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科学在强权之下呻吟——李森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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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院为表彰在基因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而颁发的金柏奖奖章。奖章上铭刻的四位生物学家分别为达尔文、孟德尔、贝特森和摩尔根。在李森科看来，他们都是“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李森科曾经是苏联科学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不见底的黑暗深渊，无数的优秀科学家在李森科的“科学独裁”下遭到迫害，腥风血雨弥漫在整个苏联科学界，并且，这种噩梦整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它是所有人心中的一块伤疤，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然难以磨灭。  
　　科学新贵  
　　李森科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曾经先后在两个园艺学校就读。1925年，27岁的李森科从基辅农学院毕业，随后到了育种站工作。在当时的乌克兰，农作物常常会由于霜冻的缘故而大幅度减产，从而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当时的苏联政府对此一直感到相当苦恼和忧虑，但是又苦无对策，只能被迫维持现状。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森科的父亲把在雪地里过冬的乌克兰冬小麦的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当年的收成出奇地好。这件事情引起了当时还是育种员的李森科的注意，于是，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育种方法，即在种植之前令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不可否认，李森科的这项工作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颇具政治头脑的李森科开始了他政治投机的第一步。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限夸大，声称找到了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当时的政府正在因为粮食短缺发愁，而李森科却“恰巧”在这种时候提出了他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于是，事情的发展就向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进行了。他的举动首先引起了乌克兰农业部的重视，他们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指定由李森科负责。  
　　虽然李森科基本上没有读过生物学名著，并且还特别蔑视对生物遗传学的研究，但是，由于李森科并不是一个一心想搞科研的学究型人物，他有着自己的一套圆滑的处世哲学，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苏联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瓦维洛夫是当时苏联最有名的遗传学家，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名声。瓦维洛夫就很喜欢这个有着一股子干劲和激情的年轻人，并且一手扶植他。1934年，作为老师的瓦维洛夫，热情地向科学院生物学部介绍了李森科的春化试验，并推荐李森科入选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担任敖德萨研究所所长。  
　　李森科的这种所谓“技术成果”，在研究开展的初期，并未受到其他科学家们的怀疑，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项科研项目只是李森科借以达成自己政治理想的跳板，甚至有人还对这种方法所能获得的结果期望甚高。但假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不久之后，他就受到了正直科学家们的批评。  
　　当时，苏联科学界已经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李森科用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这一政治动向，于是他处心积虑，把自己打扮成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他宣称，只有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在李森科看来，由孟德尔和摩尔根等人建立的西方遗传学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西方的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第一个对李森科提出异议的是美国遗传学家穆勒，他坚持经典遗传学是正确的。穆勒是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曾经因为发现诱发突变而荣获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和李森科的老师瓦维洛夫私交很深，1932年冲破了重重阻隔，受瓦维洛夫的邀请来到苏联，在办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组建了苏联的第一个人工诱变实验室，推动了苏联遗传学的发展。由于穆勒提出了反对观点，瓦维洛夫也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李森科的理论。经过谨慎和缜密的研究后，瓦维洛夫坚决地站在了穆勒一边，并且成了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狐假虎威  
　　就在李森科的“画皮”即将被剥去之时，一场会议挽救了他。1935年2月14日，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高统帅斯大林亲自出席。李森科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这篇发言可谓是李森科处心积虑的成果，他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在发言中将学术纷争升级到政治高度，声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一样，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做斗争”，他将他的反对者们做了这样的政治划分：“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  
　　李森科的这篇发言，名为学术总结，实则是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的做法得到了最高领袖斯大林的认可。在这种情形下，已经没有人会去关注春化处理对小麦增产并无作用的事实了。三个月后，不学无术的李森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得他对一班反对者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他倚仗斯大林的“宠幸”，开始以其“理论”——即所谓的“李森科主义”——对现代遗传学进行全面进攻，并逐渐将恶劣影响波及整个苏联科学界。  
