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医非倒退，振兴之路在足下

曹东义

回归中医非倒退，振兴之路在足下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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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回归中医，首重中医自主意识复苏2
回归中医，就要坚持中医理论指导4
回归中医，就是要坚持自己的评定标准5

日前，笔者怀着兴奋与忐忑的心情，去看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带着一本刚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回归中医》。朋友接过书来，看了半天，说：“封面设计很好”。我心里一阵喜悦。他接着又说：“不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回归中医》，老气横秋的，你还嫌中医不古老啊？你要把中医往哪里回归啊，你没看见人们天天谈论的是振兴中医，中医现代化吗？你这不是背道而驰吗？”朋友心直口快的一席话，把我说蒙了，心情一下子从半空坠到了谷底。
朋友看我脸色骤变，立即改口说：“说句玩笑吗，何必当真！等我看完整个书的内容，再给你重新论定”。告别了朋友，我心情的沉重并未丝毫减少。难道《回归中医》定位错了？《回归中医》给人的感觉就是倒退？是当代的孔乙己、九斤老太在说着怀旧的甜梦？不，我决不是这等意思！当然，朋友不知道，《回归中医》是我借用的邓铁涛先生的一句名言。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科技成果不少。然而，透过中医事业“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不再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不断蔓延的颓势，实在让人担忧；中医博士写不出十个中药处方，中医专家看病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邓铁涛教授面对目前存在的“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峻现实，向中医界发出的召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如何看待中医的现实与未来，是一个战略问题。朱良春先生为《回归中医》作序，开篇就说：“回顾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历程，可谓几度沉浮，困惑迷茫。早在1950年先师章次公先生曾慨然指出：‘医至今日，式微已甚。’嗣后，党和政府对振兴中医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有所改观，但在学术上的困惑，殊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章氏对改进中医的意见，今日观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先生，当年提出来什么“改进中医的意见”，值得朱良春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这样重视呢？章次公先生说：“故居今之世，而欲求改进中医，首望恢复辨证用药之精神，再以现代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发皇中医药，其庶几焉。”他更进一步点明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次公敢郑重为同仁告：昨日今朝，岂可等量齐观？世界事物，无一刹那静止不变者；昨日之事，已成过去，吾可不问也；明日之事，方在未来，吾亦不遑计及也；吾之汲汲焉、惶惶焉者，惟今日而已。治学做人，一以贯之，岂但治病为然？而非邃于医而深于理者，恐其闻之而骇且惑也。”看来，章先生所重视的一是辨证论治，一是衷中参西，或叫衷中纳西，是两大法门。
在章先生所倡导的“两大法门”里边，他所偏重的是辨证论治。他之所以“敢郑重为同仁告”，就是因为他看得准、体会深，才有这样的坚定信念。他向我们透露出来这样一层智慧的判断，那就是必须注重“刻诊”的重要意义，因为昨日已经成为“历史”，明天尚未到来，中医抓住的就是目前，就是瞬间的状态，也就是当下的证候。手边的证候，是中医治疗的出发点，是基础，而不是用一个万应之方，“病不变，方也不换”，那不是中医特色。
朱良春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一切应当面对现实，辨证必须精细周详，见微知著；施治更应药随证变，切中肯綮，方得个中三味。然综观当今之医，系统、正确运用四诊八纲，辨证论治者已不多见，常以生化声光检测为依据，按病选药，套方成药，应手而出；至于望神察色，详询切脉，形式而已；更有甚者，率以西药施治，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盖此等中医对辨证论治，日趋淡化，已不姓中，中医院亦已成综合医院矣，令人浩叹！如何扭转现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愿能力挽颓势，重振中医雄风，则幸甚矣！我认为诸多具体措施，如聘名师，带高徒，培养优秀中医人才，提倡读经典，多临床等等，固属必要，但更为重要者，乃是如何大力理清思路，树立自强、自信的信心，才能安下心来，冷静思考，埋头去干。”
