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融合观

中西医融合观

     

      

　　（3）现代中西医结合学派的看法

有人认为，温病的发病特点是：起病急、发展快、变化多，如常见的感冒、流感、麻疹、肺炎、流脑、乙脑、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许多传染病、流行病多属温热病范畴，中医多按卫气营血来进行辨证论治。试图把温病与传染病融合如下：

　　①卫分证候：发热、恶风寒、头痛身痛，体倦，咳嗽，鼻塞、无汗或汗少，口渴或不渴，舌边尖红，舌苔薄白或薄黄，脉浮数或浮紧。此类证候多见于感冒、流感或其它传染性疾病的早期。

②)气分证候：高热，不恶寒，反恶热，汗多、气粗，口渴喜冷饮，脉洪数或滑数，舌红，舌苔由白转黄或黄而干燥；病重可有大便燥结，腹痛或压痛，甚至胡言乱语，狂躁不安。此可见于感染性疾病的高热期或者典型期。但由于气分证涉及的范围较广，病情较复杂，故辨证时还须注意分清外邪侵袭的脏腑，以下仅为大致分类与举例：

　　热伤于肺：发热，咳喘，痰粘稠，口渴，甚至呼吸迫促，鼻翼扇动，舌红，苔黄，脉数。可见于大叶性大叶性肺炎，麻疹合并肺炎等病。

　　热犯胸膈：发热，心烦，胸闷，坐卧不安，失眠，舌红，苔黄，脉数。

　　热结肠胃：午后潮热，腹满硬痛，便秘，烦躁或胡言乱语，舌红、苔黄厚干燥，甚或干黑起刺，脉沉有力。常见于热病、便秘难解、单纯性肠梗阻等病。

　　热郁肝胆：寒热往来如患疟疾，热多寒少，口苦，胁痛，胸闷，恶心，舌红，苔黄微腻，脉弦数。可见于急性胆囊炎、疟疾等病。

　　脾有湿热：发热但体温不太高，或午后发烧，胸闷，恶心呕吐，身重，肢倦，口渴不欲饮，苔白腻或黄腻，脉濡或缓。多见于肠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病。治疗时还应根据湿热的轻重而分别对待。

　　③)营分证候：发热以夜晚较盛，心烦，不思睡，神志恍惚，口不太渴，有时可有昏睡或胡言乱语，皮肤可见隐隐斑疹，舌红绛，苔少，脉细数。此类证候可见于感染性疾病的严重阶段。但治疗时还需分清以下几点：

　　气营(血)均受热伤：高热、烦渴，皮疹隐现，舌质深红，舌苔干黄，脉洪大数。可见于斑疹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病典型期。

　　热传心包：神志恍惚、不清，甚或昏迷，胡言乱语，或手常抓空摸床等。此常见于高热病人的昏迷期。

④)血分证候：持续发热，夜晚为甚，班疹显露，可有出血(如吐血、鼻血、便血等)，有的可神志昏糊，胡言乱语，狂躁；手足抽筋，舌质深红或紫晦干燥，苔少或无，脉细数。可见于感染性热病的严重阶段或晚期，或有毒血症、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时。

把卫气营血辨证与传染病联系起来已经有了两种形式，一种是把传染病的不同病种归入卫气营血中，如以上所述；另一种是把传染病的每一个病种按照卫气营血进行辨证，这在新近出版的的温病学中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两种形式都没有把两大理论体系联系起来，我们的工作是把两大理论体系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西医已完成了现代感染病学对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包容与涵盖；中医学家提出伤寒与温病融合，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融合；中西医学派提出温病与传染病融合，为外感染热病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4）中医外感热病学与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外感染热病学 （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4）中医外感热病学与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外感染热病学           

     ①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感染-炎症-发热这一最古老的医学联系

     一般认为《伤寒论》及温病学说都是讨论外感热病的，尽管二者在学术上有激烈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二者应当统一为中医外感热病学。二者统一结合起来可以包括了各种外邪侵入机体导致发热的所有疾病及其病理过程。现代医学认为“发热是机体对感染（与）炎症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致病微生物的感染是病因，炎症（局部炎症反应与炎症的全身反应）是病机、病理，发热是临床表现（症状）。除了感染之外，其他如创伤、肿瘤、变态反应等均可引起发热。但是无论是急性发热还是中长期原因不明的发热其最常见的原因都是感染，《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所以，现代中医外感热病学研究的对象是外感发热，就是把感染-炎症-发热这一大类疾病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空间上研究其发生发展终结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在各个不同时空阶段的临床表现、病机及治疗原则。

       《现代感染病学》一书在前言中说：“在医学乃至整个生物学研究中，感染性疾病（简称感染病或感染，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对其应有一个准确定义”。陈灏珠院士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本书还概述了‘感染’与‘传染’的关系，阐明‘传染病’是‘感染病’的一部分”。这种认识上的升华对于“伤寒”与“温病”之争以及寒、温学派的统一有启迪意义。当现代感染病学包括了传染病、寄生虫病之后，它所覆盖的病种以及由感染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病理过程才能与《伤寒论》和温病学说的集合相一致。所以从宏观上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都是研究感染-炎症-发热这一主题。

      ②外感热病与感染病的发生发展动态演变规律具可相融性

      中医学认为：太阳主一身之表，为六经藩蓠。卫分为人体第一道防线，具有抵御外邪侵入和驱邪外出的功能。“温邪上受，从口鼻而入”实质上指的是呼吸道感邪与消化道感邪。感染病学则认为非特异性宿主防卫功能是抵抗微生物侵入的第一道防线，它包括皮肤粘膜、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管道系统的完整性及其防御机制。所以太阳、卫分与宿主非特异防卫功能都是指机体抵御外邪（病原体是外邪的载体）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时，在临床上首先出现的一组症候群，《伤寒论》称为太阳病、温病学称卫分证、传染病学称前驱期（非特异性的急性期反应），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重叠，它们的集合可以较好地解决感染病初期及其轻型的辨证及治疗问题。

       前驱期的临床表现是类似于感冒的一组以发热为主的非特异性症候群，它包括了不同季节、不同表现的感冒、流感及全身各器官系统感染（包括传染病）的初期阶段和某些轻型病例。此时只有在排除所有其他感染之后才能诊断为感冒。在此之前禁用发汗退热、激素及导泻等治疗方法，否则可能引起严重后果。这与《伤寒论》的思路完全一致。《伤寒论》太阳病篇共187条，占了全书的近一半，其中仅十余条是从正面论述伤寒与中风（普通感冒及流感等）的诊断与治疗，其余都是论述误诊、误治及鉴别诊断问题，并明确指出不能用汗、吐、下、火法治疗温病，否则会引起坏病而导致严重后果。温病学家在总结了用治伤寒之法治温病无数误诊、误治的经验之后，逐渐形成了温病学说，提出了在卫分证时用辛凉解表法及四时感冒的诊断及治疗方法，弥补了伤寒的不足，即使现代对于发热初期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仍是各科医师临诊时的重点及难点。温病学说卫分证的理论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如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肺炎等在初期均可用银翘散加减治疗；秋季感冒用桑杏汤；夏季感冒用藿香正气散；钩端螺旋体病早期用三仁汤治疗等。大大丰富了现代治疗学，而且安全性、针对性更强。对于某些轻型感染病例尚有治愈之效。

      随着病情的发展，前驱期之后为发病期或症状明显期，这是感染性疾病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由局部炎症反应形成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等特异性、定位性症状的出现以及全身炎症反应加剧，全身感染综合征的各种病理状态相继出现为其特点。

      感染性全身炎症反应临床症候群（Sepsis）

      Sepsis定义为宿主对微生物感染的全身炎症性反应，或者称炎症的全身反应，其病原体多为革蓝氏阴性或阳性细菌，但病毒、立克茨体、真菌等也可引起，微生物分子讯号或毒素的扩散也可引起，在这些病原中大肠杆菌内毒素是研究最多、最强力的激活剂。Sepsis包括了发热、败血症（毒血症、菌血症、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多脏器功能障碍及衰竭等多种急性病理过程，这些病理过程没有明确的界限，可单独发生，也可相继发生，也可相互交错同时发生。严重的Sepsis与感染性MODS很难区别。

       各器官、系统因部位不同，功能结构相异，当其局部炎症灶形成时往往产生具有特异性及定位性症状及体征。呼吸系统感染（如气管炎、肺炎）会产生咳、痰、喘等。消化系统感染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发热等：若伴有拒按、板样腹，往往是急性腹膜炎；若伴按之软、压痛不明显，往往是胃肠道感染；若数日不大便、压痛，多为肠梗阻及肠道内感染；若胸胁痛，上腹压痛性包块多为肝、胆、胰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会出现尿痛、尿急、尿频等表现。

       不同类型的病原体侵入不同的器官系统会引起不同的局部炎症反应与全身炎症反应，根据机体机能状态及其它因素，局部炎症反应的程度与全身炎症反应的病理过程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症状明显期的各种临床表现是由各系统器官局部炎症所发生的特异性定位症状及体征与全身炎症反应各种不同病理状态所产生的症状及体征（往往不具特异性）的不同组合。反过来，可以从一组临床症状及体征判断这组临床表现所反映的病理状态组合（局部炎症反应与全身炎症反应），这就是病机，即中医证的实质。显而易见，单纯由临床表现推论病理状态的过程具有很大的误差，这是中医的缺陷，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可以弥补中医的不足。

       中医认为邪在经络肌表为表证，邪涉脏腑为里证。阳明主里，少阳主半表里，气分为里热亢盛。所以阳明病、少阳病、气分证均为邪涉脏腑，由于脏腑不同、外邪的性质与强度的差异以及体质等因素，导致各脏腑出现不同的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举例如下：邪热壅肺：咳、痰、轻喘，治用麻杏石甘汤；阳明腑实：数日不大便、腹痛等，治用承气类；热实结胸，腹痛、拒按、板样腹等，治用大陷胸汤；痞证：腹痛、按之柔软等，治用泻心汤类；阳明经证：大热、大渴、大汗出、脉洪大，治用白虎汤；少阳阳明病：胸胁痛、上腹痛可摸到包块、压之痛等，治用大柴胡汤加减；淋证：小便出少、频数涩痛等，治用八正散等。可以看出各器官系统感染的典型临床表现与气分证、阳明病、少阳病中的证有惊人的相似。尽管脏腑与器官在概念上相差甚远，但是它们都是指内脏器官系统，二者在临床上以一组症状、体征及其所反应的病理状态（证）为桥梁相互沟通，以方剂的治疗效果验证了其相互沟通、融合的正确性。近百年来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研究、药物药理研究、动物实验等反复证明麻杏石甘汤治疗急性气管炎、轻度肺炎；大柴胡汤加减治疗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八正散治疗急性泌尿系感染……都是有效的。可以说各器官系统感染的典型临床表现，都可以在中医系统阳明病、少阳病、气分证内找到相对应的证。

