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危城》是反映东北鼠疫的国产电视剧，在剧中，伍连德多次力挺中医，并且对中药“保肺汤”情有独钟，可以说是标准的中医粉。可惜，这只是艺术的想象，没有任何史料的支持。
也有人说，在东北鼠疫中中医人数远多于西医（那是事实），所以牺牲也远多于西医（也是事实）。伍连德对中医的表现是很尊重的，这恐怕也是他以后写《中国医史》的原因之一。也很可惜，这是中医粉的一厢情愿，也没有史料的支持。
从各种史料来看，事实是相反的，伍连德完全否定中医对鼠疫的贡献。
我们先看《中国医史》吧。
占全书四分之三的下册由伍连德执笔，其中有专门一章论述这次鼠疫，第十二章《满清皇朝的覆没及第一次满洲鼠疫流行和它的余波。在中国人领导下开始的公共卫生工作》。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北鼠疫不仅是伍连德的人生拐点，也是中国现代医学最重要的拐点。它所引起的“余波”，不仅是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科学会议“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更重要的是：开始建立以中国人自己主导的公共卫生和防疫的体系，成立了满洲防疫处；酝酿了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学杂志的诞生；催生了第一个解剖条例；新医学校井喷开启医学教育的新时代。
那么中医呢？伍连德只说了这一小段话：“1910-1911年侵袭满洲及华北的可怕的肺鼠疫流行，虽然它夺去了60000人的生命，使金钱上的损失达一亿元，但却肯定地在中国奠下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基础。从皇帝以下的权威们，他们过去都信仰中医，现在只能承认他们对严重的爆发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被迫把工作委托给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们。”这句话实在令人沮丧。
我们再看《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这次会议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是完全由清政府自主主办的。由于伍连德在抗疫战斗中的卓越表现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严重关注，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岂肯放过炫耀的机会，鼠疫还没有结束，就开始了会议筹办工作。清政府邀请的各国专家有：美国2人、奥匈帝国1人、法国1人、德国1人、英国3人、意大利3人、日本5人（包括大名鼎鼎的鼠疫杆菌发现者之一的北里柴三郎）、墨西哥1人、荷兰1人、俄国6人、中国9人。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有12人。此外尚有秘书人员7人。在中国的主场，21个参会的医生中居然一个中医也没有，全是西医。这说明这次大会压根就没有考虑中医的贡献，更没有考虑中医的感受。
东三省总督锡良在致欢迎词中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古老的中医，而数千年的经验也证明了其对许多疾病是有效的。但是，三四个月以前，中国人对鼠疫还茫然无知，这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并迫使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审视中医的价值。”这段话可以做伍连德在《中国医史》中评价中医的那一小段话的注脚，显然，政府主流对中医失去了自信。
这次会议开了26天，举行了24次讨论会，伍连德作为大会主席参加了全部讨论。讨论的是一线抗疫医生们提供的各种流行病学、临床数据、细菌学和病理学、疫苗等等原始证据的报告。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到一条中医证据。自然也没有提及《浴火危城》的令伍连德信服的“保肺汤”的卓越疗效，难道是怕洋人学去了我们的秘方？
伍连德是大会主席，他若真的尊重或者信服中医，何至于不让一个中医参会？何至于不提交一个用鲜血换来的中医抗鼠疫的证据？
500页的会议报告中也有数处提到中医，但不幸无一例外是反面教材。
比如第十二次会议中讨论了12个报告。其中全医生的报告中提及付家甸地区中医的高死亡率（44%），仅次于搬运工人（46%）。讨论时外国专家对这个数据的统计学意义表示了谨慎的怀疑。
王医生在关于奉天鼠疫的报告中提及商人办的由中医管理的“鼠疫医院”时说：“（某些商人）募集金钱，建立起自己的隔离医院，由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医管理鼠疫患者，而且根本不使用杀菌剂。两个星期之内，有160人死去，另外还有4个医生。当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关闭了这个地方。”“当局关闭了商人们的鼠疫医院的时候，抗击鼠疫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死亡率迅速降低。”
