。韩老面对危症镇定自若，投以大剂加味秦艽鳖甲汤，结果服药十余日，病人已能扶床站立，一年后月经畅通，好如常人。
    坂本志计子是任教黑龙江大学日本专家大石的夫人，年四十许，婚后十二年未孕，夫妇双方均排除器质性病变，虽经日本、中国许多著名妇科专家诊治，仍无奇效，欲借助于中医。韩老诊断其为肝郁，并紧锁肝肾二脏立法，用经验方百灵调肝汤加减，疏肝理血补肾，三诊后嘱其长期服用。次年春天，大石夫人产一女婴，取名大石花，借松花江的“花”字，以示纪念。
    【二】
    据韩老的学生和共事过的同事讲，韩老  为人聪慧、勤勉，加之多年的积累和心悟，
  所以疗效卓著。但他久负盛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善，韩老也反复向记者说起，自己最看不得病人流眼泪，所以早年为患者垫钱买药等是常事，患者的痛楚也是韩老诊余多悟的不竭动力。在临证几十年里，只要患者有求，韩老都不顾年高路远，亲自往诊。
    当年韩老一旦出诊就会受到患者的空前欢迎，这也使髦耋之年的他少有空闲，每逢中医界有重大的活动，他也都作为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代表出现在师生们的视野里。尽管年岁已高，但他仍秉承祖训，乐此不疲，真的是岁月长年无倦意!
    只是近些年，韩老听力大不如前，他才在众多儿女的劝说下，不情愿地离开了置身几十年的诊室和教室，真正地过起了悠闲幸福的退休生活。
    【三】
    韩老告诫我们，人生寿命一般皆能度过百年，但是往往因饮食、情志、疾病所伤而致早亡。多忧多气是养生的大忌，在年轻时就要养成心胸宽广的习惯。遇生气事时不怒，遇忧思事不长思。韩老的女婿告诉记者，韩老在多次的运动中都受到冷遇和冲击，历尽劫难，那种往事家人实在不愿多谈，但无论怎样，韩老都能够以平静心接受现实生活，在回忆过往时，也能以包容的心态笑泯恩仇。韩老有一句名言：“宽厚展望全世界，狭窄只见一线天。”
    在生活习惯上，韩老极少喝酒，9 0多岁时又戒了烟。韩老的日常三餐也没有“独门补药”，喜欢吃素淡饭菜，而且多年来一直吃的很少，他还很爱喝汤，但很少给自己配制什么中医补药吃。
    韩老的作息非常规律，7时起床，23时睡觉，夜间自己起来活动一次，下午还会睡上两三个钟头，每天都保证1 O个小时的睡眠。
    韩老喜欢活动，早起后，定到阳台上活动肢体，深深吸入外界的清气，缓缓呼出体内的浊气，这种吐故纳新能增强肺的功能，防止邪从外侵。
    现在韩老的儿女们每人一天轮流照看韩老，韩老每天都记着哪个儿女过来，于是早早地吩咐厨师做孩子们喜欢的饭菜。韩老常说，以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家庭和妻儿，心里很是亏欠，希望在有生之年也多作些补偿。   
    当笔者临别时，韩老坚持起身相送，回眼看这位生于晚清末年，恰逢乱世，历经民国、伪满、新中国，又跨入2 1世纪的老先生，经历了从坐堂先生到一代名医，从自立诊所到大学教授到妇科大家，这不仅是他那一代老中医人的人生缩影，而且也浓缩着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时光流转，如今已是期颐之年的韩老似乎已悟透人生：人生如白驹过隙；济人寿世当慈处心、精操术；学贵沉潜、药不虚发；育人功崇、济世德隆；心淡如水寿自来……


-=-=-=-=- 以下内容由 wangmengyin 在 2009年03月17日 11:29am 时添加 -=-=-=-=-
韩百灵　　韩百灵，中医妇科专家。吉林农安人。少时从师习中医。后开业行医。１９５８年后，历任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医院医师，黑龙江中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教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理事、黑龙江分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九三学社社员。擅长治疗妇科疾病，兼及内科、儿科，尤长于治疗崩漏、滑胎、不孕等症。蓍有《百灵妇科》，主编有《中医妇产科学》等。

wangmengyin

任继学　　任继学，全国名老中医，国家终身教授。白求恩医学奖章获得者。吉林扶余人，生于1926年。15岁从师吉林名医宋景峰先生。1946年投身革命，参加解放战争，发挥专长，救治伤员。1954年赴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长春中医药大学前身）进修学习，1958年进入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的教学研究班学习，1960年毕业。
　　任老主张融古贯今，溯本澄源，发展中医，尤以《黄帝内经》为根基。学术成果丰硕，其中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研究，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痰热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9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瓜霜退热灵治疗高热成为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诊必备用药。任老又主编我过第一部规划教材《中医急诊学》，专著《悬壶漫录》、《任继学经验集》。主编《中国名老中医经验集粹》副主编《建国四十年中医药科技成果》等，并发表“中风病辩治”“脑髓消病的辨证论治”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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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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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终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由于对中医药事业的贡献，荣获中国卫生行政最高奖——白求恩奖章。本文仅就任老对中医急诊学的贡献，介绍如下，与同道商讨今后的中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共同推进中医急诊事业与学术，为人类康寿做出更大的贡献。
　　1．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稳定推进中医急诊学新学科
　　中医急诊早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及后世历代著作均有论述，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由于历史过程中，西医东渐，一些人误以为“西医治急症，中医慢郎中”。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吴咸中、黄星恒、王今达、王永炎等专家的极力挽救和运用理性的科学研究，从临床到实验，再到推广应用，使中医急诊学日益完备，形成新学科的基石已然成熟。任老以其雄厚、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急救经验，远见的学术胆识与战略眼光，多次与陈佑邦、王永炎、孙塑伦、晁恩祥、沈绍功等专家研讨构建中医急诊学新学科，促使国内较为权威的学术著作《中医急诊学》得以诞生。其间的头风、气胸、结肠等部分内容由任老亲自执笔，我们协助整理。在七五末期开始启动全国中医急症协作攻关组，主攻中医内科急症、心病、脑症、热病、痹病、血证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医急诊医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清开灵、双黄连、参麦注射液等，至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其间任老也倾注了许多的心血，独创了破血行瘀、泻热醒神的中风证治等理论，创制的治疗热病的瓜霜退热灵为首批中医医院急症必备药。
　　为完善中医急诊学学科，任老与陈佑邦、王永炎、孙塑伦等专家又不失时机地筹建中医急诊专业委员会，于1997年1月成立第一次全委会，任老任顾问，王永炎院士任主任委员，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任老多次做专题演讲。
　　任老于1984年率先在中医院校组织中医急诊课选修，自编讲义，亲自主讲，带领范国梁、南征、盖国忠、任玺洁等学生、弟子授课，弥补了当时中医课程体系中缺乏临床急救等不足，促动了中医高校增设《中医急诊学》课程等工作。尤其是在任老承担的全国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中医急诊学》以及《任继学经验集》等书中，体现了任老构建学科的胆识与能力、扎实雄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其中梳理了许多零散的论述，有别于其它临床各科，突出了中医急诊医学特点，强调临床实用性等内容。特别是总论部分的构建，倾注了任老3年半时间的心血，字字浸透着任老的汗水，体现了任老在继承中创新的学术见长，突破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固有模式，学有建树，术有所本，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急诊学的内容。如增设了百首新方剂，提出了权变法等实用新技术等等，创新性地构建了脾心痛、气胸、卒死、胆胀等17个临床急症病证证治体系。
　　2．病因发展观
　　任老重“邪毒”论，提出“既言邪，必有形”，同时又强调：“邪虽自外来，其无毒者不入”，外因引动，伏邪内藏而毒泄，毒自内生。故主张“邪毒”论，风毒、寒毒、热毒最多发，疫疠时毒亦复不少。任老对情志、饮食致病说中亦有所发展，总结出内部滋生性、错综复杂性、机体反应调节性、靶点效应性等规律，对内生病因、意外损伤病因亦作了补充。
　　3．发展了病机理论
　　任老突破性地提出脏器脏真病机，“器者是人体生生化化的场所，真者是保证人体生生化化的动力，只有器真相承，气化和调，才能保证机体生化不息”。急症病证的病机突出体现了“脏器受损，脏真受伤”，强调急症病证的气、血、精、神和升降出入病机，尤其是高度概括了中医急症病证的传变病机、外感病机传变、内伤病机传变、意外损伤病机传变、瘟疫病机传变的普遍规律之常与变，临床意义十分重大。
　　4．明确了急症法则
　　急救为先、系统综合、诊治并重、防治结合等原则与正治反治，标本缓急、扶正祛邪、三因制宜、脏腑特性法则，传变法则，表里法则，治未病等具体法则，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系统归纳了宣透、清解、攻下、活血、醒神、吐洗、固脱、探病的中医急症新八法，切合临床，十分实用。结合目前中医临床急救现状，高度概括了内治、针剂、针刺、雾化吸入、肛肠注药、手术、正骨、情志疗法等八大救治手段，尤其是切合实际地提出了中医急症脏腑虚实补泻用药举例及常用中成药介绍，并恰当地提出了急症病证的调护要求、具体内容、调养理论与方法，预防措施，构建了完整的中医急诊学的理论体系。其间有任老独创的口对耳人工呼吸术、脏腑相通法则（如“肝与大肠相通”）等许多新论。
　　5．证治体系的构建
　　针对中医急诊临床实际，选取了103个常见急症的论治体系，是目前中医急诊学收录最为完整的专著，其中血血不、心衰、肝衰、肾衰、肺衰、薄厥、急风、瘫缓风、头风、心包络病、肺胀、瘟黄、胆胀、脾心痛、时疫霍乱、血极、盘肠气痛、肠结等急症均是任老率先在国内确定的新论治体系，方便实用，为临床论治及时地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切实可行的诊疗手段，浸透了任老的心血。首先，从释名、病象、病位、病情、病性、病因病机、诊断与鉴别诊断、急救处理、辨证论治、权变法、调护、预防、历代医书相关内容选要、古今方剂索引、参考文献诸方面进行系统、规范化的叙述。其中权变法为任老独创，旨在解决急症临床中的“变”，弥补了现代中医临床急救中的不足；其次，结合临床与古今论述，在理论上有较大的提升与改进；再次，扩展了近300首方剂，丰富了临床治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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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治急难重证的任继学
王兰茹张孝整理
编者按：任继学，吉林扶余人，少即从师当地名医宋景峰先生，尽得其传。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数十年。其治学思想主张深究医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妙识通圆，研究诸家，知常达变，涉猎广泛，择善而从。在中医教学中，突出中医特色，提倡启发式教学方法，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对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教学态度端正，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卓然。临证用药味少量大，功专力宏，经方土法择善而从，善用虫药毒剂及外治方法。
除擅长于心、脑、肾方面的危难病证治疗外，尤倾注于中医急证的研究，对急性高热、急性出血性中风、急性心肌梗死等项研究已居国内领先水平，并创立“肺胀”、“水毒”、“胆胀”等理论。其主持研究的新药“益脑复健丸”、“延龄长寿丹”和科研课题“中风诊疗标准”、“清开灵治疗急性中风的临床研究”已通过省、部级鉴定并多次获奖。出版《悬壶漫录》等著作和发表《中风辨治》、《气化学说》、《相火初探》等论文６０余篇。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
———《礼记·学礼》
任继学，１９２６年生，吉林省扶余县人，现任长春中医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理论整理研究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吉林省分会副理事长，长春市分会理事长，《中医杂志》编委，《中国医药学报》编委，长春市科协委员，全国中医中风科研攻关组顾问等职。
任氏家境清贫，少年即从师于当地名医宋景峰先生，侍诊五载有余，尽得师传。而后悬壶乡里。他虚怀上进，广罗众家所长，挫痼疾而疗沉疴。尤以治急性病见长，辨证精确，施治果断。
１９５５年到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１９５８年赴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学习，深得名家熏陶。返长春后，在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中医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任氏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博览历代医家名著，学有渊源。力主天人相应，医易同源，临证着眼整体气化，不拘一方一药，灵活化裁，因人施治。除擅长于心、脑、肾病的诊治外，尤倾注于中医急证研究，对急性高热、急性出血性中风、急性心肌梗死等项研究已居国内领先水平。并创立“肺胀”、第二卷１４３“水毒”、“胆胀”等理论，其中“肺胀”已收入中医内科学五版教材，在中医界有较大影响。目前已发表《中风辨治》、《气化学说》、《相火初探》等论文６０余篇，并将其行医心得整理成《悬壶漫录》一书刊行于世。任氏主持研制的新药“益脑复健丸”、“延龄长寿丹”以及主持的科研课题“中风诊疗标准”、“清开灵治疗急性中风的临床研究”已通过省、部级鉴定，并多次获奖。
任氏行医５０多载，活人无数，教书育人，不遗余力，培养了大批中医骨干，为促进中医急证研究和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学术精华
一、治学思想（一）深究医理，循序渐进任氏认为：祖国医学浩如烟海，必须持之以恒，勤奋苦读，才能学到中医的真髓。要从浅处起步，妙在浅而易知，从易处入门，从基础开始，逐步由低向高、精、尖发展，要有计划地学习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先是粗读、泛读，了解全貌，找出重点，然后更精细地将诵、释、体会三者互用，深谙医理，探求经旨，最后客观地将所学的知识融汇贯通，施于临床，指导实践。这种由浅入深，从源到流，呈阶梯式递增的学习方法，深为任氏所推崇，他说：“循序渐进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个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则必有所获，若反之则欲速而不达。”（二）熟读精思，妙识通圆医乃活人之术，学不熟何以知医？术不精何以活人！故熟精，是对医者最起码的要求。
任氏强调，医者对医理要博熟精深，对医技要熟练精湛，运用要灵活、准确、精当，因此，要求我们要精勤不倦，深入钻研，对中医重要的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精辟之处，要熟读背诵，首先在“熟”字上下功夫，“熟能生巧”。只有熟，才能心领神会，窥其奥旨；只有熟，才能抓住要领，妙识通圆。不熟何以精思，不熟何以圆活！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索生智，才能应常变而法不穷，明其理而更显其妙。
任氏年逾花甲，但仍坚持读书，虚心学习，字斟句酌，熟读精思，他所读过的书，或作记号，或加批语，或写提要，从不浅尝辄止，这种潜心钻研医理的作风，实在令人折服。
任氏医理精熟，医技精湛，并经常教诲我们，凡事要尊重科学，每于临证之中，常根据实际病例，熟练准确地引经据典。如有一患者每夜发烧二小时许，历经数医，久治不愈。然任氏诊毕，曰：“此有瘀血。”并明确指出《医林改错》有记载，遂遣方投药，一药而愈。事后，经查阅，才深为其准确无误而惊叹。对中医的重要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精辟之处，已能熟练的成诵和正确的解释，这只是登上了一个阶梯，尚需进一步努力，刻苦钻研，不断强化，并强调坚持反思，总结第二卷１４４规律，才能巩固。他说：“读书最忌不求甚解，博杂不精，随学随忘，不加总结。”他主张：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逐句玩味，反复研讨，有所得辄记之，并验之于临床，只有这样，才能由熟而精，妙识圆通，有所创见，推陈出新。
（三）研究诸家，知常达变任氏认为，要进一步开拓中医理论的知识面，就要善于研究诸家，因此，要求我们博览群书，博采广蓄，并细心揣摩，反复研究，摄其精要，主张采众家之长补自家之不足，取众家之精华为我所用。他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研究诸家学术，不可因循守旧，要圆机活法，知常达变，师古而不泥古。师古，是先学习，不可不知其说；不泥古，是重取舍，不可尽依其说，要明其理而活用其法以符真义。临证最忌执一方而御百病，要守一法而应万变。他对经方的研究造诣颇深。每临证时，既能执持，又能方圆，十分重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例如：常用《伤寒论》的方剂，治疗各种杂病，其中的小柴胡汤，原为少阳和解之剂，但他加减化裁后，则用于治疗胃脘痛、呕吐、胁痛、心悸、不寐、咳嗽等各种内科杂证，均能取效。而乌鸡白凤丸是妇科之良药，用于治疗内科病，亦屡获良效。研究诸家，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古人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研究诸家之学说，要辨清是非，舍非从是，以求完善，并告诫我们，读书议论必详审其所以然，而后精思熟虑，方能不被谬说所误。