        营分证的特点除了高热之外，以神志障碍、斑疹隐隐或见斑疹出现为其特点，血分证除了以上表现外，则以出血（提示DIC）为其特点，这些病证符合败血症（MODS）的临床表现。有的学者提出ET（内毒素）是导致卫气营血传变的重要物质基础。用ET复制的该模型与温病气血两燔证有些相似，用清瘟败毒饮治疗后，证明该方有解热、解毒、顿挫病势的作用。用大肠杆菌内毒素可制造出温病热灼营阴、温病血分证、温病营血证的动物模型。前已述及内毒素是引起DIC、败血症及感染性休克的最强力激活剂，所以营分证、血分证与MODS、败血症的病理是一致的。现代医学已证明，治疗营、血证的代表方剂如清营汤、犀角地黄汤、清瘟败毒饮、承气类等都对不同类型及轻重不同的MODS、败血症有治疗作用。

       古代没有抗菌素及外科手术，感染性疾病除死亡率高之外，其后遗症，并发症慢性感染及其复发比现代多的多，且病情更为严重，所以在上述典型急性感染过程之后，慢性病例、营养代谢、机能障碍、衰竭、慢性感染急性发作、变态反应性疾病等必然成为医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六经辩证中的三阴经病。在西医这些慢性过程多属内科范畴，在中医则与杂病相伍。许多伤寒学家根据《伤寒论》中的许多治法与方剂与杂病的治疗相同，特别是现代经方的应用远远超出了感染性疾病的范围，就有“六经钤百病”之说，确有道理。但是把《伤寒论》及温病的研究范围界定在“感染”这个范围内，有利于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

    ③我们在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相融性的研究中，对中医外感热病学中的主要证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现代感染病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病理状态，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产生了一个新概念，我们称之为证态，在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范围内，证态有以下特点：

    证与相应的病理状态具有可相融性，即他们的临床表现、病机、病因、病性可以相融、沟通或基本相似，如热实结胸证与膈上下感染状态（包括急性腹膜炎）、大柴胡汤证与胆、胰急性感染状态、痞证与胃肠道内科感染状态、热入血室与急性盆腔炎、太阳蓄血证与盆腔脓肿及感染……等。

    用证态可以解释证与证之间的演变关系以及相应病理状态之间的演变关系，如：痞证，大柴胡汤证（如胃十二指肠溃疡、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中医认为下之太早（西医认为误用导泻）可以引起热实结胸（急性腹膜炎），继续演变（局限化）为太阳蓄血（盆腔脓肿）。这种演变关系分别符合中医学及西医学的理论及临床实践。（参考热实结胸证态）

    证态能够解释证与证之间的鉴别诊断与相应病理状态之间的鉴别，如中医认为热实结胸证应与痞证、小结胸证、大承气汤证、大柴胡汤证、热入血室证相鉴别，与之相应的是：急性腹膜炎应与内科急腹痛、肠梗阻、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急性盆腔炎相鉴别，而且其鉴别要点基本一致。

    证态必须能用相应方剂予以验证，如泻心汤能治疗胃肠道感染，大承气汤能治疗肠梗阻，大陷肠汤治疗急性腹膜炎，大柴胡汤治疗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证态是一个诊断、治疗单元而不是单一的诊断单元。《中医征候规范》把证作为一个诊断单位，与《伤寒论》中的证是有区别的。

    证态新概念使原来的证与病理状态的外延及内涵都受到制约或扩展，形成新的内涵及外延。如柴胡汤证与肝、胆、胰系统感染状态相融合后，小柴胡汤证的范围仅限于肝、胆、胰系统的慢性炎症，其他如“耳前后肿”、“热入血室”用小柴胡汤治疗就不归属柴胡汤-肝、胆、胰感染证态的范围。另一方面，用证态理论指导治疗急性胆囊炎时，除用抗菌素外还要考虑到对肝、胰甚至Oddi括约肌的状态及调整，形成了新的治疗概念。

    证态新概念可以同时完成对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分割与重组，如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可以形成一个有机融合的病理过程，即卫分证、太阳经证、前驱期是感染的急性反应期，以非特异性临床症侯群为特点；气分证、阳明证、少阳证是轻度全身炎症反应发热与典型的局部炎症反应的组合；营分证是败血症的早期；血分证是败血症合并DIC；三阴经病是感染的慢性期。用它可以指导对各种感染病的中医治疗，如对流脑可用以上证态演变关系进行诊治：上呼吸道感染期即卫分证，可用银翘散加减治疗；败血症期可用清营汤、化斑汤、犀角地黄汤治疗；脑膜炎期可用三宝（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加清营汤或清瘟败毒饮等治疗，从原则上不会失误。其他感染性疾病都可按证态概念重新分割组合。

    证态概念为证找到了诊断的客观指标，为西医的病理状态找到了中药治疗方剂。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例如邪热壅肺-肺炎证态，邪热壅肺证的诊断指标就是肺炎的诊断指标，西医的肺炎就可以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

    用系统方法研究感染疾病（外感热病）时，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感染是由于环境中的病原体作用于机体的某一部分，引起的该部位的局部炎症反应和全身炎症反应的综合。当把所有感染疾病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研究时，感染的动态全过程是由许多感染状态组成的，“系统状态的变化叫过程”。所以某一时刻的感染状态，即该时刻的某部位的局部炎症反应与全身炎症反应的综合，在临床上首先展现在医生面前的是一组症状和体征，根据症状和体征中医参照脉象和舌象，西医参照各种实验检查及特殊检查，来确定该时刻的病理状态。所以，症状、体征、脉象、舌象、各种实验检查及特殊检查都是病理状态的变量，“能够确定系统状态的最少一组变量”在系统方法中叫做状态变量，在医学中叫做诊断标准及治愈、好转标准。

    小结：我们对《外感染热病学》得出如下现代医学的元基概念：

     机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疾病即机体自稳态的失衡。

     外感染热病是外邪作用机体引起的病理过程，病理过程是一系列连续的证态，证态是中医的证与等效的西医病理状态融合后形成的新概念。

      外邪是病原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综合体，病原体是外邪的载体。

     机体的正气即机体的抵抗力。

    病理过程即正、邪斗争的过程。

        六、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六、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

    要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必须克服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个障碍，对不可通约性有一个正确的、辨证的认识。

（一）“不可通约性”的渊源

    不可通约性来源于数学中的“不可通约量”。 大约公元前５世纪（欧洲奴隶社会末期，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古代希腊数学流派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规律性（相当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他们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可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项重大贡献是证明了勾股定理，但由此也发现了一些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能表示成整数或整数之比（不可通约）的情形，如直角边长均为１的直角三角形就是如此，即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的比为（根号2 ）是不可公度的比（不可通约），这时数学出现了第一次危机，（根号2） 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即无理数。无理数，顾名思义，与有理数相对，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数。那么它就是不能表示为整数或两整数之比的实数，如果不作数学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是不会碰到这些数的，无论是度量长度，重量，还是计时。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希帕索斯，在研究1和2的比例中项时（若1:X=X:2，那么X叫做1和2的比例中项），怎么也想不出这个比例中项值。后来，他画一边长为1的正方形，设对角线为X，于是，他想，X代表对角线长，那么X必定是确定的数。无论是比例中项的研究还是正方形对角线与边长的比，都得出X2=2。毕达哥拉斯学派用归谬法证明了，这个数不是有理数，它就是无理数。无理数的发现与毕氏学派“万物皆为数”(指有理数)的哲理大相径庭，对以整数为基础的毕氏哲学，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们费了很大的精力，将此事保密，不准外传，并且将希帕索斯本人也扔到大海中淹死了。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了更多的无理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理数的存在已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事实。

    不可通约的本质是什么？长期以来众说纷坛，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两个不可通约的比值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数。15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称之为“无理的数”，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称之为“不可名状”的数。这时候已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即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时期。

    1874年康托证明了无理数比有理数多得多、非代数数比代数数多得多！这也意味着，无形的、不是根式的无理数竟比直观的、根式的无理数多得多！数轴上代表有理数的点虽然是稠密的，任何两个有理数点之间恒有无数多有理数点，但是除有理数点外的“空隙”更多。“空隙”一旦填满，稠密概念发展成了连续的概念，数轴上点及其“空隙”与实数完全对应，无理数问题画上了永远的句号。数学家心安理得的是建立了无懈可击的实数体系，在坚实的基础上，任何闲言碎语都是不足道的。无理数所体现的完美无缺、一丝不苟的纯粹理性与无孔不入、尽人皆知的世俗应用，可谓占尽天上人间风光，正是数学的魅力之所在。

    从数学发展史看，人类对无理数的发蒙始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2-497）学派，但二千四百年后才产生包括无理数在内的实数严格定义，这时无理数问题才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数”发展过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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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通约性”概念（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二）“不可通约性”概念

