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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以上引文已够多了。但我仍建议一切与中医学术打交道的读者看一下原文。它会使读者解放思想，大开眼界。若非有马王堆墓主人留下这卷帛书，恐怕有的人至今宁死也不肯相信有过那么原始粗糙的经络说——尽管这已经很不原始了。笔者仍想再就引文提点看法。 引文的作者，最后再一次肯定了，《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的观点⑴，显然是认为《灵枢·经脉》也写定于战国，而且写成于《经筋》、《经水》、《经别》、《经络论》、《皮部论》之前。浅见以为，《灵枢·经脉》首尾完整，思想统一，体例文风一致，是论述十二经脉集大成的文字。它讲经脉有直、别、络等说，都很扼要、准确，不可能是写成于《经别》等篇之前，而是远在上举各篇之后。除《灵枢·经脉》以外，《内经》中讲经络以《经筋》篇最系统，仍带有早期经络说的特点。它叙述的顺序依次是足三阳、足三阴。手三阳、手三阴，每经也有别、支之分。但走行方向却完全是向心性的——均起于四肢末端。这种走行竟与《足臂》完全相同。总之，《灵枢·经脉》是最后完成的。如果说这篇总论之后也应该有所演绎，那只能是和它完全没有原则矛盾的篇章段落。上举各篇均不符合这一基本条件。大约只有《脉度》、《营气》、《五十营》、《骨度》等出于《灵枢·经脉》之后。 至于奇经八脉，《内经》没给它们起这种综合名称。它们均是十二经的附属。（冲、督地位稍高） 《灵枢·经脉》是否可能写成于战国呢？下面综合以上各节有关结论判断一下该篇最可能出现的时代。 1．阴阳思想最先在道家那里得到发挥。不少专家以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我仍尽量往前提，从《老子》的作者与孔子同时并长于孔子说。此时，阴阳概念刚刚有普遍的对立统一的意思。但道家书直到《庄子》（战国末）仍不把阴阳等同于道。阴阳是比道低一层次或两层次的概念。儒家方面，孔孟那里没有阴阳思想。荀子书中也不多。直到韩非才把阴阳抬到基本上与道平等的地位。阴阳家实则阴阳五行家。邹衍学说中的阴阳思想仍浅薄，后人主要继承他的五德终始说。《周易》家最先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从上述学术演变过程看，这种解《易》的说法不会早于秦。简言之，与《内经》说法相同的阴阳之道最早只能在秦代出现。《内经》中全面贯彻阴阳之道的篇章不应早于此时。《灵枢·经脉》使用最后定型的三阴三阳术语，不可能早于西汉写成。 2．五行相克说经邹衍铺张为五德终始论而广为流传，时在战国后期。相生说完成于西汉前半期，最早也不过秦汉之际。此后，五行说才便于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内经》中凡同时贯彻相克相生说的篇章不会早于此时。《灵枢·经脉》采五行说解各经主病用相克说多，亦有相生说痕迹。由此推断，它应写定于西汉中期之后。 3．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一步是五行统帅五脏。这一飞跃亦发生于秦至汉初。《内经》的五行脏腑说从汉代儒家今文学说中来，故凡全面贯彻五行脏腑说的篇章亦应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灵枢·经脉》正是这样。 4．经脉由十一变为十二，毫无疑问受“天人相应”思想指导。《内经》反复说十二经“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时”等等。“天人相应”经董仲舒大发挥并与阴阳五行合流，其影响开始无孔不入，波及一切学术和迷信术数。由十一经变为十二经，理应在此时或稍后。要冲破五脏说，硬加一个心包⑵，没有很强烈的哲学思想激发是不可能的。 据以上四点和前述《灵枢·经脉》应是《内经》中最后完成的篇章之一的分析，我以为该篇写定不能早于西汉末，写定于东汉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有人问，战国秦汉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思想为什么不可以先由医家完成，然后再被别人采用呢？笔者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违反一般学术发展规律的设想。如果说在某些细节提法上，曾参考过医书，倒可以同意。第五节中已指出这一点。 