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赵洪钧

中西医融合观

下面引用由代肖言在 2009/02/11 11:36am 发表的内容：
只有懒汉才只要求回答是不是、能不能，而不去读文章。
但是，我还是照顾你这个懒汉。
回答是：是、能。
为什么，只好再去读拙文。

    运用西方科学与西医研究中医，无异于关公战秦琼。事实证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是结而不合，根本谈不上“融合”。否则，你就能够解答热实结胸证用西医怎么治疗的问题了。我断定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你的中西医结合根本就是结而不合！
     先生能够回答吗？
     《中西医融合观》可以回答：热实结胸证用西医应该怎么治疗的问题。而且能够回答《伤寒论》与温病学中所有证的西医治疗问题。你有勇气接受这个现实吗？

代肖言

懒得对牛弹琴！

代肖言

中西医结合谈高血压脉诊心得
　
赵洪钧
按：这是附在《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第七讲后的文章。
高血压有简便经济的西医诊断手段，即血压计。但是，测量血压总是不如诊脉更简便经济。况且，脉诊是中医四诊之一，多数中西医结合大夫看病时，诊脉也必不可少，而门诊病人不一定个个测血压。所以，如果脉诊有助于诊断或排除高血压，就会大大减少高血压漏诊的可能性，也是对脉诊的发扬和提高。
出于上述考虑，多年来，笔者在临床实践中潜心探求脉诊对高血压的诊断意义，而且略有心得。下面简单谈一下个人的经验和见解。
1.典型的高血压脉象
单从西医理论知识出发，多数人会推断高血压患者的脉象，应该是洪大有力的，至少应该有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能说部分患者呈现有力的脉象而且多数不洪大。
据笔者的经验，典型高血压脉象表现为两个极端。
第一种极端表现是：脉象“洪大弦急”或“洪大弦硬”。
先说一下上述两种脉象用词上有无不妥，主要是“急”和“硬”两个字的用法和含义。这两个字都不是很标准。但是古今名医都有人这样用。“急”是“紧”的意思，“紧”是当代28脉之一，故“急”改为“紧”可能更好。“硬”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常人说的不柔软，弹性又不好。另一种是很有力的意思。“紧”强调弦，“硬”也有“弦”的意思，但更强调不柔软。实际诊脉中，很难区分“紧”和“硬”。
其次需说明的是，这种极端脉象是复合脉，虽然很典型——指下易了，却不能用一种单纯脉象来描述或代替——纸上难明。笔者认为，这种脉象最好如上表述，因为它符合传统脉诊术语规范，也符合中医措词习惯，而且比较容易掌握。
再说一下上述脉象的辨证意义。
洪大之脉，必然轻取应指，故属于浮脉，洪大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形容。在传统脉诊中，脉大可虚可实，虚者为多。洪大之脉则属实无疑。今教材谓洪脉主气分热盛。大约从伤寒白虎汤证来。其实，并非只有外感可见洪脉。弦脉主肝胆病、痰饮等。故见上述脉象即可断为肝胆气实。又，内伤见此种脉象，必非寒证，极可能有郁火。所谓气郁或气实化火也。实际上，见此脉的患者，大多面红、神躁，舌红苔黄，自觉内热，大便干燥等。故此类患者除肝胆气实外，多有郁火上蒸。于是中医治则即可确定。
第二种极端表现是：脉象“沉细弦硬”或“沉细弦紧”，大体上相当于伏脉或牢脉。笔者认为，还是用上述四个字或四种脉象限定比较好。这样至少便于掌握。
这里不必再讨论用词。此种极端脉象就是：轻取不见，重取有力，弦细而长。更有甚者，脉可附骨，需要用力重取，而且越重取越有力。故诊脉时必须重取，否则就会漏掉高血压，而根据脉沉细断为严重气血虚弱或里寒证等。
此种脉象的辨证意义，暂时从略。
有无中间状态的比较典型高血压脉象呢？自然有的。即弦硬或弦紧有力之脉，也有的不见弦象，更不见弦硬，而见滑而有力。
此种脉象的辨证意义不难理解，拙见从略。
　　至此，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凡见上述脉象，特别是前两种脉象，即可断为高血压。见第一种脉象者，血压多很高，脉压差多较大。见第二种脉象者，血压也大多很高而且舒张压相当高。换言之，浮取弦而有力，多收缩压特高，沉取弦而有力，多舒张压特高。如果经验较多，由脉搏的力度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血压数值。当然，高血压表现为脉象沉细的患者例外。此类患者大多病程比较长，状况也比较差。见中间状态脉象者，反而大多血压不很高。何以如此，笔者暂时还没有自觉满意的解释。
不过，由于测血压很容易，到底血压多么高，还是以血压计为准。
于是，见上述脉象一定要测血压，因为脉象给了我们明确的提示。
2．典型高血压脉象的现代认识
为什么高血压出现上述脉象呢？
比较容易解释的是脉象异常有力。显然这是由于寸口处挠动脉内血液对动脉壁压力高于常态。
关于两种极端脉象的弦紧和弦硬原因，一方面和有力一样，是血液对血管壁压力更大之故，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挠动脉有异常痉挛，最后是因为挠动脉硬化。
至于同是高血压，有的脉象洪大，有的脉象沉细，可初步解释如下。
脉象洪大者，必然主动脉口径大于常人，而且直到寸口挠动脉，其口径还是大于常人，至少比脉象沉细者明显大。患者必然是阳性体质，病前一向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的心脏应该较大，收缩力很强，虽然血压高，长时期内血液循环仍然比较好。这种人如果发生脑意外，应该多见脑溢血。脉象沉细者，则与上述体质者相反。
3．六脉皆无的高血压
笔者的经验中，高血压而六脉皆无者只有3次，但其理论意义不可忽视。简单说来，这也是体质使然。此种患者的体质，应该是脉象沉细患者体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仅摸不到他的挠动脉搏动（即寸口脉搏），其它较小的表浅动脉也往往摸不到搏动。
顺便提及，锁骨下动脉狭窄患者必然六脉皆无，但此种患者必然同时见上肢没有血压，故与笔者所说的高血压而六脉皆无根本不同。
4．六脉平和的高血压
脉象完全正常而血压高者，也不是很少见。如果能设法测出循环系统、特别是体内各处动脉的压力，此种患者动脉压变化，自然远离常态。但是，挠动脉的压力，很可能接近正常。这大概是为什么指动脉压（早已有这种自动测量仪器上市）有时不能代表肱动脉压。其中的原因应该是，血压在大动脉中递减的程度也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5．枪击脉（或称冲击脉）和高血压
这种脉象原是西医术语，传统中医脉象用语中，似乎没有和它完全或基本对应的。如何形容，从略。此种脉象大多也提示高血压，但主要是脉压差很大，且收缩压高而舒张压可以在正常范围，甚至偏低。常见于动脉硬化的高年人。多数患者很瘦。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结论。
一是切脉与测血压所得信息的性质和意义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很不相同之处，二者不可互相代替，但可以互相补充。二者之间的异同，提示我们进一步认识血压和脉象，即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二是重视脉诊对高血压的诊断价值。
简单说来，切脉可以断定患者有高血压，但不能排除高血压。
最后，由于目前高血压十分常见而且危害极大，一定要在重视脉诊诊断高血压的同时重视测血压。
要珍视血压计这个很简便经济的工具。希望一切临床大夫在重视脉诊的同时重视血压计。测血压也几乎是举手之劳的事，万勿轻视。脉诊经验不足者，更要重视它。除了血压计之外，一切高新尖、费力气、花钱多的检查化验手段都不能诊断或排除高血压，只有完全不花钱又最传统的脉诊足以诊断某些高血压，尽管它不能排除高血压而且不能给出血压的具体数值。
　　

xyx0535

[这个贴子最后由xyx0535在 2009/02/12 01:45pm 第 1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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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肖言先生说；我同意毛主席和恽先生的看法，认为无论继承还是发扬中医，都要提倡中西医结合。
但是，近来中医界未能正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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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搞中西医结合，必须给中医、西医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客观的认识中医和西医。否则是无法结合的。几 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xyx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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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医界应该迅速摆脱一个明显的悖论：承认发扬中医必须借助现代科学，却要回避中西医结合；中医教育是中西医兼授的，却认为西医课不利于学中医，于是教学过程中互不相谋；中医医院无不中西医兼用，却不提倡随时有机地取长补短；中医科研引进了几乎全部西医科研理论和手段，也不主张自觉地融会贯通。换言之，只有承认现行中医教育实质上就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目前的中医医院就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现有中医科研机构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科研机构，才能不自相矛盾，讨论一切问题才能名正言顺。
长期不能正视这一点，就是长期自我限制。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才和服务对象，就要去找西医和那些中西医结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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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中医和西医）是一个以医学为中心而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群众认识和选择，国家的法规和管理等。但是必医学为核心。医学自身混乱了， 必然导致社会方方面面的论套。

