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先生：大健康的虚火要燃烧到何时？

马京雪

大健康的虚火要燃烧到何时？2017-11-30 陈欣 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
大健康的虚火要燃烧到何时？
一、只有洗净铅华才能返璞归真
把这个标题与中医面临的承先啟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点联系起来，目的是对隐蔽在西化铅华背后，中医惨痛失败的事实进行梳理，找到失败的原因、总结曾经的错误，并以此为鉴还原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在失败的人文废墟上让中医药真正成为打开五千年文明宝库的金钥匙，重构华夏文明自信的大厦，最终让“和”文化成为地球村遵循的发展定势，让对抗、战争及疾病灾难从人类的视野中逐步淡出，还人类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政府医药卫生主管当局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既要解决眼下民众健康灾难的急迫需求，又要为未来的发展确立一个方向明确、框架精准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盲目地出台一系列跟导致灾难发生的错误无直接关联的医改措施；不是不明究理地高唱“养生、治未病”的全民大健康理念的高调。
当然，从行政当局积极应对健康灾难的角度说，我无意否认其出发点的正确性。之所以在此重复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要使一种事业成功、顺利发展，并能达到预期目的，仅靠“积极”应对是远远不够的。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何为预？按常理回答：如果是一个新的还未被认识的事物，对它进行探索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根据已经到手的那怕是一鳞半爪的线索，做出一个基本方向性的方案，并据此预立若干子方案，以便探索过程中调整之用。反之，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因种种认知错误的误导，被搞得一塌糊涂的事物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不是制定方案，而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茫然的迷雾中寻找到错误之所在、分析出错误发生的原因，重新确认方向、捋清头绪、总结规律方可制定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案，并为新方案的实施和必要的调整，做好相应的行政法律保障准备。
       上述两种应对措施中，人类健康灾难这一大事的处理原则应该属于后者，这个前提决定了原有健康理念、学术理念和管理理念是不符合人体生物自主调控规律、不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面对用错误理念构建起来并造成普遍灾难的健康保障体系，主管当局首先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制定方案、不是做出规划、不是下达行政命令，而是应该深刻的、甚至是抛弃因错误获得的既得利益的痛苦反省！只有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的反省，才能摆脱既成思维定势的束缚，脱离人文西化的影响，认识客观规律、承认客规律、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方可谈及制定医改方案、制定医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方案、制定医药理论研究和临床实施方案。并为确保上述方案有效实施，同步制定出相应的教、研、药、医管理法律。有了这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保驾护航，何愁民众健康灾难不早日结束！何愁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不能实现！
        可反观目前政府主管当局的作为，不得不令人忧心忡忡。用上世纪六 十年代一哄而上的大跃进失败思路为指导，不检讨错误、不吸取教训、不考虑基础是否牢靠、不审视方向是否正确？一味按主观意志办事，视人体生物自主调控系统运行规律、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中医发展规律如无物，纯粹为追求政绩，把事关人类健康重中之重的大事，轻率地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布指令，掀起高潮。我真不明白：国家医药卫生管理行政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干？
二、尘世的繁华与喧嚣掩盖下的中医学没落
（一）科学改造中医等于把中医阉割成宦官
        由于政府卫生行政主管当局勤于政绩懒于反省，将使一个可以颠倒医学乾坤，让中医药主导人类健康话语权的历史契机稍纵即逝！甚至在错误的、温水煮青蛙的强制性政策推动下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许，人们会认为此论过为悲观、甚至有危言耸听之嫌。我却认为以下三方面显示出来的风起云涌的中医发展现状，正在为中医的没落敲响警钟！
        其一、《中医药法》中用科学改造中医以提高疗效的法律条文，实质上是以法律强制性给废医存药争议做出的肯定性结论。做出这个裁量的事实依据是“屠呦呦呦获得诺奖的青蒿素”。真正的中医明白：青蒿通过西化处理成了植物类西药，尽管西药式青蒿素在抗疟中屡建奇功，但它的本质依然属于与西医相类似的对抗性质，而“对抗”的方法在中医领域仅属“术”这一低层次的产物，在“术”“的上面还有一更高的“道”来决定“术”的产生、存在、发展变化和转归，“术”为“道”所生、只能用来载“道”，这正是“道术并重、以道驭术”的中医核心灵魂的本质内涵。《中医药法》的主导者多为受西化影响较深的现代中医，在这些学者眼中，中医理论既博大精深，又说不清、道不明，因此主张废医存药、以西方还原、循证为标准，与对抗方法相提并论。如果把伟大的中医学降格为西医一样的雕虫小技，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否认“道”存在的认知是正确的，那现代中医这类做法就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无论人体生物自主调节控制规律、还是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肤浅的还原、循证理论无法望其项背的。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为国家卫生管理最高当局，在处理民众健康大事时，都要犯用西式中药“青蒿素”的优势，替代中医“以道驭术”这一灵魂的错误，人文西化已到了尾大不掉，危及人类健康保障利益的紧要关头，已经非常可怕了。更为可怕的还在于：有远虑的人处境艰厄、人微言轻于事无补。主导权在握的反倒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保住既得名利，发展结局的成败根本就不当回事，把手中窃踞的权柄，当作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至于天下牛喘与否与己何干？庙堂之上如此，制药集团、科研院所、体制内中医院能好得了吗？！
        于是，各大中医药集团的研究机构把中医健康与疾病的规律认知，和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丢到哇爪国去，一律仿照“青蒿素”模式把西式中药称为创新中成药的勾当蔚然成风；于是，请西医给中医进行循证医学培训的错误，被堂而皇之提上考核政绩的议事日程；于是，仿效西医药指南把制定中医标准、编撰中医大数据当作时髦事业进行疯狂追求的现状，充满了让纳税人供养的科研院所……。我想问：这正常吗？合理吗？医药行政当局是否想过：三十年后回头看我们得到的是成功还是悔恨？
（二）经典研究风潮将把中医送上逐步消亡的路
        不可否认：对古代经方进行深化研究，不失为有效传承方法之一，但也只能是“之一。之所以如此称谓的理由在于：“道术并重、以道驭术”是中医的灵魂，经方在医学中的地位仅仅是载“道”之器。疾病的产生在性质上有常见病和疑难病之分，在治疗上又有对抗性和调合性之别。医学的主体是“道”与“理”的结合体。这个“道”与“理”的内涵决定了对常见病的治疗适宜于对抗为主、扶正为辅的原则；而对疑难病则宜采用顺应人体自控系统运行规律从气血津液的升降浮沉运动入手，对人身这一小天地中的生物自主调控系统，进行顺应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适度调控为主的原则。面对疑难病时医生首先要做的事是对人体自主调节控制系统运行规律、疾病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深刻了解，在明白了疾病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表现形式、发展的阶段性及对人体自主调控系统的影响和伤害的程度与性质之后，方可针对性地制定出有效的整体防控方案来。只要在“道”层次的分析中确保制定出来的防治方案符合上述规律，在“术”层次使用经方治病时就只须认识清楚所用方药的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的性质择其适者而用之，即可轻最达到“无为而治、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可惜经方派学者大都是受还原、循证与对抗思维影响校深之辈，在癌症等大病上难有作为的原因就在于循证与对抗思维的固化所致。他们明知常见病失治、误治、治疗不彻底留下隐患后，必须经历产生、存在、发展、转化、收聚四个实有似无阶段后，才以有形的物质形态展示在现代诊断技术面前，可是由于他们在西化的薰陶下对中华文化失去自信，不愿意花力气进行艰深的探索研究以解决前人留给我们的问题，反而把自己惰性养成陋习的结果当作中医不科学进行攻击的把柄。如果这些顶着权威专家光环的学者们，愿意诚心诚意地看待自己的弱点、懂得所谓“经方”并不能代表医学的核心，它只不过是古人用以承载“道”的工具而已，那他们就不会犯反仆为主、舍本求末的认识错误。可惜近期既得利益的诱惑使他们欲罢不能，无奈之下只能自以为是地把小技当作真理，将错就错地奔跑下去，以致造就了明知对癌症临床中没大突破，也要以研究经方为荣的普遍社会现象。