因为精通了医理，详审了众家之短长，融汇剖析，取其精华，剔其谬误，才不囿于一家之见。其中对“肾风”的治疗，运用内经“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原则，重用“千金鲤鱼汤”治愈数十例。对急性中风的治疗，更是独树一帜，完全采用中药，疗效可靠，饮誉全国；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则用生瓦楞、生牡蛎各２００克、生鳖甲５０克、水红花子５０克，功专力宏，力起沉疴。用外治法于内科杂证，更独具匠心。他认为，外治可补内治之不足，使药力直达病所，提高疗效。如各种头痛者，外敷透顶止痛散；腹水者，用利尿膏敷于神阙穴；结核性脑膜炎则用吕祖一枝梅使其发泡；而胆胀者，用消痛外敷膏等，无一不效。
（四）涉猎广泛，择善而从任氏不仅精于医道，对其它学科的知识，也研究有素，并常以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所以在临证治病时，周密精实，主次有序，遣方用药，灵活有效。
他认为，研究中医学术，不仅要具备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高超的医疗技术，还要有广泛的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古人云：“善读者，始乎博，终乎约。”所以，学习中医，不仅要掌握书内的知识，更要了解书外的知识，他说：“往往书内难以解释之处，却被书外的知识给予点破，使之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人之所以有病，外因于天，内因于人，多与气象学，时间医学，地理环境有关，与饮食方土，人情关系密切。因此，古医家认为，人体内环境的变化，同大自然的变化息息相关。天人合一，谓人体是一个小天地，这是很有道理的。许多资料表明，某些疾病发生的周期性和太阳活动周期在时序上，有某些一致性。例如：太阳活动期和太阳宁静期，心血管疾病发作和猝死的例数相差悬殊，太阳色斑强烈爆发时，心血管病发作和猝死更为频繁，其它慢性疾病亦然。
第二卷１４５（五）继承总结，发扬光大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发掘，促进了中医的发展，对人类作出了贡献。面对丰富的医学遗产，任氏认为，只有继承总结，才能发扬光大，继承的途径有二。其一，是先学习，充实自己，然后是文献医籍的整理、研究，祖国医学文献医籍，汗牛充栋，而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大多散见于各种医籍文献中，所以学习、研究、整理这些医籍文献，是继承的关键，是提高的过程，也是发扬光大的前提。对医籍文献的整理，主要是对古医籍的校正疏义和注释，并发挥其学说，其代表医家及其著作有：宋代林亿《素问补注》、庞安时《难经解义》；元代滑寿《读素问钞》、《难经本义》；明代王九思《难经集注》，吴?《内经吴注》，马莳《素问》、《灵枢》注证发微；清代张志聪《素问》、《灵枢》集注；现代《中风专辑》、《黄疸专辑》等。
其二，是理论研究要结合临床实际，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研究中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总结提高，才能发扬光大。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历代医家承前启后，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内经》中提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就是启示后人，要善于研究继承，要善于总结创新，发扬光大，从而丰富中医理论，如《通俗伤寒论》、《疫痧草》及湿温时疫治疗法，乃至今人发表的新见解、新经验，都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是推动中医发展的动力，其中包括认真学习总结当代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将他们毕生之精华，总结继承下来，传播下去。
二、教学经验（一）认真备课，突出中医特色备课认真与否，直接关系到授课的效果。必须要在平时认真看书、学习和积累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备好课，对每一堂课，都要认真设计，精心组织，要充分研究教材的内容、难点、疑点、重点及特点，以及教学内容的前后联系。要明确教学大纲的要求，选好讲授的方法，同时还要运用精练、生动的语言。他认为，备课首先要熟悉教材，要字斟句酌，认真推敲，找出各章的重点，对疑难问题要弄明白，并从学生的角度多提几个为什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足取的。
要注重学术研究。主张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统一起来，在研究学术的基础上，备好课、讲好课，辅导好、带好临床，既要善于博采众长，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又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纯客观地介绍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而无自己的见解。同时，还要重视表达的方法，如何把问题讲得深入浅出，既不脱离教材的基本内容和观点，又不是照本宣科，要运用自如，言之有物，能放能收。既活泼，又严肃认真，达到学而能用。
任氏认为，编写好讲授提纲，也是备课的重要内容之一。讲授提纲，是课堂教学讲授的依据，所以，要根据教学的目的、教材以及有关资料，经过反复研究，编写出观点正确，层次分明，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的讲授提纲。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因为教材和资料，多是现成的，只有通过有机地提炼编纂，才能成为纲举目张，层次分明，逻辑性强，生动活泼。备课的过程，是教师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深思熟虑，整理提高的过程。备课下的功夫越大，教学的第二卷１４６效果就越好。“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要想在台上讲得成功，就必须在台下付出辛勤的劳动。祖国医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能不能将中医的理论体系继承并传下去，关键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师资队伍业务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的高低，只有教员的素质好，基本功过硬，才能培养出来好的学生。其二，就是课程的设计，是否突出中医特色，是否按中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设，还是想利用其它课程来改造中医，这是关键。当前，提出中医现代化问题，是要深思的，虽然提出此口号，但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体系是落后的，因为古今医家都是汲取历代科学成果来发展自己，武装自己，不断发展的。
中医理论有自己的特色。凡具有中医特色的具体问题，一定要重点讲授，反复讲授，讲深讲透，使学生感到中医学理论的可靠性、科学性以及实践性，从而汲取精华以指导实践。
（二）因势利导，提倡启发教学启发式教学，顾名思义，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活泼、主动地学习，使课堂形成了真正的“双边活动”。启发式教学，不仅是一种学习方法，而且也应该是教学中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他说，只有启发式教学，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只有启发式教学，讲课才能有感染力，才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加深师生之间的感情融合，思想共鸣。中医学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字义深奥，学习时很难产生兴趣，加之学生中部分人专业思想不巩固，学习就更觉困难。如何变被动为主动，使索然无味的理论，变得有兴趣呢？首先要搞清思想情况，吃透两头，知己知彼，才能有备无患。所谓两头，主要是指吃透教学大纲的要求深度，熟练掌握授课的内容，这是“本”，以不变应万变。另外，对于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作到心中有数，还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作到情况明了，才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要有意识地向学生提出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而提问题前一定要有目的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探讨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获得新知识。通过提问题，使隐晦的地方明确，使模糊的地方清晰，使难点易解，使繁冗精简，从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启发式教学，还可以体现在许多教学方法中，凡是能启发学生思维活动，诱导学生独立思考，促使学生自觉主动地接受新知识的各种方法，均可视为启发式，也只有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深刻而牢固，才能更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三）注重实践，培养学生能力中医要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理论指导实践。中医学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逐步升华为理论，继而又用到临床上以指导实践。学生在学校读书，学习目的是先从理论上武装起来，这固然十分重要，但不能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在临床教学实习中，有目的地让学生独立接诊病人，亲自进行四诊检查和初步辨证论治，最后通过讨论，统一认识，由教师作总结。任氏在临床教学中总是把学生能力培养放在首位，强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第二卷１４７临证特色
一、用药特点（一）药味少、剂量大，功专力宏中药的临证配伍，灵活多变，方剂中药物搭配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而药物的用量，对疗效亦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任氏临床用药时，一贯主张辨证要准，用药要精，药味要少，搭配得当，必要时加大剂量，目的在于功效专一，集中优势，直捣病所。他说：“处方用药，贵乎精一。”主张与主证无关者，竭力删减，可有可无者，一味不加，古人云：“制夫方药，其品数之简且重者为妙。”他用药特点之一，往往是病越重，用药越精，常在增加主药剂量的同时，精简药味，达到功专力宏，力挽狂澜。
任氏认为，临证时凡是辨证准确，但又久治不愈者，一般而言，多属病重药轻，杯水车薪，是谓不及。或因用药繁杂功不专而力不宏，故而难以取效。因此，任氏认为，必须大胆施用重剂，方能力挽沉疴。
１９８９年，任氏曾治一例３１岁的女性肾炎患者，患病６年，历更数医，久治不愈。病人浮肿、腰痛、尿少、畏寒肢冷、恶心纳呆。查体：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任氏诊为慢性肾炎重证。投用土茯苓２００克、白茅根５０克、坤草５０克、肉桂３克、附子１０克、干姜５克、泽泻５０克、砂仁１０克、爵床５０克，以温阳利水。病人服用上药三剂后，水肿开始消退，肢体由寒转温，并根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原则，又用“千金鲤鱼汤”加减治疗一个半月，病人痊愈，出院后再服“复肾散”以巩固疗效，至今未犯。
又一男性患者，４８岁，因缺血性中风而入院，突作呃逆迁延匝周，多方罔效，任氏诊后，即投莱菔子５０克、木香５０克，一剂而愈。
另外，治消渴用缫丝５０克、生地５０～１００克、知母２５～５０克、三棱１０克、莪术１０克。治疗慢性肾盂肾炎，常用忍冬藤１００克、马齿苋１００克、地丁、公英、石韦各５０克、滑石４０克。治疗肝硬化证，常用牡蛎２００克、生瓦楞子２００克、生鳖甲５０克、水红花子５０克。治疗中风病人，常用炒水蛭５克、?莶草５０克、生槐花５０克等，均获良效。
（二）师经方、重土法，择善而从任氏对经方的研究，造诣颇深，每于临证时，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小柴胡汤，原为和解少阳之剂，但任氏加减化裁后，用治多种病证，效果俱佳。任氏认为：小柴胡汤中有五味药可以变换，惟柴胡、甘草不可更。并一再告诫我们，方中只要有柴胡、甘草，就具小柴胡汤的原义。张仲景“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深义，即在于此。例如治咳嗽：虚火者，去人参加五味子、寸冬、元参；有实火者，去人参、半夏，加黄连、黄芩、黄柏；燥咳第二卷１４８者，去人参、半夏，加天冬、寸冬、生地、元参、阿胶；痰多者，去人参加白芥子、瓜蒌、贝母之类。
治不寐：阴虚者，加首乌、生芍、元肉、茯苓、远志；阳虚者，加桂枝、琥珀、龙骨；胃不和者，去人参，加陈皮、焦三仙、谷芽；阴虚火旺者，去人参，加黄连、阿胶、鸡子黄、生地。
治心悸：阳虚者，加附子、肉桂、龙齿、茯神；阴虚者，加百合、远志，甚者加琥珀、朱砂。
治胁痛：气滞者，去人参、半夏，加枳壳、青皮、郁金、木香。气血虚者，加当归、川芎、白芍；因痰者，加白芥子。
治呕吐：风寒外来者，去人参，加藿香、陈皮；食滞者，去人参，加枳实、焦三仙、鸡内金，甚者加蜜川军；痰饮者，去人参，加白芥子、海浮石；胃实热者，去人参加黄连、竹茹；胃虚热者，加黄芪、荷叶之类；虚寒者，去黄芩，加附子、干姜之品。
胃脘痛：虚寒者，去黄芩，加干姜；寒积者，去黄芩，加附子、公丁香、川乌，其中附子不可多用；气滞者，去人参，加沉香、乌药、莱菔子；食滞者，去人参，加焦三仙、谷芽、鸡内金、紫菀。肝气抑脾者，去人参加木香、郁金、生芍之属。
另外，小柴胡汤加减化裁后，还用于痨瘵、胆胀等病的治疗。
任氏不仅对经方研究有素，而对于偏方土法，也不轻视，他广罗各地偏方、验方、单方土法，用于临床，常常收到满意的效果。
例如：用白矾放入猪蹄甲内，焙干研末治疗哮喘；用鲤鱼汤治疗肾炎水肿；蟾蜍与鸡蛋同煮后食其蛋，治疗肾炎后期因血浆蛋白低下而水肿不消；樟树皮粉装胶囊治疗胃痛，单味紫菀治疗便秘；玉米须煎水常服之有助于治疗消渴；米饭糊锅巴泡水代茶饮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等等。
（三）遣虫药、用毒剂，胆大心细任氏认为，凡顽症、痼疾，欲起沉疴，拯危候，必用毒剧之品，方能功效独到，他常说：“人之性命，非同草木，岂有不慎、不明、不辨之理乎！”所以，临证时凡久病不愈者，必用虫类药或毒剧药搜剔病邪，通经活络，气血流畅，其病自愈。中风一证，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不论是缺血性中风，还是出血性中风，而其病机是气血逆乱，上犯于脑。气逆于上，为风为火；血逆于上，为痰为水；为此，中风病人首选水蛭，任氏说：“水蛭最善逐瘀血。”另佐土鳖、虻虫、川芎、苏木。我们临证观察，用水蛭清除血肿，化瘀活络，疗效可靠，对于一身尽肿的病人，则重用蝼蛄、蟋蟀之类，他说：“蝼蛄治水甚效，但其性寒，较为峻烈，虚者慎用。”一般剂量５～１０克，散剂每服１～２克，日服三次。而蟋蟀则性微温，用于慢性肾风之水肿，常有良效。对于顽固性痹证，善用土鳖、蜂房、蜈蚣、地龙、乌蛇等，每每收效。
另外，对于行气消食，最喜用九香虫、五谷虫；而熄风镇惊，又爱用全虫、蜈蚣、天虫（僵蚕）等。任氏临证时，不仅善于用虫类药，而且善用毒剧药，他说：“用毒剧药虽担风险，但只要辨证精确，用量适宜，不仅无损，且常收奇效。”例如：硫磺、雄黄本为有毒之品，临证外用多，内服少，但他用治急证，对毒热内盛之便秘，必用雄黄顿挫之，而治疗顽固性肠麻痹，则必用硫磺。曾治一６５岁男性患者，苦便秘２９年，加重三个月而入院治疗，曾在某医院诊断为肠麻痹，病人几经治疗，而病日重，病人自诉便秘腹胀，手足冷凉，气短乏力，尿少易怒，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细而无力。任氏诊后，认为属气阴两虚之便秘，投用桃仁１５克、当归１０克、杏仁１０克、青皮５克、枳实５克、荷叶５克、煨皂角２克、鸡内金２０克、紫菀１５克、黑芝麻５０克，水煎服，并服用硫磺粉５克，分二次服用。病人服第二卷１４９药后，自觉腹部温暖，有便意而不能排，复又投用大承气汤一剂，病人便秘好转，后又经益气养阴润燥调理而痊愈。
（四）精内治、巧外疗，唯效以求任氏善用外治法，认为，外治可补内治之不足，使药力直捣病所，提高疗效。吴师机曰：“外治药中多奇方，学识未到，断不能悟。”他运用外治法，对急证、痛证用之最多，并常收立竿见影之效。
１９９０年冬季，任氏接诊一结核性脑炎患者，西药抗痨治疗半月，不效而来我院。当时病人恶心、呕吐、剧烈头痛，舌质微青，苔薄白，脉弦紧，诊为虚劳症，属真头痛，用猫爪草５０克、守宫１条、百部１５克、山慈菇１５克、太子参１５克、党参１５克、熟地２０克、全虫５克、黄精２５克、蒲黄１５克、白蔻１５克、桃仁１５克，水煎服。并用吕祖一枝梅（其中有红矾）外敷印堂穴、太阳穴，约三小时后，局部发泡，病人自诉头痛明显减轻。继用红矾少许，纱布包之塞入耳内，病人头痛又有好转，后又经一月余的辨证调治，病人痊愈出院。
对于腹水、水肿病人的治疗，除内服药外，还善用“利尿膏”（胡椒１０克、商陆５克、麝香少许，用蜜调），敷于神阙穴，外用热水袋温熨，若效差，可另加巴豆霜０?２５克，必效。对血管神经性头痛，则喜用“透顶止痛散”，外敷太阳穴、印堂穴处，效果可靠。对胆胀和胁痛，又有消肿膏、醋调外敷疼处，亦获良效。另外，对于高血压病，常用牛膝５０克、茱萸２５克、菊花５０克、肉桂１０克、茺蔚子１００克、茵陈１００克、霜桑叶５０克、元芩５０克，煎汤洗脚，每获良效。
至于中风病人的手臂肿胀，任氏则喜用透骨草５０克、络石藤２５克、伸筋草５０克、五味子５０克、土鳖１０克、秦艽５０克，水煎后熏洗，日二次，每次大约半小时，效果极佳。对于烧伤则用大黄、生地榆、紫草加香油调和后外敷等等，无一不效。
二、心痛论治（一）历代论述心痛包括厥心痛、真心痛，源于《内经》。
厥：同绝，是指阻绝心脉和毛脉不通，血络瘀滞，清气不入，而生心痛。厥心痛是指膻中部位及左胸膺部疼痛。轻者仅感胸闷如窒，呼吸欠畅，重者突然疼痛如刺、如灼、如绞，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四肢不温，甚则昏倒，其重症称为真心痛。正如喻嘉言《医门法律》所言：“厥心痛……去真心痛一间耳。”《灵枢·厥病》说：“厥心痛，与背相控，善?，如从后触其心”，“腹胀胸满，心尤痛甚”，“如锥针刺其心”，“色苍苍如死状”，“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该篇又说：“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说：“素无心病，卒然大痛，无声，咬牙切齿，舌青气冷，汗出不休，手足青过节，冷如冰，是为真心痛。内外邪犯心之包络，或他脏之邪犯心之支脉，故心亦痛，此厥心痛也。”《医学入门·心痛》说：“真心痛，因内外邪犯心君，一日即死；厥心痛，因内外邪犯心之包络，或他脏邪犯心之支络。”关于心痛之病名，从《内经》及后世医家还有提出“卒心痛”、《素问·缪刺论》“久心痛”、《圣第二卷１５０济总录》“胸痹”、《金匮要略》“胸痹心痛”、《杂病广要》“足厥阴心痛，足太阴心痛，手太阴心痛，足少阴心痛……”等等。但从临床上看，突然昏厥，四肢逆冷者，正是因为心痛而引发的厥逆，故为厥心痛，其重症即为真心痛，较为恰当。
从临床表现上也描述得很详细，如《灵枢·厥病》：“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素问·脏气法时论》：“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又如《圣济总录》和《类证活人书》记载：“痛如两乳之中，鸠尾之间”，“胸膺两乳间刺痛，甚则引背甲……”。《类证治裁》：“真心痛……猝大痛。无声，面青气冷，手足青至节，急温散其寒，亦死中求活也。”《金匮要略》：“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仁术便览》：“真心痛，朝发暮死……痛甚唇口青黑。”《医碥》：“心包络病，在胸下??骨处”等等。