邓铁涛教授、朱良春先生想在了一起，说到了一处，提出了振兴中医的基本策略，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我们躬身实践，始于足下。
回归中医，首重中医自主意识复苏
在“第二节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会议上，邓铁涛教授作大会发言说：“中医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医学，是我国的主流医学之一，是以人为本的医学”。然而，中医学在近代以来，走过了未被世人正确认识的艰难坎坷的历史历程。
首先，西医传入中国之后，由于解剖上中医不太讲求，不够精细，王清任《医林改错》就开始为中医纠错，而且是越改越错。此后中医的脏象学说，也因为脏腑解剖认识上的错误，而一律被划为不准确的描述，中医因此而失去了自信。
失去了自信的中医，开始“汇通”西医知识，尽管那时西医在内科领域里的疗效，还远比不上中医，然而，“一美遮百丑”，张扬个性的西医竟能在此时就敢与中医比高低，即使是在中医牢牢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西医已经开始批评中医。汇通派的中医学家，是最早接触西医、最开明的中医，然而他们引错了方向，只落得一个“汇而不通”的结局。
“汇而不通”的结局，并未完结中医的苦难，也没有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医。就象洋务运动没能救中国一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行不通了。中医的汇通和“衷中参西”的命运，与洋务运动的结局大同小异，只不过落得个“西体中用”，也就是“废医存药”。
国家紧接着就是变法图强，全盘学习西方，然而变法也失败了，很多人认为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因此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后，学习西方首先从“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介绍西方文化开始。介绍西方医学的时候，一律采用“借巢下蛋”，把西医的解剖概念、疾病名称，统统翻译成中医的名词。因此，中医的“心主神明”错了，中医的脾主运化、肾藏志也找不到组织依据，中医的“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自信更困难了。
从科举与学校共存，到废科举兴学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医没有享受到胜利的喜悦，新的教育系列之中，惟独没有五千年以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中医学，却有传入不久的西医学，北洋政府爱憎和取舍的态度表现出来了。“中医教育漏列案”使中医界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已经不那么遥远了，而是近在身边。中医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而斗争，这就是求生存的开始。
五四前后“德先生”、“赛先生”来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在取消汉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道路的新潮冲击下，中医学的指导理论阴阳、五行，已经被民族精英们打入玄学、迷信的行列。中医学在失去了脏腑解剖正确性之后，又痛失指导理论，即使在临床之中仍然使用这些理论指导，也只能是“私下里”的个人行为，说出去要遭人笑话，想发表出来没有人给你刊登，“中医失语了”，这失语症一发就是几十年，到现在仍然没有痊愈。“万能院士”到现在仍然和中医过不去，仍然说中医是伪科学，原因就是中医到现在还使用阴阳五行学说。
“中医科学化”一直是很时髦的口号，从民国到解放初期，一直是中医界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也是中医对外表示不保守，不甘落后的一种姿态。解放初期制定中医政策，依据的就是中医科学化。要研究中医，要把中医“提升到”现代科学的水平。因此，“废医存药”是必然的选项。废医派人士的代表余云岫就明确提出研究中医，是要西医来研究中医，而不是中医自己研究，因为他坚信中医不科学，中医也不具备科学的素养，没有研究中医的资格，而只有等待研究的义务。“废医存药”的主张，虽然在建国后不再有人这样明说了，而实际上“废医存药”的做法，在今天仍然还有市场。
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是一种尝试，是一场政治运动，有利于团结中医与西医，也有利于窥视中医的“袖里春秋”到底是否有效。中医在科学、西医、哲学的目光下，一直被审视着，事实证明中医的效果是可靠的，经得起验证，而且其疗效是可以重复的。
