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融合观

中西医融合观

王锡民 发表于 2015-2-11 02:13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进入90年代，超级大国之一的前苏联解体，从而使二战结束以来 ...

          谢谢关注。
       懂点历史比不懂强！

中西医融合观

          （二）中国历史演变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正是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那时氏族、部落的首领都拥有私有财产。富有的氏族首领逐渐成为氏族贵族，他们强迫战俘做奴隶。一些贫苦氏族成员也沦为奴隶。氏族贵族转化为奴隶主。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形成了，奴隶社会代替了原始社会。夏商时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夏商时代，共1000年。包括夏430年，商570年。夏，公元前21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奴隶社会。
     春秋时代，共800年。包括西周250年，春秋300年，战国250年。西周，公元前17世纪；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奴隶社会由鼎盛转向衰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秦汉时代，共800年。包括秦汉时期45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350年。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9年。封建社会的完善时期。
      唐宋时代，共800年。包括隋唐五代时期370年，公元582年～979年；宋辽西夏金时期330年，960年～1279年；元朝100年，1271年～1368年。
      明清时代，包括明朝270年，公元1368年～1644年；清朝270年，公元1644年～1911年；中华民国40年，公元1919年～1949年。封建社会的鼎盛转向衰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1949年。       
     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5年，夏、商、西周、春秋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1840年清朝鸦片战争。1840年～1949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社会主义时期。
      （三）中国与欧洲社会的时代差（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看来，还是有必要继续发布下去。

中西医融合观

          （三）中国与欧洲社会的时代差

      东西方时代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奴隶社会：地中海沿岸奴隶社会最早出现在埃及，大约6000年前非洲尼罗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小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3500年前后，形成了两个大国，即南部的上埃及王国和北部的下埃及王国。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逐渐强大，国王美尼斯率军征服下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强国，第一个奴隶制大帝国。奴隶社会沿地中海依次向巴比伦、希腊、罗马扩展，欧洲相继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成功地使他们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高峰。到公元5世纪（476年）古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奴隶社会结束进入封建社会。地中海沿岸奴隶社会是奴隶社会的典范。而中国在公元前6000年~4000年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阶段，之后是龙山文化——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后的夏商时代才进入奴隶社会，此时，埃及、巴比伦已经建立了专制的、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2）封建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的封建帝国，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为汉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欧洲处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走向衰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奴隶社会终结进入封建社会。欧洲封建社会仅有1000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年以上，是封建社会的典范。

     （3）资本主义社会：16世纪北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与美洲，诸如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明、清时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几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于1949年进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

     差异就是矛盾，就是斗争，就是不平衡，就要向着平衡发展。社会时代的差异就意味着先进的社会形态向落后的社会形态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和侵入，这种现象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通过经商、文化艺术交流、宗教传播、婚姻、人口迁徙、战争等形式实现相互交融。东西方有几次大范围的交融过程：

     （1）公元前3000年，居住在里海北部靠近伏尔加河的草原地区最原始的印欧人是库尔干人。他们饲养的家畜有马、牛、羊、狗，他们知道的野生动物有狼和熊，他们知道的金属可能只有铜。许多人认为马和战车使他们在征战中能取得很大优势从而扩展到后来的辽阔地域。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它分裂了，人们离开故乡分好几路向四面八方迁移。其中一路到了希腊，另一路到了意大利(这两路分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起源)。另一路穿过中欧一直到达不列颠诸岛(他们是高卢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的祖先)。还有一路北上到了俄国，同时又有一路跨过伊朗、阿富汗最终到了印度。他们每到一处，就征服或同化当地的土著，把自己的语言传播到那里。可以认为是欧洲奴隶社会向亚洲的扩张。

