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融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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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亚里士多德与老子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自然”乃是世界一切的根源与原因，这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完全一致的。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底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古希腊哲学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已充分展开的基础上，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达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综合，并在层次上飞跃到了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即超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纯哲学境界，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成。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人类宇宙形成原因的追问，“自然”是对“道”的超越，“道”是对天、地、人的超越。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与老子所云的“自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老子的“道德经”同属形上学则是公认的，而且分别是东、西方最早的形上学体系。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的大家如王国维、章太炎、胡适、郭沫若以及大多数研究者都持相同肯定意见。概括起来，《老子》形而上学思想关注的问题是：

（1）世界有其原初原因，这个原初原因是什么？

（2）如果用“道”来命名这个世界原初原因，那么这一作为世界原初原因的“道”是否还存在着就其自身而言的原因，以及它是可分还是不可分的，在数目上是“一”还是“多”？

（3）由“道”这个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道器、体用、有无、本末等关系又是如何？

（4）“道”之形上命题落实于人世何以可能，换句话说，人之处世之道德根据何在？

（5）凡涉及世界本原之普遍与个别，潜在与现实之难题，对其所言说是否可能？

          上述这些问题充分展示出老子形上学的视域，除了所用语言和表示的方法不同，在其思考对象、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并无多大的差异，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神学”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他的整个“第一哲学”体系，离开了神的第一推动力，都将毁于一旦。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神已不是以往的宗教的神，而是哲学的神，理性的神。在古希腊谈到神的哲学家中，“像这样用哲学的语言将它概括起来，说明神-理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人”，这对西方后世的神学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要言之，“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即纯粹的理性或思想。就是理性的最纯粹的本质，最终追求的目的，也是人的最高美德、最高幸福和善，因为它直接与神相通。但人只是偶尔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只是一个企求的目标，所以，神就是真正的“至善”。由这种神的立场来反观世间万物，就可以看出无论草木虫鱼皆各有其秩序，互相联系，“一切悉被安排于一个目的”，因而都具有最高的理性即善。整个宇宙都被组织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体，它的灵魂就是神，神永恒不动而推动万物，使它们都以神的共同的善为向往和追求的目的。宇宙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观点在柏拉图那里已经提出了，他不是把自然目的论建立在善的价值论之上，而是把善建立在自然目的论之上，他的“善”更多地具有“完善”、“完备无缺”的意思，因而具有最高存在的含义：神就是全部的实现或现实性。

          “理”是对“人造的神”的超越，是超越实体的纯思维性理念。这与宋儒理学完全一致。自然界、人类是怎么来的？推动自然界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中外古代哲学家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首先是超越自然界和人的“神”，而后是超越神的“上帝”。上帝就是“至善”，就是完美无缺。这个超越再超越的过程与中国的道、儒、天命、理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