中医阴阳本质、气血本质、脏腑本质、证本质的研究，虽然花了不少心血，也在不同的指标上，说明了其有“客观”依据，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揭示其本质特征。
控制论、系统论、黑箱理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反馈机理、复杂科学等等，所有的新学说都在中医学里找到了自己的依据；微量元素、氧自由基、免疫监控等所有医学新进展，都能与中医扯上缘分，中医辨证治疗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善，可以见到一定的疗效。卫星上天，海员下海，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艾滋病发作等等，古人从没有见过的疾病，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去治疗，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中医难道只是“传统医学”？不是现代医学、未来医学吗？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中医？怎样找到自信，回归中医，确立自我？在当今的现代背景下，怎样做铁杆中医？我们必须对于过去的工作做一个总的盘点，有一个大致不错的认识。只有认清了现在，才能正确应对未来。
回归中医，就要坚持中医理论指导
用什么指导中医的临床实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按着西医的疾病观、西医的检查指标指导中医临床用药，还是使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寒热虚实、六经八纲理论指导中医的临床实践？是中医为主，还是西医为主，或者中医西医理论掺杂在一起指导？如何处理中医与西医理论指导的关系，我们的心中是否已经清晰而坚定？我们的依据在哪里？需要明确地回答，而不是含混不清地“跟着感觉走”。
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2月17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正确认识中医》的论文，其中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06年笔者出版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时，邓老题词：“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可见他对于世人“正确认识中医”一事，有着一般人难于理解的苦心，怀着殷切的期望。2006年不断升级的反中医事件过后不久，他于11月初就提议我写一本“中医与民族虚无主义斗争简史”，并寄来了他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和《中医近代史论文集》作参考。
中医学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其认识疾病、治疗疾病、评价疗效，依据的都是证候。证候里尽管有症状与体征的区别，但都是通过四诊可以认识的。时光流失，换了人间。眼下不用说将病人的主观感觉作为治疗的依据，现代医学不会认可，就是古人十分推崇的“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的“客观体征”，现代医学也认为过于粗槽，不能精确细致地说明病理改变，已经将其作为非本质的表面现象而逐步放弃了。现代医学主张通过各种仪器，“无创”、“微创”、甚至“有创”地深入患者体内，进行检查、探察，穿刺活检，获取标本，观察实验，以求得对于“病理本质”的认识。即使是发生在病人体表的病灶，也必须由仪器加以检查认证，有了检查的“病理报告”才算有了客观依据，否则就属于主观猜想，臆想判断，可信性将大打折扣。
病理病灶的客观诊断，大多属于宏观的变化。肝炎、肾炎、肺炎、心脏病，甚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肾小球弥漫增生性肾炎等等都是宏观的改变，或者由宏观而逐渐细化，进一步观察显微镜下的微观变化。即使是到了“细胞水平”也不是最微观的病理改变。各种病理病灶的形成，都是先由“分子机制”的改变，多种分子物质互相作用，逐步引发“级联反应”，肌体组织原有的状态与平衡被打破，“恶性循环”逐步升级，才能形成病灶。