（三）李克强总理：“不治已病治未病火了”一句话，用养阳医斋的总结催生了：第一、临床治病的少，养生调理好多；第二、治已病的“下医”少了，治未病的“上医”很多；第三、传承经典的少了，玩中医创新的好多；第四、专心研习医术功夫的少，考证的好多；第五、能坐诊治病的少了，搞培训的好多；第六、潜心研习医术的少了、贴金、拜名师好多；第七、辨证施治的少了，验方、秘药好多；第八、救死扶伤的医德少了，神医假药好多；八种奇怪的混乱怪现象。
        这些乱象的产生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李克强总理说错了吗？显然不是！如同6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中西医结合”口号被主管部门不负责任搞砸了一样，李总理提出的“不治已病治未病”出现的八种乱象也是被主管部门不负责任搞砸了的。无论毛泽东主席还是李克强总理，都因主管部门的消极怠工不把战略(即“道”)思维正确地落实到战术(即“器”或“术”层次)所导致，让两位国家领导人为主管部门背黑锅！
        中西医原本可以在中医之“道”为主体、在“术”层次上包容西医技术共同构成一个新的、优异的医学体系，可由于主管部门，为保护既得利益而重西抑中的指导思想作怪，犯了首选西医次用中医辅助的主次颠倒错误，铸成了六十年的大错！由于《中医药法》立法前后没对历史的错误进行反省，不承认失败、不追究失败的原因，致使本可当作教课书使用的历史教训，在医药学发展的转折点上，起不到鉴往知来的警示作用，让历史的错误在60年后又重演一遍！
        试想：“上工治未病”这句话的内涵已经清晰地界定了，治未病的医生是掌握了高超医疗技术，深谙阴阳变化之道、通晓人体生物自主调控系统运行规律，熟知疾病条件下自控系统受到毒邪伤害而改变的运行轨迹。因此能达到防微杜渐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超高水平。如果国家医药卫生主管当局不为既得名利所累，是对民众健康高度负责任的行政主体，那前段文字所述的深刻检讨反省就不会不认真去做，认真做了之后就会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发现：“养生”与“治未病”虽然貌似相同，但本质各异：“养生”指的是人体自控系统未受伤害或小受伤害条件下的修复与保护；而“治未病”则是指：自控系统已进入进行性伤害状态，若不调动整体力量进行全方位调控，就无法逆转内环境恶化的势头而预防和治疗恶性病变。不客气地说：由于主管机关的懒惰不负责任，忽视中医自身学术和管理发展规律，盲目地把常规养生术当作“上工治未病”的水平，大肆宣扬并借机打造成庞大而无实用的大健康产业市场！这种行政上懒隋遗下的混乱，将引发新一轮的民众健康危机！
        按事物发展的因果规律来做出判断：不洗净世俗人文给学术染上的铅华，还“道”以本真，三十年之后我们仍在弥茫中找不到北，在泥淖中苦苦挣扎得比现在还凄惨！
        