醉翁

解老先生说得好

中西医融合观

没有能力与勇气回答问题，就说对牛弹琴？
我来教你，如何对牛弹琴！

大结胸-急性腹膜炎证态
【中医别名】热实结胸证，大陷胸汤证，结胸证。
【临床表现】热实结胸证的临床表现可以归纳如下：
（1）疼痛：心下痛；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
（2）腹诊有拒按、按之石硬的体征。
（3）发热：日晡所小有潮热，即下午3～4时发热。
（4）不大便五六日。
（5）舌上燥而渴，即口渴舌燥。
（6）短气（呼吸急促）、躁烦、心中懊憹、恶心呕吐、躁扰不宁等。
（7）舌质老黄，苔黄厚腻，脉沉紧有力或浮滑。
【证态概念】
源于《伤寒论》
128  问曰：病有结胸、有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
129  何谓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藏结。舌上白苔滑者，难治。
130  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一云，寒而不热）其人反静，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
解说：以上三条是结胸证与脏结的鉴别。按之痛与不痛是首要鉴别点。按照西医的观点，对一个包块或者在病变部位进行按诊，有压痛的首先考虑炎症，无压痛的首先考虑肿瘤，参考其它临床表现，如有发热，烦躁不安，剧烈疼痛，不大便，饮食减少等表现，这是炎症；如果病人不发热，表面上没有什么病症表现，饮食如故，但是病人的脉象和舌苔表现出机体处于全身虚弱和寒凝聚结的状态，不仅考虑是肿瘤而且考虑可能是恶性肿瘤。所以藏结与恶性肿瘤是一个证态。
131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一作汗出）因作痞也。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大黄半斤、葶苈子熬半升、芒硝半升、杏仁去皮尖，熬黑，半升
右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密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位效。禁如药法。
134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一云头痛即眩）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憹，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处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
大陷胸汤方
大黄去皮六两、芒硝一升、甘遂一钱匕、由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135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137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脯所小有潮热，（一云日脯所发心胸大烦）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解说：综合131条～137条为大结胸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方法。
（1）热实结胸证的病位：陈亮斯：“结胸者，结于胸中，而连于心下也。……胸胃俱病，乃成结胸”。从而明确了对结胸的部位是以胃脘为主，而不是专指胸膈。“客气动膈”就是说感染波及到膈以及膈的临近器官，即胸腔的下部器官和腹腔的上部器官，包括膈下的肝、胆、胰、胃及十二指肠、大、小网膜等，膈上的肺、胸腔、心包腔，纵隔等的下部，以及膈肌、膈腹膜、膈胸膜。现代医学认为，腹膜壁层神经来源于肋间神经及腰神经，属于体神经系统，故触痛敏感性强，疼痛定位准确，受到炎症刺激后引起腹壁肌肉紧张，而且腹部压痛和腹肌紧张的范围与急性腹膜炎的范围是一致的，比病人指出的腹痛部位和范围更能代表急性腹膜炎的部位和范围。热实结胸证具有上、下腹部固定的压痛点，疼痛的程度比较剧烈，定位明确等特点，所以其病位在胸腹腔。
（2）热实结胸证的病变性质：根据以上临床表现的描述，可以看出热实结胸证的腹痛是病人可以定位的腹痛，病人能够定位的腹痛，病变来自腹壁腹膜，有这种腹痛时，大致有急性腹膜炎，如果同时还有前腹壁压痛和腹肌紧张，则急性腹膜炎的诊断应能成立。心下痛；按之痛；心下因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心下痛，按之石硬者等描述充分说明热实结胸证与急性腹膜炎是一个证态。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日脯所小有潮热”，“无大热”等描述说明有发热，这也是急性腹膜炎的基本症状，发热的时间、程度、热型随病因、病情而异。由于腹膜受到刺激胃肠功能紊乱出现恶心呕吐、烦躁不安，胸腹不适、心中懊憹等表现。由于炎症刺激肠腹膜，引起肠麻痹，肠梗阻，所以出现数日不大便。由于大量炎性渗出物聚积于腹腔，引起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出现口渴，口舌干燥。由于发热及胸腹腔积液压迫肺，所以出现呼吸急促、气短等表现。这些都是急性腹膜炎的典型临床表现。
（3）“客气动膈”、“胸胃俱病”与膈上、下感染状态的关系。中医对膈的认识与西医对膈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中医认为膈下是“胃”，西医则知膈下有肝、胆、胰、脾、胃及十二指肠等。急性腹膜炎分原发性及继发性，继发性多见，其主要原因是阑尾炎穿孔，胃及十二指肠穿孔、急性胰腺炎、胆道透壁性感染及穿孔、肝脓肿破裂、肠伤寒穿孔等，一者这些器官大多紧连膈下，二者膈腹膜下层有丰富的淋巴网，易于把感染引导至膈下间隙，引起膈下间隙感染。膈下间隙感染约2/3的病例经治疗后炎症可吸收，1/3的病人则发展为局限性脓肿。膈下感染可引起膈上肺及胸膜反应，此时可出现咳嗽、气促、胸痛等症状。据有关资料分析，胸部症状突出者占45%，腹部症状明显者约40%，X光透视及拍片可有胸腔积液、胸膜反应及肺下部浸润等。当膈下脓肿穿破膈肌时，首先引起胸腔浆液渗出性炎症，继而形成脓胸。有时由于脓肿的穿破扩散，膈上、膈下，肝内，肝外可以同时有脓肿存在。膈下脓肿和脓胸、肝脓肿的鉴别有时较为困难。所以膈下、上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没有抗菌素及腹部外科手术，以上病理状态比现代更多、更严重，所以古代医学家提出“客气动膈”“胸胃俱病，乃成结胸”实际上是把膈上、膈下的感染状态作为一个病理单元，称之为热实结胸证。
（4）热实结胸证的病因，“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人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下之太早故也”。这是因为阑尾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胆胰系统感染在透壁之前及穿孔之前，都会有局部腹膜炎症反应及腹痛加重或发热等属于阳证的临床表现，现代医学原则在腹痛原因确定之前禁用导泻，以免促发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这与热实结胸证的成因：“病发于阳……下之太早”相一致。
【鉴别诊断】
（1）急性腹膜炎与内科急腹痛的鉴别和热实结胸证与痞证、小陷胸汤证相鉴别的融合。西医认为，急性腹膜炎首先要与内科急腹痛如心包炎、胸膜炎、肺炎等胸腔内感染病，急性胃肠炎、痢疾等急性消化道感染相鉴别，鉴别的要点是内科急腹痛没有腹膜刺激征、按之柔软，没有肌紧张感，压痛无或不剧烈，这与《伤寒论》中按之濡者为痞，按之石硬为结胸相一致。某些伤寒学家把小结胸证归于痞证有一定道理，有人则认为小结胸证是胸腔器官的感染。痞证则与现代的胃肠道内急性感染如急性胃肠炎、痢疾等相一致。
（2）急性腹膜炎与肠梗阻相鉴别和热实结胸证与大承气汤证相鉴别的融合。肠梗阻属阳明腑实证，用大承气汤治疗，这已是医学常识，伤寒学家早就指出“大承气专主肠中燥屎，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说明大承气汤证的病变部位在肠内，热实结胸证的部位在心下，有在胃肠之外的含义，这种认识与西医对腹膜炎的认识（感染位于胃肠之外的腹膜腔内）和肠梗阻的认识（肠梗阻后感染位于肠道内）是一致的。
（3）热实结胸证与大柴胡汤证的鉴别和急性腹膜炎与胆、胰急性感染相鉴别的融合。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当感染透出包膜或穿孔时都会引起局限性或弥漫性腹膜炎，这时符合热实结胸证，而当感染未透壁时，必须与急性腹膜炎相鉴别，鉴别的要点是：胆、胰急性感染疼痛的位置以胸胁为主可向背部、肩部放射，有剧烈的频繁的呕吐或腹泻，压痛部位与胆胰位置相近，腹膜刺激征无或很局限（心中痞硬、呕吐下利），而急性腹膜炎则腹肌紧张明显，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等。从临床表现胆、胰急性感染与大柴胡汤证一致，现代用大柴胡汤治疗急性胰炎，急性胆囊炎已属常规治疗。同时，也解释了热实结胸证与黄疸之间的关系，如134条所述：“若不结胸……小便不利，身必发黄。”这是因为10%的急性胰腺炎，10%的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1/3的急性结石性胆囊炎出现黄疸，这些黄疸都伴有腹痛、发热等，与热实结胸证相似，所以当排除了结胸证之后（即没有发生急性腹膜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黄疸，这些黄疸与大柴胡汤证（急性胆、胰感染）有一定的关系。
（4）急性腹膜炎与急性盆腔炎的鉴别和热实结胸证与热入血室相鉴别的融合。“热入血室，如结胸状”，热入血室应当与结胸证鉴别，鉴别要点是：热入血室必与经水适来适断有关，而结胸证与经水无关；热入血室的腹痛是在下腹部或两侧下腹部、胸胁部、疼痛不甚剧烈，没有结胸证“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的表现，按照西医的诊断标准，热入血室是妇女经期感染急性盆腔炎的表现，热实结胸证与热入血室的鉴别要点与急性腹膜炎与急性盆腔炎的鉴别是一致的。
（5）热实结胸证与太阳蓄血证之间的关系。106条、124条、125条为太阳蓄血证，其主要表现是发热恶寒，少腹硬满急结、下血愈等。《伤寒论》中所说的“少腹急结”、“少腹里急”实则指小腹部拘急疼痛。脐下正中部疼痛谓之小腹痛。以上临床表现符合盆腔感染中盆腔脓肿的表现。盆腔脓肿常系盆腔化脓性感染的结果，常见的原因如阑尾炎穿孔，弥漫性腹膜炎的并发症，妇女急性盆腔炎感染蔓延至盆腔腹膜等。当脓肿形成时其主要表现是下腹痛或坠胀感，常有典型的膀胱刺激症状或直肠刺激症状，这与少腹硬、满、急结一致。当脓肿穿破直肠、阴道、膀胱时，由于得到引流，排出脓血而愈，此乃“下血愈”的一种解释。当脓肿破向腹腔时又会引起急性腹膜炎。可见热实结胸证（急性腹膜炎）与太阳蓄血证（盆腔脓肿）有着互相演变的关系，同时需要鉴别。由此也可看出盆腔感染、盆腔脓肿与急性盆腔炎（热入血室）关系密切，即太阳蓄血证与热入血室证关系密切，所以伤寒学家邢锡波认为：蓄血证，应与热入血室联系起来方为全面，是有道理的。可见热实结胸证、热入血室证、太阳蓄血证之间的演变关系，鉴别要点与急性腹膜炎、急性盆腔炎、盆腔脓肿之间的演变关系，鉴别要点是一致的，是可融合的。
（6）悬饮证与大结胸证、痞证都与水电解质紊乱有关，痞证下利为炎症渗出物在肠道内形成并排出体外；大结胸证为化脓性渗出物聚集在腹腔并有胸腔反应性渗出；悬饮证则为炎症渗出液（非脓性）或漏出液聚积于第三体腔，当以大结胸证为参考系时，悬饮证的热象明则不显。五苓散证也与第三体腔积液有关，它更偏重于漏出液。还要根据病人的全身情况、病情的缓急、积液量的多少等情况选用五苓散或者十枣汤。

代肖言

下面引用由中西医融合观在 2009/02/13 08:40am 发表的内容：
没有能力与勇气回答问题，就说对牛弹琴？
我来教你，如何对牛弹琴！
大结胸-急性腹膜炎证态
【中医别名】热实结胸证，大陷胸汤证，结胸证。
...

20多年前赵先生在《伤寒论新解》中早就谈过。如果你说的是自己的话，还不算一窍不通。
然而，你亲自中西医结合地处理过过多少例急性腹膜炎呢？
赵先生在《医学中西结合录》中介绍了几例，可以参看。

