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到底是“中医研究”还是“研究中医”

FSJF

版主版主说:
[[“在开经方时，总是禀着这样的原则进行：某方应对着某一特定的机体病理状态，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可用某一特定的方来解决之；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有其特定的临床表现，包括 ...”
-----------这种方法治病的庸医，在中医里称其为“执死方治活人”。]],我认为[执死方不仅能治活人],且能[执死方治死活人],为什么?因为先生说[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可用某一特定的方来解决之]但[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决不是一个病因,所以决不是一个可用某一特定的方来解决之的,如果以先生的观点,仅需记住经方和经症,对号入坐,就可以为中医了.但不幸的是,一些中医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要做的不是非得和西医结合,而是不管与什么结合,只要找到中医的所以然,就是好样的.
  

星河

西医的思维逻辑，就是套用公式。
所谓的‘研究中医的本质’，目的就是发明出一系列的公式，便于照葫芦画瓢。
这种西医的模式，是违背疾病的生长和治疗规律的，所以西医面对诸多病症束手无策。
《内经》之不设方，其意义就在于教化医者要活学活用。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FSJF在 2005/12/16 10:31pm 发表的内容：
版主版主说:
[[“在开经方时，总是禀着这样的原则进行：某方应对着某一特定的机体病理状态，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可用某一特定的方来解决之；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有其特定的临床表现，包括 ...”
-----------这种方法治病的庸医，在中医里称其为“执死方治活人”。]],我认为[执死方不仅能治活人],且能[执死方治死活人],为什么?因为先生说[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可用某一特定的方来解决之]但[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决不是一个病因,所以决不是一个可用某一特定的方来解决之的,如果以先生的观点,仅需记住经方和经症,对号入坐,就可以为中医了.但不幸的是,一些中医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要做的不是非得和西医结合,而是不管与什么结合,只要找到中医的所以然,就是好样的.

个人认为，中医的证着重指向的是病人的机体的病理状态，而不是外在的致病因素；调理病人机体的病理状态，是中医、中药的长处，中医、中药的长处着重在于调理机体的病理状态，而不是外在的致病因素；在调理病人机体的病理状态时，可能存在着多种的病理状态共存，及相互之间不断的进行动态的转化，此时需从全局上把握住状况，分清各种病理状态的主次、轻重、缓急，安排各种治法的主次、先后。就某一个具体的病理状态而言，有是证用是治，只有一个治法，而具体的治疗方法、手段则又有多种，或中药、或西药、或手术、或针灸，等等。中药可以针对解决某一具体的病理状态，但不等于这一具体的病理状态只有中药可以解决之，不等于这一具体的病理状态只有中药才是最好的方法与手段，这需要全面分析、权衡与把握了。
方剂、方证与机体具体病理状态之关系：以方剂的适应症所指向的内在的、特定的病理状态，即为该方之方证；该内在的、特定的病理状态，不同于西医的“病”的概念，不能用现有的西医的“病”来概括、反映；因为现有的西医的“病”的概念，有其局限性，一个是以外在的病因为核心来命名，如疟疾、霍乱、艾滋病等。一个是以机体的内在病理改变为主来命名，如胃炎、胃癌、肝炎、肝癌等，但这种病理改变主要以局部的、形态的异常改变为主，而缺失了对机体整体的、功能的病理状态的概括、反映；这种所谓的机体整体的、功能的病理状态的概括、反映，恰恰是中医的“证”所指向的。而脏腑、气血津液诸证与方证的区别与联系，则在于前者多指向于某一特定的病理状态，而后者则往往交叉涵盖了两个或更多的具体的特定的病理状态，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特定的病理状态内涵。

星河

下面引用由 南京陈斌  在 2005/12/17 02:00pm 发表的内容：
方剂、方证与机体具体病理状态之关系：以方剂的适应症所指向的内在的、特定的病理状态，即为该方之方证；

这种所谓的机体整体的、功能的病理状态的概括、反映，恰恰是中医的“证”所指向的。

用中医的语言来描绘，应该是一个方子能够对应无数种病；一种病有无数个方子来对应。

这就是中医的特色。这就是西医削尖脑袋也琢磨不透的道理。
什么‘本质’之类的东西，拉倒吧。

gon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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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 南京陈斌  在 2005/12/17 02:00pm 发表的内容：
方剂、方证与机体具体病理状态之关系：以方剂的适应症所指向的内在的、特定的病理状态，即为该方之方证；

这种所谓的机体整体的、功能的病理状态的概括、反映，恰恰是中医的“证”所指向的。

用中医的语言来描绘，应该是一个方子能够对应无数种病；一种病有无数个方子来对应。

这就是中医的特色。这就是西医削尖脑袋也琢磨不透的道理。
什么‘本质’之类的东西，拉倒吧。

-=-=-=-=-=>
星河在偷换证、病换概念的含义以行攻击！
病等于证吗？
方证对应是中医能呈现诊疗效果的客观基础。难道诊疗活动不是追求方证相互对应？
病有多个证，不同病间可有相同的证。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当然可有调整)。你怎么把病等于了证？

星河

下面引用由gonmai在 2005/12/17 04:38pm 发表的内容：
病有多个证，不同病间可有相同的证。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当然可有调整)。你怎么把病等于了证？`

