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环境

国医大士

儒家文化是中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环境

文/王世保

    孔子和孟子上承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积淀，开创以仁义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学派。自从汉武帝听从儒士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就上升为历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就像今天的数理化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一样，儒家思想教育在汉代以后成为各个朝代的国民基础教育。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与儒家思想可谓同根同源，具有相同的元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且悬壶济世本来就是儒家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所以中医也受到历代儒生的青睐。纵观中国文化的演进历程，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深厚文化环境，为中医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思想资源和动力。如果探讨中医与儒家之间的直接关系，不难发现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医伦理观的形成，一方面就是宋明理学对后世中医家和中医理论产生的深远影响。

甲、儒家道德学说与中医伦理观的形成

    与道家具有本质不同的是，儒家思想的终极意义指向的是社会，正心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而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要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孔孟儒学为下自平民百姓上至君王提供了一套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规范，也为各个阶层提出了相应的道德义务。中医家发挥着济世救人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自然比普通人具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而仁爱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要求也就自然成为了中医家的最高医德追求，因此中医也被古人称为仁德之业。

    中医理论本身是治病的工具，它的具体运用依赖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中医家。面对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一位中医家能不能为病人提供简便廉验的中医医疗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医家的德性。如果他是一位具有仁爱精神的医家，那么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给予最经济的且最有效的的治疗；如果他是一位仅仅为了获取利益的医家，那么他就会采取种种手段从病人身上谋取利润，对病人的病情也是冷漠以待，甚至导致不该发生的医疗事故。另外，那些具有仁爱精神的医家往往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解除病人的疾苦，都会努力钻研自己的医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而那些图谋私利的医家，并不是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而是经常采取卑劣的手段，甚至不惜对病人进行诈骗，戕害生灵。因此，古代的医家对医德十分重视。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一文中提出了医家在治病时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一位医家要能做到这样的要求是需要达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的。

    正是医家对病人体现出的仁爱精神，同时把人的性命看作世上最为宝贵的东西，所以悬壶济世在古代被看作很崇高的事业，比如民间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良医良相本相同”之说，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古人把悬壶济世所内涵的人生价值意义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等同起来。治国与救命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其内涵的价值意义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了在世俗社会中建功立业。因此，历代儒生在科举不中的情况下，多转向悬壶济世。这体现出的就是中医文化内涵的人文价值和意义。仁爱精神是中医文化内在的灵魂，一支没有医德的医疗队伍，是不可能取得患者信任的，更不能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乙、宋明理学与中医理论的发展

    我们知道孔子在《易传》中开创性地阐述了儒家的天道性理的思想，这部分内容合着子思所著的《中庸》一起被看作儒家思想的最高层次的理论，为历代儒生所尊奉。在汉代以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既有的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佛教对儒家最大的影响就是其教义所注重的思辨特征被儒家的一些人士所效仿和吸收，这直接导致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宋代理学就是以孔子的《易传》和子思的《中庸》所形成的天道性理为最高法则，然后通过对宇宙的演化、社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修身进行思辨而形成的系统的文化体系，其核心思想是关于太极、阴阳五行、天道性理以及人欲等思想的阐释。宋明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以及程颢和程颐二兄弟，集大成者则是南宋朱熹。

    正是因为太极、阴阳和五行理论是中国文化的元理论框架，宋代理学的兴起必然会对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中医学在宋代以后的发展过程来看，儒家理学对中医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宋代以后的中医学家直接从理学的角度去阐释人体的机理，并在理学的启示下，创造了不少新说；一是间接导致从宋代开始的中医学家越来越重视运气学说，为中医的另一个重要学派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就像战国时期的医家在当时的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医的基本理论一样，宋代以后的中医学家在进行说理时也汲取了大量的理学内容，主要体现在金元四大家对医理的论述上。比如四大家中最晚出的朱震亨，早年曾拜求过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学习理学，而后弃儒从医，跟随罗知悌研习中医，他在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及“相火论”的学说，在中医学史上卓然一家，而理学对其学术的影响仅从其所著书名《格致余论》就可见一斑。《四库全书提要》中记载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正是理学的门派林立，启示了那些受理学影响的中医家们在诊疗理论上各执一隅，独立门派，创立新说。

    理学对中医造成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从宋代开始运气学说重新得到中医学家的重视，并促成了温病学说的形成。纵观医学史，人们容易产生疑问：运气学说的内容在唐代就被王冰补充进《黄帝内经·素问》之中，为何到宋代医家才开始重视运气学说？事实上这依然是与理学有关，宋代理学的创始人陈抟、邵雍等人都对周易的象数和阴阳五行理论进行过精深地研究，周易的象数合着阴阳五行理论具有显著的预测功能，而运气理论正是利用阴阳五行来推算每年的气候和疾病流行的情况的。早期的理学家们对易学的象数和阴阳五行理论预测功能的丰富与完善开创了宋代学者重视运气学说的风气，可谓上自朝廷、下至普通的学者学习运气学说蔚然成风，比如宋徽宗就崇信五运六气，由他支持编撰的中医名著《圣济总录》就将运气学说列于全书之首，以明运气学说对医家学习中医的重要性。正是宋代以后中医家开始从运气学说中去领悟中医理论的精髓，才使得一些中医家把同属于六气之一的寒与热所导致的疾病分开，继而开创了与伤寒学派鼎立而足的温病学派。由此可见理学对宋代及其以后的中医学的贡献之巨。

    儒家文化为中医近两千年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医在儒学的滋养下自发地走向丰富与完善。只是到了民国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儒家思想退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逐渐式微和被边缘化。中医从此失去了母体文化的支撑，在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就像无根的落叶，日趋枯萎和凋零。今天的中医人需要回归儒家的精神家园，乘着我国重新开始重视中国固有文化的重要性，树立起既往的文化和理论自信，推动中医的复兴与发展。

国医大士

谢谢千总！中医与儒道释易都有紧密的关系，这篇只是谈中医与儒家之间的关系。

铁骨铮铮2002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是中医药学的灵魂、是中医药学术创新的源泉，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一定要传承好中医药文化，使其发扬光大，造福中华儿女，造福世界民众。
——成都中医药大学1962年首届毕业生 重庆医科大学教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马有度
强调中医药学术研究切不可离开中华文化这条根，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化。因此，对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不仅要努力继承古代精华，尤其要尽量吸收后代新知。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首届主任委员 全国中医首席健康科普专家 马有度《感悟中医》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