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师徒每日一讲散记

马京雪

       大家好，今天晚上（2019年10月29日）由张培红副秘书长为大家讲述《瘟疫论译注》的第二十九讲。
      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吴又可在《诸家温疫正误》中是如何评价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关于瘟疫病的论述。
        请大家关注收听张培红副秘书长的精彩讲述与分享。http://www.ynjkcy.com/wyl

【原文】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痛，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燥，宜大青龙汤。然夏月用药须带凉，不可大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识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斑出之失。热病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代桂枝证用。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症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栀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1〕述万历癸卯〔2〕，李氏之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病伤寒，一大学生〔3〕，新读仲景书，自谓知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

  正误 按：《活人》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也，岂止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症，且言邪气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无悔。王宇泰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注释】

〔1〕王宇泰：王肯堂，字宇泰，号损庵，又自号念西居士，生活于1549-1613年，江苏金坛人。著有《证治准绳》《医论》《医辨》等著作。

〔2〕述万历癸卯：说是明代万历纪年癸卯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

〔3〕一大学生：一个太学生。大学：就是太学，我国古代在京城设立的最高学府。

【译文】

    北宋朱肱所著的《南阳活人书》说：夏天的时候病人发热，怕冷憎寒，头部疼痛，身体的四肢关节沉重疼痛，病人的脉象洪大而有力，这就是热病。冬天里感受了寒邪，在夏天由于暑气的蒸腾就发为热病。治疗热病，和治疗伤寒病一样，病人有汗出就使用桂枝汤，病人不出汗就使用麻黄汤。如果病人烦躁不安，应当使用大青龙汤进行治疗。但是在夏天使用这几首方药，应当使方药偏于凉性，不能过分温热，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的使用，应当知道它们的加减法。在夏至之前，用桂枝汤，应当加黄芩；在夏至之后使用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应当加上石膏、知母，或者加上升麻。总括地说起来，桂枝汤、麻黄汤的药性偏热，地势比较温暖的南方，与西北比较寒冷的情况不同，夏天服用它们的原方剂，必定会发生病人身目发黄、斑出的情况。得热病在三天以上，给予上述三方不能获效，脉搏仍然属于数脉的脉象，邪气还在经络之中，还没有进入脏腑的，应当使用桂枝石膏汤进行治疗。桂枝石膏汤这个药方，在夏至之后，代替桂枝汤使用。桂枝石膏汤加上麻黄，可以用于麻黄汤证、青龙汤证的治疗。假如三月份至夏天的时候，属于晚期发病的伤寒病，栀子升麻汤也可以暂时使用。（明代的王肯堂说，万历纪年癸卯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一个李姓的女婿，参加科举考试到南方去，当时正是夏天最暑热的天气，患了伤寒病。一个在太学上学的太学生，刚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自告奋勇地说知道如何治疗，给病人使用了桂枝汤，药物进到肚子里病人就死了。大概是麻黄汤、桂枝汤，是治疗严冬季节典型伤寒的药物，用于春季温病是不对的，更不用说是夏季的热病了。）

    吴又可正误：朱肱《南阳活人书》，用桂枝汤、麻黄汤治疗春夏季节的温病、热病，虽然在其中加上凉药，总之属于发散的药物，未免有错误在其中，不造成病人的危重情况，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岂能够在病人患病三天以上，服用了麻黄汤、桂枝汤却不见好转的情况之下，脉搏仍然属于数脉的时候，还继续使用吗？在这个时候还不醒悟过来，本是半在表半在里的证候，还说邪气仍然在经络之中，仍然使用桂枝石膏汤治疗，直到病人死亡也不悔悟。王肯堂批评的很对，因此不使用麻黄汤、桂枝汤治疗，比《南阳活人书》强得远啦。终究是没有弄清温病热病的患病原因，因此不知道正确的用药方法。   

【评介】

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里朱肱将庞安常《伤寒总病论》的温病“其病与冬时即病候无异”的观点，明确表示为“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是直接提出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的《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肱还吸收了庞安常将仲景《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中加上寒凉药，变辛温解表之方为辛凉解表之剂的经验，他在《类证活人书》中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原文小注：阳旦汤是也）。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减也。”这种做法使张仲景的古方得以新用，变辛温为辛凉，实有贡献在其中。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原文】   

春温：

《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

陶氏曰〔1〕：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2〕，不可误汗误下，须当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3〕。

夏温：

《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

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

《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湿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病疸发黄，茵陈五苓散。

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

冬温：

《活人书》曰：冬应大寒，而反大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萎蕤汤。

丹溪曰〔4〕：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伤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正误 按：西北高厚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劣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在天地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证，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有也。推节庵之意〔5〕，以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证抵搪。且湿为杂证，更不得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宇泰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活人》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秋责热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气专令之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6〕，且又罪及无辜矣〔7〕。

【注释】

〔1〕陶氏曰：陶华说。陶华：字尚文，号节庵，浙江余杭人，生于公元1367年，长寿百余岁。治病有奇效，为一时名医，年七十余始著医学著作，号称《伤寒六书》。计有：《伤寒明理续论》《伤寒琐言》《伤寒家秘的本》《伤寒一提金》《伤寒刹车槌》《伤寒截江网》。

〔2〕用辛凉之药微解：使用辛凉解表的药物，轻清解表。

〔3〕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温病的表证治疗方法以辛凉为主，与经典的伤寒解表以辛温为主不同；温病的里证与伤寒的里证，治疗方法完全相同。

〔4〕丹溪曰：朱丹溪说。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生活于公元1281-1358年，著《格致余论》等，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从内伤立论阐发阴虚病机。

〔5〕推节庵之意：推想、猜测陶华的意思。

〔6〕胶柱鼓瑟：用胶粘住调瑟的柱子，便不能调整音色的高低。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

〔7〕罪及无辜：治罪牵涉到没有罪的人，或者给无罪的人罗织罪名。辜：罪。

【译文】

春温病：  

北宋朱肱《类证活人书》说：春天应当气候温暖，却出现清凉的气候来干涉它，人体容易受到邪气的侵犯，这与肝脏有关。或者出现身体发热，头部疼痛，视物旋转头晕呕吐，年老的与年幼的人的病证都相同，应当用升麻葛根汤、解肌汤进行治疗，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使用败毒散治疗。

明代陶华说：立春之后，到夏至之前，病人不怕冷恶寒，反而口渴，这就是温病。使用辛凉解表的药物，轻清解表即可，不能错误地使用汗法、下法，必须牢记这一点。温病的表证治疗方法以辛凉为主，与经典的伤寒解表以辛温为主不同；温病的里证与伤寒的里证，治疗方法完全相同。

夏天的温病：

朱肱《类证活人书》说：夏天应当出现暑热的气候，却出现了寒冷的气候来改变它，人体容易受到邪气的侵犯，这与心主夏气有关。有的出现身体发热，头部疼痛，腹部胀满，泻利便溏，年老的与年少的病证都相同，应当使用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进行治疗。