三、醒醒吧！医疗卫生主管当局，大健康运动的虚火该熄灭了！
西化铅华深深透入国家卫生管理当局的血脉与骨髓难以洗净，中华人文自信的回归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连称得上中医的人都屈指可数的现状下，由遍布大街小巷的天上掉下来的“上医”燃烧起来的大健康无根虚火？毫无疑问是由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杂交的产物，若任其发展不予整顿，随着中医灵魂的消亡民众健康的灾难又要持续延伸……
当此危急关头，只有最高当局的霹雳手段方可使行政主管部门从数十年错误累积中回头，以为民行政的初心正确使用国家强制性权力，实事求是地按中医药发展规律立法、管理。那么，要把这件事做好是很容易的。退一步说，即便由于历史的原因您们无法做到，官方权威科研院所也没做到。但天下之大、国土之阔、民族民间医药知识之丰厚、中华文化之精深，十年前就有民间医生为中医避免西化保留了根基，孕育了帮助官方权威机构突出重围走出困境的火种——中医整体调控法。只要政府主管机关放弃对肤浅科学的盲目崇拜，放弃对民间医药力量的肆意剿杀，认真研究人体生物自主调控系统的运行规律；认真研究疾病条件下正常规律失衡的过程、形式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向民间医生学习，为民间中医解除禁锢，使他们用心血、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成果服务于国家和民族，那一切阻碍医药发展的难题都会在笑谈中轻松化解！！！

马京雪

透过中医院士的学术思想看中西医结合失败的人文因素

2017-12-04 陈欣 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

       透过中医院士的学术思想看中西医结合失败的人文因素

   导语：客观上，不管有关方面是否承认中西医结合的体系以失败告终，从医学未来发展方向如何确立方面考虑，对失败的原因做些思考还是有益的。
        中西医结合创始人如何看待“结合”的成败？近期在微信《大医家》平台看了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王奇、田楠楠关于陈可冀院士《中西医结合多元开放包容》的文稿，也看了网友们或反对、或支持、或折中的观点。结合自己走过的路，想放开官民之间地位差距的束缚，就中西医结合失败的事实背后，深层次的管理失误、学术研究方式、方法失误的原因，以及这些本不该发生却仍然堂而皇之地发生的事与人文的关系，用民间医生“旁观者清”的视角，或许能从学术研究机构用以指导研究的“科学真理”中看到瑕疵的苗头，并进而寻找出更贴近学术研究对象内涵的东西。哪怕只找到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或许比唱赞歌更实在些。
        