　　首先遭殃的是穆勒，当初他是第一个对李森科所持遗传学观点提出异议的人，如今，枪打出头鸟，也是预料得到的。不过穆勒为人比较机警，又因为是美国公民，所以，经历了重重波折，他终于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回到了美国。  
　　但是，瓦维洛夫就没有穆勒那么幸运了。虽然李森科曾经受过他的提拔，并由他一手扶植坐到了敖德萨研究所所长的交椅上，可惜，李森科不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在他的头脑中，似乎只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种信条——典型的政治家才会具有的思想。1935年后，瓦维洛夫与李森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此期间，李森科的势力不断扩大，旗下鹰犬众多，都是些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徒，他们不断地利用政治手腕将一些莫须有的帽子扣在瓦维洛夫头上，将他指责为“摩尔根-孟德尔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等。  
　　1937年5月8日，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出现了苏联科学史上一次青红不分、指鹿为马的闹剧。本来手握真理的瓦维洛夫派遭到了李森科派的围攻，而围攻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学术的争论，完全变成了政治辩论。这真的不能不说是整个科学史中最为丑陋的一幕：科学与真理在肮脏的政治手腕面前，被迫低下高遗的头。  
　　逆我者亡  
　　到了1940年，瓦维洛夫在李森科一伙人的政治高压摧残下，已经疲惫不堪，健康状况极差。他的研究也几次被迫中止。7月23日，瓦维洛夫因为一位女科学家被停止研究工作一事，再次同李森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他遭到了李森科的疯狂报复。  
　　1940年8月6日，几个秘密警察来到了瓦维洛夫的家中，以“积极参与了反苏破坏组织的活动，是一名外国间谍”的罪名，将瓦维洛夫强行带走。瓦维洛夫的案件被定为特大间谍专案，编号为’NO1500”。然而李森科的报复心并未因为瓦维洛夫的入狱而得到满足，他一心想要借此机会排除所有异己。于是，犹如中国古代的株连政策，瓦维洛夫的很多同事也因此被逮捕。  
　　在狱中，瓦维洛夫受尽折磨，每天都要被提审，每次提审时间超过十小时，甚至日夜无休地对他进行人身迫害。于是，一个文弱的学者，终于被屈打成招了。最后，这位对苏联科学界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幸而后来由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干预，其死刑才没有立即执行。  
　　但1942年1月的一天，几个穿着警服的人把他从萨拉托夫狱关押重要政治犯的3号牢房里叫了出来，对他说，要送他去医院。此时的瓦维洛夫由于受到了长期的非人折磨，加上极度的营养不良，已经形容枯槁，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大衣，就这样被带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一代科学英才，就这样了无声息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叱咤一时  
　　竞争对手一个个被打垮，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流放，有的还在牢狱之中。李森科周围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弱。而在这期间，李森科又在做什么呢？借着强硬易态度和铁血手腕，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可谓风生水起，不可一世。他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九次列宁勋章的获得者，他是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也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曾经蒙受斯大林亲自为他改稿的殊荣。可是，这一切的光环背后，隐藏的是李森科卑微的理想和卑鄙的人格。  
　　在1946～1947年中，苏联科学界的这种荒唐现状开始出现些许转机，开始有人对李森科主义进行明确的批判，并且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的支持。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女婿，同时也是斯大林的主要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所以，他的支持，对当时肆意横行的李森科等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可是，正当人人都觉得曙光初现之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在李森科主义摇摇欲坠之时，李森科的政治手腕再一次发挥了功效。李森科在危急关头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1948年8月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即著名的“八月会议”）上，李森科宣读了经斯大林亲自审查修改并由苏共中央批准的大会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他豪气冲天地宣称，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对苏联遗传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整个苏联科学界永远无法弥补的一个巨大伤口。无数的实验室被迫关闭，很多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被迫中止。  
　　烟消云散  
　　1952年底，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植物学杂志》出版了，它再次对李森科主义提出质疑。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更加加速了李森科之流的毁灭进程。1955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当局，要求撤消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这个请求被接受了。1956年初，李森科被迫辞职。  
　　可是，历史再次重演。此时的苏联政府牢牢地控制在赫鲁晓夫的手中，他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学术研究无奈再次地屈服于政治权威之下。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依靠政治手段获得学术地位的李森科既然失去了政治靠山，那么，他那凭借政治手腕筑构起来的学术权威也就在瞬间土崩瓦解了。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职务。这就宣布了李森科维持了多年的“科学”生命到此终结。

