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伤寒家那些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观

南京陈斌

民国伤寒家那些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

    汤一笑

       近日翻阅民国时期的一些新派医著，发现现在中医界很多耳熟能详的说法，其实很多源于近百年前的民国时期，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中医不改良终无自存之希望。恽铁樵：“中医改良是必须的，无二无疑的”；“改良中医三要素：发明古书精义；采取西国学术；征诸实地实验。”“改良之后，一层是诊断方面确有把握，二层是用药方面有标准（中国医学可贵之处在于验方，而其受人指摘所在，在无标准……），三层是循因执果，见角知牛，用推理方法，因甲知乙，因已知测未知，从多数中求得公例。”大略而言，现代中医的研究发展基本就是遵循恽氏所论目标行进。

     其二，六经为六种证候群。
     恽铁樵《伤寒论研究》（1924年）：“六经者，就人身所著病状，为之界说者也。是故病然后有六经，可言不病直无其物。”已经含有症候群的意思。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则直接说：“中医治疗流行性热性病，不问其病原为何，皆视其证候而归纳为若干种症候群。”又云：“传者传经，谓症候群之变换，亦即病之进行也。”近现代以来倡导中医“科学化”的伤寒家多持此说。


     其三，以抵抗力解说六经证候。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证候之成，约由三途，一为正气之抗病现象；二为毒害性物质直接造成。三为他证候之结果。”“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同年，祝味菊《伤寒新义》（1931年）中也是以“人身抵抗力”解说六经，祝氏在《伤寒质难》（1944年）中进一步发挥，“一切时感为病，大都正邪相争之局。疾病非是一种物体，乃物体与身体之共同产物也。”并将六经症候群在正邪相争状态下重新进行了定义和区分——五个阶段（程度）。此后以正邪相争角度来观察疾病进程的表现就逐渐成为中医界的一种"常识"。


     其四，治疗当顺正气抗病（自然疗能）之趋势，利导匡救。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已有此论（见上文）。祝味菊《伤寒质难》：“吾治伤寒，着眼正邪相搏之趋势，随时予以匡扶之方，此协助自然之法，固非特效疗法也。”“不外顺从自然，调整（抗力）太过与不及，以助长其抗力而愈病也。”“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值得注意的是，祝氏所谓的“匡扶”“协助”自然疗能，也包括调整人体自然抗力的太过，这是一种很科学的超前的治疗观念。

南京陈斌

其五，中医科学化应从研究方证与药证入手。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大论精粹，在于证候方药。”“中医以其病名不统一之故，腐鼠为璞，常令闻者眩惑，余谓整理中医学，当从事于古方主疗之证候，而弃置其病名理论，诚不得已也。”祝味菊《伤寒质难》：“夫仲景《伤寒论》者，证候疗法也，叶吴温热病者，亦证候疗法也。”“中医之治疗，本乎对症发药。”


     其六，认为《内经》不实用。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鄙人平日主张，以为研究中医者不妨研究《内经》，然研究与实用是两途。欲求中医内科之实用，须从《伤寒》《金匮》入手，《内经》非其伦也。故医校教课，用《内经》为初年级基本课者，鄙人首创反对，初时人皆诧为离经叛道，今则信，从者渐多矣。”陆氏这点大概是接受日本汉方医学的观点。实际上清朝太医院教本《医宗金鉴》入手即是从《伤寒》《金匮》开始的，《内经》就不是重点内容，实用主义色彩浓厚。这其实不是偶然，而是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


     其七，西医“治病”，中医“治人”说。祝味菊《伤寒新义》（1931年）论国医言广义伤寒重诱因，西医言狭义伤寒重病菌，治法迥异；《伤寒质难》（1944年）中论西医病源疗法和中医本体疗法之别，实际已经说明西医重“治病”，中医重“治人”。


     其八，体质说。祝味菊《伤寒质难》：“体质之论，为中医精神之所寄。”“疾病之发生，不能离人体而独立，症状之显露，乃体工反应之表现。”“病原有定性有定质，而反应因人而异，鲜有雷同者也。”“吾人固须了解何种疾病，更须了解何种病人。”“有病人特效药，更能兼顾体质，则特效药之效力更确，无特效药，而能时时匡扶体力，亦可令正胜邪却，收化逆为顺之功。”“治病有对症发药者，证候疗法也；有因人用药者，本体疗法也。”

     体质之说，古已有之。近代日本汉方将其发扬光大，汤本求真《皇汉医学》也强调疾病反应因人体质而异。

南京陈斌

其九，病变不出八纲。病变八纲说是伤寒学术的核心理念，宋代就有八纲之论，历代也多有论述，但并未使用“八纲”一词，"八纲"一词是祝味菊首用。祝氏《伤寒质难》论六经有五段八纲说，其五段说后来没什么回响，但所倡八纲说却被发扬光大，影响深远。“言杂病，以八纲为指南；言伤寒，以六经为纲领。”“病因多端，而病变不出八纲，信哉言乎！”

  其十，杨则民《对于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1933年）：“中医重辩证，西医重辨病。”其《内经之哲学的检讨》又云“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药理实验，而在整个之思想系统上矣。盖中医诊病为综合的统一观察，故重证候(全身)，而轻言病所(亦称病灶)，即言之亦疏涸而不详；外医为分析的、局部的观察，故重病所(局部)而轻言证候，即言之，亦仅为诊断疾病之用。中医为生物学的方法，视身体为整个的而不容分割，故局部病亦视为全身病之局部透现；外医为理化学的方法，故虽全身病亦欲求其单一之病原与病灶。”如今一般认为中医两大特色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而民国初年杨氏都提炼出来了，真牛人也。

       十一，恽铁樵《群经见智录》（1922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救了脏腑辩证一条命。

       十二，科学为公器，中医西医皆可利用。医药的根本目的非为保存国粹。陆渊雷《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1931年）先决问题之第三条：“第三条医药。所以救天札，已疾苦，不可与保存国粹杜塞漏卮诸主义，相提并论，故整理国医药学术，引用科学原理时，不任受破环国粹之名；即或采用国外药品时，亦不任受利权外溢之名。”“科学之根本，为自然界之对象。此乃天地间所公有，非一社会一国家之私物。尤非西医所独有。西医可利用科学，国医独不可利用科学乎?”“医药之目的为救天札，已疾苦，非为保存国粹也。”

中西医融合观

        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融合，是中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是连续的、传承发展，以前的正确观点传承下来，并且反复验证、完善、补充。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