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医中药（征求意见稿）

张济风

大鱼头 先生
我的研究是,由于教科书的错误,,1.中医连什么时候有的理论都不知道,2.对于中医理论能否指导中医实践,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有一个客观的了解3.对于中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中医权威更是骗人
您如果真的了解中医历史 知道孙思邈时代怎么治病的,您就知道您的观点是否对错了
或者说知道没有中医理论中医一样可以治病了.

kjy49

其实，与不懂中医的且又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来讨论中医问题简直是对牛谈琴。
下面转贴一篇文章，供这些假西医和科学论中医者看看。
【转贴】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访德国中医药学家波克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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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访德国中医药学家波克特博士
　　曼.波克特，一位谦和友善、年逾古稀的德国老人，一位受人尊敬的汉学家。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满晰驳，取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他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欧洲，他不仅是与李约瑟齐名的汉学家，而且是一位中医学家。他的名片上印着：“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中医理论基础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中医规范辞典执行主编”。
　　他精通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以及俄语等，中国话讲得相当不错。他的藏书甚丰，收藏的中文书籍有近万册。四书五经，老子、孟子，唐诗宋词，红楼、水浒，以至平妖传，大同书无不研读。他读更多的，还是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在内的诸多中医典藉及现代中医著作。
　　在40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他编著出版中医图书有：《中医临床药理学》、《中医方剂学》、《中医针灸学》、《中医论断学》、《中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风靡欧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多次出版。他在德国慕尼里创办过“国际中医社团”，开展专题研究，并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学习班、报告会、学术交流会。数十年里，矢志努力，耕耘不懈。
　　他为了中医的振兴和发展，1979年以来先后5次来到中国。他的中国同事和朋友亲切地称他“老满”,或“满教授”、“满先生”。有人把他誉之为活着的白求恩。他对中医发展的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
　　前不久，波克特教授应邀来北京。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会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希望中国不要培养假中医
　　《科技中国》：满教授，您在讲演中说：没有中医，我早就不存在了。是您把中医药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视为生命一样重要呢，还是中医药使您的健康大受裨益，甚至挽救过您的生命呢？
　　波克特：应该说，这两个含义都有。早在50年代，我就被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征服了。我结识了不少华人朋友，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在巴黎大学求学，有幸结识了李约瑟博士，更加深了我对汉学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道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德国学习西医，同时研读了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从此我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作了我一生最主要的事业。
　　作为中医学家，我当然知道中医的保健方法，并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有一年外出受寒，肩膀疼得很励害，下飞机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开始时用西医方法治疗，很久不见效果。后来我改用艾灸，三次就完全恢复了。1989年，我患了膝关节炎，西医先让服用可的松，没有效果，后来建议动手术，换金属关节。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给我推拿、针灸，配中药吃，不到6个月，彻底好了。你看见我今天在会上，两个多小时都是站着讲演的吧，完全正常。两年前，我的眼睛视物模糊，西医说是中心性渗出性视网膜炎，没有办法治，搞不好会失明的。读书人眼晴失明是最可怕的事，我用中医方剂学里的伏兔丹和六味地黄丸为基础，做成药粉来吃，几个月后就好了。现在我73岁了，视力1.5，你看，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
　　《科技中国》：您的太太和家人、朋友，是不是也相信中医，有病时是不是也请中医师来看？
　　波克特：当然！我这次来北京，从王府井的平心堂给我的太太配了中药散剂，还要带回一些在欧洲不便买到的中成药呢！
　　《科技中国》：听说您能用中医诊病，并能开中药方？
　　波克特：当然。我研究中医药几十年了，60年代时曾经拜台湾一位老中医为师，他的脉诊很特别，诊断不错。我也是个满不错的中医师啊。
　　《科技中国》：在德国，认可中医中药的人多不多？
　　波克特：德国是使用植物药最多的欧共体国家，占领了欧洲草药市场的70%左右。据调查，58%的德国人服用天然药物，85%的德国人认为天然药物有效，毒性低。可是现在到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中医师，大多数水平不高。有的人到中国进修中医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开中医诊所，真正能用中医理论和方法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多，许多中医师不会望闻问切。他们其实是假中医。中医是一门科学，希望中国要严格掌握培养标准，不要培养这样的假中医，这对中医在世界的传播影响很不好。真正好的中药也不容易买到，有些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药效得不到保证，这很影响中医药在国外的声誉。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科技中国》：您在各种场合都说过，中医是成熟的科学。我们相信这是您对中医药学多年研究和深刻理解的结果。在您看来，中西医是不是各有所长，它们各自的长短主要是哪些？
　　波克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要多说一点。国外是有许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奇怪的是，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我在世界许多地方讲演，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什么叫科学？在我看来，科学必须符合以下三条标准：一、以正面经验为基础。“正面经验”是针对确凿的事实而取得的实际效果。正面的事实与主观的臆测是相对立的，离开了事实，科学便失去了形成的必要条件。所以“正面经验”，是经验的事实资料的积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陈述的单一性。即在一定的上下文意中，具体名词术语的含义是单一的。所陈述的内容都是有一致规定的，并排除其他含义，那怕是稍微相似的含义。三、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严格的”，是指不是任意的、含糊的和近似的；“合理的综合”，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就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能使人们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
　　按照这三条标准，可大致将二十世纪的各种科学分为精密科学、原始科学和伪科学。少数学科属于精密科学，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几乎完全符合三条标准，是精密科学。多数学科只符合第一条，可称为原始科学。离开了取得正面经验的确凿事实，则应称为伪科学。在现代医学（西医）中，绝大多数是原始科学的知识，只有一小部分是精密科学，其中还有较大的伪科学的成份。与此相反，中医除了还有一部份是原始科学和伪科学的残余外，就绝大部分或者主体而言，应当称得上是精密科学。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等中国古代医书的传世，表明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而且很早就有自己的药物学专著，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我的好朋友、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教授李致重先生在他的《中医复兴论》里说：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机理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医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中医辨证论治所形成的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是中医最突出的特色，也是西医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我完全认同。
　　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西方医学已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它不能像中医那样对个体机能失调作出精确的、特异的判断，并进行治疗。西医盲目用药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抗生素、激素，经常服用很容易造成药物依赖，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抗生素、激素的滥用，使高血压、心脏病、血栓等等病症随处可见。
　　我开始是学西医的，而且在慕尼黑大学医学系当过老师，也有行医资格。如果不了解西医，我就没有资格批评西医。当然，我决不是说西医一无是处，这里我是从科学与技术的比较上讲的。从长远来看，中医应该比西医有更广阔的前景。因此，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
　　《科技中国》：中医既然是成熟的科学，具有广阔的前景，那么，它是不是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条件？您对中医全球化乐观吗？
　　波克特：这个问题很难用乐观或不乐观这样简单的结论来回答。从当前看，情况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如果中国同道们和中国的领导人足够的意识到当前的问题，并着手加以纠正，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这次演讲的主题那样，“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呀！
　　中国把自己的宝贝当垃圾丢掉了
　　《科技中国》：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波克特：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的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中国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
　　《科技中国》：针对您看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请您开个“药方”，您会怎么开？
　　波克特：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有几点看法要说一说。
　　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几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医沉思录》，我高兴地看到有许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医的问题了。最近我读了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我们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让我高兴了!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志同道合的学中医的学生呀。我认为，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做好。中医应当在中国的国学传统上尽快复兴起来!
　　实际上，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让人家说你是伪科学。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觉察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了，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很多人把目光转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应该加强中医中药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要培养大批真正能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是一万人，而是五十万、一百万人。这样，输送到世界各国的假中医也就少了。中国应该制定中医药学的标准，当然不是以西医学方法来评判的标准，并使它逐步成为国际遵循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者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中医中药有自己的标准，用别人的标准就不是中医中药了。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条：一是设法使中国的一些一流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学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二是继承、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三是系统地发展属于中医自己的现代技术。比如研制鉴定中药的新技术；药物功能论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等等。这些工作要靠中国的同仁来做，也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科技中国》：您是不是早就与中国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波克特：是的。我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已经有很多年了。与中方签订了几项协议书，合作编纂中英文《中医学规范辞典》、改编《传统针灸学教程》、编写《中医学概论》等等。我很热心于这些工作，因为只有首先把中医的事情做好才行。
　　我常常肯说：我不知道。这好像是我的口头语。不过真的，我不知道中国不少人已经看清了中医的问题，为什么改起来这么慢；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能够为中医做一些什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一直努力的。

