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医结合——裴正学

南京陈斌

[color=var(--m-attachment-text)]中西医两种医学具有上述不同，它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便显示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和不足。

[size=1.0625]

      （裴正学教授简介：中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甘肃中医药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中医师带徒导师、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甘肃省首批名老中医。）

      “中西医结合”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关系到祖国医学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也关系到世界医学的发展和提高。这一重大使命的完成，将把我国医学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将对人类保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下面就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中西两种医学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上产生的

       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层建筑，往往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当经验基础改变的时候，“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中西两种医学是不同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就注定了二者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截然不同。中医作为一种医学科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左右，当时我国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时期，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相适应，医学冲破了神权和天命思想的束缚，终于与巫家完全分家，著名的医学界扁鹊，就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代表人物；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理论《内经》的思想观点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在此后的2000多年，我国一直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经济基础以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为主体。这样的经济基础，给医学的发展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研究器材，也不可能充分提供生理、病理等方面的现代化理论依据，因此人们在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时候，所能凭借的只有患者的主观感觉和疾病的外在表现，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有所凭借，那就是医学工作自身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了。西医的发展，则是在与中医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16世纪开始，由于采矿冶炼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新的机器工具相继产生，特别是天体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打开自然界奥秘之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样就使自然科学打破了经院哲学的牢笼，以大量实验研究数据为基础，从而获得了广泛和系统的发展。在医学领域内，由于显微镜的广泛应用，人类开始向微观世界进军，细胞的发展，血液循环的认识，都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大工业产生了，这给医学的发展进一步的提供了许多必须的器材和设施，并促使其在生理、病理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成果，于是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一整套由理论到实践的学术体系。从上述情况看出，西医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工业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未发展之前，西方医学的形式和内容，大体上与中医相类似，只是其内容之完整，辩证之精确，还远逊于中医罢了。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提出了一切事物都可分裂为矛盾的对立面，如干与湿、冷与热等，而组成一切物体的因素，是风、火、水、地，这种思想和祖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完全类同，在哲学上同属于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

南京陈斌

二、中西两种医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由于中医和西医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不同，这就决定了二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试以细菌性痢疾为例，说明二者在认病和治疗方面，所显示的不同特色。西医通过病原学方面的实验研究，首先认识到此病由痢疾杆菌（宋氏、弗式、志贺氏、斯氏等）所引致。又通过流行病学方面的实验研究，认识到该菌通过水、手、苍蝇等途径进入人体。再通过病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发现在结肠下段和直肠黏膜上，形成炎性改变（充血、水肿、炎性渗出、溃疡），此种炎性改变在全身引致一组中毒症状——发烧、昏迷、抽风、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在局部引致一组刺激症状——里急后重、腹泻、粘液脓血便。在治疗上，把使用抗生素抑制病原菌作为治疗此病的关键，在配合纠正体液、电解质的平衡，纠正呼吸、循环衰竭等。由此可见西医对此病的认识，采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其认识程序是由因到症，其治疗着眼点是偏重于直接控制病原。中医对痢疾的认识首先从脓血便这一痢疾最重要的症候开始分析，张介宾说“凡病痢者，必有脓血，使无脓血，焉得为痢？”。脓状滑腻，当属湿；血色鲜赤当属热，脓血相杂则系湿热结合。另外：1.痢证常发于长夏（湿）与夏（热）之交，2.痢证舌苔常见黄（热）腻（湿），3.痢证脉象常见滑（湿）数（热），这三方面的观察同样支持上述观点，这里既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体现了人体各部分的整体关系。湿热相合最易阻滞气机，气机不通则疼痛，因而产生了里急后重，于是中医认为；湿热相合为痢疾之本，里急后重为痢疾之标，在治疗上则以清热燥湿治其本，行气止痛治其标。

       由上述论证看出，中医对痢疾的认识，采用了和西医实验研究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方法，即逻辑推理的方法，其认识程序是由症到因（审证求因），其治疗的着眼点是通过调整机体的反应性达到减少或消除病原的目的。