其中一支吐火罗人离开东欧故里(里海北岸)，到达塔里木盆地南北部、河西走廊。此后吐火罗人除少数进入祁连山中之外，大部分又经过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后越过阿姆河，进占巴克特里亚。在此期间，各地吐火罗人之间相继失去联系，并进而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逐渐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至楼兰一线，北缘的焉耆、龟兹地区，河西走廊西部山谷地带发展。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公元200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60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的“小河墓葬”里挖掘出29具用生牛皮紧紧包裹的船形棺匣。打开其中一个棺匣，一位4000年前欧罗巴少女的面容依旧生动。少女身披精致的羊毛斗篷，足蹬牛皮靴，随身携带的草编小篓里发现了麦粒。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考古与人类学家宣布，通过DNA检测，证实在我国新疆出土的“楼兰美女”是高加索人种，也是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定居者，而这一观点与此前刚刚完成“楼兰美女”复原图的中国刑警学院赵成文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中原，与此同时代的龙山文化的人类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木耒、骨铲、石镰和蚌镰的出现，间接证明在农业生产上又比仰韶文化提高了一步。家畜的数量还比仰韶文化丰富，种类也加多了，有猪、狗、牛、羊等。从龙山文化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充分说明了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大约是以这个时期为转折点的，嗣后逐渐向高度发展，终于加速了原始公社的解体。估计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900—1700年，甚至于认为它的早期应早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并及于渤海湾的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存也表现了密切的联系。以河南、山东为中心，西限至于陕西，也可能到达甘肃境内与齐家文化相交错，东北达到河北、辽东半岛，陕北、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许多灰陶遗址都和龙山文化有着某些联系。大体上可以这样假设，古代史上的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都与龙山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吐火罗人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融合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夏朝奴隶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吐火罗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融地就是在大关中地域，这就是周秦汉唐文化的起源。

     （2）匈奴人是最初在蒙古高原活动的一个游牧民族，有人认为是高加索吐火罗人的后裔。我国从有记载的编年史开始就一直有他们的踪迹，殷商时期，他们被称为鬼方、犬戎等等。从春秋时期开始，匈奴人不断南下骚扰。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匈奴元气大伤。西汉晚期，匈奴发生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朝消灭，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东汉初年，匈奴贵族中的反汉势力重新抬头，导致匈奴再次分裂，南匈奴归顺汉朝，北匈奴则坚持与汉为敌，经常发动对南匈奴和汉人的掠夺。东汉明帝、和帝时期，汉军数次攻打北匈奴，直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大败，只得向西逃窜。

     匈奴人西迁进入欧洲，将日耳曼蛮族赶出丛林，匈奴的铁骑和日耳曼强悍的入侵引发了欧洲的巨大动荡，并使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向分裂、衰弱，直至灭亡，欧洲从落后的奴隶时代进入了封建时代，结束了地中海沿岸延续了大约4000多年的奴隶社会，这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700年前成吉思汗率蒙古部族西征，扫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中世纪的迷信，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中国先进的封建文化传播到欧洲，间接地推动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匈奴与蒙古向欧洲的扩张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扩张。

    （3）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大家都清楚的，英国征服了印度，而后向东侵略中国，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加速了清王朝灭亡。最后一个封建大帝国灭亡，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战胜了封建主义。

      东西方时代的差异并没有阻断各地人民的交往、融合，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匈奴的入侵密切相关，匈奴游牧奴隶社会是被汉朝先进的封建社会打败的，汉朝没有能力直接打击罗马帝国，但是，欧洲进入封建社会的确与汉朝先进的封建社会有关。中国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与高加索吐火罗人向东方迁徙有关，他们带来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技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尽管欧洲、印度、中国有帕米尔高原及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但是，世界人民的交往与融合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从公元前4000～前3000年古埃及文明肇始，一直延续到公元２至８世纪东方诸国先后进入封建社会这个时段，即东方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辽阔的地域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以及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既有适应于灌溉耕作的农业文明，又有在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干旱条件下产生的游牧文明，这两种类型的文明相互传播、冲突与融合，逐渐催化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上古东、西方文明。譬如，古埃及文明就是由生活于南方沙漠地带的上埃及游牧民族与生活于北方肥沃地区的下埃及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古巴比伦文明则是对苏美尔人的农耕文化和阿卡德人的游牧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结果；希伯来文明是在生活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过游牧生活的希伯来人，与定居迦南的农耕民族两者相互碰撞融合的基础上生成的；从中亚移居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游牧文化，与印度河流域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固有的农业文明的有机融合，开创了丰富深厚的古代印度文明；而东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及南方的农耕文明，一起共同整合塑造成为儒释道互补的中华传统文化。三大中心，四大文明并非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天圆地方学说的起源（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懂得了这个社会时代差，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近代医学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欧洲！