因此，病灶是各种微观复杂分子机制改变的结果，而不是疾病最原始、最细微的变化。同一个病灶，其未来的发展与预后如何，也要看复杂微观分子机制的变化，是有利于逐渐消除病灶，还是有利于病灶的不断增殖、扩展。因此说，病灶只是一种宏观的病理表现，它既不能准确地说明过去，也不能准确地预示未来，只不过是现代医学目前采取何种治疗措施的导向仪，是一个大体的向导而已。过分地把病理诊断的作用夸大，甚至神圣地对待各种检查报告，忽视人体的主观感觉，就会丢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临床上可以见到只有病灶而没有证候的患者，更多的是只有证候而没有病灶。当病灶与证候同时存在的时候，也不是病灶决定证候的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病证而各不同”。所以，证候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证候是肌体最高层次的整合。人体是由许多结构层次构成的，其起点就是细胞。每一个人体都是从受精卵开始的，胎儿在母体的子宫里迅速演化整个生物进化的过程。从单细胞的受精卵，到双胚层、三胚层演化；从鱼鳃的退化，到高级灵长类的人体的完成，出生之前胎儿还没有自主精神意识活动。出生之后，在社会的环境里，大脑迅速发育，快速地学习人类文明进化的优秀成果，比如语言、文化。因此人体逐渐有了意识、思维、判断、概念。人不但对于外在的天地万物逐渐有所认识，其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也形成了认识。从新生儿不舒服时的哭泣，到成人对各种病痛的主诉，都是人类特有的表达能力，是其他动物模型所不可模拟的，是真实的、可信的，也是医生治病必须重视的。
中医的临床优势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只有证候而没有病灶的病人，西医没有可以攻击的靶点，他们的雷达发现不了目标，只好找中医治疗。这往往是“早期介入”的最佳时机，把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是中医的长处所在。
中医的第二个临床优势是她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现代西医没有靶点的时候，不能介入，而“从头到脚”的精密仪器检查之后，许多老人成了“全毛病”，各个专家都可以“很有科学依据”地开出来一堆药，按照着各个“局部最佳”开出来的一大堆药，如何吃？都吃，都不吃？随意吃？各种药物相互之间有何影响？谁也说不清楚，因为“靶点太多”的时候，就好象四面楚歌，难于下手，这是还原论方法学上的缺陷，难于弥补。现代科学或者只研究一种物质，或者研究二种属性之间的关系。至于三个要素之间如何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四个、五个要素之间如何和谐、平衡、动态变化？现代医学、科学还没有这样的成熟理论模型。
而几千年之前，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构想，而且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体系。中医既有气一元的构成论，也有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论，还有五行生克制化，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动态变化的复杂理论模型，它们使中医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给了中医以强大的理论支撑，使中医可以把一切有关人体生命健康、疾病转归的因素都纳入进来，统筹兼顾，“一揽子解决”，在一个方剂里通盘考虑所有问题，动态地根据微观变化反应出来的证候，调整处方，理法方药紧密契合，丝丝入扣，取得理想效果，达到整体最佳状态，恢复健康，保持健康。
回归中医，就是要坚持自己的评定标准
对于中医应当学习什么，中医应当具备什么素质，中医如何使用中药，中医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中医如何进行治疗方法的创新，中医的疗效如何评价，中医的医疗事故如何鉴定、处理，等等，都应当有符合中医特色的方法，可以在实践之中不断摸索、完善，而不能简单套用西医药的标准。西医药的标准，中医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可以做事后的说明工具，但是，不能用西药的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药，也不能做中医药临床实践的事前指导。
按照现行的的标准，朱良春先生不可能发现纪德胜蛇药、陈赵瘰疬、成云龙金荞麦的三支花。当年，没有没有他的推荐，何绍奇先生不可能参加研究生考试，而朱步先也不可能去上海审阅《中医实用内科》，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他们日后的事业发展。现在，我们太过于重视学历出身，而太不看重能力了。只重视实验室的研究，轻视临床实践经验积累，所以，难于培养出高水平中医人才。
传统中医对于辨别药物，掌握药性的医药不分家；对于一专多能的针药一起用，内外妇儿大小方脉的横向贯通，都是我们今天加以禁止的。如果扁鹊、华佗生活在今天，就成了无证行医，超范围看病的犯人，张仲景也会因为丸散膏丹“任意制造”，而成了“制售假药”的典型。
按照今天的“临床研究指南”，我们还能发明针刺麻醉吗？针麻发明人岂非“不尊重人权”的典型？按照今天的“新药研发标准”，还有经费可以研发“大海捞针”一样的青蒿素吗？还允许失败那么多次吗？每一个“科研方案”都必须得出具有“先进性”、“创造性”的科研成果，能不造假吗？能不浮躁吗？