说的就是你这个‘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
一方仅仅对一证吗？一证仅仅对一方吗？
不明了‘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的存在条件，不考虑‘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的适用范围，摇头晃脑地背诵着汤头歌‘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这就是书呆子的通病。
这类书呆子大量繁衍充斥于中医界后，导致了中医诊疗水平的普遍低下，让西医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医疗阵地。
‘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可以比喻为小学生学写汉字的‘横平竖直’，也可以比喻为初练武术的‘前腿弓后腿蹬’。
你能说那些书法家不‘横平竖直’就不是写汉字么？你能说那些飞檐走壁的功夫不‘前腿弓后腿蹬’就不是武术么？
扁鹊华佗，你认为他们是中医吗？他们何时‘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啊？
中医学习的境界，就是“一个方子能够对应无数种病；一种病有无数个方子来对应”。理法自然，心中无方胜有方。
你们研究中医追求的‘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把个活生生的中医学问呆板教条化，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只能念经不会治病。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星河在 2005/12/17 07:38pm 发表的内容：
说的就是你这个‘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
一方仅仅对一证吗？一证仅仅对一方吗？
不明了‘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的存在条件，不考虑‘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的适用范围，摇头晃脑地背诵着汤头歌‘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这就是书呆子的通病。
这类书呆子大量繁衍充斥于中医界后，导致了中医诊疗水平的普遍低下，让西医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医疗阵地。
‘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可以比喻为小学生学写汉字的‘横平竖直’，也可以比喻为初练武术的‘前腿弓后腿蹬’。
你能说那些书法家不‘横平竖直’就不是写汉字么？你能说那些飞檐走壁的功夫不‘前腿弓后腿蹬’就不是武术么？
扁鹊华佗，你认为他们是中医吗？他们何时‘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啊？
中医学习的境界，就是“一个方子能够对应无数种病；一种病有无数个方子来对应”。理法自然，心中无方胜有方。
你们研究中医追求的‘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把个活生生的中医学问呆板教条化，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只能念经不会治病。