张济风

波克特博士看到了中医好的一面是对的,我们是努力的让中医发展,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发展中医的出路!!!!!!!!!!!
我们的分歧是用现代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医药,还是不变祖宗之法的问题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中药仅站市场的百分之三,洋中药正在吞噬我们的国内市场
我们不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中医药外国人却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我们面临吃中药要付给外国人钱的问题!!!!!!!!!
形势危机!!!!!!!!!!!!!!!!!!!!!!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FSJF

张济风 你毫无立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张济风

我的立场非常清楚,
我们的分歧是用现代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医药,还是不变祖宗之法的问题
讨论是用现代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医药,还是不变祖宗之法能否发展中医药的问题!!!!!!!!!!!!!!!!!!!!!!!

曹东义

我最近才知道有这档事，昨天发了一个长帖《奉劝张功耀：迅即告别固执与偏见》近一万字，陈述我的理由。在这个网站，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已经涌动了100年，不时就会冒出来。不从理论上彻底肃清，是很有害的。它使中医药的发展，处处潜藏暗礁、陷阱。

张济风

张功耀之文是有问题,但他不能把中医怎么样,中如果死亡,我认为是我们掩盖中医问题的结果.不去解决中医自己的问题结果
是我们大家不去解决中医发展问题的结果
我们大家才是罪人
是我们民族的罪人

张济风

为什么不能解决张功耀提出正确的中医错误???????????
为什么?????????????

张济风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着爱中医的招牌,为的是自己的蝇头小利,不顾国家的大力
,卑鄙!!!!!!!!!!!!!!!!1
真正的卑鄙!!!!!!!!!!!!!