“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非常相似。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这里说的是“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而不是说根本不能翻译。例如藏象与器官，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具有不可通约性，就是说不能等同，不能直接翻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毫不相干，肝的大小、重量、位置以及部分功能中西医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医认为肝主怒，怒伤肝，肝属木，肝与春季、青色、东方相对应，而西医不用这样的方法研究肝脏，因而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部分对于中、西医来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的“比”是一个无理数，即相互比较是没有道理的、无理的。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如同愤怒这样激昂、剧烈的精神刺激可以引起肝脏的损伤；肝硬化长期黄疸的病人面色呈现青色；某些肝病容易发生在春季等，都说明中医对肝的认识是有道理的，有正确的方面。随着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必定会得到更多的证实。把两大理论体系中“不可通约”的部分找出来，就为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找到了突破口，这才是库恩“不可通约性”的伟大贡献。当把中医的无数个不确定性、模糊性、可延展性概念充填到西医的准确性、实证性、机械性点状空隙时，就像有理数与无理数融合为实数那样，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实数概念的建立，是因为数学家始终对无理数认识不清，迷惑不解，数学家从不同的方面不断的研究无理数，经过2400多年的努力，当将要把无理数研究清楚的时候，实数的概念也成熟了。换句话说，把中医的理论研究透彻了，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用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现代医学的方法、观点研究中医理论体系中与西医“不可通约”的部分，是现代医学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了，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现代医学不等于近代的、西方的科学与医学，前面已经说过经典力学与相对论具有不可通约性，近代西医与现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传统西医的神经系统与现代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具有不可通约性；肠道细菌毒素移位引起ARDS、MODS与传统西医的肠道解剖、功能具有不可通约性。现代医学中的许多概念、语汇、术语都与近代西医的概念、语汇、术语“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休克，近代西医认为休克的机制是血压降低，现代医学对于休克机制的认识可以达到分子水平，如此等等。中医与现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阴阳五行学说与唯物辩证法具有不可通约性，运气学说与系统论具有不可通约性，“天人合一”与“社会-心理-生物模式”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时也具有可融合性，这是辩证法。

    “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首先使用的，它的基本含义如库恩所说：“我所谓的‘范式’，指的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时期内，它们为科学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综合而言，所谓“范式”，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所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表示这个整体之中的一种元素，能够代替明显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对其它谜题解答的基础。库恩认为,“范式”的建立，标志着该门学科的发展已经成熟。库恩还认为，两种“范式”或两种常规科学传统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所谓“不可通约性”是说，两种“范式”或两种常规科学传统所使用的理论“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

    把“不可通约性”理解为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根本不能比较，不承认革命前后两个学科之间的继承性，不是库恩的原意。“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大不相同，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的完整含义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是相联系的，而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运动”这个概念在两种语汇中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进行非常精确的翻译。比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的“阴阳”与现代哲学中的“矛盾”，“阴阳”与“矛盾”是密切联系的概念，当古代的阴阳学说发生科学革命向辨证唯物哲学转变时，必须看到“阴阳”与“矛盾”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生物医学模式中疾病的概念与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疾病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当发现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或者传统科学与新的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时，说明科学革命已经到来。提出“中西医具有不可通约性”就说明新的现代医学革命就要到来，新的医学范式（模式）已趋成熟。

    “形上学”与“形下学”，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局部与全面，还原论与系统论，特殊性与共同性，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阴与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是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矛中有盾，盾中有矛，矛与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矛盾双方在统一体中是不平衡的。在某一时段矛盾的一方占主导地位，在另一时段矛盾的另方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决定着该时段事物的性质；矛盾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对矛盾在空间层面上的认识。矛盾双方相互斗争在时间层面的运动是进化。系统的进化是扬弃、包容与涵盖，矛盾双方的每一次转化，都是系统的一次进步。系统的每一次进步都把矛盾双方的优点吸收进来，把可能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包容与涵盖起来，把那些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扬弃掉。这样矛盾运动进化由量变到质变，直至新的系统代替旧系统。当新系统代替旧系统时，新、旧系统之间就具有了不可通约性。我们用这样的观点看待中、西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现代医学是有别于近代西医与中医的新系统，如果西医是有理数的话，那么中医就是无理数，现代医学就是实数。正是无理数这种非点状的特性充填了点状有理数之间的无数空隙，实数数轴才成为完美无缺、流畅连续的直线，实现了数学家追求和谐、完美世界的梦想。只有中医的“形上性”才能弥补西医的“形下性”，他们既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时也具有可融合性。中西医理论体系的融合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有人把阴阳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把五行学说与现代的系统论，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社会-心理-生物模式不加分析的等同看待，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任何事物、系统内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正因为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才能把各子系统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可融合性，才能处于统一体中。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相辅相成的。

    必须在全面理解库恩范式的本意与具体背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所谓的“不可通约”的实质。库恩是从科学史的角度赋予了范式以科学革命的中介地位，“不可通约”客观地阐明了范式的历史性特点，它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信念的内涵、“科学成就”及解题方式，不仅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因而，如果泛泛地、机械地理解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

    任何科学理论都会有缺陷。自从库恩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以来，不断受到各个方面的严厉批评。其缺点在于范式一旦被科学共同体所采纳，就可以毫不理会经验事实的冲击，成为凝固的僵化的模式。作为观念体系的范式，本意在给科学革命的研究中提供一个赖以依据的尺度，以及说明科学革命本身的整体性质。“但不幸我把这个词的用法扩展得太大，竟包括集团所有和共同规定”（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319页）以致于包括了科学中的一切，这就难免给人以用科学传统本身说明科学的同义反复、循环论证的印象。最激进的不可通约论者，否认科学进步，他们声称每一个科学革命都涉及参考系的改变，而不是沿着某条共同路径上的参考系前进。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革命的传承性，过分地强调了革命后科学对革命前科学的批判与扬弃，使人们感觉到革命前的科学与迷信、错误很难区别。按照不可通约性的理论，西医把中医看作迷信、不科学、完全错误，没有把中医看作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只看到西医可以发展为现代医学，认为中医与科学、西医、现代医学是完全断裂的，没有沟通的方法，也没有中介及桥梁，只有在中国自生自灭，不可能进入现代医学的范畴内。所以，不可通约性必须与连续性、可融合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理论。

    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后来被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得等人继承、修正和发展。

    关于不可通约性，从1962年发表已经40多年了，到现在还在争论。到底相对论跟牛顿经典力学可不可以通约，科学革命前和科学革命后的科学能不能通约，到现在还在争论，总之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管争论结果如何，经典力学发展到相对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通约性”也不可能阻挡科学的发展。但是，“不可通约性”可以发现新的科学范式的出现，这是它的伟大贡献。

（三）物理学中的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和性的统一     （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三）物理学中的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和性的统一         

    早前，人们认为电流与磁场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对磁场的作用，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感应电流，1834年又发现了自感现象，并创造了“场”与“力线”的概念，奠定了电磁学的概念基础。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建立了电磁理论方程，提出了“电磁场”的概念，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出版了“电磁通论”，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统一了电学与磁学（实现了电学与磁学的融合）。麦克斯韦通过计算得到电磁波的速度与光速一致，认为光就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在理论上统一了光学与电磁学（实现了电磁学与光学的融合）。光属于电磁波又是离子，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实物与场在传统的观念中被认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物质形态，没有共同特征，不能进行类比（具有不可通约性）。后来德布洛意从相对论想到，实物有质量与能量，光又有质量与能量，质量与能量是实物与场的共同特征（共同参考系），从而显示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物质形态也能进行类比，从光的波粒二象性，推知实物粒子也有波粒二象性，提出了一切实物粒子都联系着物质波的假设，为建立量子力学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量子理论揭示了微观世界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波粒二象性，实物粒子与场得到了辨证统一（实现了融合）。光、电、磁、实物粒子这些根本不同的物质形态之间也有统一性，光、电、磁的本质统一于电磁场（电磁理论），电磁场与实物粒子统一于波粒二象性（量子力学）。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可以从量子力学的建立中得到启发，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融合后应当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图表无法粘贴

       相对论大大地改变了经典力学的时空观及结论，是否经典力学就错了，就不再适用了？完全不是这样。相对论在高速运动下才表现的明显，在低速运动下，狭义相对论回到了经典力学。这就是说相对论只不过限制了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经典力学是低速下相对论力学的极限。之所以具有不可通约性，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理论体系有其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

    量子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科学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且在哲学上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无论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促进着哲学的变革。量子论的新见识之一是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在原子范围内真正的实在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真正的实在是量子态。无疑量子态有一个难以捉摸的特征，它有潜在能力，依据与其相互作用的仪器的类型，或者呈现波动性或者呈现粒子性。只有当它不被观察所破坏时才显现其真貌。量子论的新见识之二是弱型因果律。力学因果律是指在不同时间客体状态的关系。在古典力学中状态的定义不包含几率的概念，因此古典力学的因果律是决定论的因果律。在量子论中状态的定义包含几率的概念，因此量子力学的因果律是非决定论的，相对古典力学的强型因果律，它是弱型因果律。量子论的新见识之三是关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关系的。因为观察仪器不可逆地改变客体的状态，并且观察结果依赖于仪器类型的选择，所以我们所观测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采用不同的参考系）所揭示的自然。

    现代神经心理学已经揭示了外部物质系统在运动中以各种释放出的物质能量刺激人的感官而形成感知觉的机制，并且指出了这种感知觉的不可还原性即在物质系统中没有与之相符合的原型，这就证实了一切对象都只是感觉到的存在物，是与人的感官——大脑功能相关的显现物——现象。不通过感觉，我们不能认识任何物及其运动形式，而一旦通过感觉，物的运动形式就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感觉之主观烙印（采用不同的参考系，对运动描述的相对性）。实践活动也不例外，因为我们在运用理论（参考系）指导改造对象的活动之前，早已认识了对象，对象已经是我们的感觉的对象性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属人化的了。这样，由于在认识、实践和认识对象这三项中都渗透着主观性（当然这种主观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实践和认识对象还固有着自己的与这种主观性相关联的客观性），那种认为认识的结果可以达到对世界本来面目完全把握的可知论只是一种理想。人的生命存在的既定形式和人与对象的特定关系，决定了在认识范围内的世界只是一个被我们自己认识的世界，从而也决定了我们认识的程度和可知的性质。这就是认识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与观察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教育，人生经历，信仰，科学知识……人生观（一系列参考系）等有关。

    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如此，中医、西医、现代医学采用不同的方法探索疾病，采用不同的参考系认识疾病以及认识的主观性，三者所认识到的疾病都不是疾病的“全部实在”，而是由三者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采用不同的参考系）所揭示的疾病，只是一个被我们自己（中医、西医、现代医学）认识的疾病。

