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取象比类：中医现代化的解决之道(草稿)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jlzhhj在 2005/02/13 03:27pm 发表的内容：
实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获得正确的知识。用实验获取知识，不仅要求形成知识的材料来源于实验，更要求用实验的理念来加工材料，使之重构为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实验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它把对象分解为一个个可以控制、观察的元素，从而获得关于各个元素在对象中的作用的事实，但这并不是实验的最终结果，它还必须将这些事实按照它们在对象中的作用进行理性加工，从而形成关于对象的内在特性或规律的理性知识，即对象的理性重现—知识，而知识是否正确还必须经过实验的检验，如此往复，以不断深化对对象的认识。
   同时，实验还是更新知识的途径，它能否定旧知识发现新知识。
   中医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实现中医理论由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变，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用实验的理念和方法重构中医理论体系，使中医学健康、快速的发展，以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

实验的方法也是一种分析还原法。
中医的现代化应当借助于分析还原法。但是，在这里分析还原法只是一种具体方法，不是认识方法论。中医的认识方法论依然是过程、全局观，应当在中医的过程、全局观指导下应用实验、应用分析还原法。

张仲景

反正我是看不懂

jlzhhj

[转帖]中央领导视察中科院 科技重视程度“从未有过”
中新网2月10日电
《瞭望》刊载文章说，在中科院近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用“不平凡”三个字概括了中国科技界刚刚过去的一年。“如此短的时间里全体常委到
科学院视察，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路甬祥又用“从未有过”四个字概括了过去一年里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重视。　　根据路甬祥的“不完全统计”，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总
理三次到中国科学院调研、考察、看望科学家，听取中科院对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战略研究报告。2005年1月13日和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
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也先后视察中国科学院，参观中科院知识创新成就展，对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创新体系建设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
试点做了重要讲话。
　
　2004年12月底，胡锦涛总书记在一周之内安排了3次与科技工作有关的日程：24日，分别看望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杨乐；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八次集体学习——“面向2020年的科技发展战略”；29日，考察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并作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指出，“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胡锦涛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扎扎实实地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
　　路甬祥说，“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的考察，一系列的讲话，都源于中央领导同志对科技的深刻理解，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对科技发展的殷切希望。这也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科技方面提出的希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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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健康报记者陈会扬  刘燕玲)在1月6日开幕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强提出，
　　
　　高强指出，目前，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服务领域缩小，二是中药特色和优势淡化，理论创新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jlzhhj

困境重重 中医不“中”20年后中医还在乎(思考)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靠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执业医师法》规定，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导致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临床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药品管理法》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中医药管理条例》也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中医药发展。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尊重国情 谋求振兴
   充分保障13亿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一个最基本目标。但我国85%的人口（90%以上的农民、50%左右的城镇居民）无缘享受国家公共卫生保障。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非常之大。解决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继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但实践表明，此路难以持续走下去，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道路。西方医学成就之伟大不言而喻，但西医费用之昂贵也有目共睹。西医越现代化，投资就越大，收费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难承受。10多年来，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若无政府补贴，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