曹东义

奉劝张功耀：迅即告别固执与偏见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6738352、电子信箱：caodongyi58@sohu.com
张教授，你怎么搞的？弄出来这么一篇东西来，不但发在《医学与哲学》上，而且还在这里设“擂台”，大谈什么“告别中医中药”。你没有看见台下愤怒的目光，没有听见斥责的吼声吗？快下去吧，不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不要忘了，连你举的招牌也带上！
什么？你不愿下去，还想听听理由？那好，咱们就好好聊一聊，我陪着你走一趟！你说上山，咱就上山；你说下河，咱就下河。有理走遍天下，怕你做甚？！现在已经不是“只许州官放火”的时代了。
你问我是谁？真名实姓：曹东义，我乃燕赵杏林一中年也！
你问我的资格？医学硕士，主任中医师，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导师。
你问我有何文字、文章？主编《神医扁鹊之谜》《中医群英战SARS》，独撰《中医外感热病学史》，还有一本《回归中医》正在出版社里。论文几十篇，大约五分之一在网上。
不说这些了吧，你不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吗？咱们现在就切入正式比赛吧，你看，你的拉拉队里的余云岫先生，已经等不及啦。
对啦，你在出场的时候，已经介绍了给你的助阵的人。你还真有本事，那么老的先生你都请得动。俞樾先生，已经是清朝人了，作古了那么多年，他被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吓着了，说的那些话我们也不用太计较，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就不必惊动他了吧。
“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的余云岫，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其实你与他也没有见过面），但还是早有耳闻的。而且，他老人家的儿子、孙子，几年之前还都写过为他翻案的文章，据《挽救中医》一书的转载，大意是：余老先生爱国，他当年只是批评中医落后的方面，帮助中医改正错误，而不是蓄意反对中医。而且举例说，他在建国后还做了许多整理国故的工作，大力主张研究中药，有了很大的转变，应当对他重新评价，应该把他定为伟大的医学科学家。他的儿孙是明智的，这一点你不如他们，不如他们会遮掩。杀中医，硬刀子不如软刀子好用，你何不用“科学化”“现代化”，来“化”中医为乌有呢？好多的人比你聪明，这样直来直去地说“告别”是要吃大亏的！
余云岫先生当年与你一样，都是先判中医的死刑，然后再一条一条地慢慢说，中医的所谓莫须有的错误、谬误。这种手法不高明，很容易激起民愤，“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一点，你比余云岫有远见，比他手法高明。虽然你说民众为“庸众”，但毕竟含蓄多了，不像余老先生。他曾经说：“下之民众及社会之领袖，其信巫不信医，信巫瞽之医而不信科学之医者，十八九也”。
余老先生把巫的脏水，泼了中医满身。昨天我已经发了一个帖子《尚科学反巫术，中医喊了几千年》在这个网上，有空你看看。
余云岫老先生对国人曾经失望至极，他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到了不可救药，“不可为”的地步。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猿猴，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这种中华民众为伍。他要救中国，他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余云岫祭出的只有“医学革命”一面旗，而你背后竟然插上了“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四面旗，知识远比他渊博得多，看来我还不能太大意了。
你还请来了一位伟人鲁迅先生，他也是革命先锋，但他虽然错误在身，还是比较认真对待传统文化的，曾经说过“不要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盆里的孩子一起泼了出去”。毛泽东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他对中医有偏见。此言不错，鲁迅就是对中医有偏见，他骂的没道理，而且诬陷中医“用蟋蟀一对，还要原配的”。更别有用心地捏造了一个《药》，把脏载在中医身上。我在《中医群英战SARS》一书、《我对杨振宁教授说几句话》之文里，已经严正地指出：像鲁迅在《药》的小说之中影射中医用人心这个“血馒头”作药引子的故事，我们翻遍中医的古籍，也不会见到有如此恶毒的记载。中医向来是提倡仁心仁术的，怎能有如此残忍的“偏方”？！鲁迅稀里糊涂地死在他所信任的日人西医手里，假如他地下有知，不知应做何感想？
欧风东渐的沙尘，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这些民族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不科学”的脏水泼向中医。更有甚者，余云岫反对中医却自称“医学革命”，不仅把中医称为旧医，而且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我还没有听说过孙中山先生反对中医的，你怎么把他老人家也给牵连进去了？他晚年的医疗遭遇，应当使他保护中医才是。
据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介绍，1925年初，在中国人做了协和医院的院长之后，孙中山大总统因患肝癌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治疗效果不佳，有人建议他服些中药看看，竟然因为是西医院，不允许用中药，只好从协和医院搬出来，搬到铁狮子胡同去吃中药。在具有西洋科学头脑的中国人眼里，中医药向来是上不了台面的，形同巫神。中医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孙中山先生晚年请过中医，服过中药，那是有史为证的。
不看中医的是傅斯年先生，他曾留学英、德，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后又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是当年力主取消中医的“学者”，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他对中医的“仇视”，也应当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