每一个走进中医学院的学生，一接触中医理论就如同到了异国他乡，而一学习西医的知识则如同老友重逢，中医药的文化基础断了地气，如何能够爱中医？反中医思潮的重新抬头，有其出现的思想根源和文化环境。他竟然敢在《给全国网络读者公开信》中说：“‘爱国主义的盔甲’如今已经被撕碎了。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我们甚至应该不只是告别它，而是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所有对中医的‘弘扬’和‘保护’，无非就是继续培养一些睡大觉、说胡话的人。如果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的话，以《黄帝内经》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宿’的人，则每每开口却尽是些热混的胡话。”
张功耀还在不停地伤害中医，2007年1月14日，他在自己的反中医专业网站上还发表了《中医中药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的文章，污蔑说：“曲波先生在《林海雪原》中写了一些土匪黑话，这种文学创作是非常有特色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对于我国那些热衷于‘晦涩崇拜’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已经被标示为土匪黑话，而是把它插在一本中医书或其它的什么书里边，也必定是‘博大精深’的。实际上，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构造，就是用这种不是土匪黑话胜似土匪黑话的语言构成的。”
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就象所有的“怀古”诗都是有感于现实而作一样，所有的复兴、回归，也都是历史盘旋地上升过程，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中医的回归更必须面对现实。中医与西医共同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我们无可选择地必须与西医协作起来，共同发展，一道前进。其实，中西医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学习，已经创造了很多临床奇迹。在现代西医打造的技术平台上，中医的表现更加优秀。现代科学的实证微观手段，使中医看得更加真切、细致；中华文化、中国古代哲学的宏观把握、动态调控，使中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太阳得的回归，使大地万物有了生存的节律；而万物生生灭灭的轮回，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回归中医，是在历史的大台上，更好地面对世界，面对现实社会，面对未来发展。既然认清了前进的道路，我们怎么能倒退而不大踏步地前进呢？！
2007、1、26

曹东义

应当从参西、归西，走向容西、纳西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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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中参西、中西汇通丢了自己1
废医存药、科学化就是归西2
为何说中医能够包容西医2
中医如何吸纳西医知识3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学术创新活动，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取得了不少成绩。既然中西医结合是学术创新，就应当不断进行探索，并通过反思与展望，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笔者15年前参加了王振瑞教授主持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史研究”课题，一直比较关心有关问题，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供海内同仁参考与批评指正。
衷中参西、中西汇通丢了自己
中西医结合的提法虽然只有50年，但是，中西医知识的互相参照、渗透的历史，却已经有了100多年。根据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医近代史》的记载，西医向中国的传播分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明末清初，以传教士传播西医知识为主，当时康熙皇帝周围已经有了西方医生。在雍正时期的“百年教难”期间，是一个停滞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排斥期，西方生理解剖和病理解剖，被国人描绘成屠夫一样的“开膛破肚”、“剖腹挖心”，而加以嘲弄、禁止。1805年英国牛痘初入中国，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技术改进措施，又开始了第二次西方医学的传入，而且经过200年的发展，西医学以更加精细的解剖知识，震撼了中医界。