明代陶华《伤寒六书》说：到夏至之后，有病人头痛，身体发热，不怕冷恶寒，而且口渴，这就是温病。热势更高的就叫热病。只能使用辛凉的药物，解肌散邪，不应当发汗太多，见到里证的情况，赶紧使用泻下攻里的药物。病人即使有表证，也不能和冬天的典型伤寒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而治疗里证可以与伤寒一样。

秋天的温病：  

朱肱《类证活人书》说：秋天的气候应当清凉，却出现了很热的气候来影响，人体就容易受到邪气的伤害，这与肺气通于秋有关。湿邪与热邪互相搏结，人们就容易出现咳嗽的病变，应当使用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进行治疗。如果属于黄疸病而身目发黄，就应当使用茵陈五苓散治疗。

明代陶华《伤寒六书》说：到了秋天的霜降之前，有的病人出现头部疼痛，身体发热，不怕冷恶寒，身体疼痛，小便短赤，这样的病证叫湿病。也应当使用辛凉的药物治疗，再加上疏散利气的药物，用来解肌散邪，也是不应当过分发汗，如果有里证出现，应当使用泻下的治疗方法，而表证的治疗方法与冬季的典型伤寒不同。

冬天的温病：

朱肱《类证活人书》说：冬天气候应当很寒冷，反而出现了很温暖的气候影响它，人体容易受到邪气的伤害，这与肾气通于冬有关。应当使用葳蕤汤进行治疗。

朱丹溪说：冬温这个病，是由于在冬天里出现了不应出现的温暖气候，造成疾病。冬天的时候伤于寒邪，有修养的人在冬天应当闭密、潜藏精气的时候，却使精气因温暖而发泄于外，治疗时专门使用补益的药物，兼用解表的药物。

吴又可正误：西北方属于天高地厚的地区，风大气候也干燥，患湿证的病人是很少的。南方属于低洼潮湿的地方，再加上长时间下雨淋漓不断，时常会有感受湿邪的人。在自然界之中，有的时候经常下雨，有的时候长时间干旱，总之人不能被气候限定，所以说伤于湿邪的病证，经常会遇到，不必在立秋之后才会出现。

按着陶华的意思推测，把春天发作的叫温病，到了夏天就称为热病，在到了秋天与冬天的时候，似乎不应当叫温病或者热病了，然而在秋天与冬天的季节里，却又少不了温病，只好勉强拿湿证搪塞、充数。何况湿证本来属于杂病的证候，更是不能借用过来蒙混的。只是他不知道温病的证候，一年四季都会有，所以说到冬季的时候，就不做声了。王肯堂由于见到了陶华在冬季温病上的默不作声，就引用朱丹溪的有关论述，说冬天出现了非时之气的话，用来补陶华不说冬温的空缺。但是，冬天出现的错杂的气候，也不能说是冬温的原因。

朱肱《类证活人书》只说四季之中的温病，大约并不知道温病的原因，所以说春天应当责怪气候清冷，夏天应当责怪气候寒冷，秋天应当责怪气候太热，冬天应当埋怨气候太温暖，一点也不了解清凉、温暖、寒冷、暑热，它们并不是温病的病原；并进一步把四气主令的脏腑，说成是受伤害的对象。这不仅仅是不知变通的拘泥做法，而且进一步错怪了无辜的脏腑。

【评介】

龚绍林曰：“伤寒温疫，本是两途，病原不同，治法亦异。伤寒乃天地之常气，温疫乃天地之邪气。伤寒由外而传内，以发散为主。温疫由中而达表，以清疏为先。伊古以来，纷纷议论，每多荒唐，有以伤寒而误认为温疫者，并多以温疫而误认为伤寒者，求其认证的确，制方恰当者，不少概见。所以今之医者，临斯二症，往往指鹿为马，误治而致死者，不可胜数。医家不知前人之误，见病转剧，语病者曰：吾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未稍误。病家不知医家之误，药到病殂，反慰医者曰：是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非误死，莫非命也。夫谁知医者，为前人所误，病家为医家所误者哉！今得吴师将前人之误而一正之，则伤寒温疫，了如指掌，医者细心体之，庶不致于误人矣。”

在注解评议完这部名著的时候，笔者对于吴又可在那个年代所做的探索，深感敬佩。古人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外感热病的探索，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地不懈奋斗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最近的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医药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SARS瘟神已被控制，但人类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医对于SARS的思考也将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说我们赶上了科技昌明的新时代，看到了吴又可看不见的病邪，也有了吴又可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理应取得更加优秀的成果。但是，斗转星移，换了人间。严重威胁人们的温疫病少了，古人行之有效的治疗技术，也被许多人遗忘了，在面对SARS突然袭来的时刻，茫然不知所措者有之，乱开补药、解毒药名之为预防者有之，临证之时按抗病毒组方者也有之，中医的传统热病理论也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观点，笔者与其他几位同道申报了“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的研究”的科研课题，已经立项研究，现将其中的三篇论文附载于后，既与同道共同探讨，也算是笔者对于吴又可先生探索先声的一种回应：我们来了！

      祝贺张培红主任讲述《瘟疫论译注》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吴又可《瘟疫论》关于朱肱在《南阳活人书》的有关论述。

        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里朱肱将庞安常《伤寒总病论》的温病“其病与冬时即病候无异”的观点，明确表示为“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是直接提出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的《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肱还吸收了庞安常将仲景《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中加上寒凉药，变辛温解表之方为辛凉解表之剂的经验，他在《类证活人书》中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原文小注：阳旦汤是也）。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减也。”这种做法使张仲景的古方得以新用，变辛温为辛凉，实有贡献在其中。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龚绍林曰：“伤寒温疫，本是两途，病原不同，治法亦异。伤寒乃天地之常气，温疫乃天地之邪气。伤寒由外而传内，以发散为主。温疫由中而达表，以清疏为先。伊古以来，纷纷议论，每多荒唐，有以伤寒而误认为温疫者，并多以温疫而误认为伤寒者，求其认证的确，制方恰当者，不少概见。所以今之医者，临斯二症，往往指鹿为马，误治而致死者，不可胜数。医家不知前人之误，见病转剧，语病者曰：吾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未稍误。病家不知医家之误，药到病殂，反慰医者曰：是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非误死，莫非命也。夫谁知医者，为前人所误，病家为医家所误者哉！今得吴师将前人之误而一正之，则伤寒温疫，了如指掌，医者细心体之，庶不致于误人矣。”

在注解评议完这部名著的时候，笔者对于吴又可在那个年代所做的探索，深感敬佩。古人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外感热病的探索，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地不懈奋斗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最近的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医药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SARS瘟神已被控制，但人类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医对于SARS的思考也将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说我们赶上了科技昌明的新时代，看到了吴又可看不见的病邪，也有了吴又可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理应取得更加优秀的成果。但是，斗转星移，换了人间。严重威胁人们的温疫病少了，古人行之有效的治疗技术，也被许多人遗忘了，在面对SARS突然袭来的时刻，茫然不知所措者有之，乱开补药、解毒药名之为预防者有之，临证之时按抗病毒组方者也有之，中医的传统热病理论也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观点，笔者与其他几位同道申报了“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的研究”的科研课题，已经立项研究，现将其中的三篇论文附载于后，既与同道共同探讨，也算是笔者对于吴又可先生探索先声的一种回应：我们来了！