对本病的治疗，《内经》、《金匮》用薤白、桂枝等；《世医得效方》用苏合香丸；《汉简》上用细辛、菖蒲、人参等，都有显著疗效。为我们学习、研究、治疗心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丰富经验。
值得重视的是明、清时期不少医家，如方隅《医林绳墨》、陈士铎《辨证录》、虞抟《医学正传》、林佩琴《类证治裁》等，皆摆脱了真心痛不能救治的陈说，提出“亦未尝不可生”的卓见，且列出救治方药。显然这是本病治疗上的一大进步。但清代以前提出治疗心痛的药物主要是温药。
《仁术便览》：“真心痛……用温药。”具体急救如《医碥》“治真心痛用猪心煎，取汤入麻黄、肉桂、干姜、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救生”；《杂病广要》“必借附子理中汤加桂心、良姜，挽回生气可也”；《医门法律》治厥心痛“急以术附汤温之”；《太平圣惠方》治卒心痛以“吴茱萸丸方”及《金匮要略》以瓜蒌薤白白酒汤等皆取温通散寒、宣痹之效。
现在临床研究，在古人的基础上又大大丰富了其治法，如活血化瘀法、芳香温通法、宣痹通阳法、滋阴补肾法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将辨证与辨病紧密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中医证的研究，又将现代科学仪器紧密地应用于病的诊断上，使中医在治疗心痛这一急症方面丰富多彩，疗效也十分满意。
（二）病因病机寒邪犯心：素体心气不足或心阳不振，复因气候突变，寒邪侵袭，以致两虚相得，寒凝胸中，胸阳失展，心脉痹阻。如《素问·调经论》所云：“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于是发为心痛。
七情内伤：喜为心志，过喜伤心，心气涣散，血行迟缓，易致血凝，堵塞脉道而成心痛；怒为肝志，肝气内痹，疏泄不利，气滞于脉道，致心脉受损而成心痛；忧思为脾志，过思伤脾，脾气郁结，升降受阻，《灵枢·口问篇》谓“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运化呆滞，聚湿生痰，痰浊壅塞脉道而成心痛。
饮食失节：恣食膏粱厚味，或饥饱无常，日久损伤脾胃，运化失司，饮食不能生化气血，聚湿生痰，上犯心阳清旷之区，清阳不展，气机不畅，心脉闭阻，遂致心痛；痰浊留恶日久，则可成痰瘀交阻之征，病情转顽，故明代龚信《古今医》亦云：“心脾痛者，亦有顽痰死血，……种种不同。”气血不足：劳倦内伤或久病之后脾胃虚弱，气血乏生化之源，以致心脏气血不足，即所谓心脾两虚之证；或失血之后，血脉不充，心失所养，心气虚可进而导致心阳不足，阳气亏虚，鼓动无力，清阳不展，血气行滞，发为心痛；心脏阴血亏乏，心脉失于濡养，拘急而痛。
肝肾亏虚：年老体衰或心阴心阳不足，久而及肾。肾阳不足，不能鼓动心阳，心阳不振，血第二卷１５１脉失于温运，痹阻不畅，发为心痛，肾阴不足，则水不涵木，又不能济于心，因而心肝火旺，更致阴血耗伤，心脉失于濡养，而致心痛。
总之，心痛的病因病机较为复杂，归纳起来，其本虚可有阳虚、气虚、阴虚、血虚，且又多阴损及阳，阳损及阴，而见气阴不足，气血两亏，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其标实自有痰、饮、气滞、血瘀之不同，同时又有兼寒、兼热的区别。而痰浊又可引起或加重气滞、血瘀，痰瘀可以互结，阴虚与痰热亦可互见。阳虚与寒痰、痰饮常常交织，寒痰、寒饮又易损伤阳气等等，复杂多变，临床必须根据证候变化，详察细辨。
（三）辨证论治１?心痛的诊断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急症心痛协作组制定的“中医心痛（冠心病、心绞痛）急症诊疗规范”标准进行。
以膻中及左胸膺疼痛，突然发作或发作有时为特点，疼痛有闷痛、刺痛、灼痛、绞痛、隐痛等不同，同时可引及胃、咽、肩背、左上肢、心窝等部位疼痛；本证每卒然发生，或发作有时，常兼有心悸、气短等症，多于夜间加重；情绪激动，饱餐之后，劳累过度，寒冷刺激均可诱发；结合现代理化检查协助诊断。
心痛应与下列疾病鉴别：胃脘痛：疼痛发生多于食后或饥饿之时，部位主要在胃脘部，多有胃脘或闷或胀，呕吐吞酸，或不食、或便难、或泻痢，而心痛则少有此类症状，多兼见胸闷、气短、心悸等症。
胁痛：部位主要在两胁部，且少有引及后背者，其疼痛特点或刺痛不移，或胀痛不休，或隐痛悠悠，鲜有短暂即逝者。
胸痛：疼痛部位在歧骨之上，其疼痛特点多呈持续不解，常与咳嗽或呼吸有关，且多咳唾、发热或吐痰等。心痛的范围较局限，且短气、心悸多与心痛同时出现。
结胸：本病指邪气结于胸中，胸胁部有触痛，颈项强硬，大便秘结或从心窝到少腹硬满而痛，其特点为触痛，或痛拒按，与心痛不同。
２?心痛的临床表现轻者，只觉心区痞闷隐隐作痛，或胀闷，或刺痛，太息，呼吸欠畅。休息后可缓解，劳累饱餐或情志波动时可发作或加重。
重者，发病急暴，心区或胃脘憋闷而痛，如绞、如灼、如刺，不欲动，痛引肩胛或臂内，心悸而惕，短气或气急，面色苍白，口唇青暗，四肢不温，烦满腹胀等。
甚者，突然发病，心区刺痛欲厥，心悸气促，大汗淋漓，四肢厥冷，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脉微细或结代。
真心痛为厥心痛的重症，症见心痛剧烈，持续不缓解，经辛温通阳，芳香宣痹药物不能缓解，伴有汗出肢冷，面白唇紫，脉微细欲绝等症。
闷痛如兼胁肋胀，善太息者属气滞；兼痰证，阴天易作，苔腻者，属痰浊；兼气短心慌者属心气不足；灼痛多由阴虚或痰火所致；刺痛多由血瘀或痰瘀互结所致；绞痛多由阳虚阴寒凝滞心脉所致。
３?分证论治第二卷１５２（１）真心痛（厥心痛）①心区灼痛，身热气短，舌红赤，苔厚白或黄，脉数者（阴脱）。
方药：全当归１００克、金银花２００克、黑玄参５０克、生甘草２０克、炒土鳖５克，加三七粉１０克（冲），水煎口服或鼻饲，日三次。
静脉滴注：５％葡萄糖１５０毫升加参麦注射液６０毫升，日一次，然后用１０％葡萄糖５００毫升加丹参注射液１２毫升，日一次。
②面色苍白，心悸气短，汗出如珠，脉微欲绝者（阳脱）。
方药：红参２５克、麦冬４０克、五味子１５克、附子２５克、山萸肉５０克，水煎鼻饲。
１０％葡萄糖１５０毫升加参麦注射液１２０毫升，日一次静脉点滴，然后用１０％葡萄糖５００毫升，加丹参注射液１２毫升，日一次静点。必要时输氧。
③缓急止痛剂：缓则治本。本法适于急性发作之后，治以活络化瘀，宣痹通阳，补虚，和其阴阳，冠心苏合丸、速效救心丸、苏合香丸、乌头赤石脂丸、心痛气雾剂等，皆可分别选用。
（２）痰痹证主证：胸闷如窒，胀痛彻背，如物之塞，时缓时急，心悸、痰粘气短，肢体沉重，恶心头晕，舌体肥胖有齿痕，质淡或舌裂，苔白腻或薄白，脉多弦滑或沉滑。
治法：温阳涤痰，活络止痛。
方药：瓜蒌薤白半夏汤。
瓜蒌２５克、薤白１５克、半夏１５克、白酒２５克。
经验方：生槐花５０克、葛根２５克、瓜蒌皮２５克、胆星１０克、桂枝１０克、旋复花１５克、橘络１０克、厚朴花１５克、郁金３０克、山楂１５克、半夏１５克。
（３）气滞血瘀证主证：心区痞闷刺痛，心悸气促，左肩胛及臂内酸麻而痛，可伴有夜间呼吸气促，胸闷加重，口唇爪甲青暗，舌红，边有瘀斑，苔少或淡灰而腻，脉多沉涩，或结、促、代，或雀啄之象。
治法：理气化瘀，导滞止痛。
方药：血府逐瘀汤。
赤芍１５克、桃仁１５克、柴胡１５克、当归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红花１５克、枳壳１５克、川芎１５克、桔梗１０克、牛膝２５克、甘草５克。
经验方：生蒲黄１５克、灵脂１５克、三七粉１０克（冲）、元胡１５克、川楝子１５克、川芎１５克、青皮１５克、生槐花５０克、葛根２５克、鹿衔草１５克、沉香１０克、生山楂２５克。
（４）阴血虚证主证：头晕，心区烦闷，绵绵作痛，热极而痛，失眠、多梦，二目视物不清，腰酸肢软，口燥咽干，手足心热，善怒，舌深红、少苔，脉多细数或代、促。
治法：滋阴补血，活络止痛。
方药：桃红四物汤送服六味丸。
桃仁１５克、红花１５克、当归２５克、赤芍１５克、生地１５克、川芎１５克。
六味地黄丸１丸，日二次。
经验方：养阴降复汤。
生地１５克、旋复花１５克、降香１５克、郁金３０克、生槐花５０克、葛根２５克、合欢１５克、三第二卷１５３七粉１０克（冲）、杞果１５克、生芍１５克、当归１５克、沙参１５克、麦冬１５克。
（５）阳气虚证主证：心悸气短、自汗，心区闷痛，动则痛益甚，畏寒肢冷，舌淡苔白，脉多沉细而迟或结代。
治法：补（温）阳益气，活络止痛。
方药：古方一十四味建中汤《局方》。
黄芪１５克、人参１０克、白术１５克、云苓１５克、炙甘草１０克、制半夏１０克、当归１５克、白芍１５克、熟地１５克、川芎１５克、麦冬１５克、苁蓉１５克、炮附子１５克、肉桂１５克。
经验方：温阳通络饮。
鹿胶１５克、淡菜１５克、生槐花５０克、葛根２５克、降香１５克、川芎１５克、杞果２５克、桂枝１５克、细辛２?５克、炮附子１５克、白胶香１５克、三七粉１０克（冲）。
（６）气虚血瘀证主证：胸闷隐痛，或突然刺痛，疲乏、气短，动则汗出，面色白光白、晦暗、虚浮，舌体胖大有齿痕，舌质微青，苔薄白或厚腻，脉细数或结、代。
治法：益气活血化瘀。
方药：补阳还五汤。
赤芍２０克、川芎１５克、当归尾１５克、地龙１５克、黄芪５０克、桃仁１５克、红花１０克。
其它疗法：心痛发作后稳定期要常用：降香４５克、血竭３０克、没药４５克、三七３０克。
上药共为细末，每日服３～６克，常可减少复发（张伯臾经验）。
此外，可根据情况辅以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
４?预后与预防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患者能遵医嘱，善于摄养，一般都能得到控制或缓解，预后较好。反之预后不好。
平时应注意调摄精神，避免情绪激动；注意生活起居，寒温适宜；注意劳逸结合，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提倡清淡饮食，食不厌杂，未饱先止；注意饮水，适当限酒，必须戒烟。
三、中风论治中风又称“卒中”，是内科常见、多发之疾，起病暴速，病情危笃。本病《内经》称之为“偏枯”，历代医家又名为“风痱”、“卒中”等等。汉代张机确立中风之名，并提出了辨证论治体系。
《金匮要略》云：“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后世医家在辨证论治上一直遵此而延用至今。
任氏认为，中风当以出血和缺血而分。缺血者，多中经络，亦有中脏腑者，为瘀塞经络之候，即《和剂指南》“夫中风者，经道或虚或塞”之意也；出血者，多呈中脏腑，但亦有中经络者，乃络破血溢之候也。即古人“中脏则性命危”、“血流入脑”之意也。总由气血逆乱，伤脑损神，使神机失却主宰一身的功能。
第二卷１５４（一）病因病机本病的发生以脑髓为本，脏腑为标，经络为委。任氏认为“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总统一身之神魂魄意志，统领脏腑经络、四肢百骸以及气血的生理活动，藉达阴平阳秘之机。
反此则脑与脏腑经络失去协调而为病。
中风病因众多，究其要者，有五大原因：１?七情所使，因事激挫，愤怒而不得宣泄，气机不畅，逆气上行，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发大厥。
２?酒色过度，或思虑不节，年老气衰，损于心脏，血脉不利，用而不灵，导致脑髓血脉瘀滞。
３?饮食失节，劳逸失度，过食肥甘，损伤脾胃，脾伤则不运，胃损则不犯，使脂膏堆积，外溢则腠理致密，阳郁而为热；内则渗透于营血，着于脉络，使气血运行迟缓，积损而为病。
４?肾阴不足，不能滋养肝体，肝阳亢盛化火生风，风性激荡，升而无降，上犯于脑，窍络阻塞。
５?痰盛于内，阴绝阳气不能宣泄于外，郁而生热，痰热相煽，化风内动。
也有五志过极，心火暴盛，引动相火而发者。
然本病的发生，不是一因所致，而是上述多因联合作用于机体，长期不解，造成外有所触，内有所动，体内气血溢乱。气滞则郁，为火为风，血滞则瘀，为痰为水，相互为用，上犯于脑。轻者，经络受损，血脉不利，络脉绌急，血液壅滞，凝结为瘀，则血脉瘀塞，血瘀营津不行，外渗而为痰为饮，使脑髓血液减少，或无血，清气不得入，神机失用而成瘀塞经络的缺血性中风。重者，邪盛正衰，脏气不平，脏气不通，经络不用，致使邪气内痹，正邪相争，形成邪气外鼓，正气内收，一鼓一收，产生攻冲之力，使血液上壅于脑髓，络脉膨胀，胀极则络破血溢则瘀，瘀血中津水外渗为痰为饮，脑髓浸淫肿胀，则为出血性中风。脑之神机欲息致阴维阳维失职，阴跷阳跷失灵，阴不敛阳，阳不化阴，阴阳离而不用，轻者为闭，重者为脱，危者则亡。此即杜铜峰氏所说“邪害空窍为本，风、火、痰、气、血为标”之义。
（二）诊断与鉴别诊断本病有因肝阳上亢而致眩晕头痛之病史，若现突然跌仆昏倒，口舌歪斜，半身不遂，舌强，言謇或失语，甚则神志不清，不省人事者，即可确诊。
本病需与下列疾病相鉴别：１?痉病：突然发病，头痛剧烈，恶心呕吐，项强、角弓反张。
２?厥症：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但无半身不遂和口舌歪斜。
３?温热痉：起病证似感冒，发热，头昏头痛，呕吐，肢麻不仁，神志不清，肢体瘫痪，两侧交换更替而作，也有两侧相继出现瘫痪者。
（三）临床表现病作之先，病者当久患眩晕，头胀面赤，手足渐觉不遂，或足趾、手指麻痹不仁，言语謇涩，胸膈痞闷，性情暴躁，吐痰相续，六脉弦滑或虚濡无力。
１?经络瘀塞证第二卷１５５渐觉头痛、眩晕、皮肤肢体麻木、舌謇、语言不利、步履缓行，或静卧，或睡中突现口舌歪斜，肢体偏瘫。轻者，意识尚清；重者，神志不清，舌红尖赤、苔多黄腻，脉多弦大而滑，具体尚可分如下三证。
（１）风痰热盛证气粗息高，或扬手掷足，或躁扰不宁，头胀耳鸣，巅顶作痛，脉弦劲实大。或大便秘结，矢气频转，舌红苔黄躁，脉沉滑有力。
（２）阳虚气弱证形寒肢冷，半身不遂，步履艰难，舌强言謇，口角流涎，小便频数，或遗尿、大便失约，舌红赤有齿痕，苔白腻或无苔，脉弦滑而数。
（３）肝阳上亢证头晕头重，目眩，心烦心悸，口苦咽干，夜眠多梦，口舌歪斜，半身不遂，手足重滞，肢麻而颤，舌红赤，苔干厚，或无苔，脉弦滑而数。
２?络破血溢证起病急暴，多在活动及用力时而发。素患肝阳上亢，痰热内盛之证，而见头胀痛，眩晕，口苦，面赤，便秘，舌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剧烈头痛、眩晕，轻者，呕吐、项强，神志尚清；重则神昏失语，二便失禁，烦躁不安，瞳孔散大或缩小。但在临床上分为阴闭、阳闭。其病危重，即现脱证，多危而不救。
（１）阴闭证静而不烦，面白唇紫，痰涎壅盛，四肢不温，苔白滑腻，脉多沉滑。
（２）阳闭证昏不知人，两手握固，牙关紧闭，面赤气粗，舌红苔黄腻，脉多弦滑数。
（３）昏脱证突然昏倒，不省人事，鼾声痰鸣，目合口开，手撒尿遗，呼吸深大或微弱，脉多沉数或浮大无根。
３?后遗症中风病深者，则脑失神明之用，经络痹滞，久失通利，或邪气残留，正气未复而遗留后遗症，如半身不遂、失语、流涎等等。
（四）辨证论治本病发病急，病情重，标本错杂。因此，立法、处方、用药之前，必须辨明是瘀塞经络证，还是络破血溢证。继察虚实，以别深浅，定出标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针对具体病情，选用下列治法。
１?开闭法病人卒然昏倒，口噤目张，两手握固，面赤气粗，痰壅气塞，或二便不通，脉多弦大、洪数，此为闭证。闭证宜开，不开则危。搐鼻、揩齿、探吐，芳香开窍，辛凉、辛温透络，兴奋神机皆为开法。方剂可用：白矾散、苏合香丸（阴闭证用之）；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牛黄膏（阳闭证用之）；三化汤（二便闭者用之）；开关散（乌梅肉１?０克、冰片０?５克、南星１?０克，共为细面，揩擦齿龈，涎出即开口噤）。
第二卷１５６２?固脱法猝倒，痰涎壅塞，喉间痰如拽锯，汗出如雨。神昏不语，口开目合，遗尿，手足弛而不收，此为阴阳两脱证。脱则宜固，急则以摄纳真阴，固护元气。元气已固，真阴不泻，然后方可祛邪，方剂可选：阴阳两救汤：熟地５克、附子１５克、人参５克、菟丝子２０克、茯神１０克、远志１０克、诃子１０克、杞果２０克、炮姜１０克、干紫河车１５克两救固脱饮（自拟）：赤参１５克、附子１０克、龟胶１５克、山萸肉２０克、玳瑁１５克、鹿胶１０克、阿胶１５克、鸡子黄１个、胆星５克。参附针、参麦针、独参汤、救急丹等等均可选用。
３?豁痰法中风发病之后，往往痰涎上壅，症见：唇缓流涎，喉中痰鸣，神志不清，口不能言者，是由风引痰升，气引痰动所致。急宜豁痰为要以防痰塞气道窒息和肺内感染。并能畅通气道，使清气能入，浊气能出，保持脑髓有充足的清气滋养，神机得以复活，方剂可用竹沥汤、导痰汤、导痰开关散之类治之。亦可用涤痰散（自拟方）：风化硝１０克、猴枣０?２５克、胆星７克、石菖蒲２０克、天竺黄１５克、竹沥１瓶，共为细面，每服１７?５克，一日二次，生姜汤下，或用豁痰丸（经验方）：玳瑁１５克、羚羊角１５克、皂角炭５克、西瓜霜３０克、胆星１０克、蛇胆陈皮末１０瓶、竹沥１瓶、沉香１５克、枯矾３克，共为细面，炼蜜为丸，重１５克，每服１丸，白开水送下。
４?潜阳法因肝肾阴亏，阴阳失敛，阳动生热，热极化风，风阳上亢，鼓动气血上犯脑髓而致。治宜育阴潜阳。禁忌发散、燥热之剂。方剂选用驯龙汤、真珠圆之类，亦可用：潜阳熄风汤（自拟）：羚羊角５克、天竺黄１５克、玳瑁１５克、珍珠母５克、紫贝齿１５克、龟板１５克、天虫（僵蚕）１５克、葛根１５克、生槐花５０克、生地１５克、胆星１５克、秦艽１５克。
张聿青医案方：羚羊角５克、云苓１５克、黑豆衣１５克、瓜蒌皮１５克、石决明１５克、菊花２０克、鲜生地３０克、竹茹１５克、淡海蜇１０克、大荸荠３枚。
５?化瘀法病中风者，主要是脑髓的经络、血脉受阻而气滞血凝；或因络损脉破，不能束约血液，使之离经外溢。故其治疗，应予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方剂可选用：四物汤加桃仁１５克、红花２０克、竹沥１瓶、生姜汁１杯加水煎服。
活络化瘀丹（自拟）：生槐花５０克、葛根１５克、赤芍１５克、地龙１５克、川芎１０克、西红花５克（另吞）、三七粉１５（分三次冲）、?莶草５０克、茄根１５克、胆星３克、丹参２０克、橘络１５克。
醒脑通络散（经验方）：血竭１５克、西红花２０克、葛根３０克、汉三七２５克、麝香３克、牛黄５克、珍珠１０克、白花蛇１００克、玳瑁５０克、胆星１５克、川芎２５克、白薇１５克，共为细末，每服５～１０克，日三次，生黄芪１５克、丹参１５克，水煎后，冲散送下。
此外，亦可静脉点滴复方丹参液、丹参注射液、川芎注射液、血塞通。
６?理气法中风乃虚风内动之证，正气引邪，邪正相争，产生冲气，鼓动气逆血升而致。故本病在治疗过程中，理气降逆也是重要一环。方剂可用：匀气散、八味顺气散之类。
理气返正汤（自拟）：珍珠母３０克、沉香１５克、乌药１５克、白蒺藜１５克、佛手３０克、桑枝５０克、青皮１５克、胆星３克、郁金１５克。
第二卷１５７７?填精法病起于肝阳上亢者，禁用苦寒直折，折则虚火四起，有如燎原之势，必用滋降之品，透达下焦，以补其不足。其方剂可用：滋营养液膏：女贞子、旱莲草、霜桑叶、黑芝麻、黄甘菊、枸杞子、当归身、白芍、熟地、黑大豆、南烛叶、白茯苓神、葳蕤、橘红、沙苑子、刺蒺藜、炙甘草，用天泉水熬浓汁，入阿胶、白蜂蜜，精炼成膏，每服１５毫升，白开水送下。
河间地黄饮子：（略）。
益脑丸（自拟）：何首乌３０克、黄精４０克、西红花２０克、桑枝２０克、?莶草５０克、生地３０克、天冬５０克、阿胶３０克、泽泻１５克、三七２０克、玳瑁５０克、砂仁１５克、淡菜５０克、丹参２０克、五味子１５克、燕菜（燕窝）５０克，共为细面，蜜大丸，每服１丸，日三次，白开水送下。
李冠仙常用调理方：大生地、北沙参、生白芍、寸冬、法半夏、陈皮、茯苓、生甘草、枳壳、鲜竹茹。
随证可加女贞子、羚羊角、?莶草、橘络、丝瓜络、当归尾、人参尾等等。
８?温阳法温阳即补阳，是治疗中风病后期的重要一环。本病在后期，往往多由脑髓病变，日久不复，致使肾气受伤。肾阳不足，命火虚衰，故在治疗上必须温补肾阳。方剂可用：三建汤（《是斋医言》）：附子、天雄、乌头。
亦可用温阳健肢汤（自拟方）：鹿胶１５克、西红花１０（冲）、巴戟１５克、仙茅１０克、韭子１０克、炒熟地１５克、阿胶１０克、?莶草５０克、仙灵脾１５克、橘络１５克。
９?药禁中风虽有风邪，但非六淫之风，而是内生虚风。故方药应禁发散解表之品，如麻黄、羌活、独活、防风、荆芥、苏叶、细辛、白芷、桂枝、葱白等等。因其辛燥助阳，再耗阴液，有使病情恶化之弊。
他如干姜、肉桂、鹿茸、人参再造丸（又名回天再造丸）、大活络丹、醒脑再造丸等剂，亦都在慎用之列。因药味繁杂，以香燥、辛散药为主，易伤津液，可助风势。故李冠仙说：“再造丸药味夹杂五十余味，多用辛燥……，香燥太过，转伤阴血，何能息风乎？”张山雷氏亦云：“大皆温中解表之剂，因为外感之风寒立法也，今者血冲脑经之理，即昭然若揭，则古言虽多，必不能复适于用”。
唐季润亦曰：“切记风中人，不可使风药。”治此病，应本“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大法。
１０?预防预防之法，急屏除一切膏粱厚味，及鹅肉、面、酒、蛋肥甘之品和生痰、化脂、动火之物。更须远房帷，清心寡欲。肥人更应慎口、绝欲。食饮宜清淡素食为主。