理论研究·辨方症论治体系初探
张　文　选
摘要:“辨方症论治体系”是与现行“辨证论治体系”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辨治方法。该方法强调从患者错综复杂的临床症状中,见微知著地抓住与某一方症特征性表现相一致的关键症状而确定诊断,即着眼于识“方症”,而不是辨“证”。《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典籍中方症相关的内容是“辨方症论治体系”的理论基石。提出并确立“辨方症论治体系”的概念,不仅有利于抓住中医辨治学的精髓以提高临床疗效,而且可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思路。
关键词:辨方症论治;辨证论治;辨证学;方症理论中图分类号:ｒ241　　
自从“辨证论治”的概念产生以来,特别是经权威性的《中医基础理论》等教材进一步确认以后,现行辨证论治方法就被推崇为“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受教材导向作用的影响,不仅辨证论治本身在中医临床辨治学中占据了一统天下的特殊地位,而且中医学界也因此很少探讨辨证论治的局限性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辨治方法与体系。然而,在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等典籍中,蕴藏着另外一种与现行辨证论治方法截然不同的辨治体系,即“辨方症论治体系”,由于该辨治方法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以及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笔者想就这一体系的特点、提出的依据及其在中医临床中的意义等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1　辨方症论治与辨证论治辨方症论治的基本方法为:在认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经典中的有效方及其适应症的基础上,将方与症之间的本质性联系、方症的特征性表现以及方与症的效应关系把握清楚,临床上,从病人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中见微知著地抓住与某一方症特征性表现相一致的症状,即确定为某方症,并处以该方进行论治的一种方法。擅长于运用伤寒方、温病方的不少名医在临床中每多使用辨方症论治的方法。
在此试列举笔者跟随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与著名温病学家赵绍琴教授临床学习时见到的实例做一说明。刘渡舟教授擅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疑难杂病,他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所论述的脉症,将苓桂术甘汤的适应症概括为:水舌(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上述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得不可思议的疗效。赵绍琴教授对升降散有深刻的研究,以之治疗火郁症。他把升降散的适应症概括为:舌红起刺,脉弦滑细数,心烦急躁,自觉心中愦愦然,莫名所苦等。临床上只要见有上述升降散症,不论是什么疑难杂病,就率先投以升降散,亦可每起沉疴。
分析他们共同而基本的临床思路,可以看出以下3个特点:
首先,把某一有效方的适应症特别是特征性表现把握清楚,如苓桂术甘汤的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等;升降散之心烦急躁、舌红起刺等。
其次,把某方与其适应症的特征性表现紧密连接在一起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方症”,如苓桂术甘汤症、升降散症;
其三,在临床上不管患者的病症多么错综复杂,只要能发现某一方症的特征性表现,就紧紧抓住这一特征性表现,确定为某“方症”,径投该方予以治疗。这一临床思路就是本文所谓的“辨方症论治”的方法。
辨方症论治方法与现行辨证论治方法有着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由于“证”是由“辨”得到的,而“辨”是医生主观的思维活动,因此,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辨证的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辨方症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症”。由于作为患者临床表现的“症”是客观存在的临床事实,因此,“症”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
例如,《伤寒论》的桂枝汤症,当兼见“项背强兀兀”者,即变为桂枝加葛根汤症,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4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居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出现“腹满时痛者”,即变化为桂枝加芍药汤症,此方系桂枝汤将芍药量增加一倍,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症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症,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的解表剂一变而成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类方。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症”而不是“证”。“项背强兀兀”、“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症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也是疾病本质的客观表现。虽然辨方症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能力,但是,医者可以将诸如桂枝加葛根汤症、桂枝加芍药汤症、桂枝加附子汤症等既有方症的特征性症状作为对照症,比较对照而辨之,即可以参照前人的已有方症的经验进行辨症。相对而言,辨方症有利于提高临床诊断的客观性。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医学全集》)。由此可见,人们所说的《伤寒论》的方证,其“证”字其实就是症状的“症”。《伤寒论》六经提纲辨六经“病脉证并治”的“证”,实质上也指的是“症”。因此,为了避免与《中医基础理论》所说的“证”与“辨证”的概念混为一谈,笔者将伤寒学界所谓的“方证”改称为“方症”;本文论述的“辨方症论治”体系概念,也统一用“症”,而不用“证”。
其二,辨方症论治的特点之一是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地确定方症的诊断。即可以根据患者非主诉的、个别的但却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症状,或者疾病本质初露苗头的细微表现,见微知著地做出某一“方症”的诊断,并投该方予以治疗。这是辨方症论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笔者曾治一女性三叉神经痛患者,阵发性右侧头部剧烈疼痛,痛时如电击、锥刺,痛剧时不由自主用头撞墙,或倒在地上打滚,嚎啕大哭,烦躁扰动。服西药卡吗西平可以临时止痛,但该药的副作用使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及泛发性皮疹,因而不得不停服该药,试请中医会诊。诊脉见两尺沉微而弱,问二便得知小便频数而急,夜尿尤多。当时由小便特征结合脉象,突然联想到《金匮要略》“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一方症,随即处肾气丸原方加全蝎5ｇ,方中炮附子量至10ｇ,嘱试服1剂。结果1剂痛止,继服5剂再未头痛而出院。后随访竟然痊愈如常。这一病案诊断过程没有从辨别头痛的部位、头痛的性质等常规辨证入手,而是抓住了小便数多这一特殊症状来确定方症的。小便数多并不是患者的主诉,而仅仅是剧烈性头痛主诉的一个不起眼的伴随症状,但却反映了头痛的本质。这就说明,辨方症论治的要点在于把握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症,哪怕是个别的症。这一点与辨证论治方法的思路有所不同。