台湾柏杨先生《投奔中医记》云：“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之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华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杆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个优秀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不科学是中医的严重的致命伤。有时侯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象是治病，倒象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勒克斐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柏杨先生上述文章，令我们深思。吕嘉戈先生《挽救中医》的著作，主要阐述了中医遭遇的“制度扼杀”和来自洛克斐勒的资本阴谋。现在看来，中医界的人，都有必要看一看。
张教授，我是不是有点扯远了，你等急了？莫急，还要说你的问题。
你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你这个说法可不确切，“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像你这样的教授，在商朝还远够不上“巫”的职称，只有院士一级的佼佼者，或许勉强可以寄身其中。因为，巫伺候的都是君王，他们参与决策的都是国之大事。即使是问病、求雨，难道是一个普通民众可以做到的吗？甲骨文记录的国君的一切，都事关国家兴亡，那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参与的机密。
巫的产生，是人类告别不可知论，“趋吉避凶的幸福论”，此言大意引自湖南的一个著名教授邓球柏先生的《白话易经》。
说到《易经》，张教授是否又来了气了？
可是，《易经》是六经之首，中华文化的优秀著作。
邓秋柏教授的《白话易经》说，易学不仅是中华民族趋利避害的“幸福论”，而且其中深厚的文化蕴藏构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比如，“天尊地卑”的大一统意识；“元亨利贞”的道德维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服牛乘马”的孺子牛品格；“刚健不陷，中正不偏”的超凡气质；“爱民家行”的君子风范；“乐天知命”的豪放情怀；“下济上行”、“益流福好”的谦虚精神；“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颜回品德；“积善之家”的未来意识；“果行育德”的教育方式；“系善成生，诚德大业”的人道原则；“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的向心力量；“利用安身”的崇德方法；“穷神知化”的德盛途径；“知物知章，知柔知刚”，“见机而作”的思维定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意识等等，“是炎黄子孙认识自我，造就自我，超越自我，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人类社会的巨大精神财富。然而，这份巨大的精神财富却被神秘的卜筮外衣所包裹、装饰，以致于人们错误地将其视为能准确预卜未来的神秘的预测学”。
你说：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这一点，你又错了。据我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一书的大量考证（出版于199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扁鹊是春秋末期人，与赵简子、孔夫子同时代。论据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我知道你关心的不是他到底生活于什么时代，而是想说“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实际上“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大近百岁”，因为，他诊赵简子的病，发生在公元前497年之前（那时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这已经明确地被《史记》等史书记载了。
你又扯出来《本草纲目》，这一点我真佩服你。你不仅比我看得仔细，而且比达尔文更细致，他只知道称赞《本草纲目》是“百科全书”，却完全没有看来某些书缝里记载的秽物、弃物、毒物。你可真细致啊，费了那么多的篇幅，一一抖露出来真不容易。但是，索垢求瘢，既非主要内容，更不是精华。毫无疑问，中医学悠久的历史上，混有某些糟粕，就象白璧微瑕，黄金无足赤，不足为怪。现代的中医人，已经不是王清任时代的中医了，他们知道了系统解剖的构造，甚至对于组织、细胞、基因、活性分子都有所了解。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划分中医的标准，决不会是“不懂西医知识才算中医”，也不是“中医学院毕业就是中医”。“是否为中医”的标准，应当是能够自觉地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治疗疾病，才能是合格的中医。
知道多少西医知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的问题是面对西医的检查结果，或没有西医检查的时候，如何坚持中医的理法方药，用中医的理论做指导，有效解决临床问题。能否独立思考，是否敢于坚持中医的病证结合诊治特色，正严峻地考验着当代中医人。在科学主义与西医病灶的疾病观压榨下，当代中医曾经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很多东西，已经严重地萎缩了。因此，需要回归中医，需要复根，需要养我浩然之气。“中医不姓中”，病得不轻啊！可惜，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中医，不是很多。