              3.孔子与苏格拉底（待续）

LIKAIDI

中药热药在骨折时外用所起到的作用
内蒙鄂尔多斯东康中医医院李开弟主任医师
摘要《目的》：古老的中医，有用热药活血化淤药外敷软组织损伤或骨折肿胀处治疗疾病的传统，并应用非常有效，常被病人所追捧。形成中医外用药治疗的一大特色。而具体原理，因中医学是一种文化性医学，文化的模糊性与演绎性使人们摸不着头脑，而科学是唯一的与明确的知识。所以中医这种用热药活血化淤再加冰片或食醋混合药外用，确能在初期疼痛加剧后，能迅速止痛。并能赢的病人的欢心。所以过去中医外用药会有巨大市场出现。而科学破解这些药起作用的机理与止疼痛的机理，就是科学所承担的任务，也是医学进步的必然出现！《方法》：用空气中有78%的氮气，有21%的氧气，其他其他不提。空气流动放电-打雷会自然合成大量一氧化氮，并一氧化氮分子式为NO，氧气的分子式为O2。一氧化氮的分子量是30，而氧气的分子量为32。并一氧化氮与氧气共同溶解在空气与水中，并一氧化氮能溶解在油脂中，而氧气不能溶解在油脂中，但能溶解在脂肪细胞的组织液与细胞液之中。所以动植物都能存活。并温度增加小分子一氧化氮会被热驱离或蒸发溶解度减低而大分子氧气会存留并溶解度增加，这就是必然的一氧化氮会在冷处富集而氧气会在热处富集出现，也是氧气多会置换外排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多会置换外排氧气的自然规律出现！这也是热药活血化淤药是一氧化氮的吸附剂-生物碱的出现，这些一氧化氮吸附集进入组织内部并深入损伤血肿，内吸附一氧化氮而增加氧气溶解出现。并碱性药与酸性血肿会发生化学反应，如同发酵面粉是酸性的，用碱中和并加热，会有所蒸面食的松软多气孔出现。而酸面蒸食食物，会非常板结与坚实出现。这就是酸能使蛋白凝固收缩，而碱能与酸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盐与水分并产热蒸发水分形成气泡出现。这些热药生物碱，有是不同结构的一氧化氮吸附集，进入血肿内吸附血肿内一氧化氮增加氧气进入。所以会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出现。《结果》：热药活血药外敷的作用机理被发现。《结论》：大道至简，温度控制一切！
古老的中医有用外用中药治疗关节骨折或其他骨折损伤，常用的大热药川乌，草乌，细辛，麻黄，羌活，独活红花与冰片等制剂外用，除冰片是细胞氧气进入细胞的抑制剂外（冰片的分子中有一氧化氮根在外附，所以能竞争性抑制氧气进入细胞变冷细胞出现），其余的药都是植物一氧化氮吸附剂-生物碱。这种生物碱类，能在冰片致冷表层皮肤组织，冷而像向日葵阴面冷而富集一氧化氮置换外排氧气更冷，冷而组织细胞舒张储能储水更强。这就是这些外用热药能被冰片变冷的皮肤细胞吸收与向内转运出现 。这就是损伤或骨折形成血肿内的一氧化氮吸附剂进入血肿，吸附凝血块内一氧化氮而增加氧气进入血肿组织，使血肿内高氧化变热，热外排血肿内一氧化氮而到周围组织降温止痛出现。
因为血肿内冷会富集一氧化氮而置换外排氧气，这就是周围热组织更热出现疼痛的原因。
  这就是血肿由低氧而高一氧化氮富集，迅速向高氧产热并热外排一氧化氮而富集氧气不利骨折愈合的条件出现，并生物碱能使酸性血肿碱性化，这就是酸性化血肿能更收缩封闭血肿变冷，而碱性进入血肿就会与碳酸化学反应并产热形成气泡与水出现并松软，就像发酵酸面蒸馒头，是坚实与板结的，有密封而不能有氧气进入而富集一氧化氮，而放入碱面，会产热并酸碱反应形成水与盐而形成许多气孔，从而使所蒸的馒头疏松多孔出现。
   那么，骨折或关节内骨折出血，为什么能被酸化凝固的呢？
   这是因为出血内血红蛋白能携带大量氧气，出血进入骨折处聚集，能释放大量氧气，并血红蛋白中能吸附氧气的铁原子也会外出而致皮肤内淀粉呈靛蓝反应变成铁锈色。所以氧气会因大量铁质外移并血红蛋白变性凝固而外溢周围组织细胞，组织细胞摄氧高产热氧化能量释放热与二氧化碳。二氧化氮与水分结合，就会有碳酸出现，所以血肿周围高氧高产碳酸而酸化血肿，血肿被高碳酸凝固形成更紧缩的密封血肿，并冷而富集一氧化氮置换外排氧气更冷。更冷的血肿吸附周围变热组织中一氧化氮增加周围组织更加富集氧气而产热疼痛出现。
   所以冷血肿酸性凝固紧缩，会更少氧气进入变冷，冷而一氧化氮富集血肿而置换外排氧气，周围组织因有血肿冷极富集一氧化氮而周围组织更加富集氧气疼痛出现，其实这些外用热药就是一氧化氮不同的吸附剂，可随冰片致冷皮肤组织舒张存储活动，而被运输到血肿内部，一氧化氮吸附剂进入血肿凝固组织，吸附一氧化氮增加氧气进入血肿，并可碱化血肿与碳酸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盐与气体，从而使血肿像碱馒头一样多孔出现。这就是使酸性板结紧密的封闭血肿，转变成碱性富氧多孔血肿，并会被挤压破碎而迅速清除出现。
  而血肿包围骨折端或碎骨折块紧密封闭变冷，并冷富集一氧化氮置换外排氧气，是如同湿土内冷富集一氧化氮置换外排氧气能使种子发芽生长出现。
  而用手人为的从密封湿土中刨出发芽种子，种子会因进入高温高氧气空气被加热，热外排发芽种子内小分子一氧化氮而富集氧气，高产热高氧化植物发芽种子必然高氧化死亡必然出现。而发芽种子保持在湿土中被封闭，冷一氧化氮富集置换外排氧气会更冷，冷而像向日葵阴面冷并富集一氧化氮能继续生长出现。
   所以生物碱的热药活靴化淤药外敷骨折或骨折关节囊，会因碱性生物碱进入凝固血肿，吸附血肿内一氧化氮而增加氧气进入血肿变热，热外排小分子一氧化氮会富集氧气出现。并酸性板结血肿，变成多孔血肿出现。这就是血肿周围组织补充一氧化氮变冷而氧气减低而疼痛减轻出现！
   但碱性热药进入血肿，碱化血肿发生酸碱反应使血肿变多孔疏松，并使周围氧气进入，这就是血肿酸化凝固收缩封闭缺氧生长环境的破坏出现！
   所以，中国古人观察了动物受伤而自行快速自然愈合，而医生为减轻疼痛而赢取病人赞许与金钱而止痛治疗，往往会造成病人延迟愈合或不愈合。所以古中国人把医字写成体内放剑。所以外用药能减轻疼痛，但反自然过度治疗会引发血肿的自然酸化板结而转变成碱性疏松增加不愈合，并这些碱性物质-一氧化氮吸附剂进入血肿吸附血肿内一氧化氮而增加氧气进入富集，是产热更外排凝血块内一氧化氮使周围组织变冷低氧减轻疼痛出现。但不愈合或延迟愈合会增加。
   医生的外用碱性生物碱-热药活血化淤药，有给病人体内放剑，增加不愈合出现的风险。所以中国文化有浴火重生一说！
所以反自然外用热药活血化淤药止痛，有量大而碱化酸性血肿发生化学反应出现。
血肿形成释放铁质与氧气变冷，冷富集一氧化氮置换外排氧气更冷，而外周组织富集氧气更热，热而收缩血管有止学血作用。另外血肿凝固封闭碎骨与骨折端或软组织端面，发生密封变冷，外周组织富集氧气变热收缩更使损伤端致冷，冷富集一氧化氮置换外排氧气更冷，外周组织富集氧气更热，有疼痛加重与内部损伤处致冷，冷而使细胞冷修复增殖出现。所以肌肉拉伤可以一用，而关节内骨折与韧带断裂形成血肿，切不可大量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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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孔子与苏格拉底                 