炎黄子孙

[这个贴子最后由炎黄子孙在 2008/11/09 11:56am 第 1 次编辑]

如今，
凡是中医或民间中医对于杀手疾病的治疗，都已经被当作伪科学、巫婆、神汉、江湖骗子来对付了，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医学机构能够以科学的检验态度来对待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科学似乎已经成了对付中华民族医学承传的专政工具，动不动就有人叫嚷要用法律来制裁民间中医的一切研究，
那些坏东西就隐藏所谓科学与法律的背后，成了国外制药集团奸细所想做，都做不了的坏事，来危害我中华民族医药的发展！

自然奥妙

悲哀的制度,害人的工具.

红杉树

权利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造福,走错道遗臭人间.................

求实

[这个贴子最后由求实在 2008/11/09 01:32pm 第 1 次编辑]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丧权辱国之痛，西方列强包括自称“脱亚入欧”的日本，皆张牙舞爪、磨刀霍霍来宰割中国。当时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中国多年野蛮专制、积贫积弱的原因追索到更深的文化层次，发现和平、专制、驯良、忠孝的儒学“羊文化”，在西方征服、民主、竞争、自由的“狼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推翻旧礼教传统，不解放妇女，不励行改革就没有出路。鲁迅先生面对处在危亡之际仍顽固守旧的中国社会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救救孩子！”
　　从此以后，《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了我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优胜劣败、革命斗争、弃旧图新、彻底砸烂旧世界被视作社会进步的规律。与此同时，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迷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可以造福人类进而改换生态，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肆虐着整个中国大陆。今天，当中国13亿人民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同全世界人民共同迈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以无限深情缅怀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流血牺牲、奋斗不息的先烈。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打败了曾在中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收回了被列强割据的香港、澳门，使中国人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然而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向往的那种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目标或许尚有差距，然而他们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似乎已经做到了！当前人到中年担当社会大任的新一代人，大多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激荡年代，那时中国文化的典籍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至于后来自幼看卡通片、玩游戏机长大的“新新人类”，更不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何物！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追求高利润，在生活上追求高消费的价值观念如洪水猛兽般涌入地球的东方，东方儒学文化圈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不出英雄、缺少君子的价值观支离破碎的年代。在中国，真正熟悉和研习老子、孔子等中国哲学的仅限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少数学者，甚至连保障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中医和针灸等医疗技术也仅是各大医院角落里的小科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中国人自己边缘化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引进外来的佛教文化，是以中国老子、庄子的道学文化作桥梁，以道学术语理解、比附、解释佛学，称之为“格义佛教”阶段。而近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由胡适、冯友兰等学界前辈肇其端，胡适首将道学文化作为中国哲学之始基，冯友兰则始终以儒学文化贯通中国思想史，然他们却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即以西方哲学“格义”出“中国哲学”。好在胡适、冯友兰那一代学人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虽以西方哲学的观点透视中国哲人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建国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又照搬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仅限于给中国哲学家划定“阶级成分”或分别归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以这种中国哲学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胡适、冯友兰那代学人的国学功底，又没有他们那代学人真正的西方哲学功底，直到这批上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穷年累月熬成教授、博士生导师，再教出来的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则或几乎息矣。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少数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即这般模样，我认为真正以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理念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起步。哲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哲学的研究尚且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可想而知。由于近世中国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关头难以抑制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情绪，迫不及待地全盘西化，照搬苏俄，跟着外国人的思想观念亦步亦趋，这就错认了祖宗，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老祖宗。一个忘记祖宗、丧失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我中华民族真正的“老祖宗”伏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开创的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衰关乎着我们的民族命运和国运，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根子。中国要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就不能不首先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把中国老祖宗的传统融化进每个炎黄子孙的思想和血液中。从少儿到小学以至初中，是一个人性情定型、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记忆力最强的智慧待开发期，古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诵习中华圣贤经典，接受本民族文学、诗词、戏曲、音乐、美术、书法等所谓“棋、琴、书、画”的艺术熏陶，以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以色列民族之所以屡经劫难而民族精神不失，散布世界各地而杰出人才辈出者，其秘密正在于以色列人自幼就能背诵《圣经》，接受到严格的民族传统教育。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则从幼儿时期便将孩子推入残酷竞争的应试教育之中，这就难怪青少年犯罪激增，社会道德沦落，人生的价值观日益自私和缺乏诚信。失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只是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二等公民，从人生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城市建筑风格，衣食住行等皆失去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必将一厥不振。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像鲁迅先生那样高呼：“救救孩子”！----摘自《丹道法诀十二讲》胡孚琛著