无敌的烈士

大数据

中西医融合观

            二、中国天圆地方学说的起源

          天园地方学说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哲学、宗教、医学、伦理道德都与这个学说有关。

         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界，就以“人”的感觉器官感知世界，并以“人”的思维判断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必须有参考系，以什么为参考系呢？最直接的、最熟悉的就是人体本身和自己脚下的土地。“人”以不同于动物的睿智和灵气，以人体本身和自己脚下的土地为参考系，观察天空、大地、海洋、以及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企图解释宇宙的起源与人的起源，因此产生了古代的各种学说和神话。人和宇宙的起源问题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类的未来和宇宙的未来特别是地球的未来，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全世界的有识志士特别是中国的哲学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饱经忧患，中国知识分子又有“杞人忧天”的传统。

       宇宙观一直是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迷信邪说斗争的重要问题。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是一个在斗争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宇”就是四面八方的空间，“宙”就是古往今来的时间，合在一起就是指天地万物，空间是无边无际，时间是无始无终。

         就宇宙的结构，在文明时代初期，限于科学水平和思维能力，人类只能凭直觉来判断。有趣的是，各个民族都认为自己居住在世界的中心（实际上是以自己为参考系观察、认识宇宙），中国有“天园地方说”，欧洲有“地心说”。这是人类在认识宇宙时最初的结论。到十六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这是第一次冲破了宗教束缚，打开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引起了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

         “天圆地方说”是我国古代流传的对天地结构的一种认识，又称“盖天说”。古人把天穹看成一个盖子，大地则看成方形的大块，整个天盖绕着天极旋转，日月星辰则附着在天盖上，随天盖旋转，这就是人们看到的天体东升西落的现象。这个说法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古钱币，多为外圆内方孔形，就隐含着这个含义；又如，北京的天坛是圆形的，地坛则是方形的，也是这个含义。许多专家认为“天园地方说”产生于商代，从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天圆地方说”并不诞生于商代，在濮阳西水坡的一个6000多年前的墓穴已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原始盖天图式。

商代人还有了方位观念，在甲骨文中就发现了东西南北中等。在他们的观念中，东西南北四方都有神灵。不但在地上的各个方位有神灵，在天上也有东母和西母等方位神灵。方位观念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参考系），依据太阳的运动对空间进行标定，把空间分为东西南北中。

          古撒玛利亚人也有类似的认识，他们认为大地是一块平坦的盘状物浮在水面上，在大地的上方则是象倒扣着的大锅一样的天穹，在天和地之间，日月星辰运行在大气中。

          古埃及人则把天看成是女神黛娜的身躯，她伸开四肢环抱宇宙，在她身上布满群星，太阳每天晚上被她吞入腹内，早晨又吐出来；白天，太阳划着小船横越女神的身躯，从天空的一边到达另一边。

        古迦勒底人认为大地的四方为大洋所包围，中央象高山一样耸起，地的上方是天穹，象挂着的大钟，上面布满星辰；地底下有一个通道，在东西方各有一个出口，太阳每天从东面的出口爬出，沿天穹漫游，傍晚从西方的洞口落入，夜里，太阳沿着这个通道又运行到东方去。

        古印度人的看法最有趣，他们认为大地驮在四头大象身上，大象站在一个巨大的龟背上，龟则浮在水中，至于水在哪里就没下文了。

         总体上看，远古时期的人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天文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观察和想象的阶段，以人类自己为参考系观察天体运动，观察山川海洋，想象或推测宇宙的形成与构造。这是“地心说”的渊源，本来是唯物的，后来被宗教改造为神学理论的基础。