若能证明上举四点依据均在战国早期或春秋末已完成，则不唯《灵枢·经脉》可写定于战国，这本小册子所说的“内经时代”的时限——战国末至东汉末，即基本是错误的。这一时代可前提三百年。一切要另研究。切盼有人长驱直入，击中本书的要害。 五、马王堆医书中其他与《内经》有关的主要问题 1．关于“七损八益⑶”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历代注家解此众说纷纭，不详述。其中，中国注家只有王冰点而不透说：“用，谓房室也。”此外，只有曰本人森立之《素问考注》（约作于1853年）据《医心方》悟出是房中家言。马王堆医书出土后，证实“七损八益”及上下文是《天下至道谈》的一段摘要。由此可知，现《内经》文字来自多方面，即便看上去大体文气一致的篇章，也是杂凑而成。拙见以为，“七损八益”的解法也不应找到房中术去就算了结。 2．关于“蛊” “蛊”字仅一见于现《内经》⑷的《素问·玉机真藏论》。原文是：“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⑸。”《五十二病方》共有治蛊者⑹五方。其中两方用“女子布”（略如月经布）⑺。虽未述症状，大约与男女之事有关。《内经》的说法也有此意。看来，《左传》的“近女室，疾如蛊”真和汉代人的认识一致了。第四节中已就此谈过一点看法。《五十二病方》的说法更证明医和“六气”说的不可靠性。《内经》和《五十二病方》中的“蛊”均与“天生六气，降生五味”等高论无关。 3．祝由⑻和《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此处指本节开头所列书名之5）中祝由方很多。在约280方中，祝由方有29个⑼。祝由之外的所谓“方”，自今日看来，甚或自武威医简主人的水平看来，可用者实在不多。 上一节曾粗探仓公的临床水平，其方药虽不比武威医简丰富，但全不用祝由，且具备了四诊合参、方剂相对定型的基本要素。若假设《五十二病方》是仓公时代的临床资料，怎样解释二者的差异？暂作如下说明。 ⑴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五十二病方》的“病”属外科者占绝大多数。外科病——尤其是创伤和肿疡是人类最先要对付的病，但临床上“过关”反而比内科晚。 ⑵汉初各地域间的医学水平差异较大，这是历史造成的。一般来说，自春秋时代起，齐鲁一带的文化一直处于先进地位。战国后期，齐地实际上是全国文化中心。直到汉初，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 ⑶仓公是汉初医学理论和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他惊动朝廷，司马迁不厌其详地为他立传，均非偶然。仓公的经脉学也明显比马王堆医书高。其中已有了络脉说，治疗开始用针（五十二病方不用针），仓公的针灸理论应当是相当成熟了。仓公和董仲舒大体同时，籍贯也相距不远，这个背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⑷《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⑽。”也可以证明今两湖地区在汉代是比较盛行巫祝的。《楚辞》九歌都是巫祝祭神的歌⑾，《诗经》虽早于《楚辞》却极少巫祝内容，也可作为旁证。 没有读过《五十二病方》的同道可能对上述分析觉得不知所云。下面举该书中典型的祝由方和非祝由方各一供参考。 治痔手术： “牡痔居窍旁⑿，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⒀，如熟二斗米顷，而张角⒁，挈以小绳，剖以刀⒂。其中有如兔（丝子），若有坚血如（碎）末而出者，即已⒃。”①（括号中的字均系用今义代替） 【自注】①毫无疑问，牡痔就是外痔或混合痔血栓形成。以上手术基本上合理。 《五十二病方》治痔全不用祝由。在所有治痔方中，此方术最明确可信，手术很高明。中医长于痔瘘是源远流长的。汉初治痔已接近“过关”了。但古人对付痔有长时期认识和实践过程却不一定人人知道。最初对付痔和痈是直接用口齿的，即“吮痈舔痔”。战国时还有这种专门职业⒄。《五十二病方》已无此痕迹，也许能证明是晚于战国的发明。 治（疒颓）（疝）⒅祝由方： “令（穨）者北首卧，北（向）庑⒆中，禹步⒇三，步（呼）曰：‘吁！狐麃[21]’三；若知某病狐疝[22]。” 疝是较难“过关”的，故《五十二病方》中治此类病有七个祝由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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