马京雪

       本周三晚上（2019年10月30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武宁讲述《邓老热病研究》的第22讲对《温热经纬》之评议。邓老介绍说：“王孟英生于吴鞠通之后，他熟读吴氏及叶、薛诸家之著作，有大量治疗温病热病的临证体会，反过来对《温病条辨》有不少看法和意见。特别是对吴氏的三焦辨证最不同意。如对《温病条辨》‘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之按语说：‘嘻!岂其未读《内经》耶？伏邪为病，自内而发，惟冬、春、风温，夏暍秋燥，皆始于上焦。若此等界限不清，而强欲划界以限病，未免动手即错矣。夫温热究三焦者，非谓病必上焦始，而渐及中下也，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为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亦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于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这一看法，可能是王孟英要编写《温热经纬》一书的动机。他一生之研究，认定温病的病机应分‘新感’与‘伏气’是辨证论治的关键。王氏自序说：‘或以伤寒为温病，或以温热为伤寒，或并疫于风温，或并风温于疫，或不知有伏气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温，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识，良可慨也！’这是王氏编写此书之全部意见。”
     我们共同期待武宁的分享和讲述。http://www.ynjkcy.com/dttrbyj
    祝贺武宁讲述书稿《邓老热病研究》成功！她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对《温热经纬》的评议。
    邓老的分析十分准确，古人著书是为了传承和发展中医学术。“恶寒”是太阳病的必备证候，“不恶寒”而发热，则是阳明病的特点，“渴”是入里化热伤津之象，所以仲景对温病的定义，是没有表证的、里热外发型的外感热病。《伤寒例》对温病的发病情况作了更为细致地描述：“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立春之后，天气转暖，冰雪消融，没有突然出现的寒气，患者也没有受凉，没有近期感寒的诱因，却突然出现“壮热为病”，这种没有恶寒表证的外感热病，就叫温病。它是一种里热外发型的伏气温病。
对于温病的治疗，仲景并没有明言，《伤寒论》虽然受《素问·热论》“日传一经 ”的影响，但是更重视辨证论治，笔者坚信仲景决不会用麻黄汤、桂枝汤去治疗“不恶寒”的里热外发型的温病；而且仲景见到“发热而渴”或是“壮热为病”的温病，其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黄芩汤、大小柴胡汤等加减使用也势所必然。
清代温病学家在前人有关认识的基础上，对仲景关于温病的定义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改，只在“伏气温病”项下，保留仲景关于温病的思想。
首先，关于温病的名称，清代温病学家认为除了冬季的伤寒之外，四时皆有热病，它们总称温病而不是总称伤寒或广义伤寒。
叶天士所说的卫分证，就是需要发汗解表的表证，也就是张仲景所说的太阳病，只是治疗方法上有所不同，表现为辛温与辛凉的区别，这也是清以前前医家反复指明了的观点。叶天士云：“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叶天士的眼里，伤寒与温病都是由表入里，其传变过程是相同的；而不是仲景所说的伤寒与温病，一为由表入里，一为由里出表。叶天士认为“温邪则热变最速”，需要“热变”的温邪，与能够“化热”的寒邪，都存在需要入里、升温化热的问题，只是升得速度有所不同罢了；而不是仲景所说的伤寒之邪，初病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病之邪，早已在体内蛰伏多时，发作之际就壮热烦渴，无须发汗解表。
叶天士云：“在表初用辛凉轻剂，”轻清解表，的确是温病学的代表思想。
邓老介绍说：“《温病条辨》论九种温病之中，对温疫之论述似嫌不足，故余师愚之《疫疹一得》亦为《温热经纬》介绍者。王氏说：乾隆年间，京师大疫，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后乃知此法实出于《疫疹一得》，此书几失传，虽然王氏认为该书‘虽纯疵互见，而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可见王氏对此书评价相当高。难怪王孟英特以余氏之作压轴全书。评论家苛刻如叶霖也对王氏此举有较好之评价：‘余氏所谓乃暑热偏盛之疫，以清瘟败毒散一方概治，毋太疏略乎？然一家之言，不可泥执，又不可不知也。海宁注多有补正，当参。’”
王孟英对叶天士学说的推崇，大力推动了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向临床的应用，使温病学对于中医诊治传染病的临床实践，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提高了临床疗效，也形成了与《伤寒论》不相上下的温病学派。王孟英与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一起被称为温病四大家，是恰如其分，实至名归的事情。

马京雪

          本周四晚上（2019年10月31日）继续由刘敬章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讨论一个新题目《临证指南跟师录》之真中医是怎样练成的？“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是领导主席对中医中药的高度概括和评价。并且在多个会议中反复强调指出“要把全民健康当做优先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中医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弘扬国粹的决心。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真中医呢？敬请期待刘敬章的分享和讲述。http://www.ynjkcy.com/lzzngsl

本周四晚上的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继续由刘敬章和大家学习讨论一个新题目《临证指南跟师录》之随心录