其三,辨方症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症为基础,要求医者必须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的原文,明确其中方与症相关的规律,方症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症的理论。
例如五苓散方症,《伤寒杂病论》有6条原文分述了五苓散的蓄水症、水逆症、癫眩症、水痞症、霍乱症等脉症;并且辨析了五苓散症与茯苓甘草汤症、泻心汤症、理中丸症等相关方症的鉴别;更为重要的是论述了“多饮暖水,汗出愈”这一方症效应的特点,即点出了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这一关键。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症相关的这些内容,才能在临床上更恰当、更灵活地应用五苓散方症。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相关的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方症使用五苓散原方。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症,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症等等病症,而且,在方症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由此可见,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要求和思路是不一样的。关于辨方症论治与辨证论治各自的特点,刘渡舟教授曾提出:“《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刘渡舟所说的“辨证知机”,其基本精神实际上就是辨方症的学问。著名经方临床家胡希恕也曾认为:《伤寒论》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如桂枝证、柴胡证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胡希恕》)。也就是说,《伤寒论》虽然有辨六经八纲的方法,但辨别一个一个的方症,才是其中最根本的最具体的辨证方法。可见,前辈们虽然没有提出辨方症论治体系的概念,但已经认识到辨方症的重要性。笔者体会,现行辨证论治方法是一种最基本的临床辨治方法;辨方症论治则是一种高级的、特殊的辨治方法。
2　辨方症论治体系提出的依据
2.1　《伤寒杂病论》经方的方症是辨方症论治体系的理论基石。
伤寒学界普遍认为《伤寒论》的辨证方法是六经辨证。但是,清代柯琴却能独辟蹊径,方不拘经地以方症为主线研究《伤寒论》的辨治体系,柯氏认为:《伤寒论》一书,自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后经方中行、喻嘉言各位更定,更大背仲景之意。因此,他有志重编《伤寒论》,但却找不到仲景原书的有关根据,在苦于无从着手重编的情况下,他细心地发现了《伤寒论》中“仲景有桂枝症、柴胡症等辞”,由此便设想仲景必然是按方症为主来辨治伤寒与杂病的,因此,“乃宗此义,以症名篇(指以方症名篇),而以论次第之”。并认为这样重编,虽然不是仲景原本的编次,但“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即能够从根本上抓住仲景《伤寒论》最核心的方与症这一关键,有效地把握方症辨治的实质(柯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凡例》)。在《伤寒论注·凡例》中,柯氏进一步指出:“是编以症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别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症列太阳,栀子、承气等症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症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症后;从麻黄症更变加减者,附麻黄症后。”这段论述道出了柯氏重编《伤寒论》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一思路,他于《伤寒论注》中分述了桂枝汤症、麻黄汤症、小柴胡汤症、真武汤症、四逆汤症等大症类,以及大症类下的各个具体的方症,从而阐扬了仲景方症论治的精神,开辟了辨方症论治的先河。学术界认为《金匮要略》中包含的辨证方法是脏腑经络辨证。但是,根据仲景自序“《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来看,仲景当时是把伤寒与杂病合编在一起论述的。另外,柯琴在《伤寒论注》中也曾指出:“原夫仲景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除此,从《金匮要略》的具体条文来看,其方症对应、相关的体例与《伤寒论》完全一致。如果我们仿柯琴《伤寒论注》淡化六经,注重方症的编写体例,对《金匮要略》也以方症为主线进行重新编次的话,《金匮要略》辨方症论治的思路就会跃然纸上。因此,笔者认为,《金匮要略》既有辨不同病的脏腑经络病机的思路,更有辨方症论治的方法,与《伤寒论》一起,奠定了辨方症论治体系的理论基石。
2.2　叶天士、吴鞠通温病方的方症是辨方症论治体系的理论支柱。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吴鞠通感叹温病学界尚没有象《伤寒伦》那样方症对应、一条一辨的医书,因此,他“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温病条辨·凡例》),著《温病条辨》一书,以期“羽翼伤寒”。关于症、治、法、方之间的关系,他在凡例中指出:“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因此,他在《温病条辨》中不仅逐条论述温病的症与方,而且注明了各方所属的法,如银翘散为辛凉法、清营汤为咸苦甘法等,也就是说,他把方与症、方与法相互对应地进行了论述。这种仿照《伤寒论》体例,一方一症,方与症相关的辨治思路,为辨方症论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温病条辨》的大部分方剂是吴鞠通根据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处方,经过其匠心巧运,一一拟定的,而叶天士是善于变通运用经方的大师,因此,《温病条辨》中的诸多方症实质上是对叶天士变通运用经方经验的总结,如小陷胸加枳实汤、加减复脉汤、连梅汤等等。由此可以认为,《温病条辨》中蕴藏的方症理论不仅可以羽翼以《伤寒论》,补充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症内容,而且总结发展了叶天士的温病方症理论,是辨方症论治体系的重要内容。
