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内经时代》（连载２）

邢斌

期待赵先生的全文，及《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上网，可以给我们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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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星河在 2006/05/15 00:12pm 发表的内容：
理解不了吧？
那么就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吧。
《内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跨时代的时空，其出生到完成为我们如今所读的版本，历经了若干朝代。这么个基本常识都不清楚，能研究出什么‘内经时代’吗？
考证《内经》的形成过程必须具备的素质是，要知道其文义的来历。这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外行人根本不具备这个本领。
就是单纯用外行人的眼光来考证的话，那个马王堆的出土成果也比你的心想事成文章高明许多

好样的

张济风

我非是研究历史的但至少应该肯定是马王堆以后的

伯龙

  期待下文,看赵先生有什么高见!

代肖言

三
　　
一般说来，今日的《内经》研究多属于文化史范围。狭义些说应属于科技史范围。研究文化史，从来都是用眼前的观点检验过去。因此，认识总在不断深化。本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有关《内经》的问题都搞得很清楚。科学发展随时可能启发人们回头看《内经》。如用“控制论”等解释《内经》，日本人五十年代初就这样做了。那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接受，甚至以为怪论。不料，过了二十多年，“控制论”等竟成了行时的口头禅。所以，尽管有关《内经》的这类研究深度不够，总是说明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在揭示文化史时更有说服力，并往往能发现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换句话说，研究文化史总不能离开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内经》研究的指导意义尤其重大。
为使读者了解《内经时代》的研究方法，下面把近代以来有关《内经》时代的各种文化史研究做一极简略的介绍。
《内经时代》的文献基本上限于汉至西周。它与史前研究联系很少，与甲骨学、金文学关系也不大。但应知道，以上三方面，特别是前二者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极有成就的领域。专业医史工作者和《内经》学者有必要对上述研究作一概略了解，从中至少可以知道点科学的文化史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假如连有关常识也没有，就会思想僵化。
《内经》时代的文化史研究，现在可分为社会科学史、科学技术史两方面。开头都与古代学术发展相衔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学”。清代朴学重考据，很近于史学。清末的重要政治改革运动——维新变法，就是打着研究古经的旗号造舆论的。进入民国，“六经皆史”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接受，加之读经不再是文化教育的重点，经就更加变成史料。“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努力打倒孔家店，二千年来，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及其经学，被全面批判。此后，读经更不为经世致用，而成为搜集文化史资料的一个方面。旧有意义上的史学文献，也陆续被持不同观点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近代气息的单科文化史也只有这时才开始出现。
由于中国全面接受近代文化较晚，某些最早的专科文化史倒是日本人或西方人先做了一些工作。科技史的研究也只能发端于这一时期。其中，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医学史专著出现是较早的，并且是中国专家先写出来的，即1919年陈邦贤写的《中国医学史》。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基本上是受外来思想影响。先是表现为经学回光返照数年。随之，输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后，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史学观在中国的变种——实证主义与考据学相结合。最后，至二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开始被一些学者接受。科技史的研究必然也受这些流派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资料——特别是《内经》时代的内容，主要也从经、史、子三类文献当中去寻找。不管是哪一领域的研究，就《内经》时代而言，大家研究的文献基本一致，唯着眼处各有侧重。
医界青年对上面这一段话，可能有些摸不清头脑。我意在交待近代史学背景，然后再说近代史学研究中与《内经》有关的部分。下面略介绍近代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三家，看史学观点、研究方法，对史学家有多么明显的影响。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曾经掀起大波澜。究其思想则是受日本维新影响，想到中国必须改良封建制度以免危亡。理论从哪里来？当时还不可能跳出经学圈子。但他在新思想激发下使经学跃进一步。康氏继承了清代今文学派的成就，加上自己的一番工作，断言《周礼》、《左传》等地位很高的经是汉代人伪造的。周公制礼既不可靠，当时的制度也不妨改一改。从史学经世角度看他的著作，意义在此。康氏治学不免有门户之见，考证也难免不严密之处。但此后《周礼》、《左传》等经的地位被动摇却是事实。