   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个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5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当，正在导致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美国每年有100万住院病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受害，其中18万人死亡，是车祸死亡人数的4倍。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扩大公民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若继续走西医为主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1.3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我国2001年的GDP总额），也不可能达其占GDP的13％水平（这需要1.25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实际为5150亿元，占GDP的5.3%，相差约60%）。更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
   同时，西医的局限在中国也有同样表现，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1999年我国西医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40％以上。我国抗生素占西药消费总量的31%，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世界平均为30％。
   2．中医药学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医疗卫生办法与经验，且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只要认真加以学习、继承和发展，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真正与西医并驾齐驱。
   中医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从始于战国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明清吴又可、叶天士的温病说，中医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当年参与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达90%，且无后遗症。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1∶234。抗击SARS，中医药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已开始发挥作用。
   正是中医的比较优势，使得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钟情于中医。尽管中医机构和力量远小于西医，但我国每年中医门诊量仍占全国医院门诊总量的1/4，民间诊所更高达63%。
   3．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70年代，我国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使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
   20多年来，中国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镇中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2亿多居民。在普遍卫生服务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为世界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排在最落后国家之列。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59.3∶40.7。为此，中国受到了国际强烈批评。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将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预防为主的，真正把“修养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居民收入的未来变化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采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中医为主、中西医并行。就是说，通过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逐步使中医在城市能够与西医真正并驾齐驱，在农村则要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的体系框架，才可能实现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要求，才能够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2020人人健康”的目标。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全面振兴中医药。
4、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振兴中医药。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最佳选择。因此，全面振兴中医药，应当实施六大振兴工程。
   中医药人才工程：解决中医药人才问题，最根本办法是真正按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培养人才。必须办真正的中医药院校。招生考试，应有严格的古汉语等传统文化知识要求；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和经典为主；临床培训，以望闻问切技能的掌握为主；研究生深造，当以深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和熟练掌握某方面中医传统技能为主。只有如此，学生毕业时，才具有真正的中医思维，掌握真正的中医技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
   此外，承认师徒传承培养方式。使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必须改革中医药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医药师资格审查制度，增加财政对中医药教育的投入，为造就千百万中医药人才创造体制和物质条件。
   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科研必须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主要遵循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科研的做法。要重新确立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方向。中医药学是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非单纯的医学。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遵循西医科研路线,而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科研体系。
   此外，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发新中药。在总结普效性中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新中成药。把以化学生物方法为主的草药成分研究列入西药范畴。要建立中药系列标准规范，使之逐步成为中药国际标准。同时，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真正的中医科研与临床基地。
   中药产业发展工程：近年来世界草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长10―20%。我国中药产业也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一大新兴产业。
   一要发展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二要扶持中成药生产。三是拓展中医药国际市场，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重树我中药大国声威。