2.3　有效时方的方症是辨方症论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仲景经方与温病方外,历代医家在其不同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很多疗效非凡的方剂,这些方剂经后世的不断验证、总结,有着与经方相类同的重要临床价值。清代陈修园在毕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同时,也倾注精力研究时方,曾撰写了《时方妙用》、《时方歌括》两部临床实用且至今不朽的著作。关于编辑时方的目的,他在《时方妙用·小引》中作了说明:“时方固不逮于经方,而以古法行之,即与经方相表里,亦在乎用之之妙而已,因颜曰《时方妙用》。”正因为时方有“与经方相表里”的重要意义,所以他苦心编撰了此两书。陈氏的这两本书中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方症相关内容。清代吴谦等人编著《医宗金鉴》,在该书《杂病心法要决》等内容中,每于病名之下,首列某病总括,或再列某病辨证,而后论述某病之法,可贵的是在论述治法时采用了以方类症的方法。如脚气门,仅用四句歌括作为总括论述了脚气的病机辨证,然后,即方症关联、以方类症地分述了当归拈痛汤、加味苍柏散、大防风汤、独活寄生汤等方症。这部书中的方症内容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另如李东垣的著作中就有类似《伤寒论》方症对应的体例和内容,如《内外伤辨惑论·卷中》的以下两条:“肩背痛,汗出,小便数而少,风热乘肺,肺气郁甚也,当泻风热则愈,通气防风汤主之”;“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此足太阳经不通行,以羌活胜湿汤主之”。上述时方方症相关的内容,为辨方症论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　阐扬辨方症论治体系的意义
3.1　有利于把握中医诊治学的精髓，提高临床疗效。
虽然六经辨证论治方法在把握伤寒病的发展变化规律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伤寒论》一书更为重要的内容并不是六经辨证,而是仲景“博采众方”、“平脉辨证”所总结的治疗伤寒病的方症,也就是说,方与症才是《伤寒论》的精髓与核心。抽取了《伤寒论》中具体的方症及辨方症论治的内容,六经辨证就变成了现行《中医诊断学》中介绍的六经辨证的内容,其临床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众所周知,虽然目前已经见不到仲景当时所遇到的使其家族在10年之内死亡“三分有二”的伤寒病,但是伤寒学理论却仍然有效地指导着现今临床的诊断与治疗,其原因正在于《伤寒论》中的方与症以及辨方症论治的内容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而移植于其他疾病的诊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确定了以脏腑经络病机理论为重心的脏腑经络辨证论治方法,用以把握杂病病机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是,与《伤寒论》一样,《金匮要略》的精髓与核心仍然是具体的方与症以及辨方症论治的理论。除去了《金匮要略》的方与症这一核心内容,单纯的谈脏腑辨证,《金匮要略》的辨治学理论就会黯然失色。可以说,《金匮要略》之所以能够逾越千年而不衰地指导当今临床的诊治,其原因也正在于该书中包含有丰富的方与症以及方症相关的理论。叶天士、吴鞠通根据温病的发病特点,确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理论为中心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方法,用以揭示温病发生发展与病机变化的规律。但是,如果没有叶、吴等医家创立的能够有效控制温病的方以及与之相关的方症理论,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就会被架空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吴又可为代表的温疫学派,这一学派不主张卫气营血辨证,力主辨杂气的特殊性。然而,从现今医学发展的水平来看,吴又可的杂气学说多数内容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所制定的达原饮、三消饮、三甲散等方症却能仍然有效地用治于现今的疑难病症。综上所述,尽管各辨证方法在把握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发展变化规律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辨证方法赖以存在的具体方症及其方症相关的理论才是这些辨证理论的精髓和核心。因此,阐扬辨方症论治体系有利于真正掌握各种辨证论治方法的精髓与核心而提高临床疗效。
3.2　可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
冷静地分析近几十年来中医现代研究的历程,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与教训的确不少:单纯的方药研究可以揭示其治疗机理,但却无助于中医理论本身的提高与发展,如青蒿的研究、丹参的研究等等;单纯的中医“证”的研究也曾遇到了难以继续深入的困境。然而,如果从辨方症论治的思路出发,从方症效应、方与症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则中医现代的研究有可能走出困境而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顾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的历史,笔者认为可载入史册成为辉煌一页的当数清开灵的研究。清开灵的原始处方是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安宫牛黄丸。精简原方、更新工艺、改变剂型,使之成为新制剂且能保持原方的疗效,本身就是创新。清开灵最初用于感染性疾病的高热,这是原始处方本来的治疗方面;继后用以治疗肝病;进而将其临床使用范围扩展到治疗中风,而且获得了很好的疗效。该药还被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等更加广泛的病症。这项研究不仅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复方新药,而且发展创新了温病学凉血解毒、醒脑开窍的理论;基于清开灵治疗中风的研究,王永炎院士提出了中风病机“毒损脑络”的新学说,即创新了中医对中风病临床研究的理论。清开灵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其原因正是在于对“方”的药学研究及对“症”的临床研究均没有违背方与症相关联的规律。也就是说,该研究始终是把安宫牛黄丸、清开灵方与其相关的症联系在一起进行的。由此可见,辨方症论治体系强调方症相关的理论是中医现代研究的基点,在方症理论指导下,从药学角度研究“方”,从临床角度研究“症”以及方与症的“效应”问题,不失为现阶段中医现代研究的可靠途径。因此,阐扬辨方症论治体系,有利于促进中医现代化研究的进程。
以上笔者初步讨论了辨方症论治体系的有关问题,由于这一题目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如辨方症论治与现行辨证论治的关系问题等等,均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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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Y2004-12-21, 11:40 PM
确是一篇好文章,楼主能告知转自哪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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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1232004-12-30, 09:35 PM
这应是胡希恕先生的伤寒学观点。