    什么是哲学?古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知识总汇”；近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科学的科学”；而马克思对哲学的定义为“世界观”。所谓哲学，就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的法则。从这点讲上，哲学是其他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是对诸如“世界是否真实的存在？如果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是怎样存在着的？”、“人类能否认识客观世界？如果能认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客观世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等一些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的系统的看法才能称之谓哲学。

哲学到底有什么特征？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首先是从人生的价值方面来思考哲学的，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应该超越一切世俗的生活，只以求知识为最高目的。这种以求知识为生活全部意义的活动，即是“爱智慧”。

作为西方哲学主要鼻祖人物的苏格拉底，便把哲学定义中“爱智慧”的意蕴表达成知识论的命题“无知之知”，即“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哲学中“智慧”的一种表述。它与中国古典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于知识的表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以这种态度教导学生并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知识亦即“智慧”的认识。他们都不把在已有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当作追求的目的，而是将探索知识的过程、一种“学无止境”的精神视为自己的人生寄托。就世俗的生活以及某些局部的人生经验来看，他们一生多半都是穷愁潦倒、颠沛流离，根本算不上“成功”或“幸福”。苏格拉底之具有哲学美之死，一如司马迁说孔子之拘于匡，困于郑，饿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都表达了一种超越性价值：“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畏至圣矣！”西方人大概也是以同样的标准来称誉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授人类以哲学。”照亚理士多德看来，他还是从容以死殉哲学。

    苏格拉底不以世俗的成就为生命的价值，与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具有同样的含义，即哲学是以思想本身为对象的思想或反思的思想。苏格拉底“反思的思想的人生”和孔子“乐天知命”的人生，也都是对哲学的根本特性——超越性的切身体会。他们的以身载道正好是体现哲学旨趣的认识论和人生论之间美妙的结合。

怎样从经验世界的价值上升到追求超越的、无限性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从世俗的经验世界转换到永恒的存在性概念世界，这当然是哲学存在性的标志（哲学学科内又可称之为本体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给这个标志下了一个定义，即“理念世界”或“理世界”（the world of ideas）。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世界”中的“理”或“形式”（Forms）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存在，是最高的美和最大的善，而经验世界里所有的存在包括动植物等自然现象和官名利禄等社会现象都是暂时的、不完善的，是“理念”的拙劣的摹仿品。在中国程朱“理学”是宋儒的标志，与柏拉图的“理世界”一样追求超越客观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精神存在。

儒学是在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形成的这个特定历史过程中，由孔子创立的。它由于能总结夏、商两代文化的得失，发扬西周初期“敬德保民”、“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以重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合作、礼让为内容，主张仁政，反对暴政；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侵略；以“仁”与“礼”为其核心的一种教育、文化和学术思想派别。儒学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武帝时，由于汉武帝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经过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法）融合为“天命论”，遂处于“独尊”地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虽经佛学西来，道教崛起，仍无法动摇其地位。这种历史事实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汉代开始，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被传到了朝鲜、曰本和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与政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隋唐时期，正式出现三教鼎立的局面以及三教合一的趋向。唐宋以后，中国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儒学与佛教、道家融合，所谓儒、释、道三教归一，形成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更成为朝鲜李朝、曰本德川幕府和越南后黎朝等的正统指导思想，这是儒学在古代东方传播的简要情况。随着十五、十六世纪儒学在东方各国的大规模传播后，由于一批传教士作媒介，又将它带到了西方。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住17年后返国时，便带了一批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儒家的著作。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中国传教时，他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基督教义。公元1594年，他在北京出版了拉丁文的《四书》译本。其弟子金尼阁又于公元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这些思想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687年库普烈（Couplet）神父，便将朱熹主编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入欧洲。1836～1837年布里奇曼又将朱熹的《小学》一书，译成英文传入欧洲。1849年布里奇曼又将《朱子全书》中有关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等章节译成英文传入英国。当朱熹的著作和儒家、道家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络绎不绝地传入欧洲后，为17世纪和18世纪宣告启蒙和革命时代到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讨资料，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学者们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曾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奴隶社会末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先圣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奴隶制社会即将结束，封建社会尚未确立的大变革时代，旧的思想、习惯都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新的思想观念还不成熟，各阶层的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自身利益为参考系），对未来的世界提出自己的解释和企求的方向，社会大变革时期，变化无常的社会，使人无所适从。所以在文化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状态，这也是一个知识、观念大爆炸时期。几乎同时期，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面临着变革的时代，东方文明的传入，希波战争的胜利，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城邦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希腊文化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几乎和中国春秋战国处于同一时期，只是希腊正逐步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时期，其面临的是如何完善推广现有的道德、伦理以及人类已有的经验，形成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苏格拉底曾说：道德即是知识，所以苏格拉底等人也都偏重于道德的培养。