   乡村中医药工程：一要像过去培养赤脚医生一样，为农村大量培养初级中级中医药人才。二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在农村开办中医诊所。三要在政策上扶持乡镇卫生院，逐步提高其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四要组织中医讲师团，到农村普及以中医药为主的初级医学知识。五要建立一项制度，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大中型医院和医疗科研机构工作之前，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年。
   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中医药从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到临床实践等各个主要方面，均与西医有很大差别，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与西医药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医日益西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实行中西医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基本按西医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医。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充分尊重中医药发展客观规律，完全按中医药自身特点确立行政管理方式和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将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出来，从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统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同时，要增加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经费投入。既要提高国家卫生行政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更要提高中医药行政事业经费在整个卫生行政事业经费中的比例。否则难以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宪法精神。这是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条件保障。
   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或学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否定了中医,时至今日，日本已没有中医。这是个大教训。我国虽将“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但要在具体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上落实宪法，还须下大功夫。
   一要组织中医药专家和法律、经济及行政管理专家，对涉及中医药的所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凡有碍中医药正常发展之规定，或是修订，或是废止。二要加快中医药立法步伐，尽快制定中医药法。三要研究制定保护特种中医药的专门政策法规，像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一样，保护中医药典籍、传统配方验方、中医秘术秘方和新中医药成果。四要在医疗卫生新法律政策制定中，在贯彻中西医地位平等、一视同仁原则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应体现对中医药的鼓励和扶持。
   今年2月，全国100多名著名中医师，联名上书党中央及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呼吁书指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会出了不可磨来的贡献，是解决我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键。唯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保健体系，才可能解决中国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并成为全世界医疗模式的典范。如果无所作为，中医药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如果中医药消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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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星河在 2005/02/19 11:21am 发表的内容：
没有“古代哲学”指导的‘现代中医’，不是地道的中医。
这种杂交的产物，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表现，也是历史过程中的一种花絮，但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的。

jlzhhj

许博渊 ——恋旧莫如创新：谈国学振兴
恋旧莫如创新：谈国学振兴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之后，作为西学的对立物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与西方文明对垒。二三百年来，国学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西学则“西风落叶下长安”，欧风美雨满乾坤。面对如此局面，国学阵营里的战将们每每悲从中来，时不时地举起国学的旗帜呐喊一阵。
　　这些年，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国学的兴趣真是有增无减，理工科大学研究生导师把《论语》列为必修课已经不能尽兴，还要将国学引入中学。最近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说北京东城区某中学初三（四）班进行了一次调查，全班50名学生，只有一个知道孔子的名字为丘，而无一人知道大思想家王阳明是谁。
　　50名学生中有4人说朱熹是诗人，16人认为是文学家，只有4人知道朱子是思想家。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忧虑国学》，称此为文化的断裂，并为此痛心疾首，呼吁接续这种断裂，“以此，拓宽生命的河流，张扬生命的色彩，舒展生命的个性。”
　　国学为什么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还能在今天博得如此众多的爱怜？又为何总是振兴不起来？
　　国学是产生于农业小生产基础之上的一套理论，它规范了人际关系的准则，维护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凝聚和发展立下过大功劳。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跛足的，就其大者而言，它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和伦理，而忽视了对自然界的探索；过于注重内心的求索和人格的塑造，缺乏向外开拓的勇气和兴趣；过于注重现存秩序的稳定，而害怕变革。它经过两千多年的自我改造而臻于完善，成为中华民族坚固的文化——心理构造，渗透进了人们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
　　一个中国母亲，在把上学的孩子送出大门的时候，总是反复嘱咐“路上要当心”之类。西方母亲也爱孩子，但她却说“祝你好运”。一个要求孩子循规蹈矩，一个要求孩子在探索中走运。这种心理差异正是来源于文化差异。