四、肾风论治肾风之病名，始于《素问·评热病论》，为临床常见、多发病，也是肾之本气自病，临证分急性、慢性两类，急者多实，虚者少见，亦有大实有羸状者；慢者多虚，然亦有虚中夹实者。
本病的病位，以肾为本，以肺、脾、三焦为标，因肾为元气之根；脾是生气之源，肺主诸气；三焦者，主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温煦脏腑，是为一身生理之气化者也。
急性肾风，起病急，也有隐匿而病者，其证以睑肿如卧蚕状、尿少、腰痛、眩晕，渐致颜面、胸第二卷１５８腹、四肢浮肿，舌质淡红，苔白腻，脉多沉缓或滑数象。若治疗及时得当，可以痊愈。若失治误治，则可能转为慢性肾风，或转为肾衰、水毒、血极之危症。
对于急性肾风，任氏在治疗上用土茯苓２００克、紫荆皮１５克、马勃１０克、藿香１５克、生地榆２５克为主，再据病情不同而临证化裁：病发于风寒者，加麻黄１０克、杏仁５克、桂枝５克、藿香叶１５克、生姜３片、大枣３枚。毒邪已解，加生槐花５０克、白蔻１５克、女贞子５０克，病发于风热者，加前胡１５克、羌活１５克、大力子１５克、蝉蜕１５克、大青叶２５克、茜草１５克、藿香１５克。表已解者，加女贞子５０克、覆盆子１５克、生槐花５０克、白蔻１５克、茜草１５克。病因于湿热，加白蔻皮１５克、藿香１５克、佩兰１５克、元芩１５克、黄柏１５克、苍术１５克、女贞子５０克。
若湿清毒解，加白蔻１５克、白术１５克、女贞子５０克、芡实２０克、山萸肉１５克、鸡冠花１５克、茜草１５克。病由寒湿所致者，加仙茅１５克、仙灵脾１５克、韭子１５克、白蔻１５克、白术２０克、九香虫１５克。
慢性肾风，属难医之疾，多不浮肿，惟全身乏力，腰酸楚，口淡，小便短少（或多尿尤以夜间为甚），或腰酸不适，头晕等。
任氏对慢性肾风的治疗，用土茯苓２００克、爵床５０克为主，然后再因人而异，灵活化裁：脾肾阳虚者，加仙茅１５克、菟丝子１５克、白术１５克、鹿角胶１５克、砂仁１５克、茜草１５克、黄芪５０克；脾肾阴虚者，加淡菜１５克、龟胶１０克、杞果２０克、女贞子５０克、白术１５克、石斛２５克、白蔻仁１０克、熟地１５克、茜草１５克、黄精１５克；肾气失调者：加芡实３０克、山萸肉２０克、河车粉１０克（冲）、覆盆子２０克、巴戟肉２０克、砂仁１５克、茜草１５克、鹿内肾粉１５克（冲）；若病人肺肾失助，则加炙黄芪２５克、炒白术１５克、炒防风５克、老燕菜粉１５克（冲）、砂仁１０克、山萸肉２５克、鹿角胶１０克、龟胶１５克、炙甘草１５克。若转为肾衰，其证往往虚实难辨，水火难分，气血难明，阴阳难判。因此，诊断与辨证十分重要。
其中脾肾阳衰者，任氏用仙茅１５克、韭子１５克、鹿胶１０克、鹿茸粉５克（冲）、龟胶１０克、白术１５克、土茯苓２００克、爵床５０克、党参１５克、砂仁１０克、杞果１５克、茜草１０克。
脾肾阴竭者：则用淡菜１５克、阿胶１５克、炒熟地２０克、龟胶１０克、黄精１５克、砂仁１０克、爵床５０克、土茯苓２００克、白术１５克、佛手１５克、石斛２０克、女贞子５０克。精血亏虚者，用龟胶１５克、鹿胶１５克、黄精２０克、淡菜２５克、白术１５克、鲍鱼２５克、山萸肉２５克、爵床５０克、白蔻１５克、土茯苓２００克、羊羔肉１５克、甲鱼一具；水毒湿浊逆者，则用沉香１５克、白蔻１５克、爵床５０克、土茯苓２００克、灵仙１５克、苍术２０克、地肤子１５克、陈皮１５克、佩兰１５克、猪苓１０克、炒二丑各５克；虚风内动者，则用紫河车粉１０克（分三次冲）、生芍１５克、沉香１５克、灵磁石１０克、熟地１５克、龟板２０克、羚羊角５克、淡菜１５克、黄精２５克、钩藤１５克、天竺黄１５克。
病人若高度浮肿，或无浮肿，颜面苍白或白光白、头晕、乏力、身痒、恶心呕吐者，是为水毒证，为继续恶化的证候，是因肺气衰，脾气竭，肾气绝而成，治疗上比较困难。任氏主张凡浮肿不消，尿少（或无尿）者，则用千金鲤鱼汤治之，鲤鱼一尾（１５０～２００克重，去鳞杂），赤小豆５０克、茶叶１５克、大蒜１０瓣，商陆１５克、砂仁１０克，寒加附子１０克、干姜５克煮烂食之，日一次，有助于消肿利水，并用复肾散：海狗肾、海马、鲍鱼、海米、淡菜、鹿角花盘、蛤蚧、土茯苓、胎盘、竹茹、杞果、菟丝子、川断、熟地黄、砂仁、山萸肉、西红花，共为细末，日服三次，每服５克。
第二卷１５９名案评析
一、顽固性心衰案赵某某，男，６６岁，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１９９２年３月６日就诊。
主诉：气短心悸１１年，浮肿不能平卧１年余。
现病史：病人近年来，常觉气短，胸闷痛，不能平卧，尿少，双下肢轻度浮肿，发作时汗出如雨。曾在吉林省人民医院诊断为冠心病，心衰Ⅳ°，常服“速效救心丸”，时好时作。近二周，胸闷气短加重，不能平卧。面汗多，阵咳，咳少量白色泡沫痰，偶夹血丝，尿少、下肢浮肿，四肢凉冷，纳少，恶心。
查体：面色苍白，口唇青紫，多汗，四肢厥冷，舌质隐青，苔薄白，雀啄脉，下肢轻度浮肿。
中医诊断：厥心痛（阳气欲脱，瘀阻心脉）。
治法：回阳固脱，化瘀利水。
方药：炒水蛭５克、葶苈子１５克、赤芍１５克、川芎１０克、附子１５克、泽泻５０克、肉桂３克、桂枝１５克、枸杞子２５克、干姜１０克。
服用上药二周后，症状基本消失，唯觉疲乏，又守前方，随证加减化裁，治疗一月，病人基本痊愈。
［评析］心衰一病，是内科危重症。因此，临证必须详审阴阳，定其病性。体用俱病，阳衰气弱，阴伤血滞，病起危急，急则治标，当调其营卫，祛邪为务。古言气为阳，阳为气之体，气是阳之用，若阳气不振，则心气虚，气为力之本，功之根，心气虚则心动无力，心力内乏，乏久必竭，血行不畅，致使机体内外、局部血虚和血瘀的病理状态，从而心衰作矣。由此可知，心衰的发生，俱心阳不振，为主要病机。日久不复，致心体肿胀。因而任氏重用附子、肉桂意在回阳固脱，阳气足则化气行水，又用炒水蛭、槐花等化瘀导滞，用泽泻、北五加皮以强心利尿等，治疗顽固性心衰，取得了十分满意的效果，为中医治疗急证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消渴案杨某某，男，８０岁，吉林省长春军分区司令员，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就诊。
主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２０年。
现病史：病人于２０年前患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形体消瘦，服用“优降糖”等西药，而未愈，于１３年前，就诊于任氏。刻诊：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明显，疲乏无力，理化检查血糖３６０ｍｇ％（１９．８ｍｍｏｌ／Ｌ）舌质红，苔黄厚而干，舌尖有芒刺，脉象弦滑有力。
诊断：消渴（阴虚燥热）。
第二卷１６０治法：滋阴清热，活络导滞。
方药：缫丝５０克、生地５０克、知母２５克、肉桂３克、三棱１０克、莪术１０克、仙鹤草２０克、黄精２０克、枸杞子２０克、花粉１５克、覆盆子３０克。
病人以上方为主，服药近３个月，诸种症状明显好转，血糖明显下降２００～４００ｍｇ／Ｌ（１１～２２ｍｍｏｌ／Ｌ），尿糖（±），患者经调治２０年，带病延年至今，未见合并证，生活自理如常人。
［评析］任氏治消渴，有独到之处，其立论精深、用药独特。
其一，确立病位，重在散膏：一般认为，消渴的病位在肺、脾、胃、三焦。但是，任氏经过临床观察及现代医学理论证实，认为本病的病位在散膏。散膏者，月卒也，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胰脏。
任氏认为：散膏、脾肾共居中焦，为后天之本，可以散发阳气，温煦五脏六腑，为人体气化升降之轴。另外，散膏、脾胃与肺肝肾，在生理上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活动，从而来维系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这一有机的活动，是指脾胃、散膏的各升降、转输，肺的治节、宣降，肝的疏泄，肾的封藏、开合。又由于经络的络属关系，使上中下三焦相互为用，共同完成，即所谓现代医学的内分泌、代谢系统。所以，消渴的病位，是以散膏为核心，波及了肝、脾、肺、胃、肾、三焦等。
其二，喜用肉桂，阳中求阴。消渴病的主要机制，是以燥为主，燥为火之属，火为热之极，热则伤气。气者，肾气也。肾气伤则阳虚，阳虚不能生命火，命火衰则相火微，相火不足，肝阳失助，肝肾阳虚，故而不能蒸津化液，而致津枯液涸。所以，消渴病临证多以阴虚火燥之候为主。
任氏对本证的治疗，强调不可单纯的养阴补液，治病固本，还要顾及阳虚的一面，因为只有阳旺才能生阴，即所谓善补阴者必在阳中求之。
所以，任氏临证喜用肉桂，一者引火归源，二者阳中求阴，然消渴一症，燥盛必伤阴液，阴虚在本病中，同样不可忽视。阴虚必养阴，阴生则津足，故任氏首选生地、知母相互为用。生地甘寒多汁，清热养阴；知母苦寒凉，下滋肾阴，上清肺火，二者合用，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任氏对消渴病的治疗，更有独特之用药，每于方中重用缫丝。缫丝者，蚕茧也，其味甘，性微温，含有丝纤维蛋白、丝胶蛋白。其煎汤能生津止渴，是治疗消渴病之要药。
其三，善用三棱、莪术，以防坏病。对消渴病的治疗，任氏强调，要调整机体之阴阳、水火平衡，脏腑、经络、气血互相协调，消渴之症，以燥为主，缠绵难愈，病久势必阴液干涸，血脉失荣，脉络刚而不柔，血脉不畅，气血循行受阻，血液壅滞，转化为瘀，瘀塞经脉，营津不行，渗于脉外，为痰为饮。反之，瘀血痰饮又作为病因而犯于机体，或犯于脑脉，或犯于心脉，而成合并证，即为坏病。为了防患于未然，任氏对消渴的治疗，常用三棱、莪术，二者皆为祛瘀之药，三棱长于破血中之气；莪术善于破气中之血，二者合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破瘀散结之力更强，可用于治疗一切血瘀气结之候。而对于防治消渴病的坏病，更为有效。但本品为破血消伐之品，宁可轻剂、再剂，而不可重剂，要根据病情，中病即止，不可过用，以防伤正。
三、肠麻痹案张某，男，６５岁，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８日入院，患便秘，２９年前初起每２～４日一次，以后每半月一次。伴有腹胀痛及肠鸣，排便为干稀夹杂。便后腹痛减轻。１９７６年以后，病人大便质硬色黑，（非柏油状）曾历数医，久治不效，近经白求恩医科大学一院诊断为肠麻痹，行灌肠输液等治疗其效不显，非灌肠不能排便。遂来我院求治。
第二卷１６１刻诊：便秘，腹胀痛，手足凉，气短乏力，嗜卧懒言，食少纳呆，消瘦尿少，性急易怒，面色青黄，舌淡苔白，脉沉虚无力，血压１５／９ｋＰａ，左下腹可触及条索样硬块。
任氏认为五脏俱伤，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肝失疏泄，肾失开合，大肠传导失司所致。
中医诊断：虚劳便秘。
治法：益气养阴，壮阳通便。
方药：桃仁１５克、当归１０克、青皮５克、苁蓉３０克、枳实５克、煨皂角２克、鸡内金２０克、紫菀１５克、黑芝麻５０克、枸杞子２０克、党参２０克、玉竹１５克。
另用皂角粉３克、麝香０?１克、大黄５克、当归２５克，加蜂蜜调之外贴神阙穴，加热水袋外敷，每日更换一次；若不效，则用硫磺粉５克，分二次内服。
病人服用硫磺后，自觉腹部温暖，腹痛明显减轻，已有便意，但不能便出。任氏又投用大承气汤加味一剂：大黄１０克、芒硝５克、枳实５克、川朴１５克、当归２０克、党参２０克、甘草５克。
药后，大便已能自行排泄。为巩固疗效，又予：紫菀２０克、杏仁１５克、白芍１５克、黑芝麻５０克、苁蓉２０克、鸡内金１５克、寸冬３０克、党参１０克、当归１５克、火麻仁１５克、远志１５克、煨皂角３克。
另服硫磺粉１克。一周服用二次。
病人服药一个月，痊愈出院。
［评析］该病人便秘近３０年，始终治不得法，致使阴亏阳衰，五脏俱虚，而任氏则根据阴阳互根之理，补阳育阴调其五脏，阴中求阳，而使阴得阳助而生化无穷，阳中求阴，而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医论医话
一、论心之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将心分为神明之心和血肉之心。前者是指脑神经而言，后者指心脏而言。
心位于“肺下肝上”、“形如未开莲花”。“心为诸经之主……而血脉，脉气流于诸经”。“此一主者，气血之根，生化之本，十二经之网维”。“人心动，则血行于诸经”。所谓肺下肝上，是指心脏居胸腔，大如拳。“左右有肺”，“心尖略向左”，“色赤而鲜”，“体外圆滑，内腔如囊，中有横直膈膜相隔如户如房”，心脏主持血液循环。以肝的疏泄阳气，肾脏的阴精上交于心，借着自然界的诸阳之气渗透于中，转化为心气，在心气的鼓动和神明的调节下，使心脏不断地发生节奏性跳动，将血液输入血脉，循环于机体，然后由全身各处汇集的“各经之血，无不上会于肺”，从而构成机体的大小循环，担负着“食气入胃，浊气（精气）归心，淫经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主呼吸，司清浊之运化”的任务，保证了人的正常的生理活动。
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心与肺第二卷１６２心肺为阳，同居于胸中膈上，肺主气，心主血，气血相依，相互为用，相互促进，构成气得以濡之，血得以煦之的生理活动。气机所动受血液滋养而不亢不燥，推行血液循环于全身，内濡脏腑，外养四肢百骸；血赖气的熏蒸而动，循行不息，从而形成肺主气，以呼吸清浊，推行营卫，施布津液；心主血，以运行营养物质，供机体生理之用，此谓：“心主血，肺主气，血为营，气为卫。
相随上下，调之营卫，通行经络，营周于外，故令人心肺在膈上也。”心与脾心居胸上处于上焦，脾居于腹处于中焦，以募原和脾支脉构成气化机能之用。心阳和营精下济于脾，则脾气得充，阴精得助，阴阳相交则转化为元气。元气生，则中轴得定，运化之机得畅，胃气得行，升降机能得以斡旋于上下。水谷得化，津液以布脾血得以统运，营气以行，上布于心，心营得资，心体得养，则神气安宁，血气乃和，此谓“心之脾胃”之用的机理。
心与肝心与肝的生理关系是以气血为用的，因肝脉的分支络于肺，吻合于心脉，则成“心肝气通”。
心主营运的血液藏于肝，肝体阴用阳，其性刚劲，主动，主升，得心输其血精以濡润之，刚劲之质得以柔和之体，以布升发之阳，此谓“阳潜于阴、阴出于阳”之理；肝体柔和，生阳畅茂，疏泄之机得通，心受其气，则心气得充，心阳得助，血液得行，营卫得布，津液得散，机体得养，脏腑得滋。
此为“清净之气……生于肝……役于心”之义。
心与肾肾的支脉，络于心脏，以成心肾相交，升降相因，阴阳相济的关系。心阳转化为心气，是以肾阴上交于心，则阳得阴而化。心气温润、血液得行，此为心阳动而火不亢。肾阳转化为肾气，是以心阳下济于肾，则肾阴得阳而生，肾之真气，上通脏腑，以为生理之用，此为心肾相交之理。
心与小肠心是从少阴之脉络于小肠，而小肠经脉也络于心。因而构成心与小肠在生理上互为表里，阴阳互用。心为阴火为君而主静；小肠为阳火为相主动，动静相合则蒸精化液而生冲和之气。
因此，心有此气则心动不疾不徐，以行血液循环之用，其脉乃调，神则内藏，心动有节，以营、精、津，注入机体，脏腑得润，皮、毛、筋、骨得濡；小肠得此气，则行受盛之用。以济泌别，上供心脏之需，内滋心火；下济它脏它腑，以滋身体，则生理活动若一。
心与胆心与胆相通，心为君火“经与上生于下”而为阴，阴主静，静则为柔；胆为相火，位于下而为阳，阳主动，动则为刚，从而在生理上形成刚柔相济，阴阳互化升降相关，清浊已分，清浊之间是为少阳升阳之气。而升阳之气以助中气（木疏于土则运）。中气者，阴阳升降之轴，气血循行之枢。少阳升发之气借此枢轴上升于心，则心阳有助，心气有资，以行于血，血得煦，则营运于精、气、津以供生理之需；君火之气借此枢轴下降于胆，则胆之少阳升发之气得血以濡之，津以润之。虽为相火之体，而其气不燥而生冲和之气以供之用，故《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黄坤载亦说：“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自然之性……，清浊之间是为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此即所谓心病治胆，胆病治心的道理。
综观上述，心与五脏六腑生理功能是相互为用的，故心病则神摇，神动则脏腑不安，心神不宁而疾甚矣。故《推求师意》说：“心动则心之所以为病，病则有因，因者，内外之邪所致。”一为先天所致。因先天禀赋不足，心内如房如户之体不全，而引起血行不畅，内蓄瘀血于第二卷１６３心，瘀血内结，血不舍神则神气外浮而成心悸、怔忡之患。
二为风寒湿邪或风湿热邪乘机体。正气不足，卫气不固，腠理不密六淫之邪侵入肌腠，流入关节。久而不除，则邪气深犯于脉，发为脉痹。内舍于心，导致脉气不通，心体受损，房户伤，而生心痹。“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三为湿热病毒作用于咽，渗入营血，浸淫于心，久则心体受伤，体伤则气耗，耗则不能养神，而生怔忡、短气之疾。
四为素体禀赋不足或病后虚弱所致。精血不足，或病后虚弱所致，津血内虚，心体失养，心神不能内藏，动摇于外，则呈心悸之患；亦有损伤于阳，阳虚则气虚，虚则不能生神。导致神气内空，心无所主，故心悸作矣。
五为情志所伤，情志发疾有四：一者喜怒不止，怒而不止，郁闭肝气，不能疏泄于外，内逆化火，气火相结，扰于内则魂魄不安反上逆，触犯心神则不宁，心悸乃发。二者思虑日久，或饮食劳倦过度，损伤于脾，脾伤不运，斡旋无力，升降阻滞，发生清者难升，浊者难降，引起气血生化无能，气血匮乏不能上奉于心，故使心乏清气资养、精津滋润，神不能内守而生心悸之患。故周慎斋曰：“脾既不转输，则心亦无以奉生而化赤。”又曰：“心之脾胃虚则气不到于心，心则无成，亦不奉生”。三者为暴喜伤阳。“喜出于心”，阳伤则心气弱，弱则火衰；或肾虚久亏，亦有先天肾水不足；或过恐，或房劳伤肾，肾伤则水弱精虚，从而在生理上形成了心火弱不能吸收肾水上升于心，肾水不足则不能引心火下降于肾，造成水火不济，心肾不交，相火不能下潜，反而上腾冲击于心，神摇于内而呈心悸、怔忡之病。故周慎斋曰：“神者心也，气者肾也。”又曰：“欲补心者须实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即为上述之义。四者为“惊吓则胆伤”。少阳春生之气乏，心失少阳升发之气资助则心气乏，“内动于心，心动则神摇”，“心无所依”而病心悸怔忡之患。
六为久患肺胀、喘咳之疾，肺体受损，体胀气逆于内不能宣发于外，肃降于下，残留于肺，引起经气不畅，络血不通，使心气滞，血行不利，滞留于心，久则肺心同病而呈喘，悸不得卧，此为《巢氏病源》“肺气虚极，邪则停心”之理也。
七为久食膏粱厚味，脂液内生，渗入营血着于血脉，留而不去，久则脉体不柔，心之毛脉行血不利，清气内乏，心体失养，而生心痛或真心痛，亦有气不足或心阳不振，或心气阴滞，或大寒犯心，引起心与血脉功能失调，形成瘀血阻络，心乏清气之养，津血滋荣而生真心痛。
八为亡血竭气或肾精亏耗不能生髓，髓虚不能生血，血少则不能养心，则心动神无所归，而病心悸怔忡。
九为久患心痹、真心痛，肺心同病，心体损极，心阳内乏，心气内脱，血气不能通达四末，经络瘀滞，而生心衰之危候。
其它如瘿气、白喉、热毒犯心、药物中毒等等，损于心而成心疾。
二、论脑髓脑为脏腑中的奇恒之府。奇恒者异于平常也。《素问·五脏别论》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后不泻，合曰奇恒之腑。”脑髓的生成是随着男女交合，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形成胚胎。故《内经》云：“精成而脑髓第二卷１６４生。”《圣济经》亦说：“阳施阴化，胚胎既融，必为有形之始者焉，命门是也。”李时珍也说：“命门……上贯脑。”《圣济经》补充之为：“命门既肇，然后生心、生肺、生肝、生脾、生肾，肾生骨髓。”孙东宿则云：“脑者，髓之海，肾窍贯通脑。”综上可知，胚胎一成，便生脑髓，相继生脏腑，外而皮肤肢体百骸。脑髓形成之初，脑髓左右不分，形体不辨，便是无极，故《性理精义》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所以能生万物，内含精灵之气，是为无极真机。
真机者，负阴而抱阳，阳变阴和，则精变为气，气聚成形，形气交感，则形化而脑髓分为左右。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上下者，阴阳之升降也；阴阳者，太极也。故《性理精义》说：“太极本无极也。”因此，脑髓分为左右半球也是一太极，进应万事万物之变。故《性理精义》说：“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柔阳刚，阴舒阳缩，催化脑髓化生出“乃发细络如细腺”（《性原广嗣》）。此细络细脉是神机之元。神机者，“神经”也。
载于《太平经》，今移为解剖名词。张景岳说：“神之与机互相依伏，故神有所主，机有所从；神有所决，机有所断，神为机之主，机为神之使。”所以，《黄庭内景经》释之为“脑神”，《酉阳杂俎》释为“脑神曰觉元。”可见，脑神是神机之源，觉元是神机之用，觉元升降出入的路径曰神经。经者，径也、通也。而脑神之机与机体内外、上下信息之所以川流不息地传递，是因“肾窍贯脊通脑”。但由于脑神功用不同，《内镜》将头与脑髓分为“头有九宫，……泥丸乃一身之祖窍，万神汇集之都也。”可见，九宫中的泥丸宫是人体生命之枢。脑髓一生，则内涵“多精质之体”（《性原广嗣》）。并在太极作用下，化生出１６０亿个脑神经细胞，从而形成了人体的中枢器官———脑髓。