真中医是怎样练成的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是领导主席对中医中药的高度概括和评价，并且坦言说：“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看中医”。领导主席在多个会议中，反复的强调指出“要把全民健康当做优先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中医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弘扬国粹的决心。这就对我们中医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真中医呢？自古以来，中医就有真假之分，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历朝历代的真中医的精神面貌和励志故事，这些人都具有相同的人格特点和高尚的医德医风。第一点是济世救人，仁爱为本。“医”者，乃拯道，仁术，修命之学。它是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特殊职业，肩负着为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崇高使命，在我国古代，就有很多关于尊重人的生命的论述。《内经》云：“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曰：“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南齐褚橙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晚清的费伯雄更是明确指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私利而学医则不可”。《素问--金匱真言论》提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就是说不适合学医的人绝对不教，不是准确无误的医学知识绝不传授。战国初期的长桑君，收扁鹊为徒，是先经“出入十余年”的观察了解，知道了“扁鹊非常人”，而后才“悉取禁方书”授之。金元医家李东垣每以“觅钱乎”“传道乎”为题，面试择徒，早已成为杏林美谈而为后人所称道。东汉名医张仲景，面对战火绵延，疫疬猖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乃悉心研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 古典医著，并结合当代以及自己的丰富临证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一经典名著。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有鉴于历代本草谬误层出而忧心如焚，因而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撰就了 驰名中外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明代外科医家陈实功，经常为患者排脓，除腐，洗疮，敷药，而从不顾虑臭秽肮脏。清朝吴鞠通曰：“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这种以德统才的思想至今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历代医家，都把对病人的关心，体贴，爱护和竭诚尽智，一心赴救，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和最基本的医德修养，这些人都是纯纯正正的真中医。第二点是无欲无求，清廉纯正。宋朝大学士许叔微，虽然官居翰林阁大学士，但是更为出色的是潜心钻研医学，著有《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等，成为经方派的创始人之一，有名的南宋儒医。许淑薇一辈子为老百姓诊病，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能用一辈子坚持一个信念，还有比这更值得尊敬和仰慕的人吗？孙思邈自幼好学，学识渊博，隋、唐帝王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固辞不受”，终生竭诚行医，成了深受人民爱戴的一代药王。人所共知的神医华佗，三次摒弃功名利禄，甘愿行医民间，为民解脱疾苦。他不慕富贵，不畏强暴，虽然刀斧加身，却矢志不移，真可谓“一腔浑是活人心”。这些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真中医。第三点是精勤不倦，虚心好学。我国历代医家都反复强调，要精心施治，临证必须精细审慎，一丝不苟。“做到 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金元四大家李东垣的《珍珠囊指掌》有云“夫用药之道，贵乎明变，如风会有古今之异，地气有南北之分，天时有寒暑之更，禀赋有厚薄之别，受病有新旧之差，年寿有老少之殊，居养有贵贱之辨。用药之际勿好奇，勿执一，勿轻妄，勿迅速，需慎重精详，圆融活变，不妨沉会以期必妥”。明代徐春甫曰“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说明为医者徒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医为生人之术，术不真，非但不足以生人，反将贻误人命。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说得尤为详尽。他要求：“医者必须博览群书，凡涉及医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都要阅读，才能于医道无所障碍，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但闻医有所专长者必立即前往请教，故十年从师十七人。曾遇到一个危重病人，经诊查断为不治，不料时隔一年多，竟复见此人，询问之下知道为金山寺僧人所治，遂 收拾行囊，奔赴金山寺拜师学艺，传为美谈，这些人都是淳淳正正的真中医。第四点是尊重同道，作风正派。自古医林有识之士，皆竭力提倡，尊重同道，尊老爱青，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们都反对那些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的行为，将此视为医人之膏肓。并斥之为甚仁矣。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曾经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彼时有郑蕈怀者在浙东为官，对朱丹溪颇为尊重，因而引起其他医生的嫉恨，每每在郑面前诽谤丹溪。有一次郑蕈怀笑着对众人说：“朱君 总是在我面前说你们的好话，而你们呢，却老要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相比较之下你们的度量也太小了”。说的那些人赫然退去。宋代儿科医家钱乙，在治愈了太子的抽风病，而蒙宋神宗召见时，特地说明，太子病屡经众医调治，已经竭尽全力，他只是在太子病该好的时候，给他做了促进痊愈的治疗。钱乙这种面对荣誉，不讳前医之功，不自诩不凡的高尚精神，表现了可贵的求实态度，当他后来70岁高龄，已是德高望重的翰林医官太医丞时，还极力赞扬年轻医者董汲的精湛治痘技术，高度评价他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并将它收进自己的著作。明朝陈实功在其所著的《医家五戒十要》里，更加明确的倡导说：“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这些肺腑之言，语重心长，足以启迪后学，即在当今时代，亦堪为医者之座右铭。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真中医。那么众多的假中医，我们如何来识别呢？自吹自擂，包治百病者；故弄玄虚，神乎其神者；开驴马方，开名贵奇药者；其自称一票难求，德不配位者；开中药方剂，必须看检验单者；挂名中医之名，不能开具汤剂者；名为中医却不能四诊合参者；名为中医高职却全盘西化者；名为中医高校毕业硕士，博士，却全无中医思维者；学得三招两式就鼓吹自己已是中医者；身为中医人，却毫无中医自信者，以上种种，都属于地地道道的假中医也！恨也，痛也！这些人为数众多，危害巨大，为害群之马，是纯纯粹粹的中医的掘墓人！其实，我们应该密切联系实际，从生活中感受中医，深刻体会其中源于生活中最简单，最本质，最朴素的东西，从生活中感悟中医之美。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名医成才的道路，站在医学人才学的角度上，从中吸取一些，对于今天攀登医学高峰有用的东西，还是有深刻意义的。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纵览古代名医，大多具有为人民解除疾苦的夙愿。他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淡泊功名利禄的引诱，悉心钻研医药，毅然弃官从医，走上医学济世的道路。如医圣张仲景，不走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的道路。葛洪、傅青主等名医，屡次辞官不做，冲破习惯势力的阻挠，不入仕途，立志一辈子献身于医药事业，即范仲淹所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代许多有识之士，目睹当时社会腐败无能，世风日下的境况，加之连年混战，百病丛生，他们在济世救民精神的驱使下，弃官不做，走上医学济世之路。这是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二，名师的指导。《名医治学录》上所记载的我国三十六位名医学家的情况来看，从名师学徒13人，出生世家12人，自学成才10人，出自名师的名医占据大多数，并且许多名医拜师多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江南名医叶天士，广访名医，沉潜力学，6年中，除继家学外，先后拜师17名，是名医中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的典范。另一些名医出自世医之家，迅速成长，与他们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少承家学，早年即可接受医学教育有关，当然，与他们自身后天的刻苦钻研也是分不开的。

三，敢于创新，刻苦自学。创造性是医学的灵魂，学贵质疑，小疑小进，大疑大进，不疑不进，比如徐灵胎，天资聪明，爱好广泛，自学能力超强，被称作“简直就是学习的机器”。以至于精通医学，水利，音乐等多个领域，并皆有大成。温病学家吴鞠通，刻苦攻读十七年，游学京城数载，博览群书，开创了温病学派，忠诚一代瘟病大家，金元四大家，敢于标新立异，因时因地自成一家之说，在医学争鸣中各树一帜，对推动我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每一个有贡献的名医，无一不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然后才有所创新和发展。唐代名医孙思邈“学古不泥古，学外国不抱成见，学今人旁搜囊括，重实践，化裁创新”的治学精神，很值得效仿。再有 刻苦求学，是名医们所共有的特点，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简而言之，一个医生能否成为名医，虽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人自己的不懈努力，求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不能忍受那必经的艰苦，半途落伍，而得不到成功。

四，文是基础医是楼。众所周知，中医经典离不开文言，古文深奥难懂，如果没有坚实的古文基础，医古文不过关，很难学懂弄透，也就不可能在祖国医学上登峰造极。反过来说，古代根蒂深厚的文学之士，医学上往往入门比较容易，造诣也深厚，比如皇浦谧，傅青主，恽铁樵等都是医文并举的名医。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名医，他们既无家传，亦未从名师，是自学成才。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学基础，经过悉心钻研才达到了“无师自通”的境地。由此可见，中医学的万丈高楼，乃是建筑在古文学根基之上的。