胡适的名字便是进化论的产物，其早期著作直接用进化论命名。不过，他更喜欢讲“实证主义”。他的奠基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很不受他的美国先生的重视，在中国出版后却风行一时。“五四”运动前后影响颇大。在他的书中不可能找到唯物史观。他大讲一通主义之后，却让别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实际上，他的书全是杜威主义与考据方法结合的产物。他把古代哲学理了理，但不能揭示其真面目。
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先河。该书主要立足于恩格斯的《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拿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古代史便从迷雾中显出真面目。中国何时是原始社会，何时是奴隶制，何时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历史的辩证发展、古代思想的哲学流派等等重大问题便很快基本解决了。一切旧史体系均经不起它的检验，于是渐渐败退。
按：关于近代史学流派
历史就是用现代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眼光看过去。史学家尤其注意政治。于是，近代史学流派必然和近代文化、思想、政治密切相关。对此，本书的读者不一定熟悉，这里作一下极简略的说明。这样简略的说明不可能引用多少原作。但笔者相信不会有大误。怀疑拙见或确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下面提到的著名人物的有关著作。
近代文化名人、思想家、历史学家中最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是康有为。历史的古为今用，在他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影响——《大学》认为学者的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
１８８８年他就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指为王莽新朝服务的“经学”；所谓“伪经”指王莽的国师刘歆争立的《尚书》、《周礼》、《左传》、《毛诗》等。总之，此书断言“古文经”是刘歆父子伪造的。这对读经和科举取士还是主要文化制度的当时的知识界震动极大，因为这些经还是那时标准的经。于是，《新学伪经考》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
康氏治经为了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步先动摇“古文经”；第二步宣传“今文经”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第三步是结论现行制度应该改革——维新。
若问为什么康氏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其中自然有经学史上的“今古文”派别因素——今文经没有《周礼》、《左传》、《毛诗》，《尚书》也和古文不同。不过，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是刺激他得出“伪经”结论的时代原因。
康氏原籍广东南海，较早了解日本维新，又于１８７９年游香港，后游学上海，颇知世界大势和西方思想学术等。即１８８８年之前，他早就认为中国应该效法日本维新。
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之前，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龢曾经访问过康氏，知道了他的变法要点，却并不赞同。１８９４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知识界要求变法极其强烈，朝廷不得不考虑政治改革——变法。翁同龢就到处宣传康有为的主张。
于是发生了所谓“公车上书”——朝廷提供专用交通工具以方便为政治改革而上书的人。
１８９５年，康氏组织了著名的１８省会试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改革。不久有《孔子改制考》进一步为变法造舆论。他的思想主要是一句话：中国“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曾经三次公车上书，而且是最有名的上书的人。加之翁同龢极力推崇康有为，于是他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持人。
变法失败后，康氏退出了政治舞台，除了年龄因素之外，大概主要出于忠君思想的封建观念。即他还是以光绪皇帝的遗臣自居。文化方面提倡孔教。
另两位著名的变法人物——梁启超、谭嗣同，本来和康有为没有关系。他们认识康氏而且成为康氏的弟子，主要因为《新学伪经考》。
谭嗣同殉难于变法，梁启超则流亡日本。但梁氏放弃了忠君思想，不但参与了护国运动（蔡锷即是梁氏的弟子），后来还曾在北洋政府任职。不过，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学术方面。特别是积极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等。对传统文化，也作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很多人认为，在引进西方知识方面，梁氏的贡献为近代第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显然是受西方教育影响。他是那时对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了解最多也最切实的人。总之，他的革命思想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必然。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也要解释中国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他不但有经学研究基础，对古文字学、特别是上个世纪初中国史学的一个新领域——甲骨学，也颇有造诣。故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主要是郭氏支撑着。