脑髓生理功能脑位于体之首，寄居于头，颅骨腔内为真宅，脑髓外层有募原护之。故经云：“头者，精明之府也。”李?说：“脑者，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故上至脑，下至骨骶，皆精髓升降之道也。”《华洋藏象约编》亦说：“夫居元首之内，贯腰脊之中，统领官骸，联络关节，为魂魄之穴宅，性命之枢机脑髓是也。”诸神之所象，为神机之源，统摄五神，故有神明之心的称呼。脑之元神的神机之所以能使脏腑经络、肢体百骸的生理活动若一，必须有脑髓的阴阳相互磨砺，“脑散细微动觉之气”。又同脑的元神之机作用，并能使之“脑散细微动觉之气”。此气能连接人体内外各种生理活动统一。这种生理活动联络渠道除经络之路而外，脊髓、任督二脉起传导之功，上下互接，内外相感，形神相应，以协调阴阳平衡，营卫和谐，以达安内攘外的作用。
脑分九宫，九宫皆有神，泥丸宫之神是高级中枢之神，即脑之元神，是统御五神之主。五神者，神、魂、魄、意、志是也。脑之元神与五神交会之物质是散动觉之气，精、津是载体，脊髓、任督二脉是信息传导之路。因此，神受此气，则百脉有主，动而有序，此为“脉舍神”也；魂受此气，而发知觉，能升、能受，能除秽也；魄受此气，而生运动，能降，治内也。《丹铅续录》说：“魂能知来，魄能藏住。”志受此气，则机体内外气化功能有统，生理机能活动有常，智慧乃成。故程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意受此气，则神发为之，主构思、意向、专一，意动而阴阳通，则人生矣。
《思问录》说：“由神动意，意动而阴阳之感通，则人物以生。”概而言之，“夫脑者，一身之宗，百神之会，道合太玄，故曰泥丸”（《修真十书》）。泥丸者，百节皆有神，故陈绍勋说：“头脑为神、魂、魄、意、志会聚之所”。因此，神统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上奉于脑，温养诸窍，而生精神、感觉、意识、思维、记忆、运动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哀、乐、爱、憎、视、听、嗅、味、语言等。
第二卷１６５脑与脏腑的生理互为一体五脏六腑生理功能，是以脑之元神统发五脏之神使然。即魂受元神之气，则魂动于肝，而肝之疏泄、藏血、调血机能得以舒达，其少阳升发之气，释放于胆，泌泄胆汁，以行通降。而肝之解毒、防御之能得以内通外达，此为“肝藏魂”，肝胆互为表理的内涵。
魄受脑神之气，则魄行于肺，而肺主诸气之能得以宣发，而行肃降，开达治理调节之功，通调水道，布水津，推行营卫，外润肌腠，主司皮毛，内以主施大肠传导之力，升清除秽也。进而维持神清体健之态矣。此谓“肺藏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原委也。
神受元神之气，则神荡于心，内施心阳，阳动则心气内鼓，其开合得以张缩。故心动有节，心跳有律，使周身血液循环有序，以送清气，换带浊气，布水津，营运精微，进濡机体，则小肠气化能够济泌别汁，以共生命活动之需。此乃“心藏神”，心与小肠相表里之理也。
意受元神之气，则意发于脾，中气乃能斡旋中焦。土为中焦之主，脾胃所属，元气乃宗意动神行，则元气激冲于脾胃，脾胃必然得升，运化必转；胃得脾升之力，必降于下，以行腐熟化生水谷之能，游溢精液，内灌五脏六腑，外润肌腠，筋骨，四肢百骸。盖脾之湿，胃之燥得以相济，万物能化，进奉生命之所需。此为“脾藏意”，脾胃相为表里，互生互化之机也。
志受元神之气，则志统真元，气化释放有序，肾能封藏，精气内隐，动而出伎巧，有作强之力。男子天壬、女子天癸得助，始有生育之功，肾气受志之统，气化之气必施发于膀胱，使津液之清者内藏；浊者，化为尿液排出体外，以维持人体生理之洁也。
脑与命门是人体生化、生命之轴。李时珍说：“命门之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丝著脊，下通两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可见，脑气乃元神之气，皆由肾、命所供。此为“肾藏志”，“志，气之帅也”，肾与膀胱相表里的机理是也。
脑统七窍五官之使脑髓元神之机为七窍之司，五官是灵机之窗，故脑又称为“清窍”、“清空”、“窍络”等名。窍者，为神气出入之所；络是传导、反射之路；脑髓是接收之器，更是传出指挥之官。正如赵台鼎说：“脑为上田地神所居之宫，人能握元神?于本宫，则真气自升，真息自定，所谓一窍开则百窍开，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七窍生理作用，是展示脑神生理功能向外之能。故《灵枢·大惑论》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可见，目与脑连，是脑向外反应的视物之器，接纳分辨色泽、大小、厚薄之官。目之能视物，审黑白，别长短，乃视神之功也。目之动，上视下视，左视右视，是为脑元神之使也。盖耳之听声聆音；鼻之嗅香闻臭，辨别气味；舌之酸、苦、甘、辛、咸、淡之味，皆为脑之元神之能也。故王惠源说：“耳目口鼻之所导入，最近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存之。”王清任亦云：“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此处肯定了七窍、五官为脑所主宰，神使之然也。人之前后二阴为泄浊之窍；廉泉为津窍以敷津施液；鬼门为汗窍，排泄汗液；茎为精窍，乃男女交接施布精液之道也。此皆归属脑之元神所司。古人有云：“天有七星，地有七宝，人有七窍权归脑。”脑为身之首，头为精明之府，脑是元神之府，“神依形则生”。人之外形即由经络、皮、肌、肉、筋、骨、腠理、募原、爪、毛、发、四肢相互联接而成。邵子曰：“形统于首。”《黄庭经》云：“百节第二卷１６６皆有神，神名最多，莫能枚举。”《东医宝鉴》说：“神为一身之主”，“头为天谷以藏神”，“神者，一身之元神。”《内镜》说：“脑散动觉之气，厥用在筋，第脑距身远，不及引筋以达百肢。复得颈节脊髓，连脑为一，因遍及焉。脑之皮分内外层。内柔外坚，既以保身气，又以肇始诸筋，筋自脑出者六偶，独一偶逾颈全胸，……又从膂髓出筋十二偶，各有细络旁分，无肤不及。其以皮肤接处，稍变似肤，始缘以导气入肤，充病周身，无弗达矣。筋之体，瓤其里，皮其表，类于脑，以脑与周身联系之要约。”综观上述所载，人之经脉十二，络脉十五，经别十二，络筋十二，奇经八脉，孙络各具阴阳，以配表里。因此，阳经络脑，阴经亦在其中。故经络一气贯通，运行血脉，以相出入，通利水道，持阴阳之衡，皆脑神维之。
而“筋骨、脂膜、肌肉、皮毛、毫毛十者，人之所藉以为形者也”。“骨为本、筋束骨、膜裹筋，骨也者，以为梁栓也”。其动作是脑神所为。脂固膜，肉卫脂，肌泽肉，肤统肌，皮荣肤，毛护皮，毫辅毛，以成形体，即为“墙垣也”。皮毛之呼吸，腠理开张则汗泄，肌肉之松弛、收缩，皆为脑神使然。正如孙思邈所说：“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法，气口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于头。”关尹子也说：“因神有意。”即为此证矣。
总之，脑髓为藏象组成部分之一，为奇恒、元神之府，神机之源，在生理上以督脉、经络、脊髓为传导、反射之路。脑神之气与五脏之神气，六腑、皮、肌、筋、脉、五官之神气相互对接，进而产生了各种生理活动，使之若一，以协调阴阳气血。阴阳平衡，气得血以濡之，血得气以煦之，方能完成生生化化之功，适应自然对人体的影响，进达内外环境的统一，充分发挥人类的智慧、潜能。
三、论肾之生理肾为人体的重要脏器之一，体俱阴阳，水火之宅，人之五脏六腑、经络的生理活动皆发源于肾。所以，肾是生命之根，精微之府，气化之基。其机理如下：（一）肾的解剖与部位《难经》说：“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李?说：“肾连胁下，对脐，形如红豆，相对如环，曲贴脊膂膜中，里白外紫。”孙东宿说：“肾与脐对，形如石卵，而曲附脊膂。”赵献可描述说：“肾有二，生于脊膂十四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外，有黄膜包裹，里白外黑，各有带二条，上条系于心包，下条过屏翳穴后趋脊骨。”上述记载说明肾脏解剖部位与今之解剖部位及外部形态基本一致。但也有不符之处。如对肾体的结构的认识粗而不细，述而不详，只描述肾内有血脉、经络、命门、肾门等。虽没有今天解剖之细，但是今之解剖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肾藏精，为发育、生育之源肾是先天之本，性命之根，关键在于“肾藏精”的作用。《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圣济经》亦说：“散专精而孕气，动而有能，植而有生者，均赋是也。”精有两类，一类是男女媾精之精，它是生育繁殖的根本。
《灵枢·经脉篇》说：“人始生，先成精。”此即指先天之精而言。但先天之精在生化过程中强与弱第二卷１６７是赖肾气之盛衰而决定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此所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系指女子十四岁左右，肾气旺盛，生殖机能开始成熟，卵血精受，故有月经变化。所谓“丈夫二八天癸至”，此“天癸”实指“天壬”而言。壬癸皆属北方水，然而“癸”为阴水，而“壬”为阳水，故男子则为“天壬”至，而有精气溢泻的变化。《圣济经》说：“阳施阴化，胚胎既融，必为有形之始”。《四易》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也。”然女子三十五岁，男子四十岁以后，肾气渐衰，生气日减；待女子四十九岁时，天癸告竭，男子六十四岁时，天壬亦枯，则出现女子经闭，男子精少而不能溢泻的生理变化，故不能再生育子女，同时性情变，形体也随之衰老，最后而终其天年。
一类是肾受藏五脏六腑之精，即后天水谷所化之精。后天之精可滋养先天之精，此为后天养先天，先天济后天之用之意。故前人有曰：“肾者，主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是精藏于肾而非生于肾也。五脏六腑之精，肾藏而司其输泻，输泻以时，则五脏六腑之精相续不绝。”因此，测肾精的盛衰，当求之于脾胃及饮食五味之盛衰，亦即“精受于先天，养于后天”之理。
（三）肾主司水，统五液之布肾主水，是天一之源，润化万物之本，为人体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滋源。此水来自先天，又须由后天之水谷之精予以补充，以保持生生不绝之源。水液在体内循环是有规律地进行代谢活动的。它们代谢过程有二：一是水饮入胃，经胃的腐化而为水精，参输于脾，再经脾气转输之功，由中焦之募原并藉经络传导，递交于肺，又藉肺气宣降之力，通百脉及三焦水道之路，下注于肾，经肾的气化作用后转化出一清一浊，清者为精为津为液，由肾再吸收，藉肝之疏泄，施泄于脾，脾有上升之力，复输于肺，肺朝百脉，脉气流精，散布到机体内外，内润脏腑，外濡皮毛、筋骨、四肢百骸；浊者达皮毛为汗，为涕，为唾，下入膀胱排出体外而为溺，以维持水精及体液代谢平衡。
二是肾中水精直接入督脉注入脊髓，上行于脑，泌其津液，以养润脑髓，是为肾者主水统五液、五液皆归于精，五精皆统于肾，为“养命之原，生人之本”之义也。
肾生髓，主骨、造血，其华在发，其表在齿。
肾有生髓之功，其用有二：一为肾藏精，精得气化之力，则生骨髓，以养润骨。骨得养则骨质不脆，为人体活动之用。
此即“肾生骨髓”、“肾之合骨也”之义。
二为肾生骨髓，髓得命火之温润则髓动；得相火之温化则血生。血藉肝疏泄之力，调血之能，又藉脾胃升降之机及统血之功，而注入于心；心气统运血行，上注于肺，肺朝百脉而布散于全身，故李中梓说“血之源头在乎肾”，而且发之营养也来自于血，故“发为血之华”，“齿为骨之余”，即《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气盛，齿更发长。”《六节藏象论》：“肾者……其华在发，其充在骨。”（四）肾司耳与二阴肾是耳之主，耳是肾之窍。所以然者，除手太阳、手足少阳之经脉外，其余十条经络皆不入第二卷１６８耳。然肾为水窍，肾气贯于耳，水气协调，则窍珠宣动，传之于脑，故能听声辨五音。《素问·金匮真言论》说：“肾开窍于耳。”《灵枢·脉度篇》亦说：“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肾主五液，开窍于二阴。前阴，以泄膀胱之浊液；后阴，以泄肠胃之浊物，二者协调则清者能泄，浊者能降。肾之二便，是由肾为气化之源，气机之根，并有开合之功之故。二便之所以有开合之力，皆由肾之气化之功，故《素问·金匮真言论》曰：“肾开窍于二阴。”而张景岳及赵献可也说：“肾主二阴而司开合，主五液，统气化，其责在肾。”（五）肾为枢机之源肾为枢机之源，因肾为水火之脏，体具真阴真阳之气，而成阴阳互根之地。肾也是精气之本，津血生化之根，十二经脉之基，故为枢机之源。心为枢机之用，因心为一身之主，神明即出，水火即济，胥由此生，所以少阴是转阳至阴之机窍，是阴之枢轴，即由少阴→太阴→厥阴（太阴主开，厥阴主阖）。此枢机之用，在于脾借此枢之动而能运，能化，能升精于上；肺借此枢之转，以行治节，布精于下；心包络借此枢之运，布津液内护于心；肝借此枢之斡旋，疏泄畅达，藏血于内，调节于中。它与三阳之开、阖、枢相接，构成人体阴阳、五行及气化、水精、津血，出入循行之枢源。
肾为联系其它脏腑生理活动之链人体内脏的生理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内外经络、募原相互连接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故《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五脏，外络于肢节。”《素问·灵兰秘典论》亦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即是证明脏腑生理活动之整体观。
肾与脑管子说：“肾生脑。”肾是生髓之官。脑为髓之海，脊是精髓升降之路。髓之生成皆由肾精所化。因此，肾气的强健，肾精之充盈，与脑髓发育之健旺有密切的关系。脑为元神之府，神机之源，神机之用，植根于精，所谓“脑神曰觉元，精根也”即此意。《太平圣惠方》亦说：“神者髓之根。”所以脑神健则能统领五藏之府，健经络，肌腠、筋、骨、皮、毛、五官等活动正常，人体若一，精力充沛，意志开发，此亦“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之理义。
肾与肺肾与肺为金水相生之藏，亦是人体呼吸之根，其生理功能有二：一是肺之金气，借助胃气下降之机，入肾为精，得真阳之用，命火之温，自化为液，则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肾之真阳真阴又借助脾上升之力，交化于肺，则肺行治节之功，肃降之能，从而使津液敷布，营卫循行，调元赞化。
二是肺肾为呼吸升降之枢，即肺主呼吸，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然者，肾为潜纳之本，命门为元气之海，造化之机，十二经之主，脏腑气化之基，故气本于此，借中焦升降之机总统于肺，转纳于肾。
肾与心肾为水之主，心为火之宫。二者既有水火互济之能，又有相克之力。所谓水火互济，即指心肾相交。心火、肾水之所以能相交，是因二者具有升降之功：心气之降，系借肾气之升；而肾气之升，是因心气之降。盖肾为水脏，体含真阳，主升，故水借阳升之力，上交于心，则水液养其心体，神守于舍则心动有节制矣。心为火藏，火中含有肾上济之真水，火借水下降之力而下交第二卷１６９于肾，温化肾中之水，使其生生之源不绝，如是则水火既济。所谓相克相制之力，是指水克火也。克者，制也。制则生化。肾水上交于心，则心火不亢不烈。心火温润于血，则血温而不凝。
心脉动而不躁，故血随脉道循环于周身，内濡脏腑，外溢经络，四肢百骸。
肾与肝肝为风木之藏，赖肾水以滋生，又为将军之官，内寄相火，体阴用阳，其性刚，动而难静，喜条达而恶郁滞。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下降之气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以培之，如是则刚劲之质得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发挥其疏泄之机，藏血调血之力，主水渎之能，水道之功，释放相火于中，供脏腑、经络、四肢百骸生理活动之用。
肾与脾肾是水脏，脾是土脏。土能制水，制则生化，故水化而生阴精、命火。盖阴精上奉于脾，则脾阴得济脾气不躁而常湿，命火动而相火出，以温煦脾阳，脾得阳则运，以助胃之腐熟，精微、津液乃生，其精、津以助肾中阴阳水火，以生万物。此即“脾为万物之母，肾为万物之元，脾肾两经是人之生存根本”之义。亦即“肾是胃之关”之理。
肾与命门肾为阴，主水，统五液，藏精，生髓，化血；命门为阳，主火，统生君、相二火，是一切生理活动之源，故《圣济经》说“阴阳和而生理得”，得则“阳施阴化”。人之水，阳化为气；人之火，阴化为精，精化血，故“造化之机水火而已”。可肾与命门共居一体，其用为两系。两系者，真阴真阳水火之功也。正如李时珍说：“命门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中间，二丝著脊，下通两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源，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胥由此处。”亦即人体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润，故肾命是人的生命之源，生化之本，道理就在于此。
肾与膀胱肾之经脉与膀胱相连属，在生理上构成一脏一腑，一表一里，相互为用之关系。因主五液者肾脏也，主津液者膀胱也。古人云膀胱有下口无上口，其实，张三锡已指出既有下口又有上口。人体的水液气化过程是：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但肾上连肺，因此水液不能直输膀胱，中转必须入肾，经肾之气化作用后，清者经肾回收，浊者由肾下渗于膀胱；再借肾之气化之力，其浊而清者，即津液藏于脬（脬者膀胱之薄膜、膀胱脬之室也）内以回之。其浊而浊者，渐渍浸润于脬外，渗入膀胱之中，遂化为尿，故《内经》说：“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六）谨护“三宝”健身延年中医学中，关于延年益寿，健身防病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谈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精、气、神三者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生理方面，注意到生、长、壮、老、已相互关系。所以高子曰：“生命在我，不在于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故人之所生，神依于形，形依于气，气存则荣，气败则灭，形气相依，全在摄养……人能养气以保神，气清则神爽；运体以却病，体活则病离。”而且，《黄帝内经》也谈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可见，养生、养性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左传》曰：“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岁，下寿八十。”《素问·上古天真论》亦说：“上古之人春第二卷１７０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以上的记载，和近代的研究是一致的。
古人之所以能达到上述要求，在于掌握了以肾气为本的衰老过程。这个过程便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八八，则齿发去。”《灵枢·天年篇》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二十八岁，血气始盛，三十岁五脏大定，……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颁白，平盛不摇……五十岁，肝气始衰，……六十岁，心气始衰……七十岁脾气虚，……八十岁肺气衰……九十岁肾气焦……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对这些生长发育、衰老过程的描述，和近代的观察结果比较一致。而这些过程也就是精、气、神在人体的转化过程。所以《内经》说：“精者，生之本也。”吴师朗也说：“精气者，万物之本，养其精气则全神，神全则无病。”１?精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灵枢·经脉篇》说：“人始生，先成精”。《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它来源于先天，又赖于后天水谷之精的滋养和补充。