　 在孔子时代，周初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的统治秩序，即所谓的周礼，已经崩溃。而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民主制的极盛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满怀深情地缅怀那已逝的盛世，同时，都为社会开出药方。孔子提出的办法是“复礼”。孔子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欲望放纵），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节制欲望），“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的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从内心出发，恪守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理应承担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礼也就不期而至了。这样，孔子就把恢复理想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了个人的道德心理之上，把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转化为人心的内在自觉要求，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欲望受到约束）。与孔子有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主张贤人政治，或曰专家治国。在他看来，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政治技艺决不是一种自然禀赋，政治家应培养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其根本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于是，苏格拉底与孔子一样，也把道德（道德是规范欲望的）看作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但与孔子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停留在具体的操作办法上，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的反思，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苏格拉底运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去探讨社会的、政治、宗教、审美等人生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企图通过改造雅典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以克服社会的危机。企图通过改造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节制欲望），以克服社会的危机，孔子依然。

孔子和苏格拉底毕生身体力行地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然而，面对一个已经无法挽回其颓势的社会（奴隶社会的末期），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力挽狂澜都没有起到作用。然而，他们都强调以德治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孔子使“礼治”发展到“仁学”，用“仁”重新解释和铸造“礼”，使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获得了宽厚仁爱的普遍性形式，同时也为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奠定了基调，使中国社会和家庭在与西方社会接触之前一直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而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和贤人政治的理想，对西方近代民主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孔子被中国人奉为“至圣先师”；苏格拉底被西方人奉为“导师”。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中、西文化传统中占有类似的地位，对于中、西伦理思想的发展也分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往往倾向于把他们的伦理观都说成是“道德理性”，主要是因为它们都试图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伦理规范寻找某种终极性的“理”。

　  苏格拉底（前469～399）是雅典一个雕刻匠的儿子，出身贫寒，但崇尚知识，多方求学，逐渐成为具有全面文化休养的哲学家。像中国的孔子一样，他述而不作，没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主要是由他的两个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得知的。他认为放弃对人自身的探讨而去研究自然是愚蠢的，是不守本分。所以他的哲学追求便集中在认识人自己上。他提出的命题围绕人的精神修养，比如什么是幸福、美德、真理、正义等等，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最严肃的主题就是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改造自己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他在雅典法庭受审时曾对同胞大声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因此他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他的讨论虽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但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如辩证的认识，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反面转化。再如讨论中的问答方法，即辩证法最初的涵义，通过反复问答，揭示对话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来达到正确认识。

4.宋儒理学与柏拉图理学、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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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宋儒理学与柏拉图理学、经院哲学

         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出自雅典贵族家庭，生逢希腊城邦危机初现的时代，曾力求用自己的哲学拯救国家和社会。后致力于教书育人，留下大量著作，主要作品以对话体写就，著名的有《申辩篇》、《会饮篇》、《理想国》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核心为“理念论”，其它理论均以此为基础。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地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因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比如说少女和鲜花美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参考系）在判断者心中，这一概念又一定和美的总体概念相一致，因而在判断者的身外必定有个绝对美的理念（绝对参考系）。美如此，真与善亦然，一切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有理念（绝对参考系）。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他倡导对永恒的真善美亦即理念世界的追求，后来人们往往把追求纯精神的唯理主义行为称作柏拉图式的行为。柏拉图否认现时世界的真实性和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实体，真理认识只能靠对它的直接感悟，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他的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便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他的哲学认识论却成为西方唯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到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哲学融合，形成宗教哲学神学体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真正的哲学形成则是宋朝的二程与南宋的朱熹(公元1130-1200)。朱熹首先构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理”为核心，理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总根源。在没有自然和人类以前，“‘理’就已经存在。”“理无形迹”（《朱子语录》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观实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实理”、或“天理”，永远不变的真理。“三纲”既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也就成为包容所有人在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构架，人们精神的支柱。“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从而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成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是悖逆“天理”，为社会所不容。