一、用“无道”的西医思维主导中西医结合，失败是必然的！
         微友对大师从物质组成角度研究中药是“以西律中”，背离了“四气五味”学说的批评，我认为是中肯的！西医思维中没有“道”的概念，而“道”又是研究属于整体内分化性质生物的指导思想，没有“道”指引的西医，只能算做一种技术工具，即便使用工具的人达到被称为具有“德国工匠”精神的大师，其本质也还是工匠级别，只是个按设定的图纸施工的师傅。这个水平决定了只要按固定的机械程式操作，在简单的常见病中的确是有用的，但简单的疾病只属人类疾病发展过程的初始阶段。一旦进入第二阶段，各种参与疾病发展过程的诸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病理过程变化的形式与规律就日益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要做的事，如同政府处理社会问题一样，首先要找到疾病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势，才能进一步确定病变过程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主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针对性地制定出化解矛盾、釜底抽薪，让推动疾病发展动荡变化的规律消失而使事变和平解决。问题在于：参与疾病发展过程的因素太复杂。以癌症为例：表现形式千差万别、阶段性划分也非常模糊，并且最难处理的问题是：自常见病留下隐患开始到有形物质被查出，证明早期癌症存在之前，癌症已按照生物生、长、化、收、藏的自然规律，以看不见的“阴阳二气进行性交感变化”的形式度过了生、长、化、收四个实有似无的阶段后，才以“聚成”有形态的物质显示在现代诊断技术面前。对这种既复杂又看不见的变化，第一、从疾病表现形式看，肤浅的还原与循证思维方式连从何处下手进行分析的方向都找不到；第二、从疾病本质看，藏在“成形”之前的“生、长、化、收四个以“气化状态”进行性发展变化过程背后，推动病情发展的规律，属于中医核心“道”的本质内涵。传统中医就是以“道”为指引，对病因、病理变化、病机转归进行分析，以推演出病变发展规律及在每一阶段特定的反应形式，为防治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依据。传统中医各流派大家临床疗效的发挥，不论是出于理论指导还是临床经验，都是建立在对这个过程详细论证基础上取得。
         西医则不同。即便是高师，也因为只有“工匠”般的技术，没有“道”的指引，既不承认看不见的“生、长、化、收”四个发展阶段的存在，又无法对这四个阶段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推论分析，因而无法找到主要矛盾而实施釜底抽薪的防治手段，无奈之余只有把已成定势的常见病治疗方法或打擦边球的科技创新成果拿来敷衍。以致不但治不好病，还造成大量的医源、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如果中西医综合创始人团队明白上述道理，又不受科学至上的错误污染，那我敢断言：他一定会采用中医“道术并重、以道驭术”的核心理念为指导，在技术层面把西医科技手段包容进来，那历时六十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必然取得成功。
       可院士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西化人文环境的无形压力所致)并没有这么看，也没有这么做。在接受采访时他坚持认为：中药现代化的两个前提，一是“有效”，二是“安全”，而“有效”和“安全”，都要与“搞清物质组成及作用机理”高度相关。这种回答显然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回避成份。为什么要回避？是对传统医学理论核心内涵认识不清？还是其它人文因素的压力？这些都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或许只是“结合”失败的表象，和指导失败产生的思维方式中主从颠倒、把“中西医结合”这一词组中，本来应由中医“道”核心理念占主导的位置，莫名其妙地倒过来换成没有“道”观念、不研究规律、只关注表象的西医“还原”与“循证”思维方式。
         尽管大师引用国家领导人“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的指示，为这种主从颠倒做解释，但本质上却不能回答网友的疑问。理由在于：国家领导人说话的角度是战略层次，而作为中西医结合创始人的陈大师，所处的是为把国家战略落实到战术层面以期完成战略任务的角度。所处角度的高低之分，决定了大师的回答只能从战术层面就具体结合的切入点，切入的方式来回答。
         是的，世界上的确没有十全十美的医学，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模式的结合，应互相交流、交叉互补、共同进步，可以提高诊断和医疗效果是无可质疑的。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客观对待问题的态度，而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用表示态度来代替对问题的回答，不是一负责中西医结合主导者应该说的话。网友用中医思想整体观指导对大师在结合中提出的：“以西律中”，违背“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不是中医理论针对疾病进行处理的理论和方法；大师回答的“内稳态”、“物质组成和作用机理”是西医循证医学的标准。作为中西医结合创始人的陈院士，在结合指导思想使用选择上，以西医药标准为主导的事实证明：要么，院士不明白中医整体观可以包容西医还原与循证思维共同发展思路，比以西律中的结合更靠谱、更有效；要么，也确实是为人文环境压力所致而选择了“以西律中”。这个中原委可能永远是无解的谜。我们现实能知晓的只是大师把两种不同体系混淆在一起，称中医的“阴阳平衡”与西医的“内稳态”在“道”层次上有同一性的观点是偷换摡念的解释，这难免给人一种因胸中无底气而避重就轻的感觉。事实上，结合失败本身，已经证实让无“道”的西医担纲，反过来指挥有“道”的中医，主次颠倒导致认知紊乱，以致无法找到规律、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制定不出立杆见影的防治方案，是中西医结合失败的必然。