　　欧洲人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总是不安分。他们能够扩张，能够“发现”新世界，能够发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根子也在传统的力量。古希腊哲学家们很注意观察自然。与孔子同时的一批哲人猜想万物的本源，是水？是火？是土？是风？是数？是原子？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七大贤人之一的泰勒斯，由于航海生活的需要，居然测定了太阳从夏至到冬至的运行轨道。古希腊的科技之光又照亮了西欧北欧，出现了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哲学的核心是世界观和认识论，回答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我国古代思想家缺乏科学的思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哲学家。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社会哲学，而庄、禅则是人格心灵哲学，是很有道理的。据说列宁说过，庄子和禅学是一枝不结果的花。老庄也谈到许多自然现象，但那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社会学、伦理学和人生哲学，并不是他们学说的主体。到了宋朝，理学兴起，把古代哲人本来就不发达的科学思考都打掉了，与禅宗相融合，搞打坐悟道那一套东西，专门去琢磨心性，把儒学引进了死胡同。
　　我们古代也有许多辉煌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可是有几个科学家留下名来？近年来考古发现，这个比西方早多少年，那个比西方早多少年，就是没有文字记录，不知道谁发明的，他的理论是什么，有些什么著作。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建立过功勋的人们，当时就被边缘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结果，国学只剩了孔夫子、孟夫子、朱熹、王阳明。为什么不调查一下，有多少中学生知道张衡、郭守敬、毕昇。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为什么西欧能顺利扩张时指出，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在热衷于内省，专做心灵的工作，阿拉伯人让出了印度洋，中国人让出了太平洋，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在《世界通史》中这样评价中国当时的儒学：“它尊重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重过去，轻视现在；尊重已经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
　　由此，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朱熹讲“致知格物”，我原以为是对自然物的研究，后来才知道，他的“格物”是指“格心”。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国学的理解不在我们许多提倡国学的人之下。旁观者清，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格物’这句话没有被解释为科学的观察，而是对于人生的研究。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继续是中国学问的中心点，其中心点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他还比较了中西古代学者的不同。
　　他说，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使读书人和工匠分离，“这种手与脑的分离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家先驱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欧洲的科学家们往往来自讲求技艺传统的人们，虽然他们同样是读书人，可是他们没有为社会风俗所限制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中国的国学先辈们自然没有实验室，只有讲授伦理道德的书院。
　　钻研外部世界的文化战胜钻研内心世界文化，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吗？秋天来了，树叶要落，不要悲伤，不要忧虑。我们不主张割断历史，不主张抛弃传统文化。但国学并不等于传统文化，不能一说到传统就是国学，以为国学失传了，就是传统文化割断了。
　　在竞争几乎白热化的现代世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科学技术，迅速地把生产力搞上去。这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爱了一辈子国学的钱穆早在80年前就说过：“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文化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与其恋恋于过去，莫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营养物质，创造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先进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拓宽生命的河流，张扬生命的色彩，舒展生命的个性”。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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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现代科技促进中医发展　　[第 1 2 3 4 5 6 7 8 9 页]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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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理论流淌着《易经》的“血液”
易学在医学观念、医学理论和医学方法等方面为中医药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孟庆云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发明相比，它是惟一的体系完整、科学思想与操作技术完美结合的发明创造，又是惟一的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东方科学。和西医学相比，中医学从医学观、思维方式、理论构成皆大异其趋。以此，中医学的行进路线和学术大厦的形态完全不同于西医学。同是以防治人体疾病为目标的医学能有如此不同，关键在于中医学受易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医学以有机论整体观审视人体，重点研究人体功能和变化过程而非实体结构；中医学重视人体的时间特性，以时间统摄空间，明显区别于西医学着重阐述人体空间，以空间统摄时间；在理论构建方面，中医以模型化的方式和西医、西方科学的公理化绝然不同。中医学的这些特色是受易学的影响而铸就的。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就是在《周易》的影响下结合医学实践而形成的。此后又随着医学实践的丰富不断援用新创生的易学理论而构建医学理论，在汉代象数易学爻辰说的影响下，中医发轫了五运六气；在宋代易学图书学派盛论太极图时，明代中医学有几种命门学说的形成，呈现了中医学理论演化进程中“医易相关”的特征。易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医学观念、医学理论和医学方法三个方面。
　　易学与中医学的有机论人体观
　　在古代科学未分化以前，医学和易学源出一家。人体知识曾是易学素材之一，《易传·系辞》曾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学把人体脏腑器官纳入易的框架，例如《易传·说卦》：“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身，离为目，艮为首，兑为口”，这是在巫术医学时代以占断病所循按的依据，可谓“医易同源”。