日出江花

伤寒论根本就没有什么——热实结胸证，大陷胸汤证，结胸证。

盗用伤寒论之名，到处乱加证字，可笑之极！

代肖言

第十七讲 本草学和生药学
——本草、博物、中药和西药学
提到本草学，首先会想到李时珍。在当代中国，凡完成初等教育者，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李时珍。如果让他们举一位中国古代科学家，大概也会首先想到李时珍。
笔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李时珍现象。
一　李时珍现象的意义
    古代知识分子，一讲历史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讲文化，就毫无疑问地先说孔孟之道。有些读书人不知道李时珍，也不足为奇。
李时珍的历史地位大提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之后出现的现象。而且，最先提醒中国人抬举李时珍的是外国人。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推崇李时珍，主要不是把他看作本草学或生药学家，而是把他看作达尔文那样的博物学家或自然科学家。
受到西方人推崇之前，李时珍不算被埋没。为《本草纲目》作序的王世祯是当时的文坛泰斗。他说李时珍为“北斗南一人”。然而，李氏这位天下第一奇才，生前一点也不显赫。勿宁说，他很不得志。２７岁时，他被选举到太医院，正值治学的黄金年龄，可惜他在那里无法展其抱负，只呆了一年就离开了。好在他不算穷，才组织家人和亲友于1578年完成了那本巨著，还有幸生前看到出版。
《本草纲目》首次问世，是胡应龙资助的。印行大部头的学术著作，非有人资助不可。可叹的是，明代朝廷没有资助他。据笔者所知，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和《类经》等都是私人资助印行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得到的官方资助实在太少了。这大概是为什么，所有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医学家，没有一个生前就显贵或富有的。
古时，即便在医学界，特别推崇李时珍的人也不多。普通医生，很多人一辈子不一定读过《本草纲目》。明清两代著名医家，如张景岳、徐大椿、叶天士等，都基本上不谈《本草纲目》。近代医学家，大多也不很看好李时珍。他们更重视临床，而且崇古的人很多。像唐宗海那样著名的汇通医家，就认为《神农本草经》比《本草纲目》高明。
所以，尽管《本草纲目》曾在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特别是在日本受到重视，但仍然没有超出中国文化圈之外。人们主要还是从药物学角度看李时珍的贡献。
进入近代，世界大变。李时珍逐渐为西方所知。
早期西方人的地理探险，直接目的是为了寻找财富。非洲南部和印度，最先使西方人开阔了眼界。印度的财富刺激了探险的欲望。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捷径，哥伦布先发现了美洲。但是，印度的财富和美洲的文明，都不能使西方人满足。他们最后来到中国。在这里，西方人重新发现了马可波罗讲述过的文明。不过，在中国，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西方人不可能像在美洲那样、也不可能像在印度那样抢掠财富并奴役中国人，而是主要通过贸易进行交流。
不久，跟着商人又来了传教士兼学者的神父。早期的传教士，主观上不是想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派传教士来的罗马教廷，那时正在仇视新兴的科学精神。伽利略就是那时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而被软禁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重视理性、文明程度相当高的民族面前，他们不得不以占有优势的科学知识（主要是天文和数学）为传教服务。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初，是以这样曲折的形式进行的。
不过，直到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明虽然了解得很不全面，却把她当作典范而深表向往。西方人需要时间消化中国文明。在自然科学方面，西方人最难消化的就是中国医学。其中，使他们最感兴趣的又是本草学。
所以，《本草纲目》传入西方可能早在十七世纪。但是，直到1735年，J•B杜哈德（du Halde）在所著《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才有了节录《本草纲目》。需要说明，《中华帝国全志》就是早期来华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著作，也是那时西方关于中国的内容最丰富，最权威的著作。
后来，节录《本草纲目》被译为英文和德文。十九世纪初，法国有专家研究中国本草学。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日渐受到欧洲科学界的重视。
此时的西方科学，正在酝酿着进化论革命，故进化论的确立和《本草纲目》有什么联系，是学术界很重视的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没有到过中国，只能从文献中了解中国人关于动植物的知识。众所周知，中国人培养金鱼、菊花等是最典型的人工选择事例。提到这类知识时，达尔文必然要参考中国文献。
不过，笔者仔细读过《物种起源》，没有发现此书引用《本草纲目》，只能借助第二手资料说明他在其它著作中参考过李时珍的见解。
最近一本通俗读物《达尔文传》，在提及达尔文于１８６０－１８６８年写《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时，如下说：
“在写到第十章，关于桃树起源时，达尔文感到从前人们认为桃树起源于波斯的证据不足，应该补充有关中国桃树的资料。正当他拿出珍藏的各国桃核进行比较、惊异于中国桃核变异之大时，英国博物馆的翻译家倍契先生来了，这让达尔文喜出望外，他正要就中国的桃树变种询问倍契先生呢，因为这种重瓣桃花为他的延续变异理论提供了证据。达尔文热烈地和倍契讨论起中国桃树的问题了。”
“这部书记载了达尔文对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全部观察和研究心得，其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单单引用中国古籍的资料就有几十条之多。”（孙观清、刘丽群编　达尔文传　长春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版　１９３、１９７页）
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受到西方特别重视，与两个人关系密切。一位是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Needham），另一位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合作者的英籍华裔鲁桂珍。前者称李时珍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后者则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版８２７页）这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以李约瑟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剑桥大学形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李时珍在国人心目中的历史地位尤其高。
李约瑟这样评价李时珍：“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本草纲目》。此著成书于１５７８年，面世于１５９６年。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同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大约有１０００种植物和１０００种动物被详细地描述在６２个部中，当然总要谈到它们在药用上的已知价值和预料价值。这种价值的确定，比现代轻率的批评家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多。”（钱超尘、温长路主编《李时珍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６７页）
五四运动前后，对科学（和民主）的宣传，主要为了提倡引进西方科学，对传统科学持否定态度。所以，可以说，中国人重视科学同时重视自己的科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重新认识李时珍开始的。
对医家来说，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意义是直接的，即怎样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其中的本草学。
关于李时珍现象的意义，讲到这里。下文讨论具体中西医药知识时，还会提及。
二　中医药学的超医学意义
医学不像数理化那样的纯理论科学，它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因而不可忽视其超医学意义。所谓超医学意义，指其一般文化史含义。距今二十年前，笔者曾有如下见解。
    “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许再没有别的自然科学能像中医这样，把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医在那时即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中医药业已构成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二千年来，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你无论走到哪里，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着共同的理论。一个穷乡僻壤的小药店里，储备着产自全国各省份，甚至来自海外的药物，通都大邑就更不用说了。是什么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农、药商联系在一起呢？无疑这是中国医学的力量。”（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１９８９，安徽科技出版社，第１版　２８页）
    稍后，有一位科技史家这样看中医：
“中医学理论与技术，则是中国最复杂多样的植被类型与封建医疗制度（太医与民医并存）相结合的产物。”（朱亚宗  王新荣 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 国防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１版　10页）
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笔者以为，中国传统医学只能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形成。中医的形成和存在，必须依托以下七方面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条件。结合中药学讨论这个问题，最便于理解。
    1．从寒带到热带、从海洋到高山，辽阔的地域和多样的气候条件。这种在世界上最复杂多样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存在环境，是认识大量生药的自然地理先决条件。
2．持续稳定发展的农业经济，是世代相传观察植物和某些动物，积累药物经验知识，进一步再人工培育生药的经济活动条件。
3．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其中的矿业是认识矿物药和生药加工的必要条件。
4．以大一统为主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使主要文化地区多次长时期安定，是医药知识得以不断积累、交流和统一的政治条件。它也使生药生产和药品商业活动，得以成熟和稳定。其中包括与周边民族和海外的医药交流。
    5．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特别是汉民族文化中心，始终保持在北温带，是形成阴阳思想的地理或气候背景。
6、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思想统一，保证了医药知识的连续增长、进步和统一。
7．儒家思想的实用理性和早期道家对自然现象的兴趣，是中医体系奠基时期的思想背景。
读者或许不同意以上条件具有同等重要性。笔者认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缺一不可。不可想象，一个草原或沙漠游牧民族，或一个较小的岛国民族，能够认识如此多样的、以植物药为主的生药。古代欧洲、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次大陆，大体上都具备类似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但不具备类似中国的人文环境。简言之，明代之前，李时珍不可能出现在其它国家。
直到今天，中医要走出国门，必须伴随着作为商品的中药输出。否则，只有针灸、按摩等能够在国外普及。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的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文化方面也相当统一，不是不可能生产出绝大多数中药，但那里没有中药生产经营传统，而且连他们原有的一些传统生药也被遗忘或改头换面了。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西药以人工合成为主。
目前，中国的生药研究，也基本上汇入世界生药研究潮流。中药加工和制剂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但中药的生产经营，还保存着主要传统内容和形式。这种内容和形式，还能保持多久，在多大范围内保持，现在还难以断言。近年来的趋势是在不断扩大。
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近代，中医临床疗效远非当时西医可比。那时中医未能走出国门，传入西方。反之，在中国文化圈内，早已接受中医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却几乎放弃了中医。
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欧美却开始接受中医药。
这一文化现象，很有意思。笔者曾在日本和英国作过短时期交流或长时期中医药实际工作。有关浅见，不可能在这里详谈。还是回头谈与本草学关系密切的博物学。
三　本草学和博物学
也许有必要先说一下博物学的来历和演变。
近代之前，我国没有博物学这个术语。博物指万物或通晓万物的意思。比如，晋代人张华就著有《博物志》一书。王世祯为《本草纲目》写序，开头就提到“博物有华”，也是强调李时珍知识广博。
中国人把自然科学统称为博物学，大约始于《合信氏医书五种》之一《博物新编》。这本书是最早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物理、天文和生物学的中文著作。只是，其内容在那时也是比较通俗的。这种综合性知识后来也称作“自然”，还是初等教育的一门课。
近代早期，西方人也常常把自然科学称作博物学或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物理学名著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有关学者，常被称为自然学者或博物学者。总之，博物学是自然科学没有完成分科之前的统称。由于物理、化学独立较早，后来的博物学主要指现在说的矿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
于是，本草学就是中国古代的博物学。
上文提及，十六世纪之前，能做出和李时珍贡献相当的科学家不可能出现在中国之外。《本草纲目》的意义已经超出医学，它确实称得起明代之前中国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
在这个意义上说，本草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学。换言之，中国的博物学从药物学发端并表现为本草学。
其实，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好几个世纪中，西方对动物和植物的研究也主要出于医学目的。而且，直到十九世纪末，西医也是使用生药及其制剂为主。
许多人否认科学的功利目的，这是站不住脚的。医药学的需要，直接促进生物学发展，近代西医方面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微生物学主要围绕着致病微生物发展。
现存中国古代第一本中药书，叫《神农本草经》。神农这个托名，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古代药物学背景。中药学能粗具规模和体系，就是农业及其直接相关的动植物知识积累的结果。本草二字是何义呢？本者，追本溯源，即研究之义。草者，植物之义。把本草二字理解为植物也不勉强。中药以植物为主，作为书名，本草略去动物和矿物，不难理解。若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会看到“本草”二字就想到中医和中药。实际上，《本草纲目》中大约有一半内容不是直接为中医服务。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本草学就是中国古代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或简称博物学。近代之前，中国的博物学，就是本草学。这种表现形式的原因，显而易见。那时，为中医寻找药物，是博物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反过来，使用生药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又是博物学据以进行理论总结的资料来源。
据正史记载，东汉的楼护已能记颂本草数万言。
中国古代官方重视本草学，以唐宋两代、特别是宋代最值得称道。按说，本草这种研究工作，以收集整理为主，最适于政府出面组织。政府不但有责任，而且便于调动人力物力。可惜，明清两代抛弃了唐宋的传统，没有组织编写本草。李时珍在政府供职的主要目的，大约是想借助官方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显然他很失望。
清代的本草研究也是私人进行的，就是比较有名的《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之后，最成功的博物学著作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此书完全撇开了为中医服务的表现形式，而且只考察植物。它出自吴其濬（１７８９—１８４７）这样一位高官之手。在高级封建官僚当中，吴氏是极其罕见的人物。也许只有宋代的沈括和明代的徐光启可与他相比。除了《植物名实图考》之外，他还著有《滇南矿厂图略》（其中包括《云南矿厂工器图考》）等，说明他很重视科学技术。古人中，只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可与他相比，但宋氏不是官僚。正如宋氏所说，《天工开物》所讲的学问，与功名利禄毫无关系。没有想到，明清两代，连本草学也落到这步境地。
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本草学一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内部发展，就很难迅速发生质变，成为近现代在西方成熟的矿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
四　古代本草学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局限性
在古代科学中，大概再没有别的学问像本草学具有这样完整的连续性。我们从《本草纲目》中，能够相当完整地辑录出《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等。人类经验知识的渐进积累和理论把握水平提高，在本草学发展史上得到充分体现。明代中叶之前的西方科学，只有几何学与逻辑学有如此完整的连续性。此后的西方科学，则呈现全面连续发展，成为科学理论大飞跃的基础。
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科学理论的第二次大飞跃之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所以，从理论把握高度看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不能令人满意。有人说，李时珍在很多地方走到进化论的边沿。但总的来说，他不可能像达尔文那样，提出很难驳倒的科学的进化论学说。本草学积累的知识量、中医学理论体系以及当时中国的科学大气氛，都限制了大的理性飞跃。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继承性很明显。
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载药约365种。他从中采集347种。
南北朝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即《名医别录》）载药约730种。他从中采集306种。
唐代《新修本草》载药约844种。他从中采集111种。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载药约690种。他从中采集369种。
宋代《开宝本草》载药约1082种。他从中采集111种。
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约1500多种。他从中采集8种。
其他采集较少的不再举。
注意！不能从他只取唐氏书中8种，认为《证类本草》对他的参考意义不大。所谓采集，只是采集此前没有记录的。他的工作正是在唐慎微的基础上前进的。
总之，李时珍明确指出，从前代各种本草书中共取药物1518种，新增了374种。
单从增加药物种类方面看，所增种类不算少，但是，与前人比，他不比陈藏器多，与后人比，他比赵学敏少。所以，《本草纲目》的重要价值不在增加药物数目上，尽管在古代这也是极其困难的工作。
近代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和动物学的早期理论进步，主要体现在分类上。即有系统地把握庞大而纷乱的古今有关知识。任何分类都免不了主观甚或臆断标准，但是，分类学的目的是寻找并尽量体现对象的自然属性。显然，没有足够的观察知识，不可能进行所谓科学的分类。《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学力求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但是，认识深化很慢。我们现在知道的科学分类，在西方经历了16、17、18、19至少四个世纪才基本定型。
总之，应该从分类学角度看李时珍的创造性。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植物分类较为细密。
他分草部为：山草、芳草、湿草、毒草、曼草、水草、石草、苔类、杂草计九类。
分谷部为：麻麦稻、稷粟、菽豆、造酿计四类。
分菜部为：荤辛、柔滑、蓏菜、水菜、芝栭计五类。
分果部为：五果、山果、夷果、味果、蓏、水果计六类。
分木部为：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计六类。
这是《本草纲目》分类最成功的方面。
不过，总地说来，虽然李时珍认识的东西和对自然的具体了解，比绝大多数现代人见过的还多，看一下他怎样把握这些东西，却使我们感到遗憾。《本草纲目》把这些东西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共计16部。
很显然，五行分类是其中的主干。
植物分类如上。对动物的分类是：
虫部分卵生、化生、湿生；鳞部分龙、蛇、鱼、无鳞鱼；介部分龟鳖、蚌蛤；禽部分水禽、原禽、林禽、山禽；兽部分畜、兽、鼠、寓怪类。
对动物的分类显然太粗略，植物分类也缺乏近代气息。从中我们不会得出种的概念。也不会看出植物从藻类、菌类、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等这样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不会发现动物从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到腔肠、线形、环节、鱼类、两栖、爬行、鸟类、哺乳等这些“门”和“纲”的概念。更不会看出，脊椎的出现在动物进化史上的意义。
在李时珍的概念中，“火”仍被认为是一类物质。其中有：阳火、阴火、燧火、桑柴火、炭火、芦火、竹火、艾火（附阳燧、火珠）、神针火、火针、灯火、灯花、烛烬等。从实用角度和取火方法、材料方面看，这些火之间有差别。但距离认识火的本质，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显然不能期望从《本草纲目》中学习化学。反之，掌握了近现代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知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李时珍的贡献。
十五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人大开眼界。相当于李时珍生活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科学开始勃兴。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比《本草纲目》早30多年，哈维与李时珍大体同时。牛顿力学比李时珍晚半个多世纪。此后，西方科学即呈加速度发展。
和李时珍大体同时的西方博物学家，了解的具体矿物、植物、动物总量已超过《本草纲目》。在理论把握上，也比李时珍高明。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博物学则已经远远超过中国。那时，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在西方已经完成分科。
为说明这一点，也许只提出两个人的成就即可。
一个是生于巴塞尔的博欣（1560—1624）。他知道的植物大约6000种，第一次统一了欧洲学者的混乱命名，审慎地区分开了属和种，建立了由属和种构成的双名。
另一个人是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雷（1628—1705）。他的《植物史》涉及19000种植物，分成125个纲或类，第一次列举了重要的植物自然类群或者目。
当然，在有关药用知识方面，西方人远远不及李时珍。
达尔文时代，大英帝国处在鼎盛时期。英国人已经跑遍了全世界，他们搜集了地球上的多数重要矿物、植物、动物，达尔文就是跟着美洲考察船进行了五年专门研究。这是那时中国人不可能做到的。然而，达尔文时代，西方学者还不可能到中国全面考察。于是，包括达尔文在内，西方人搜集到的资料，关于中国的很少。这也是必要时他们不得不引用《本草纲目》等书的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的封闭，不足以妨碍西方博物学的发展。那时西方科学已是一个整体。到达尔文为止，西方的著名动植物学家，已有几十位。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已经不是目前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能够掌握的了。
不过，李时珍还是中国医药学史上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骄傲，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博物学——本草学，是实用理性的代表，它主要为发现药物服务，精粗皆取。没有现代矿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很难真正理解其价值。总地来看，无论经验知识还是理论把握，《本草纲目》所载都很有限，而且已经作为一个支流汇入了近现代有关学科。其中的生药学知识，也已经基本上与现代生药学熔为一体。
总之，《本草纲目》不能看作近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近现代中国人，包括中医学院的学生，学习矿物、植物和动物学，还是要从１８世纪的西方有关知识学起。
尽管无人不知李时珍，仔细读过《本草纲目》的人恐怕不多。为说明其局限性，有关举例附在本讲后。
同样，尽管无人不知达尔文，读过《物种起源》的人恐怕很少。为帮助读者了解《物种起源》，摘一两段笔者认为比较精彩的原文，附在本讲后。
   五　关于中药的传统药理理论
   在很长的时期内，古人对药物作用的认识，只能是经验性的。如瓜蒂、黎芦催吐；大黄、芒硝泻下；当归、白芍止痛；麻黄、羌活发汗；车前子、茯苓利尿；王不留、穿山甲催乳；半夏、生姜止呕；槟榔、雷丸驱虫；人参、鹿茸补益等等。我们的先民，知道这些知识应该很早很早，有些知识应该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知道。
经验知识从来都是科学的基础，直至今日，经验知识照样非常重要。中国古人从自然界中寻找药物的执著和由此积累的经验知识非常令人惊奇。