张教授，看到中医学的尴尬与衰落，你高兴了吧？
你说：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这一点，你说的不对。因为，你不了解中医学的特点，不知道中医学到底抓住了什么。以为疾病的本质只是病灶，治疗药物只有化学合成的，或者经过提取纯化的中药才是药物。
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陈可冀院士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所构成的“纤维帽”破裂之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多少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将息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可以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的因素越多，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都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
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吸、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以及全国的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对付病灶。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证实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却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的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张教授，你说到了新的疾病，并借此“不忘踢中医一脚”。
你说：“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你说到SARS，那我可要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指责的完全不是地方，而且更加暴露了你对中医学的肤浅知识。
在SARS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医学科学家有过不少贡献，但是，错误的研究结论，曾经严重影响了政府对于疫情的判断，几乎铸成大错。这个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让我们回到过去，再一次感受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发表了记者郑灵巧采写的通讯：“破译病因之谜”（引文略）
事到如今，我们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
“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而且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现在让我们翻开2003年6月2日的《健康报》，看看这段转载的“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认识科学、怎样评价科学研究的，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引文略）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迅速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这从此成为官方认为“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一份“医学证明”。
现在我们可以说，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
“科学结论”也会不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
长期以来，我们赋予“科学”以太多的神秘色彩，“赛先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教主。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就大有必须改正，或者淘汰的必要。
“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
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文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文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文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说，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中医学在本世纪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正待遇，所以说到“科学”，难免“意不平”，也许离题太远了。
张教授，不说了吧？再说下去，几天几夜说不完的，何况还有那么多读者先生，他们已经累了。我将继续关注这个网络论坛，如果需要，我会倾囊以告，知无不言的。
张教授，赶快收回你的“告别”吧！
再见！读者诸君！
曹东义谢谢你们的关注！
200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