         据学者研究，“天圆地方”的观念起源于立杆测影所用晷影盘的形制。陆思贤先生说：“晷影盘必然是方中套圆，即‘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才能控制太阳东升西落的座标点，也才能保证每天太阳上中天时的晷影落在同一条南北纵线上，这是产生‘天圆地方’观念的基本实践活动”。有学者认为：“‘天圆地方’是一种观测天文的方法，因为天体是运行不息的，故曰‘圆’；地平作为固定不移的对照标准，故曰‘方’。所以，取法地平作为观测天体运动的标准，有如物理上作相对运动的两物体，必取一个物体作为静点（参照物）以计算之，由此而得出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周易·系辞传》记载：古者（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古伏羲氏是父系社会的首领，他长期仰首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低头观察大地的一切现象，发现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轨道是圆的，特别是太阳的运行轨道，无论用山或树作参照物，或者用插在地上的木棍作参照物，都不难发现它的轨道是圆形的。既然太阳的轨道是圆的，当然可以推知天是圆的，因为太阳是在天上运动的。他又以自己为中心（参考系）从四个方向观察大地，看到地平线是直的，四条地平线相交，从而得出结论：地是方的。“天圆地方说”产生于父系社会，是经过无数人、经过几万年的经验积累才得到的认识，而不是一个人发明的。相传伏羲创制《河图》、《洛书》时也用了“天圆地方”这个学说。

        既然天在上，地在下，那么如何解释天地之间万物的生长发育呢？能够作为参照物的只有人，以男女交媾生儿育女作参照物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参考系，因此，伏羲氏认为，天地交媾，交换位置方能生长万物，于是创立了“天地相交说”，这就是“天人合一”学说的渊源。《易经》是在“天圆地方”“天地相交说”“天人合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

        《易经》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创制可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时代。周文王姓姬名昌，所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1世纪。如果说它在殷末周初已见雏形，那么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

从远古到现代，易经文化在中华大地相传已经几千年了。它已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在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与古代思想、哲学、民俗、语言、文字、历法、气象、地理、人体、心理、农牧、建筑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四书五经”，就曾把《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来认真加以学习。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自然也把《易经》的学习作为必修的课程，所以说《易经》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源头。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却有着各自的方式，儒家主张济世，道家主张无为，对事物的看法主张顺其自然，即所谓的“道法自然”。《易经》的产生是古时的贤明之士，把人与自然巧妙的结合，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又在自然中生存并发展的这一过程理论化了，并总结其内在的规律，所以说《易经》是劳动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人在大自然的生存状态下总结出来的一套完整的朴素的哲学体系，后来曾有人说《易经》是一部以卜筮为形式的古老的哲学著作。

宋初著名道教养生家陈抟继承了《周易参同契》等早期炼丹理论，又得到麻衣道者所传《正易心法》等著述，在此基础上汲取了先秦道家老庄的阴阳学说，绘制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太极图》。此图的含意是:“其外一圈者，太极也。中分黑白者阴阳也。黑中含一点白者阴中有阳也，白中含一点黑者，阳中有阴也。阴阳交互，动静相倚，周详活泼，妙趣自然。”陈抟以道家学说为核心，对传统易学加以改进，并汲取某些佛教禅定学说，形成了他的内丹理论，又绘《无极图》加以说明。《无极图》的主要观点是“顺则生人生物，逆则成仙成佛”。通过修身养性，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三个阶段，最后达到脱胎成仙的境界。道教内丹“修仙”目的当然达不到，但道教内炼过程客观上起到巨大的保健祛疾、养生长寿的作用，至北宋中叶，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完全采用了陈抟《无极图》，但加上了不同的说明，用来作为“理学”宇宙生成论的学说。

             秦、汉以前，道与儒，本不分家，甚之诸子百家，也统统渊源于“易”，而“易”渊源于天园地方、天地交会、天人合一。儒、道分家，与诸子百家分门别户的情形，是由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间的事，尤其汉初有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念以后，相承因袭，愈来愈明显。