比如，古人早就使用海藻治疗甲状腺肿。我们知道，地方性甲状腺肿常见于中国中西部山区和高原地带，海藻又不是常见食品，这一发现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些药物，如麻黄、黄连等，既不可能作为食品、作料，也不可能作为饲料，甚至不会作为烧柴，古人怎么会发现它们的药物作用呢？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至迟在汉代之前就有人专门从事生药的人体直接试验。所以，尝百草的神农远远不是一个人。通过直接人体试验所得的知识非常可贵。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积累了如此众多的直接人体试验（也可称为实验）生药知识。中药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
但是，怎样解释有关药理作用，怎样把握生药体系，古人不可能做得令现代人满意。
《本草纲目》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药理。有关标题如下：
    气味阴阳；五味宜忌；五味偏胜；标本阴阳；升降浮沉；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六府六藏用药气味补泻；五藏五味补泻；藏府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
    不必对上述内容一一评价，现代中药学已经将它们简化。
今中药学教材讲药理总论的内容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
实际上，这些理论不足以严密的解释中药药理。
比如，驱虫药、外用杀虫药和上文提到的海藻治甲状腺肿大，不需要或不可能用这些理论说清。古人还用海藻治其它包块，更说明对海藻为什么能治甲状腺肿，没有本质认识。总之，很多药物是在中药理论体系之外的。
下一讲讨论方剂时将指出，中医制法立方所要治的是“证”——疾病正邪斗争的即时反应状态。这些状态的基本概念主要有：阴阳盛衰、寒、热、虚、实、燥、湿、瘀、滞、郁、积、逆、陷、滑、脱等。
当代中药学基本上是按这些基本概念建立体系的。
中药药理和方剂治则之间并无截然界限。试看今中药教材的章节分类，和方剂教材的分类大体一致，便可知中药和方剂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按现代理解，多数生药只用一味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复方，而是因为统帅方剂和中药的理论都是基本的“证”所对应的治则。
方剂如何对“证”并体现治则，见下一讲。
现在就中药传统药理理论，略述浅见。
１．四气
寒热温凉是西医没有的药理学说。今《中药药理学》教材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把四性简化为寒热二性，比较妥当。不过，具体论述很难令人得其要领，故笔者还是讲一下拙见。
古人得出药物的寒热概念，一部分是直接“尝”出来的。干姜、肉桂、附子等，尝起来确实给人温热感。芒硝、大黄、薄荷、连翘等则给人凉爽感。但是，人参、鹿茸并无明显的温热感。怎样解释中药的寒热呢？
拙见以为，所谓热药通过两种机制起作用。
一是像姜桂这样，首先刺激人体局部因而改善局部血液供应，进而非特异性地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因而呈现某种程度的代谢加快。由于口服后先刺激消化道，一般先表现为消化道供血充足和消化吸收过程加速。其中，消化液分泌增加也加速消化吸收。
二是像参茸这样，并不先刺激局部，而是相对特异性地作用于调节系统，加速代谢过程。
研究很清楚药物是比较容易说清的。比如，麻黄之温热就是麻黄素拟交感作用。但是，能这样准确解释者不多。不过，凡是直接、间接兴奋交感或大脑高级中枢者，必然性热。
再如饴糖、阿胶，现在已很清楚。前者补糖，为产热增加物质基础，所以性温。后者补蛋白，故性平却补阴、补血。
总之，笔者以为，所有辛温药，具体作用机制不完全相同，促进代谢或补充代谢物质基础——特别是促进异化或能量代谢的结果是一致的，其间只有程度不同。
温热药强化免疫等机能，只是非特异性地促进能量代谢的结果。
弄清温热药基本作用，寒凉药的作用机理就大致明白了。但是，常用寒凉药中似乎没有直接干预调节系统，抑制代谢的。除泻下直接抑制消化吸收之外，寒凉药主要是先造成消化道缺血，因而抑制消化吸收。大量苦寒药吸收之后，可能有非特异性的抑制代谢作用。这时机体免疫、造血等机能受损，一般只是整个代谢过程抑制的结果。典型清热解毒药的抗菌作用是肯定的，但中医使用它们时并非只用于抗菌目的，因此，即便有明显感染，也不能完全按西医理解使用。
２．五味
五味和药物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有某些联系。比如氢离子（H+）的酸味，羟基（—OH）的甜味等。西药抗菌素则几乎没有一种不苦。但是，用五味解释中药的五脏补泻，大多解不通。这说明物质的味道与其药用性质之间，相关性很小。把五味再分阴阳，对理解药物作用仍无多大帮助，本文不再强解。当代中药教材，把五味和发散、补益、收涩、燥湿、软坚等作用联系起来，只能不严密地说明部分药物的部分作用。比如同为辛味，麻黄发汗、川芎活血而青皮行气，可见功用与辛味无必然联系。川芎活血、青皮理气是经验已知的，莫如进一步解释川芎如何活血，青皮如何理气。
最好的办法是，实验研究五味到底和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有何种必然联系，并进一步证明有效成分的作用是否和按五味推论所得药理一致。
３．升降浮沉
当代中药教材的有关说明很空洞，因而，即便从传统角度看，此说亦无大意义。中药药理教材也没有提出多少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其中重点提到的升举作用，单用兴奋子宫平滑肌来解释，至少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比如益母草选择性地兴奋子宫平滑肌作用最强，传统上却不认为有升举作用。拙见以为，升举作用应该是兴奋多数空腔器官（包括血管）平滑肌和呼吸肌的结果。其中对子宫的作用至少不是特异性的。
如果参看《本草纲目》，说“味薄者升” （本草纲目　中国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第１版３１页）。那么味最薄的是水，却是润下的。最常用的茯苓，也味薄，也是不升的。
传统上还说：诸花皆升，旋复独降。其实，菊花用于清头目，就不是用其升而是用其降。
李时珍说：“酸咸无升，甘辛无降”（本草纲目　中国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第１版３１页）。那要看怎么用，辛甘之药外用于下肢，至少不能说都会升。
如果强调“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就应该做出具体限定。升清阳、升举中气含义接近，可以算其一。所谓降，最明显的是泻下作用。临床上常说的降逆，多指止呕、止血溢等。不过，用于这些目的的药物，不能用传统理论得到满意解释。比如生姜、半下止呕，是仲景定法，显然不能用其性味的升降来解释。
４．归经
按中医理论，经脉循环无端。除非药物不吸收，直接泻下，无在一经不动之理。不过，结合西医理解，药物在体内可分布不匀，又确有选择性作用于某一或某几个器官者。归经大约应如此理解。传统用法中，只有三黄分别侧重于肺、胃、膀胱，柴胡首选用于胁肋胀满，头痛分别用白芷、葛根、细辛、羌活、藁本等引经，可重复性较强。按西医理解，中药中选择性最强的是益母草。它主要作用于子宫，子宫却在五藏六府之外。海藻中的碘，百分之九十以上被甲状腺吸收。这些新的“归经”知识，当代中医应该掌握。
目前使用的中药药理教材，对有关研究做的综述远远不足以解释归经理论。有的解释是本末导致。比如，说有泻下作用的大黄等100％的归大肠经，其实这不过是说它们确实作用于解剖生理学上的大肠（与大肠经含义不同），而且是西医已知的。
六　近代中药研究
有关研究，分为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 已有张昌绍氏所作《现代的中药研究》（１９５０年，上海，第１版，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专著作了很好的总结。中药学专家，应该大都熟悉这本书。不过，下面做的扼要介绍可能还是略有补充。
　　１．文献研究
有近代气息的文献研究主要有：
１９２０年代早期，袁淑范在《中华民国医药杂志》上发表的，介绍六十六种中药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西方学者在协和医院所做的工作，以英国学者伊博恩成就最大。他与刘汝强合作的《本草新注》收载中药８９８种，对植物类中药的植物来源、成分与参考文献均有列述。又曾出版英文《本草丛刊》，介绍《本草纲目》中的兽、禽、鳞、介及金石类药物。伊氏还译注《救荒本草》并编注《中华国产药物》，以解决抗日战争期间粮荒与药荒问题。
日本学者久保田和冈西为人在南满也作了较多的文献研究。
此外为陈存仁（１９３５）主编的《中药大辞典》及其所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
２．实验研究
近代中药实验研究都是西医生药学专家做的工作。有关专家，几乎无例外的是留学归国的。他们不很注重、也不大可能发扬中医特色。
简单说明一下西医怎样研究生药，对非药学专业读者也许是必要的。
    近现代中国著名生药学专家赵橘黄说：“药材之科学研究，鉴定为至难之第一问题也；鉴定之步骤大别为二。第一步，必需追究药材之母体，由何种植物而来，此非实地考察不为功；药材之原植物，既经考定，即用第二步生药学的研究方法，识别药材的外部之形色、性质及内部之组织构造，检出其定型，以为准则。如是则药材之基本始立，进而从事药化学及药理学之研究” （张昌绍，《现代的中药研究》，1950年，上海，第一版，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
    因此，所谓近现代中药研究，是对每一味药大体上完成以下六方面定性、定量和工艺研究。
    1．生药学鉴定：对矿物药，直接确定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这一步自然是按照国际统一标准进行的；对动植物药，即确定其生物属性。由于生药以动植物为主，这一步工作更要求按照国际标准确定药物的科、属、种属性。具体包括实物标本采集、精细的绘图和照片、生药解剖、标准的文字描述、生活习性、生态分布和人工种养等。
    一般读者可能不理解生药鉴定多么困难，这里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学兄，为了确认某种生药的一个亚种，就要专门跑到华山采集多个标本，再回来进行研究。当生药知识积累很多，分类已经相当完善时，鉴定一个亚种就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如果能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就是全世界有关学界注目的贡献。
    2．初步药理学研究：即在分析研究之前，通过现代药理实验解释传统用法的功效，并力求发现有无其它作用——包括副作用和毒性等。此种研究主要是实验室研究，也可以有临床研究。但是，除非在有使用中药传统的中国和日本等，不会允许此时期就进行临床研究。
    3．初步药物化学研究：即通过化学分析研究，提取化学成分、确定有关成分的理化特性和化学结构。
    4．进一步药理学研究：即进一步研究不同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确定主要有效成分，揭示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此期也偶可进行临床研究。
    5．进一步药物化学研究：实现有效成分的人工合成、人工改造有效成分的构造以求强化药理作用或减轻毒性。
    6．实用研究：粗制剂工艺研究、有效成分工业提取或合成生产工艺研究。
所以，近现代中国生药研究专业性很强，文献也非常多。好在有了上文提及的张昌绍的专著，对近代研究可以扼要介绍如下即可。
中国人做的中药实验研究始于１９２０年代，最成功、最彻底也最具有世界影响的是陈克恢对麻黄的研究。
由于长时期来对陈氏很少介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陈克恢（1898—1988）出生于上海郊区农村，幼年丧父，５岁时由舅父周寿南（中医）教他读书写字，学习四书五经，１０岁时才进入公立学校。１９１６年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两年后毕业，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插班于药学系三年级，于１９２０年毕业。因舅父是中医，他幼年时常在中药房里读书玩耍，因而对中药感兴趣，去美国时即立志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为了满足他研究中药的愿望，导师克来莫斯，在四年级时，给了他从中国进口的肉桂５００磅，让他进行桂皮油的研究。他以这项研究完成了学士论文。
大学毕业后，他感到如回国开展研究工作，还需要较多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知识，又进入该校医学院，学了两年医学课程，并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３年，因母亲病重回到北京，受聘于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任助教，直到１９２５年。
陈氏据以成名的贡献是麻黄研究。在协和医学院任助教时，他想继续研究中药，得到系主任史米特的支持。舅父告诉他麻黄的治疗作用，于是从数百种常用中药中首选麻黄为研究对象。结果，几周内即从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后来发现，日本学者长井长义早在１８８７年即已从麻黄中分析出此碱，命名为ephedrine。那时只知道它能扩大瞳孔，不知道其它药理作用。于是陈氏日夜奋战，仅用了６个月就得到不少成果，并在美国实验生物与医学学会北京分会上作了初步报告。他发现，给麻醉了的狗或毁脑脊髓猫静脉注射麻黄碱１—５毫克可使颈动脉压长时间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强，使血管（特别是内脏血管）收缩，支气管舒张，能使离体子宫很快收缩，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滴入眼内引起瞳孔散大。这些作用都和肾上腺素相同，所不同的是口服有效，且作用时间长，毒性较低。１９２４年，他发表了关于麻黄碱药理作用的第一篇论文。回美国后，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当时美国尚无严格的药政管理法，麻黄碱药理研究很快进入临床观察，并证明它可以治疗过敏性疾病、干草热和支气管哮喘，还可用于脊椎麻醉时常见的血压下降。口服麻黄碱２５—５０毫克能对抗巴比妥类安眠药引起的余醉。他还分析了世界各地产的麻黄草，发现只有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所产含左旋麻黄碱。从此，礼来药厂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麻黄用于麻黄碱的生产，以适应临床需要。这种状况持续了１９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期间，两位德国化学家用发酵法将苯甲醛与甲基胺缩合，成功地合成了左旋麻黄碱为止。由于这样合成的产品和天然产品完全相同，且价格低廉，此后不再从麻黄中提取。
更重要的是，陈克恢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研究了很多结构与麻黄碱类似化合物的药理作用，从而推动了无数交感胺类化合物的合成。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很多新药，分别用于呼吸系统疾病、鼻充血、疲劳、肥胖病和发作性睡症等的治疗，也为后来α－及β－阻断剂的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基础。这项研究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进行优化，开发新药的一个典范，也为研究和开发祖国医药宝库指明了道路。
显然，陈氏是非常出色的天才，但是，没有舅父提供的中医药背景知识，他不可能那样神速地做出终生据以成名的贡献。同样，没有现代医药学知识，也不可能做出所谓现代研究。日本学者分析出麻黄碱比他早３８年，却未能迅速展开，说明中医的文化土壤也是发扬中医药不可少的。
自纯西医生药角度看，近代的中药实验研究，只有麻黄完全达到了上述关于现代中药研究的六个标准。但是，近代中国医学界还是做了相当可观工作。按张氏的看法，二十年代是麻黄的年代，三十年代是防己与贝母的年代，四十年代是常山和鸭蛋子等抗疟与抗阿米巴痢疾特效药年代。详细内容请参看张昌绍先生著《现代的中药研究》。（１９５０年，上海，第１版，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
七　现代中药研究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药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本草文献整理、传统药材鉴定和考证、生药调查和药源开发、中药化学和药理研究等。
　由于中药基原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等与绝大多数本书读者无关，从略。
　　属于药材加工和制药问题的炮制、新制剂的工艺发展也从略。
中医复方研究无疑也属于中药研究，但在下一讲介绍。
其他方面，由于资料量很大，以下也只能做点类似书目的介绍。
　　１．传统本草文献整理
　　最值得介绍的是，尚志钧于１９６０－８０年代所作的古本草辑佚。他辑复的古文献有《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雷公炮炙赋》、《药性论》、《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日华子本草》、《本草图经》和《补缺肘后方》等。可以说，经过他的工作，唐代之前的主要本草文献基本上复原了。
　　还有多家校点、注释、语译古代本草书的著作，不一一列数。最值得提出的是不止一次地校勘印行《本草纲目》。
　　２．传统中药鉴定
　　此种鉴定已经不能单靠传统知识。比如，１９５０年代初期，我国著名本草学和生药学专家赵橘黄发现当时市场上的鹤虱品种很多，最后考定我国唐代用的真鹤虱是菊科植物茴蒿（山道年）的花蕾。至２０００年，考定市场上混乱的品种在２００种以上。虽然这些品种不一定都是最常用的中药材，却说明科学的药材鉴定是保证临床疗效的基础。至于生药鉴定的许多微观手段，更是当代生药学家必须掌握的。
　　３．生药调查和药源开发
　　建国以来，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野生药材资源普查。其中尤以１９８３年开始的，历时三年普查资料完整。此次普查遍及全国８０％的国土。“据普查统计，我国的重要资源种类有１２８０７种。药用植物３８３科、２３０９属、１１１４６种，约占全部种类的８７％；药用动物３５９科、８６２属，１５８１种，占１２％；药用矿物仅８０种，不足１％。”“台湾省未参加普查，据有关学者报道，台湾省内有１８００余种。”（蔡景峰等主编　中国医学通史　现代卷　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　３８４页）
　　不过，“在全国中药材交流中，中药材种类一般在８００－１０００种左右，最高时达到１２００种。常用药材约５００－６００多种，少常用药材约２００种，不常用药材约１００种，还有少部分为冷背药。”（同上　３８５页）
　　药源开发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寻找新的药用资源，二是改良老的资源。
　　比如，诃子、番泻叶、罗芙木、西洋参等中国不是原产地，现在都有了国产品种。
　　更重要的是，改良栽培品种。
　　临床大夫应该知道，至迟从唐代开始，我国已经人工栽培很多药材。目前最常用的、因而用量特别大的药材，大多数是人工栽培的。我们常见质量极好的当归、白芍、川芎、地黄、人参、党参、黄芪、白术、茯苓、附子、山药、枸杞、红花、葛根等等，大都经过近千年的栽培。不过，质量大大改进，产量大大提高还是有赖于现代栽培技术。黄连、元胡等就是因为栽培技术改进，产量大大提高，才不再遇见短缺的问题。牛黄、鹿茸等，也主要是用现代手段采取的。过去不能栽培的天麻、灵芝，甚至虫草也能够人工培育了。
　　４．中药化学和药理研究
　　在近代中药研究（即标题七）中，笔者指出了所谓近现代研究，必须经过６个步骤才算完成了某一中药的研究。近５０多年来，完全达到６个标准的，不是很多。但可以说，没有一种较常用的中药没有经过现代研究，而且多数都完成了１、２、３、４步研究。５、６两步，也完成了一部分。因此，积累的资料量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这里也只能做点类似书目的介绍。
　　笔者见过的，资料集中且最值得介绍的文献有：
《中药研究文献摘要》，刘寿山主编。刘氏是较早做这一文献工作的，早期主要是个人努力。搜集有关文献从１８２０年开始到１９７９年为止，共三卷。分别于１９６３、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６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件可敬的开创性的工作。１９８６年之后，刘氏已经不能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今见到的此书第五卷，由刘嘉森主编，１９９３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笔者对１８２０年就有中药研究，很感兴趣。粗略查考，没有找到１８２０年的文献。只在人参研究中发现记载如下：
《药学学报》１９５５年第三卷第一期９５—１０２页，载有诚静容氏的文章“常用重要原植物的学名考证”一文。诚氏认为，人参的原植物学名应为：Panax 　schinseng　Nees.。通常文献中常用的Pannax giseng C.A Meyer，应该作为同名。然而，目前中药教材和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书《中药学》（颜正华主编）仍然说：“人参，始载于《本经》，为五加科多年生植物人参Pannax giseng C.A Mey的干燥根。”这个学名是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俄国人命名的，看来Panax 　schinseng　Nees.应该更早，但我们至今还是接受了“老大哥”的命名。其中只有人参的拼音带有中医特色。科学落后，只能承认别人的标准，有时政治因素起主要作用，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植物药有效成分手册》，国家医药管理局中草药情报中心编，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此书共收载有效成分１３７５个，文献截止１９８２年底。就其中引用文献来看，西文和日文文献比中文文献多。
《现代中草药成药化学》，吴寿金、赵泰、秦永祺主编，２００２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前言中说：“本书收载约８０００个化合物，参考中外文献约５０００篇。按中药化学成分的分类，分成多糖、蛋白质、肽类和氨基酸、鞣质、醌类、香豆素、木脂类、黄酮类、强心甙、皂甙、菑体化合物、挥发油、萜类化合物、生物碱和微量元素共十四章。”
《中国矿物药》，李洪起统编，１９８８年地质出版社出版。这是地质学家和中药学家共同做的工作。
《全国中草药汇编》，全国中草药编写组编，文字三册，彩色图谱一册，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出版，１９８２年重印。共收载中草药２２０２种，附录１７２３种。连附注中记载的中药总数超过４０００种。该书是可以与《中药大辞典》竞争的工作，大概由于后者比它内容更加翔实，这一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中药大辞典》，江苏新医学院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出版。共载药５７６７味，其中植物药４７７３味，动物药物７４０味，矿物药７４味。
该词典应该视作近现代中药研究的主要集大成的文献。它对资料的处理比较浓缩而精炼，因而卷帙不是太大，适于多数非专业人员作为工具书参考，故至今受到欢迎。可惜１９７５年之后，这项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至今没有修订版。
《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郑占虎、董泽谷、佘靖主编，１９９７年学苑出版社出版。此书六大卷，是此前有关文献中卷帙最大的。
《中华本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编，１９９９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4卷，10册。其中前30卷为中药，先行一次出版；后4卷为民族专卷，分为藏药、蒙药、维药、傣药各1卷。中药部分包括总论1卷，概述本草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进展；药物26卷，按自然分类系统排列药物，考订基原、明辨品种，提示资源分布，介绍栽培、养殖，鉴别药材真伪优劣，综述化学成分、药理作用，选列炮制方法，汇集新剂型，反映新工艺，总结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阐发各家学说、用药经验；附编1卷；索引2卷。共收载药物8980味。插图8534幅，篇幅约2200万字，引用古今文献1万余种。
《中华本草》以继承发扬、整体提高为宗旨，系统整理研究传统药学，广收博采古今中外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努力体现“全、新、精”的编纂要求。此书不仅对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医疗、资源开发、新药研制均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而且对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十册“索引”最厚，可见是国家中医主管部门做的一件大事。只是卷帙过于浩大，一般人拿它做工具书很不方便，故仍然不足以与《中药大辞典》竞争。
此外，笔者知道的，值得作为书目列出的还有如下著作。
《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陈奇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中药药效研究思路与方法》，陈奇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化学法导论》，陈耀祖主编，陈绍瑗副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
《中草药药代动力学》，韩国柱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中药复方药效工程学》张骠、大海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显然，关于现代中药研究，内容特别多，专业性特别强。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能力，不大可能详细而全面介绍其成就。读者也不可能通过这样一讲，就能全面掌握。但笔者相信，以上简介还是对多数非中药专业人员有参考价值。
这里想特别提醒青年读者的是，不要被这些大厚本本吓倒。它们对当代一般中医药工作者，恰如当年《本草纲目》对于那时的中医。不是要求当代青年把其中的内容都记住。不是中药专业人员，也不必都理解。它们是作为工具使用的。此类大部头的文献出现，固然说明中药研究成绩很大，有关文献积累很多，但是，不是部头大就代表内容都正确而且先进。具体到临床中医，其中最有用的还是对常用中药的有关研究。
显然，拿《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和《中华本草》的任何一种与《本草纲目》对看，初学者和外行人也能立即看出，中药学今非昔比了。当代中医药界对生药的了解，不但知识量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理论把握更是远非李时珍能想象的。
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中药内容。
药典是一个国家关于医药的最重要的法典。医师法是对医生资格和行为准则的法律规定。药典则是对医生所用药物是否合法的主要依据。当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如此多的传统生药列入药典。自１９５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共六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居于第一部的都是中药。
八　关于近现代中药研究的评价
怎样评价传统中药学近现代研究的结果呢？
浅见以为，作为集大成的文献，《中药大辞典》和《中华本草》等，虽然引进了现代动植物学、矿物学、生药学、药理学等理论和技术，仍应看作传统本草学的继续。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是在政府直接领导下，既有大量专业人员又有大量群众参加才得以完成的。当今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为研究传统生药付出过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在生药资源调查和生药使用经验积累方面，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也很难再组织此类工作。所以，也可以说，传统本草学发展已基本结束。
换言之，从药物学角度看，本草学已经汇入现代生药学体系。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文献，证实了许多常用中药传统用法的科学性。但是，在发扬中药学特色方面还有不少难尽人意处。
下面举几味传统上很常用，现在仍然常用而且特别受重视中药，谈谈浅见。
只是，拙见最好结合最新教材论述，故作为专文附在下面。