南京陈斌

论方证相应说及其意义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 煌
论方证相应说及其意义
方证相应说是探讨临床处方药物应用规律的学说之一。该学说首见于《伤寒论》，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成为中医临床的原则和方法。方证相应说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方证相应说在理论上有鲜明的特色，在临床上也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方证相应说的研究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必要途径，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重视。本文就其学说源流、学术内容及其意义探讨如下：
1方证相应说的源流
方证相应说首见于《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伤寒论》并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如“病如桂枝证”（166条），“如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条）。《金匮要略》则有“百合病”的病名。隋唐孙思邈遵循仲景这一原则，在《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的整理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宋代伤寒家朱肱对方证相应说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并指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清代以后，仲景方证相应说越来越受到医家的重视，如喻嘉言将方证相应说通俗地解释为“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并针对明代医学的偏弊，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的口号，在当时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喻氏之后，伤寒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高度评价方证相应的思想，认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其《伤寒来苏集》的编集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充分体现了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清代名医徐灵胎对方证相应说的阐述则更为深刻。“不类经而类方”的《伤寒论类方》，是他研究《伤寒论》30年的心得。在书中徐氏指出《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盖误治之后，变症错杂，必无循经现症之理”。又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里的“方之治病有定”，就是方证相应。所以《伤寒论类方》重点论述各方证的病机治法，成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提倡仲景方证相应思想的不仅在中国，与徐灵胎同时代的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对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更为推崇，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方”。其著作《类聚方》只述方证，不及方意药理，识证更重视实证，临证擅长运用腹诊，强调方证相应近乎过激。他成为日本古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近现代，方证相应说仍成为许多医家的临床指导思想。曹颖甫、陆渊雷、祝味菊、恽铁樵、包识生、范文甫等医家，在中医处在危急存亡之际，开展方证研究，为保存中医学术作出了贡献。现代名医岳美中、吴佩衡、范中林、胡希恕等，临床擅用经方，在方证识别和古方今用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综上所述，方证相应说始于张仲景，其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医临床的重要学说。
2方证相应说的基本内容
2.1 关于方 方证相应说所说的方，不仅是指药物的特定组合，而是还指有明确应用指征的药物，如独参汤、甘草汤等虽均是单味药物，但也称方，这因为独参汤治气促汗出、心悸胸闷、脉弱舌嫩的元气欲脱证；甘草汤治咽痛干燥。这就是方为证立。所以，明确的应用指征对于方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方必有证，有证方能成方。历代中医的方剂数量是惊人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10万余首，但真正有明确应用指征的方剂却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唐宋方书中。这些方剂配伍严谨，指征明确，只要对证用药，临床疗效比较肯定。这些方，后世称之为“经方”、“古方”。如徐灵胎所说：“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此乃群方之祖，神妙渊微不可思议”（《兰台轨范·凡例》）。讲方证相应，必须以这些方为基础。
2.2 关于方证 证，字义证据、证实、证验、症状。方证是以方为名的证。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与证据。这个证，是以人的外在表现为依据的。古代的方证属于用望闻问切采集到的患者的外在表现。特别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在描述上更朴实而形象。如黄连阿胶汤证“心中烦，不得卧”，勾画出一位焦虑不安、转辗反侧、心火旺盛的病人形象。桂枝甘草汤证“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则勾画出了一位心悸动、冷汗出的心阳虚病人的形象。大黄 虫丸证的“羸瘦腹满……肌肤甲错，两目黯黑”，则勾画了瘀血患者的形象。这些方证虽然属于定性的指标，但能帮助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住疾病的本质，有利于正确地处方用药。方证的着眼点是“人”而不是“病”。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经常使用“其人……”、“……者，……汤主之”的句型，以及“酒客”、“湿家”、“失精家”、“尊荣人”、“冒家”、“淋家”等提法，就是古方证重视“人”的反映。在这些方证基础上研究其病理实质，寻找方证定性定量的客观指标，将大大提高中医用药的准确率。
方证有主证、兼证、类证之分。所谓主证就是反映方证本质的那些特异性的症状和体征。如桂枝汤证以脉弱自汗为主证，麻黄汤以恶寒无汗而肿为主证。有这些主证的任何疾病都可使用本方。柯韵伯说“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也。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病，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伤寒来苏集》）。所以，桂枝汤可以用于治疗心脏病、发热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等多种疾病。所谓兼证，或称客证，是常伴随主证出现的一些症状或体征，如桂枝汤证多兼发热、关节痛、鼻鸣、干呕等，麻黄汤证多兼见浮肿、气喘、鼻塞等。主证与兼证的关系是主客的关系，没有主证，兼证就不能成立。例如，如果没有脉弱自汗的皮肤病，是不能随便使用桂枝汤的。所谓类证，是指临床表现相类似的方证。其中有近似证，如小建中汤证与桂枝加芍药汤证、柴胡桂枝汤证与柴胡桂枝干姜汤证、麻黄汤证与麻黄加术汤证等；也有证相同，而程度不同者，如桂枝加芍药汤证与桂枝加大黄汤证、苓桂术甘汤证与真武汤证；更有表现酷似而性质完全相反者，如四逆散证与四逆汤证。类证需要比较鉴别。
2.3 关于方证相应 相应，是互相呼应。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方证相应是取效的前提和条件，徐灵胎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金匮要略心典·序》）就是说方证必须相应，方证相应了，就是特效方，就是必效方。不对应，就是无效方。所以，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标志，就在于能否识别方证或药证。前人常用“丝丝入扣”、“精细”、“绵密”等词来评价名医处方用药的水平，实际上就是评价方证相应的水平。
根据方证相应的原则，方剂必须随着证候的变化而变化，证不变方亦不变，方随证转。要做到这一点，方剂的加减就不可缺少。朱肱说：“仲景伤寒方一百一十三首，病与方相应，乃用正方，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类证活人书》）徐灵胎也持此观点，他说：“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医学源流论·古方加减论》）他们所谓的“病”，就是方证，而“科”、“症”则是指“药证”。只有通过加减，才能使方与证达到相应的理想状态。徐灵胎曾指出临床使用方药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药无方。“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另一种是有方无药。“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医学源流论》）。很明显，这两种毛病的症结就在于忽略了方证相应的原则。徐灵胎同时也指出正确处方用药的原则：“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者之罪也。”无论是切于病情或本于古法，都是方证相应的一种表述。要解决有方无药，或有药无方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方证相应。
3倡导方证相应的意义
3.1 方证相应是中医治病的优势和特色 中医学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西医学的分析还原的方法，因此治病没有从寻找特异性病因入手，而主要观察和辨别患者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使病因不同，主要反应状态相同，也给以相同的方药治疗。另一方面，按西医诊断认为是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的反应状态不同，所处的方药就不相同。所以，方证成为中医学诊断治疗的最为重要的单位。对于这个问题，就是在西医学尚未传入的古代，已经有所认识。清代医学家徐灵胎曾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伤寒论类方·序》）。这里所谓的“方之治病”的“病”，就是方证。“病之变迁无定”的“病”，则是指病因。临床上，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反映机体反应方式的证没有变，抓住证，就能使用古方治今病，即使是那些病因尚不明确或无特效疗法的疾病，中医学依然有其治法，目前用黄连解毒汤治疗脑血管意外，用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用半夏泻心汤治疗幽门螺旋菌感染，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等报道，均能说明这一点。
3.2 方证相应是天然药物复方的临床应用原则 天然药物的成分极其复杂，药物下咽究竟起到何种效应？要真正确明其中奥妙，恐怕相当困难。所以，若以实验室的动物实验数据，加上西医学现阶段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去指导对人体的天然药物的传统使用（煎剂、丸剂、散剂的传统剂型），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我们让患者服用的是饮片，是没有分离过的天然药物，而且使用的大多是复方，少则三五味，多则一二十味，经过传统的煎煮以后，几乎所有的药物成分均要下咽，所以，希望其中某种成分起作用只是良好的愿望，事实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其中的规律。方证相应的临床应用原则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中医学研究，重视前人实践经验继承的缘由所在。
3.3 方证相应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基础和前提 中医客观化的工作，近几十年来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过分重视理法证的研究，而忽视方药证的研究，也是其中的失误之一。传统的辨证方式较多，但比较客观的应当是方证药证的识别。因为尽管中医的理论哲理较多，但其临床处方用药却非常实在。因为无论是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经辨证，其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的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就成为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批评一些医生的那样，“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慎疾刍言》）。如果总结和整理方证药证的识别经验，并使其规律化，就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第一步。以此为基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就一定能够找到证的量化的指标，使方证药证的识别更客观和正确。
3.4 方证的识别是经方派中医的基本功 方证识别中的抓主证、辨兼证、析类证等过程，是一项艰苦的思维活动。由于方证的识别具体而细致，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可以使临床思维更为细腻、绵密。尤其是经方的使用，更是中医临床上难度较高的技术，正如徐灵胎所说：“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医学源流论·禁方论》），所以，方证的识别对于训练辨证论治的能力，培养知常达变的本领，是大有好处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方证识别的准确率常与医者的临床经验、思想方法、即时的精神状态等诸多因素有关，故百分之百的、彻底的方证相应仅是理想中的状态。但对经方派中医来说，方证相应永远是临证始终追求的最高境界。

南京陈斌

由方证引发的感想
那天ydh出了一道方证解释的“选择题”，由此引发我对方证的极大兴趣，这几天无事时，老是思考些方证的问题，时断时续，结果有了好多关于方证甚至中医的感想，我将它们记录下来并集中在这里，与大家交流。随感而发，不一定正确，还有些凌乱。
我仅仅只是一个中医爱好者，学习中医的时间不长，而且毫无临床经验，纸上谈兵而已。不过，这样的纸上谈兵，或可视为体现自己思想方法层面的认识观？若我参加实践，它定将左右我的行为方式。我设想了一下，假如我真的临床，必喜经方和辨证方，其志向，定是做个出色的经方家。