    因为观察仪器不可逆地改变客体的状态，并且观察结果依赖于仪器类型的选择，所以我们所观测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西医使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把统一的机体进行解剖，或者切取部分组织在显微镜下研究，得到的结果不是自然人体的本身，即使用影象学的方法研究人体，虽然没有改变人体的状态，但是得到的结果仍然不是自然人体的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人体的方法所揭示的人体。这种研究是必须的，因为它具有强因果性，这种符合经典力学的强因果律在日常医疗实际中是必须遵守的。尽管相对论、混沌理论比经典力学先进，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是经典力学不是错误，不是迷信，更不是谬误。经典力学的规律无时无刻地指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反而，相对论、量子论、混沌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相距甚远，他们不能代替经典力学，否则，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经典力学与相对论各自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这就是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这就是系统的进化是包容，是涵盖，是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抛弃。中医的脏象学说的形成，是以观察的方法以象测脏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没有使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与量子态相类似的“象态”概念，所以，脏象学说具有弱因果性（即具有或然性而不具备必然性），即初始状态的微小差别和过程进行中的微小扰动将导致完全不同的行为，所谓“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而西医的强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细微的扰动不会改变已经确定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这种强因果性在医疗实践中是必须具备的。“证态”、“藏象”、“象态”将成为现代医学的原概念。

（四）哲学的融合(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四）哲学的融合

        前已述及，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程朱理学，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基础。西方地中海沿岸古埃及、巴比伦、古罗马、雅典文化的融合，经过文艺复兴扬弃之后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基础。所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进行可以是潜移默化的，渐进的，和平的，也可以是明显的，突变的，对抗的，不管进行的形式任何，融合是必然的。（参考上篇）

      关于中西哲学的融合，薛广洲著《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已经出版，书中说“毛泽东哲学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同我们前面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中传入中国的，它是一种西方文化。”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中西医的汇通、结合、融合进程与中西哲学、文化的交汇、融合是同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欧洲、西方产生的，这是地域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具有时代的内涵，它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标志——十月革命，从此世界进入了现代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社会。存在决定认识，生产力决定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情况下，有了辩证唯物主义才可能有相对论、系统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才会产生现代医学模式。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科学、医学、哲学是指欧洲、近代所产生的，它们代表着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批判地继承并融合了欧洲古代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尽管他的一般原理涵盖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但是，由于地域及时代的关系，马克思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及其哲学了解甚少。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以此为参考系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批判地继承，总结了在中国进行的中西哲学斗争、融合的经验与成果，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所以毛泽东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融合，如同中西医结合、融合指的是中国古代医学与欧洲近代医学的关系，而不是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毛泽东哲学、列宁主义、相对论、系统论、系统哲学、现代医学模式、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等等都属于现代理论，属于世界文化，是对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超越，已经不属于哪个国家、民族、地域，他们属于全世界。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是运用马克思哲学扬弃、包容、涵盖、批判地继承中国哲学的典范，所以毛泽东哲学对于中西医融合具有指导意义，并能促进中西医理论体系的融合。马克思哲学现代还需要发展，还需要从中国及其他国家、民族、地域的古代、现代文明中吸取营养，建立起全世界共享的统一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文明及哲学包括中医理论是大有作为的。如同近代西医与现代医学具有不可通约性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近代哲学（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文化但是已经超越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指的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属于现代社会的哲学而不是一种西方文化。

       以上论述说明：数学、物理学、哲学、宗教、文化中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派别都能够融合，而后形成新的理论。

（五）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五）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统一的，不可通约性说的是革命前科学与革命后科学必须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他们之间的语汇、术语、概念不可能完全一致、对等、等同，不能够直接、精确翻译，不能对号入座。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具有不可通约性，如前述。可融合性说的是革命前科学与革命后科学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融合就是找发生在两个系统、两个层次或多个系统、多个层次之间的关联，关联就是相互之间的作用，就是共同参考系。古代西方医学、近代西方医学、现代医学；中国古代医学、中西医结合、现代医学，都是医学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不同类型，正因为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些不同的医学类型才有其特殊性，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也正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联系、有关联，它们才同处于医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才具有可融合性。在一个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系统存在的必备条件，同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个性与共性，绝对与相对，对立与统一等概念一样，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医学发展的过程及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处于融合的过程之中，最困难的是找到融合的方法更快的实现融合。

      医学（科学）与哲学的融合是中医学的特点，系统哲学有利于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有利于沟通“两种文化”的对立（中西医的对立）。系统哲学认为，低级系统进化为高级系统，高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决不是各低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加之和，也不是大于此相加之和，而是在大于相加之和以外还出现了许多低级系统根本没有的功能。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也不是各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加之和，也不是大于此相加之和，而是在大于相加之和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各子系统根本没有的结构与功能。这样高级系统与低级系统之间，系统与各子系统之间才具有不可通约性，才会有质的不同。

      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种种元素——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一一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灵、社会——并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细胞中酶的相互作用，许多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力的相互作用，等等。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察。此外，事实证明，在“系统”的某些一般方面存在着对应性和同型性（中医称之为：取象比类），这就是一般系统论的领域。的确，这种类似性或同型性——有时令人吃惊地——出现于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系统”中。因而，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而“整体”和“整体性”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结构、稳定性、目的论、分化、稳态的逼近和维持、目标导向——这些是几个具有一般系统性质的概念；人们发展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数学领域来处理它们：如动态系统理论，自动化理论，利用集合、网络和图论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其它一些理论。与此同时，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的原则和模型的跨学科的努力还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化的可能途径。中医的“取象比类”方法与五行学说具备了一般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

        社会已经变得纷繁复杂，传统的方法和手段再也不能胜任，因此人们必须引进某种本质上是“整体的”（或“系统的”）和通用的方法。工业、商业、政治等方面的无数问题呼唤在自动化、计算机化等方面的“系统方法”以处理具有复杂性的、相互作用的各种系统，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系统”问题，即大量“变量”间相互关联的问题。系统、系统过程、状态、变量、状态变量、动态系统、稳态……，这些一般系统论中的概念是适用于工业、商业、交通、邮电、医学、政治、军事、经济等行业，成为这些行业及其理论体系的共同概念，当把这些概念引入医学疾病领域时，就会产生现代医学的原基概念，如疾病（自稳态失衡），病理过程，病理状态、证态、证态的变量，证态的状态变量等，并由这些概念遵循一般系统论的理论、规则构建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实现医学与哲学、社会学的再统一。

    T．库恩在他的光辉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系统”慨念构成新的“范式”。这种新“范式”是“把世界当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有机世界观。说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好像就是这个整体自然观，然而，这是笼统的认识。更准确的认识应该是：自然界是由不同层次的与同层次的不同的整体所组成的。宇观世界（宇观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前也被当成了宏观世界）是由某些整体性的卫星、行星、行星系、恒星、恒星系、宇宙中的各种星系所组成；宏观生命世界由DNA、细胞、生命个体与群体、人类社会所组成；微观世界由分子、原子、某些整体性的基本粒子所组成。由于这三个世界的整体不同，其属性也有所不同，所以，这三个世界的分界线应该是：微观在分子空间尺度之内；宏观在分子空间与近似月球的空间尺度之间；宇观在近似月球空间尺度以上。这些整体有其内部的有序结构，性质与功能，有其起源与演化过程。这三个世界有其演化的同步性，也就是说具有可融合性。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与医学的统一，在中医学里有许多哲学概念；而现代的系统哲学正是要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沟通。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沟通、融合就发展为现代科学，同样，近代西医与哲学的沟通、融合就是现代医学，因此可以看出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沟通与融合，即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的融合必然是现代医学。以现代医学为参考系就能够融合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   

     除了哲学的中西融合外，音乐、戏剧、歌舞、绘画、建筑、美术等等一切文化艺术领域都在进行东西方大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潮流。文化运动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先驱，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封建宗教势力的束缚，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国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戏剧改革，东西方音乐的交融，绘画、美术的交融，包括中西医结合等，都是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国的戏剧种类繁多，与中医学一样博大精深，现代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不同剧种交融同台演出的现象，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不尽人意，但是代表了我国戏剧发展的方向。用西方的乐器演奏中国的歌曲、戏剧，用中国的乐器演奏交响乐，中国大量的民歌、舞蹈，芭蕾舞剧、现代京剧，无不进行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在这种相互否定与斗争中对于欧洲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与文化同时进行“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同时进行解构与重建，最终形成和谐一致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世界各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的大融合，这是当今世界与今后世界的主要潮流，中西医不可能不融合，只是融合的方法没有解决而已。

    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应当注意以下问题：①中医属于古代医学，西医属于近代医学，西医不属于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的元基概念及理论构架还没有产生，如疾病、病理过程、病理状态、疾病诊断术语、疾病诊断术语分类等，现代医学还没有作出定义及规范，以上构成了现代医学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②系统的进化是新系统对旧系统的包容、涵盖与扬弃，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与近代医学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可通约性；它们具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现代医学包容、涵盖了近代医学，扬弃了近代医学的不足。中医与近代西医的关系是：具有不可通约性，而同时具有可融合性。原因如前所述，西医没有包容、涵盖中国古代中医，形成了对峙的局面。③中西医结合、融合，具有不可通约性、可融合性，指的是中国古代医学与近代西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中医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融合。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是：现代医学对中医的包容、涵盖与扬弃。中、西医的融合不是以某一方为参考系并吞、改造、解构重组另一方，而是寻求一个共同参考系，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把中医与西医统一于新的理论体系之中，实现中、西医的融合。中医与西医只是描述理论的不同，而不是认识对象的不同，描述理论的不同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只要找到二者的共同参考系，用共同参考系认识同一对象时，就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实现描述理论的统一。实际上中、西医融合后的理论体系就是现代医学理论体系。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仅涉及中西医融合以及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哲学、法律、戏剧、艺术等等诸多方面，涉及到世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辨证统一问题。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   