附一：中药药理应说清中医特色
——一评新世纪《中药药理学》
按：此文的副标题是“评新世纪《中药药理学》”，却不是说近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的不足主要是教材编者之过。反之，教材是整理有关研究编成的。有关不足是近代以来从没有解决的。所以，此前的一切类似教材，都存在这些问题。不过，教材代表着至今通行的见解，又是向下一代传授知识的。评价最新教材说明浅见不但方便，更有助于纠正普遍流行的错误理解。
新世纪《中药药理学》教材（下文简称“新世纪”）编者非常谦虚，希望就其中的问题提出批评［１］。读过之后，确实自觉有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要说。于是不揣寡陋，先不说该教材的优点，单就不尽人意处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供“新世纪”编者和读者参考。
此文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题目所说：中药药理学应说清中医特色。换言之，如果现代中药药理不能满意地解释传统用法，作为中医药专业教材，缺点就比较大。
“新世纪”就有不少此类缺点。
编者也自觉有不满意之处。
如说：“传统理论认为，大多数辛温解表药具有较强的发汗作用，但除麻黄、桂枝、生姜等被证实有促进汗腺分泌或扩张血管促进发汗之外，其它解表药则未（或尚未）被证实有促进汗腺分泌作用。”［２］
不过，这样提出问题，说明编者对辛温药和发汗法的传统认识和现代理解都不准确。说“大多数辛温解表药具有较强的发汗作用”，没有充分的文献依据。扩张血管未必促发汗。把发汗理解为药物促进汗腺分泌，尤其不妥。有关浅见，下文会提到。
实际上，“新世纪”的缺点远不止对辛温药和发汗法认识不请，也远不限于解表药。所以，尽管教材对每一味药都先列出“与功效主治相关的药理作用”，却不等于说清了传统用法——尤其某些特色用法，使用的是什么药理作用。
由于编者已经隐约意识到解表药的问题，全面指出并说清“新世纪”各方面缺点，又远非一篇文章能够容纳，本文先就麻黄、桂枝和柴胡三味药，简略地谈谈具体看法，以后再看情况指出类似不足。
１　关于麻黄
麻黄药理研究是上个世纪２０年代，陈克恢氏所作的极有成就的工作。［３］自纯西医角度看，他给后人留下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很少。可以说，至今为止，麻黄仍然是研究最彻底的中药。然而，陈氏出身药学和生理学家，他未能满意地解释中医使用麻黄发汗，通过何种麻黄药效，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新世纪”仍然说不清中医的这种特色用法，甚至使麻黄药理更加复杂化，就值得深思了。主要问题有四：
一是关于发汗；二是关于解热；三是关于抗病原微生物；四是如何理解麻黄有那么多作用。
以下逐一说明浅见。
１.１　关于麻黄发汗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本经》明言麻黄“发表出汗”，历代本草对此无异说。最为人熟知的发汗经方是麻黄汤。此方只有四味药。甘草、杏仁不可能发汗。桂枝暂且不论。作为君药的麻黄应该能够发汗。然而“新世纪”说：“麻黄发汗作用机制尚不清楚”。［４］于是，无法解释为什么麻黄汤发汗。
看来，尽管发汗是人人都有过的切身经验，多数人也有一定的观察常识，说清发汗法治热病的医理却不容易。这也许是为什么药理专家至今闹不清麻黄发汗的作用机制。
笔者以为，麻黄确实能发汗，而且是唯一发汗力强的辛温药。不过，它的发汗作用不是直接的，更不是直接促进汗腺分泌。
麻黄到底怎样发汗呢？
为了让非药理专家也便于理解拙见，有必要结合麻黄发汗，较全面地说一下关于发汗的理论问题。
旧作《伤寒论新解》，第三章、第二节“麻黄汤新解”，［５］对有关理论问题曾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下面以简明问答方式，扼要说一下拙见，并结合中西医有关药理和热病临床，说明“新世纪”的缺憾。
１.１.１　问：什么叫发汗？它的生理意义是什么？它对热病有何意义？
答：作为一种疗法，发汗指通过某种方法，使无汗的病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出汗，而且出汗较多。中西医都曾经使用过物理方法发汗，本文不讨论。有的生理书上，把正常人出汗也叫做发汗，不大准确。但是，无论生理状态的出汗，还是病理情况下的自行发汗和用药发汗，都关乎体温调节。它是人体快速散热的主要手段。除了体质性局部多汗（汗脚等）、休克时的大汗淋漓和精神性出汗（如严重疼痛或恐惧时），出汗都是人体为了快速散热。所以，它必然和热病关系密切。患热病时，出汗的状态关乎病情判断和治疗原则。始终无汗，热病必然难愈。出汗过多，常使病情复杂。热病初起，是否有汗，尤其重要。中西医处理热病初起，都常设法促使汗出。中医称之为“发汗法”或“汗法”。汗法是中医治病八法之首。
不过，需要牢记，尽管发汗的结果是散热而降低体温，麻黄发汗却不是为了解热。热病初起，也不是见发热就应该发汗。
１.１.２　问：发汗都是药物所致吗？恰当发汗，热病就能痊愈吗？
答：显然不是。比如，正常人处在高温环境或强力劳动时，一般要出汗而且较多。治热病时，中西医也都用过烤火和热浴发汗。热病初起，不用任何药物，是否也会自行发汗（有汗而且相当多），大概是多数人都清楚的。恰当发汗，不一定病愈，但大都能缓解痛苦。
１.１.３　问：现代人发热似乎都要用药，可否举一个热病不用药而出大汗的典型例子呢？
答：最典型的例子是疟疾。患者一旦恶寒，立即无汗、蜷缩、毫毛毕直并寒战，体温迅速上升。大约４０分钟之后，患者转而恶热。这标志着体温升至顶点，随即是大汗出。其它热病，不这样典型，但是，从恶寒到恶热，进而出汗的原理一致。如果没有切身体会，又没有临床经验，不大熟悉疟疾，请自己看看书。
１.１.４　问：热病表证都类似疟疾吗？
答：只有典型表实证（即表寒实证）类似疟疾。恶寒、无汗、蜷缩、毫毛毕直，是典型表实证必有的，也有的有寒战。这时体温正在上升，多数情况下，不用药也会转而恶热，随即出汗，只是恶寒阶段一般远比典型疟疾长。
１.１.５　问：只有表寒实证才需要发汗吗？麻黄汤怎样发汗呢？
答：是的，只有表寒实证才能发汗。发汗属于攻邪法，表寒虚证不能用此种攻邪法治疗。关于麻黄汤发汗的详细拙见，并请参看旧作“麻黄汤新解”。
　　简单说来，麻黄汤发汗，并非其药效像解热镇痛西药那样，直接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更不是直接促进汗液分泌。相反，其主要有效成分麻黄碱，有轻微抑制汗腺分泌的作用。但是，麻黄碱的拟肾上腺素作用加速产热过程，从而使体温迅速达到顶点——比不用麻黄应稍高。这时，体温调节的散热中枢兴奋（不是麻黄所致），故汗出且较多。口服麻黄碱或麻黄煎剂，其药动过程大致与表实证发热过程相对应。简言之，麻黄汤发汗，是它的拟肾上腺素作用，激化或强化表实证的急性发热过程的结果。
　　再强调一下，麻黄发汗不是直接的。如果麻黄能直接发汗，使用麻黄后，应该立即出汗。出汗最多的阶段，应该在麻黄有效成分在血液中的浓度最高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这样。
按：此文曾经请上海杨浦区中医院黄力大夫提意见，他提供的下述资料有助于理解麻黄解热的拙见。附于此供读者参考，并表示谢意。
　　“实验发现麻黄汤对内毒素发热动物不仅没有降温作用，反使已发热动物体温更加上升；同时，麻黄汤对正常动物也有升温作用……日本人山原条二等也观察到麻黄汤升高内毒素所致大鼠、小鼠发热体温作用，并认为与麻黄中所含L－麻黄碱激活受体有关。我们在实验中发现，麻黄汤在升高内毒素致热家兔体温的同时，伴有脑脊液中cAMP的增加，且体温的升温与cAMP含量的增加有一定相关性，故认为麻黄对内毒素致热动物的升温效应，与其增加脑脊液中cAMP浓度有关。”（沈映君主编，《中药解表方药研究》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年11月第１版８５页）
　　“麻黄汤、香薷饮在人用量40倍的剂量下解热作用不明显。桂枝汤小剂量不明显，大剂量有一定的解热效果。”（沈映君主编，《中药解表方药研究》，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年11月第１版80页）
　　１.１.６　问：西医生理和药理说：肾上腺髓质激素的作用是使人体适应应激状态。表实证用麻黄这种拟肾上腺素药，莫非这是强化人体的应激状态吗？
　　答：据我看，是的。比如，上面所举的疟疾寒战期的一系列表现，就酷似人体遇见外部环境紧急事件时的反应。这是由于大量致热原突然进入血液，人体必须紧急适应。因为典型疟疾应激反应已经很强，麻黄不适用于治疗疟疾（本经说可以治温疟，说明曾经用过，但疗效不好或多意外，后世不再用）。表实证的反应，接近应激状态。这时用麻黄强化应激状态，就有利于病愈。其前提是，人体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器官功能足以耐受这种激化。此即中医所谓正气充实或未衰。表实证正是这样。
　　１.１.７　问：西医有发汗疗法吗？
　　和中医一样，近代以前的西医曾经使用过物理发汗疗法。自从解热镇痛药发明后，一般不再使用物理疗法。使用解热镇痛药，西医不叫发汗法，但用而有效，也常见大汗，称之为发汗法亦无不可。此类药物，也有轻微的加速产热作用。但其发汗解热机理，还是不同于麻黄汤。笔者不尽赞同解热西药的理论假说，但不宜在此讲。
１.１.８　问：按以上所说，发汗只是为了快速散热而降低体温，麻黄或麻黄汤等为什么能治好热病呢？
答：麻黄的直接作用不是发汗，也不是解热，按中医理论是为了驱寒，更不是为了解热。它为什么能促进病愈，上文已有部分说明。其余机理，见下文。
１.１.９　问：汗液不是汗腺分泌的吗？为什么麻黄发汗不是促进汗腺分泌呢？
答：毫无疑问，汗是汗腺分泌的。但是，这不等于麻黄发汗是药物直接促进汗腺分泌。有关机理，上文已经交代。其中提到，麻黄不但不能直接促进汗腺分泌，它的主要成分麻黄碱反而能轻微抑制汗腺分泌。真正直接促进汗腺分泌的药物，在西药是多数拟胆碱药。它们是不能用于治疗表证的。道理也许不必再讲了。
至此，关于发汗和麻黄如何发汗基本说清楚了。
不过，显然有必要说一下，是否辛温药大多有较强的发汗作用。
旧作中曾经指出，按仲景原意，只能把麻黄汤、大青龙汤和葛根汤看作发汗方。这三个方子，都含有麻黄而且用量较大。据此，只能说麻黄发汗作用强。特别是，大青龙汤有“发之”之说。［６］此方用麻黄六两，用量是麻黄汤的２倍，故“发汗”法更是只限于重用麻黄的方子。中药教材也只说麻黄发汗力强，没有说还有比较强的。遍查历代本草，也没有此说。故“新世纪”说“大多数辛温药具有较强的发汗作用”，不知何所据。
　　１.１.１０　问：如此说来，麻黄发汗，就是麻黄碱的拟肾上腺素作用，促进快速产热的结果吗？
　　答：按照拙见，至少主要靠这种作用。
鉴于近现代中药研究，至今说不清麻黄如何发汗，有必要顺便讨论一下“新世纪”和中药学的有关见解。
2002年版《中药学》教材说，麻黄发汗是其中挥发油的作用［７］。此前各版，也多有此说。这大概是由于不能说明麻黄的主要有效成分L－麻黄碱（占麻黄总生物碱的８０％以上）怎样发汗，就找其它成分说明。其实，麻黄中挥发油含量很少，而麻黄素适可略抑制汗腺分泌。这且不说。《伤寒论》讲麻黄汤煎法，要先煎麻黄（含麻黄的经方均先煎麻黄），而且要“去上沫”并煎较长时间。这样的煎法，不是挥发油更少了吗？
“新世纪”采用了近代研究说法。说：“麻黄水煎剂、水提取物、甲基麻黄碱和挥发油都有发汗作用”，［８］却说不清为什么。于是，为什么表实证用麻黄汤发汗就更加说不清楚。
如果认为，麻黄发汗的上述拙见有理有据，这个８０多年说不清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１.１.１１　问：近代生药学家曾经说，麻黄素发汗需达到中毒剂量。麻黄汤中的麻黄不应该达到中毒剂量，似乎不能发汗。这个问题该如何解释呢？
答：麻黄碱中毒，确实会出现大汗并伴有高热等。解放后亦有报道。［９］不过，据此说治疗量的麻黄不能发汗，是脱离热病临床看问题。表实证患者用麻黄，与非热病患者误用大剂量麻黄碱的前提不同，目的不同。用动物实验结果，反证治疗量麻黄不能发汗，尤其不妥。上文已经说明，麻黄治表实如何发汗，按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坚持以实验为依据，那么，古今人已经作过无数次的人体直接试验，证实麻黄确可加速表实证发汗，应该比动物实验更可靠。如果还认为麻黄碱必须达到中毒量才能发汗，只能说持此论者缺乏临床经验，不懂中医，故摆脱不了西医药理学和治疗学的思维定势。这在近代纯西医药理学家，不很奇怪。现在还这样看问题，就有些不可理喻了。
　　看来，发扬中医特色，不仅要精通中西医理论，还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否则，即便像麻黄研究这么彻底，仍然不足以解释有关方法。
　　总之，麻黄并无直接发汗作用。麻黄汤治表实，是促进正邪斗争，加快产热过程，最后机体为快速散热而出汗。这一过程，以大量、快速消耗正气为代价。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表虚证不宜用麻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证等非典型表实证均用极小量麻黄。
　　拙见充分借鉴了麻黄实验药理研究结论，而且没有发现前人未知的药理作用，但是，不了解中西医发汗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不能对麻黄汤临床应用做出现代解释。笔者认为，上述解释没有漏洞，也毫无强词夺理之处。
　　１.２　关于麻黄解热
　　近代研究似乎没有提及麻黄的解热作用，至今西医也从没有这样用过。为什么会有麻黄解热之说呢？这大约是照搬西医解热药理的结果。解热镇痛西药是在发汗的同时解热。于是人们猜测，麻黄既然能发汗，也应该能解热，并且通过动物模型实验证实（模型之不当，从略）。于是有关理论愈理愈乱。
　　其实，如上文所说，使用麻黄之初，不但不能发汗解热，反而加速体温升高。即便正常人，服用治疗量的麻黄或麻黄素，体温也应该略见升高。表实证用麻黄汤，首先是快速升高体温。表虚证忌用麻黄，如果误用，也应该体温升高，但是常出现过汗等危重情况。