五，要想成为名医，所必备的五大要素。1，立志坚。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志长。古代名医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家人或者自身长期遭受疾病之苦，后而发奋立志学医的。李时珍决心随父亲学医时写过这样感人的诗句“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2，用思精。张仲景自幼好学深思，他的同乡何顺曾经对他说道“君用思精而韵不高，日后将为良医”。后来果真应验。傅青主尤其崇尚独立思考，对先人的论著强调“不可不知其说”，但是“不可尽依其说”。王叔和，葛洪，陶弘景等，多是个性沉静，甚至有些性格孤僻，但是都具有沉静善思的特性。3,重临证。有谚语曰“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李时珍认为“读万卷书”固然重要，但是“行万里路”更不可少。正是由于他的“搜罗百氏”，采访四方，进行深入实际调查，才写出了《本草纲目》这本宏篇巨著。4，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学识渊博，是名医们的又一个共同点。一专多能，是渊与博的具体表现，扁鹊，华佗，张仲景，几乎在医学各科中均有建树，而又各具特色。专业的深入必须建立在较全面的医学基础之上。没有广泛的知识面，深入也是有限的。5，谦逊好学。谦虚好学，尊师爱师，是名医中共有的品行。神医扁鹊学自民间医生长桑君，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资助学生罗天益，朱丹溪拜师于罗之悌，傅青主与其师袁继贤，生死与共好的师生情谊，都是难能可贵的杏林佳话，都是值得我们后人敬慕和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祖国医学，既博大精深，又简便验廉，既高雅养心，又朴素养身，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一套精密的调理机制，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养生，是学会如何保养好，这个精密而完美的身体，让他不受外邪和内伤的损害，做到未病先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最高境界，从而实现天地人相适应的终极目标，伟大的中医学既然如此，所以我们人人可学，人人当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愿我们大家都能练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的“真中医”。让我们共同期待刘敬章的分享和讲述。

        祝贺刘敬章主任讲述《临证指南跟师录》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讨论了“真中医是怎样练成的”之有关内容。

      真中医这个概念，我最早是听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兼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邱德亮局长讲的，他当时说：“真中医的事，要有人管，有人干，有人信。”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也有一个“潜台词”，也就是“真中医”之外，有很多人不符合“真中医”的标准。

自从西医传入神州大地，中医从业人员的思想就有些受冲击，也有的专家出版著作，《医林改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衷中参西》也与中西医学术交流、论争有关系。

时代变了，换了人间。

西医来了，如何坚守中医阵地？

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又很难做好的大事。

“真中医”是如何炼成的？

古代的中医，大多属于“带着感情学中医”，有的是出于情怀，“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是为了济世救民，这是士大夫的理想。

还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或者家人，得到中医的救助，感觉中医很有价值，就学习和成长为中医。

也有一些人，是因为自己和家人，被庸医误治而发愤学习中医。

还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衣食问题”，而投奔到当时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的中医门下，成了“衣食医”。

传道医，自古以来就稀少，如今更难找了。

学医的过程，很艰难，也很痛苦，简单化、庸俗化地说中医“没什么奥妙、很粗浅”，这些观念都是“衣食医”自欺欺人的“祖传秘方”。

马京雪

      本周五晚上（2019年11月1日）的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刘敬章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曹老师的著作《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扁鹊是一个历史名人，司马迁说他“名闻天下”，而且出名非常早，在老子创立道家，孔子谈论儒学，墨子主张兼爱，孙子论述兵法的年代，扁鹊创立了独特的中医学。扁鹊是一个大文化，历史求真实，文化尚演绎，缺乏历史真实的文化，就容易流于荒诞，缺乏文化包装的历史，很容易失传，中医文化寻根，我们不能不谈扁鹊。“利天下”是
《易经》阐发的中华精神，扁鹊的生平事迹充分体现了这个思想。我们要从中医学术体系形成的高度看待扁鹊，“扁鹊言医为方者宗”，我们应该把扁鹊如何在故乡学习医学知识，如何“名闻天下”，开创医学临床各科，如何依靠医学的力量战胜巫医，如何宣传治未病等一系列内容阐述明白。敬请期待刘敬章的分享和讲述。http://www.ynjkcy.com/bqwh
        祝贺刘敬章主任讲述《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成功！他很大家一起讨论了扁鹊是怎样一个历史名人。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扁鹊“名闻天下”，是中医学的宗师，他给赵简子看病，获得4万亩的封地，因此，他有了自己的学术传承基地。在老子创立道家，孔子谈论儒学，墨子主张兼爱，孙子论述兵法的年代，扁鹊创立了独特的中医学。
     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医史学家，按照所谓的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竟然把扁鹊诊断赵简子的历史事实抹去了，说他生活在公元前407-前310年。
这样一来，扁鹊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为赵简子看病了，因为赵简子公元前476年就逝世了！
扁鹊也不能去见老子、孔夫子了！

由此可见，错误的研究，歪曲了历史事实，不尊重司马迁，我们必须对于这样的肆意践踏历史的“造反精神”，给与“拨乱反正”，纠正其错误，还礼是本来面目，不能把中医的历史人为地往后拖。