王清任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受西方医学解剖的影响，但是，他在北京行医40年，康熙朝西医关于解剖知识的一些传闻，或许影响了他的思想，不然，他为何在张景岳盛赞《内经》“字字珠玑”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头脑发热地要给古人改错？他功效卓著的几个逐瘀汤，完全根于中医气血理论，而不是源于解剖知识，而且他只是观察破尸，没有动过刀子，“解剖”一词名不副实。脏腑改错，源于对于中医脏腑解剖的不自信。然而，脏腑一错，脏象还可信吗？中医的信仰危机，起于王清任改错。
中西医汇通，汇而未通，为什么？汇通应当是不同水流的交汇、共通，汇而不通必然有其不可通的原因。当然，进行汇通的人士，过去都说以中医为主，对于西医知识缺乏了解，所以汇而不通。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中医努力汇通西医知识的同时，西医学也在主动与中医知识汇通。中医的汇通失败了，西医的汇通成功了，而且把中医“驱赶”出了其固有的知识产权之外，让中医一下子陷入了“不明脏腑”、“逻辑混乱”的泥潭。
毫无疑问，在西医解剖知识进来之前，中医对于脏腑部位的划分，对于脏腑功能的描述，对于脏象的概括，是十分清晰而确切的。西医把它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技术路线”就是占领和驱赶，“借巢下蛋”无偿占有中医固有名称，把中医原有的解释彻底打翻，“旧屋住新人”，中医爱上哪上哪：你原来说的都不对，所以你是玄虚妄议，另找根据去吧。血肉之“哈特”叫成了中医管神明的心脏，所以“心主神明”错了，肾藏志、肝藏魂、胆主决断、脾主思、肺藏魄都成了封建迷信，玄虚之学帽子就扣在了中医头上，“阴阳五行”等同于算命先生，五运六气被视为荒诞不经，中医安身立命的理论都被打倒了，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成了必然的选项。
废医存药、科学化就是归西
中医理论被暂时撂倒之后，剩下的只有零散的经验了，而且，废止中医派人士还是不依不饶，说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未必可靠，必须经过“科学验证”，才能算数。也就是检验中医经验的标准是科学，而不是实践。“科学”作为裁判员，对于传承几千年的中医学，一概不信任，肢解、抽提中药方剂，取其“有效成分”，成了颇为流行的做法，其前提就是中医理论不可靠，中药方剂是浪费药材，是良莠不分，所谓君臣佐使完全不可信。“现代废医派”甚至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煎药用的那碗水”。抽提出来的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都归了西，成了西药。它们完全脱离中医理论的“束缚和捆绑”，独立于中医的目光之外，丰富了现代医学。
当中医的扶正驱邪，被解释为提高免疫力、抗细菌病毒之后；当活血化瘀被等同于改善微循环之后，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归西过程。再把中医的辨证限制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再灵活也跳不出西医的疾病名称，中医药只作为二级补充治疗措施，不谈理论不谈病，辨证论治也就无障碍地“归了西”。在一个西医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个证型对应一个药方，可以进行循证观察，一盲到底，防止偏倚，有了统计学意义。再进一步拆方研究，提取有效成分，那时也不需要辨证了，只要是这个病，就用这个成分治疗，或者进一步人工合成这个成分，抛开提取复杂过程，进行大工业生产，那该是多么理想的科研成果啊。
可是，几十年过去，理想的成果很少，麻黄素、黄连素成了西医阵营里不受重视的二等药物，也是中医专家很少使用的“异类”，难道中西医结合已经走到了绝路上？或者，竟如一些人认为的中西医不可通约，永远也不可能结合？
为何说中医能够包容西医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并不是完全不可通约。
首先，中医与西医的疾病观不同，中医的视野大，而西医的视野窄。西医把病理病灶作为“纳入标准”，指标过硬，可重复性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理想的合格病人只占人群的20%，而大量的心身不适占到人群70%以上，却无法纳入进去，没有可以改造的病灶，没有可以攻击的靶点、可阻断、拮抗的受体，不可以提供给“患者”的帮助，其作用的发挥也就受到限制。
进一步说，病灶不是最微观的疾病本质，而相对是宏观的病理改变，只是一个黑箱。更为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着病灶的形成与消失。放支架、手术祛除病灶，只是暂时缓解病情，而不能彻底消除疾病。对于慢性病的“控制发展”，成了中医与西医共同面对的课题。单一化学成分的制剂，显得势单力孤、力不从心，难以应对复杂局面。进一步精细化验的结果，发现了许多高表达、低表达的复杂大分子物质，以及调控它们的基因，单一靶点难以应对复杂矛盾过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抗菌素和手术切除方式，成了孤军深入的单薄挑战，而“一揽子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中医药，却显出来自己的优势。