二、民族虚无主义与复古主义是否应该批判？
陈大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感慨，似乎如同“烧烙饼”，翻来覆去。他认为：中西医能不能结合？怎么结合？是很典型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当时）对发展中医药，缺少开放包容的心态。怎样包容呢？大师认为可以有“求同结合”、“求异结合”、“和而不同”多种模式。结合的唯一标准是：能否有效提高临床诊断水平与治疗效果，并阐明其作用机理。
        在这里，大师对中西结合中引发的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评(或称批判)好像有些反感。他对结合给出的明确标准即：有效提高临床诊断水平与治疗效果，并阐明其作用机理。从字面上说这句话的内涵，即便是传统中医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上也不会有人反对。可理论的价值要在与之相应的临床实践中才能做出准确定义。这个内涵如 用传统文化解释与实施则中医必兴！用西方医药标准解释与实施则中医就失去灵魂，变成西医的跟班，中药就变成用西医药标准生产的西式植物药。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解释？才能达到复古而不泥古、洋为中用又不被西化左右，形成既包容百家又独树一帜的医疗新格局新体系？这本是一个在承先啟后过程中必然需要经历的，人文批判与学术讨论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因其争论大如“翻烧饼”就否定争论的必要性，那处于混沌中的医学就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那么，厌倦了“翻烧饼”似批评的陈院士如何解释呢？陈可冀认为，一方面，中医与西医在“道”的层面具有一致性……，中医十分注重中庸思想，治疗八法以“和法”为先，注意诊疗的所谓“过”与“不及”等问题，提倡治法上要“致中和”，力主合理处置“阴阳消长、以补偏救弊”，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而这种状态与现代医学倡导的内环境平衡的“内稳态”理念等高度一致。”　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大师的意思就是：中医强调的“道”就是中庸与平和，而西医“内环境的平衡与稳定”的内涵跟中医的“道”是相同的。因此“中西医是一家，应该相互学习与包容、提倡多元开放的中医药发展管理模式”。并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医疗实践中，患者当然应根据自身病情，决定是采用中医药、采用西医药还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等各类不同模式或多元模式治疗疾病。
        以院士这个认知概念内涵来理解，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中医的阴阳平衡与西医内环境平衡的“内稳态”都不是“道”，而只是“道”生成产物的静态表象，真正的“道”是隐藏在“平衡”与“内稳态”背后推动疾病发展变化的规律；其二，院士主张：把临床采用中医、西医、或中西医结合选择权交到患者手中的主张虽然合法，但却不合情理。试想：作为主治医师对每种疾病治疗过程中可能隐藏的疾病属性与内容都不能准确预知，作为外行的病患或家属怎样选择呢？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身处这个人心浮燥、道德逐日沦丧的时代，按人与人相处的角度我们不能就此说什么不是。问题在于：医学并不像为人处事那样，只要忍忍就可以获得太平的，医学远比儒学复杂得多。医学是一个包涵了儒、释、道等多元知识的复合体系，怎么可能用中庸和平的理念就可以搞定呢？
      