马京雪

     本周六晚上（2019年11月2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王群才中医师讲述《国医大师・朱良春》这本书的内容：
       第二章第四节成方心悟：
        苦参丸、十全大补汤、芫花散、表里和解丹、葛苦三黄丹、痢泻散、六神丸、四神煎、夺痰定惊散的方药组成、主治、方解以及朱老的治疗经验和案例等内容。
      敬请期待王群才中医师讲述具体内容。http://www.ynjkcy.com/gydszlc
       祝贺王群才中医师讲述《国医大师・朱良春》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讨论了朱老成方心悟之中的有关内容。今天介绍了：
        苦参丸、十全大补汤、芫花散、表里和解丹、葛苦三黄丹、痢泻散、六神丸、四神煎、夺痰定惊散的方药组成、主治、方解以及朱老的治疗经验和案例等内容。
      方药组成：
白苦参60克，胡黄连30克，地榆60克，鸦胆子30克，三七30克，刘寄奴40克，蒲黄40克，乌梅肉40克，牛角炭30克，羊角炭30克，上药研细末，水叠丸，明雄黄为衣，早晚各服9克，滚水下。(见《问斋医案》痢疾门)
主治：便血、血性痢疾。
方解：朱老认为，血痢、肠风、脏毒相类，即《内经》肠澼之属，由于暑毒、湿热、相火互伤连络交经之处，化为脓血，流注肠中，漂澼而下，极难调治，非《问斋医案》苦参丸，乌能奏效。此言夏令溽暑炎蒸，湿热蕴结，伤其脏腑之脂膏，动其肠胃之脉络，化为脓血，一如痈疽内溃，血痢以作。但血痢久延，往往留有瘀血、死血，用一般凉血治痢之药无效，所以“极难调治”。死血作痢，《丹溪心法》曰：“其或下坠异常，积中有紫黑血，而又痛甚，此为死血证，法当用桃仁、滑石行之。”喻嘉言亦有类似论述。此案症状未详，但从其用刘寄奴、三七等活血化瘀药来看，为挟有瘀血，殆无疑义。方用苦参、胡黄连、鸦胆子坚肠治痢，抗菌消炎。刘寄奴为破血通经药，用治痢疾，诸家本草罕见记载，考《如宜方》有用刘寄奴、乌梅、白姜等分，治“赤白下痢”者，今系赤痢，故去白姜，取刘寄奴、乌梅一通—涩，为血痢久延，内挟瘀血而设。又用三七配合刘寄奴增强活血化瘀之功。血余炭、牛角炭、羊角炭、地榆配合乌梅以收涩止血、护膜医疡；蒲黄生用有凉血活血作用，并可消肿止痛；雄黄以解毒整肠。如斯新血可止，宿瘀可散，血痢自瘥。凡血痢挟瘀，必参用化瘀之品，始克奏功。今知活血化瘀对于改善微循环，促进组织的修复与新生，抗菌消炎，对代谢及免疫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作用，这可视为治疗痢疾的—个途径。
    十全大补组成：
大熟地25克，当归身10克，白茯苓10克，冬白术10克，炙甘草5克，上肉桂5克，生黄芪15克，制附子10克，炮姜5克。(见《问斋医案》痢疾门)
主治：久痢体虚。
方解：朱老认为，下痢脓血，多属于热，但亦有夏日恣食瓜果冷物，脾阳大伤，或痢久不愈，阴伤及阳，而呈虚寒之象者。其见证或下痢血水，或如屋漏水，或血色紫黯稀淡，或痢下腥秽，或完谷不化而色不变，小便清白等。前人尝以先水泻，后脓血，为脾传肾，谓之“贼邪”；先脓血，后水泻，为肾传脾，谓之“微邪”。前者难治，后者易愈，说明痢疾多关脾肾。大抵久痢未有不亡阴者，亦未有阴亡而肾不虚者。夫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肾气不充，势必滑脱难禁。久痢之补益脾肾，调燮阴阳，当随证有所侧重。十全大补汤补益气血，大补命门，以复肾中真阳，而固门户。此证虽以阳虚为主，然阴液已亏耗于前，阳气复耗伤于后，故温阳必与育阴并行，附桂与地归同用，方能于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立方自不失于偏颇。
   九汁饮方药组成：
秋梨汁、鲜藕汁、甘蔗汁、芦根汁、西瓜汁、淡竹沥、生姜汁、生地汁、银花汁，九汁和匀，重汤温服，代茶解渴。
主治：消渴、上消。
方解：朱老认为，张子和《儒门事亲·三消之说当从火断》提出消渴属于火热病机，蒋宝素也说：“五行之内，火独能消，燔木为炭，焚石为灰，煅锡为粉，煮海为盐，消为火证明矣!”这就是《素问·气厥论》所谓“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者是也，当用白虎汤出入，加用生津滋燥之品，实为上消施治之正法。九汁饮用梨汁、蔗汁、芦根汁、西瓜汁等大队甘寒以生津润燥；藕汁、生地汁以润血枯；燥热内蕴，易生痰浊，故用竹沥以涤之，姜汁以开之；银花汁以清热解毒，预防痈疽之外发。配伍精当，自臻良效。
芫花散方药组成：
芫花、朴硝、明雄黄、五灵脂、鸡肫皮、苦楝根、制大黄、制附子、乌梅肉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清茶调下，虫从大便下尽为度。
主治：虫证消渴。
方解：朱老认为，虫消一证，前人颇多记载。乃蛔虫内扰，消灼津液所致。洪迈《夷坚志》云：“消渴有虫，人所不知。”其治虫消，用“苦楝根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许，水二碗，空心服之，虽困顿不妨。下虫如蛔而红色，其渴自止”。苦楝根皮，历代医家视为虫消之要药；芫花除长于下水饮、祛痰癖外，并可驱虫，《乾坤生意》治“心痛有虫”，即用“芫花一两(醋炒)、雄黄—钱为末，每服一字，温醋汤下。”蛔虫内伏，湿热滋生，脾运失职，所以腹大如鼓，于是用五灵脂、鸡肫皮泄浊消胀；附子、大黄、朴硝温下积滞。实为虫消的对之方。
玄珠散方药组成：
川黄连、川黄柏、黄芩、山栀、地榆、干姜、绿升麻、柿饼，俱用酒炒黑，加血余炭、百草霜、陈金墨等分为末，红花、苏木煎汤，调服l0克。
主治：便血。
方解：朱老认为，便血成因不出“脾虚失统”和“火犯阳明，阴络内损”两途，治疗时，“不必拘便前便后远血近血之说，皆宜先服《问斋医案》玄珠散。推其大意，殆取其苦味坚肠、收涩止血的作用。

马京雪

          周日晚上(2019年11月3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王红霞主任讲述 《中医心理学》，她和大家一起继续讨论心理疾病中医治疗方法 ------气功疗法，将从气功疗法与心理疗法、气功疗法中意识调控的基本技巧其中包括意守、观想、入静，及心神疾病中气功疗法的适用范围、选功教功查功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详细的讲解，详情，我们一起期待，王红霞主任的讲述与分享。http://www.ynjkcy.com/newsDetail?id=926
               祝贺王红霞主任讲述 《中医心理学》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心理疾病中医治疗方法之“气功疗法”。
       气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当时的称呼不叫“气功”。历史记载中的导引、按跷、行气、吐纳、辟谷等等，都与现在的气功有关。
最早流传下来的“行气玉佩铭”，记载了战国时期的情况，是用玉石雕刻的艺术品。原刻于十二面圆柱形玉佩上。铭文说：“行气，深（吞）则蓄，蓄则神（伸），神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明（萌），明则长，长则复，复则天。天兀（机）舂（冲）在上，地兀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1975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导引图》，墓主人把导引吐纳的形体动作，作为墓葬的重要随葬品，也是看重这种养生措施的一种表现。张良学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功成身退练习“辟谷”，也和重视导引、行气有关。因此，《行气玉佩铭》记载的内容，应该是最早的关于内气炼养的方法。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素问·移精变气》记载了古代气功“导引”的一些内容，《诸病原候论》记载了许多疾病的导引方法。都属于古代中医利用气功治疗疾病的一些资料。
       “气功”这一名词是怎样来的呢？
李春才《医用静功学》一书说：“气功这个名称，是原抗战根据地冀南区卫生局局长黄月庭先生确定的。黄先生是真正的权威人士，因此，特邀请黄老谈谈气功命名的前前后后，以晓世间。[1]”
黄月庭先生说：“鄙人叫黄月庭，离休之后久居河北省保定市。气功界许多朋友们时常来信，认为很有必要将气功一词的原意向社会再做一次解释。‘气功’一词，目前成了群众性的普通语汇和医药卫生人员的专用术语，并已纳入《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卷》，流行国外，引起各国医学界的关注。关于‘气功’这个名词的真正来由及其含义，鲜为人知，议论纷芸，溯其渊源，还得以当代气功名家刘贵珍先生学练内功治病时期谈起。话说，抗日战争的胜利，群情振奋，举国欢庆。刘贵珍先生从天津敌占区返回了老解放区自己的故乡参加了革命，在南宫县商业局任职，从而摆脱了学徒的困境，走向新生活。一九四七年冬，刘氏的胃溃疡宿疾复发，体温高烧，大口咯血，虽经当地专区人民医院抢救脱险，但根治乏术。”
刘贵珍先生的病，在那个时代是很严重的，除了手术之外，就是静养。由于当时手术条件很差，静养往往是大多数人的选择。1948年，经冀南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冯英批准，刘贵珍拜民间医人刘渡舟为师，学习“内功”，以治疗自己的病。同刘先生一起前去用“内功”治疗疾病的人，还有宁南县县长李魁华，他患有肺结核。
刘渡舟是河北省威县南寺庄的农民，淳朴敦厚，寡静少言，是“内功”创始人郝湘武的第五世传人，用“内功”治疗疾病在当地很有影响，求医者蔓延冀鲁交界十几个县的农村，门庭若市。经他治疗百日之后，李、刘二人的疾病痊愈，体重增加三、四十斤，精神奕奕，无不称奇。为了进一步观察“内功”效果和总结经验，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对病人进行试治。组长由黄月庭兼任，冀南四专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浚川和干部疗养所所长赵景春二人分别任副组长。还配备有王湛禹、黄天民、温强州、贾朴斋、高立检等几位医生。
       气功疗法被卫生部表扬之后，为推行这一疗法做了最好的宣传，使很多人接触到这样一种养生治病的方法。
河北省医疗气功医院专家委员会专家张天戈先生，他早年亲身参加了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很多工作，被人称为气功疗养院的“四大天王”之首。他见证了气功兴衰，也多次出国交流气功科学。因此，通过他的描述，了解到当年许多感人的事迹。
张先生介绍说，早在1898年，清朝政府正式批准宣布北戴河为避暑区后，中外名流、富商大贾、各国传教士大量涌入，购地筑屋兴建别墅，到1949年，共建成各式别墅700余栋，北戴河成为中国四大别墅区之一。这里既有民国时期高官政要的别墅，也有20世纪初驻华使节居住过的地方，还有近代名人留下的痕迹。建筑风格以英国维多利亚式为主，也有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庭式、东洋式等。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坐落在东山的东经路198号，一个大院里。这是一个漫坡形，北高南底有二百多亩地的大院心（坡度约10-16度），北门是正门，只有门框没有门。南门是松林，只有二尺半高的围墙，也没有门。北门里的两侧是两个大果园，疗养楼周围种植着各种花卉，办公楼两侧特别是南侧，松柏参天，各种鸟儿啼鸣飞舞，羊肠小道四通八达，可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张先生把这里叫做梦中“桃花源”，只不过是现代化的桃花源。
1955年以前，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泊渠、董必武等等同志，每年都在这个疗养院休息办公，只是一个院里有两套工作人员，各不相扰的工作。因为建国初期政府没有疗养院，为了领导人的安全，决定原地址留给一分院、二分院，另拨款给河北省干部疗养院建新楼，地点在北戴河任何地方选择，所以这个疗养院选择了一块儿海滨东山东经路靠海的风水宝地。1955年开工，1956年三座大楼建成，六月开院，接待政府十四级以上的国家干部。