中医抓住的证候，不是肤浅的东西，更不是需要抛弃之后才能认识本质的表面现象。“有诸内必形诸外”，“有诸外必根诸内”，面对内在复杂微观变化，经过高度进化的人类不是毫无察觉，不是只能表述虚假表象的主诉，而是经过高度整合，把“自我检测”的综合报告，经过高度概括，借用进化之后形成的语言、推理、判断、以一定的概念表述出来，头晕、心慌、不想吃饭、腹胀、恶寒、身痛、乏力、内热等等，都不是肤浅的表象，而是人的整体状态的形象描述，动态地、间接地反映了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效应。
只有证候，而不具备理想病灶的不健康状态，都是中医学早期可以诊断，可以干预，可以治疗的疾病。“精细化验”只是一次抽提，很多情况下只是间接的指标，并不是“直视”下的“实况转播”，更不是动态变化的记录，只有证候可以动态地反映整体变化的综合结果。
中医的大视野，完全可以包容西医的“局部探察”似的病灶诊断；中医的复杂治疗过程，完全是单一化学合成药物和手术无可比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大道从简，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中医的理法方药都是高度概括的知识结晶。
中医如何吸纳西医知识
古人追求“视病尽见五脏症结”，认为那是很高的医术境界。今天在西医的帮助下，中医不但见到了“真脏腑”，而且见到了“五脏症结”，知晓了病灶的体内情况，使自己的治疗更有依据，对于预后的判断更加准确。在“急则治标”的时候，还可以借用西医手段；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中医的表现就会更加优秀。中医对于西医知识的吸纳，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不能以西医的理论作为中医的指导理论，也不能用西医的方法代替中医的诊断技术，更不能用西药的思路指导使用中药。
用西医的理论做指导，中医就变成了邯郸学步，手足无措，动辄见咎。用西医的理论指导，事前必须做各种仪器检查，舍简就繁，舍易取难，丢了特色。用药必须防止偏倚，进行严格烦琐的“质量控制”，“一把草”换不出一张检测单，什么成分仍然说不清，永远都是一本糊涂帐。使本来十分清晰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都成了“无根的学问”，不进行动物实验，就是不人道的拿人做实验，等等。“老鼠点头”成了科学的标准，许多病人说好也是没有循证依据的偶然结果。
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子，法律保障行医的权利，患者认可自己的疗效，这就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必须坚持真理的标准，不能偷换成“科学是检验中医的唯一标准”。消除了证候，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实践有效性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证明。
那么，中医就不能吸纳西医理论知识吗？
西医的理论可以作为中医有效、无效的解释工具使用，可以做事后的说明，尽管这说明是抽提元素，抽样说明，还是可以借鉴的。关木通事件，尽管有使用不当的原因，但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其原来所没有认识的“大毒之性”，而且是慢性毒性，关木通难用也，不可不知。
因此，西医、西药的提醒、监督，也是必要的，不可盲目排斥。但是，这仅仅是个别例子，不可泛化，更不能因噎废食，像现代取消中医派所主张的那样“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与西医对待病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医强调病灶的暂时性，可转化性，所以用气滞、血瘀、痰凝解释其机理，是寄希望于行气、化瘀、消痰，而不是手术切除，支架搭桥。
切除病灶，放支架，搭桥，并没有完全解决疾病问题，中医可以将其纳入“急则治标”的范围，围手术而治疗之。术前术后，中医大有可为。
因此，我们看到，在医疗的舞台上，原来是中医在唱独角戏，现在换成了二人转。无论如何，两个人必须配合起来，而不能各行其是，互不帮衬，甚至互相拆台。中西医结合，不仅是我国的现行政策，而且是学术互补的最佳选择，中医在最近走向了世界，被100多个国家引进，不是更好的说明吗？我们需要做的是，千万不要削弱了中医，降低了原创的能力，再从国外引进中医。
2007、2、14

曹东义

回归中医，是邓铁涛教授的主张，是一个战略性号召。如何落实在行动上，需要大家一起探索。我的浅见引起大家关注，个人很高兴，也很感谢，关键是把这个话题要深入下去，做出可操作的建议来。

曹东义

眼下“茶水发炎”事件炒得很热，它暴露了还原论“方法论尴尬”，值得大家关注。今天我发了一个帖子在论坛上，大家可以借这个话题，展开来论述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