   

三、从历史发展中看宗教的可融合性，哲学的可融合性，宗教与哲学的融合（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三、从历史发展中看宗教的可融合性，哲学的可融合性，宗教与哲学的融合性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世界三大哲学体系、四大宗教形成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在经过繁荣的经济之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差异，奴隶生活极度贫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社会变革时期到来，思想变革空前活跃，这就是三大哲学体系、四大宗教形成的社会背景，具有必然性。

    在历史的发展中哲学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属于唯心论，哲学始终存在着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在氏族社会原始宗教时代，唯心论与宗教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到了封建社会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宗教把哲学及自然科学中的成果融入宗教的教义之中，在欧洲称为经院哲学，在中国称为理学。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唯物主义战胜了神学，资本主义社会战胜了封建社会，经院哲学与理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哲学领域里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为代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融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形成辨证唯物论，同时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与费尔巴哈的机械论，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开辟了道路。

（一）哲学的可融合性            

     在欧洲，前苏格拉底时期是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军事征服、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出现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知识积累的时期。在哲学思想上，这个时期先后诞生了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前5世纪的折衷主义哲学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等，以及智者学派。他们主要研究自然问题，从智者学派到苏格拉底，道德问题成为中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统一的体系。这一时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处于奴隶社会繁荣阶段的后期，是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

1.毕达哥拉斯与《易经》时代（奴隶社会的繁荣之后期）   

中西医融合观

           1.毕达哥拉斯与《易经》时代（奴隶社会的繁荣之后期）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宗教领袖。早年曾游历埃及、巴比伦等地。公元前6世纪，为了摆脱暴政，他移居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克罗托内，并组织了一个政治、宗教、数学合一的秘密团体。讲究苦行，精神高尚，影响了从柏拉图一直到尼采的后世许多哲学家。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害。

毕达哥拉斯学派很重视数学，企图用数来解释世界中的一切（易经是宇宙代数学，一切事件都可以代进去给予解决）。数学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只是一种科学的工具，也是认识宇宙万物的一把魔术性钥匙，他们习惯于说“万物类似于数”。他们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用，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毕达哥拉斯还是音乐理论的鼻祖，他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在天文方面，首创地圆说。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和学说，对希腊文化有巨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规律性。

据杨布里可在《毕达哥拉斯生平》中记载，毕达哥拉斯路过一家铁匠铺，听见铁锤击砧的声音，辨认出四度、五度、八度3种和谐音。他猜想声音的不同是由于铁锤的重量不同，就称了各个铁锤的分量，发现发出八度音的那一把重量为最重一把的一半；发出五度音的相当于后者的四分之三。他在琴弦上重复这一试验，发现声音的质的差别是由发音体在数量方面的差别所决定的，琴弦越长，声音就越低；琴弦越短，运动速度越快，声音越高。他由此得出结论，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的比例所构成的。他确定了音程的数学原理学说：八度和声是1：2，五度和声是2：3，四度和声是3：4。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这一发现推广到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认为它们的和谐都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因此艺术作品“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艺术家要学会在一切种类的动物和其它事物中很轻便地认出中心。至于比例怎样才是适当、才是美，毕达哥拉斯学派作了进一步探索，发现了被后人称为“神赐比例”的“黄金分割率”（大段与小段之比等于大段与整段之比）；希腊雕塑家波里克勒特还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写了一本规定事物各部分之间精确比例关系的著作《法则》。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整个天界也就是数与和谐而已，和谐是客观的，是整体宇宙的属性。所有有规则的运动都产生和谐的声音，宇宙就是“天体的音乐”，音乐是宇宙的灵魂，人是类似于“大宇宙”的“小宇宙”，同样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治着，内外相应，欣然契合（欧洲的天人合一学说）。在世界各部分的关系中表现出一种秩序和规律的广义上，美就是和谐；在数和数的组合的狭义上，美就是对称。以数为世界的本源，这在后世多年来不好理解，但以数量比例、对称关系等来规定一个事物的和谐与否，来理解美，理解世界，在当时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人是万物的尺度（参考系），当然也是美的尺度（参考系）。美就是通过视听而给人以愉悦的东西，从主体的心理方面谈论美和艺术、美感与快感的一致等等，为美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与《易经》的术数理论都是想要说明“数”与“理”的关系。