　　随着先民实践的发展，医学分化为独立的学科，但医家的基本观念仍和“大道之原”的易理一致，易的基本观念也便成为医学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集中体现于《黄帝内经》并延续至今，我们把中医学的医学观概之为有机论人体观。有机论人体观着重于人的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人体自身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协同，从天地人之间的复杂内在联系探求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有机论人体观是由整体观、动态观和阴阳稳态观等构成。
　　中医学的整体观是易学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在医学的体现。《易传·说卦》言：“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人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种三才统一的思想，又称天人观，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之一分子，即从天地人的大系统的开放体系，以其联系、变化、相互制约等关系审视人。由此《内经》多次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甚至对人的定义也是：“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易传·文言·乾》提出了人身小宇宙之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后世进而广论，《吕氏春秋》曰：“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淮南子》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内经》则发挥了“小宇宙”的思想，《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天地之大纪，人身之通应也。”值得论及的是，西医学也讲整体观，但所论述的是由器官组织等部分合成的整体，是共性的整体，却从没将人与天地大系统联系在一起。《灵枢·营卫生会》以“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对中医人体的整体观做了深刻的描述，中医学就是循此思想阐述健康、论治疾病的。
　　中医学的动态观就是易学“唯变所适”的变易观在医学的体现。《易传·系辞上》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肯定万物变化“日新”，新事物“生生”不已。认为“变动不居”是宇宙万物的基本特性，人们处理事情应“唯变所适”，即《易传·系辞》所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中医学就是以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审视生命的健康和疾病。《素问·六微旨大论》把“动而不已”作为自然界和生命的基本规律；“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动态观引导古代医家对人体进行联系时间和空间的详尽观察，发现生命在时间维度上不可逆转的特性，即《素问》二次强调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中医学以此重视时间，以时间统摄空间。又发现了人体具有自适应、自修复、自组织的能力，《内经》称此为“神机”。《素问·移精变气论》认为动态观最为重要：“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动态观又成为中医研究和认识的一种方法，以此认识到人体生长发育状态，包括脉象变化有常有变，例如四时三脉有弦、钩、浮（或毛）、营（或石、或沉）之异。以此告训医生要“知常知变”或“通权达变”，这正是《易经》的不易和变易之理的运用。
　　“易以道阴阳”，《易传·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医学不仅承袭《易经》阴阳的理论，而且在《内经》成书的二千余年后，对阴阳学说不断发展，不只是丰富了易经哲学的阴阳理论，而且有其质的提升，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建立了人体的阴阳稳态观。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阴阳对待、阴阳匀平、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逆顺、阴阳离合、阴阳交争、阴阳转化等一系列规律，并用以概括医学现象成为医学理论。由此，阴阳在医学中不仅仅是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中医学的一种理论范式，成为中医学的本体论内容，例如八纲有阴阳两纲，五脏经络皆有阴阳，如肾阴、肾阳等等。阴阳的发生，从先民农业文明的方位观，草原文化的生殖、交媾观念，到占筮诸卦的阴爻、阳爻的比应关系，在《内经》中被升华为“阴阳应象”的系统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阴阳平衡的法则，认为阴阳相交为泰，不交为否；阴阳平秘是稳态，是健康，阴阳失衡是偏态，是疾病，即“偏阴偏阳之疾”。这是中医学发展易学阴阳建立的阴阳稳态观，是中医对健康和疾病界定的原则，而对疾病的治疗也还是于此，《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故尔治病讲“平”与“和”，以此成为中医治病的第一原则。这里还应该指出，阴阳虽然具有辨证法思想，但是阴阳不等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因为第一，阴阳是一个事物中的“对待”或两种相反的运动形式，存在于一体中不能分割；而矛盾是两个对立的事物。第二，阴、阳之间互相依赖和补充；而矛盾的双方是对立和排斥，无涉于相辅相成。
　　易学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模式
　　医学理论源于实践。中医学把实践升华为理论一般是以哲学为间架，把实践襻附于其上。受经学的影响，中医学理论体系奠立之初也走上了经学化的道路，把原创的初始著作称之为“经”，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汉代经学以《易经》为首，影响最大。在它的影响下当时医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也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它由“象”和“数”两方面内容构成。《易经》六十四卦的推演主要看卦象，对卦象的分析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四者。例如乾卦象天，为实象；以乾为父，为假象；以乾为健，为义象；乾有元、亨、利、贞为用象等。战国时代《易经》哲理化《易传》成书以后，对“象”尤为重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者，象也。”“象”作为《易经》的重要观念之一，可分为现象、意象、法象三者。《系辞》之“天垂象”、“在天成象”、“观象于天”、“见乃谓之象”是为现象；所言之“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君子居则观其象”以及“进退之象”、“昼夜之象”是为意象；“天垂象，圣人则之”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为法象。就是说，事物自然的人为的静态或动态的显露，能为人目视所见的对象为现象；由抽象思维的意念虚拟的想象为意象；由现象和意象的推理而取法者为法象。象数易学的“数”和卦爻一样，也属于易学的符号系统，用数字把卦象的涵义进一步抽象，使“数”表达一种规律，由此“数”也从符号而达到比类思维的效果。象数易学就是以“象”和“数”来表达事物特征，进行比类推理。故《内经》强调医者要“合于术数”。