           为了把人训练成绝对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要求和利益、甘愿为“三纲”献身，甚至把为“三纲”献身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还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吃饭，朱熹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也是“天理”，但超过维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为“人欲”就必需消灭。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会使人不能满足现状，就会产生非分之想，这就会违反纲常伦理，因此，“人欲”是一种罪恶，必须消灭。人只有达到绝对没有“人欲”的境界，放弃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物质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质欲望，才能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实践“三纲”，做“三纲”的卫士，保持名节。因此，朱熹又把“灭人欲”与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有私。”因此，“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天理’灭。”于是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然而，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要灭人欲，对于一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而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由于地位的不同要求标准有所不同。

              圣经认为：非分之想就是罪恶。基督教圣经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产生了欲望，有了“不安分”之想，是有罪的，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子孙（人类）都是有罪的。到了中世纪，圣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哲学融合形成经院神学，其核心为“理念论”及禁锢欲望，与朱熹提出的“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一致。宋儒理学与柏拉图“理念论”、经院哲学而者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理想”这个概念是在柏拉图“理念论”“理想国”与儒家“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比欲望的形成晚的多。　

            在历史的同一断层，即公元前6～2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在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古代自然哲学发展的鼎盛阶段。在中国出现了以老庄、孔孟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古希腊有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大哲人的相继涌现；在古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这一阶段可谓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医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其重要标志为《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成书。关于二者的比较以及不同时代的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论述，在这里不再赘述。

小结：人类的思维发展到奴隶社会已经非常成熟，人们不仅观察世界，而且开始寻求世界发展、运动的规律性，探索宇宙、世界、人生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并以此指导人的行为。所以这时出现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易经》。

             世界宇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和谐的、有规律的，是有道理的，这种“和谐与规律”（后世的哲学家称为理）与“数”有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与《易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种哲学源头上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产生在繁荣的奴隶社会之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伟大变革时代，是由于奴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发生大变革造成的。毕达哥拉斯影响到底格拉斯及其学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欧洲哲学的主线；《易经》是孔孟（儒家）、老庄（道家）的源头，形成东方哲学的源头。到了封建社会，欧洲哲学为基督教利用，形成所谓的经院哲学，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宗教，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哲学才从宗教神学之中解放出来；在东方汉朝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学说融合成为宗教神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又经过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到了宋朝形成宋儒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石。毕达哥拉斯与《易经》同论数与理，孔子的“仁”与底格拉斯的“爱智慧”，老子的“道”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宋儒理学对欲望压抑与禁锢的教义，说明世界各地的文明朝着同一方向，走着大致相同的路，尽管各人的路曲折不同，长短不同，走的时间不同，但是方向是相同的，路线是一致的。

中西医融合观

       （二）哲学与宗教的可融性

中西医融合观

       （二）哲学与宗教的可融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与哲学一样，都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的上层建筑。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经历了由氏族宗教到国家宗教、世界宗教的发展历程。无论宗教采取何种形式，都要对上帝、神灵、灵魂和来世生活作出回答。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分别形成了有神论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对上帝或其他神灵的崇拜，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和对来世生活的追求，因而任何宗教都包含着有神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或这种哲学的萌芽，所以，宗教的起源与唯心主义的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宗教的发生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宗教意识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因为上古时代用观察方法取得的天圆地方学说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加之人们抽象思维的发展，想象力的发展，对自然力的恐惧和崇拜，以人类自己为参考系创造了超自然力的“神”。这种唯心的、超自然力的“神”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已经被普遍认同，同时也发生了与之抵抗的朴素的唯物思想。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由于氏族、部落融合以至统一王朝的建立，在人们头脑中，从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到了奴隶社会，“个人欲望”已经非常成熟，奴隶主欲望的膨胀导致奴隶阶级的反抗以及奴隶主之间的残酷战争，阶级斗争和战争越来越血腥，奴隶主以奴隶社会为参考系塑造了“神”，出现了神、天、帝的概念，利用神、天、帝作为统治工具。到了奴隶社会的末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民间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原来一些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沦为奴隶之后，他们为了反抗压迫提出“神”对天下的子民是平等的，因此民间宗教开始得到广大奴隶的拥护和信仰，但是受到奴隶主阶级的镇压。基督耶苏、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老子都是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主张不被奴隶主采纳，而且受到迫害，不得已才走向传教或讲学的道路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民间宗教，一方面要求奴隶主节制欲望，实行理性的仁政，另一方面要求奴隶祛除欲望，服从神（奴隶主是神的儿子）的统治。奴隶主开始反对并压制民间宗教，之后利用民间宗教为之服务，在欧洲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统治阶级一方面禁锢被统治者的欲望，另一方面无限放纵自己的欲望。由于达官贵人放纵欲望导致了许多疾病的发生，医学家们首先认识到要预防这些富贵病必须节制欲望，对宗教禁锢欲望提出批评。宗教都是以“善”无为出发点，劝化人们不要有欲望，达到心理平衡，免除疾病，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整个奴隶社会里神学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因为奴隶主阶级需要神学为其统治服务，以奴隶社会为参考系建造了神的社会。随着奴隶主与奴隶阶级斗争的发展，神学思想与朴素的唯物思想发生了剧烈的斗争，特别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神学体系发生动摇，新的思想还未确立，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