       鉴于中西两种医学认识疾病的上述不同，各自必然形成一定的偏向和不足。西医实验研究的方法，由因到症的程序，直接抑制病原的侧重，其结果往往不同程序注重了病原的局部表现，而容易忽视人体的全身状况和自身的抗病功能。中医逻辑推理的方法，由症到因（审证求因）的程序，通过调节机体的反应性而抑制病原，其结果往往形成只注重机体的全身状况，而容易忽视病变局部的具体特点。试以胸膜炎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西医对此病的认识，重点放在胸部望、触、叩、听方面，同时配合放射，化验诊断以确定胸水的数量和性质为诊断此病的关键。中医对此病的认识，重点放在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嘿嘿不欲饮食等全身症候方面，再结合脉象和舌色，以查知邪在少阳维诊断此病的关键。对此病的诊断，西医只注重了胸膜炎的局部表现，而忽视了全身反应症候；中医则注重了全身反应症候，而忽视了胸膜炎的局部表现。基于这种认识角度的不同，治疗上便出现了不同倾向。西医采取胸腔穿刺放胸水的方法，以缓解因胸水积聚而引起的局部症状，同时针对病原施以抗生素疗法；中医则以小柴胡汤合小陷胸汤临证加减，以治疗全身症候为主，实质上是着重于调节机体的反应性。鉴于此，胸膜炎患者在胸水吸收后，因残留胸膜反应而引致的胸痛、口苦诸症尚存在时，西医往往收效甚少；对于胸水过多之患者，单纯中医治疗亦很难完全奏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么，总的来说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段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古希腊哲学和近代的形而上学，但是它恰当的评价了单纯的整体观点和单纯的局部观点认识事物的利弊。由此可以使我们对中西两种医学的进一步理解得到启发。当然现代西医绝不等于形而上学；中医也不全同于古希腊哲学，这是要加以说明的。

       由于中西医两种医学具有上述不同，它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便显示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和不足。拿二者对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研究来说，多少年来，中医只是由整体观点出发，认为此二病同属于热入心包，热盛伤阴，动血之病，这就忽视了乙脑和流脑的根本区别，表现出中医对二病认识的缺陷。与此同时，中医对乙脑的治疗从调节机体的反应性出发，采用解毒、开窍、止痉诸法，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这里又体现出中医辩证论治的积极意义。西医对此二病的认识则从病原观点出发，对引致乙脑和流脑的病原，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实验研究，从而使二病在病原、病理、临床上得以完全区分，由此得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这里体现了西医病原观点的优越性。但是由于西医过多的把注意力引向抑制病原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通过其他途径提高此病治疗效果的可能性，多少年来，致使此病的治疗进展甚少，这就表现了单纯的病原观点的缺陷。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出，中西两种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认识疾病的方法不同，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独到的优越性；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形成了各自难以克服的不足。

南京陈斌

三、中西医结合，是发展祖国医学的重要途径

根据上述论述，中西两种医学是由不同的方向、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体疾病的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临床实践证明，凡是以全身表现为主，以机体反应性改变为焦点的疾病，中医中药的疗效，往往较西医西药的疗效好，如神经衰弱、月经不调。关节炎、结缔组织病、慢性肾炎、慢性肝炎等。凡是以局部表现为主，以病原的致病性改变为焦点的疾患，西医西药的疗效，往往较中医中药的疗效好，如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疾患、某脏器或局部损坏等。有人说西医之长在于治疗急性病，中医之长在于治疗慢性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疾病初发，其影响所及多限于病变局部和有关系统；一旦成为慢性发展，则势必引起全身机制紊乱，诸如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植物神经系统等。因此，西医之病原观点和局部措施对于前者是较为合适的；而中医的全身整体观点和调节机体反应性的措施，对后者似较合理。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中西两种医学自身偏向