七、参考系与理论创新（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七、参考系与理论创新

    宇宙间一切物体，都在不停地运动着，所以为了研究运动，必须假定某个物体不动，参照这个被假定不动的物体，以确定其它物体的运动。通常，我们选择观察者本身或与观察者保持静止的另一个物体作为参考标准，来描述物体的运动。这个选作参考标准的物体，称为参考系。原则上讲，选择参考系没有限定条件，但在不同的参考系中观察同一物体的运动，其运动形态是不同的，考虑到方便，研究地面上物体的运动，一般以地面或某一相对地面静止物体为参考系。例如：甲车正在路面上向东行驶，相对地面和路边的树，车是在向东运动；若相对于与甲车并排同方向行驶的乙车，甲车就是静止的；若相对于车速超过甲车行驶的丙车，甲是在向西运动，所以一个物体的运动，会由于参考系的选择不同而运动状态不同。再如，人站在地球上，以地球为参考系，人是静止的，速度为零。而以太阳为参考系，则人随着地球围绕大阳运动，其速度约为30公里／秒。自然界中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这就是运动的绝对性，静止是相对的。但是运动又只能用相对参考系来描述，没有参考系也就谈不上运动的描述。

    参考系是人们观察事物的基石，时间和空间是描述和研究事物的依托。对自然界观察而言，时空关系与参考系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相对论”中所阐明的基本论点。我们把物理学中的参考系“泛化”，那么人们认识事物、处理事物都必须首先建立参考系，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应用某种参考系去描述、认识或处理客观事物。从单细胞开始，细胞就以自己为参考系识别异于自己的物质。当我们去认识、判断某一具体事物时，我们的大脑里绝对不是一片空白，也绝对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系列模型、规则、标准、理论、概念等等，与具体事物的某些侧面进行比对，从而去认识判断具体事物的价值。

    胎儿一生下来就以妈妈为参考系观察人，之后的一切学习活动都是在头脑中建立各种参考系，我们认识每一个具体事物，都是把客观事物与头脑中已有的参考系进行比对，形成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得出对该事物的看法。当人们创造出或者发现一个新的参考系时，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人类很早就对“热”有所认识，並加以应用。但是将热力学当成一门科学且有定量的研究，則是由17世紀末開始的，也就是在溫度計制造的技术成熟以後，才真正开启了对热力学的研究。温度计也是一种参考系，在温度计发明之前人们对热的认识依靠的是皮肤感觉与视觉形成的条件反射，不能定量。中医依靠病人的感觉，依靠医生用手触摸病人的肌肤，通过病人的舌象、脉象推测病人体温的高低。温度计这个新参考系的诞生，引发了物理学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即热力学。温度计也成了医学的重要参考系。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力学的基本概念，它把所研究的对象称为热力学系统，把与系统能够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周围环境叫外界。能量的交换依靠作功与传热两种方式。与外界不发生能量与物质交换的系统叫孤立系统，可以发生交换的叫开放系统。系统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即不与外界发生能量物质交换）的情况下，宏观性质不随时间变化的状态叫平衡态，否则叫非平衡态。系统状态的变化叫过程。自然界的过程有可逆与不可逆两类。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是：自然界与热现象有关的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不可逆过程是指一个过程进行后无法使系统与外界同时返回初始状态的过程。也就是说自然界与热现象有关的宏观过程都有确定的方向，在相反的方向上不可能自然发生。温度计的发明开创了热力学，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导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由此引导出现代医学的原基概念“疾病与健康”、“亚健康状态”，为建立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转换参考系是一种很重要的物理方法，一个物体的运动在不同参考系中观察，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就有不同的描述。在每一个物理问题中都有一个最佳参考系的选择，它可使研究对象的规律描述得最简洁，使一个表面上看较为复杂的问题可以得到简化的处理。参考系选择不正确，可使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有物体都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资格”被看作是“静止的”。因此，把一个运动相对某个参考系的描述(例如西医）按照一定的关系变换为相对另个参考系的描述（例如中医）是完全可行的。在医学中也是这样，正确选择参考系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骨折，在治疗时以机械力学模式为参考系，把骨折的断端看作是木头的断端，使用机械的方法将骨折固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在解释关节运动时，把人的四肢当作为一部机器，运用力学原理解释关节运动是最简单、最正确的方法，这时我们无法使用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解释关节的运动。治疗血吸虫病病人，使用化学药物，采用生物医学模式为参考系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而发动群众消灭钉螺，改善环境，消灭疫源地，治疗病人消灭传染源，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只有以社会医学模式为参考系才能达到目的。同样治疗SARS病人是医生的任务，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参考系就够了，但是要组织治疗大批患者，防止疫情扩展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参考系则远远不够。治疗、预防神经精神障碍应当以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为参考系，如此等等。参考系选择不正确，不利于解决问题，例如以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理论最终失败。所以不同的参考系，不同的医学模式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不能互相替代，处于低级的古老的模式（科学范式）不能被消灭或消失，只能被改善，被扬弃，被包容，被涵盖。正如人体保留着亿万年进化过程中各阶段动物的基本功能一样，如果因为爬行动物低级把人体内爬行动物的功能与结构“消灭”，人体还能存活吗！以新陈代谢与基因遗传为参考系，人类与其他动植物一样属于生物界；以能否自主运动及主动摄取食物为参考系，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属于动物门；以卵生还是胎生为参考系，人不属于爬行动物而属于哺乳动物。参考系不同人的属性也不同，解决人的不同属性的问题，要选择不同的参考系。解决人的社会属性的问题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不能用医学的方法。解决人的社会医学的问题时，要以社会医学为参考系，在社会医学的范式内解决。

    转换参考系，发现新的参考系都可能引发科学革命，可能产生新的科学体系。经典物理学肯定事物自身具有自己的全部性质，其中最基本的是被称为第一性质的时间、空间、质量等等。相对论改变了这一观念，它表明，客体的性质（属性、规定）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一定参考系中的相对表现。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进化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因为爱因斯坦采用了有别于牛顿使用的参考系。采用不同的参考系研究同一事物会得出事物的不同性质与属性，用物理学-力学方法研究人体，就得出人体是一部机器，揭示了人体的机械属性；用化学方法研究人体，就得出人体是一个化学工厂，揭示了人体的化学属性；以细胞为参考系研究人体，人体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器官及系统，与动物相同，揭示了人体的生物学属性；以人种学为参考系，人类可以分为不同的人种；以阶级为参考系，人群可以分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揭示了人的阶级属性……，一个人体可以具备无数个属性或性质，这些属性与性质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过程（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人的社会属性对疾病的影响，以往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对于疾病的认识深入了，充分认识到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定义“健康”，采用了不同于生物医学的参考系，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终于得到承认。参考系的转换引发了医学革命，产生了新的科学范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理论，革命前后的科学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近代西医“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具有不可通约性。

    由托马斯·库恩的著作引发的“不可通约性”讨论，最激进的不可通约论者，它们声称每一个科学革命都涉及参考系的改变。“地心说”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以地球作为参考系有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但是作为宇宙观，特别是神学宗教用来统治束缚人民的工具，地心说是错误的，日心说是正确的。每一个理论、每一个范式都有自己的参考系，这个参考系规定了它适用的范围，选择适当的参考系可以使问题简单化，有利于解决问题。

关于发展的观念是什么？发展的观念完全是一个革命的转变，是新的参考系的出现。如何转变？就是要找到新的参考系。中国的儒家，不仅是儒家，还有道家，包括儒、释、道，这里面牵涉到诠释学的问题，那么怎样来诠释它？——《二程遗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等等。我们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应该怎样地去诠释？选择什么参考系去诠释？

现在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还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合法的地位，没有取得生存的权力，西方不承认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主线。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哲学？有一个“轴心时代”的说法。这个轴心时代是说世界上有三大形态（中国、希腊、印度的哲学形态）三大哲学形态发生转向的轴心期是在两千多年前。那么作为轴心期的一个形态，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来解释？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完全是用西方的文化、哲学为参考系来解读中国的哲学，我们老师辈都是这样。比如冯友兰先生，发表了很多东西，用新实在论，新康德，用新黑格尔，用柏格森等等，利用那些西方的参照系来解读中国的哲学，把中国哲学提升到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其实这样是根本不对的。21世纪的文明是全世界的文明，它不是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现代文明多元地发展，就是中国的文明、亚太的文明、儒家的文明和整个基督教的文明，犹太教、回教、佛教文明必须进行对话、进行参照。在十八世纪的很多欧洲思想家总以儒家的文明和中国的价值作为他们的重要的参考系。现在我们实质上不仅要以西方的文明作我们的参考，曰本文明为我们参考，他们发展得比较好，同时要把印度的文明、拉美的文明，也作为我们的参照。要实现全世界文明的的大融合，就要找到能够包容、涵盖、扬弃各种文明的共同参考系，创造出全新的世界文明，而不是用某一个参考系改造其它文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过去100多年我们完全是用西方的文化、哲学为参考系来解读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没有地位是因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哲学属于封建社会的哲学，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先进的缘故。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住17年后返国时，便带了一批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儒家的著作。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中国传教时，他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基督教义。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处于鼎盛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比欧洲封建社会完善得多，欧洲也曾有过以儒家思想为参考系的时候，因为那时中国比欧洲先进（参考中国与欧洲社会的时代差）。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的过渡时期，在哲学领域内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代表了世界前进的方向，中国古代哲学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参考系进行解读，发掘其中有利于现代社会进步的精华为我们所用。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把马克思哲学运用于中国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关于中西哲学的融合从古代开始就一直进行着，在中国，天园地方学说→易经→儒家（孔子、孟子）道家（老子、庄子）→汉朝董仲舒的天命论→宋儒程朱理学→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在欧洲，毕达各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宗教哲学神学体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条哲学主线具有可融合性前面已经讨论过。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西方近代哲学，也逐渐传入中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各派哲学更大量移译过来。杜威、罗素来华讲学，于是实用主义与新实在论分析哲学在中国发生了一定影响。上世纪2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哲学更受到青年学子的热烈欢迎。同时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学说亦皆有一定影响。也有人专习希腊哲学。无产阶级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迄今为止，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都是以人为参考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在中国氏族社会产生的“天园地方”学说、“天地交会”、“天人合一”是以人为参考系对世界的认识；奴隶社会以人为参考系原始宗教创造了“神”的社会，天堂里的神就是奴隶主，下地狱的都是奴隶；天庭里的玉皇大帝，圣经里的耶和华、耶苏基督，古兰经中的真主，佛教的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十八罗汉……，无不是以人为参考系创造出来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战胜了神学，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解放人性，以科学技术为武器战胜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以人为本，实际上仍然是以人为参考系改造自然。人类“无情”的、不顾一切的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界也在“无情”的改造着人类。生存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参考系，用以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分子，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与游戏规则，经过巨大的痛苦，人们终于认识到必须以自然为参考系重新认识人类自己及自然，以自然为参考系改造人类自己与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维持人类的继续生存。