马京雪

大家好，本周一（2019年11月4日）由马京雪和大家一起学习陈士铎《辨证录》。
本周我们一起学习：
36，冬月伤寒，身热六日，而汗不解，仍有太阳之症，人以为邪返于太阳也，谁知是邪欲返于太阳而不能返乎。
37，冬月伤寒，至七日而热犹未解，谵语不休，人以为证复传阳明也，谁知是邪欲走阳明而阳明不受乎。
38，冬月伤寒，至八日而潮热未已，人以为邪再传少阳矣，谁知是邪在阳明，欲出而未出乎。
39，冬月伤寒，至九日而泻利不已，人以为邪入太阴，阳又变阴之症，谁知是阳欲辞阴之病乎。
40，冬月伤寒，至十日，恶寒呕吐，人以为邪再传少阴矣，谁知是邪不欲入少阴乎。
欢迎批评指正。http://www.ynjkcy.com/newsDetail?id=927
      祝贺马京雪讲述陈士铎《辨证录》成功，他很大家一起讨论了五个病例：
36，冬月伤寒，身热六日，而汗不解，仍有太阳之症，人以为邪返于太阳也，谁知是邪欲返于太阳而不能返乎。
        关于外感病的传变问题，《素问·热论》主张“日传一经”，张仲景抓主证，不重视患病日期。
        后人学习张仲景《伤寒论》，对于日期问题常有疑惑。
        太阳病是绝大多数外感病的早期阶段，因此有人提出“太阳六传”，主要有“循经传”、“表里传”、“越经传”、“首尾传”、“误下传”等方式。
传与不传，要看患者体质与邪正斗争情况，也和治疗关系密切。
本例患者，伤寒六日，仍有太阳证候，所以陈士铎仍然使用桂枝汤治疗。他说：“方用桂枝汤，少以散之，一剂而邪尽化也。倘多用桂枝汤则焦头烂额，曷胜其祛除乎。此又用药之机权也。
此症用解邪汤亦佳。
桂枝（三分） 茯苓（五钱） 当归（三钱） 生地（五钱） 白术（三钱） 陈皮（三分）甘草（一钱） 麦冬（五钱） 水煎服。
”
37，冬月伤寒，至七日而热犹未解，谵语不休，人以为证复传阳明也，谁知是邪欲走阳明而阳明不受乎。
       这个病症是外感病发病七日，病人出现了发热和谵语，似乎是“再传一次经”，又到了“阳明阶段”，所以出现谵语，由于没有壮热烦渴，也没有痞满燥实的见证，陈士铎认为这就像邻居有紧急情况而发生的惊恐、呼喊，因此，他的治疗方法，仍然以治疗太阳病的桂枝汤为主：“惟散太阳之邪，而邪已尽散，断不复入阳明也。方用桂枝汤。一剂而谵语自止，又何必用石膏汤以重伤胃气哉。”
        面对这样的情况，陈士铎又说：“此症用和营汤亦神。
麻黄（三分） 茯苓（三钱） 当归（三钱） 玄参（五钱） 甘草（一钱） 麦冬（五钱） 竹叶（三十片）半夏（五分） 水煎服。”
38，冬月伤寒，至八日而潮热未已，人以为邪再传少阳矣，谁知是邪在阳明，欲出而未出乎。
        此处的潮热与往来寒热不同，是邪在阳明的表现，而非邪在少阳。因此，陈士铎说：“少阳前受阳明之贻害，坚壁以拒，未免寒心，故现潮热之症，其实尚未入于少阳也。治法正不须治少阳之邪，而单解阳明之热，阳明热解而少阳之邪自散矣。方用解胃汤∶青蒿（五钱） 茯苓（二钱） 甘草（五分） 麦冬（五钱） 玄参（三钱） 竹叶（五十片） 水煎服。一剂而胃热清矣，再剂而潮热退矣，不必三剂也。”
      陈士铎此证未用经方，对其自组之方，十分自信。因此，他说：
此方息阳明之焰，而又能解少阳之氛，一方而两治。倘徒解少阳之氛，而阳明愈炽矣；倘徒息阳明之焰，而少阳又燥矣。两阳有偏胜之虞，则二府必有独干之叹，自然轻变为重，邪传正无已时。今一方两治，仍是单治阳明，而少阳治法已包于中，所以能收全功也。
此症用发越汤亦妙。
葛根（三钱） 茯苓（五钱） 甘草（五分） 麦冬（三钱） 玄参（一两） 生地（三钱） 柴胡（五分） 水煎服。
  