所谓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贮于肾中，故谓“肾藏精”（《灵枢·本神篇》），“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六节脏象论》）。可是它又必须靠后天水谷之精的不断补充与滋养，方能维持人之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即内则滋养五脏六腑，外则润泽四肢百骸、肌肉、皮毛。所以《素问·经脉别论》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以决死生。”《灵枢·经脉篇》说：“精成而脑髓生。”《医学入门》说：“脑者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故上至脑，下至尾骶，皆精髓升降之道路也。”由此可见，精不可伤，精伤不但损及脏腑、气血，而且涉及脑髓。故《丹经》说：“欲得不老，还精补脑。”精衰则体力不佳，精神恍惚。少思寡欲，节制房事，是保精的要法。
２?气《医方考》提出：“气者，万物之所资始也，非此气不足以长养万物，人非此气，不足以有生。”即是说，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源，有温养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脏腑、经络之生理活动，津液之流动，血液之循环，以及津、液、精、血、水谷之精的转化等等，亦必赖此气。而气之生成源于肾，补充于脾，行之于全身。《难经·六十七难》有：“肾间动气，人之生命也，十二经脉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灵枢·制节真邪篇》：“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弄丸心法》谓：“气之源头在乎脾。”气生于先天者，曰真气，又叫元气。气是人体生命之根，若布于周身者，则有功用之异名也。即：行于肝者为肝气；行于心者为心气；行于脾者为脾气，又曰中气；行于肺者为肺气；行于肾者为肾气；行于胃者，为胃气；行于胸中与自然界清气相结合，则转为宗气；行于脉外，布敷于第二卷１７１表者曰卫气，行于脉中者曰营气。
人身养气之法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不妄作劳，戒七情，避外邪，适寒温，常运动，使机体内外之气畅通无阻，不致怫郁，则可以健身延年。《寿世传真》说：“延年之法，惟自护其身而已，冬温夏凉，不失时序。”违则为病，病则气衰，气衰则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之功能障碍而百病因此而生。《素问·举痛论》所谓“百病生于气也”，此之谓也。
３?神神是主宰机体内外一切生命活动协调一致的总督，即《东医宝鉴》所谓：“神为一身之主。”神源于先天，始于“父母之媾精”。化生于祖气，祖气者，肾之真阴真阳也。《灵枢·小针解篇》曰：“神者，正气也。”《脾胃论·省言箴》谓：“气乃神之祖，……气者精神之极蒂也。”张景岳谓：“神由精气而生，……居于精之中，以为肾精之主宰。”然而，神虽源于先天，也必赖于后天水谷之精气而滋补。即《东医宝鉴》“五味生神”之火。
盖神居于脑，“脑为元神之府”（李时珍），其功曰神机。神机者，魂、魄、意、志之源也。随神往来谓之魂，“魂主知觉，魄主运动”，“魂主开、魄主降”（《阅微草堂笔记》）。升降者，神之功也。
志主统一，意主思维。所谓统一者，即指五脏六腑、奇经八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营卫、气血，精、津、液等生理活动，以及内外，上下协调一致也。在目能视，在耳能闻，在鼻能嗅，在口能言，在手能握，在足能行；在血则能运而环流周身，滋养脏腑，四肢百骸；在气则输布流行，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总之，气充周身，率精、血、津、液正常运行，以维持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者，是谓神。可见神在人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古谓“闭目养神”，养神之法，必以内无忧虑之患，外无邪气之扰，始可神气健旺。如神衰则病，健忘、心悸、神疲诸症蜂起。
综上所述，精为性命之根、气为生命之本、神为生灵之主，故古人称精、气、神为人体之“三宝”。
延年以保精、养神、益气为要。
精、气、神是人体的三宝，因此，精、气、神的盛衰，对人体的衰老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养生肤语》说“保精、裕气、养神”便是此义。中医认为，人体进入衰老时期是从４０岁开始的。这是在生理上发展的规律。进入衰老期，能否延迟衰老过程，关键在于养生和调摄。而影响精、气神盛衰因素，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情志上的变化。对伤精，损神，耗气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素问·疏五过论》说：“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藏府，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耗于卫，内奇于营。”此段经文说明，随着人之年龄的增长，工作条件的变化，上与下，下与上的变化，都能使人之思想随着现实问题而呈现改变，暗中消耗，心火一动，阳火因之必亢，耗气伤津，损神燥血。
第二、是“年高之时，阴气既弱，觉阳事辄盛，心慎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参赞书》）。此段文字说明：人到老年之时，远房帏禁房事是保精的关键一环。否则伤精损气，耗阳损神，可早衰，也可使你早亡，所以《阴符经》说：“淫声美色破骨之斧锯也。”第三、暴怒伤肝，暴喜则伤心，久思则伤脾。肝伤则肝气内变，心伤则心气不足，血行不畅，小络不通，而生厥心痛疾。脾伤则不运，影响胃气不能腐熟水谷，精微难成。因此，精、气、神得不到补充而发生病变。
第二卷１７２第四、过思过虑，久则伤脾、损胃，伤则精微难成，中气必然内耗，再加老年气血衰弱，导致精亏、神耗、气衰，百病丛生。
第五、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因大热久食伤胃阴，大冷大寒之品久食伤胃阳，常饮酒者，其酒性辛热有毒先伤胃后伤脾。由于上述之因不断作用于胃，胃伤必损脾。此所以然者何？脾与胃以膜相连，互为表里，脾胃一伤则气血精津不生，久则诸病生焉。此为“百病皆起于胃”者是也。
第六、过食肥甘造成腠理致密，使阳气不能及时宣散于外，堆积于内而生热，热能伤精耗津，损气消神，还可能转化内风而成病。甘能壅滞脾气，涣散胃气，使中焦升降机能呆滞，湿气内停而生中满。满则阳气内结而生热、生痰，消耗精气而百病丛生。
（七）养生当顺四时，调畅情志延年益寿，防衰防病的内容十分丰富。延年必须防损、防衰，必须保养精、气、神。故彭祖说：“人生一世，久远其寿不过于三万日，不能一世无损伤，不能一日无修补，徒责神之不守，体之不康，不难守？足可悲矣！是以养生之法，不述睡，不骤行，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卧不至极。”其具体法则如下。
１?四时养生要语“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之一生时时刻刻离不开自然界，因为自然气候变化昼夜更替，寒暖相移，以及地理环境、日月轮转对人体有影响，因而顺应四时气候是养生的重要一环。
２?春季养生要语祖国医学认为，春季乃发陈之际，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因此在起居方面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忘生。同时由于春时阳气初升，应使老年人“时寻花木游赏，以快其意”（《养老奉亲书》）。在饮食方面，不给老年人吃“水困兼粽，冷粘肥僻之物”。在衣着方面天气燠暖，则棉衣宜渐减，不可顿减，以免暴伤。在医疗方面，有痰咳宿疾，当予服凉膈化痰之药，令其消解。
３?夏季养生要语中医认为，夏三月，此谓蕃秀，乃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之际。因此在起居作息方面，应该是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在纳凉与饮食调理方面，《养老奉亲书》指出：“夏月天暑也热，若檐下过道，穿隙破窗，皆不可纳凉，以防贼风中人。饮食宜温软，不令太饱，畏日长永，但时复进之。渴宜饮粟米，温饮豆蔻熟水。生冷粘腻，尤宜减之。”４?秋季养生要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在起居方面，应“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在精神调摄方面，宋代养生家陈直指出：“秋时凄风惨雨，老人多动伤感。若颜色不乐，便须多方诱说，使役其心神，则忘其秋思。”在疾病防治方面，《摄生消息论》指出：“但春秋之际，故疾发动之时，切须安养，量其自性将养，秋间不宜吐并发汗，令人消烁，以致脏腑不安；惟宜针灸，下痢进汤散以助阳气。”秋季在饮食调理方面，《饮膳正要》说：“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月翟仙神隐书》主张入秋宜食生地粥，以滋阴润燥。
５?冬季养生要语第二卷１７３冬季气候寒凉，宇宙万物都处于收藏状态，人类的冬季养生应注意防寒保暖，适当调整作息时间，使阴精潜藏于内，阳气不致妄泄，而与冬季的自然气候相适应。这样才能“阴平阳秘”，却病延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６?调节情志人不能离开自然，但亦脱离不了七情之变，因此养生调节情志尤为重要。情志的发生总统于脑，发源于神，动于五脏以应外界客观事物反应，因而情志稳定与否，对健康有重大影响。
７?常乐观乐观情绪，能安定神志，促进健康。《管子·内业》云：“凡人之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内经》亦提出：“以恬愉为务。”《淮南子》主张“和愉”，认为人“性有以乐也”。上述认识是符合人体生理实际的。因为乐观有助于排除思想上的杂念，能促进神气的安定。古人云“乐而忘忧”，就是这个意思。乐观不仅能够忘忧，还能流通气血，加强对神的滋养，从而增进健康。《素问·举痛论》曰：“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说明喜能流通营卫，使神气和调，意志畅达，保持清静不乱的状态。所以《类修要诀》说：“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８?和喜怒喜怒人皆有之，唯过则有害。《灵枢·本神》云：“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因此，静神学派多主张调和喜怒，安定神气。《内经》将“和喜怒”列为养生大法之一。
《彭祖摄生养性论》指出：“喜怒过多，神不归室。”说明喜怒太过能扰动神气，致使神气浮散而不藏，躁动而不静。故《养性延命录》主张“少喜少怒”，而《养生论》把“喜怒不除”作为养生五难之一。老年肝血虚衰，神气虚惫，性急易怒，对于调和喜怒尤应加倍注意。
９?节思虑思虑是神的功能之一，少思则神和，多思则神败。《灵枢·本神》曰：“怵惕思虑则伤神。”《彭祖摄生养性论》说：“切切所思，神则败。”所以《类修要诀》主张“少思虑以养其神”。老年人气血衰弱，心力不济者，应当量力而行，切实减少思虑，以免心神耗竭难收。《养生肤语》说：“人之致思发虚，致一思，出一神；注一念，出一神，如分火焉。火愈分油愈干火愈小，神愈分精愈竭神愈少。”是以思虑不可不节。
１０?去忧悲《灵枢·天年篇》云：“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指出年老精气衰退，心神不足，易生忧悲之苦。忧悲不已，则易躁伤神气，损伤健康。如《彭祖摄生养性论》说：“积忧不已，则魂神伤矣。”《养生延命录》亦说：“多愁则心摄。”因此，老年人应当注意怡情悦志，灭愁绪，去忧悲。
四、慢性泄泻从肝肺论治慢性泄泻是临床常见病，也是一种难治之疾。临证时多遵“湿成五泻”之意，常用健脾利湿，理中和胃，强胃健脾等法，久治不愈，或愈而再发者屡见不鲜。任氏临床遇此类患者，常从肺肝论治。大肠主津液，其变化、传导之功，必藉肺的治节、肃降，脾的转输、健运，肝的疏泄、条第二卷１７４达之机而发。因此久泻必以宣肺利气，疏肝行气，以旋动大肠传导之职，变化之力，其泻止矣。
故方用危氏和安散常收效。药用前胡、桔梗宣肺利气，以和表里；川芎、木香、青皮、柴胡疏肝理脾和胃；当归、甘草益气和血；茯苓淡渗利湿而止泻。增莲肉一味，以助茯苓渗湿止泻之功。若不效，再增荜拨（乳汁浸三日）一味，其效更佳。如李某，男，３７岁，吉林省扶余县某乡政府职员。患慢性腹泻１２年，症见胸闷，脘腹不舒，胸胁闷痛而胀，纳呆乏力，大便溏薄，日四、五行，小便色白，颜面苍黄，毛发不荣，体瘦，舌淡胖，两侧有齿痕，苔白厚腻，脉沉濡有力，经用健胃利湿，和胃止泻不应。任氏认为此乃久泻伤脾，脾气呆滞，升降阻滞，肺失治节宣发之力，肝无疏泄之性，则大肠传导之功失常而久泻不止。法当宣肺疏肝，理脾和胃。方用和安散加莲肉５０克，共进十余剂而愈。
五、疏风治肝疫肝疫病流行颇广，痊愈者鲜，一般皆为临床治愈，颇易复发，究其所因，多由于久服疏肝行气之药，或长期服用清热解毒之品，伤阴损液耗血，致使肝体不荣，肝用失常使然。
盖人体五脏，唯肝为风木之脏，又为将军之官，其性急而动，故为刚脏，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喜条达，主藏血、调血，得肾水以涵濡，则动而不亢，得肺金以制，用而不燥，则疏泄之机畅茂，今津血伤，精内亏，则肝乏少阳之生气，降低将军防御之机，疫毒得以内潜肝体，损伤肝之体与用，疏泄之机必滞，气机内痹，血液涩滞，其性横逆，脾胃气机受抑，健运失常，升降机能失常，清者难升，浊者难降，而致腹胁胀满、嗳气、矢气、善怒，恶心纳呆，夜寐多梦之候。经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故慢性肝疫之疾慎用香燥、攻伐之品，法宜柔润、调肝，方用养肝调达汤（自拟），桑椹子、枸杞子、黄精甘润为君，滋阴养肝之体，柔肝之用，其气不燥；佐用羌活、防风之辛润以顺肝性，开达气机，升降脾胃；臣以生麦芽、蜜升麻、虎杖、大力子活络清热，以涤余邪，伍羚羊角、土茯苓以清浊而降伏热，以舒肝体也。
六、荨麻疹论治荨麻疹又称瘾疹，是临床常见、多发之疾。它的病因是以正气内伤为主，复因饮食不节，（鱼蛋虾蟹等腥香燥热之味）或风寒之邪侵袭，引起正气内变，侵伤营卫，则营卫之气失调，致使气血壅塞，郁滞于内而不得宣泄，化而为风，风气内动则痒，热胜则皮色必红。尚见腹痛、关节痛，继而皮疹隐现，如云片状，其痒亦重。甚则两目色苍，不得努睁，舌红苔薄白，脉多沉数，法当调和营卫，凉血熄风为主。方以桂枝汤加味，药用：桂枝、芍药入营而熄风，又兼益血化气之能；桂枝得生姜之力以攘邪外出；芍药配甘草、大枣安之于内；再用当归、生地和血养血；佐以银柴胡、白鲜皮、蝉蜕凉血消风、止痒；使以白蒺藜宣通气机，以断风邪再起之弊，配何首乌以安正气，使机体阴阳趋于平衡，营卫和协，而瘾疹自退。
但有正气虚日久，脾气失调，肾气不充，营卫二气不易调和者，虚风虚热不熄，渗入营血，伏潜募原，而成顽疾。前方加入苦参一味以清热散结，祛风止痒，并有补阴益精，通利九窍之能，或参以荆芥、防风宣通腠理，使气机得以畅达，营血得复，则虚风内热自熄，其疾可望痊愈。
第二卷１７５七、感冒为百病之源感冒，或称鼻伤风。后世医家亦有称冒风、冒寒者。由于病人视感冒为小恙，往往不服药，不避风寒，酿成大患者，不鲜矣。此即《理虚元鉴》“伤风不醒变成劳”之义。后世医家俞根初为提高人们对感冒的认识，以“小伤寒”之名，以警病人重视。今世医者，“省疾问病，务在口给”，既不凭脉，也不辨证，妄投银翘解毒之剂，更有乱用抗生素之类治之，或妄服牛黄安宫丸，以致造成病人应汗不汗，当散不散，邪气留变在表；内迫于肺，营卫失和，腠理迟缓，造成病情缠绵难愈。症见：周身不适，头晕乏力，低热不解，动则汗出，肢节酸楚，鼻塞不通，语声重浊，咳嗽不止，胸闷不饥，精神萎靡，舌淡红、苔白厚，脉多沉缓，或沉虚无力。此为感冒之坏病也。须用仲景救逆之法，使病情逆转之，则营卫和调，以达生化之用。方用柴桂汤，或程氏止嗽散，或吴氏达原饮，观其脉证，识而投之，其病可愈。感冒之疾，尚须与肝瘟之疾（肝炎）、胆胀之患（胆囊炎）、淋病初起、脾心痛始发、肺痨早期相鉴别，莫以相似而混之，医者不可不察也！（徐学义编）第二卷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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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mengyin

颜德馨
2008-11-28 10:55　【大 中 小】
　　颜德馨（1920年～），男，汉，生于江苏，祖籍山东，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全国著名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学家。颜老系先贤亚圣颜渊之后裔。自幼从父江南名中医颜亦鲁学医，复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深造，毕业后悬壶于沪上，屡起沉疴，不坠家声。
　　曾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铁道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评委，中医专业组组长。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研究室主任，上海铁道中心医院主任医师，上海市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学术顾问。台湾中医针灸学会、中国医药研究会学术顾问等职。
　　颜老在六十年行医生涯中，上下求索，勇探未知，不断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勤于著书立说。60年代以来，从事“衡法”治则的研究。他根据《黄帝内经》“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之说，认为气血是人体脏腑、经络、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提出“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法则在八十年代应用于延缓衰老，从事“瘀血与衰老”的科学研究。《人民日报》曾刊出“人体衰老上海有新说”的报导。衡法学说，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颜氏学说，拍摄“抗衰老”科技片，参加国际生命科学电影展并获奖。颜老不仅中医理论上有创新，在临床上也医术精湛，颇有特色，独树一帜。对治疗疑难杂病、老年病，均取得显著疗效，名扬海内外。
　　1989年荣获全国铁路先进个人光荣称号。1990年经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全国首届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工作指导老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成就贡献奖及美国名人传记学会20世纪成就奖。1995年获首届“上海市名中医”称号。上海市卫生局还拍摄“歧黄一杰——颜德馨传记”电视片，记录了颜老为中医事业作出的辉煌成就。1999年荣获上海市医学荣誉奖。颜老慷慨解囊20万元设“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充分反映颜老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无限执着和对人才培养的无私奉献。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餐芝轩医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医方囊秘》、《气血与长寿》、《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衰老合瘀血》等。曾获多项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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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馨教授:大医忧患大业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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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了上海同济大学中医药研究所所长颜德馨家里，这是一处散发着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住宅，雪白的墙壁衬着明清样式的红木家具，显得十分素雅。