就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最基本的任务来说，哲学的目的和宗旨却是一致的，因此，哲学融合的真正根据，即是这种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毛泽东哲学正因为始终把哲学方向指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目标上，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到达了对中西哲学的融合。

毛泽东哲学在其实质内容上完全实现了有史以来对中西哲学进行融合的任务，这种融合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比较，不再是仅仅把中西哲学的不同概念、命题、观点和思想进行一种对比，而是从总体上进行概括。而且这种概括并不局限于对不同哲学体系优秀成果的吸收、组合，而是以一种全新哲学的态势，高屋建瓴地涵容着中西哲学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毛泽东哲学是以马克思哲学为参考系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实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这种实践基础上融合的哲学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融合，还需要找到中西哲学的共同参考系，从概念和理论构架上进行融合。中西哲学理论体系融合的过程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准确诠释，诸如《二程遗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内经》、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等等才能得到准确的诠释，才能与现代的系统论、相对论等相衔接，即以马克思主义、相对论、系统论为参考系批判地继承中国古典哲学与文化。正如我们现在所作的中医外感热病学与感染病学相融合那样，从50年代蒲辅周老中医成功治疗“乙脑”以来，直至近年中西医治疗SARS及爱滋病，在临床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总结出来许多成功经验，在中医外感热病与感染病的融合方面基本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太阳病、卫分证与感染病的初期一致；阳明病、气分证、营血分证与感染病的极期一致；余热未尽与恢复期一致。这种由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距离理论的突破仅是一步之遥，《外感染热病证态学》实现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

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经历了如下主要阶段：（1）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创立封建社会理论；（2）汉唐宋时期，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理论体系完善，明清时期有少许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时期）；（3）鸦片战争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举侵入；中西文化对立与融合开始；（4）五四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思想产生，中西文化剧烈对立，焦点是：中国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5）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成为主流，中西文化仍然剧烈对立，焦点是：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6）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引进资本主义自由竟争机制，90年代，以中国“入世”开始，出现了中西融合的大讨论，试图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最终解决世界未来的蓝图问题。（7）21世纪初以载人航天成功为标志，中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中国人创立新理论提供了平台，从此中国人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提出属于自己的新理论。中医的历史与中国文化发展同步进行，每一个新时期的出现都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参考系、新的理论，现在所进行的中西医理论体系的融合，就是要成为现代医学。中西文化、哲学、医学能否融合？如何融合？成为最近十几年内理论界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中医的命运，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乃至世界的命运。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文化问题，似乎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不敢问津的、也不应该过问的政治问题。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哲学，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事实在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古代与欧洲近代文化的对立，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在实践中实现了中国古代与欧洲近代哲学的融合。随着中西文化、哲学融合讨论的深入发展，一定会促进中西哲学理论体系的融合。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全国展开证本质研究，以西医为参考系寻找证的客观指标，由于中西医具有不可通约性，终于失败。“证”无法用近代西医的客观指标表示，按照数学的表述：中、西医的“比”是一个无理数，如果西医是有理数，那么中医就是无理数，反之，西医就是无理数。理论研究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中西医理论体系的融合不能以西医或者中医为参考系，应当找到它们的共同参考系，以高于中医与西医的视角审视中西医才能使之融合。

基于临床实践中西医结合疗效提高的成功经验以及以西医为参考系理论研究的失败，我们站到了更高的位置，寻找别的道路。经过长期的努力与准备，1999年开始我们连续发表了：“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融合性探讨”，“中西医融合与证态新概念”，“参考系、证态概念体系与中西医融合”等论文。2003年出版了《伤寒论现代解读》，从理论上解决了两大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时具有可融合性的问题，找到了融合的方法及途径。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外感染热病证态学》，成功的实现了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成为中西医融合的突破口。中西哲学的融合与中西医的融合始终是伴行而且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中西医融合会成为东西方哲学、艺术、文化融合的突破口。

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不可通约性，已被许多学者论证。不可通约，按照库恩的说法，是指“能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而在它们之间逐点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的”。就是说，二者“没有共同的量度”。没有用来判定其优劣的一组共同中性标准。从两种不可通约的理论体系看世界，得到的印象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西医正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其理论体系都是一种概念体系，概念集合。从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理论上，首先是概念上的。在临床医学范围内，诊断思维所使用的思维形式主要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疾病的诊断在概念的系统流易中形成，在判断的辨证中确定，在推理的绵延演进中告立。这个诊断逻辑过程及所遵循的逻辑原则中、西医是一样的，应当充分认识到的是概念的移易是在自身的概念系统中进行的。一般地说从西医的概念中是移易不出中医的概念来的，反之亦然。由于概念体系的不同，以致中、西医的概念不能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流易，形成了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不可通约性，所以对同一病人得出两个不同的诊断。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不可通约性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

    如前所述，当选择不同的参考系去描述同一物体的运动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站在匀速行驶的车厢中的人，放手落下一个小球，车上的人看到小球垂直自由下落，地面上的人看小球呈抛物线运动。再如以地球为参考系人造卫星在一个近乎圆形的轨道上绕地球运动；而以太阳为参考系，卫星的轨道呈波纹形。参考系不同，对同一现象的描述不同，甚至相反，这就是描述运动的相对性。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都只是相对真理。“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真理性。”。当把参考系的概念引伸到医学领域时，中、西医对疾病的不同认识也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中医是相对真理，西医是相对真理，现代医学也是相对真理。病人是客观存在，患者就医时首先展现在医生（中医和西医）面前的是一组症状和体征，是疾病动态全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此时病人只存在一种病理状态（中医表述为证，西医表述为病理状态），分别使用中药或西药，同一病理状态消失，病人痊愈，在这一过程中对同一状态所产生的不同表述，是因为对同一状态使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尽管参考系不同、表述不同，病人痊愈是一致的，说明中医和西医有内在的联系，可能在不同的参考系中存在着共同的参考物。对病理状态（证）的表述，中医采用的参考系是脉象、舌象、症状和体征；西医采用的参考系是症状、体征及各种实验检查，包括各种化验诊断、病理诊断、影像诊断及遗传学诊断等。可见症状和体征是其共同参考物。

在疾病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处于一定阶段的一组症状和体征的组合，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中医表述为证，西医表述为病理状态，因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产生一个新概念，我们称之为证态。症状和体征是临床医务人员赖于诊断疾病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疾病治疗效果的重要依据。中医和西医对于同一症状及体征的表述，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不一致的。例如：发热、恶寒、腹痛、恶心、呕吐、咳嗽、昏迷、瘫痪、压痛、包块、黑便、黄疸、红肿等是一致的；也有许多是不一致的，例如：中医的痞塞、厥冷、脚挛急、脐下悸、身热不扬等，西医没有这类描述，但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的交流得出共同的认识，如在《伤寒论》中厥冷是指四肢发凉、脐下悸是指腹部肌肉跳动、脚挛急是指腓肠肌痉挛等。通过中、西医的交流可以对常见症状及体征规范化，这样中、西医有了统一的参考物，各个证态才能规范化，中、西医的融合才有可能。无论疾病与健康的概念如何变化，无论医学模式如何变化，症状与体征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某些症状与体征的组合（证态）相对稳定，这就是不同医学模式转换的共同参考系。

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时只能选择一个参考系，不能在讨论过程中任意变换参考系，转换参考系就是转换科学范式，就会得出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看法、理论甚至于价值观。任意变换参考系还会得出一些有悖于常理的论题，例如战国时期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等论题。他是这样论证的：黑马是马，因为白马不是黑马，所以白马不是马。谁都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却说不出错误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任意转换参考系，“黑马是马”是以“马”为参考系的（即以马的形状为参考系），而“白马不是黑马”是以“黑”为参考系的（即马的颜色为参考系），其结论又是以“黑马”（色与形的结合）作为参考系，即以黑马作为马的标准（参考系），当然，白马就不是马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于国际事务中许多辩论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在讨论前没有规定共同参考系，在讨论过程中任意变换参考系，造成了无谓的浪费。例如，美国是民主国家，其他国家不是美国，所以其他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西医是科学，中医不同于西医，所以，中医不是科学。西方社会是文明社会，东方不是西方，所以东方社会不是文明社会。诸如此类狡辩在现代社会里甚至于在国际事物中如此普遍，说明我们祖先在230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没有得到解决。马、白马、黑马分开来比较，具有不可通约性，综合起来比较，具有可融合性。马的属性（象）可以有无数个，以不同的参考系可以分为许多类，以颜色分类，可分为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以性别分类，雄性与雌性；以年龄分类，老马与小马等等。

“是”与“等于”属于不同参考系中的语言，黑马是马，但是黑马“不等于”马，“是”在这里是从属的意思，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而“等于”则是数学中严格定义的语言，对于一个命题的论证应该使用具有严格定义的语言。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范式”与数学语言中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

诸如现代中医肾病学、现代中医免疫学、现代中医分子学等概念都是非常含糊的，现代中医的概念是什么？中医肾病的概念是什么？对一个概念作定义时只能采用一种参考系，不能任意变换参考系，否则读者无法判断讨论中的概念的确切含义。现代医学、西医、中医是具有不可通约性的医学，对肾的认识也具有不可通约性，对肾病的认识既有相同的部分，而相当大的部分是不同的，概念的混乱与无规则的变换，不能构成理论体系，读者就无法接受。

公孙龙，姓公孙，名龙，传说字子秉。六国时赵人，约生活于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250年之间。公孙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以“白马非马”、“坚白石”等闻名一时。但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却对中国哲学，逻辑思想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科学家、哲学家还在争论，还没有证明“白马非马”错在哪里。