39，冬月伤寒，至九日而泻利不已，人以为邪入太阴，阳又变阴之症，谁知是阳欲辞阴之病乎。
       邪气在三阳与三阴之间传变，主要根据证候判断。“自利不渴者属太阴”，少阴下利清谷，都有寒象。此证下利陈士铎用小柴胡汤治疗，由于虚象不明显，所以去掉了补虚的人参、和胃降逆的半夏。
       陈士铎说：方用小柴胡汤加减用之。
柴胡（一钱） 茯苓（三钱） 甘草 黄芩（各一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一剂即止利，而寒热顿解矣。
此方专解半表半里之邪，而又能分消水湿之气，既不入阴而复善出阳，故取效独捷耳。
此症用合阴汤亦效。
柴胡（八分） 茯苓（五钱） 甘草（五分） 天花粉（一钱） 枳壳（三分） 神曲（五分） 白芍（三钱） 水煎服。

40，冬月伤寒，至十日，恶寒呕吐，人以为邪再传少阴矣，谁知是邪不欲入少阴乎。
         此处“恶寒“实为“畏寒”，恶寒是寒邪在表，邪在太阴、少阴，可见畏寒，证属脾肾阳虚，因此，陈士铎说：
方用脾肾两温汤∶
人参（三钱） 白术（五钱） 肉桂（一钱） 巴戟天（三钱） 丁香（三分） 肉豆蔻（一枚） 芡实（三钱）山药（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恶寒止，二剂而呕吐尽除也。
       又说：此症用加味参术附姜汤亦神。
人参（五钱） 白术（五钱） 肉豆蔻（一枚） 附子（三分） 干姜（一钱） 水煎服。

马京雪

      大家好，今天晚上（2019年11月5日）由朱胜君为大家讲述《瘟疫论译注》的第三十讲。
      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医外感热病的病因：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解表方的难用；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请大家关注收听朱胜君的讲述。http://www.ynjkcy.com/newsDetail?id=928
      祝贺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朱胜君讲述《瘟疫论译注》成功！她和大家一起探讨了中医外感热病的病因学说：
      中医在与各种外感热病的长期斗争之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没有发现微生物的时代，对于致病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在中西医并存、并重的现代，如何看待中医的病因学说？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如何站在中医的立场看待疾病，诊治疾病，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按照西医的致病原因说病因，也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受困于某个医家的认识。
       比如，将SARS归入清代温病的范畴，按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治疗，那么中医同温疫斗争的历史应当从何时算起？《伤寒论》六经辨证还有指导意义吗？辛温解表的麻黄汤、桂枝汤能用于SARS的治疗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给于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回答，并有益于今天的治疗。
      现在很多人将SARS笼统地归于温病之中，或说它属于温疫。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那么我们说的温病，是张仲景时代的温病呢，还是清代以后的温病？他们所说的病因一样吗？我们说的疫气，是《素问》曹植时代的疫气呢，还是吴又可所说的疫气？他们说的疫气与伤寒、温病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决，既不能统一中医内部的种种说法，疑惑之中治疗效果也难提高。

马京雪

各位群友，各位同道：今晚，2019年11月5日（周二），我们继续有请中医名家曹东义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黄帝内经》第3讲。

曹东义，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第四、第五批师带徒指导老师，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现任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中联一技之长分会会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出版著作41部，发表论文80多篇，文字累计500余万。http://www.yanzhaozhongyi.com/portal.php?mod=list&catid=4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内经》的范围：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是故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
故圣人抟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驰长。緛短为拘，驰长为痿。

　　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汨汨乎不可止。

　　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疿。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

　　陷脉为瘘，留连肉腠。

　　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

　　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

　　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

　　故阳畜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

　　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极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马京雪

         本周三晚上（2019年11月6日）由刘敬章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邓老热病研究》的第23讲，论风温（春温，冬温）的证治。

邓老说：“冬春两季感受风温邪气的外感发热病，名为风温。其中，发于冬天的名冬温；发于春令，初起即见气分证或营分证的名春温。流行性脑脊膜炎、冬春季的感冒及流行性感冒等病，可参考本讲的论述进行辨证论治。”邓老此论，是为了与《温病学教材》保持一致。外感病的病因很难准确确定，主要是根据证候“审证求因”，或者按照季节主气，推测外感热病的病因病理情况。邓老说：“风温邪气为本病的致病原因。春季温暖多风或冬季应寒反暖，风温邪气侵袭人体，人体正气不足以拒邪，因而成病。本病初起邪在肺卫，肺卫不解，则邪热顺传气分或逆传心包，若仍不解则入营入血或损伤肝肾之阴。若正气本虚，邪气过盛，或本有内热再感外邪，发病急骤，初起即见气分证，甚至出现营分血分证，病多急重。”邓老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广义温病学说的观点，也阐发了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卫气营血传变思想，并且注意吸收伏气温病的有关内容。认为多数温病由外表如入里，逐渐加重发展，但是也有一些温病初起，就属于里热亢盛，发病时没有表证，反而出现了气分、营血分的病证表现。这样的里热外发行温病，“病多急重”，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让我们共同期待刘敬章的分享和讲述。http://www.ynjkcy.com/dttrbyj
    祝贺刘敬章讲述书稿《邓老热病研究》成功！他和大家一起学习了邓铁涛先生论风温（春温，冬温）证治的有关内容。

对于这类温病的辨证治疗，邓老认为应该按卫气营血辨证为主，结合三焦辨证的内容，综合运用，容易奏效。
邓老认为，温病肺卫证治，其主证可见：发热，微恶风寒，无汗，头痛眩晕，咳嗽，口微渴，舌尖边红，苔薄白，脉浮数。
邓老分析说：“风温袭表，卫气开阖失职，故发热微恶风寒无汗；风热上扰故头痛眩晕；风温犯肺，肺气不宣，故咳嗽；风温为阳邪，容易伤津故口微渴；舌尖边红、脉浮数是表热之证。治法：疏风泄热，辛凉解表，用银翘散(本方亦可作汤剂服，药量可按比例减轻)。”
关于外感热病初起为何会发热的问题，《素问·热论》没有明确的论述，后世多从“郁阳为热”进行解释。北宋韩祗和有感于辛温解表难用，在《伤寒微旨论》中提出“伤寒热病乃郁阳为患”之说，避开了伤寒热病病因上的“寒”字，从郁阳为热着眼，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麻桂方药，而是按不同季节分别创制辛凉解表方药，其组成多为柴胡、薄荷、葛根、黄芩、知母、石膏、前胡等寒凉之品。其后庞安常、朱肱继承其学术经验，改进为在春夏之时于仲景麻桂方中加入黄芩、葛根、知母、石膏等寒凉药物，变辛温发汗之方为辛凉解表之剂，使古方得以新用，后世多予遵从。金代刘完素阐发《素问》热病理论，认为伤寒就是热病，“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只能作热治，不能作寒医”。旗帜鲜明地自制辛凉清解方剂，被后世尊为寒凉派的开山，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