　　颜老热情地把记者领进了书房，开始娓娓道起了他从医的经历、他的家庭、他对中医事业的关注和与广东中医界合作的期望。
　　不久前，颜老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拿下一个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研究总结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完整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以指导临床实践，该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广东省中医院。
　　“这个项目很多人想拿，但又不敢拿。”颜老说，“现在医院里，西医看急性病，中医看慢性病已经形成了习惯，中医接触急性发热病人的机会太少，都快把老祖宗治疗热性病的本事全丢掉了。这个担子很重，但我不怕，医生就是要有责任感，要有大元帅的气度，敢于和疾病作斗争。”一番话掷地有声，84岁的颜老，依然雄心万丈。
　　两代名医
　　《颜氏家训》主要是强调克己复礼，对此，颜德馨一直谨记在心，宽容待人，保持心胸豁达。颜德馨夫妇给儿孙们的家训也是“宽容、知足、健康”六字。
　　颜德馨是孔子高徒颜回的后裔，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其父颜亦鲁也是一代名医，得孟河医派真传，擅长治疗肠胃病和妇科疾病。父亲的医学思想自然对颜德馨产生了影响，比如在膏方上，颜德馨喜用苍术，这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脾胃乃后天之本，没有脾胃的吸收，什么药都没用。”颜老强调。
　　但父亲对颜德馨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为人道德方面。颜氏先祖颜之推曾著《颜氏家训》，非常有名，颜亦鲁也常拿《家训》教导子女，“《颜氏家训》主要是强调克己复礼。”颜老说，“颜回曾问孔子何者为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为人要谦虚，尊重他人。”对此颜德馨一直谨记在心，宽容待人，保持心胸豁达，“古人说，仁者寿，确实如此。”颜老笑着说，也许，能够在84岁的高龄眼不花，耳不聋，口齿清晰，手脚灵便，宅心仁厚也是秘诀之一吧。
　　注重家教的传统也被颜德馨传承了下来。颜老共有7个子女，每年除夕，散居在各地的子女和孙辈都要聚到上海颜老家里共迎新年，而颜氏夫妇则会向儿孙们赠字，借此进行教育。去年除夕，颜氏夫妇赠予儿孙们的是“宽容、知足、健康”六字，依然延续了《颜氏家训》中的思想。
　　创立体系
　　以气血为纲，调气活血，而致平衡的祛病养生思想在颜德馨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最终在中医“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之外，创立了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
　　面对磨难，有人逐渐消沉，有人却能从中汲取力量，颜德馨就是后一种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医治疗血液病领域已经很有名气的颜德馨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停止诊务，下放到“五七干校”锻炼。但在“靠边站”的十年中，颜德馨对中医的认识却得到了升华，为他日后“衡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文革”开始后，颜德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异常艰苦，除了肉体上的折磨，还有不断的批斗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时，颜德馨的病人们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支持。有一次，颜德馨被批斗说他是“卖假药”的，好多病人马上反驳：“你们不要瞎讲，我们就是相信颜医生。”这些话语让颜老感动不已。入夜后，寒风凛冽，还是不断有病人来找颜德馨，颜老便设法偷偷跑出去给病人看病。病人的支持给了颜德馨极大的鼓励，他想，既然人民信任我的医术，我就应该给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建国后到“文革”之前，颜德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白血病、血小板减少症等血液病的治疗，在实践过程中，颜德馨已经初步萌发了“衡”的思想———扶正祛邪，固本清源，从而达致平衡。那么这种做法有没有理论根据？能不能延伸到其它疾病的治疗上去？颜德馨想到了《内经》上有这样两句话：“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中医有阴阳理论、气血理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等，颜老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经验，渐渐领悟到气血流行全身，乃是脏腑、经络、形体、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以流畅和平衡为贵，如果气血失去流畅就会产生瘀血，瘀血阻于体内，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导致气血艰涩和失衡，这样势必影响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引起病变，所以治病养生，当重气血。由此，颜德馨对中医的体会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文革”后复出的第二年，颜德馨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以气血为纲，调气活血，而致平衡的祛病养生思想在颜德馨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最终在中医“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之外，创立了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
　　“衡法”的提出给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曾有一位病人来找颜老看病，他长期患性功能衰退，以致影响了夫妻间的感情。对于这种病，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补肾，但这位病人吃了很多补肾的药都没有用，颜老运用“衡法”治则，采用疏肝、理气、化淤的方法，几副药下去，病人十几年的老毛病就好了，夫妻感情得到了恢复，两人也有了爱情的结晶。
　　大师忧患
　　中国本土的中药生产，从选种、种植、采集、炮制，乃至包装，都存在问题。但从中医发展整体上看，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方面，中医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别人是拿不走的。
　　但由于社会缺乏重视，年轻人又越来越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热爱中医，不愿意献身于中医事业，中医接班人就成了大问题。
　　虽然颜老为人豁达，但谈到中医发展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仍让他痛心疾首。比如在中药贸易方面，中国已远远落后于日本。“典型的如中国的六神丸，被日本人拿走了药方，改名叫救心丸，一年的出口额就是3亿美元。”颜老说。而中国本土的中药生产，从选种、种植、采集、炮制，乃至包装，都存在问题。
　　但从中医发展整体上看，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方面，“中医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别人是拿不走的。即使有人拿走了药方，但不懂辨证治疗，也没有用处。”颜老说。
　　真正让颜老苦恼的是中医事业的接班人问题。如何寻找到在医术、精神、思想方面都能继承颜老衣钵的人，确实不容易。
　　颜老说，中医基本理论简单的说是“一、二、五、六”，一是指天人合一，另一方面是说看病要一元论，要抓住主要矛盾；二指中医看病要用两分法，按阴阳、气血、经络、虚实，辨证的看；五是五行相生相克要懂；六是指六经，太阳、阳明、少阳与太阴、少阴、厥阴，“一、二、五、六”作为一个中医必须要懂，但要从西医的角度去理解，很难。
　　“社会缺乏重视，年轻人又越来越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有些学习中医的人本身就对中医理论有怀疑，不热爱中医，不愿意献身于中医事业，中医接班人就成了大问题。”颜老叹息道。
　　一次，颜老与广东中医界的泰斗———邓铁涛谈起了培养接班人的困难，引起了邓老和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的共鸣，三方一拍即合，在广东省中医院建立起中医实习基地，随后又开展了广东中医界向全国名老中医“拜师学艺”的活动，着力在广东培养中医事业的接班人。广东中医界的热忱打动了颜老，他表示愿意拿出全部的心血来培养广东的中医人才。
　　杏林名医薪传岭南篇③
　　颜德馨
　　本期名医颜德馨　　广东徒弟杨志敏　严夏
　　人物档案
　　颜德馨，1920年11月生于江苏丹阳，13岁开始学习中医典籍《素问》，16岁插班进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就读。1939年毕业后进入上海自立私人诊所。建国后曾任上海市第一届黄浦“卫协”执行委员及秘书组组长，兼中医师业务组组长等职。颜德馨在中医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成果丰富，2003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特授予终身成就奖。现为上海同济大学中医药研究所所长。
　　学术成就
　　颜德馨是中医“衡法”治则的创始人，临床上立足于气血学说，倡导“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历年来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10多部。著有《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气血与长寿》、《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膏方真迹》等。
　　弟子眼中的大师
　　去年SARS肆虐期间，我正在香港与当地医务人员一起进行“抗非典”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我一时也感到非常焦虑，打电话向颜老请教，颜老大胆地鼓励我：“没有中医拿不下来的病，有老师在，你怕什么！”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
　　颜老一直向我们这些弟子强调，不要光学习他的一方一药，还要注意培养面对疾病的大无畏精神和必胜信念，以及将中医事业发扬光大的责任感、使命感，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颜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甘将心血勤耕耘，期卜它年一片红”，这是颜老为中医传承穷尽一生心力的写照。

wangmengyin

朱良春　　朱良春，男，生于1917年，江苏丹徒人，中医内科专家。早年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１９３８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师事章次公先生，深得其传。１９４５年创办南通中医专科学校并任副校长。建国后，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二届理事，江苏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农工党第九届中央委员。重视发掘民间效单方、验方。擅长治疗内科杂症，对虫类药的研究尤有成就，曾创制益肾蠲痹丸、复肝丸等。著有《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医集》，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门人弟子为其整理出版《朱良春用药经验》。
　　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首任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1-2届理事暨江苏省分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暨南通市委员会副主席，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任南通市中医院首席技术顾问、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鲜药研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及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技术顾问，沪、港、台当代中医技术中心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新加坡中华医学会专家咨询委员、中医教材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7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同年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国家确认为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导师。1991年7月，国务院颁予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10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中医药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朱良春教授是全国著名中医内科学家，治学严谨，医术精湛，对内科杂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先后研制了"益肾蠲痹丸"、"复肝丸"、"痛风冲剂"等中药新药，获部、省级科技奖。主要学术著作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医学微言》、《朱良春用药经验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朱良春》、《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合著）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曾先后应邀赴日本、新加坡、法国、马来西亚等国作学术演讲。
　　2003年7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
　　2003年7月16日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聘为"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考试委员会专家。
　　2003年9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特别专项"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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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名医朱良春（一）

　　当代中医界很多人都知道“朱良春现象”，这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史载祥教授提出来的。他曾经跟随朱良春先生工作多年，目睹朱老不凡的学术成就，深有体会地说：“朱良春先生在中医学术领域中的大家风范，博采百家，自成系统，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平生所处，偏于东南一隅，当今中医居地区一级，而影响及于全国者，朱老一人而已。超越区位强势，独树一帜，声誉遍及国内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既然是现象，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为中医同道提供参考，也可以深入挖掘形成现象的原因，总结规律，推动中医事业发展。我想，这就是史载祥教授提出“朱良春现象”的良苦用心，而不是要把这种提法当作个人崇拜。由患者到医生，靠中医魅力1934年，朱良春因为患肺结核，休学一年，完全用中医药治疗了近一年，终于获得痊愈。
    这一年，对于一个勤学上进的17岁青年来说，实在太长了。然而，他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医治疾病的事情上，而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最后决定放弃商业中学的学习，转而学习中医，要“济世活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中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久病知医”、“久病成医”历史佳话的又一次再现。鲁迅骂中医，是因为不满意中医对于他父亲结核病的治疗后果；当然，1936年鲁迅自己死于结核病，与中医治疗无关。何祚庥说中医是伪科学，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两岁的时候，其父亲因为伤寒病在中医手里病逝，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里，白求恩也死于没有中医介入的术中感染。假如，朱良春不是遇到一个好的中医，他会相信中医吗？他会自己要求去学习中医吗？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朱良春日后的主张与他切身体会有关。他说：“当前加强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工作，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医事业存亡与发展的根本大计。当然，中医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科研、教学、临床、管理等缺一不可，但它的着眼点，毫无疑问，都是以临床为中心的。所以，抓住了临床医技人才的培养，就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唯此，才能保证中医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