近来有“脑主神明”与“心主神明”之争论，与许多类似的争论一样没有结果，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共同参考系，没有在同一个科学范式内讨论问题。“脑”属于近代西医范式内的概念，“心”与“神明”属于中医范式内的概念。西医没有“神明”这个概念；思维、意识、感觉等作为科学概念在“内经”时代还没有出现，这些概念属于近代心理学范畴，并不完全属于近代西医学范畴。以“意识”而言在心理学范畴内：最初，冯特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直接经验或意识的科学，复杂的心理活动是由简单的单元构成的。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首先向冯特的心理学提出挑战，华生说意识是主观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试管里去化验，这样虚渺的东西决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在心理学范围内对意识就有不同的看法。在医学范畴内有意识为清醒状态，无意识为昏迷状态。在哲学范畴内“意识”是针对客观存在而言的，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完全不是指昏迷与清醒的意思。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学科范畴内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沿，参考系不同，同一概念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所以讨论任何问题必须首先寻求同一参考系，实际上解决问题就是寻求共同参考系的过程。“心”与“神明”属于中医范式内的概念，“脑”属于近代西医范式内的概念，所以，脑根本不可能主“神明”，脑可以主思维、意识，而“心”也根本不可能主思维、意识。要说明“心”与思维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想要说明脑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寻求“神明”与思维、意识之间的共同参考系，如果二者没有共同参考系，那么“心”与脑具有不可通约性，中医的“心”与西医的“脑”不能以“神明”或者思维意识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或者说它们的“比”是个无理数。而客观事实是“神明”与思维意识之间、中医“心”的功能与西医脑的功能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有比较多的重叠，当把二者的关系研究清楚之后，中西医就自然融合了。有人认为未来一定会发现心脏对大脑具有控制作用，证明“心主神明”而不是脑主神明，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中医的“心”不是单指心脏，循环系统中的心脏实体属于西医范式内的概念，既就是现代医学证明心脏具有某种控制大脑的功能，也不能说：实体心脏主“神明”，须知实体心脏与“神明”是分别属于不同的科学范式内的概念。也许创造一个新的参考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因为参考系的转变，生物医学模式中疾病与健康是对立的，疾病与健康互为参考系，疾病就是不健康，健康就是没有病；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健康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由于健康的定义（参考系）发生了变化，健康与疾病不是完全对立的，其间还存在一个亚健康状态，因此才引发了医学模式的改变。

当我们全面译介西方近百年来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理论时，术语的大批量移入是不可避免的。创新的机制异常活跃起来，概念众多，流派纷呈，致使诸多饱学之士发出“读不懂”的惊叹。这就造成了当代语言论转向中不同范式间的“盲视”。这种盲视是由不同理论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带来的。库恩曾对不可通约性做过这样的解说：不可通约性首先意味着，不同范式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对问题的设定及对对象的选择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关于学科的标准和定义是不相同的。其次，原有的术语、概念的试验在新范式的构架内部已形成了新的相互关系，由空间、时间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整个概念网，必须在整体的基础上再次转移并重新编织。第三，不同的范式共同体的成员对待同一事物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此一范式可能将事物镶嵌于一个平面的框架之中，而另一范式则可能将事物镶嵌于弯曲的空间框架中，因此他们看到的总是不同的事物。第四，各范式共同体的成员因深受其范式的束缚，已成为自己的理论、期望、昔日的经验和语言构架的俘虏，以至于不能与新的其他范式或构架中的成员交流，互相之间难以沟通、对话。

证态概念是一个新的参考系，标志着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由证态概念构成的整个概念网，必须在整体的基础上再次转移并重新编织，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八、外感染热病证态体系及命名规则（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八、外感染热病证态体系及命名规则

      分类的水平代表了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水平。分类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分类及命名规则的确立就是理论体系的确立。

      分类学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建立的分类原则。其一是根据表型特征来识别和区分物种，并按照表型相似的程度逐级归类，建立易于检索的分类系统，这就是表型分类原则。根据这种原则的分类不涉及进化，生物与非生物被等同看待；生物的任何表型特征原则上都可作为分类依据而不必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和区别对待；按照表型相似的程度或相异程度（表型距离）逐级归类，所建立的分类系统以易于检索和实用为目的，而不必反映生物的进化谱系。第二种分类原则是以建立进化谱系为目的的谱系分类原则，遵循这种原则的分类方法被称为谱系分类。谱系分类的代表就是“分支系统学”，它主张以进化中的分支作为识别和区分分类单元的标准和确定各分类单元谱系关系的依据，以所谓的共祖近度来衡量不同分类单元之间的亲缘关系，并确定其在谱系中的地位，最后建立的分类系统是反映系统发生历史的进化谱系。换句话说，谱系分类的基本原则是分类系统与进化谱系相符合。谱系分类只适用于生物，不能用于非生物分类。

      生物分类理论的两个阶段

    分类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事物的种群划分，是概念发生的起点，是一切理性思维的前提。近代的生物科学体系，是从对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系统分类作为起点而建立的。

    1758年，林耐发表了《自然界系统》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他把相似的物种合为一属，把有关联的各属合为一目，把比较接近的目合为一纲，等等；从而建立了生物属、科、目、纲、门分类体系。他创立了现在仍为生物学沿用的“双名”命名法，即用“属名加种名”的方式为每个生物物种命名。林耐作出这种分类的依据，显然是形式逻辑。他的双名命名法，――根据物种系谱加特征分类的方法，其实就是形式逻辑根据“属概念加种差”而为概念下定义的逻辑方法的推广。

    林耐运用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认识生物界，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显示了形式逻辑所特有的局限性。在林耐看来，各种生物类型的概念一经确定，便不能再改变。一切物种的概念，都是并且仅仅是与自身同一：A=A。例如，鱼类就是鱼类。这个概念不能与其他非鱼类的概念相同一。同理，植物与动物，这两个概念更是处于对立关系，没有同一性。因此，他对物种概念的定义，都是静止的形态学定义，是建立在概念的确定性和不变性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物种的确定论和不变论，是林耐时代生物分类学的基本观点。

    恰约一百年后（1895年），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发表了。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发展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打破了林耐的物种不变论。达尔文认为，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具有统一的起源。所有不同的生物种类，都是由一个共同种类渐变而形成的。因此，达尔文不承认有间断的、对立的生物种类。他认为，生物的一切物种概念都处于流动和发展中。各种对立的物种概念之间，都具有同一性。各种生物概念之间的界限，不再被看作绝对不变的。例如，进化论认为，鱼类是人类的祖先之一。因此，鱼类与人类这两个对立概念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用逻辑的语言讲即是：鱼类的集合在自身历史的延伸中蕴涵了人类――即非鱼类的集合。这个例题显然是违背传统逻辑的同一律、不矛盾律的。不仅如此，进化论还证明，有一些生物，它既是植物，同时又是动物。在进化论这一类包含矛盾结构的科学命题中，形式逻辑关于概念和思维确定性的几个基本规律：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实际上都已被打破。

（一）疾病分类（待续）

中西医融合观

           （一）疾病分类

    疾病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分类是一门学问，有一个好的分类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学术的发展，充分反映疾病的本质，以提高诊疗水平，建立一个好的分类，又是十分必要的，

    疾病分类学通常定义为疾病分类法的科学，因为疾病分类学讨论的是症状、综合征、功能障碍、外伤和疾病，故把疾病分类学定义为诊断术语分类的科学更为恰当，即诊断术语分类学。医疗卫生方面的越来越多的信息需求使疾病分类问题越来越突出，似乎上个世纪的诊断词汇快速膨胀，没有相应的精确的元语言与之匹配以描述诊断术语之间的关系。尽管一些元术语如疾病、紊乱、综合征等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其确切含义方面仍有很多模糊，描述疾病分类学关系的元语言也仍缺乏或未被应用。

    现代医学对疾病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完美的定义。疾病的名称达8000多个（ICD编码-9），新的疾病、综合征、病理状态不断出现，现代医学同样面临着病名的命名方式、定义、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问题。国际疾病命名法（INT)的主要目的是对每个疾病实体提供一个单一的推荐名称，选择这一名称的主要标准是它应是特异的（适用一个且只适用一个疾病）、不含糊的、尽可能自我描述的、尽可能简单、而且（只要可行的话）是基于原因的。用这样的标准命名疾病，可见命名疾病的困难。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疾病的定义、分类、命名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对于疾病没有一个公认、完美的定义，所以对疾病的命名、分类至今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没有形成像林耐那样在植物和动物分类方面提出一个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分类方法，也没有像“双命名法”那样制订了严格的命名法规。

    分类的方法有许多轴心（参考系），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轴心。中医学的外感热病学与西医的感染病学分别是两大学派的经典学科，当把它们归为一类疾病采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它们的融合形成了外感染热病学。外感染热病的定义是：外邪作用于人体，造成人体自稳态的失衡引起的病理过程。疾病分类学定义为：诊断术语分类的科学。诊断术语包括：病、症状、体征、证、病理状态、证态、综合征、症候群等。证是指外在表现的症状与体征，其本质是病理状态，证态是证与病理状态融合的概念，证态的演变、运动就是病理过程。所以外感染热病的分类可以按照病理过程将证态进行分类，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综合征与症候群是同一级别的概念，在本书中作为外感染热病的次级分类概念，仅在脏腑气分证中应用。

    外感染热病的元基诊断单位是证态，状态的变量作为总量是无限的，但确定一个系统状态并不需要知道它的所有变量，一般只需要知道一组相互独立且数目最少的变量（即状态变量）即可，这些变量能够足够全面地代表系统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总体特征。证的产生过程决定了证是一种状态，证实质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结论。我们是在系统科学的基础上来理解“状态”一词的，因此认识到证是一种状态应该会有利于中、西医学的交流与合作。

    疾病的分类法与其它学科的分类法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原则和标准，随着科学的发展分类法也在不断的进化。中医对外感热病的分类就有六经分类、卫气营血分类、三焦分类以及八纲分类、脏腑分类、方证分类等等。卫气营血分类继承了六经分类法，着重于疾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温病学说又按病因把温病分为：春温、暑湿、湿温、秋燥、冬温等，与卫气营血分类共同构成温病学分类的平面构架。近代西医的感染病曾经是西医内科的主要内容，由于抗菌素与磺胺类药的发明，传染病、寄生虫病从内科中分出来，成为传染病科学。随着抗菌素的发展及广泛应用、免疫学的发展、免疫制剂的广泛应用，传统的传染病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传染病学与各科的感染病又综合为感染病学。感染病学对感染病的分类一是以病原体分类，一是以人体解剖学分类。以病原体分类：病毒感染病、细菌感染病、衣原体感染病、支原体感染病、霉菌感染病、原虫感染病、蠕虫感染病等；以人体解剖学分类：呼吸系统感染病、消化系统感染病、循环系统感染病、泌尿系统感染病、神经系统感染病等。