的必然结果。近代医学史上，中西医学领域内，许多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们，已经察觉到各自医学所存在的这一不足。在西医领域内，先后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和塞里氏的体液应激学说，以及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的生物免疫学说等。这些学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西医学术的着眼点，由局部引向整体；由病原的致病性引向机体的反应性。在中医领域内，也先后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他们倡用二花、连翘、牛黄、犀角、公英、牛蒡子、射干等大量清热解毒药，从而加强了中医抑制病原的薄弱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把中医学术的着眼点由整体引向局部，由机体的反应性引向病原的致病性。以上事实说明，中西医学在客观形势的促进下，其内部早已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改革。毫无疑义，这是有益于医学的进一步改革，但是如果把这种自身内部的改革，扩大到中西两种医学之间，也就是说，把中医重视整体的一面和西医重视局部的一面结合起来；把中医的调节机体反应性的一面和西医抑制病原致病性的一面结合起来，这样就大大有益于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从而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为世界人民的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文摘自《裴正学医学讲座集》）

中西医融合观

         中西医结合，中医西化，是中医发展必须要走的弯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必须要犯的错误！错误是成功之母，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走上正确的中西医融合之路。

      我信心满满。

南京陈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么，总的来说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段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古希腊哲学和近代的形而上学，但是它恰当的评价了单纯的整体观点和单纯的局部观点认识事物的利弊。由此可以使我们对中西两种医学的进一步理解得到启发。

一一中西两种医学的特质与关系，这里的阐述与比喻，比较贴切。

南京陈斌

根据上述论述，中西两种医学是由不同的方向、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体疾病的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临床实践证明，凡是以全身表现为主，以机体反应性改变为焦点的疾病，中医中药的疗效，往往较西医西药的疗效好，如神经衰弱、月经不调。关节炎、结缔组织病、慢性肾炎、慢性肝炎等。凡是以局部表现为主，以病原的致病性改变为焦点的疾患，西医西药的疗效，往往较中医中药的疗效好，如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疾患、某脏器或局部损坏等。

一一西医强调"病原的致病性"，中医强调"机体的反应性改变"，裴老先生的观点，还是比较深刻正确的。

南京陈斌

试以细菌性痢疾为例，说明二者在认病和治疗方面，所显示的不同特色。西医通过病原学方面的实验研究，首先认识到此病由痢疾杆菌（宋氏、弗式、志贺氏、斯氏等）所引致。又通过流行病学方面的实验研究，认识到该菌通过水、手、苍蝇等途径进入人体。再通过病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发现在结肠下段和直肠黏膜上，形成炎性改变（充血、水肿、炎性渗出、溃疡），此种炎性改变在全身引致一组中毒症状——发烧、昏迷、抽风、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在局部引致一组刺激症状——里急后重、腹泻、粘液脓血便。在治疗上，把使用抗生素抑制病原菌作为治疗此病的关键，在配合纠正体液、电解质的平衡，纠正呼吸、循环衰竭等。由此可见西医对此病的认识，采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其认识程序是由因到症，其治疗着眼点是偏重于直接控制病原。中医对痢疾的认识首先从脓血便这一痢疾最重要的症候开始分析，张介宾说“凡病痢者，必有脓血，使无脓血，焉得为痢？”。脓状滑腻，当属湿；血色鲜赤当属热，脓血相杂则系湿热结合。另外：1.痢证常发于长夏（湿）与夏（热）之交，2.痢证舌苔常见黄（热）腻（湿），3.痢证脉象常见滑（湿）数（热），这三方面的观察同样支持上述观点，这里既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体现了人体各部分的整体关系。湿热相合最易阻滞气机，气机不通则疼痛，因而产生了里急后重，于是中医认为；湿热相合为痢疾之本，里急后重为痢疾之标，在治疗上则以清热燥湿治其本，行气止痛治其标。

       由上述论证看出，中医对痢疾的认识，采用了和西医实验研究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方法，即逻辑推理的方法，其认识程序是由症到因（审证求因），其治疗的着眼点是通过调整机体的反应性达到减少或消除病原的目的。


一一西医的认识程序由因到症，中医的认识程序由症到因，这是裴先生的认识总结。实际上，在"因"与"症"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要素："证"(病理过程或状态)。因(病因)与证(病理过程或状态)之间是因果关系，病因是因，证(病理过程或状态)是果。证(病理过程或状态)与症是现象与本质之关系，证是本质，症状是现象，现象表现本质，本质通过现象而被表现反映出来。对于如何诊治病症，西医强调的是因(病因病原体)，中医强调的是证(病理过程或状态，或裴先生所言的"机体的反应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