　　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就是象数易学运用于医学的体现。《内经》里已经有“器”（《素问·六节藏象论》）、“官”（《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等概念，但医家们对脏腑、经络、器官等除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的“现象”认识之外，还采用了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观察方法，包括由表推里及由病理反推生理。《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五藏之象可以类推”。此类推的有关论述是藏象理论中的意象。对活的生命，内部脏腑的功能不能直接观察或解剖而视之，但可用“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我知彼，由表知里”（《灵枢·外揣》）的间接方法而达到“视其外应，以知内脏”。例如，汗出过多而心慌，可推出“汗为心之液”，因受寒尿多而推理为“寒气通于肾”等。《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言之“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是由病理而推生理，该篇作者认识到有时只有在疾病情况下才能捕获到健康情况的信息。
　　藏象理论所论述的人体特征，也有因于法象者。古人把脏腑功能和四时等因素联系起来，如恽铁樵所言：“《内经》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并包括方位、颜色等诸多因素，如肝的特征是：“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色苍”、“通于春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皆为法象。由是而知，《内经》的藏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的综合，直观所见的脏腑是现象，形见于外可阅的功能论述援自意象，由于取法比类而论述的是法象。这表明藏象理论是解剖观察、临床实践和理论思维的综合，远远超越了脏腑。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理论重大区别之一。
　　又因为比象取类的原型不同，仅《内经》中就有三种藏象。《灵枢·九宫八风》是人体脏腑和八卦对应，是为“八卦藏象”；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按六爻递进，把一年分为六节，对应六腑的六节藏象等。在《内经》中，最有价值的是五行全息藏象。《易经》的六十四卦已经具有全息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任何一卦，可有六十四卦的信息。《吕氏春秋》等也有人身有天地万物信息的思想。《内经》也多处详论了人身局部狭小区域内有五脏六腑的信息，如《灵枢》之《五色》、《大惑论》、《师传》等篇，这种局部和整体在功能或信息上有对应、同构和共效的关系为全息。又在西汉初的京房“纳甲”易学中，已经把阴阳、八卦、五行、五方、月相、天干等综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象数模式，《内经》的几篇作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就是把纳甲的框架和藏象理论、全息思路结合起来，形成了五脏同五行、五数、五味、五色、五方、五季等体系的藏象理论，笔者称此为五行全息藏象论。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人体有序性和整体最优化的原则，而且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实用价值。
　　易学在汉代又有多种预测疾病和灾害的方法，如五行预测、六气预测。东汉时郑玄将十二爻、十二辰、十二律与二十八宿相配推出了象数易学的“爻辰说”，这个学说可以兼容五行和六气两种预测法。后来，在“七篇大论”中又以干支的配合与医学知识相结合，就形成了五运六气学说。它虽然在唐代被王冰纳入《内经》，但学者们多数认为成书于东汉晚期。五运六气对医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预测，而且把五行发展为五运，提出了亢害承制和病机十九条等理论，这是易学对中医理论构建的又一大贡献。
　　宋代理学的图书学派推出了多种易图，包括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等多种。太极图又有五层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等数种，其中，黑白回互的阴阳鱼太极图最为精炼概括，当时的医家们不仅接受了“物物具太极”的全息思想，而且在实践中探索人身之太极。开始时，李东垣以脾胃是人身之太极，之后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都认定，命门就是人身之太极，主宰一切。孙一奎提出了“动气命门”学说，赵献可提出了“肾间命门”学说，张介宾提出了“水火命门”学说。三家命门理论虽然内容各异，但都企图以命门为最高主宰，统一阴阳和五行，虽然没能得到公认，但是，其突破意识并以此推助了温补学派的创立，这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易学与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中医临床重视因时而异的证，重视个体特异性，而又提出六经等分证模型，易的思维方式是其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蛮荒时代，人和动物一样对创伤也有一定的治疗本能，对疾病是采用尝百草的随机治疗方式，之后逐渐积累一些“对症”治疗的经验，但此时仍是以巫术为主，巫术中也可能包括一些经验方法。再之后，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医学理论，开始了理论医学的时代。巫术医学时代或巫医并存的时代，医生曾经以《易经》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伯，使医和视之，诊为“蛊”。赵孟问何为蛊，医和按蛊卦之卦理解说：“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可见《易经》的卦曾被用为病证的模型。类似情况后世也有所沿用，例如否证与否卦，未济卦为心肾不交等。《易经》的变易观念和它的辨证逻辑思维方式是中医学走上辨证论治道路的根本原因。易学的动态观则是动态地看待疾病。《易传·系辞》言“开当而名，辨物正言”，要求对待疾病重在“辨”。《易传·文言》强调“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要符合客观规律。在“唯变所适”、“通权达变”、“与四时合其序”、“与天地合其德”等思想合力的影响下，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以《伤寒论》为标志，中医创立了辨证论治。
　　从《伤寒论》到《内经》，是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它从《内经》的整体通治性思维范式，转向个例针对性思维范式，其主要突破有三点：一是六经辨证的确立。《伤寒论》把热病按其表现分六个层面，每经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即后世医家所言之“提纲”，并对不同的变证有针对的治法治方，这是《内经》三篇热论所不能比拟的。六经有《易经》六爻之变的思想，但以其具体而有“垂方法，立津梁”的意义。二是体现个例分析与精确相结合，不仅理法方药一线贯通，而且对观察的病程及方剂中诸药剂量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三是以其治疗的“套路”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系统性。六经是一个大套路，其中的某些证，也可以因为用方之先后形成有效的套路而提高疗效。《伤寒论》有些证名如“心下否”，有些方名如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等与《易经》理论有些关系。但对《内经》的范式转换才是至为重要的。
　　《周易》对医学理论的影响，除上述三方面外，其“思患而豫防之”开“上工治未病”的中医学拟豫卦、颐卦等思想之心智，开发了武术、导引、气功等养生保健手段。为此，《内经》把“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作为理论纲领，这正是最恰当的概括。
　　综上所述，中医学从观念到理论到临证方法，受从《易经》到《易传》到易学的影响随处可见。特别是易学的联系性原理和易学把规律统一起来的范式，被中医学接受和运用，使中医学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正是由于中医学的理论得以体系化，它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发展至今，这也是从《周易》到易学对中医的最大贡献。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