           当封建社会确立之后，需要一个统一的理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古代的神学已经被攻击的千创百孔，于是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哲学与神学融合，于是产生了宗教哲学，宗教哲学不仅融合了神学、哲学而且最大限度地包容了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成果，例如中国汉代的董仲舒以及其后宋代的程朱理学，为中国封建社会和儒家文化发展建立了理论基础，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董仲舒把法家提出的“三纲”与儒家的“五常”结合起来，并作了全面、系统论述，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在欧洲西罗马的拉丁学者通过经阿拉伯文转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深入了解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这是拉丁哲理神学转变的一个契机，原先拉丁的哲理神学以柏拉图哲学为哲理基础，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占主导地位，此后亚里士多德主义盛行，着重逻辑推理的经院哲学和神学诞生。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所提出的上帝存在证明和自然神学体系肯定了人的理性的地位，为此后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摧毁了宗教神学。文艺复兴指14 -16世纪在欧洲发生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它发轫于1300年左右的意大利，后迅速波及欧洲其它国家。它通过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冲破中世纪的思想禁锢，为近代的到来鸣锣开道（现代中国希望通过复兴中国古代文化冲破资本主义的束缚、禁锢，为现代社会的到来鸣锣开道）。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哲学方面，它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其思想的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放纵欲望，以人为本，征服自然，自然为人服务，仍然是以人为参考系。

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社会，也是一个过渡时期，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度社会过渡，奴隶制度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一样，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是产生伟大思想的时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系统论，信息论，毛泽东思想，后现代主义，以及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构成了万紫千红、绚丽多彩、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一般认为是从20世纪初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及苏联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联盟的建立，中国革命的成功，苏联的解体，相对论、系统论、信息论对近代自然科学的继承与挑战，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挑战。人类对人类的明天，地球的明天开始进行认真的思考，提出各种前景，人类需要一个美丽的明天、一个光明的明天。需要一个各尽所能，节制欲望的和谐社会。节制欲望就是以自然为参考系，规范人类行为，对人类进行改造，使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相一致；而不是以人为本改造自然界，让自然为人类的欲望服务。

          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欲望经过发生、发展、禁锢、放纵的历程，人类终于认识到节制欲望是今后的生活原则，人类再也不会接受统治者、富人放纵欲望，而要求广大人民节制欲望的欺骗。节制欲望也不可能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天命论”、“存天理，灭人欲”为依据。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封建社会的宗教神学，我们不可能再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诸如孔孟之道、涅磐、基督去战胜资本主义的张扬人性、放纵欲望。人民已经懂得放纵欲望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劳苦大众的人性、人权、欲望等都被“资本”禁锢着。没有“资本”就不能得到平等、自由、公平、公正，就不可能进行公平竞争。所以节制欲望必须从有“资本”的人开始，必须从富人与执政者、知识界开始。现代社会应当以自然为本，按照自然规律建立新的道德规范，树立崇高的理想，节制欲望，规范自己的不良行为，重新塑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与基督教经院哲学禁锢欲望是完全一致的。文艺复兴之后，哥白尼、尼采、费尔巴哈战胜了经院哲学（包括程朱理学），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欲望以资本为基础，有资本者放纵欲望，无资本者其欲望被资本禁锢。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理学，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同繁荣的奴隶社会之后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出现了孔子、老子、毕达格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世界古代文明创始人一样，现代社会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伯恩施坦等理论家。马克思融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进入了现代社会。

                      四、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     （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四、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                          
  （一）关于时代的划分

   “时代”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具有社会性质的概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认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与现代。

    古代，在欧洲指的是16世纪以前，在中国指的是鸦片战争以前，按照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指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

    近代，在欧洲是指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是指鸦片战争之后，即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现代，一般认为现代社会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十月革命，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社会，是一个过渡时期。

前已述及，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进程之间的时间差，是东西方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根本原因。

   

（二）关于科学（时代）的划分           

    科学也是很难定义的一个概念，最早科学是“知识”的意思，以后又把科学定义为：关于分科的学问。一般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以严格的实证方法、分析方法为主要方法的自然科学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发展起来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及意识形态，包括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因此我们可以把科学按照时代分为古代科学（或者称为前科学）、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这种分类方法是把科学当作“知识”为标准而进行的。

    古代科学是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古代的生产工具分别是石器、青铜器、铁器；古代的动力主要是火，其科学方法主要是观察、记录与思辩，特别是在早期，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是不分的。先哲们往往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在人文科学方面又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古代的先哲们往往把人、自然、社会现象包括神、宗教等放在一起研究，以致于科学成为宗教神学的工具、附庸。无论中国还是欧洲的古代医学，都是哲学医学著作，都混杂有宗教神学的成分，只是程度与表现形式有差别。

    近代科学是现代人们都熟知的，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无穷无尽财富的自然科学，为全人类带来了欢乐与享受，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隐患。近代的生产工具是以钢铁制造的机器，动力是蒸汽机与电。近代科学是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从哥白尼提出日心学说宣告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实验方法成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杠杆。分析方法、实验方法、原子论、还原论、机械论在方法论上都称为分析方法。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一般的是指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这时候形成的医学就是近代医学。近代科学与近代医学主要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