关于疑古学派
广义而言，近代以来的各个史学流派都是疑古的。不过，狭义的“疑古学派”主要指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学派。除顾氏外，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胡适之、钱玄同、童书业、吕思勉等。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梁启超也偶尔参与，而且实际上开古史辨学派之先。
章太炎是俞樾的弟子，和疑古学派的另一著名人物崔适同出一门。不过，后来崔适成为康有为的信徒，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章氏则主要是民族革命家，没有直接通过经学造舆论。他的革命思想更多来源于明末清初浙西学派的反清思想，经学方面倾向于古文。虽然长于小学，但不愿意接受甲骨学。
章氏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１９００年前后。最著名的事件是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公开反对满清而被扑入狱。１９００年之前，也曾经赞同改良主张，不久与之决裂。出狱后赴日，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他不和北洋政府合作，学术上和政治思想上，很快落后。晚年定居上海，和中医界关系密切。
早期的古史辨派虽然看法不一致，但没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当南方国共合作时，他们虽然在北京，但政治上都倾向于南方。大约１９２４年，鲁迅、顾颉刚等先从北京到厦门，又从厦门到广州，于是不但国共合作，倾向于北伐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也聚集到广州。
政治分歧始于国共分裂。
最明显的是鲁迅和顾颉刚之争，他们争的不是历史观点，而是对当时革命的看法。鲁迅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历史上，主要是就时弊写杂文。
国民党掌权后，以胡适为首的学派，自然成为主流学派。可以和这个主流学派抗衡的就是郭沫若了。他于国共分裂后流亡日本，主要史学研究都是在日本做的。范文澜等人，也偶尔可见于《古史辨》，但是公开讲唯物史观的人则很少。
近代史学的派别可以从郭沫若对胡适和《古史编》的评价看出来。他说：
“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有别人道破了。例如：
　　“钱玄同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生殖期的记号……许多卦辞爻辞，正如现在的《谶诗》一般”。
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但他在术语使用上有很大的错误……”
“胡君的见解比起一般旧人来是有些皮毛上的科学观点。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确实是摸着了一点。……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是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 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版，３６１—３６７页。）
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的看法如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些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视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２９，序言）
　　解放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古史辨派”的文献辨伪成绩给以明确的肯定。
　　他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资料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素材。
　　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一直到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郭沫若　《十批判书》　１９７６年人民出版社，１－２页）
如上所说，就《内经》时代而言，史家所据的文献完全一样。资料均从那时的文献中来，各派的总结论却大大不同。可见，史学观点对文化史研究有决定性的意义。研究方法方面，考证、分析、对比、归纳、演绎等具体方法，各家大略相同。但马列主义派别之外的思想方法均不重视辩证思维和整体把握。往往会因小失大，因局部失全体，看见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立论时即不免有大漏洞。
然而，也决不能说不用占有足够的资料，拿来马列主义便一通百通。也不是说旧史学流派的工作都不屑一顾。欲批判学术上的对立面，至少先要占有同对方一样多的资料以便知己知彼。否则，只能动其枝节，不能动其根基。全面读一下郭沫若、范文澜等前辈的著作，便知道他们下过多少功夫，如何批判地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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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肖言老师，什么时候出书告诉我，我会买本细读！觉得写得不错。
至于别人反对，中国人就这个脾气，封建了几千年也不见着反对，还觉得皇帝很好。广电总局大爷们天天将中国人泡在皇帝片中，还是看得上瘾，一天不看都难受，所以小孩子从小就成功接受了洗脑术，不懂的民主、法制，人权，就懂得什么“爱国、德、听话’，其实中国人的教育底片是“叫权力的话”，一个最成功的培养奴才体制！！
所以，我认为，别人反对，不等于代老师的书不好，而是没有读完就草草发言！

伯龙

    赵先生是真实做学问的人，在下十分佩服。
    不过，大的观点依然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历史总是在前进的，以后的考古已经让疑古派的许多观点不攻自破。以后还会有更加多的考古发现证明疑古派只是一副对证的毒药，而出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样如此。赵老一定还记得上世纪有关汉字拼音化问题的争论，现在的信息时代结果如何？
    我建议赵老看两本书《中国玉文化》和《中国礼文化》，另外也可以看看鄙人的博客blog.daqi.com/leiyuanmo/