　　那么，为什么恰当使用麻黄汤等，有时可以一汗而热退，不再反复呢？
　　上文已经说明，麻黄的直接作用不是发汗，也不是解热，按中医理论是为了驱寒，更不是为了解热。服用麻黄汤后的出汗，不是此方可以改变体温调定点或兴奋散热中枢，而是体温快速达到顶点，于是散热中枢兴奋而出汗。人体快速散热的主要方式就是出汗，通过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于是体温下降。所以，发汗后虽有不同程度的热退，却不是麻黄的直接作用。麻黄真的能直接解热，西医早就这样用了。
或许有必要说明，人体加速散热的另一种方式是皮肤血管扩张。故无论是否用药，凡热病初起急性发热，出汗前必见面色发红。若面色苍白而汗出不止，就是将要虚脱，即中医所谓过汗伤阳或虽非过汗而有严重表虚，这时要用桂枝加附子汤。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麻黄碱有收缩皮肤血管的作用。故至少服用麻黄之初，是不利于解热的。
　　故恰当使用麻黄汤，一汗而愈，是因为这种表面看来的发汗法，还暗含着其它作用，使热病在表证期结束病程。
　　或问：所谓暗含的作用，是指促进产热，体温升高，进而发汗，就能消灭病原体吗？
答：产热进而发汗本身不能直接消灭病原体。但须知，发热只是最容易发现的，正邪斗争或机体抗病反应的宏观表现或表面现象。发热的背后，是直观看不到的免疫机能活跃。热病早期，体温与免疫机能高低大体对应。加速产热因而体温升高的背后，是强化免疫机能。麻黄汤就是调动人体抗病机能，促使病愈的。
总之，麻黄发汗是因为它促进机体产热。一旦机体感到热量过多了——迅速产热使体温达到顶点，人体转而恶热，于是散热中枢兴奋而出汗。古人只能看到它的发汗结果，不能说清中间过程，就说麻黄发汗。古人也企图说明麻黄可以直接发汗，猜测性假说有开腠理、解肌、开鬼门等。开鬼门略同促进汗腺分泌。现代研究证明，麻黄适有轻微抑制汗腺分泌的作用，它还收缩皮肤血管，故不能开鬼门、开腠理、解肌。
　　不过，即便典型表实，也不一定用麻黄汤一汗即愈。如果没有一汗而愈，这种大量快速消耗正气的治法就不能再用。即使仍有表证或高热，也不能再按表实治。故桂枝汤可以反复使用多次，麻黄汤却不能一用再用。由此可知，麻黄和麻黄汤治热病的目的和药动过程都不是直接解热。
　　又，临床经验不足者，往往认为病愈或症状缓解只是药物的作用。其实大谬。这也是不能理解麻黄发汗和误说麻黄解热的重要原因。任何药物，只是协助机体抗病。若机体完全失去抗病能力，什么药物也没有用。
　　以表实证而言，并非必须服药才能发汗。不服药的自然病程发汗，只是体温升高慢一些，发汗出现得晚一些，发汗可能较少。麻黄汤不过是强化或激化这一过程而已。
１.３　关于麻黄抗病原微生物
强调麻黄的抗微生物作用，也是企图完全用西医药理解释中药。人们想象：外感病既然是微生物所致，麻黄汤治外感初起，很可能有较强的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于是多方设法寻找实验依据。但是，有关研究不可能证明，麻黄汤那样的麻黄剂量，在活体内达到的各种药理成分浓度，在试管内会有西药抗菌素或清热解毒中药，那样明显的抗微生物作用。“新世纪”只提到麻黄挥发油的此种作用，尤其不足以解释传统用法。
有的研究证明：麻黄汤浓度为１０００μg／１ml时，呼吸道合胞体病毒的噬菌体噬斑数减少到５０％以下。［１０］且不说其可重复性如何。需指出，这是０.１％的浓度，相当于多大剂量在活体内达到的浓度呢？
假如２—１０ｇ麻黄煎剂口服，在人体内达到的有效成分最高浓度，体外实验具有比较强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拙论即自动全部推翻。
其实，强调麻黄的体外抗微生物作用，反而更难理解其用法。
如上所说，麻黄汤发汗治热病只能用一次。如果中医利用的是它的直接抗微生物作用，就应该多次使用，而且不仅适用于表实证。
　　１.４　麻黄为什么有那么多作用
“新世纪”，列述了麻黄的９种作用，分别用不同的机理来解释，结果弄得非常混乱。先生这样讲，学生怎么能够听明白呢！
其实，包括抗病原微生物作用，教材中所列都是麻黄碱的拟肾上腺素作用。所谓抗微生物作用，首先应该用麻黄促进产热并调动机体免疫能力来解释。
什么叫麻黄碱拟肾上腺素作用呢？就是麻黄碱类似肾上腺髓质激素——特别是副肾素的作用。副肾素有哪些作用？肾上腺素能神经兴奋会作用于哪些系统和器官，出现什么反应？详说请查西医生理和药理书。
简略说来，副肾素的作用，正如常人遇见特别紧急情况时的一系列表现。副肾素的生理作用就是使人体具备这种“应激”能力。如果读者曾经仔细观察过，临床使用副肾素时（最多用于治疗严重支气管哮喘）的表现，就知道此药的一系列作用了。
麻黄素分子结构酷似副肾素，药理作用也酷似副肾素，只是比较温和、持久。所以，麻黄平喘（暗含镇咳但作用必然不强）、强心、利尿、加速心跳、升高血压、收缩血管［暗含抗炎、抗过敏］和中枢兴奋作用都是拟肾上腺素作用所致。有的壮阳药含麻黄素，它还是运动员禁用药物，就是因为它强化机体应激能力的缘故。
看来，不少人没有弄清什么叫拟肾上腺素作用。比如，所谓麻黄碱抑制肠平滑肌收缩，［１１］就是拟肾上腺素作用必然伴有的现象。离体肠管同样受神经介质作用，肾上腺素对抗乙酰胆碱是已知的。特别列出这种作用，读者必然感到无所适从。
在此必须指出，只有用麻黄发汗治表实时，是充分利用了它的全部药理作用。此外，大多利用它的一种作用，其它作用就成了副作用。故使用麻黄时，必须弄清虚实、全面考虑。比如小青龙汤，见喘要去麻黄，就是顾忌喘家正夺。今日虽然不必完全尊经，却不可完全按西医理解，见喘即用麻黄。外感痰喘或老慢支不能耐受麻黄者，并不少见。
可见，治表实用麻黄，是最有特色的中医用法。纯西医很难理解这种“煽风点火”或“推波助澜”的外感初起治法。后世医家，顾忌麻黄桂枝有汗无汗、表虚表实之戒难于掌握，创制了其它辛温解表方剂。这些方子不但不含麻黄，大多也不含桂枝，发汗作用远不如麻黄汤。局方虽重辛温，用量多小。据笔者的理解和经验，不含麻黄的方子中，只有至今常用的藿香正气水，略有麻黄汤意，正夺明显时，当慎用。其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酒精，却不能主要用酒精的药理来解释。此方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方剂学每归入祛湿剂，显然也适于解表。
总之，包括所谓抗病原微生物作用，教材所列都是拟肾上腺作用。中医用麻黄治外感初起，并非因为它具有较强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否则，此方就也适用于里热虚证，西医也该用它的此种作用了。
也许应该顺便指出，中医治阴疽的阳和汤也用麻黄。所用药理，略同治疗表实证。《本草纲目》中附有几个类似方剂。详说从略。
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新世纪”在解表药概述中提及此类药物的镇痛、镇静作用［１２］，表５—１［１３］也注明麻黄的镇痛作用，麻黄正文中，却没有说它有镇痛作用。这是不盲从某些“实验”结果的明智之举。伤寒初起，表实证的头痛、身痛、骨节烦痛最严重。如果照搬西医解热镇痛药理，必然认为麻黄更应该镇痛。
２　关于桂枝
桂枝汤是中医第一方。尽管麻黄汤、桂枝汤两方都有桂枝，桂枝汤却是另一种最有中医特色的，治疗伤寒初起的方法。所以，若按照纯西医思路，像研究麻黄那样研究作为君药的桂枝，必然会更加误入歧途。“新世纪”就是按照麻黄思路讲桂枝药理的。故先说思路问题。
２.１　纯西医思路不可取
“新世纪”讲桂枝药理，首重发汗、解热，遵循的还是西医思路。
其中说：“桂枝促发汗、解热、镇痛、抗炎、抗过敏、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是其发汗解肌功效的药理学基础，而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是其温通经脉功效的体现。桂枝主要有效成分是挥发油。”［１４］
自西医看来，这种解释天衣无缝。自中医看来，则漏洞很多。
关键是，以麻黄为君的麻黄汤治表实，以桂枝汤为君的桂枝汤治表虚。表实证应该发汗，表虚证禁忌发汗。于是，说桂枝促进发汗，立即陷于矛盾境地。
不少人会说：《伤寒论》不是明言桂枝汤发汗吗？为什么不能说桂枝促发汗呢？实际上，《伤寒论》对此方功用的说法有９种之多，却没有一种能解通它治表虚。发汗说尤其自相矛盾。
比如若问：桂枝汤证本来有汗，甚或汗多，为什么还要用桂枝促发汗呢？我们大概无话可说。
若再问：如此说来，桂枝不是完全可以治疗一切外感，或感染性疾病了吗，中医何必使用那么多复方治外感初起呢？为什么治表实不以它为君，治表虚时又要配伍芍药、生姜、大枣和甘草呢？为什么桂枝汤倍芍药、加胶饴竟称建中汤呢？为什么汗漏不止还要用桂枝（桂枝加附子汤）呢？
特别是最后这一问，按教材所说的桂枝药理根本无法回答？
不少人可能说：复方中用桂枝，不能和单味桂枝相提并论。
那么再问：为什么“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１５］还要用桂枝加甘草汤呢？此方只两味，桂枝用四两，比桂枝汤用量还大。总不能说桂枝一加甘草，药理就大变了吧？据此，只能说桂枝是能止汗的，是能补益的。
不少人也许觉得从未听说过仲景还有这样的用法。实际上，中医出身的教授们都学过此条。但是，思维定势会使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于是桂枝药理研究思路，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中药药理学是总结近代以来的研究结果而成，必然说不清中医使用桂枝的特色。
那么改变思路，证实目前流行的中医成说，就没问题了吗？答案是，也不行，因为有关成说错误很多。
２.２　中医成说有误
桂枝药理研究误入歧途，不能全怪药理学家。误说桂枝汤和桂枝功用的，首先是方剂和中药学。方剂教材说，桂枝汤的功用是“解肌祛风，调和营卫”。自从第一版教材至今，只有２００２年版改为“解肌发表，调和营卫”［１６］。实则越改越不对。早期中药教材说，桂枝的功效是“发汗解表，温经通阳”。［１７］２００２年版《中药学》改为“发汗解肌，温经通脉，助阳化气”［１８］，等于没有改。药理研究和中药药理教材很难不受其影响。
笔者认为，方剂和中药的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总之，受西医束缚，按照麻黄思路研究桂枝固然不可取。按中医成说证实桂枝发汗、解热等功效也必然自相矛盾。
按说，上文已经证明，只有重用麻黄的方子才属于发汗法。表虚证禁忌发汗，不应该强调桂枝的发汗作用。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了。即桂枝汤法不属于发汗法，研究桂枝不应该首重发汗、解热等。
不过，积久之观念一般根深蒂固。加之学术之外的原因常常使一些人坚持成见，错误认识就很难改变。积久之观念必然居于主导地位。药理学家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般又不大熟悉伤寒学和热病临床，让他们摆脱旧说，接受新说不是很容易。笔者不得不先就桂枝汤多说几句。
２.３　从桂枝汤说起
到底怎样看桂枝的药理呢？这要从桂枝汤功用说起。
旧作《伤寒论新解》第三章，第一节［１９］曾经花了很大篇幅新解桂枝汤，自信纠正了很多传统误说。拙见不仅早有同调，而且近来渐有影响。有关要点如下：
２.３.１　《伤寒论》关于桂枝汤功用的解法最乱。计有发汗、解肌、解外、解表、调和营卫、救邪风、和解等９说。其中以发汗说条文最多。
２.３.２　桂枝汤证本来有汗甚或汗多，宋代人已经认识到此证属表虚。有汗或汗多不应再发汗，表虚更应忌发汗。故发汗说解不通桂枝汤。
２.３.３　解肌与发汗同义，自然也解不通桂枝汤。
２.３.４　解表、解外同义，但不涉及具体功用。即没有说如何解表、解外，不足以解释此方功用。
２.３.５　调和营卫之说，略同调和气血，过于宽泛，也不足以解释此方功用。
２.３.６　救邪风说是祛风说的依据，是针对病因的，但不能说中风即致表虚，因为判断虚证以正气为准，故也解不通。
２.３.７　桂枝汤很接近小建中汤，故拙论以补中而固表解此方。
２.３.８　《本经》无一字言及桂枝发汗、解肌，而有补中益气之说。拙论更有了经典依据。
２.３.９　按拙见可以解通桂枝汤类方，否则，桂枝汤类都解不通。
以上要点，将旧作概括无遗。但详细了解拙见最好还是读一下原作。
总之，拙见以为，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的成说不可取。改为“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尤其不可取。其实，按照中医理论，本来不应该这样说桂枝汤功用。桂枝汤证本来是表虚，怎么可以再解肌发表呢？这不是无视虚虚之戒吗？简言之，桂枝汤是以温补为用的。这是中医治外感最有特色的治法。后世补中益气、甘温除热的方法就源于桂枝汤。
值得指出的是，拙见在古人那里也有同调。
徐大椿《伤寒类方》就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须助以热粥。
如果说徐氏所说桂枝指桂枝汤，请看尤在泾的说法。
他说：“后人不能尽桂枝之用，而求之人参归地之属，立意则同，而用药悬殊矣。”［２０］显然，尤氏以为单味桂枝主温补无疑。尤氏之书是很有名的，我们的方剂和伤寒学家却不得其要。
元代的王好古更是和笔者一样，看出了桂枝发汗之说不妥。
他说：“桂枝甘草汤，此又用桂枝闭汗也。……桂枝汤下发汗字，当认作出字，汗自然发出，非若麻黄能开腠理，发出其汗也。”［２１］看来，王氏也不认为桂枝的功效是发汗。
可惜，伤寒学发展近２千年，解放后整理５０多年，关于桂枝汤和桂枝的认识仍死守成无己之说，反而不如元明清代学者的见解进步。
３　参考桂枝汤类方研究桂枝
单据关于桂枝汤的浅见，还不能肯定单味桂枝的功效就是补中益气（暗含温法）。但是，不采用此说，桂枝汤类方都解不通，拙见就值得重视了。按归纳法原理，桂枝汤类方，不采用温补之说都解不通，只能得出桂枝主温补的结论。比如，发汗过多，心慌不稳的那一条（６４条），用桂枝甘草两味治疗，用中药学的“发汗解表，温经通阳”完全解不通，按拙见就解得很通。据此说桂枝的功效是“补中益气”，毫不勉强。何况《本经》确有此说呢！再如，若桂枝之用为了发汗、解热，本来有汗的桂枝证，服桂枝汤之后何必温覆、啜热粥而仅求微似有汗呢！