求实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谓之“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经济阶级，却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而且知识分子本身又组成一个社会阶层，是民族命运和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我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至于三代时的政府，都设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黄帝称“合宫”，尧舜时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这就是古代的“明堂之制”，具有太学议政、选贤能（又称辟雍）、禅让天子（称封禅）等功能。“庶民”特别是“士”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今日天安门前树立的“华表”，实际上就是由古代专供老百姓提批评建议的“谤木”演化而来。中华古文明，源自母系社会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道学文明，本来就有“自由、平等、博爱”（即《道德经》之“安、平、太”）的民主传统，而知识分子就承担着维护这一民主文明精神的历史使命。直到战国时齐国设立稷下学宫，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从事教学、著书、议政的工作，所谓“不治而议论”，说明我国的学校早就有传道和议政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临近灭亡时，几乎都要首先出现残杀知识分子的历史事件。而后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明清之“文字狱”和“党禁”，乃至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人的喋血，然知识分子的“士气”尚未丧尽。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无不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和使命感。这就是说，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先生在晚年赞许的那种“中国的脊梁”。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取得某种学历或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就可以称得上“士”的。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能通晓中华文明的精髓，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同命运，有“正大光明”的浩然之气，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终生奋斗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有包举宇宙为全人类谋生存的胸怀，有不为当权者富贵荣辱的诱惑和威胁所动且能独立思考敢于仗义直言的气节和风骨，方可谓之有“士气”。所谓“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借助伏羲、神农、黄帝、蚩尤等老祖宗所遗留的传统文化的力量来救中国，进而救世界，不但要有士气，还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只要认真考察那个时代的士气、学风和文风，就可预测而知矣。－－－－摘自《丹道法诀十二讲》胡孚琛著

求实

上个世纪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从而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有士气，又有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当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漂洋过海，为国家的富强留学海外，回国后都能独当一面，以所学的各科文化知识报效祖国。正是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士气，学风和文风没遭到破坏，所以中国虽遭西方列强的宰割和日本强盗的的蹂躏，但中国没有灭亡，民族仍又复兴，还搞成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国防工程。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及一系列“革命大批判”运动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噤若寒蝉，而一些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包括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些搞大批判为生的“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乘机爬上高位，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受伤害。在中国学术史上，凡属政治变革时期，往往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的现象。魏晋时期汉代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现了玄学、佛学、神仙道教等流派，黑暗的门阀世族统治和长期的社会动乱也使学风日见衰替。《三国志·董昭传》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近世之学风败坏，莫过于“文革”后期之“评法批儒”政治运动。著名高校的某些学者追随官方的政治意图推崇法家，藐视道家，诋毁儒家，颠黑倒白地丑化周恩来总理，搞影射哲学。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适应政治环境创新出一种旷古少见的名为《致敬电》的文体，文风又败坏到极点。“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学风和文风一直没来得及得到认真清理，就又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误入市场化、功利化之途。某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为了评博士点、评职称、评各类奖项和资格，以功利为目的突击出书，托关系发表文章，凑假数据报科研成果，形成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浮躁学风。由于无法形成权威和公正的学术评审机构，只能突出权力的参与作用，一些人为功利目的粗制滥造顺时应景的学术成果，甚至拉关系搞交易雇用媒体炒作，乃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虽生逢“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历尽坎坷，但生活意志亦受到磨练，尚能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在“改革开放”后不乏能担当大任的人才。流风所及，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尚未丧失民族精神，他们促进了时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并自发地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至九十年代在互联网和各种媒体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不再关心政治而追求生活享受，以到外资企业任职为荣，力图尽快在高消费的社会中出人头地。个中因缘，有不堪言者，有不忍言者，特别是某些教授或“儒学大师”，道德败坏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里通外国者有之，触犯刑律者有之，泄露国家机密者有之，贪污腐败者有之。而大学生中则有自杀者，有杀人者，有搞传销者，有接触毒品者，有卖淫者，有“代孕”者，“礼义廉耻”之缺失，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已勿论矣。－－－－摘自《丹道法诀十二讲》胡孚琛著