我理解方证相应说，立足点是方，着眼点是证，精彩处是相应，疗效的关键。从“相应”论，我倾向于方证的“证”有状态和证据两层含义。仍以小柴胡汤证为例：
“证”指状态：服用小柴胡汤后机体必会良性改变的病理状态。
“证”为证据：使用小柴胡汤时，机体必须具备的由病理状态的即时信息群所构成的适合服用小柴胡汤的具体证据。
之所以用信息群而不用症候群，是考虑方证的“证”里面，似乎有言谈举止、神态丰采、生活习俗、心理活动等一些不与“病”有关却与“人”有关的内容。



方证比之中医其它证的优点在于，辨证完成时无须再继续“论”，即有相应的方可用于治。



对状态准确而完备的描述，要建立在病理和药理彻底研究清楚的基础上，也只有这时，方证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规范化，方证对具体症状的界定与状态的界定才可能接近对等。在此之前，方证体系的不完善，难以避免。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方证是目前中医所有证中最直观和客观的，最具可操作性。



辨方证，老手能够感知，但还得提醒新手，入门须从认知开始。



张仲景以他的思维和语言总结了截止他以前的经方方证，医圣之后的千多年里，每一方的方证内容，中外医家代有积累。从现在，至将来，方证还会不断完善，随着科技进步，将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所有关于方的使用的知识，都将成为新的方证。到时，也许方证不仅有宏观的体征和指征，还将有数字化的指标，微观层面的数据，所描述的状态，所辨的证，必将趋于更准确，更简练，更规范。
具体方证内容及其应用的研究和交流，对中医临床有积极意义，值得每一个临床中医生高度重视，而经方方证相应能够取效的实质研究，则应该引起整个医界的重视。黄煌教授有关方证药证的著述，就是着重在临床的鉴别与应用方面，作出了阶段性的有益探索。



现代西医是资历尚浅的小弟弟，目前被称为现代的那些科学也不是最高的巅峰。我所理解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意味着不断的探索与前进，它不是静止的，是发展的概念，是日新月异，永无止境！我们现在两千年时的现代科技，在九千年时的人们眼里，该是古代科技吧？而今天自诩现代人的我们，也要被称为古人哩。



中医最终得用现代通用的语言将其内涵表述出来，才能使人信服。中医可以不屑取西医信，不屑使现代科技服，但却必须取得生活在现代的芸芸众生之信服，他们是中医生存的土壤和存在的理由。



这几天，好几位网友围绕方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看得出，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核心焦点大致是中医与现代科技。大家坦诚交流学术，很令人愉快。雍乾曾说：“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很珍贵。”这话说得非常好，很诚恳，也很有见地。希望这种坦诚交流也能够成为经方沙龙吸引人的魅力之一。
经方沙龙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格，与我的性格颇为相投，所以成为这里的常客。另外，我也很敬佩在中医临床中实践经方的医者，因为在现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依然坚持经方的理念，非常不容易。真心希望经方沙龙能够越办越好。



带着问题重读蒋文跃《情绪化认识有害中医学发展》一文，再次肯定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再次由衷地赞叹他的剖析之精辟。现在已经总结出来的方证的体征构件，与方证所代指的真实病理状态还有相当的差距。其原因和困难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减小差距使两者接近对等始终应当是方证实践者和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之一。有感于此，抄录一段蒋文，来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笔者认为人体功能状态只要是存在的，就有可能进行表述。整体功能状态难于表述并不等于不能表述，现在难于表述并不等于以后难于表述。这正是摆在当代中医药研究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知难而退与知难而拒不应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医者所持有的理性态度。如果所有的学科中的思想与方法都被用于中医药研究，这一定是中医药之福而不应被看作是中医药被肢解之祸。”
　　


——关于方证解释的补充想法
“证”指状态：是指方与证的自然属性。小柴胡汤能够令机体的某一病理状态得到良性改变，这是一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在人类认识它之前或之后，这种天然相应的关系都始终存在着，不是由理论推导而建立和产生的，也不因人类对它了解的多少或描述是否准确而改变。而小柴胡汤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本领”，必得对应着特定的机体状态才有意义，我认为此一特定的机体状态，可以理解为小柴胡汤证。
这层含义的意义在于，确立人们在思想上必须认可这项事实。小柴胡汤所指代的病理状态，目前西医的疾病谱里没有它，现代科技水平不能准确界定它，中医不能完整的描述它，但它却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前人的经验真实可信，中医能治病不是凭空胡说，中药起的也不是安慰剂的作用。小柴胡汤能够良性改变小柴胡汤证的事实不容置疑。不过，要建立相关的学术公信，中医尚有工作要做。


“证”为证据：是指医者在临床实施方与证相应的过程中，证的作用性质而言。中医所描述的一项项具体的体征指征之集合构成了方证，医者据证选方，这时证所起到的，实际上就是证据的作用。辨方证的过程，是辨识体征指征的过程，也是鉴别具体证据真伪的过程。办案的律师，必须寻求到法律条文与最有价值的证据两两相应才会赢，临床的中医生辨方证，何尝不与此理同？
证据的含义，或许要与中医其它传统的证相对比，方可容易说得清楚些。中医其它传统辨证的“证”，不如方证直观，独特的语言中包含有更多因素，如脾胃虚寒证，脾胃是病位，虚是病势，寒是病性。这些因素综合成一个抽象的特有诊断概念，引导医者需要以灵活的思路循着中医医理来处方用药，而这个处方用药的过程，我体会就是中医传统辨证论治中“论”的精髓，其与中医的病因病机治法治则等有关，还与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药性有关。
与方证相比较，传统辨证中的“证”更深邃，“论”的过程也不甚透明，或许这个“证”里有状态的意思，但其中另有更深一层的思辨玄机，甚为灵动，使之不能仅仅界定为证据那么简单。而方证的“证”，其组成元素较多的是寒热往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这类直观的体征和指征，在患者身上寻找到的这些属于某方的状态特征，就是决定是否使用某方的直接证据。或者换种说法，医患双方互动过程中，方证相应的操作规程，实际上已经给方证赋予了证据的意义。