又，除芍药外，桂枝汤是由食品大枣和调味品桂枝、生姜、甘草组成的，真正的全方还要加上热稀粥。显然这是病人需要营养，需要热量。营养和热量主要从热稀粥来。作为调味品的桂枝主要是促进消化吸收。通俗地讲补中益气，不过如此。桂枝增加热量，不是快速产热，而是通过促进消化吸收，增加产热的物质基础，因而不是使体温快速升至顶点而发汗。
　　４　如何看“新世纪”所列桂枝药理
　　细看一下“新世纪”所列药理，便会发现不但多有自相矛盾，而且至少发汗和解热不是编者自信无疑的。（本标题引文俱见“新世纪”３０—３１页，不再出注）
　　比如，桂枝促发汗竟成了“扩张血管促发汗”，莫非生理书上有此说吗？其实，即便桂枝真能扩张皮肤血管，也不一定促发汗。西药阿托品（源自洋为中用的药物洋金花）就扩张皮肤血管，却明显止汗。反之，麻黄能收缩皮肤血管，发汗作用却最强。
又说：“桂枝单独应用发汗作用弱，若与麻黄伍用，则发汗力增强”，联系讲麻黄发汗时也说，伍用桂枝后发汗作用明显增强。那么，麻黄发汗作用也不强了吗？如果麻黄发汗作用强，桂枝伍用麻黄则发汗力增强，就能说明桂枝本身发汗作用增强了吗？初学者大概很难理解编者想说清什么。在下的理解是：只能说麻黄发汗力强，它是唯一发汗力强的，桂枝即便有发汗作用，也很弱，而且和麻黄发汗机理完全不同。
　　再如说：“解热和降温作用，可能在于扩张皮肤血管，使机体散热增加以及促进发汗的结果。”其实，桂枝真的能扩张皮肤血管并促进发汗，其解热和降温作用就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因为除了发汗和扩张皮肤血管，人体再没有快速散热的手段。
　　至于抗病原微生物体外实验，没有说什么样的浓度和多么强的抑制作用，几乎没有意义。如果能肯定，桂枝汤那样的桂枝剂量，在人体内达到的有效成分浓度，体外实验有明显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关于桂枝主温补的拙见就该收回了。然而，“桂枝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挥发油”，这种成分是很容易煎跑（挥发之意）的，血液内的浓度尤其难测量。故有关实验很难设计、操作。
　　总之，“新世纪”所列桂枝药理大概只有一种是确切无疑的。即“桂皮醛能促进胃肠平滑肌蠕动，增强消化机能”。编者把这一作用列在“此外”当中，笔者则认为它是桂枝的主要药理作用。其它作用都是这一作用衍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有“桂枝水煎剂注射给药，能增加冠脉血流量”吗？拙见以为，这一作用可以发掘或发扬，但桂枝煎剂口服，与注射给药之间大概差别很大。不能据以肯定传统用法有这样的作用。
　　５　扶正祛邪——最有特色的中医治法
　　桂枝证是表寒虚证，治法自然应该温补以固表。伤寒第一方，就是通过温补扶正祛邪的。创制补中益气汤的李东垣，比较明确地承认受桂枝汤和小建中汤启发。后人也重视扶正祛邪法，而且形成明清两代的温补学派，然而却无人明确说过桂枝汤也是扶正祛邪的。原因大约有二。
　　一是《伤寒论》本身即多说此方发汗，古代环境下，即便发现此说不妥，愿意正面指出经典和医圣错误的人也极少极少——尽管如此混乱的解法必非出自一人之手。
　　二是清代温病学比较盛行，这个学派是从注重祛邪的寒凉派发展来的。扶正祛邪法是易水和温补学派发扬的。吴鞠通用桂枝汤治温病初起，颇遭时人诟病。悉心研究桂枝汤的人少了。
　　总之，桂枝属于辛温药，却不峻烈。否则桂枝汤不可能再三连续使用，而仅求微似有汗。桂枝的主要功效是补中益气，也就是“新世纪”中说的“增强消化机能”。由此衍生的作用可以很广泛。《本经》说桂枝可以治呼吸困难等，倒是值得注意。
３　关于柴胡
苏颂说：“后人治寒热，此（指柴胡）为最要之药。”［２２］故宋代之前，治外感时，柴胡就远比麻黄常用。
宋代医家，曾经广泛使用柴胡汤甚至单味柴胡治热病初起。现代中医治外感，使用柴胡的频率也应该高于麻黄，治内伤尤其多用柴胡而少用麻黄。故柴胡是很常用因而重要的中药。
传统认为，柴胡有哪些功效呢？
《本经》所说主治很多，其中包括（除）寒热邪气。后世本草大多也强调它的除热作用。唯甄权、日华子说可以补五劳七伤。自寇宗奭痛驳此说后，不再有人强调其补益作用。如果归纳历代本草见解，柴胡的主要功效就是除热。
宋代之前，并无柴胡疏肝解郁、升举清阳之说。由于本文已经很长，不再讨论这两种功效的来历和浅见。
由于解放后的有关教材，长期摆脱不了成无己解小柴胡汤的错误见解。柴胡的功效长期说不清。
１９７８年版《中药学》教材说，柴胡功效为：透表泄热、疏肝解郁、升举清阳。［２３］
２００２年版《中药学》教材说，柴胡功效为：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２４］
“新世纪”说：柴胡具有和解表里、疏肝、升阳之功效。［２５］
看来，《中药学》和“新世纪”对柴胡功效的说法出入较大。关键出入，在柴胡到底是和解表里还是解表、透表。笔者以为，２００２年版中药教材说得最准确。“新世纪”最不准确。不知道为什么，一套系列教材，对同一味药物，说法不同。
说柴胡和解表里，是照搬了柴胡汤全方的解法。这说明“新世纪”对柴胡的传统理论把握明显不足。所以，必须首先说明“和解表里”问题。
３.１　关于和解表里
　　一提和解表里，就会涉及柴胡汤。拙见以为，说柴胡汤主和解表里至少是不准确的。
如何理解柴胡汤主和解之说呢？详细拙见请参看旧作《伤寒论新解》第三章，第四节“柴胡汤新解”。［２６］
要而言之，柴胡汤主“和解表里”之说，始于成无己。《伤寒论》并无柴胡汤主和解之说。经文中“和解”二字连写的只有一条，却是关于桂枝汤的。［２７］仲景明言小柴胡可“解外”、［２８］“和胃”。［２９］据此，“和解表里”应改为“解表和里”。同样还是这四个字，含义却大别。其确切含义是“解表”、“和胃”。这样理解不仅符合仲景原意，解通《伤寒论》，而且更便于解释后世用法。所以，拙见并非有意死守经典。
柴胡汤不像麻黄汤、桂枝汤那样分别单纯以发汗和补中为用。即便小柴胡也是温清并用、攻补兼施。所以，此方虽以柴胡命名，却不可企图完全或基本上用柴胡功效解释全方。“新世纪”却有此意。
“新世纪”说：“柴胡的解热、抗病原微生物、抗炎、促进免疫功能等作用是其和解表里的药效学基础。”［３０］
假如这样，柴胡汤中的其他药物就可有可无了。
实际上，小柴胡中至少黄芩、人参、生姜、半夏不可少。黄芩的抗微生物作用远比柴胡强；人参则是促进免疫功能的主要药物；生姜、半夏为解除心烦喜呕必须。单讲柴胡，它的作用只是“解表”或“解外”，而不能“和里”。
由于和法（即和解法）后来成为中医治病八法之一，此说必须概念准确。
如何理解和法或和解法，并见旧作“柴胡汤新解”。
简言之，和法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治疗，略如今所谓“调整”。和解法总是或寒热并用、或补泻兼施、或表里兼顾等，不是单一疗法。
总之，说柴胡汤主和解就很不恰当，说单味柴胡主和解表里更是错误的。研究柴胡药理时，要首先弄清这一点。
３.２　关于柴胡解热、抗微生物和利胆
“新世纪”分８个题目列述了柴胡的１２种主要作用，又列述了３种次要作用，还有２种更次要的作用。若问：主要作用是平行或互不相干的吗？次要作用有值得发掘的吗？传统用法使用的主要是哪种作用呢？中药教材曾说它有抗疟作用，为什么“新世纪”不提呢？
本文不再讨论和升阳有关的药效，也不再一一回答上述问题，只就解热、抗微生物和利胆作用略谈浅见。
３.２.１　关于柴胡解热
柴胡确实有西医解热镇痛药那样的解热作用，“新世纪”也大体上是这样解释的。对此似乎不必多说。实则不然。
比如若问：柴胡解热是否可以解表呢？假设如此，古人曾用小柴胡通治四时感冒不是大体正确吗？
回答问题之前，再说一遍，“和解表里”，不等于解表，也不等于“解表和里”。如上所说，柴胡是不能“和里”的。
“新世纪”仍然说，柴胡适用于：寒热往来的半表半里之热。于是，柴胡不能用于解表。
拙见以为，古人和当代中医用柴胡治热病，首先用的是“解表”作用，即仲景所谓“解外”作用。
那么，柴胡解表是什么意思呢？
简言之，这时柴胡相当于阿司匹林等解热镇痛西药。
尽管按中医概念，解表不等于解热，柴胡“解表”却是用的“解热”作用。中药教材早已把柴胡列入解表药的发散风热药，就是在理论上承认柴胡可以用于温热初起，因而可以解表，也可以解热。“新世纪”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和中药学保持一致。据此，小柴胡通治四时感冒，虽非完全正确，也只有寒象明显和典型表实证不宜用。这就是为什么热病初起用柴胡注射液或小柴胡，不算大误。早已上市的柴胡注射液，就注明其功能主治是清热解表。只是，严格辨证论治治热病初起，还是要弄清寒热虚实，使用相应复方。
３.２.２　关于柴胡抗病原微生物
“新世纪”说：“体外实验显示，柴胡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霍乱弧菌、结核杆菌、钩端螺旋体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３１］
笔者无条件重复有关实验，但基本相信有关实验结果。但据我理解，“一定的抑制作用”就是作用不强。这应该是为什么柴胡不属于清热解毒药，柴胡汤中必须有黄芩。
此外，笔者想谈谈柴胡与结核杆菌的问题，因为《本草纲目》记述了古人曾经广泛使用柴胡治痨病。由于西医也曾经认为，阿司匹林可以根治结核病而广泛使用，这个问题值得药理学家了解。中药药理学家显然应该精通中药学和西医药理学。提供一个双方都曾经出现过的史实，应能加深对柴胡药理的理解。
《本草纲目》说：“［宗奭曰］柴胡本经并无一字治劳，今人治劳方中鲜有不用者。呜呼！凡此误世甚多。……劳者牢也。当须斟酌用之。……热去即需急止。若或无热，得此愈甚，虽致死，人亦不怨，目击甚多。”［论述颇长，摘要引出］［３２］
寇宗奭所说的“劳”不一定都是结核病，但应该结核病居多。寇氏提示我们，柴胡治劳，主要用于解热。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柴胡不能治愈结核。后世中医也不再注重柴胡治痨病。所以不能据体外实验，证实柴胡有抑制结核杆菌的作用，就认为它可以治疗结核病。“新世纪”对许多药物都列出一系列药理作用，这虽然是药理书的常规做法，却不能认为中医使用这些药物时，同时利用了所有药理作用。也不能认为凡是列出的药理作用，都可以据以临床应用。
阿斯匹林发明（１８９９年）之初，也曾经广泛用于结核病，而且一度认为可以根治结核病。此种用法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０年代。我国医界老前辈傅连璋先生，就在那时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撰文介绍过自己的经验。后来经过长期观察，证明此药可以缓解发热等不适，却不能延缓死期，才否定了它根治结核的作用。
总之，柴胡的作用非常广泛，一般读者，不容易得其要领。在笔者看来，中医实际上使用的是它的解热、利胆两种作用。
３.２.３　关于柴胡利胆
利胆中药不以柴胡作用最强，柴胡汤中的黄芩利胆作用就更强。典型的利胆方茵陈蒿汤既不含柴胡，也不含黄芩。拆方研究自然可以确定何者最强。不过，由于阻塞性黄疸和混合性黄疸大多伴有发热，柴胡兼有两种作用，而且解热作用为其它药物所不及，它对肝胆病就更加重要。假如是没有黄疸的胆汁分泌不畅（笔者认为，中医所谓肝气不舒，多有此种病理），不宜于使用典型利胆方，柴胡往往是首选药。柴胡疏肝解郁大概应该这样理解。
参考文献：
［１、２］侯家玉.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编写说明，２１.
［３］张昌绍.现代的中药研究.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１９５３.４－５.
［４］侯家玉.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８.
［５］马堪温，赵洪钧.伤寒论新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９６－２０２.
［６、１５］见《伤寒论》第２９、６４条.
［７］高学敏.中药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３.
［８］侯家玉.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８.
［９］上冠芳.麻黄碱中毒３例报告.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９３，１１［２］３０５.
［１０］王润生，杨淑坤，王继红.中医复方研究和应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２８.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侯家玉.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９、２６、２７、３１.
［１６］邓中申.方剂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３.
［１７］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７８.３８.
［１８、２４］高学敏.中药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３. ８３.
［１９、２６］马堪温，赵洪钧.伤寒论新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７５—１９１. ２１５—２２６.
［２０］尤在泾.伤寒贯珠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１.
［２１、２２、３２］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４２.
［２３］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７８.５１.
［２５］侯家玉.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１.
［２７、２８、29］见《伤寒论》第３８７、１０４、２３０条.
［３０、３１］侯家玉.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０. ３１—３２.

