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中医药

 找回密码
 注册
查看: 255|回复: 0

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矛盾情结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8-7-15 14:01: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常常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其中,运用发挥李固《遣黄琼书》《战国策?触?说赵太后》《后汉书?刘盆子传》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
  关于李固《遣黄琼书》。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经作为文件传达,如今已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全文披露。该信写得文采飞扬,气韵生动,更以其分析自己的个性,使人耐读。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几句,给人印象深刻: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大搞个人崇拜的忐忑和忧虑,以及面对林彪等“朋友们”的吹捧,所体现出来的无奈和勉强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多少道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引用李固《遣黄琼书》中,“??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毛泽东这封信还透露,他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过李固《遣黄琼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达“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毛泽东不仅借李固《遣黄琼书》,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来诫告别人。1974年11月,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抱怨,说自己从九大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随即要求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显,是要江青小心谨慎,“人贵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给毛泽东回信,说自己“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触?说赵太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原文说的是:秦国进攻赵国,赵国请齐国派兵解围,齐国提出,要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因溺爱长安君不愿意。大臣触?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的爱他。赵太后觉得有道理,即刻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也就派兵解了赵国的围。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又加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篇文章(即《触?说赵太后》)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把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不使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既是毛泽东的一贯想法,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年轻人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初衷。
  关于《刘盆子传》。毛泽东晚年,从经历农民、战士和工人三种角色的年轻人中,看到了一个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这个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刘盆子是景王刘章(刘邦的孙子)之后,新莽末年,参加了赤眉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为能够号令天下,要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起义军中有70多个刘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来选,结果让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抽中。但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却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终于没有出息。毛泽东让王洪文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对王洪文的隐忧,传达无遗!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在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向中央委员们提出,“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1971年8月,视察南方的途中,对汪东兴讲,“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委员懂得一点历史,当然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懂一点﹔1975年1月4日在江青来信上批示,“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着《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晚年,书房里摆著“文化大革命”前高教部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与冯沅君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他同工作人员谈过对这些文学史著述的评价,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把这些意见转告作者?毛泽东回答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作者为好。
  毛泽东晚年如此热衷于阅读和推荐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明显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气氛不合拍。他的热衷,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他向来关注并有兴趣研究的领域﹔二是在他看来,破除“封资修”思想,创造新的思想文化,并不是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应该了解它,研究它,特别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科学总结。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流露此意,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得更直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尽管这方面的总结研究不尽人意,但毕竟还是要靠那些学有专长的学术权威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既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必要的。
  毛泽东读得比较熟的几部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这些学术权威们“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对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毛泽东并不很满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他希望各“家”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进展。1968年7月20日,“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委托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无奈和期待交织之状,不言自明。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学术权威们的著作毛泽东只好说:你要叫他离开那套观点也很难。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
  对一些主动修改旧作的学术权威,毛泽东总是热情支持。杨荣国补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於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影响很大,就与毛泽东认同其观点进而推荐有关。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刘大杰对旧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改,将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来读,多有批注。受此鼓舞,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请教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尽管写字已很不方便,毛泽东还是在1976年2月亲笔回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实事求是,尊重学术之意,跃然纸上。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Archiver|手机版|导航中医药 ( 官方QQ群:110873141 )

GMT+8, 2024-3-29 20:38 , Processed in 0.058848 second(s), 17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