三、青蒿素对西医是荣耀，对中医是耻辱
世间每一事物都具有多面性，无所谓对与不对、或是或非全在一念之间，同样一桩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无非三点。下述三点决定，其一、与该事件的利害关系；其二、对该事件相关联事物内涵和处延的了解程度；其三、参与人的综合素质。这个问题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要点——人文在社会性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撇开中西医优劣主从之争，仅就青蒿素在疟疾防治中的功效和对人类的贡献而论，无论中外都不可能有持否定态度的。但如以评判人所处的角度、对所面临的问题的认识、了解来讨论，结论就不一致了。
        不错，无论是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还是眼下，青蒿为人类战胜疟疾立下的丰功都是不可磨灭的，可青蒿在华夏文明中的贡献去无人问津。即便是面对青蒿素被屠呦呦的团队用西医思维方式研究开发出来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也不见对国人有什么触动，甚至连研发人也几乎终身默默无闻。可屠呦呦一获诺奖却举国震惊。不得不令人感到悲哀与绝望：其一、堂堂五千年文明无人问津，其中苍海一粟获奖就如此反常，我不知主管机构为什么要看洋人的眼色来给民族的瑰宝下好坏的定义？其二、高兴也罢、崇洋媚外也罢，都应该有个分寸，明明是用西医思维方式研发的植物药，它的真实身份是西药，为什么要把西药荣耀抢来戴在中医中药的头上，并把它的研发标准称为改造中医药的标准呢？国家主管机关如此看待，也就难怪陈可冀院士在无法回答记者：“以西律中，背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学说”的提问时，忘了自己是中西医结合创始人必须持中医核心思想的身份，急中生智地搬来屠呦呦青蒿素成功的例子证实：“搞清物质基础及其组成作用机理”是符合中医思维，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失败。其三、站在公平的角度看问题，用西药标准研发青蒿素的成功，作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权威机构，恐怕除了同国人一起庆贺的情理中事外，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反常事件，还应该因感到羞耻和无地自容而进行反思：本应为国家中医药事业提供理论和临床疗效证据，以资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办法。现在倒好，自己无能用中医药理论开发出有价值的产品，别人倒用西医药方式开发出来，先证实西医的科学性给了正在从衰落中奋起的中医药事业迎头泼了盆冷水——中医是优于西医？还是真的不值一提？如果真的不值一提，那她为什护佑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成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伟大民族？如果优于西医，那我们又错在哪里？要怎么纠正错误才能重铸辉煌？
        可占据中医发展要津的学术权威们并不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倒认为还是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科学。尽管这个世上比西医药、比被称为中西医结合理论上简约明晰、效果上立杆见影的民间中医药产品多的是，但几十年的人文西化客观上已使他们积重难返、主观放不下苦心经营一生的既得名利地位，指望他们承认自己事实上的失败，穿上土布、面对现实，无异于与虎谋皮……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古人之所以如此感叹，想必是出于知错虽易、认错难，改错要付出的切身利益代价太大的缘故吧！

马京雪

《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是中医的死亡之路

2017-12-05 陈欣 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
从《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是中医的死亡之路

一、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记者王坤朔在《新华网健康》上，以《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为题发了采访文章。文中阐述了中国科学院某院士站在国家中医领军人物的高度，针对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与中医药国际化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足以影响政府决策、影响中医发展前途的重要讲话。这段讲话，因发言者身份的特殊性，与出于一般行政主官、一般专家、一般有实际影响力人士的讲话所产生的影响有天渊之别。因而，讲话内容是否符合中医学术核心定义？是否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直接决定着学术发展的本质与方向，决定着立法与行政管理细则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当然，从积极的态度看问题，站在院士为国、为民、为中医赤胆忠贞的制高点上，院士的论点主观上积极向上是无可挑剔的。不过，考虑到受人文西化熏陶影响，导致中医百年衰微近竭的现实状态，院士作出如此讲话之前，是否想过所讲内容符不符合中医核心思想？是否有利于确定中医学术发展方向？是否有利于对中医药进行立法管理？这三个要点都是涉及中医药事业成败的头等大事。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坦然面对失败、承认失败的勇气，就不可能有以前车之覆辙为鉴，来激活知耻而后勇的意志和潜力！从而为中医的复兴拟定符合中医学术发展方向的规章和做好符合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的立法，执法的行政准备。
       客观上，任何事物成功的前提，无一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一前提决定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对从农村到城市、从民间到体制内、从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到制药企业、到医院临床各关联性环节的事务入手，进行深入的调查、反省和总结。从人文去西化向中华文化自信回归的问题上打开突破口，根本上解决学术与立法管理的本质与方向问题。
       在现实中，这个问题的核心主要集中在：①什么是中医学术核心思想？它与西医指导思想有什么不同？②什么是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它与西医发展规律有什么差异？③这些差异在现实社会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对中医现代化、国际化有什么影响？
       眼下，中央政府如果不下大决心让文化自信回归正道，让中医药文化回归本真，在承先啟后的历史转折点上，在天时、地利、人和方方面面提供强劲的助力，妥善解决这些悬而未决数十年的问题，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有可能重蹈以一种新错误掩盖另一种旧错误的历史覆辙，如果是后者，我们这一代中医人就将是中华的历史罪人！