    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不同，一般公认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志是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现代科学理论的标志是相对论、系统论、信息论。现代科学理论及技术产生于20世纪初，50年代成熟，70年代得到公认。现代科学是整体性的科学，综合性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现代哲学的沟通与融合，辩证唯物主义属于现代哲学。现代科学除了使用实验方法与分析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使用了系统方法，综合性方法以及哲学的思维、思辩等方法。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现代医学与近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

（三）医学时代的划分：（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三）医学时代的划分：

    中国的、传统的、古代的、封建社会的中医；欧洲的、传统的、近代的、资本主义的西医；现代的、整体融合的、现代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如此。

1.现代医学

医学是在其它基础科学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发展的，医学的发展一般的说落后于其它基础科学，现代医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是合乎情理的，其标志是：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学说；多器官功能衰竭学说；中西医理论体系融合等。这些理论学说的共同特点是突破了传统西医对人体分系统的研究方法，而把传统西医对人体分系统研究的结果按照不同的层次再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器官系统其结构与它的功能不对称（结构形态与功能不对称是中医脏象学说的特点；形态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是西医的特点），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现代医学要求把人的健康与疾病放到自然界与社会中一起研究，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医学理论、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所以我们说中西医理论体系的融合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1）现代医学模式概念

    模式是指概念模式，医生利用概念模式来组织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近年来国内外医学界对生物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进行着广泛讨论。不少人认为生物医学模式存在着内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更不适应现代医学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系统论作为它的概念框架，主张应该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中来研究人体或人。各层次之间既有横向的相互作用，又有纵向的相互作用。纵向的相互作用就是下向因果性和上向因果性的结合。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的组织管理、医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即生物医学研究乃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医学模式改变的历程：

工业化社会   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

↓

疾病谱改变以及对疾病的本质更深入的认识

↓

健康概念新定义（新参考系） 健康是不需要医学处理的状态

↓

疾病与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是需要医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处理的状态

↓

医学模式改变

  可见，疾病谱的改变，导致关于“健康”新参考系的出现，最终引发医学模式改变。

（2）现代医学的结构体系

现代医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有多少个学科，而且新的学科还在不断增加，有学者归纳为以下体系。

附表   现代医学的结构体系

组成部分	内    容
基础医学	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医药工程技术	用现代工程技术解决医学在研究和应用中所需的各种手段
应用医学	运用以上两部分的知识、技术，以及前人的经验，防治人的疾病，保证人的健康
理论医学（医学学或医学论）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医学，以揭示医学的特点与规律的科学

    在上表中，各个组成部分的位置都是现代医学研究的一个层次，每一层次都需以它上面（前面）的层次为基础。当然，下面的层次对上面也有反作用。

    系统的进化是扬弃、包容、涵盖，否定与抛弃的是旧系统中阻碍新系统进化的那一部分。系统的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高级形态对低级形态的否定是扬弃，它把低级形态中的有利结构包括到自身结构中去了，从而使高级结构形态比低级形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现代医学应当扬弃、包容、涵盖，以往的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时代的医学，包括近代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以及其它地域民族的医学，吸取它们的长处扬弃其短处，现代医学的范式才能成熟。

2.中西医结合

      指的是中国传统医学与近代西医的结合。从明朝万历年间算起，已经进行了300多年，经历了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理论体系融合三个阶段，是在相互斗争、相互否定中结合的，时时刻刻都在结合着，至少在中国，许多西医使用中药治疗感冒、腹泻、肝炎等常见疾病就是证明。西医自然地、不自觉地进入现代医学，中医是在与西医的斗争、结合过程中融入现代医学。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成果是“病证结合”，按照西医对疾病的分类，每一个疾病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分为若干证，根据证型选用相应的方剂。因为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病证结合没有实现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没有阐明证与证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揭示证的本质。但是病证结合为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中西医结合不是指中医与现代医学的融合，病、证结合不属于现代医学范畴，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才属于现代医学的范畴。

3.近代医学（西医）：

    人们把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作为近代医学的出发点。哈维把实验方法引入了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从而把立足于科学实验的近代医学和在此之前的原始的、巫术的、经验的古代医学区别开来。此后，人类在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获得了一系列成果。以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来说：莫干尼作过许多尸体解剖，他把疾病定位在器官，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和它相应的一定器官的损害；魏尔啸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把生物学中的重大成就细胞学应用于医学，进而把疾病定位在细胞，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是局部的、细胞的损害；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使对疾病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到生物膜，深入到蛋白质、酶和核酸的结构与功能的分子水平上。一系列“分子病”的发现，使“分子病理学”应运而生。从对疾病病因的认识来说：以巴斯德和科赫为代表的微生物学者们，在18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发现了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原体；在20世纪上半叶，各种维生素和激素等相继发现，从而确知了许多营养缺乏病和内分泌疾病的特定病因；近30年来，人类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已查明有三千多种疾病属于遗传性疾病，可在染色体上或基因上找到病因。从治疗手段来说：20世纪内抗毒素血清疗法、砷剂驱梅疗法、磺胺药、抗生素、驱虫药等种种特异疗法相继发展；即便从外科手段来说，某种病施用某种手术也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新近的进展诸如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就更有一定的特异性了。所有这些立足于生物科学的成就之上的医学进展，使人类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因此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基础医学”的大部分学科都属于生物科学）对于医学的决定性意义，并且创用了“生物医学”这个术语以表达这种密切的关系。于是，“生物医学模式”便成为进展迅速的医学的标志和核心。生物医学模式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近百余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进展的辉煌成果。毫无疑问，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当前和未来的医学发展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即生物医学研究乃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对于精神状态及其疾病的防治研究，也需要从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神经病理学等生物医学领域进行工作。然而，从整体来说，必须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或发展成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能仅从生物学的一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社会的医疗保健措施。