     学中医用中医，追求完美1936年初，朱良春先生在孟河御医传人马惠卿家抄方一年，登的是大雅之堂，见证了太医家传。按说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靠着这种不平凡的经历“悬壶济世”，两个效益一起抓了。但是，他不满足于“医道已了”的抄方，而是转学苏州，到章太炎任校长的国医专科学校，去接受中医现代专门教育，进行系统知识的学习。抗战爆发，日机轰炸，学校散伙，很多同学失学，或者自己开业谋出路。而朱良春先生想的是继续求学，在1937年11月凇沪抗战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只身来到上海，千难万苦，找到章次公，成为章先生的得意门生。靠勤奋，也靠虔诚，朱良春先生不仅深得章次公器重，而且还结交了曾国藩的外甥聂云台先生。聂先生留学德国，学的是工程学。但是，他很不幸患有糖尿病，又因为糖尿病足而两下肢截肢。就是这样一位病人，不甘心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患者、残疾人，而是矢志研究中医学，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通过对于医学的追求，他经过反复验证，总结出来两个治疗传染病很有效的方子：表里和解丹、温病三黄丸。他这个没有腿的研究者，把自己的创造传给了朱良春先生。
    1939年，朱良春先生在南通开业之后，赶上了登革热流行，他就用聂先生给他的两个方子，或单行，或配以汤药，表里双解，解救了大批患者，也验证了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良好效果。育后人荐人才，不拘一格治登革热使朱良春名声大震。当然，此前他用从章次公先生那里学来的真知灼见，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时瑞成国药号的老药公就时常赞扬他用药独到。很多年轻人希望前来拜师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前，朱良春先生经过反复商讨，与许多同道沟通，筹划已久的“南通国医专修学校”开学了，校舍是借用的一座神庙，叫做齁神殿。经过艰难的四年办学，终于培养出20多位合格的中医专科人才。那时，上海的几所中医学校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取消了。解放后，已经开业十年的朱良春先生，带头响应号召组织起来，办联合诊所，办私立中医院，后来又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成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办中医院。靠真诚，靠独特的人格魅力，他赢得了三位民间医生的信任，把他们以之为生的的独门绝技献了出来，交给了朱良春。朱良春先生也不失信，不仅使他们走进了医院，成了国家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原始经验，做成了“科研成果”，不识字的农民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在北京出席大会。这种“点石成金”的神奇事迹，不仅需要明亮的慧眼，更需要宽阔的胸怀，温暖的政策环境。何绍奇远在四川童梓，靠着他与朱良春多年的师生交往，因此才获得了首届中医研究生的报名资格，才能够有机会力拔头筹，成为中医界的杰出人才。朱步先也是民间中医出身，没有高等学历，后来成为修改教授稿件的《中医杂志》的副社长，他进步的道路上，也撒满了朱良春先生辛勤关爱的汗水。当然，朱步先今天所以能够在英国传播中医药神奇疗效，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朱良春先生受国内中医学界的邀请，先后到贵阳、西宁、昆明、个旧、蒙自、长春、北京、上海、成都、江油、温州、乐清、宁波、深圳、 珠海、广州、桂林、南宁、厦门、洛阳、长沙、南昌、合肥、屯溪等地讲学交流，传播中医药学术经验。他5次出访日本，多次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海外传播和交流中医药学术。他讲课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百分之百的都是“干货”，很受学员的欢迎。他常说：“经验不保守，知识不带走”。一定要把中医学的火种，播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使之万年常青。

wangmengyin

邓铁涛目录
邓铁涛教授
邓铁涛生在
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五行脏腑
脾胃学说
痰与瘀
中医急诊术
教材建设
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简历
主要论著
参考文献
现代中医史
古代(经典)中医史
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简历
主要论著
参考文献
现代中医史
古代(经典)中医史
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邓铁涛，中医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
[编辑本段]邓铁涛教授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知结合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继承中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邓铁涛教授擅治心务疾病，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冠心丸”、“五灵止痛散”等。临床长于对内科杂 病的诊治。并擅于运用中医脾胃学说论治西医多个系统的疾病以及疑难杂症，如重症如肌无力、萎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著述、主编及编写的论著名8部、发表论文80多篇。专著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耕耘集》、《邓铁涛医话集》。主编《中医学新编》、《中医大辞典》、《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论断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1986年开始主持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的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通过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５０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编辑本段]邓铁涛生在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１９３２年９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１９３７年８月，邓铁涛完成学业。５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４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１９５６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４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１９８２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编辑本段]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寒”“温”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７０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编辑本段]五行脏腑
　　五行学说之研究６０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１９７５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１９８８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２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
　　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５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７０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４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１９８４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编辑本段]脾胃学说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２至４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６０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５７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１４．６％～４０％，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０．５～１．５倍，吞噬指数提高０．２～１６．７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１６２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
　　７０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７８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８０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４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２５２例，取得了总有效率９８．８％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９４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编辑本段]痰与瘀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１９７５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编辑本段]中医急诊术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５０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２４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６０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１５７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１９８４年８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１９８３年２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编辑本段]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３名博士研究生，２６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３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４０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５０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６０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编辑本段]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８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１９８４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２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１９８６年６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
[编辑本段]简历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　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
　　１９３７年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　与同学数人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在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行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在穗港及武汉等地行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　受聘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１９５３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教务主任。
　　１９５６年—至今　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现任中医内科教授。
[编辑本段]主要论著
　　１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　邓铁涛主编．中医简明教程．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修订２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４．
　　４　邓铁涛主编．中医学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５　靳士英，邓铁涛，姜国屏等．新编中医学概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　邓铁涛，欧永欣，林建德等．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５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　方药中，邓铁涛，李克光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　邓铁涛主编．中医名言录．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参考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　邓铁涛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邓铁涛主编．奇难杂证新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４　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５　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　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１９５５，（８）．
　　１７　邓铁涛．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中医杂志，１９５６，（１１）．
　　１８　邓铁涛，何霭谦．乙型脑炎治例小记．广东中医，１９５８，３（１０）：１１１４．
　　１９　邓铁涛．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光明日报，哲学版，第３６７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　邓铁涛．癃闭治验两例．广东医学．传统医学版，１９６５，（６）．
　　２１　邓铁涛．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新中医，１９７３，（１）．
　　２２　邓铁涛．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７，１６（１）：４０—４２．
　　２３　邓铁涛．硬皮病治验．新中医，１９７７，（６）：１９—２０．
　　２４　邓铁涛．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中医治疗与体会．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７，（７）．
　　２５　邓铁涛．略谈四诊．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６）．
　　２６　邓铁涛．高血压病辨证论治体会．新中医，１９８０，（２）．
[编辑本段]参考文献
　　〔１〕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李向明，陈光曼，王瑞廷等．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略．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４：７０—７６．
　　〔３〕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年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９４、４９６，１９８６：４０８．
　　〔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８．
　　〔６〕刘小斌．广东中医育英才．广州：广东省卫生厅，１９８８：１１９—１２４．
　　〔７〕陈敏章，贺建国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９５—３９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