二、　崇洋是学者个人的自由，可别以国家战略的名誉给西药戴上中药的桂冠！
        中医药是华夏文明土壤孕育的硕果，西药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医药效果的局限性和副作用的不可预测性已被公认，这一事实无可质疑地证实：西药研发标准的不可靠性。至于如何避免类似令人不安的问题？是西医体系自身的事。但以己经被临床证实不太靠谱的药物标准为指导，以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材料研发生产的西药，生拉活扯地以中药冠名的行为，从学术上讲是鱼目混珠，从性质上言是以科学的名誉让中医灭绝！
       想不通五千年文明为何会孕育出如此诡吊的文化，难道身为院士的权威专家连什么模具铸造出什么产品？什么土壤与环境生长出什么植物的常识都弄不明白？如果真弄明白了为何还要把长不大的灌木枝丫嫁接在松头上，还美其名日：科学改造以提高疗效呢？违反天道的事会有好果子吃吗？
       中医药事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向医药学领域提出了：“如何深入地挖掘和转化中医药的价值，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医学体系，推动中医药学振兴，引领先进医学发展方向的值得深思”的课题。对此，某院士好像不太在乎什么中医核心思想，也不太在乎掌握什么分寸、捏拿什么尺度？从何处入手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中医核心思想的具体实施问题，而是采取直接了当的方式“以西律中”，将西医药的研发标准“药物组份与作用机理”直接搬过来指导中药研发。还以青蒿素的发现为例，指出这就是“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思维创新模式。他还指出：“中医药几千年来的理论、经验非常宝贵，但如果不与科技结合，虽然能够解决健康问题，但是发展速度和应用的程度受到局限。只有将中医药优势与科技相结合，才能更好彰显中医药的价值，在更广范围得到认可并走向国际。”
       他接着说：中医传统知识的发掘与转化、临床疗效证据的数量和质量、诊疗过程的规范化、适宜技术的评价与应用、中药材与中成药质量、中医药标准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特别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将提供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以上这段阐述，尽管涉及内容广泛，但其中重要的节点在于：需要创新驱动、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解决办法。从本文开端到现在，在院士的谈论中我们找不到关于中医衰微、中西医结合失败、中医废医存药等种种错误事实反省的只言片语；看不到有关中医药研发中必须遵循的核心思想中：“天人合一、整体观、道术并重、以道驭术”思维方式的蛛丝马迹。看到的只是对中药研发时，使用西医思维方式和西药研发标准的肯定；全部都是颂歌，歌颂近二十年来中医药学与西方医药学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医药在国际注册相关标准研究进程中，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在包括法规、技术、形成了相关规范标准，推动了中医药进一步走出去的辉煌政绩。这种认知态度显示出来的信息是：中医近20年来不是衰微，而是中医在大踏步的向前发展，甚至已为进军国际市场上准备了攻城掠地的条件。
事实真是这样吗？作为一个在中医药领域打个喷嚏整个行业就感冒的首席权威，不敢面对中医衰微的惨淡现实，不敢承认人文西化导致的教、研、药、医学术发展西化、行政管理西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健康灾难的事实。对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就已经很难让人予以理解。现在又竟然将这种更不可理解的、打着科学改造中医的旗号，推行废医存药理念，不顾因此会给中医药事业造成本质伤害的严重后果，指鹿为马地主张：用法律规范将西医标准错误的延伸使用到中医理论研究和药物研发领域。不知在天宫的神农皇帝对此有何感想？又会以什么方式感谢他们？

三、中医的“道“和受“道”制约的药物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之术，是复兴之根。
在与中西医结合创始人院士商榷的文稿中，我曾指出：某院士将中医讲究阴阳平衡与西医讲究“内稳态”平衡，误认为两种医学体系在“道”上的一致性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阴阳平衡”与“内稳态平衡”是一种相对静态观察的表面现象，这种平衡仅是阴阳交感变化正常规律的产物即“道”的产物。它既只是产物就不能代表“道”本身，“道”是隐藏在“平衡现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同时也指出：中药在临床医疗活动中属于受“道”制约，为实现对失衡的规律(即：“道”的变化)进行纠偏调整的战略服务的具体措施(即：“术”或称器)。虽然某院士对“道”的解释不合经旨，以导致中西医结合失败，可客观上他毕竟没有跳过“道”这个核心思想来讨论问题。作为中医最高权威的某院士，却妄顾中西医不同理论体系、不同思维方式、并且中医整体思维远远优于西医，并可在“术”层次上将西医药包容纳入的主导优势，草率地直接将西医药的“物质组成和作用机理”标准，作为中药研发的标准的定义。这无疑等于抽掉了中医赖以成为伟大医学体系的灵魂和脊梁，让中医由天上蛟龙退变为池中金鱼，给西医当二手枪使用。
       对中医如此不堪的认识和处置，中医药能不死吗？当然，如果某院士换个角度，承认自己是西医，并且不打中医的招牌，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已是：以西医理论为指导，以物质组份和作用机理研究开发植物、矿物、动物西药，那并不能说院士的说法和做法有什么错，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有道路平坦与坎坷之别，世界上并没有哪家的法典规定西医不可以研究开发植物、矿物和动物药？
       问题在于：表面上简简单单的李代桃僵事件，如果放在一般仅涉及小利小害的事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事关中医大业前途，事关全人类健康保障全局的大事件，又是由顶着中医权威专家光环的院士提出，其性质的严重性、和给社会造成伤害普遍性、惨烈性，是要用银河计算才能闹明白的。
       或许，院士会以二十年来，该理念给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为托词来对此批评进行辩解，可我坦率地说：天下太大了，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不一定时间能证明是真理。特别是身居要职、权倾朝野地位时，说话更要谨慎或多留一定余地。否则当院士面对：在被成功的事实证实的：符合中医核心思想、符合以道驭术理念，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技术为手段，应对失衡的人体生物自主调控系统，使它的运行规律恢复到平衡状态的中医整体调控法时，院士就无法理解：整体调控法为什么在亚健康状态、在癌症等疑难性疾病防治中，能以理论简约性、可轻易复制性，和效果普遍性创造出西医至少未来五十年都不敢想象的奇迹！斯时，我不敢相信：院士们还能坚持西医“内稳态”与中医的“道”同在一个层次！不敢相信院士们还有勇气让以“物质组份与作用机理”为标准，替代“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中药使用标准！还敢认为“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西化肤浅模式的真理性？还敢继续以西医药标准指导，却打着中医中药招牌研发生产、并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的西药当作“中药”；如果中医院士真敢！那就请院士在亚健康与癌症等疑难病防治领域的临床防治中，请国家公证机关监督与“道术并重、以道驭术”的真正中医药理论与技术一较高低吧！