    生物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之间的关系和牛顿力学与相对论之间的关系一样，既具有不可通约性，又具有可融合性。两种医学模式的适用范围不同，理论体系范式不同，生物医学模式适用范围比较小，具有强因果性，是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在特定情况下的应用；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具有弱因果性，它包容了生物医学模式并且具有更宽泛的适用范围。生物医学模式并不是错误，迷信，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过程，它需要修正与完善（扬弃），而不是抛弃。我们也应当用这种眼光看待中医。

4.中医（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4.中医

是指中国古代医学，中医学是中国各民族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医学、藏族医学、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等民族医药。

通常所说的中医就是指汉医。它发源于古代中国黄河流域，其学术体系建立甚早，秦汉时代成书的《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和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汉医理论基础。经过大约2千多年的发展、完善与诠释，特别是解放后广大中医学家的继承、发展与批判，中医学已经接受了许多新的思维与许多科学概念，现代的中医学理论与秦汉时期的中医理论大不一样了。以下介绍的汉族医学的基础理论是已经被改造过的中医理论，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阴阳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活动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

    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等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及其相互关联，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中医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人体与自然界的关联、和谐与统一，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基础，始终贯穿中医学的全部内容之中。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运气学说根据天文历法推算疾病发生规律。对于运气学说，历代医家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多数人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

脏象学说，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包括心包时称六脏）、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的功能活动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生克制化关系在传统中医学里是用五行学说解释的。

经络学说与脏象学说密切相关。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有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以及相连的络脉，分别联系不同脏腑，各具特殊的生理功能。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还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调整经络气血运行，以治疗脏腑躯体疾病。

中医强调整体观，强调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以及体内各脏腑间的功能协调。疾病的发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统一协调关系的失常，致病因素包括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和饮食劳倦等。

中医的主要诊治原则是辨证论治，在辨证的基础上制定治疗方针，进而选择具体的药物或非药物疗法。辨证是通过四诊取得临床资料后就要认真分析判断，辨别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阶段、邪正盛衰以及发病机制变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已总结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

　　治则治法指治疗原则和在其指导下的具体治疗方法。治病求本是汉医治疗的基本法则，在具体治法方面，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补法等八法是基本治法。八法不仅概括了药物方剂的主要功能，对针灸、推拿等非药物治疗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临床药物治疗的主要形式是方剂，就是根据君、臣、佐、使等配伍原则，将相关药物综合成方，用以加强药效便于临床应用。针灸是针刺人体腧穴，并以燃烧艾绒熏灼腧穴部位的皮肤或病患部位，以疏通经络脏腑气血运行，调和阴阳，扶正祛邪，消除疾病和恢复正常的功能状态的治疗方法。按摩又称推拿，是用特定的手法在人体的体表进行按压推摩，用以疏通经络、流畅气血，调整脏腑功能和滑利关节，从而消除疾病、保健强身。

　　中国医学推崇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思想。《内经》早就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历代以来，对预防方面有着很多措施和经验，包括锻炼体质、讲求卫生、预防七情内伤等内容。五禽戏、太极拳、导引按摩、食疗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养生又称“摄生”，旨在通过自身的调摄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身心健康的目的。养生的具体方法大致包括养护精神、调节饮食、起居有常、劳逸结合、药物调养、气功按摩和医疗体育（如五禽戏、太极拳、各种武术）等内容。气功渊于古代“导引术”，是一种自我锻炼的方法，也是养生保健的重要内容。气功强调要身心息并调，精气神并练，达到疏通经络、运行气血、平衡阴阳、调养元气的作用。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受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方法，多以“取象比类”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现代学者认为，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

    中医的基本理论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成熟的秦、汉时代，是和中国古代哲学紧密结合的医学。中国哲学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则是把哲学、医学、军事、天文、地理、建筑、冶炼、政治、社会甚至王朝的更替、服饰颜色以及衣食住行等所有古代科学包容于一体的学说，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现代的整体科学观具有更多的共同性。正因为中医是和中国古代哲学紧密结合的医学，中医具备了与现代医学沟通的基础。中医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发生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现代的整体科学观有着“质”的不同，中医与现代医学具有不可通约性。

5.唯物辩证法、系统论、阴阳五行学说与现代医学的关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