代肖言

四
唯物史观指导文化史研究，在我国是最后起的，近代不占主导地位。解放后，迅速居于统治地位。大家匆匆向这条路上走，学界几乎没有对立面。这应是一件好事，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少人满足于简单套用唯物史观解释一些史实和理论，批判地继承则不足。加上一些其它政治原因，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学问基础厚实广博的大师之后，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很多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近年情况渐渐改善。
医史研究则问题更多一些。一是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它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史研究尤其不利。如前所说，医学是植根于各时代的多学科综合知识。研究数学、天文、化学、地理学史等，基本上不了解医学史影响可能不太大。医史学者对其它科技史没有起码的了解，则会受很大的限制。特别是研究《内经》这种成书时代久远，内容复杂的理论性著作时，受限制就更严重。
其实，自二十年代开始，医史研究、医学争鸣就和古史研究、史学争鸣联系不够了。比如，《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近代医界是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可惜参加争鸣的大部分医家和医史学家没有充分借鉴同时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下面略举近代著名学者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看法，供参考。
近代学者最先拿阴阳五行说开刀的龚自珍。他多次攻击汉代经学大师刘向以五行灾异附会《春秋》等经典。
他说：“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如欲用春秋灾异说《尚书》者，宜作《洪范》庶徵传，不得曰五行传。”“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史之任讳恶者，予于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龚定安全集类编，世界书局1937年版，286－287页）总意思是说阴阳家极浅薄，汉儒用阴阳五行解经是歪曲。
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饮冰室合集》1941年版　第13册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章太炎说：“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见医界春秋汇选　第一集）“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掩饰，不以典要视之。金元以下……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以五行玄虚之说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曲为排掩护。徐灵胎深底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见王一仁　中国医药问题　章太炎序）
严复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原富）又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栾调甫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东方杂志　1924年　5期　97页）
顾颉刚说：“这种五德、五行相胜、相生的把戏，对于上古史固然是假，对于汉代的史还是真的。汉代社会是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中心思想的社会，这种把戏就是那个社会的真实产物。”（顾颉刚编　古史辨　五册上　262页）
郭沫若说：“所谓水、火、金、木、土，这是自然界的五大原素，大约宇宙中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大原素所深化出来的。……这些分化的理论虽然很武断、很幼稚，但它的着眼是在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由分析与化合的作用演进而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希腊的四大说（水、火、风、土）相似，是科学方法的起源，我们不能因为它本身的幼稚与后人附会便一概抹杀。”（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60年版　72页）
范文澜说：“直到现在，任何中国人把头脑解剖一下，量的多少固没有定，‘五行毒’这个东西却无疑地总可以找出来。颉刚说 ‘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这几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见顾颉刚编　古史辨　五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640页）
要言之，近代著名学者当中，只有郭沫若先生对五行说的批判是略有保留的，对此说在科学史上的意义评价仍不超过古希腊印度的四大说。1924年之后，疑古学派曾就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阴阳五行思想被批得几乎无立足之地。
数十年前，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人思想影响之大，现代青年已体会不深。因而可能对近代学者为什么大批阴阳五行有些不解。先举几个至今还为众人熟悉的文学方面的例子，以便知其大概。
按：为加深印象再举例说明古人如何重视五行以便理解近代人何以对此说深恶痛绝。据笔者所知，对五行评价最高的古人是宋代人萧吉。他说：
“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秉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象，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牺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宋］萧吉《五行大义•序》　商务印书馆　丛书集成本　１９３９年版）
在萧吉看来，不但造化的根源是五行，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也以五行为本。显然，一切事物或学问中，没有比五行更重要的了。