四、用科学改造中医、废医存药之风不止，中医药事业必将面临毁灭的灾难！
       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中医药发展史将证明：将《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西式动物、植物、矿物药的研发模式定义为中医药发展模式，是利用西医思维对中医实行“废医存药”的改造，客观上让传统中医在未来快速消亡的模式。此风不止，中医药消亡的步伐将更快！
        我不反对西医，不反对中西医结合、并且主张利用能探索中医“天人合一”与“整体观”内涵的现代科技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甚至十年前就主张(如果人文快速去西化，国人文化自信得以恢复)构建在中医“道”主导下，从“术”层次上包容西医，中西并举共同发展的新健康保障体系。但前提是：必须在中医“道”的指导下，按中医自身规律“以道驭术”来实现。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难题太大，这个难题既不是所谓科学技术问题、也不是财政投入是否承受得了的问题。而是人文去西化、恢复中华文化自信的问题；是学术主管机构只想当官、只会当官，不愿认真干实事的官僚主义能否改变的问题；是既得名利集团是否愿意、或能不能让他们愿意在：放弃私利、服从大局的制度设计与干部任用标准中，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最高层发展中医药事业，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战略构想必然败落在尾大不掉的学术权臣手中！   
       大国正在崛起，我们做不了功臣不要紧，可也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名利去干罪人的勾当！身处这个盛世的中医人，应当深明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意义不在于研发多少西式中药、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弄明白：她不仅是国人健康保障体系的核心支柱、还是人类健康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更是承载五千年文明走向世界，引领世界走向和谐共赢的航母。中医发展的成败，对国家全球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指望着掌握中医药学术发展命运的中医科学院，要么干脆主动放弃中医身份：承认自己是西医药专家，用西医标准研发生产以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的西药；如果不想放弃中医身份，就坦然面对现实、纠正“以西律中”，用西医“内稳态”代替中医的“道”；用西医“物质组份与作用机理”代替中医“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之“术”的错误；放弃以西化思想为核心的“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错误思维模式，只有如此才能知耻而后勇奋起直追，多做出些对这个伟大时代有益的事。
       如果说上述观点有些过激，那不妨转个弯，引用中医药报记者赵维婷的缓和语境在【记者观察】《警惕“医学殖民主义淡化中医特色》一文中的观点为这篇文稿做个结束语。
       她写道：威克斯等美国专家忧心“医学殖民主义”会让中医药丢掉的“宝贵的东西”，就是中医药“治未病”、“辨证论治”、“以人为本”等特色优势，而这可能给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带来巨大的改革力量。医学模式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正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趋势，西方医学专家开始摘下有色眼镜，打破僵化话语体系，关注中国的中医药实践，给中医药平等对话的机会。
       打破“医学殖民主义”式刻板思维非一朝之功。随着中医药法及其配套文件的出台，中国国内的许多制度瓶颈被一一突破，但如何在科研、临床、教育和产业发展中从根本上破除“以西律中”这种带有些许“殖民色彩”的思维方式，在扶持与规范并重中真正释放中医药发展活力，是各相关管理部门和全体中医药工作者需要用实践回答的重要课题。
       世界正睁开眼睛看中医，中医人任重道远。中医必将为人类健康做出革命性贡献。

有关资料可查询：
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www.chenxinaizhengfangz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