长春鼠疫防疫首要医务官钟宝逊的报告中更不客气：“开始，不但人民不相信这些措施，而且招致守旧中医们的反对。中医们相信，这种疾病能够治愈，不用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种无知导致9名中医的死亡。为防止这些中医给实施的抗击鼠疫措施进一步设置障碍，我们勉强同意他们建立一家鼠疫医院，完全由守旧的中医们管理。但是，这家医院只运行了7天，就被关闭了。因为已有2名中医，7名护士感染鼠疫死去。这些中医的死亡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到这种疾病的危险，终于接受了正确的防疫措施。”
在第14次会议中，方医生的报告是关于医务人员所采取的个人预防措施的，他说：“我们确信，在担架员、医院的护理者和当地中医中出现的高死亡率，是由于他们没有戴合适的面罩所致。”
伍连德做主席的在自己家门口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给中医一席之地，他也没有说中医一句好话。而在他的自传《鼠疫斗士》中，他同样没有说中医一句好话，有的是多次对中医的直接批评。
对在鼠疫会议上由全医生做报告的付家甸地区中医的高死亡率（44%）一事，伍连德的评价与外国专家的审慎结论不同，他认为是“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正确，诊察时，通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极少。在鼠疫大流行中，中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占54%）。”对中医的愚昧、顽固和贪婪的批评之意甚为明显。
伍连德还揭露鼠疫中中医干扰防疫、肆意敛财的负作用。“猖狂诋毁防疫处工作的，是那些地方庸医。他们屡屡欺骗公众，声称他们能治愈鼠疫。每当发烧并咳嗽的病人来求诊时，他们总是说预后良好并将脉礼装入腰包。如果疾病不是传染病，病人当会恢复，于是这个庸医便会名声大振；如果适值真正的鼠疫患者求诊，则病人和庸医通常都会双双死于非命。仅在付家甸一地，旧式执业中医中即有7人死亡。其中有一位自命为当地‘医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他惊恐万状的妻子为了使家人逃避隔离，竟将他的尸体弃之街衢。”“当时，任何人只要读点古医书，即可挂牌行医，因而不乏庸医。一个颇有影响的团体，曾设法说服了道尹，由政府出资4000元，设立了一所鼠疫病房，采用中医治疗法…应其所请，我们将10位已确诊的病人送去治疗，结果全部死亡。（接着）收到这些贵人的来信，央求我们不要再送病人，因为他们发现肺炎鼠疫是不治之症。5天内4000元即无影无踪了。”
1910-1911东北鼠疫之前16年的1894年，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和香港地区也发生过一次鼠疫大流行。那次是腺鼠疫，虽然病死率比东北的肺鼠疫低得多，也是历史上极为恐怖的瘟疫。《中国医史》也有一章《1894年由于鼠疫的传播引致广州和香港的大流行及一样做的进一步巩固》专门论及。
那次鼠疫从3月持续到7月结束，究竟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据有的作者估计，在150万人中，死亡有10万。伍连德认为，这次鼠疫的主要意义是“导致公共卫生的明显进步”。实际上，这次鼠疫的最大意义也许是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分别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有了这个发现，才有16年后伍连德尽情施展的机会。而对中医的表现，伍连德同样惜墨如金，只是引用了《博医会报》中嘉约翰的一句评论“中医治疗这个疾病的方法是完全失败了”。嘉约翰(1824-1901)是早期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1898年又创办了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他还建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本土培养的第一代西医大夫。他也是1886年成立的第一届教会医学联合会的主席。
嘉约翰的评论在同一章中伍连德又引用了一次：“（1894年的鼠疫）但嘉约翰提及，以中医方法治疗鼠疫的失败，引起人们的深刻印象，以至于在流行中间，就设立了一个通风良好，并且能保持清洁的临时鼠疫医院。”显然是指当时的中医诊所（或医院）环境脏且不通风。
综上所述，伍连德对无论是他亲历的东北肺鼠疫，还是他没有亲历的广东腺鼠疫中中医的表现，都是完全否定的。他没有尊重过中医，没有给过中医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更没有情有独钟过什么“保肺汤”。作为历史人物，他的中医观是否正确，大可以讨论或批评；他的中医观究竟是什么，却只有一个事实，无法歪曲。
|Archiver|手机版|导航中医药
( 官方QQ群:110873141 )
IP卡
狗仔卡
楼主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