从我的认识观出发，很欣赏张仲景在伤寒所展示的严谨思维、细致入微的临床观察和理性的工作作风。



“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按我的理解，伤寒的方证相应，其本质是粗糙原始的实证精神。在古代自然科学多么不发达的情况下，张仲景亦以有限的资源完成了实证的思维。



与中医相比历史非常短暂的西医，飞速发展是以所有学科和领域的创新科技作为推动力的，其势摧枯拉朽，其强称霸四海，实属必然。如果勇于正视现实，事实上中医拾遗补缺的地位已渐形成。但西医过度的科技化又使它丢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显现出难堪的缺陷。有趣的是，中医手捧着现代西医尚还缺失的金饭碗，却又时时感到生存危机，为何？
我从旁观，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西医的“进攻”，不是因为现代科技与中医结合得太紧密，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中医，甚至也不全是经济转型期的金钱桎梏，实是因为中医的整体疗效不佳，治疗水平下降而失信于众所致。可是，中医的整体疗效为何会下降？名中医为何越来越少？更深层的问题是：危机到底来自外还是源自内？建立学术公信的磐石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突发奇想，如果张仲景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在认识上，他会因为坚持永远的经典而甘愿将所有的高新科技全部拱手让给西医独享吗？



目前的方证辨证，有三个主要的缺陷，一是方证内容显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具有临床使用价值方证的可用方有限，所以它只能解决中医临床的部分；三是方证表述中有些中医的专用术语，现在还找不到贴切的现代语来对译，这其中的原由，与方证的本质尚未研究清楚有关。



黄教授发贴说：“特征法是传统方证识别的主要方法。经方方证，就如国画里面的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可以将那个“人”勾勒得生动传神。但毕竟不是照片，有些地方是不清晰的。”
沿用画像与照片有趣而形象比喻，也沿用黄教授评价方证尚不够“清晰”的实是求事态度，我回贴阐释了客观条件对工作结果的影响：“呵，呵，记得在电视里见到古时权位极尊的皇上在选秀时，要由宫庭画师的画像来定夺。如果有人献上照像机，想必皇上不会拒绝。这说明我们在完成工作时，要受到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制约。”
后来想到皇帝选秀之事既无聊又恶心，苦于一时找不到其它合适的例子替代，而且自己贴子的口吻似乎不够严肃，故将此贴删除。发贴时潜意识里的意思是：由于画像的随意性，使得很多人为的因素都可以影响到选秀的结果，毛延寿故意丑化王昭君，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辨方证也同此理，越清晰，就越接近客观真实，越易于规范而趋于简明，如此对医生临床辨方证越有裨益。想着因为贴子的删除而将这层意思“埋没”了，心中竟有些不了然，故在删除之后，现在又重录于此。



中医药是座巨大的宝库，这话千真万确，乐观而实事求是地说，在现阶段，为中医者，无论是搞临床，还是做研究，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理想与抱负都可实现之，名与利皆可取之。但现实是，中医院渐渐萎缩，有的中医生改行逃离，有的老师没信心教，有的学生没兴趣学，甚至有的子女送老人看中医不看西医，会担心别人议论论自己不孝。为何？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其本质或许是：人们用实际行动在选择，在扬弃。那么，人们想要选择什么？扬弃的又是什么？



网上有消息说，有个被称为迷上中药的美国老头穆拉德 ，贵为诺贝尔奖得主，因“亲眼目睹了中医药的独特疗效，由此萌生了研发现代中药的念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上海“创业”，准备要在中药宝库里掘金。也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



当年意大利对伽利略的宗教审判，阻塞了力学革命之后科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道路，加速英国成为意大利之后的又一世界科学发展中心。以化学为例，英国造就了波义耳和道尔顿这两位堪称化学之父的杰出化学家，成为孕育近代化学的主要场所。
若论中医的未来，套用一句老话，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而最最曲折的道路则莫过于：现代中医之花会否绽放在异域而非它的原生地？多年以后中国人会否要向外国人学习中药的使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医人甚至中国人，当深思。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星河在 2005/12/17 07:38pm 发表的内容：
说的就是你这个‘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
一方仅仅对一证吗？一证仅仅对一方吗？
不明了‘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的存在条件，不考虑‘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的适用范围，摇头晃脑地背诵着汤头歌‘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这就是书呆子的通病。
这类书呆子大量繁衍充斥于中医界后，导致了中医诊疗水平的普遍低下，让西医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医疗阵地。
‘一方对一证；一证对一方’，可以比喻为小学生学写汉字的‘横平竖直’，也可以比喻为初练武术的‘前腿弓后腿蹬’。

y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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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证辨证最直捷而又疗效肯定,体现了辨证就是治疗的特色,是辨证治疗一体化.后世的辨证体系是量体裁衣,而方证辨证却是在有限的方剂中作选择,是到服装店里买成品套装.是在框架里寻求自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追求应用的最大化和无限化.所以,胡老说方证辨证是辨证的尖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