    在《易经》的研究领域里，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为理易，二为数易。“理易”以卦象暗示的规律，寻找事物发展的理论依据，进而从“理”上阐明变化的过程。“数易”则以术数学为基准，在数与数之间发现事物的演变，它们都藏着天书般的深奥。尤其术数，人们不去认识或不加以研究时，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罢了，一旦从深层次上对其进行研究和了解，才发现术数辐射于历史、民俗、天文、地理和古代文化各个角度，蕴藏着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乃至医学、建筑学、天文学等大量丰富的内容。而理和数都源于《易经》，《易经》、《河图》与《洛书》都来源于“天圆地方”学说。

    “河”“洛”的差别是：《河图》数字总和为55，《洛书》数字总和为45，相差的是《河图》中间的10。一数之差，《河图》自古至今被认作包容了天地之数，《洛书》却只能作为园的解释，因为45是15的3倍，按古人“周三径一”的说法，它表现的是直径为15的球体，“洛书者园之象也。”所以，一河一洛，实质上是“天园地方”的图表形式。

    “理”自然隐含在数之内。比如：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因为《圣经》里记载，最后的晚餐只有13个人进食，踏上绞刑之前必须走过13级台阶，而且“13”在西方牌占中恰恰被命名为“死神”。因此，便给“13”赋予了极端的神秘性。“666”这三个数字，在东方人眼中被认为代表吉利顺利，在西方却是野兽的号码。数和理的关系欧洲的毕达哥拉斯也论述过，数是欧洲哲学的根源。

物质世界是运动的，从“无”到“有”是一切事物于时间轨道上辩证演化的过程，正如《老子》所概括的：“道可道，非常道。”从说不清、浑沌状态的道（无极），到可以说清、负阴而抱阳的道（太极），是一切事物辩证发展的必然过程。《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为阐明阴阳由道（太极）而生。道，是与时偕行的客观规律，时间无逆数，道依数而行。《周易》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数生象，象中含数，一切事物都蕴含象、数、理内涵。

《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的卦爻符号模式体系正是对“一阴一阳之谓道”数列的解读与诠释，这也是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的事物在其生成与演化进程中都彰显着数列中的数字，而《周易》《老子》的思想体系正是从自然法则宏观角度中阐述和揭示出自然法则演化的实质内涵。象是现象，数是数值，象可以用数值表示，理是本质、状态。例如，冷热是象，可以用温度的数值表示出来，温度作为状态变量是判断物质现在所处的状态。数、象、态（理，既本质）是统一的，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和毕达哥拉斯“数是世界的本质”完全一致。他们都是希望从自然法则宏观角度来阐述和揭示出自然法则演化的实质内涵。

《易经》所应用的数学领域有六个，二进制、乘方、对数、积分、几何、微分。 易经与天文、历法、音律、数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规律性。二者的研究对象与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哲毕达格拉斯亦曾揭示数的意义。表明中西先贤都早已认识到了数的意义及其与物（形）的关系。数是一种内在的规律和结构，是无形的内在结构，形是数的外在显现。

万物不离动静、奇偶、阴阳，“太极生两仪”，一为太极，数列始于一、归于一，一是保证阴阳循环动态平衡的根基。阴阳互为其根，数列中一阴一阳相互之间的数字比率为：5与3相比、13与21相比，以此类推，其相互比率的数值永远约等于0.618（1.618），黄金比率也正是太极的数字内涵，太极代表和谐，万物于和谐、动态平衡的“太极链”中生成与繁衍。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神赐比例”的“黄金分割率”完全一致。