   
附二：《物种起源》摘评
达尔文时代，科学研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组织。除了跟随贝格尔号到美洲进行考察的那五年，他的研究也是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就是跟随贝格尔号考察，研究设备和一切私人用品，也是自己花钱准备的。当然，五年免费乘船探险而且供应膳食，也是那时中国人不具备的条件。除了一度担任皇家学会秘书之外，他没有任何职务，自然没有职业收入。长期坚持研究，也不容易。好在他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不必为生活奔走，才有可能完成千古不朽的科学贡献。
达尔文是一个很温良谦和的人，对前人和当时的著名博物学家多赞誉之词。对反对进化学说的同行，从不进行学术以外的批评，而且言辞温和。这至少是他得到很多同行的帮助的原因之一。但是，为了捍卫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赫胥黎却不得不同当时一切世俗之见——包括“学术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不过，笔者认为，尽管《物种起源》极有说服力，进化论也只能先在英国那样的环境中得以确立。当时其他欧洲强国的科学气氛远远不如英国。在大陆欧洲，政治权势和实质上也是政治的宗教势力干预，至少可以暂时扼杀达尔文学说。
举世闻名的《物种起源》，不是卷帙很大的著作——比《本草纲目》小多了。作者的目的也不是讲述具体生物知识，而是根据当时博物学界已有的大量知识提出理论见解。即我们熟知的“进化论”。
生物为什么会进化呢？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外，就是不一定对生物有利的“人工选择”。
下面先摘引的主要是“人工选择”的内容，因为有关知识为一般人熟悉。
引文均据周建人等译，１９９１年商务印书馆三卷本。
大多数从古代就家养的动物和植物，究竟是从一个还是从几个野生物种传下来的，现在还不能达到任何明确的结论。那些相信家养动物是多源的人们的论点，主要依据我们在上古时代，在埃及的石碑上和在瑞士的湖上住所里所发现的家畜品种是极其多样的；并且其中有些与现今还生存着的种类十分相象，甚至相同。但这不过是把文明的历史推到更远罢了，并且指出动物被家养比从来所设想的更为悠久。瑞士湖上的居民栽培过几个品种的小麦和大麦、豌豆、罂粟（制油用）以及亚麻；并且他们还拥有数种家养动物。……我们知道，今天几乎没有一个种族不开化到连狗也不饲养的。
大多数家养动物的起源，也许会永远暧昧不明。但我可以在此说明，我注意到全世界的家狗，并且经过苦心搜集了所有的既知知识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狗科”的几个野生品种曾经被驯化，并且它们的血在某些情形下曾经混杂在一起，在我们的家养品种里流着。……关于马，我与几个作家的意见相反，我大体相信所有的马族都属于同一个物种，理由不能在这里提出。我曾经饲养过几乎所有的英国鸡的品种，使它们繁殖和交配，并且研究它们的骨骼，我觉得几乎可以确定地说，这一切品种都是野生印度鸡的后代……关于鸭和兔，有些品种彼此差异很大，证据清楚地指出，它们都是从普通的野生鸭和野生兔传下来的。（第一卷，３１－３２页）
上述引文接着几乎涉及中国以外的一切地区。没有众多的博物学家如此广泛的研究是不可能造就达尔文这一伟人的。
下面摘引关于“本能”的两段文字，不少读者可能已经从科普书籍、电视节目中了解到其中所述的知识，但是，未必从中想到常识与科学观察的区别。
各种动物本能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知道一个极其有力的事例表示一种动物的活动表面看来完全是为了别种动物的利益……这就是蚜虫自愿地把甜的分泌物供给蚂蚁：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他们竟如此自愿地这样做。我从一株酸模植物上约十二只蚜虫的一群里把所有的蚂蚁都捕去并且在数小时内不让他们再回来。过了这一段时间，我确实觉得蚜虫要进行分泌了。我用放大镜观察了一些时候，但没有一个分泌的，于是，我尽力模仿蚂蚁用触角触动它们那样地，用一根毛轻轻地触动和拍打他们，但还是没有一只分泌；随后我让一只蚂蚁去接近它们，从它那慌忙跑走的样子来看，他好像立刻觉得发现了何等丰富的食物；于是他开始用触角去拨蚜虫的腹部，先是这一只，然后那一只；当各蚜虫一经觉到它的触角时，即刻举起腹部，分泌出一滴澄清的甜液，蚂蚁便慌忙地把这甜液吞食了。（达尔文认为这仍然不是因为蚜虫的本能专门为了蚂蚁的利益——洪钧注）（第二卷，２９１—２９２页）
养奴隶的本能——这种可注意的本能，是胡伯尔最初在红褐蚁里发现的，他是一位甚至比他著名的父亲更为优秀的观察者。这种蚂蚁绝对依靠奴隶而生活；如果没有奴隶的帮助这个物种在一年之内就一定要灭绝。雄蚁和能育的雌蚁不从事任何工作，工蚁即不育的雌蚁虽然在捕捉奴隶上极为奋发勇敢但不作其它任何工作。它们不能营造自己的巢，也不能哺喂自己的幼虫。在老巢已不适用，势必迁徙的时候，是由奴隶决定迁徙的事情，并且实际上它们把主人们叼着搬走。主人们是这样的不中用，当胡伯尔捉了三十个把他们关起来，而没有一个奴隶时，虽然那里放入了他们最喜爱的丰富食物，而且为了刺激他们进行工作又放入了他们自己的幼虫和蛹，它们还是一点也不工作；它们自己甚至不会吃东西，因而许多蚂蚁就此饿死了。胡伯尔随后放进一个奴隶——黑蚁，他即刻开始工作，喂哺和拯救那些生存者；并且营造了几间虫房，来照料幼虫，一切都整顿得很有秩序。有什么比这等十分肯定的事实更为奇异呢？……（达尔文接着对另一种蓄奴蚂蚁，叙述自己的观察，证明蚂蚁蓄奴本能的逐步进化——洪钧注）
我曾掘开十四个血蚁的巢，并且在所有的巢中都发现了少数奴蚁。黑蚁种的雄蚁和能育的雌蚁，只见于它们自己固有的群中，在血蚁的巢中从来没有看见它们。黑色的奴蚁，不及红色主人的一半大，所以它们在外貌上的差异是大的。当巢被微微扰动时，奴蚁偶尔跑出外边来，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地十分激动，并且保卫他们的巢；当巢被扰动得很厉害，幼虫和蛹已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奴蚁和主人一样奋发地把它们运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因此，奴蚁显然是很安于它他们的现状的。在连续三个年头的六月和七月里，我在萨利和萨塞克斯，曾经对几个巢观察了若干个小时，但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奴蚁自一个巢里走出或走进。（下文是达尔文对不同养奴蚁的非常有趣的观察，因为篇幅关系，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查看——洪钧注）（第二卷，３０４—３０５页）
对蚂蚁的观察，是很多儿童——包括少时的笔者——就有的兴趣。但是，没有科学素养的头脑，不可能发现上述奇异现象，进而发现科学规律。而科学素养的头脑需要科学的环境，这是李时珍时代中国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