以上中、西医对感染病（外感热病）的分类各有其优缺点。中医六经分类法、卫气营血分类法，是把感染病（外感热病）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着重于疾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而对于各器官系统（各脏腑）疾病的特异的临床表现描述不清楚、不确切。西医按照器官系统及病原体感染分类，对于各种病原体感染不同的器官系统，对于急性典型期的临床表现及分类非常明确，但是对于感染引起的全身性变化以及疾病的演变过程则无法按解剖学、病原体分类，如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休克、水电解质紊乱、应激反应等病理变化，是任何病原体感染，任何器官系统感染都会出现的病理变化。所以现代医学应当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形成一种新的分类方法，能够包容、涵盖《伤寒论》、温病以及西医感染病学等分类方法的长处，否定、扬弃它们的短处。证态概念体系能够满足以上要求。

      尽管张仲景没有给病、症、证下定义，但是把病、症、证区分开来，并以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建立起病、证结合的理论体系，在疾病分类学的历史上是一次突破，这种分类方法与达尔文进化论、动物分类法，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分类法，人类社会历史进化分类法具有同样的思路与光辉。当把元素按照原子量从小到大，按照结构从简单到复杂排列起来的时候，门捷列夫发现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增加呈周期性变化这一规律。按照这一规律把元素排列成表，这些元素又可分为7个周期，18列和9个族，每一族元素的化学性质相似。从单细胞原生动物门发展到脊椎动物门，动物界分为11个门，脊椎动物门又分为6个纲，最复杂的动物是哺乳动物纲，最高等的哺乳动物是人属。“个体发育是系统发生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从受精卵发展成为胎儿，重演了从单细胞进化为人类的过程。达尔文用充分的事实和理论论证了生物的进化，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了规律性的解释，揭示了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人类社会历史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原始公社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元素是构成宇宙最基本、最简单的物质结构；人类社会活动是当今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运动形式，是亿万个人体活动的综合；人类是当今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物质结构、最高等的生物，人类的进化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三者的分类方法的共同点都是揭示了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生发展动态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连续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阶段与阶段之间又是可以鉴别的；除了这些一般规律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现象存在。感染病（外感热病）是病原体、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引起人体的病理变化，这种动态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应当界于人类社会活动与元素结构之间，所以疾病的演变与分类应当符合上述规律。《伤寒论》六经分病，六经传变，病与证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上述分类方法的共同点，而近代西医对于疾病的分类按照病原体分类，按照人体解剖学分类没有反映出疾病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到重、由表及里的发生发展动态变化过程。《伤寒论》六经分病，温病的卫气营血分类方法属于综合的系统分类方法，由此演变而来的证态分类方法也属于综合的系统分类方法。证态分类方法涵盖、包容了《伤寒论》、温病以及感染病的分类方法，也只有在证态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才能把《伤寒论》与温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认识六经的实质。

    温病的分类比较复杂。根据病证性质和病因分为温热类温病与湿热类温病；根据发病迟早及病变表里部位不同分为新感类温病与伏邪温病；根据发病部位分为肺系温病与脾胃肠道温病，及其它类温病。根据温病的进行过程可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三焦辨证则是把病变部位与病变过程相结合的分类方法。这些不同的分类方法的形成是因为：1.温病是一大类疾病，所包含的疾病及证候非常多而且复杂；2.各个医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及知识，为了治疗的方便进行分类；3.学派及学术思想不同；4.当时还不具备解剖学与病原体的知识。所以这些分类方法应当相互参照，不可偏执。吴鞠通说“伏暑、暑温、湿温，证本一源，前后互参，不可偏执。”正因为任何一种分类方法都不能完全适应临床的需要，也未能包括所有的证候，才出现了这么多分类方法。

      温病的分类

    （1）根据病证性质分类:依据是否兼有湿邪，可将温病分为单热无湿的温热类温病及有热有湿的湿热类温病两大类。

     温热类温病:临床特点是起病急，初期病邪多犯肺卫，发热及热症突出，传变较快，容易内陷生变，病程较短，伤阴明显。常见的病种有风温、春温、暑温、秋燥、疫疹等，在这些温热类温病的过程中往往兼加以湿温的表现，温热类温病与湿热类温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以哪一种为主而已。

    湿热类温病:临床特点是传变较慢，病程较长，缠绵难愈。湿为阴邪，热为阳邪，在病程中，湿与热随着病机演变发生偏胜偏衰转化，转变为热重湿轻者，临床特点以热证及伤阴为主；转化为湿重热轻者，临床特点则以湿邪困阻中焦脾胃，郁滞气机、阻遏清阳等证候为主。

    （2）根据发病迟早:感邪即发，病发即以表热证为主者，属于病发于表的新感温病；感邪后不立即发病，邪气伏藏，过时而发，病发即以里热证候为主者，属于病发于里的伏邪温病。暑温虽然起病即见阳明里热证候，但临床表现与当令主气的致病特点一致，故仍属新感温病。春温、伏暑与暑温临床特点相似，但是它们的发病季节是冬季和春季而不是夏季，临床特点与季节不符，中医认为春温与伏暑属于伏邪温病。

    伏邪温病（包括伏暑与春温）的现代认识：

    伏暑的代表是流行性出血热，是由病毒引起的自然免疫源性传染病，主要病变是全身小血管和毛细血管广泛损害，临床上以发热、出血、低血压或休克及肾损害等为特征。鼠类为本病主要传染源，感染鼠的排泄物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引起发病，多见于青壮年。依据病源分型，可分为野鼠（黑线姬鼠）和家鼠型两型，病死率分别为10%与3%左右，前者发病季节高峰为秋冬（10-1月），后者为夏季（3-5月），但一年四季均可散发。所以，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季节有两个高峰，一个在春夏季，一个在秋冬，是因为传染源的鼠型不同。以家鼠为传染源者在春夏季发病，死亡率为3%，其临床表现与暑热病邪的特点相似，应当属于暑温；但是流行性出血热主要发生在秋冬季节，与暑温的发病季节不同。发生在夏季的自然称为暑温，发生在秋冬季节的，中医认为是：夏季感受暑湿病邪和暑热病邪，伏于体内，后为秋冬时令之邪所引发，所以称为伏暑。中医认识到暑温与伏暑临床表现相同，推论其病因相同，但是发病季节不同，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疾病。

   “流脑”中医称为春温，也属于伏邪致病。“流脑”是流行性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本病多见于12岁以下儿童，其中2～4岁患病率最高。常发生于冬春两季，呈现两个发病高峰，尤其在2～3月份之间。春温是指冬季感受的病邪潜伏体内至春季发生的温病，如果冬季感受病邪在冬季发生的温病发称为冬温，而在春季感受风热病邪发病者应当称为风温，由于春温临床表现与风温不同，为了与风温区别所以称为春温。可见冬温与春温是一个病，只是发病的季节不同。

“回归热”虱传回归热流行季节为冬、春季，蜱传回归热流行季节以春夏季的4～8月为多，诸如此类具有两个发病高峰的感染病，都称为“伏邪温病”。

      （3）根据病发部位分类:不同温病虽然病因不同，但是其中有些病种却有着相同的病变部位，据此将温病分为：1.肺系温病；2.脾胃肠道温病。

温病的分类是根据临床表现的共同点，按照病变部位及性质、起病缓急与季节的关系、病程长短等进行分类。

（4）根据疾病的好发季节及临床特点温病分为：风温、湿温、暑湿、秋燥、春温、伏暑、暑温，是通过临床实践归纳出来的理论，不是通过实验与理论对疾病的分类。这种分类方法有利于治疗方法的选择。实际上，风温、湿温、暑湿、秋燥、春温、伏暑、暑温并不是疾病的名称，而是综合征，是病因、病机、临床表现相连贯的症候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中都只称风温、湿温、暑湿、秋燥、春温、伏暑、暑温，很少称风温病、湿温病、暑湿病、秋燥病、春温病、伏暑病、暑温病。温病的次级分类不是病，而是综合征，即风温综合征、湿温综合征、暑湿综合征、秋燥综合征、春温综合征、伏暑综合征、暑温综合征等，临床表现为相应的症候群。

     综合征:《辞海》的解释是：综合征亦称症候群。同时出现一群症状，代表一些相关联的器官或功能紊乱，但还不能确定为一种独立的疾病，且常出现于几种疾病或由于几种不同原因的病引起。Dorland图解医学辞典（第30版）对“综合征”的定义为：综合征应为以下几种情况的一种：①一组同时发生的症状；②任何病态体征的集合；③一种症状复合群。这3种可归为一种病态状况。④从遗传角度看相互关联的多种畸形。

    现代医学根据病毒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分为4个综合征，可供参考。

    病毒性疾病的临床表现不一，一种病毒可以引起不同类型的临床综合征，而一种临床症候群也可由多种不同病毒引起。常见的临床综合征有：

    ①呼吸道感染临床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急性阻塞性喉-气管-支气管炎（哮吼）、毛细支气管炎、肺炎和流行性胸痛等症候群。  

    ②神经系统感染临床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脑炎、无菌性脑膜炎和瘫痪症候群。

    ③心肌、心包病毒感染临床综合征：表现为心肌炎和心包炎症候群。

    ④皮肤、黏膜出疹性疾病临床综合征：可表现为斑、丘疹直至出血点、瘀斑症候群等。

     综合征、症候群之间的关系与证与证候之间的关系相同，综合征与证是诊断名称，证候与症候群是指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症状与体征的组合，在本书中综合征只在脏腑气分-典型期证态中作为次级分类应用，例如风温-呼吸道感染综合征，表现为发热、咳嗽、咳痰、气喘症候群，综合征的下级分类为证态，如：卫分-上感证态，肺热-肺炎证态，小结胸-胸膜炎证态等。

      （二）外感染热病证态分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