《西游记》是妇孺皆知的神话小说。若问：其中心人物何以必凑够五个（白马不可少）？很多人未必知作者用意。其实是从比附五行而来。倘以此说附会，请看其中章回题目。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其中八卦配五行亦常见。众怪作法，欲兴风必从巽地吸气，要玩火需从离方用功。青年读者未必知其所以然。
又，倒数第二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三、九、八十一，这几个数在《内经》时代均有奥义。这又不仅是五行说了。不知其说所本，也难懂《内经》。当然，《西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在此。
“古道、西风、瘦马”是一句很妙的词。人人知是形容冷落凄凉。不过，若值春暖花开，雨过天晴，即有西风也无碍“春风得意马轻肥”。问题是风不在东西，意思指春秋。故春联多用“东风浩荡”。
荣国府的女主人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句家常话，也是五行说的流风。同书中有一段史湘云和丫头谈阴阳，大观园的使女也热衷此道。
假如是学过中医的，应该很熟悉三个方名——六一散、左金丸、戊己丸。我看能很爽快地说出三者含义的人不一定多。有些人能答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名六一。若再问何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能引经据典说出一、二、三的人便少。再能用现代认识予以解释者，恐怕更少。
按：六一散出自刘河间《宣明方论》。原名益元散，一名天水散。后人通称六一散，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又说明滑石、甘草用量比例。主暑湿。又《伤寒直格》（思想颇类刘河间）有益元散，为六一散加辰砂。
左金丸出自朱丹溪《丹溪心法》。药用黄连、吴茱萸，比例为六比一，共为细末，水丸或蒸饼为丸。左金者，制肝气也。今人或解为泻肝火，不确。
戊己丸出自《和剂局方》。药用黄连、吴茱萸、白芍各等分为细末，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戊己者，化土也，乃制木扶土之义。主治肝胃不和。
以上三方，都与象数和／或五行有关。
关于象数之学，见第十三节所附：象数略论。
以下略作介绍。不过，需说明，这里需要的只是象数之学中的数的部分，故下面不介绍与象有关的内容。
象数之说起自先秦，大盛自汉人解《易》，由于五行学说也大盛于汉代，于是象数迅速和五行发生关系。
今可知《易传》中的象数之说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辞传上》
单就《易传》理解，这段话不过是说从一到十奇偶各五个数是相合的。引进阴阳思想，也不过把天地、奇偶代以阴阳。
可是《尚书•洪范》中有：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这个顺序既不是相克顺序，也不是相生顺序。但无论如何，五行有了一个排列顺序。先秦人也没有五行出现先后之说，但是还是有人把一至十这是个自然数的序数意义和五行排列勉强牵和在一起。
《尚书大传•五行传》据此做文章说：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
于是五行生成有了顺序，而且和天地联系在一起。
只是，这个五行生成数和后来定型的说法还不一样，定型的说法是：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即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今可知，此种说法最早见于？？！
张介宾《类经图翼》“五行生成数解”（１９６５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第１版，７～８页）说：
“五行之理，原初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洛书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故天以一奇生水，地以二偶生火。若以物理论之，亦必水火为先，以小验大，以今验古，可知之矣。如草木未实，胎卵未生，莫不先由于水，而后成形，是水为万物之先，故水数一。化生已兆，必分阴阳，既有天一之阳水，必有地二之阴火，故火次之，其数则二。”
总之，古人确实认为，五行生成与数有关。水、火为最先生成的东西。当然此说的经验依据和推理方法，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其答案均需求之《内经》时代。类似中医术语还多。如果说它们不过是虚名虚套，懂得它们不一定当上名医，不管它们照样治好病，此类话不应出自中医之口。倘若《内经》专家碰到这些地方也支吾，则《内经》之学岌岌可危了。这已不仅“乏人”、“乏术”，而是“乏学”了。学说不乏，技术自兴，技术能兴，何忧乏人！《内经时代》欲追根溯源，求歧黄之理。用意如是，尚冀时贤不以为“大可不必”。苟蒙高明赐教，群贤切磋，又不仅作者一人之幸。
最后有必要再次强调，前人的一切有关研究成果都是借鉴、继承的。实际情况是学习得很不够。加之坚持本书的篇幅不超过《内经》原文。故采用了尽量明快的论述方式和尽量通俗简洁的语言。下文会提出一些前人的看法而不详细引用原文并注明出处。这绝非有意掠人之美以自饰，也不是怕触犯权威引起麻烦。即便自以为前人未论及处，也可能早有人先我而发了。这本小册子从各方面看都称不起严谨的科学论著。如果其中真有些能站得住脚的新东西，也只是由于我借助了许多拐杖，踏过许多高人的肩膀。文中涉及非中医学术史的部分，往往要先作些常识介绍。这样作，一是方便对有关领域不很熟悉的读者，二是笔者在这些领域也仅知道些常识。《内经》和医学史方面的基本知识，也不能保证没有严重错误。热切期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细节上的疏漏肯定更多，并请指正。假如较重要的新论点能有一半经得起批评，即本书的目的达到二分之一，就很知足了。笔者的一贯信条是，宁可写出错误较多、新见解也不少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也不写没有新东西，因而没人批评的文字。没有批评反响的著述，我很疑心是没人读过，或没人认真读过。那种下场对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学术著述来说是可悲的。

minzunhan

下面引用由陈鑫剑在 2006/05/14 08:36pm 发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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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来元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