黄金分割体现了均匀与非均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我们所在的宇宙既不是完全均匀的，又不是完全非均匀的，而在均匀与非均匀之际的最佳点便是黄金分割点，它既是均匀的，又是非均匀的。黄金分割还体现了中道原则，佛教的中道，儒家的中庸，道家的中，都是指黄金分割点。所谓中，不是简单的平均的中点，因为如此就会导致绝对平均的偏见，又不是远离平均的状态，这样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黄金分割为中道、中庸提供了一个量化标准，使之更易于准确地把握和理解。

黄金分割还是阴与阳的比率。阴阳概念出现很早，较清楚地说明了事物内部两个方面的关系。阴与阳不同于西哲所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或冲突的双方，其间也有量化的比值。阳的能量比阴大，故以阳为刚强，以阴为柔弱，但二者的差距也并非无限大，或云阳数为九，阴数为六，其间的比率为3/2，正是黄金分割的近似值和整数值。阴阳关系体现了黄金分割，阴阳双方既是均匀的，平等的，又是各有特色、非均匀的，二者的相互消长是围绕黄金分割进行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数学，企图用数来解释世界中的一切，《易经》也是一种数学，并将数、象、态统一起来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理论，分别成为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源头。所以，源头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东西方哲学具有可融合性。

2.亚里士多德与老子（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2.亚里士多德与老子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自然”乃是世界一切的根源与原因，这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完全一致的。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底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古希腊哲学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已充分展开的基础上，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达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综合，并在层次上飞跃到了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即超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纯哲学境界，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成。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人类宇宙形成原因的追问，“自然”是对“道”的超越，“道”是对天、地、人的超越。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与老子所云的“自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老子的“道德经”同属形上学则是公认的，而且分别是东、西方最早的形上学体系。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的大家如王国维、章太炎、胡适、郭沫若以及大多数研究者都持相同肯定意见。概括起来，《老子》形而上学思想关注的问题是：

（1）世界有其原初原因，这个原初原因是什么？

（2）如果用“道”来命名这个世界原初原因，那么这一作为世界原初原因的“道”是否还存在着就其自身而言的原因，以及它是可分还是不可分的，在数目上是“一”还是“多”？

（3）由“道”这个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道器、体用、有无、本末等关系又是如何？

（4）“道”之形上命题落实于人世何以可能，换句话说，人之处世之道德根据何在？

（5）凡涉及世界本原之普遍与个别，潜在与现实之难题，对其所言说是否可能？

          上述这些问题充分展示出老子形上学的视域，除了所用语言和表示的方法不同，在其思考对象、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并无多大的差异，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神学”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他的整个“第一哲学”体系，离开了神的第一推动力，都将毁于一旦。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神已不是以往的宗教的神，而是哲学的神，理性的神。在古希腊谈到神的哲学家中，“像这样用哲学的语言将它概括起来，说明神-理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人”，这对西方后世的神学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要言之，“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即纯粹的理性或思想。就是理性的最纯粹的本质，最终追求的目的，也是人的最高美德、最高幸福和善，因为它直接与神相通。但人只是偶尔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只是一个企求的目标，所以，神就是真正的“至善”。由这种神的立场来反观世间万物，就可以看出无论草木虫鱼皆各有其秩序，互相联系，“一切悉被安排于一个目的”，因而都具有最高的理性即善。整个宇宙都被组织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体，它的灵魂就是神，神永恒不动而推动万物，使它们都以神的共同的善为向往和追求的目的。宇宙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观点在柏拉图那里已经提出了，他不是把自然目的论建立在善的价值论之上，而是把善建立在自然目的论之上，他的“善”更多地具有“完善”、“完备无缺”的意思，因而具有最高存在的含义：神就是全部的实现或现实性。

          “理”是对“人造的神”的超越，是超越实体的纯思维性理念。这与宋儒理学完全一致。自然界、人类是怎么来的？推动自然界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中外古代哲学家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首先是超越自然界和人的“神”，而后是超越神的“上帝”。上帝就是“至善”，就是完美无缺。这个超越再超越的过程与中国的道、儒、天命、理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

              3.孔子与苏格拉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